【內文試閱】
實質的論爭：道德秩序與社會危機——透視現代文化 / 史蒂芬．謝德門（Steven Seidman）
亞歷山大（Jeffrey Alexander）在第一部分中已檢視了文化分析所涵蓋的一些概念上的困境。然而，如何才能掌握意義，並不只是社會研究學者在分析上才會遭遇的問題；那同時也是我們每一個人日常生活中的實際問題。因為只有在大家彼此了解的情形之下，日常生活才有可能續進行。因此，詮釋（interpretation）不只是社會科學所專用的方法，它同時也是一種維繫社會生活的實際能力。
此外，研究人員和一般人的詮釋效應之間存在著一種微妙的關係。研究者必須要能夠感受被研究者的生活世界，符合科學精神的了解才有可能。研究者必須與研究的對象分享一些意義與規範，才有可能發展出「第二序的科學詮釋」（the second-order scientific interpretation）。再者，科學性詮釋必定是建立在日常生活的意義上；而這些意義無可避免地暴露了科學的立論基礎與思考架構。從反方向而論，研究者所做的詮釋也有可能會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以科學的角度詮釋社會事件，會因此形成社會力（social configuration）。和他們所研究的象徵架構（symbolic forces）一樣，研究者本身也會產製具有象徵意義的論述，有助於建構身份認同（identity）、為體制提供合理化的依據，以及形塑社會凝怒力等。由此可見，社會或人文學科占有一種相當奇特的位置：那就是，必須意識到本身所建構的知識，造就它們所要研究的生活形式。在本文中，我將依據以上的觀察，介紹當前有關現代文化的論爭中的一些主題。
觀念的架構：從千年至福（millennial）和啟示錄的角度談現代性（modernity）
人文學科誕生於社會危機之中。受到現代化的衝擊，西方社會的基本物質結構（material infrastructure）因而有所變動。現存的一些能夠賦與個人或群體生活秩序、身分認同和價值觀的象徵架構，已無法涵蓋正在興起的體制秩序和權威現代結構。當時許多人迫切地感到需要以一套超越基督教的語言，來創新的認知現實的模式、規範道德的辭彙、以及表達象徵意義的方法。大約到了十八世紀後期，科學，或更廣泛地說，一種世俗的分析理性（a secular analytic reason），儼然已成為一套為大眾接受的語言。也就是說，以這種理性為基礎所提出的真理和道德規範已取得正當性（legitimacy）。
人文科學藉由建構出新的人類本質、新的社會體制和新的歷史觀，達成建立「後傳統秩序」（post-traditional order）的目標。根據這個觀點，十八、十九世紀大量出現有關人性和社會的論述（例如：契約理論、古典經濟學、人類學、德國歷史學派的新歷史、社群主義和社會主義理論、社會達爾文主義，社會學以及馬克思主義等），都可視為是基督教與亞里斯多德式的天文學的替代品。它們所扮演的角色在於界定一個時代，解釋其起源及歷史意義，並規劃出可能的未來。人文學科將現代性的出現置於人類歷史發展的脈絡之中，以形塑出它所具備的特質。因此，十八、十九世紀中湧現的宏觀社會理論，並不只未開發社會科學，而是反映了個人或群體在面臨猶太╱基督教傳統式微時，對於象徵秩序和意義的需求。它們的作用有如世俗化的天文學，提供一幅人性的全貌，抑或是一些大敘述（grand narratives），解釋了我們是誰、來自何處、在歷史中所處的位置以及將面臨的未來。相對於認為二十世紀已從社會思想的時代轉型為社會科學的時代的觀點，我們只需指出：有關人類興衰成敗的大理論在目前並不見得就不值得注意。儘管我無意忽視這些理論在分析或解釋上所做的努力，但是我們仍然必須正確地認識到它們只是一些帶有神話特質的構思。它們為我們的起源和現在所處的狀況編造了一套完整的故事，賦與我們的生命過程一些意義和關鍵時刻。
士林學派（philosophies）和他們十九世紀的繼承人都是以一種世俗的、人類進化的千年至福的神話架構思考現代性的問題。對於啟蒙思想家而言，現代社會的來臨有其世界性與歷史性的重大意義。它標示著人類獨立自主運用理性開創自我的時代來臨了。現代社會透過科學推理擺脫原始的迷信和玄奧的幻影，開啟了人類掌控世界的新世紀。現代性所帶來的是一個前所未有的自由幸福的年代。在自然界、人性和社會之中發掘出來的普遍真理，以及它們全面性的傳佈最後將促成了啟蒙時代的來臨、社會的進化和更完美的人類。因此，現代性開啟了「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人類歷史興衰成敗反覆交替的循環過程即將在此結束。
認為人類不斷進步的世俗千年至福神話在十九、二十世紀的社會思想中占有同樣顯赫的地位。孔德（Auguste Comte）對於士林學派極為反感；但他仍認為人類的歷史述說著一個社會不斷進步、人性日趨完美的故事。他還認為人類心智遵循著法則，而有三個不同階段的發展，因此人類進化乃屬必然。現代社會，或所謂的「實證階段」（Positive Stage），標示著人類歷史發展的終極。因此，人世間的事務也都井然有序地依循著「人類持續不斷進步」的法則進行。十九世紀另一位啟蒙思潮的批判家馬克思（Karl Marx），也一樣熱烈地賦與現代性千年至福的意義。儘管馬克思駁斥了視歷史為理性不斷進化的過程的唯心論，他仍然從社會經濟結構的興迭中找出社會進步的軌跡。馬克思認為，以資本主義為主導的現代社會必將進化為共産主義社會。共産主義和孔德的「實證政體」（Positive Polity）都渴望著一種充滿自由、社會和諧以及完美人性的後歷史年代（post-historical epoch）。孔德和馬克思在十九世紀的繼承人是涂爾幹（Emile Durkheim）在《社會勞力區分》（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一書中，凃爾幹撰述了人類如何從原始的社群生活進入現代化初期的個人主義的社會。凃爾幹在書中結語部分宣稱，個人主義的社會體制必然會衍生出內部的緊張和不滿。因此只是歷史的過渡時期必定會進入後歷史年代，屆時，個人自由和社會凝聚力才會共容於平等公正的社會體系之中。
儘管兩次毀滅性的世界大戰揭露了人類種端殘酷的本性，二十世紀的文明也持續不斷地科學化，我們都不會因此而捨棄現代性所具有的千年至福的意義。從康多瑟（Condorcet）的《描繪人類心靈進化之歷史圖像）（Sketch for a Historical Picture of the Progress of the Human Mind）、史賓塞（Hebert Spencer）的《社會演化》（Evolution of Society）到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現代社會之演化》（The Evolution of Modern Societies）可看出一脈相承的聯貫性。這些著作之間共同的論述方向，都是以一個關於進步進化論的後設敘述（metanarrative）為本、講述著從人類歷史起源到現在的故事。不論帕森斯分析的重點在於現代化社會的基督教化（Christianization），或是過去兩世紀以來接連發生的政治、經濟、教育變革；他故事的重點都是人類正在穩定進步。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帕森斯發現能夠免於重大危機和衝突的社會，在美國得到完全的實踐。帕森斯的千年至福論在二十世紀的社會思想中並非時空錯亂。後意識形態和後工業時代的理論家均暗示出對於現代性的千年至福神話的支持，並認為此一神話即是後歷史時期。所謂「意識形態之終結」（the end of ideology）指的是：所有系統化的社會衝突都已結束，只遺留一些個別的、區域性的社會問題有待解決。在後工業時代裡，管理和技術專家取代了意識形態論者，僅需略為調整一部已能正常運轉的社會機器。可以確定的是，這些後意識形態的理論家，和康多瑟或馬克思相較之下，格局顯得極為狹隘。哈柏瑪斯（Habermas）最近為現代性所做的辯護展現了類似但溫和的千年至福論。他同時與各派後現代與反後現代的批評家交鋒；他從現代性的理想中發掘出一些生活規範和形式，認為這些有助於建立一個理性社會。
依據千年至福的觀點，現代性產生於一種人類重生和不斷進步的歷史年代之中，自然有不少人對這種觀點提出批判。從一些和浪漫主義與哲學保守主義相通的社會思想潮流中，我們不難發現有一些論述從反證的角度刻劃現代社會中末代啟示的現象。所謂的反啟蒙思潮就認為現代幸造成了文化失序、社會敗壞與精神破產等現象。十八世紀的反歐蒙思想權威，如柏克（Burke）、波納德（Bonald）、梅斯特（Maistre）以及沙維尼（Savigny），為現代社會描繪出一幅荒涼的景象：科學的興盛帶來了諷世論（cynicism）與道德相對主義（moral relativism）；世俗化的産物則是社會道德淪喪與虛無主義的傷痛；個人主義深化了自我中心和社會疏離的程度；而民主化則蘊育了「群眾的紛亂」，造成一種既平庸又盲從的文化特質。這些反啟蒙思想的論述最重要的部分在於警示現代性必然會引發永久無法克服的社會危機。危機的來源則是世俗化的理性根本無法建構出象徵架構，是以提供整體、必要的價值觀與方向，無法使我們的生命得以完滿而有目的。
這些反啟蒙思想的主旨在十九世紀的社會理論中相當明顯。舉例來說，儘管韋伯（Max weber）在價值觀和政治立場上都是一個現代主義者，他仍然以富有洞見的啟示論眼光，描繪出現代社會的景象。在討論新教思想和資本主義的論文中，韋伯刻意用啟示論的展望取代啟蒙思想家的千年至福論：
沒有人知道誰會住在這未來的洞穴裡，在這巨大的演變結束時，是否會出現新的預言家，舊有的觀念與理想是否會復興，會不會變得僵化不堪、有如痙攣般地自以為是。在此文化發展的最後一個階段裡，我們可以這麼說：專業人員沒有靈性，感傷論者失去感性；此一虛無卻想像著已達到前所未有的文明境界。
令人驚奇的是，這些反烏托邦的主題也出現在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 School）的社會理論中。法蘭克福學派相信，繼資本主義之後出現的不會是社會主義，而是法西斯主義，或是某種威權主義的變形，因此他們一直都將對千年至福的期待排除在外。從一九四○年代開始，他們的著作始終強調現代社會退化頹廢和非人的特質。在《啟蒙之辯證》（The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一書中，霍克海默（Horkheimer）和阿多諾（Adorno）敘述了一則令人驚悚的故事：一個黑暗、敗壞的時代就要來臨了！而啟蒙思想家認為可以為我們帶來社會革新和進步的理性思維正好加速了這個時代的到來，馬庫色（Marcuse）則是一方面將這些反啟蒙思想的主題融入他的社會評論，另一方面也保留了對千年至福的期望。他認為科學╱技術理性已建造一個極權的社會，人性被貶抑成單向度（one-dimensionality）。然而吊詭的是此一批判也成為激進的千年至福論。因為人類要能重生，必先經歷文明全面性的轉型，如後現代性所揭示的方向，而只有科學和技術理性，才能帶來此種轉型的效能。
當代的社會思想家大多混合了千年至福與啟示論。例如，柏格（Peter Berger）與貝爾（Daniel Bell） 似乎同時接受「現代性標示著一前所未有的社會進步的時代」與「世俗化製造了持續性的文化危機」兩種概念。事實上他們堅稱，這種危機並非如馬克思與涂爾幹所來自現代化的不足或方向錯誤，而是因為文化的現代化過程中散佈著強調批評、個人主義、平等主義，因而腐化人心的風潮。他們抨擊啟蒙思想認為理性有助於建構合理社會的想法。相反地，他們期待著能更新社會文化的宗教復興運動。
以上這些千年至福論和啟示論的觀點不只呈現出現代性的具體面貌，也為它所代表的意涵做了界定；它們的作用有如一種後設架構（meta-framework），提供觀看現代社會最根本的角度。同時，也整台了有關現代社會的一些較特殊、較區域性的故事。我們接下來要討論的正是這些「較小的故事」（smaller stories）和爭端，不過這些區域性的「小」故事仍然會針對現代性做出「大」敘述。接下來我將循著本文選的組織，針對和現代文化相關的三個主要論點，進行概括性的討論。
實質的論爭：道德秩序與社會危機——透視現代文化 / 史蒂芬．謝德門（Steven Seidman）
亞歷山大（Jeffrey Alexander）在第一部分中已檢視了文化分析所涵蓋的一些概念上的困境。然而，如何才能掌握意義，並不只是社會研究學者在分析上才會遭遇的問題；那同時也是我們每一個人日常生活中的實際問題。因為只有在大家彼此了解的情形之下，日常生活才有可能續進行。因此，詮釋（interpretation）不只是社會科學所專用的方法，它同時也是一種維繫社會生活的實際能力。
此外，研究人員和一般人的詮釋效應之間存在著一種微妙的關係。研究者必須要能夠感受被研究者的生活世界，符合科學精神的了解才有可能。研究者必須與研究的對象分享一些意義與規範，才有可能發展出「第二序的科學詮釋」（the second-order scientific interpretation）。再者，科學性詮釋必定是建立在日常生活的意義上；而這些意義無可避免地暴露了科學的立論基礎與思考架構。從反方向而論，研究者所做的詮釋也有可能會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以科學的角度詮釋社會事件，會因此形成社會力（social configuration）。和他們所研究的象徵架構（symbolic forces）一樣，研究者本身也會產製具有象徵意義的論述，有助於建構身份認同（identity）、為體制提供合理化的依據，以及形塑社會凝怒力等。由此可見，社會或人文學科占有一種相當奇特的位置：那就是，必須意識到本身所建構的知識，造就它們所要研究的生活形式。在本文中，我將依據以上的觀察，介紹當前有關現代文化的論爭中的一些主題。
觀念的架構：從千年至福（millennial）和啟示錄的角度談現代性（modernity）
人文學科誕生於社會危機之中。受到現代化的衝擊，西方社會的基本物質結構（material infrastructure）因而有所變動。現存的一些能夠賦與個人或群體生活秩序、身分認同和價值觀的象徵架構，已無法涵蓋正在興起的體制秩序和權威現代結構。當時許多人迫切地感到需要以一套超越基督教的語言，來創新的認知現實的模式、規範道德的辭彙、以及表達象徵意義的方法。大約到了十八世紀後期，科學，或更廣泛地說，一種世俗的分析理性（a secular analytic reason），儼然已成為一套為大眾接受的語言。也就是說，以這種理性為基礎所提出的真理和道德規範已取得正當性（legitimacy）。
人文科學藉由建構出新的人類本質、新的社會體制和新的歷史觀，達成建立「後傳統秩序」（post-traditional order）的目標。根據這個觀點，十八、十九世紀大量出現有關人性和社會的論述（例如：契約理論、古典經濟學、人類學、德國歷史學派的新歷史、社群主義和社會主義理論、社會達爾文主義，社會學以及馬克思主義等），都可視為是基督教與亞里斯多德式的天文學的替代品。它們所扮演的角色在於界定一個時代，解釋其起源及歷史意義，並規劃出可能的未來。人文學科將現代性的出現置於人類歷史發展的脈絡之中，以形塑出它所具備的特質。因此，十八、十九世紀中湧現的宏觀社會理論，並不只未開發社會科學，而是反映了個人或群體在面臨猶太╱基督教傳統式微時，對於象徵秩序和意義的需求。它們的作用有如世俗化的天文學，提供一幅人性的全貌，抑或是一些大敘述（grand narratives），解釋了我們是誰、來自何處、在歷史中所處的位置以及將面臨的未來。相對於認為二十世紀已從社會思想的時代轉型為社會科學的時代的觀點，我們只需指出：有關人類興衰成敗的大理論在目前並不見得就不值得注意。儘管我無意忽視這些理論在分析或解釋上所做的努力，但是我們仍然必須正確地認識到它們只是一些帶有神話特質的構思。它們為我們的起源和現在所處的狀況編造了一套完整的故事，賦與我們的生命過程一些意義和關鍵時刻。
士林學派（philosophies）和他們十九世紀的繼承人都是以一種世俗的、人類進化的千年至福的神話架構思考現代性的問題。對於啟蒙思想家而言，現代社會的來臨有其世界性與歷史性的重大意義。它標示著人類獨立自主運用理性開創自我的時代來臨了。現代社會透過科學推理擺脫原始的迷信和玄奧的幻影，開啟了人類掌控世界的新世紀。現代性所帶來的是一個前所未有的自由幸福的年代。在自然界、人性和社會之中發掘出來的普遍真理，以及它們全面性的傳佈最後將促成了啟蒙時代的來臨、社會的進化和更完美的人類。因此，現代性開啟了「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人類歷史興衰成敗反覆交替的循環過程即將在此結束。
認為人類不斷進步的世俗千年至福神話在十九、二十世紀的社會思想中占有同樣顯赫的地位。孔德（Auguste Comte）對於士林學派極為反感；但他仍認為人類的歷史述說著一個社會不斷進步、人性日趨完美的故事。他還認為人類心智遵循著法則，而有三個不同階段的發展，因此人類進化乃屬必然。現代社會，或所謂的「實證階段」（Positive Stage），標示著人類歷史發展的終極。因此，人世間的事務也都井然有序地依循著「人類持續不斷進步」的法則進行。十九世紀另一位啟蒙思潮的批判家馬克思（Karl Marx），也一樣熱烈地賦與現代性千年至福的意義。儘管馬克思駁斥了視歷史為理性不斷進化的過程的唯心論，他仍然從社會經濟結構的興迭中找出社會進步的軌跡。馬克思認為，以資本主義為主導的現代社會必將進化為共産主義社會。共産主義和孔德的「實證政體」（Positive Polity）都渴望著一種充滿自由、社會和諧以及完美人性的後歷史年代（post-historical epoch）。孔德和馬克思在十九世紀的繼承人是涂爾幹（Emile Durkheim）在《社會勞力區分》（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一書中，凃爾幹撰述了人類如何從原始的社群生活進入現代化初期的個人主義的社會。凃爾幹在書中結語部分宣稱，個人主義的社會體制必然會衍生出內部的緊張和不滿。因此只是歷史的過渡時期必定會進入後歷史年代，屆時，個人自由和社會凝聚力才會共容於平等公正的社會體系之中。
儘管兩次毀滅性的世界大戰揭露了人類種端殘酷的本性，二十世紀的文明也持續不斷地科學化，我們都不會因此而捨棄現代性所具有的千年至福的意義。從康多瑟（Condorcet）的《描繪人類心靈進化之歷史圖像）（Sketch for a Historical Picture of the Progress of the Human Mind）、史賓塞（Hebert Spencer）的《社會演化》（Evolution of Society）到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現代社會之演化》（The Evolution of Modern Societies）可看出一脈相承的聯貫性。這些著作之間共同的論述方向，都是以一個關於進步進化論的後設敘述（metanarrative）為本、講述著從人類歷史起源到現在的故事。不論帕森斯分析的重點在於現代化社會的基督教化（Christianization），或是過去兩世紀以來接連發生的政治、經濟、教育變革；他故事的重點都是人類正在穩定進步。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帕森斯發現能夠免於重大危機和衝突的社會，在美國得到完全的實踐。帕森斯的千年至福論在二十世紀的社會思想中並非時空錯亂。後意識形態和後工業時代的理論家均暗示出對於現代性的千年至福神話的支持，並認為此一神話即是後歷史時期。所謂「意識形態之終結」（the end of ideology）指的是：所有系統化的社會衝突都已結束，只遺留一些個別的、區域性的社會問題有待解決。在後工業時代裡，管理和技術專家取代了意識形態論者，僅需略為調整一部已能正常運轉的社會機器。可以確定的是，這些後意識形態的理論家，和康多瑟或馬克思相較之下，格局顯得極為狹隘。哈柏瑪斯（Habermas）最近為現代性所做的辯護展現了類似但溫和的千年至福論。他同時與各派後現代與反後現代的批評家交鋒；他從現代性的理想中發掘出一些生活規範和形式，認為這些有助於建立一個理性社會。
依據千年至福的觀點，現代性產生於一種人類重生和不斷進步的歷史年代之中，自然有不少人對這種觀點提出批判。從一些和浪漫主義與哲學保守主義相通的社會思想潮流中，我們不難發現有一些論述從反證的角度刻劃現代社會中末代啟示的現象。所謂的反啟蒙思潮就認為現代幸造成了文化失序、社會敗壞與精神破產等現象。十八世紀的反歐蒙思想權威，如柏克（Burke）、波納德（Bonald）、梅斯特（Maistre）以及沙維尼（Savigny），為現代社會描繪出一幅荒涼的景象：科學的興盛帶來了諷世論（cynicism）與道德相對主義（moral relativism）；世俗化的産物則是社會道德淪喪與虛無主義的傷痛；個人主義深化了自我中心和社會疏離的程度；而民主化則蘊育了「群眾的紛亂」，造成一種既平庸又盲從的文化特質。這些反啟蒙思想的論述最重要的部分在於警示現代性必然會引發永久無法克服的社會危機。危機的來源則是世俗化的理性根本無法建構出象徵架構，是以提供整體、必要的價值觀與方向，無法使我們的生命得以完滿而有目的。
這些反啟蒙思想的主旨在十九世紀的社會理論中相當明顯。舉例來說，儘管韋伯（Max weber）在價值觀和政治立場上都是一個現代主義者，他仍然以富有洞見的啟示論眼光，描繪出現代社會的景象。在討論新教思想和資本主義的論文中，韋伯刻意用啟示論的展望取代啟蒙思想家的千年至福論：
沒有人知道誰會住在這未來的洞穴裡，在這巨大的演變結束時，是否會出現新的預言家，舊有的觀念與理想是否會復興，會不會變得僵化不堪、有如痙攣般地自以為是。在此文化發展的最後一個階段裡，我們可以這麼說：專業人員沒有靈性，感傷論者失去感性；此一虛無卻想像著已達到前所未有的文明境界。
令人驚奇的是，這些反烏托邦的主題也出現在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 School）的社會理論中。法蘭克福學派相信，繼資本主義之後出現的不會是社會主義，而是法西斯主義，或是某種威權主義的變形，因此他們一直都將對千年至福的期待排除在外。從一九四○年代開始，他們的著作始終強調現代社會退化頹廢和非人的特質。在《啟蒙之辯證》（The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一書中，霍克海默（Horkheimer）和阿多諾（Adorno）敘述了一則令人驚悚的故事：一個黑暗、敗壞的時代就要來臨了！而啟蒙思想家認為可以為我們帶來社會革新和進步的理性思維正好加速了這個時代的到來，馬庫色（Marcuse）則是一方面將這些反啟蒙思想的主題融入他的社會評論，另一方面也保留了對千年至福的期望。他認為科學╱技術理性已建造一個極權的社會，人性被貶抑成單向度（one-dimensionality）。然而吊詭的是此一批判也成為激進的千年至福論。因為人類要能重生，必先經歷文明全面性的轉型，如後現代性所揭示的方向，而只有科學和技術理性，才能帶來此種轉型的效能。
當代的社會思想家大多混合了千年至福與啟示論。例如，柏格（Peter Berger）與貝爾（Daniel Bell） 似乎同時接受「現代性標示著一前所未有的社會進步的時代」與「世俗化製造了持續性的文化危機」兩種概念。事實上他們堅稱，這種危機並非如馬克思與涂爾幹所來自現代化的不足或方向錯誤，而是因為文化的現代化過程中散佈著強調批評、個人主義、平等主義，因而腐化人心的風潮。他們抨擊啟蒙思想認為理性有助於建構合理社會的想法。相反地，他們期待著能更新社會文化的宗教復興運動。
以上這些千年至福論和啟示論的觀點不只呈現出現代性的具體面貌，也為它所代表的意涵做了界定；它們的作用有如一種後設架構（meta-framework），提供觀看現代社會最根本的角度。同時，也整台了有關現代社會的一些較特殊、較區域性的故事。我們接下來要討論的正是這些「較小的故事」（smaller stories）和爭端，不過這些區域性的「小」故事仍然會針對現代性做出「大」敘述。接下來我將循著本文選的組織，針對和現代文化相關的三個主要論點，進行概括性的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