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都教與活屍術
在一些西非和非裔離散地的宗教，例如海地伏都教（Haitian vodun）裡，人們相信靈體可以附在人的身上；只要透過特定的儀式，人就能和靈體溝通。從這種世界觀又能引伸出一個概念，那就是薩滿可以竊取人的靈魂，控制他們的身體。在海地伏都教中，就有囚禁人的靈魂，以模糊物質與無形世界的做法。因為白人莊園主相信，巫醫能夠創造活屍（zombies）這種介於生死之間、非人非鬼的存在。
在歐洲人的觀察和評論中，伏都教象徵著事物失序，證明了非洲和非裔加勒比地區的儀式實踐者操弄著魔鬼的力量。但活屍術只是伏都信仰的一小部分，它屬於一套更廣大的宗教實踐、信念以及對自然的解讀。包括伏都教與其他非洲本土與非裔聚落離散地的宗教，都超越了現代西方所界定的科學、宗教、醫學與魔法。這代表歐洲人對非洲文化可能的誤讀，比如奴隸主和宗教裁判官，往往可能將醫療儀式歸類到偶像崇拜。
梵蒂岡檔案館中收藏著數件「曼丁加藥囊」（bolsas de mandinga），這是在大西洋奴隸貿易時期，非裔群體製作、購買、交換並佩戴的護符。藥囊中通常有來自非洲的儀式性物質與歐洲的人工器物，例如寫有文字的紙張。對不識字的人而言，文字是另一種形式的魔法；而對識字者而言，書寫本身也可屬於魔法儀式的一部分，猶太魔法也是這樣運作的。在有關伏都實踐而遭指控的宗教裁判文件裡，也留有作為證物的藥囊樣本。這些藥囊的原始用途是保護配戴者不受身體傷害或免於疼痛。
在奴隸制時期，歐洲和美國的殖民者與觀察者對於他們所奴役的非洲人，產生了一套出自恐懼的想像，認為他們擁有超越世俗的力量。殖民者對活屍和活屍術的認知，完全不同於非洲本土和非裔加勒比地區人民的信仰與實踐。因此談到活屍時，必須清楚指出資料呈現出誰的觀點、證詞和行為。在外人眼裡，海地伏都教最具代表性的特徵，就是活屍術。
對於在美洲受到奴役的非洲人而言，奴隸制是一整套試圖剝奪他們的過去、未來、語言、文化、親屬關係與法律人格的體制。這套制度宣稱他們只是「純粹的勞力」，只是帳簿上的一條紀錄，他們的價值僅僅取決於勞作的產出。然而，儘管非裔奴隸的身體某種程度上受制於人，但他們的心靈並未受到束縛，而心靈可以找到讓身體自由的路。白人社會深深恐懼被奴役者可能會揭竿起義、殺害奴隸主，於是他們編造出另一套關於伏都教的敘事，以靈體附身和活屍術為中心，創造出各種刻板印象。
對於在美洲為奴的非洲人來說，自殺是一種絕對的反叛方式，能夠讓奴隸主永遠失去他們的勞動，自己也能回歸故里。然而，莊主也刻意在奴隸群體裡散播恐懼，宣稱自殺的靈魂無法離開這個世界，反而會困於肉體死亡之處，淪為一個沒有軀體的靈魂。從這個角度來看，在眾多更大的歷史敘事裡，歐洲人對非洲信仰的回應，都占據了一席之地。無論是對於奴隸起義的恐懼、宗教改革後「可接受」的基督信仰和行為日漸變少；到教宗體系的權威瓦解，以及新教宗派與英國聖公會的建立，都跟奴隸制時期的黑人信仰脫不了干係。而到了二十世紀，美國社會對海地活屍術的反應，又創造了另一套活屍敘事。
最新一代的活屍誕生於二十世紀，當時的美國作家和電影人精心擷取了一系列支離破碎的形象，將海地描寫成恐怖驚悚之地。在一九二○到三○年代，記者威廉．西布魯克以《魔島》一書，將海地與活屍術劃上等號，開闢了日後繁盛數十年的龐大市場，後來更有《白殭屍》這樣的恐怖電影，利用白人對於「被變成殭屍」的種族恐懼當作賣點。如今，活屍隱喻又延伸到職場，亦即在剝奪人性的勞動制度中，淪為「沒有靈魂的工作機器」成了人類最新的恐懼。（摘自〈第七章 眾神、魔法與超自然〉）
怪物的餐桌
對食物的觀念，也是社群與人性邊界的一部分。宗教規範常常包含飲食限制。比如猶太經文中就禁止食用跨越分類的動物。在《利未記》（Book of Leviticus）中，禁忌動物和動物的分類脣齒相依，像是鯨魚活在水裡卻不是魚，蝙蝠長著翅膀卻不是鳥，豬有牛的蹄子卻不會反芻。儘管這些飲食限制在沒有冷藏設備的炎熱氣候中很合理，但主要的理由往往是防止信徒吃了這些怪物般的動物肉，汙染自己的身體。基督教創立後，部分猶太經文成為《舊約》的一部分，但大部分禁忌卻沒有沿用。
到了十五世紀末，西班牙的士兵、神職人員、行政官員和殖民者來到加勒比海與中美洲，他們相信原住民的身心和自己不同，但是尚不確定有多少區別。十二使徒據信曾經前往世界各地傳教，但大西洋西岸的居民似乎不知道這些教義。這些人是忘了使徒的教誨，還是無法理解？他們是諾亞的後裔，還是逃過大洪水、與使徒斷絕聯繫的史前遺民？如果這些人無法理解真正的信仰，或是無法運用理性，那他們是否有能力學習？他們是天生的奴隸嗎？還是根本不算完整的人類？
傳統西方人類觀認為人類是亞當的後裔，會受到環境影響，在嚴酷氣候下可能會怪物化，而且每個族群都在文明到野蠻的光譜中占有一席之地。這些觀念意味著，歐洲人到了新環境，也有可能隨之改變。前面也提到，歐洲人清楚人體的柔軟、易染，且不認為身體是常住不變的堡壘，並且時刻為此感到焦慮。因此在涉及種族和民族的概念時，西班牙和殖民地法律制度的基礎，就會是「新舊基督徒」、西班牙裔與印第安人之間的區分和差別對待。許多西班牙人害怕「適應當地」，也害怕食用印第安人的食物，特別是巧克力、菸草這樣的儀式性食材。他們擔心這些食物會改變人的身心，甚至讓基督徒開始崇拜偶像。正如歷史學家雷貝嘉．厄爾（Rebecca Earle）所言：「換句話說，『種族』在某種程度上是人體消化的議題。」
殖民時期拉丁美洲的西班牙神職人員擔心，如果教區內的西班牙裔信徒喝了太多巧克力，就有可能從天主教徒變成印第安人。如果麵包不是用小麥而是用樹薯製作，酒不是葡萄酒而是用當地穀物釀造，聖體可能就無法轉變成耶穌的血肉，那麼聖餐又該如何舉行？若將信徒的身軀和腸胃搬到大洋的另一端，會不會危及他們靈魂的救贖？人種並非完全是政治或社會文化的產物，也牽涉到一些生理和環境層面的因素。好比說不同體質攝取某些物質後的反應，也會影響到社會階層。歐洲人認為飲食會影響人的身體、體液平衡、膚色或是生活中的行為。換言之，上帝就在食物之中。
除了對人體的影響，人們也認為飲食選擇顯示了道德品格。在美洲，菸草和巧克力等儀式性物質能穿透精神世界與日常世界之間的帷幕。於是在歐洲人的評論和觀察中，使用這些物質可能某個程度上會讓美洲的偶像崇拜正常化，進而害歐洲基督徒也變成偶像崇拜者。在這種威脅感下，虔誠的信徒憤而印了大量小冊子、寫出無數傳教指引和學術論文，以平復這股焦慮。報導中遠方世界的食人習俗，以及歐洲在圍城戰爭的食人行為，也引發大量爭論，像是如果屍體被食用，成為食人者身體的一部分，那在最後審判時又該如何復活？
在殖民者到來以前，菸草在中美洲的用途很廣，從醫療到靈性啟迪無所不包。大約在十六、十七世紀，歐洲人逐漸習慣使用菸草，但這種物質仍跟偶像崇拜息息相關。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歐洲的醫者編了一套新說法，主張菸草這種物質是無辜的，是使用者要為自己的行為和崇拜儀式負責。
與動物的關係，以及飲食方式的差異，也常讓人感到厭惡與不安。這種情緒可能牽涉到自尊或區別理智及情感的自我分化，但往往也伴隨害怕失去身分認同、害怕食物改變身體的恐懼。種族與民族的汙名和刻板印象，常常透過飲食方式固化一個群體的「本質」，像是中世紀伊比利亞人因為穆斯林不吃豬肉而稱其為「豬仔」（marrano），到西方對人吃狗的恐懼（可憐的萊西！）至於歐洲內部對彼此的揶揄，則是來自他們各自喜歡的菜餚，比如德國人是「酸菜」（Kraut）、法國人是「水蛙」（Frog）、英國人喚作「烤牛肉」（les rosbifs，嘲笑他們的餐桌上總有烤牛肉、馬鈴薯，和某種煮到軟爛的根莖類）。人的牙口和胃腸會習慣平常消化的食物，記憶與聯想則會依附菜餚的滋味。當有人用不同的飲食習慣來區分族群，無論那是確實存在還是任意編造的敘事，都是在操弄關於食物與社群的歷史包袱。
這種將味覺作為人身攻擊的習性，隱含著對「人如其食」（You are what you eat.）這句諺語的恐懼。如果你吃的東西太不正統，你可能會不再是自己，至少不是原本所屬社群中合法、正常的成員。而在過去，飲食差異又比今天更加危險。因為古代關於飲食與身體的理論認為，食用陌生氣候的食物，後果不是丟掉小命，就是會轉身變成當地居民。（摘自 第四章 種族與民族的概念糾纏〔下〕）
演算法
科技界有這麼一則笑話：「電腦還做不到的東西，叫做人工智慧，如果可以做到了，就只是機器學習。」人工智慧不代表擁有意識或超級智力，也不代表它在任何一個領域超越人類。自從有算盤以來，機械處理大量運算的能力就已經超過人類。如果要討論人工智慧能引發怎樣的社會力量，以及怎麼影響人們對於「完整人類」的預設信念，我們對人工智慧的定義，就不能停留在「無敵的西洋棋程式」。真正實用的人工智慧定義或許在於它必須能夠學習，並或多或少可以自主行動。
科技會體現，並放大創造者和實際運用者的價值觀與偏見。人類是危險的設計者，很多人設計新東西時的目標，往往不合乎其他人，甚至不合乎自己的長期利益。在當前的新自由主義與新法西斯主義社經環境裡，對於穩固性別歧視、種族歧視、身心障礙歧視和貪婪更有利。打造技術時如果沒有突破這些將人剝去人性、貶為怪物的價值觀，就無法促進人類的繁榮。這也導致了演算法大多內建某種偏見，有哲學家更稱A I工具的存在意義就是「促進偏見的運作效率」（bias optimizer）。除非有不受科技公司和其說客介入的防護措施，否則日益複雜且深入社會的人工智慧，終究只會為了少數人的利益，放大人性最糟的一面，讓絕大多數人付出痛苦的代價。
演算法和神經網絡的現況，讓我們不得不思考，它們到底推動的是誰的目標？那些不透明、簡化、依據替代指標（proxy indicator）運作的系統又傷害了誰？誰能對演算法提出意見，又有誰的意見會被聽進去？「逮捕預測器」並不是「犯罪預測器」。順性別異性戀白人男性在電腦工程師裡占據壓倒性的比例，但他們創造的人工智慧卻會影響到所有人。有人提出人工智慧的「價值對齊和錯位」（mis/aligned），這確實是很有用的解釋概念，但重點還是在於人工智慧要追求的，到底是誰的價值？人類並非同質的群體，每個人有不同的需求、價值觀、身體樣態和目標。有時候，科技最可怕的不是「用途不合」，而是它完全按照製造者與設計者的意圖運作，但他們的意圖卻是傷害他人。
這些價值錯位的人工智慧，早已滲透到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從社群媒體廣告、保險費率設定，到監控哪些學校「表現不佳」。在執法領域，A I生成的評估結果會直接影響人在法律上所受的對待，比如被捕後需要繳納多少保釋金，甚至是刑期的長短。做出倫理決策需要同理心、知識和想像力，這些都是目前人工智慧所欠缺的，因為沒有人鼓勵設計者把這些價值、用什麼樣的語法寫進程式碼裡。
機器要傷害我們並不需要比我們聰明，只要它們的目標，或是操作者的目標違反全人類的利益，就足以造成危害。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不能光顧著開發似乎一體適用的通用人工智慧。我們必須正視這門科技發展至此，已經累積了許多損人利己的決定。如果我們真的希望科技能通向美好的未來，就需要先改善「人類社會的軟體」，為人們創造發揮潛力所需的條件，這些基本軟體包括了食物、淨水、住處、教育和安全等基本生活需求。接著，我們才能開始打造更聰明的硬體，不然社會將持續否定人性的豐富、浪費人的可能性，並造成更多的傷害。（摘自〈第八章 機器〉）
在一些西非和非裔離散地的宗教，例如海地伏都教（Haitian vodun）裡，人們相信靈體可以附在人的身上；只要透過特定的儀式，人就能和靈體溝通。從這種世界觀又能引伸出一個概念，那就是薩滿可以竊取人的靈魂，控制他們的身體。在海地伏都教中，就有囚禁人的靈魂，以模糊物質與無形世界的做法。因為白人莊園主相信，巫醫能夠創造活屍（zombies）這種介於生死之間、非人非鬼的存在。
在歐洲人的觀察和評論中，伏都教象徵著事物失序，證明了非洲和非裔加勒比地區的儀式實踐者操弄著魔鬼的力量。但活屍術只是伏都信仰的一小部分，它屬於一套更廣大的宗教實踐、信念以及對自然的解讀。包括伏都教與其他非洲本土與非裔聚落離散地的宗教，都超越了現代西方所界定的科學、宗教、醫學與魔法。這代表歐洲人對非洲文化可能的誤讀，比如奴隸主和宗教裁判官，往往可能將醫療儀式歸類到偶像崇拜。
梵蒂岡檔案館中收藏著數件「曼丁加藥囊」（bolsas de mandinga），這是在大西洋奴隸貿易時期，非裔群體製作、購買、交換並佩戴的護符。藥囊中通常有來自非洲的儀式性物質與歐洲的人工器物，例如寫有文字的紙張。對不識字的人而言，文字是另一種形式的魔法；而對識字者而言，書寫本身也可屬於魔法儀式的一部分，猶太魔法也是這樣運作的。在有關伏都實踐而遭指控的宗教裁判文件裡，也留有作為證物的藥囊樣本。這些藥囊的原始用途是保護配戴者不受身體傷害或免於疼痛。
在奴隸制時期，歐洲和美國的殖民者與觀察者對於他們所奴役的非洲人，產生了一套出自恐懼的想像，認為他們擁有超越世俗的力量。殖民者對活屍和活屍術的認知，完全不同於非洲本土和非裔加勒比地區人民的信仰與實踐。因此談到活屍時，必須清楚指出資料呈現出誰的觀點、證詞和行為。在外人眼裡，海地伏都教最具代表性的特徵，就是活屍術。
對於在美洲受到奴役的非洲人而言，奴隸制是一整套試圖剝奪他們的過去、未來、語言、文化、親屬關係與法律人格的體制。這套制度宣稱他們只是「純粹的勞力」，只是帳簿上的一條紀錄，他們的價值僅僅取決於勞作的產出。然而，儘管非裔奴隸的身體某種程度上受制於人，但他們的心靈並未受到束縛，而心靈可以找到讓身體自由的路。白人社會深深恐懼被奴役者可能會揭竿起義、殺害奴隸主，於是他們編造出另一套關於伏都教的敘事，以靈體附身和活屍術為中心，創造出各種刻板印象。
對於在美洲為奴的非洲人來說，自殺是一種絕對的反叛方式，能夠讓奴隸主永遠失去他們的勞動，自己也能回歸故里。然而，莊主也刻意在奴隸群體裡散播恐懼，宣稱自殺的靈魂無法離開這個世界，反而會困於肉體死亡之處，淪為一個沒有軀體的靈魂。從這個角度來看，在眾多更大的歷史敘事裡，歐洲人對非洲信仰的回應，都占據了一席之地。無論是對於奴隸起義的恐懼、宗教改革後「可接受」的基督信仰和行為日漸變少；到教宗體系的權威瓦解，以及新教宗派與英國聖公會的建立，都跟奴隸制時期的黑人信仰脫不了干係。而到了二十世紀，美國社會對海地活屍術的反應，又創造了另一套活屍敘事。
最新一代的活屍誕生於二十世紀，當時的美國作家和電影人精心擷取了一系列支離破碎的形象，將海地描寫成恐怖驚悚之地。在一九二○到三○年代，記者威廉．西布魯克以《魔島》一書，將海地與活屍術劃上等號，開闢了日後繁盛數十年的龐大市場，後來更有《白殭屍》這樣的恐怖電影，利用白人對於「被變成殭屍」的種族恐懼當作賣點。如今，活屍隱喻又延伸到職場，亦即在剝奪人性的勞動制度中，淪為「沒有靈魂的工作機器」成了人類最新的恐懼。（摘自〈第七章 眾神、魔法與超自然〉）
怪物的餐桌
對食物的觀念，也是社群與人性邊界的一部分。宗教規範常常包含飲食限制。比如猶太經文中就禁止食用跨越分類的動物。在《利未記》（Book of Leviticus）中，禁忌動物和動物的分類脣齒相依，像是鯨魚活在水裡卻不是魚，蝙蝠長著翅膀卻不是鳥，豬有牛的蹄子卻不會反芻。儘管這些飲食限制在沒有冷藏設備的炎熱氣候中很合理，但主要的理由往往是防止信徒吃了這些怪物般的動物肉，汙染自己的身體。基督教創立後，部分猶太經文成為《舊約》的一部分，但大部分禁忌卻沒有沿用。
到了十五世紀末，西班牙的士兵、神職人員、行政官員和殖民者來到加勒比海與中美洲，他們相信原住民的身心和自己不同，但是尚不確定有多少區別。十二使徒據信曾經前往世界各地傳教，但大西洋西岸的居民似乎不知道這些教義。這些人是忘了使徒的教誨，還是無法理解？他們是諾亞的後裔，還是逃過大洪水、與使徒斷絕聯繫的史前遺民？如果這些人無法理解真正的信仰，或是無法運用理性，那他們是否有能力學習？他們是天生的奴隸嗎？還是根本不算完整的人類？
傳統西方人類觀認為人類是亞當的後裔，會受到環境影響，在嚴酷氣候下可能會怪物化，而且每個族群都在文明到野蠻的光譜中占有一席之地。這些觀念意味著，歐洲人到了新環境，也有可能隨之改變。前面也提到，歐洲人清楚人體的柔軟、易染，且不認為身體是常住不變的堡壘，並且時刻為此感到焦慮。因此在涉及種族和民族的概念時，西班牙和殖民地法律制度的基礎，就會是「新舊基督徒」、西班牙裔與印第安人之間的區分和差別對待。許多西班牙人害怕「適應當地」，也害怕食用印第安人的食物，特別是巧克力、菸草這樣的儀式性食材。他們擔心這些食物會改變人的身心，甚至讓基督徒開始崇拜偶像。正如歷史學家雷貝嘉．厄爾（Rebecca Earle）所言：「換句話說，『種族』在某種程度上是人體消化的議題。」
殖民時期拉丁美洲的西班牙神職人員擔心，如果教區內的西班牙裔信徒喝了太多巧克力，就有可能從天主教徒變成印第安人。如果麵包不是用小麥而是用樹薯製作，酒不是葡萄酒而是用當地穀物釀造，聖體可能就無法轉變成耶穌的血肉，那麼聖餐又該如何舉行？若將信徒的身軀和腸胃搬到大洋的另一端，會不會危及他們靈魂的救贖？人種並非完全是政治或社會文化的產物，也牽涉到一些生理和環境層面的因素。好比說不同體質攝取某些物質後的反應，也會影響到社會階層。歐洲人認為飲食會影響人的身體、體液平衡、膚色或是生活中的行為。換言之，上帝就在食物之中。
除了對人體的影響，人們也認為飲食選擇顯示了道德品格。在美洲，菸草和巧克力等儀式性物質能穿透精神世界與日常世界之間的帷幕。於是在歐洲人的評論和觀察中，使用這些物質可能某個程度上會讓美洲的偶像崇拜正常化，進而害歐洲基督徒也變成偶像崇拜者。在這種威脅感下，虔誠的信徒憤而印了大量小冊子、寫出無數傳教指引和學術論文，以平復這股焦慮。報導中遠方世界的食人習俗，以及歐洲在圍城戰爭的食人行為，也引發大量爭論，像是如果屍體被食用，成為食人者身體的一部分，那在最後審判時又該如何復活？
在殖民者到來以前，菸草在中美洲的用途很廣，從醫療到靈性啟迪無所不包。大約在十六、十七世紀，歐洲人逐漸習慣使用菸草，但這種物質仍跟偶像崇拜息息相關。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歐洲的醫者編了一套新說法，主張菸草這種物質是無辜的，是使用者要為自己的行為和崇拜儀式負責。
與動物的關係，以及飲食方式的差異，也常讓人感到厭惡與不安。這種情緒可能牽涉到自尊或區別理智及情感的自我分化，但往往也伴隨害怕失去身分認同、害怕食物改變身體的恐懼。種族與民族的汙名和刻板印象，常常透過飲食方式固化一個群體的「本質」，像是中世紀伊比利亞人因為穆斯林不吃豬肉而稱其為「豬仔」（marrano），到西方對人吃狗的恐懼（可憐的萊西！）至於歐洲內部對彼此的揶揄，則是來自他們各自喜歡的菜餚，比如德國人是「酸菜」（Kraut）、法國人是「水蛙」（Frog）、英國人喚作「烤牛肉」（les rosbifs，嘲笑他們的餐桌上總有烤牛肉、馬鈴薯，和某種煮到軟爛的根莖類）。人的牙口和胃腸會習慣平常消化的食物，記憶與聯想則會依附菜餚的滋味。當有人用不同的飲食習慣來區分族群，無論那是確實存在還是任意編造的敘事，都是在操弄關於食物與社群的歷史包袱。
這種將味覺作為人身攻擊的習性，隱含著對「人如其食」（You are what you eat.）這句諺語的恐懼。如果你吃的東西太不正統，你可能會不再是自己，至少不是原本所屬社群中合法、正常的成員。而在過去，飲食差異又比今天更加危險。因為古代關於飲食與身體的理論認為，食用陌生氣候的食物，後果不是丟掉小命，就是會轉身變成當地居民。（摘自 第四章 種族與民族的概念糾纏〔下〕）
演算法
科技界有這麼一則笑話：「電腦還做不到的東西，叫做人工智慧，如果可以做到了，就只是機器學習。」人工智慧不代表擁有意識或超級智力，也不代表它在任何一個領域超越人類。自從有算盤以來，機械處理大量運算的能力就已經超過人類。如果要討論人工智慧能引發怎樣的社會力量，以及怎麼影響人們對於「完整人類」的預設信念，我們對人工智慧的定義，就不能停留在「無敵的西洋棋程式」。真正實用的人工智慧定義或許在於它必須能夠學習，並或多或少可以自主行動。
科技會體現，並放大創造者和實際運用者的價值觀與偏見。人類是危險的設計者，很多人設計新東西時的目標，往往不合乎其他人，甚至不合乎自己的長期利益。在當前的新自由主義與新法西斯主義社經環境裡，對於穩固性別歧視、種族歧視、身心障礙歧視和貪婪更有利。打造技術時如果沒有突破這些將人剝去人性、貶為怪物的價值觀，就無法促進人類的繁榮。這也導致了演算法大多內建某種偏見，有哲學家更稱A I工具的存在意義就是「促進偏見的運作效率」（bias optimizer）。除非有不受科技公司和其說客介入的防護措施，否則日益複雜且深入社會的人工智慧，終究只會為了少數人的利益，放大人性最糟的一面，讓絕大多數人付出痛苦的代價。
演算法和神經網絡的現況，讓我們不得不思考，它們到底推動的是誰的目標？那些不透明、簡化、依據替代指標（proxy indicator）運作的系統又傷害了誰？誰能對演算法提出意見，又有誰的意見會被聽進去？「逮捕預測器」並不是「犯罪預測器」。順性別異性戀白人男性在電腦工程師裡占據壓倒性的比例，但他們創造的人工智慧卻會影響到所有人。有人提出人工智慧的「價值對齊和錯位」（mis/aligned），這確實是很有用的解釋概念，但重點還是在於人工智慧要追求的，到底是誰的價值？人類並非同質的群體，每個人有不同的需求、價值觀、身體樣態和目標。有時候，科技最可怕的不是「用途不合」，而是它完全按照製造者與設計者的意圖運作，但他們的意圖卻是傷害他人。
這些價值錯位的人工智慧，早已滲透到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從社群媒體廣告、保險費率設定，到監控哪些學校「表現不佳」。在執法領域，A I生成的評估結果會直接影響人在法律上所受的對待，比如被捕後需要繳納多少保釋金，甚至是刑期的長短。做出倫理決策需要同理心、知識和想像力，這些都是目前人工智慧所欠缺的，因為沒有人鼓勵設計者把這些價值、用什麼樣的語法寫進程式碼裡。
機器要傷害我們並不需要比我們聰明，只要它們的目標，或是操作者的目標違反全人類的利益，就足以造成危害。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不能光顧著開發似乎一體適用的通用人工智慧。我們必須正視這門科技發展至此，已經累積了許多損人利己的決定。如果我們真的希望科技能通向美好的未來，就需要先改善「人類社會的軟體」，為人們創造發揮潛力所需的條件，這些基本軟體包括了食物、淨水、住處、教育和安全等基本生活需求。接著，我們才能開始打造更聰明的硬體，不然社會將持續否定人性的豐富、浪費人的可能性，並造成更多的傷害。（摘自〈第八章 機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