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大哉問
告訴我，你打算怎樣過這不凡又珍貴的一生？
──詩人瑪莉．奧利佛（Mary Oliver）
可貴的想法
三名少年使「美國童軍」（Boy Scouts of America）改變了歧視性的政策；一名想要拯救親手足的哥哥，使整個醫療照護產業開始處理之前「無法治癒」的疾病；素昧平生的陌生人團結起來，為一樁七十年前的戰爭罪行追討正義。
少不更事者、生了病的人、遭到漠視的人──這些人通常不屬於想法會被重視的那類人。想法是否有人聽取，往往是看發言者是誰，看他背後的靠山有多強大，而不是看想法本身有多重要。所以，如果少不更事者、病人、遭到漠視的人成功地發揮影響力，他們的成就對我們其他人來說意味著什麼？別人往往會說我們的主張沒人在意，那是因為聽起來太刺耳了，或是因為我們缺乏一定的資格，或者就只因為提出的要求「太過」。難道我們的主張就不能也有一樣的機會嗎？
難道那些想法不該出頭嗎？
二○一一年我開始撰寫這個概念時，我難以用文字表達這種感覺。我不想只是單純主張：新的想法和觀點對現代的創意經濟很重要──雖然它們確實很重要；或如今靠網絡（network）匯集在一起的人也可以執行大規模的專案，那不再是大型階層組織的專利；或時代變了，我們不必再為了完成事情而「迎合」組織。我想要提出的是，任何人──甚至是每一個人──的想法都很重要。
我想主張的關鍵概念是，地球上的七十五億人，人人皆有價值可以貢獻。怎麼說呢？你在世上占有的位置，是只有你能站立的一席之地，運作著你的過往與經歷、願景和希望。你從那個獨自占有的位置，提出獨特的觀點、新穎的見解，甚至突破性的點子。如今你可以透過網絡的力量來推廣並實現那些想法，你等於掌握了新的手段，用以撼動世界。
我試著以現有的詞彙來表達這個概念，但總覺得少了點什麼。我想找的字眼必須是一個名詞，它必須傳達出每個人都有創造價值的能力，同時即使是瘋狂的點子也有機會大放異彩，因為「網絡」讓任何人都可以跳過傳統的守門人以及他們認定的框架。當時我正在為《哈佛商業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撰稿，我和編輯莎拉．葛林．卡邁可（Sarah Green Carmichael）反覆斟酌了一些用字，最後我們意識到任何字典收錄的詞彙都無法涵蓋這個概念。不過，由於我倆在職業生涯的某個階段都曾是「獨一無二的個體」，當時主流文化告訴我們，這樣的「特立獨行」使我們的想法被邊緣化、失去意義。我們因此心想，不如就讓我們來顛覆那個概念吧，我們想反過來主張：每個人的「獨到之處」（only）都是一種優勢。於是，「onlyness」（獨一無二）這個字眼就在那次靈光乍現時誕生了。透過這種獨一無二的力量，一個人先是提出了源於自身背景而有的構想，並在志同道合的社群協助下醞釀那個想法，接著透過共同行動，使得這個想法產生力量影響世界。
創造這股閃電的風暴其實已經醞釀好一陣子了。我之前常在想，是不是任何人都夠格擁有成功的機會？還是每個人一定要符合某種形象，才有可能讓自己的想法獲得重視？那兩種看法之間的拉扯，對我自己的人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所以且聽我分享三個故事，讓我說明我是如何發現自己的「獨一無二」。
八本書和兩套衣服
一九八六年的某天，我走過加州庫帕提諾（Cupertino）這個我住的郊區附近，進到當地的溫切爾甜甜圈店時，並不知道我的人生整個都將改變了。我以為一兩個小時──最多四個小時後，我就會回家，沒想到結果完全錯了。
那年我十八歲，當天稍早我先回到家，意外發現家裡來了一群阿姨，她們正忙著以香料、酥油、米和雞肉烹煮印度香飯。她們七嘴八舌的，我聽不出是誰先對我宣布，總之有人告訴我，我的媒妁婚姻顯然已經訂下了。我未來的丈夫是個鰥夫，他會給我媽一幢房子，從此以後我媽（扶養三個孩子的印度離婚婦女）再也不用煩惱財務問題了。他們你一言我一語地宣告了我的未來，聽起來像是一種解脫，也為我的人生翻開了新的篇章。 我快滿五歲時就來到美國，在這裡長大，但我一直知道以這種方式成婚是我的責任。我不知道那個訊息究竟是何時或以什麼方式灌輸給我的，但顯然那就是我的命運。我對母親百依百順，所以願意為她及家人那麼做，尤其是一想到她以移民的身分，帶我們來追尋美國夢，並為此做了種種犧牲，讓我更願意為她做「正確的事」。
儘管如此，私底下我仍然有著心願未了。於是，我轉頭向開明的舅舅札法求助。舅舅早先來到美國上大學，現在是帕羅奧圖（Palo Alto）某大藥廠的主管。他是我們家在商討婚姻時的男性代表，因為我父親早就離開我們了。我問舅舅：「他（新郎）知道我想上大學嗎？」當時我正在讀社區大學，並將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入學延後一年。舅舅回答：「不知道，妳母親不讓我提起這件事，妳可以婚後再跟他討論。」
這番話的意思不斷在我的腦中翻攪，因為那表示我至少還要再延一年、甚至更長的時間才能上大學。根據傳統的媒妁婚約，我不能在婚前認識新郎，我們也許可以打招呼，或是在其他人的陪同下一起坐在同一個房間裡，但他不會知道我的人生目標，我也不會知道他的人生目標。告訴他我想做什麼，那太反常了，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
考慮到這種情況，我試著說服舅舅，甚至哀求了一番。從那些阿姨的閒聊中，我知道新郎的家裡有管家、廚師，還有一個保母負責照顧他上一段婚姻留下的孩子，他住在附近山上的豪宅裡，所以肯定不是為了找我去幫忙家務而娶我。我相信，如果他事先知道我有意上大學，應該會答應讓我去接受教育。但是，如果我必須跟他慢慢培養關係，等到適當時機才提出求學的要求，結果如何就很難說了。而我在未經母親的許可下，自己取得延後入學柏克萊一年的資格，到時肯定也會失效了。而新郎會讓我至少繼續讀社區大學嗎？
在我重視的諸多事情之中，教育顯得很不同。在我身處的文化裡，教育往往是那些被期待要做出決策的男性的專利。但我也想獲得平等的立足點，接受教育，以便有能力主導自己的未來。
舅舅表示，不過那件事情已經談完了。我看得出來他站在我這邊，但他也無能為力。他說：「沒辦法做什麼。」 我一聽心亂如麻，原有的勇氣逐漸潰散。過了幾小時後，家裡那些鬧烘烘的活動結束了，客人皆已離去，但我還有一個孤注一擲的行動計畫正要登場。
我用一種誇張的語氣，告訴我媽我要離家出走了。接著，我開始把書本和衣物塞進紙箱裡，書的比重遠遠超過衣服，但沒放牙刷，反正那不重要，那些東西只是我做戲的道具。母親站在我的房間裡看著我時，我抗議道：「反正我只是產品，你們的交易少了我就無法成交！」我離家時堅稱：妳只要跟我保證，妳會先問他要不要讓我上大學就好了！
午後時分，在吃完蘋果炸餡餅和甜餅圈後，我抱著那個紙箱，拖著沉重的腳步，來到我就讀的德安扎社區大學（De Anza）打電話。
這時電話另一頭的母親已經氣急敗壞，講不出完整的句子，但嗓門還是很大。我們的對話就像聾子互相叫囂一樣，彼此都聽不到對方的說法。於是，我掛了電話，打電話給大我七歲的已婚姊姊。她提醒我：「媽說妳不回家的話，她會自殺。」那時我才意識到這件事情沒有那麼容易解決。不過，跟我姊講完電話後，我還是覺得我
告訴我，你打算怎樣過這不凡又珍貴的一生？
──詩人瑪莉．奧利佛（Mary Oliver）
可貴的想法
三名少年使「美國童軍」（Boy Scouts of America）改變了歧視性的政策；一名想要拯救親手足的哥哥，使整個醫療照護產業開始處理之前「無法治癒」的疾病；素昧平生的陌生人團結起來，為一樁七十年前的戰爭罪行追討正義。
少不更事者、生了病的人、遭到漠視的人──這些人通常不屬於想法會被重視的那類人。想法是否有人聽取，往往是看發言者是誰，看他背後的靠山有多強大，而不是看想法本身有多重要。所以，如果少不更事者、病人、遭到漠視的人成功地發揮影響力，他們的成就對我們其他人來說意味著什麼？別人往往會說我們的主張沒人在意，那是因為聽起來太刺耳了，或是因為我們缺乏一定的資格，或者就只因為提出的要求「太過」。難道我們的主張就不能也有一樣的機會嗎？
難道那些想法不該出頭嗎？
二○一一年我開始撰寫這個概念時，我難以用文字表達這種感覺。我不想只是單純主張：新的想法和觀點對現代的創意經濟很重要──雖然它們確實很重要；或如今靠網絡（network）匯集在一起的人也可以執行大規模的專案，那不再是大型階層組織的專利；或時代變了，我們不必再為了完成事情而「迎合」組織。我想要提出的是，任何人──甚至是每一個人──的想法都很重要。
我想主張的關鍵概念是，地球上的七十五億人，人人皆有價值可以貢獻。怎麼說呢？你在世上占有的位置，是只有你能站立的一席之地，運作著你的過往與經歷、願景和希望。你從那個獨自占有的位置，提出獨特的觀點、新穎的見解，甚至突破性的點子。如今你可以透過網絡的力量來推廣並實現那些想法，你等於掌握了新的手段，用以撼動世界。
我試著以現有的詞彙來表達這個概念，但總覺得少了點什麼。我想找的字眼必須是一個名詞，它必須傳達出每個人都有創造價值的能力，同時即使是瘋狂的點子也有機會大放異彩，因為「網絡」讓任何人都可以跳過傳統的守門人以及他們認定的框架。當時我正在為《哈佛商業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撰稿，我和編輯莎拉．葛林．卡邁可（Sarah Green Carmichael）反覆斟酌了一些用字，最後我們意識到任何字典收錄的詞彙都無法涵蓋這個概念。不過，由於我倆在職業生涯的某個階段都曾是「獨一無二的個體」，當時主流文化告訴我們，這樣的「特立獨行」使我們的想法被邊緣化、失去意義。我們因此心想，不如就讓我們來顛覆那個概念吧，我們想反過來主張：每個人的「獨到之處」（only）都是一種優勢。於是，「onlyness」（獨一無二）這個字眼就在那次靈光乍現時誕生了。透過這種獨一無二的力量，一個人先是提出了源於自身背景而有的構想，並在志同道合的社群協助下醞釀那個想法，接著透過共同行動，使得這個想法產生力量影響世界。
創造這股閃電的風暴其實已經醞釀好一陣子了。我之前常在想，是不是任何人都夠格擁有成功的機會？還是每個人一定要符合某種形象，才有可能讓自己的想法獲得重視？那兩種看法之間的拉扯，對我自己的人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所以且聽我分享三個故事，讓我說明我是如何發現自己的「獨一無二」。
八本書和兩套衣服
一九八六年的某天，我走過加州庫帕提諾（Cupertino）這個我住的郊區附近，進到當地的溫切爾甜甜圈店時，並不知道我的人生整個都將改變了。我以為一兩個小時──最多四個小時後，我就會回家，沒想到結果完全錯了。
那年我十八歲，當天稍早我先回到家，意外發現家裡來了一群阿姨，她們正忙著以香料、酥油、米和雞肉烹煮印度香飯。她們七嘴八舌的，我聽不出是誰先對我宣布，總之有人告訴我，我的媒妁婚姻顯然已經訂下了。我未來的丈夫是個鰥夫，他會給我媽一幢房子，從此以後我媽（扶養三個孩子的印度離婚婦女）再也不用煩惱財務問題了。他們你一言我一語地宣告了我的未來，聽起來像是一種解脫，也為我的人生翻開了新的篇章。 我快滿五歲時就來到美國，在這裡長大，但我一直知道以這種方式成婚是我的責任。我不知道那個訊息究竟是何時或以什麼方式灌輸給我的，但顯然那就是我的命運。我對母親百依百順，所以願意為她及家人那麼做，尤其是一想到她以移民的身分，帶我們來追尋美國夢，並為此做了種種犧牲，讓我更願意為她做「正確的事」。
儘管如此，私底下我仍然有著心願未了。於是，我轉頭向開明的舅舅札法求助。舅舅早先來到美國上大學，現在是帕羅奧圖（Palo Alto）某大藥廠的主管。他是我們家在商討婚姻時的男性代表，因為我父親早就離開我們了。我問舅舅：「他（新郎）知道我想上大學嗎？」當時我正在讀社區大學，並將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入學延後一年。舅舅回答：「不知道，妳母親不讓我提起這件事，妳可以婚後再跟他討論。」
這番話的意思不斷在我的腦中翻攪，因為那表示我至少還要再延一年、甚至更長的時間才能上大學。根據傳統的媒妁婚約，我不能在婚前認識新郎，我們也許可以打招呼，或是在其他人的陪同下一起坐在同一個房間裡，但他不會知道我的人生目標，我也不會知道他的人生目標。告訴他我想做什麼，那太反常了，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
考慮到這種情況，我試著說服舅舅，甚至哀求了一番。從那些阿姨的閒聊中，我知道新郎的家裡有管家、廚師，還有一個保母負責照顧他上一段婚姻留下的孩子，他住在附近山上的豪宅裡，所以肯定不是為了找我去幫忙家務而娶我。我相信，如果他事先知道我有意上大學，應該會答應讓我去接受教育。但是，如果我必須跟他慢慢培養關係，等到適當時機才提出求學的要求，結果如何就很難說了。而我在未經母親的許可下，自己取得延後入學柏克萊一年的資格，到時肯定也會失效了。而新郎會讓我至少繼續讀社區大學嗎？
在我重視的諸多事情之中，教育顯得很不同。在我身處的文化裡，教育往往是那些被期待要做出決策的男性的專利。但我也想獲得平等的立足點，接受教育，以便有能力主導自己的未來。
舅舅表示，不過那件事情已經談完了。我看得出來他站在我這邊，但他也無能為力。他說：「沒辦法做什麼。」 我一聽心亂如麻，原有的勇氣逐漸潰散。過了幾小時後，家裡那些鬧烘烘的活動結束了，客人皆已離去，但我還有一個孤注一擲的行動計畫正要登場。
我用一種誇張的語氣，告訴我媽我要離家出走了。接著，我開始把書本和衣物塞進紙箱裡，書的比重遠遠超過衣服，但沒放牙刷，反正那不重要，那些東西只是我做戲的道具。母親站在我的房間裡看著我時，我抗議道：「反正我只是產品，你們的交易少了我就無法成交！」我離家時堅稱：妳只要跟我保證，妳會先問他要不要讓我上大學就好了！
午後時分，在吃完蘋果炸餡餅和甜餅圈後，我抱著那個紙箱，拖著沉重的腳步，來到我就讀的德安扎社區大學（De Anza）打電話。
這時電話另一頭的母親已經氣急敗壞，講不出完整的句子，但嗓門還是很大。我們的對話就像聾子互相叫囂一樣，彼此都聽不到對方的說法。於是，我掛了電話，打電話給大我七歲的已婚姊姊。她提醒我：「媽說妳不回家的話，她會自殺。」那時我才意識到這件事情沒有那麼容易解決。不過，跟我姊講完電話後，我還是覺得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