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3 台中X台北篇｜被壓迫的新鮮人—兩個看似極端的追夢人
學歷無用，卻是基本
沒有未來，或即使看到未來也無法做些什麼，是厭世代的共同困境。由低薪所衍生的問題，除了最現實的生活開銷，失去對未來想像的能力，才是最大的問題。王隆甫找到自己的未來，勇敢地往未來前進，卻過著被錢追著跑的生活。而從南投到台中工作的林秋容（化名），也同樣生活在這樣的困境當中。
「我就是22K的受害者。」紮著馬尾，穿著樸素的林秋容，帶著戲謔的表情對我說。在她樸素的外表下，很難想像工作之外，她還是一位業餘國標舞舞者。
林秋容二○○八年大學畢業之後，原本擔任學校為期一年的約聘助理工作，但計畫後來沒有獲得經費，於是林秋容經歷了人生第一次失業，之後透過系上老師的媒介，前往台中一家老字號企業開始實習。此時，遭受金融海嘯衝擊的台灣，為了挽救失業率以及縮短「產學落差」，由教育部於隔年推出「22K」方案，原本希望可以帶動一波企業聘僱，提高就業率的效果，卻讓許多工作的起薪就此定錨在22K上下，產生拉低社會新鮮人起薪的反效果。於是林秋容就像王隆甫一樣，成了22K方案最直接的受害者。
其實林秋容在接受媒合之前已經先在台中找過工作，雖然她認為台中的工作機會不算少，但大多是傳統產業，對於教育背景的她而言，顯然可以選擇的機會不多。除去傳統產業，剩下的職缺大多是餐飲服務業，或行政助理、編輯等文書相關職缺。林秋容把目標鎖定在出版社，然而「編輯就是22K、23K，業務高一點，25或26K。」，心想這樣的薪水如何在台中生活？
更讓林秋容奇怪的是，即使去飲料店應徵，對方卻會問她哪是一間大學畢業。「我只是去飲料店工作還要問我讀哪間大學？」其實店家的問題一點也不奇怪，二○○六年後，大專以上程度的勞動力成為市場主流，許多原本只需要國高中學歷的工作，大學畢業生應徵已經不是新鮮事。
由於求職一直不是很順利，林秋容只好接受媒合在企業實習一年，領取22K的薪資，但實習期滿之後林秋容並沒有獲得這份工作。經過考量，林秋容決定回學校念書「洗學歷」。因為大學念的科系招生情況不佳宣布倒閉，林秋容成了學歷孤兒，再加上求職期間所受到的低薪震撼，所以她決定回學校拿個碩士學歷，期望讓自己在就業市場中可以更有「身價」。
「我們真的是洗學歷的一群。」林秋容笑著說。「當時在公司不但是22K，時間到了也沒有被錄用，還好有考上研究所，不然真的沒有臺階可以下。」
林秋容打的算盤是，既然大學學歷只能22K上下，倒不如用碩士學歷爭取計畫助理的工作看看，就算是一般工作，待遇應該也會比大學學歷還要好，更何況她所畢業的科系已經倒閉，對於求職恐怕也會產生影響。林秋容曾經在學校擔任過行政工作，因此知道國科會有經費補助，只要碩士畢業就可以拿到三萬多元薪水。林秋容拿出一張紙，上面詳列各種學歷的薪資。「第一年起薪就可以有三萬六，這是我最快可以達到的方式。」林秋容說。
「因此為了要一份穩定薪水的收入，畢竟每天睜開眼睛就是要花錢，我畢業後到一家學術機構面試，我知道我一定會上。」
曲折的求職過程中，不但適合的職缺薪資低，林秋容還觀察到，許多職缺的條件都開「很高」，不但要有工作經驗，還得要十八般武藝才行。比方林秋容應徵的行政助理，不但要具備網頁維護能力，還要會美編。雖然她也理解，很多時候面試的單位只是把條件列出來，未必真的全部都需要這樣的能力，但實際去面試過後，她才發現許多單位還真的要求面試者得具備林林總總，廣泛的工作能力。「我應徵一個助理，卻什麼都要會的感覺，」看起來很開朗的林秋容，突然嘆了一口氣，「薪水也大多是25K，被壓得非常低，而且很敢開。」
如果以五、六年級，甚至四年級的觀點來看，林秋容所面對的要求並不算是嚴苛。但是，從高中到研究所靠著半工半讀，背負學貸才完成學業的她，並不是無法承受壓力的人，也就是所謂的「草莓族」。因此，林秋容對於職場的觀察與理解，可說是厭世代和上個世代最明顯的差別。
最讓她不可思議的是，職場對年輕人的不友善已到了「誇張」的地步，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她的男友。
林秋容的男友研究所一畢業，就和她一起到台中工作，由於是程式設計師，都是找相關的工作，不久他便發現大台中地區相關的工作機會不多，大部分是傳產，無法提供程式設計類的職缺。雖然離開市區有薪資稍微好一點的工作，但把時間和通勤成本算進去未必划算。林秋容男友後來找到一份網頁設計工作，然而公司在試用期內卻只願意給「半薪」，一萬五，即使全薪也僅有三萬元，比一般人認知的程式設計師薪資還要低上很多，更不用說他還是碩士畢業。
就像許多遇到勞資爭議的勞工一樣，林秋容跟她男友自認當時年紀小，也不懂這些勞動權益，最後只能「就這樣吞下去。」
而像這樣擁有碩士學歷卻只能謀求低薪工作的案例，並非單一個案，可以想見大學學歷的求職者面臨嚴重的學歷貶值，在職場的不友善與壓迫下成為厭世代。
「其實也不是我們想要挑薪水，是因為這樣的薪水真的沒辦法維持我們要的生活，可能光是吃跟住就快要負擔不來了。」林秋容說。
職場中打拚，跳舞中作夢
林秋容目前的月薪是36,050元，距離她理想的薪資水準四到五萬元還有一小段距離，聽起來差距其實不是很大，但這一萬多元的差距，想必對她而言是個有如天險般的障礙。她認為以台中的物價，新鮮人至少也要有三萬六才算合理，特別是市區的物價已經漸漸追上北部。「我覺得至少要三萬六，像我一樣。我自己也不算是揮霍的人，一個月就是房租跟食物費用最多。」從主計處所公布的各縣市每人每月消費支出來看，台中市平均為20,821元，合併前則是22,200元。如果按照這個標準來看，林秋容畢業後所找的22K工作，根本無法在台中生活。即使是現在的薪水，林秋容也得省吃儉用，除非她放棄國標舞這個興趣；但就算放棄國標舞，多出來的一萬元就可以讓未來人生一片光明，充滿希望快樂？
她拿起手上的每月收支明細表笑著說，「我最喜歡算這個，因為我一個人在外面住久了，一定要做好金錢控管才行。」在收入與支出之間精打細算錙銖必較，除了讓自己在這個嚴酷的職場活下去，也不能失去作夢的權利。
租屋和伙食費用之外，再來就是每月國標舞的相關費用。從學生時代就是國標舞者的林秋容，原本跳舞只是單純的休閒活動，但現在國標舞對林秋容而言，更是一個賭上人生也要完成的夢想，和脫離低薪生活的手段。所以林秋容再怎樣辛苦也要想辦法每月湊出一萬元的費用，讓她可以上舞蹈課、參加國標舞比賽，以及購買相關的服裝。除此之外，林秋容把物欲降到最低，過著幾乎沒有娛樂的生活。
「我大部分的花費就是在這前三項（租屋、伙食、舞蹈費用），剩下的是就學貸款跟存款。但存款只有一點點，只能說是零頭。」林秋容仔細地把各個項目列出來，就好像精明的會計人員。但兩者不同的是，會計人員處理的帳款不知道超過林秋容的收入多少倍，而林秋容每個月得在這固定的36,050元當中，想辦法壓榨出最大價值。
但這樣的生活毫無品質可言，至少對我來說。我不禁想起嬰兒潮世代那一輩人辛勤工作，沒有假日的勞動生活，當年的努力付出獲得了回報，然而這一輩的厭世代呢？即使全年無休，恐怕也只是讓收入多了一些，但犧牲的卻是健康與生活，以及可能的未來。
困在低薪和短期聘僱的工作之下，林秋容除了跳舞，一時還無法看清楚自己的未來。我問她既然知道舞蹈是未來想要走的路，那麼五年或十年後有什麼規劃？
「我每天都在想這個問題耶，想破頭了。」她苦笑著說，「有時候生活好困難喔！我想要的東西，我要很努力很努力才可以達到。」
沒有答案。
像她這樣的厭世代，正在台灣的各個角落，疲憊卻又努力地生活。
青貧，越來越貧
我看著陳芳君（化名）放在桌上，剛發售不久的黑色iPhone 7，或許是察覺到我狐疑的目光，陳芳君笑著趕忙解釋：「為什麼我會有iPhone呢？這個很奇妙我一定要跟你分享一下！
」
原來陳芳君在工作之外還經營粉絲團，偶爾接接案子貼補生活開支，此外，她就像獎金獵人，絕對不放過任何可以抽獎或折扣的機會。有天陳芳君分享某個潮牌的粉絲專頁參加抽獎，沒想到還真的讓她抽中這支才剛上市不久，單價比她月薪還高的iPhone 7。「結果我媽就說我把這一整年的好運都用完了。」陳芳君大笑著挖苦自己沒有偏財運，如此一來好像真的把一年的好運用盡。無時不刻都可以展現燦爛笑容的陳芳君，她那帶點苦中作樂成分的神情讓我印象深刻。
二○一六年十月才從嘉義搬來台北工作，二十三歲的陳芳君還帶有一絲學生氣質，現在是一家遊學代辦公司的行銷企劃人員。
考大學時陳芳君順應父母的心願，選擇她不是很有興趣的財務金融系，但她還是努力在三年內提早畢業。畢業當時考量到未來工作的前景，陳芳君又繼續攻讀研究所，取得財金碩士學位。「碩士起薪會比較好吧？」她當時是這麼想的。
然而完全出乎陳芳君意料的是，人生第一份工作的起薪是兩萬六，不但與她預想中的三萬二差了六千元，而且還是隔週休。雖然每天工作八小時，但換算時薪後只有一百五十五元，只比基本時薪多了二十二元。
如果從勞動部的起薪統計來看，二○一五年碩士以上學歷平均起薪為32,638元，所以陳芳君對於碩士學歷起薪的想像其實算是準確。但如果把數據往前推十年就會發現，研究所以上學歷起薪自二○○六年開始停滯，一直在三萬二千元與三萬元之間上下震盪。而其他學歷的起薪也好不到哪裡去，一樣呈現停滯的現象。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勞動部的資料庫是把碩士與博士的起薪一起列入計算，實際上碩士的起薪可能還要更低。
這跟許多人對於碩士薪資的印象似乎有點落差，然而如同林秋容男友與陳芳君的遭遇，如果不是需要特殊專業的行業，碩士學歷已經不是職場萬靈丹，更像是學歷低標。
因此，陳芳君覺得兩萬六的起薪「有點低」，也很疑惑。「我一個碩士怎會起薪是這樣？」她跟企業主極力爭取，但公司的態度很明確，除了基本學歷，注重的是求職者的工作經驗，「就算你學歷再優秀也是一樣。」陳芳君感到沮喪，因為從財務背景轉換到行銷企劃，沒有相關經驗與資歷，即使她在學期間學業成績突出，也擁有許多活動資歷，公司最後還是決定試用期給兩萬六的薪水。兩萬六千元已經比二○一五年台北市的每人平均消費支出還低，可說是徹底貧窮，而這還是碩士的起薪。
「我就是青貧，越來越貧。」陳芳君說出這句話的時候臉上仍掛著微笑，自我挖苦的表情說明她的無奈，「我自己就是很明顯的青年貧窮啊。」她接著又補上這句。
兩萬多元的收入，加上和雙胞胎妹妹共同租在大安區靠近上班地點的房子，陳芳君每月的財務壓力相當沉重。因此，當我注意到陳芳君手上售價比她一個月薪水還高的iPhone 7，還沒等我問，她便分享了獲得手機的神奇過程。
「我們比較不注重自己外在的行頭，因為我們會覺得你用那個很貴的東西，別人說不定把那筆錢省下來。你買了兩季那個新的東西，別人把錢省下來，他可以買一套沙發，可以買一台洗衣機，慢慢地我一個家就拼湊成了。」簡單來說，陳芳君對抗低薪的方法不外就是「省」。
為了省錢，姊妹倆無所不用其極，以求達到每分錢的最大效益。
厭世，是一種自嘲
如同其他在台北工作的厭世代，陳芳君和從小就跟她形影不離的雙胞胎妹妹，一起住在四坪大含水電費約一萬二的雅房，這個一層三房的公寓被房東隔成五間，動線顯得侷促與擁擠，房租則由兩人一起分攤。為了省錢，姊妹倆甚至不敢開冷氣。
顯然地，兩萬六的薪水無法讓她們擁有良好的生活品質，甚至可說是刻苦，因此每分錢都得花在刀口上。陳芳君選擇在一年內將二十五萬學貸還清，如此就可以不用負擔利息，而方法就是姊妹互相支援。念書時陳芳君打工協助已就業的妹妹還清學貸，現在則由妹妹負擔生活費，讓陳芳君將扣除房租與伙食費後的收入全部存下，用來一次還清學貸。陳芳君的母親看在眼裡，不時會寄給她烹調後冷凍起來的食物，或不時匯錢到她的戶頭。儘管不希望母親擔心她們的生活，卻也只好默默地接受。
「我現在就是在效法一萬元一個月生活，像我們也會去找那種快要打烊的菜販或麵包店，因為那個會直接對半（價格），或是便利超商。」陳芳君眉飛色舞地說著她的省錢之道。
除了便宜的食材，由於三餐都是自己料理，因此費用可以降到最低。早餐是沖泡包，午餐是前一晚做好冰起來的便當，晚餐則只吃茶葉蛋跟豆漿，最多再加上水果，讓一天的花費盡量控制在百元以內，一個月的伙食費就可以控制在三千元左右。而交通費則是一個月一千五，「一天32元。」陳芳君抓得相當精準。經由嚴密的預算控制，兩萬六的薪水幾乎可以存下兩萬元。
「我們都會盡量克制彼此的欲望，像女生就一定會想要愛漂亮啊，做頭髮、買衣服啊，每一季流行的東西都會很想要。也幸好妹妹都一直陪著我，我們都會互相告訴對方花錢是不可以的，一講到省錢大家都會很認份地去做別的事情。所以我們幾乎是沒有娛樂的。」就算是「娛樂」，也會想辦法在不花錢的狀態下滿足精神生活，比方運動或是參加免費講座，但大多跟工作有關。
如此嚴苛的生活條件，陳芳君開朗的外表下看不到一絲陰鬱，但我聽了卻有些難過和不解。樂觀也該有個限度，特別是處在這種高壓的生活條件之下，難道沒有一絲「厭世」感，不會徬徨和疲憊？陳芳君收起笑容，沉思了幾秒鐘，「是有這種厭世感沒錯。」但她隨即又大笑，「連我這樣開朗的人都說厭世，哈哈！」
相較於一九八○到一九九○年代「愛拚才會贏」的樂觀，「厭世」已經成為這一代年輕人的共同語言。而「厭世」一詞也從原本消極悲觀的語境，轉化成為一種無可奈何，卻又不得不面對的一種情緒，更多的時候，更像是一種自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