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的年齡就像是男人的老二？
一般女性從演藝圈的謊報年齡風波可以學到一個教訓，那就是「越想要隱瞞，越容易曝光」。
著有《到東大向上野千鶴子學吵架》（筑摩書房）及《我不結婚》（講談社，中文版為時報出版）等書的女藝人遙洋子，同時也是知名的女權運動家。經常針對女性年齡問題發表意見的她，有一次得知某位女性朋友在職場上遭男同事公布年齡，因此寫了一篇名為〈女人的年齡有什麼好大驚小怪〉的隨筆，譴責這名男同事的行徑。
根據文章中的描述，那名男同事「得意洋洋、眉飛色舞」地向其他人大喊：「大家聽我說！她已經○○歲了！我可是握有證據的喔！我認識了她從前的同學！」
針對這樣的情況，遙洋子還補充說明「年齡遭公開的女性如果反應過於激烈，很可能會被貼上異常神經質的標籤，因此到頭來只能忍氣吞聲」。雖然我認為這位女性朋友其實有更加妥善的應對方式，而且我對當時在場的其他男同事的反應也相當感興趣，但這些姑且不談，總之遙洋子認為公開女性的年齡，就像公開男性的「老二長度」一樣，帶有「歧視」的意味。她寫下了這麼一段評論：
男人啊，要不要嘗嘗這種滋味？在早晨的辦公室裡，有人當著你的面在眾人面前大喊：「大家聽我說！他的老二只有○○公分！我可是握有證據的喔！這是他前女友跟我說的！」不僅大聲嚷嚷，還到處宣揚，在每個你會走進的辦公地點，向每個與你有所交集的人。
（《上班女郎總是四面楚歌》，朝日文庫）
遙洋子在更早之前發表的隨筆〈女人的年齡，男人的年所得〉中，還曾提出以下這些論點：「為什麼女人不喜歡被人詢問年齡？因為那會讓她感覺正在被人掂斤兩」、「向女人詢問年齡，就像是向初次見面的男人詢問年所得」、「如果有一天，公司行號的櫃檯坐著的是六十歲的櫃檯小姐；每個男職員都打從心底尊敬年長的女性部長；而且到處都可以遇上能讓少女衷心期望『未來能跟她一樣』的中高齡婦女，那麼我們就能心平氣和地說出自己的年齡，而不感到噁心想吐。在那天到來之前，只要有人問我『妳幾歲』，我的回答一律會是『你的年所得是多少』」。
換句話說，遙洋子認為「年齡」是判斷女性價值的基準，就像男性的價值是以「老二長度」或「年所得」來判斷一樣。而且這樣的基準往往會造成歧視，因此根本沒有必要老實告知。
事實上，「隱匿」確實是消除歧視的慣用策略之一。美國有一項名為《就業年齡歧視法》（Age Discrimination in Employment Act，簡稱ADEA）的法律，以四十歲以上勞工為對象，規定業主不得在徵人廣告上限制年齡，也不得在各式履歷資料及面試過程中詢問年齡。因此履歷表上不需填入年齡或出生年月日，甚至不用貼照片。我們可以說，「隱匿」確實是一種消除歧視的方法。
但我在〈序言〉中亦曾提及，想要在日常生活中徹底隱瞞年齡可說是相當困難，而且會導致相當大的壓力。「任何人都不必為年齡增長感到羞愧或自責」，唯有不隱瞞年齡，才能從「被揭發」的風險中獲得解脫。當然「揭發者」肯定才是錯的一方，但沒有必要與那種人一般見識，不隱瞞年齡才是明哲保身的做法。
針對不隱瞞年齡的建議，遙洋子也曾提出以下這些主張：
「『要求女人別隱瞞年齡』本身就是一種沒有同理心的態度。」
「難道光明正大說出年齡，就能讓女人心中的不舒服徹底消失？」
的確，光靠坦承年齡，沒有辦法讓不舒服徹底消失。但只要自己的內心不因年齡而自卑，隱瞞的理由自然也不復存在，相信這應該能讓女性感覺輕鬆不少。
遙洋子或許認為靠「老二長度」及「年所得」能反將男人一軍，但能不能達到目的實在有待商榷，何況那只會讓男女雙方在年齡上的「雙重標準」更加僵化，對消除年齡歧視並沒有任何幫助。
「厚臉皮」也是源自於「女性魅力」？
雖然平常靠「抱歉」跟「不好意思」也能溝通，但如果有個稱呼能夠代替「阿姨」，且不讓對方感到彆扭或不舒服，想必更加方便。專欄作家深澤真紀也曾表示「如果有個稱呼，能夠讓中年女性自然接納自己就好了（不能是什麼古怪的外來語）」。
一九五○年代後半，日本社會曾經流行過「BG」這個詞彙，意思是「business girl」，也就是「上班女郎」。但後來NHK下令禁止使用這個詞彙，理由是這會讓人聯想到美國的「bargirl」（多指娼婦）。到了一九六三年，雜誌《女性自身》公開募集一個能夠取代「BG」的詞彙，於是「OL（office lady）」這個日式英語就這麼誕生了。或許我們可以仿效這樣的做法，為「阿姨」募集一個更好的稱呼。
話說回來，在現今的社會，上班女郎變得一點也不稀奇，不論是男是女都被統稱為「上班族」。所以有著「年輕、未婚且不具特殊才能的女性事務員」含意（依據佐佐木瑞枝教授《女人與男人的日本語辭典 上冊》中的解釋）的「OL」一詞，也漸漸越來越少人使用。同樣的道理，就算現在創造出了一個取代「阿姨」的字眼，只要中高齡婦女的負面形象沒有消失，新字眼遲早也會帶有侮蔑的含意。
然而《歐巴桑經濟學》一書中的描述如果屬實，亦即在電車上擠座位空隙的「厚臉皮」行為大多是由「歐巴桑」（該書定義為四十五～六十四歲）所為，那麼大眾對於中高齡婦女的負面印象當然也不可能改觀。
某一天的報紙上刊登了一則讀者投書，名為〈中高齡婦女的貼心舉動〉，投書者是一名行動不便的男士，他在文章中聲稱「電車內願意讓座的乘客絕大部分是約莫五十歲以上的中高齡婦女，其次依序是年輕男性、高齡男性，最後才是年輕女性」。要在電車內讓座，必須擁有大膽向不認識的人攀談的勇氣，或許這也可以算是歐巴桑的「厚臉皮」發揮了功勞。
但是當天的報紙在這篇文章旁又刊登了另一則讀者投書，該讀者是一名孕婦，她卻聲稱「在電車裡願意讓座的大多是二十多歲的年輕女性」。報社編輯故意把這兩篇投書擺在一起，應該是為了表達「親切與否因人而異，並沒有男女老幼的分別」。
我相當贊成編輯的這個觀點，但其實從這兩篇投書，還可以提出一個假設。前一篇的「行動不便的男士」搭電車的時間應該不是通勤的尖峰時段，因此電車裡中高齡婦女的比例較高；而後一篇的「孕婦」搭電車的時間則可能是通勤時間，因此二十多歲的年輕女性（擁有正職工作的上班女郎）的比例較高。因為這個緣故，前者讓座的大多是中高齡婦女，而後者讓座的大多是年輕女性。
換句話說，「厚臉皮歐巴桑」在電車裡大量出沒的時段，很可能原本就是中高齡婦女的比例較高的時段。仔細想想，電車裡的座位還有空隙可以擠，肯定不會是通勤的尖峰時段。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在通勤時段的電車裡，那些身穿西裝的男人為了搶座位更是毫不客氣。難道這代表反正男人本來就不具備「女性魅力」，所以厚臉皮的程度跟「放棄了女性魅力」的歐巴桑旗鼓相當？抑或必須原本擁有「女性魅力」卻狠心放棄，才符合「厚臉皮」的定義？
「厭姥心態」
在二○○六年的時候，由於團塊世代即將大量退休，民眾都擔心這可能會對日本的勞動市場及社會保障制度造成衝擊，當時擔任讀賣新聞東京總部調查研究本部主任研究員的北村節子女士，發表了一篇論文，名為〈什麼是「團塊阿姨」──思考高齡女性大量出現的徵兆〉（《讀賣調研quarterly》）。
北村認為關於團塊世代的各項數據，「雖然突顯了『處於前期高齡期、享受著高消費能力、精力十足的阿姨』，卻也同時讓『處於後期高齡期的老奶奶』的社會問題浮上檯面，畢竟她們『因社會保障窘迫而導致生活陷入窮困危機的風險比男性更大』」。北村並且在統整了團塊世代的「黑幕」（筆者註：北村認為這包含人數眾多、長壽、存活年數超過健康預期壽命〔Healthy life expectancy〕、單身比例高、子女人數少等問題），及「後期高齡女性的現況」之後，指出這些高齡女性因以下幾點而「未來堪慮」：
‧在日本社會保障制度財源窘迫的局面下，高齡女性由於會耗費年金、醫療費、看護費及龐大人力等各種社會資源，很可能讓她們被社會當成「累贅」。她們的子女人數少，會對子女造成沉重負擔，同時也會是整個社會的沉重包袱。結果可能會導致以「促進自立」為名義來減少社會提供的協助。
‧隨著社會保障的減少，高齡人士的QOL將會惡化。但如此一來，社會保障的成本（醫療費、清寒補助等）也會提升。這可能導致以高齡人士（尤其是需要長期社會保障的女性）為主的族群陷入QOL持續惡化的惡性循環。
‧經濟上的窘迫可能導致「厭惡高齡女性」的風氣，亦即「厭姥心態」，進而形成二十一世紀的「棄姥思想」。在這樣的風氣之下，如近年來偶有所聞的「看護師殺人案」等，以手無縛雞之力的高齡女性為下手對象的犯罪便可能增加。
北村認為高齡女性在社會上的「累贅感」越強，越容易陷入QOL（Quality of Life，生活品質）持續惡化的惡性循環，引發社會的「厭姥心態」。原本應該是好事的「長壽」，反而成了「黑幕」之一。健康狀況隨著年齡而衰退是理所當然的事，但存活年數超過「健康預期壽命」太多，會讓這些高齡女性在社會上被當成燙手山芋。
我在第五章曾經提及，同樣是「Obasan」，用做「阿姨」跟用做「大嬸」的意思截然不同。而且自從「歐巴塔利安」在一九五○年前後引發流行，「歐巴桑」的含意受到濫用的情況也越來越嚴重。「阿姨」是個帶有親切感與溫暖的詞彙，「大嬸」卻只剩下敵意與惡意。從「阿姨」到「大嬸」的變化，正象徵著社會開始對「阿姨」一詞產生嫌惡。
因此對於「團塊世代的女性進入高齡化會招致厭姥心態」的預測，我亦深有同感。社會對「阿姨」的厭惡感，可以視為「厭姥心態」的徵兆。
北村的論文結論是，「為了她們著想，也為了日本社會著想，如今我們應該認真思考『讓團塊世代的女性參與社會活動的具體方法』」。
值得一提的是，想必各位讀者都已察覺，北村在論文中也使用了「後期高齡期（人士）」這種說法。事實上，早在福田前首相於二○○八年任內實施「後期高齡人士醫療制度」之前，「後期高齡期」一詞早已被廣泛使用在行政及諸般事務處理的年齡區分上。但直到這個字眼成為新醫療制度名稱的一部分，在日本社會引發高度關注後，許多高齡人士才開始對這個詞彙表達強烈不滿。背後的原因，或許就在於這會讓民眾將「後期高齡期」與「後期高齡人士醫療制度」聯想在一起，而這個新醫療制度在民眾的心中就宛如是「現代版的棄姥制度」。
一般女性從演藝圈的謊報年齡風波可以學到一個教訓，那就是「越想要隱瞞，越容易曝光」。
著有《到東大向上野千鶴子學吵架》（筑摩書房）及《我不結婚》（講談社，中文版為時報出版）等書的女藝人遙洋子，同時也是知名的女權運動家。經常針對女性年齡問題發表意見的她，有一次得知某位女性朋友在職場上遭男同事公布年齡，因此寫了一篇名為〈女人的年齡有什麼好大驚小怪〉的隨筆，譴責這名男同事的行徑。
根據文章中的描述，那名男同事「得意洋洋、眉飛色舞」地向其他人大喊：「大家聽我說！她已經○○歲了！我可是握有證據的喔！我認識了她從前的同學！」
針對這樣的情況，遙洋子還補充說明「年齡遭公開的女性如果反應過於激烈，很可能會被貼上異常神經質的標籤，因此到頭來只能忍氣吞聲」。雖然我認為這位女性朋友其實有更加妥善的應對方式，而且我對當時在場的其他男同事的反應也相當感興趣，但這些姑且不談，總之遙洋子認為公開女性的年齡，就像公開男性的「老二長度」一樣，帶有「歧視」的意味。她寫下了這麼一段評論：
男人啊，要不要嘗嘗這種滋味？在早晨的辦公室裡，有人當著你的面在眾人面前大喊：「大家聽我說！他的老二只有○○公分！我可是握有證據的喔！這是他前女友跟我說的！」不僅大聲嚷嚷，還到處宣揚，在每個你會走進的辦公地點，向每個與你有所交集的人。
（《上班女郎總是四面楚歌》，朝日文庫）
遙洋子在更早之前發表的隨筆〈女人的年齡，男人的年所得〉中，還曾提出以下這些論點：「為什麼女人不喜歡被人詢問年齡？因為那會讓她感覺正在被人掂斤兩」、「向女人詢問年齡，就像是向初次見面的男人詢問年所得」、「如果有一天，公司行號的櫃檯坐著的是六十歲的櫃檯小姐；每個男職員都打從心底尊敬年長的女性部長；而且到處都可以遇上能讓少女衷心期望『未來能跟她一樣』的中高齡婦女，那麼我們就能心平氣和地說出自己的年齡，而不感到噁心想吐。在那天到來之前，只要有人問我『妳幾歲』，我的回答一律會是『你的年所得是多少』」。
換句話說，遙洋子認為「年齡」是判斷女性價值的基準，就像男性的價值是以「老二長度」或「年所得」來判斷一樣。而且這樣的基準往往會造成歧視，因此根本沒有必要老實告知。
事實上，「隱匿」確實是消除歧視的慣用策略之一。美國有一項名為《就業年齡歧視法》（Age Discrimination in Employment Act，簡稱ADEA）的法律，以四十歲以上勞工為對象，規定業主不得在徵人廣告上限制年齡，也不得在各式履歷資料及面試過程中詢問年齡。因此履歷表上不需填入年齡或出生年月日，甚至不用貼照片。我們可以說，「隱匿」確實是一種消除歧視的方法。
但我在〈序言〉中亦曾提及，想要在日常生活中徹底隱瞞年齡可說是相當困難，而且會導致相當大的壓力。「任何人都不必為年齡增長感到羞愧或自責」，唯有不隱瞞年齡，才能從「被揭發」的風險中獲得解脫。當然「揭發者」肯定才是錯的一方，但沒有必要與那種人一般見識，不隱瞞年齡才是明哲保身的做法。
針對不隱瞞年齡的建議，遙洋子也曾提出以下這些主張：
「『要求女人別隱瞞年齡』本身就是一種沒有同理心的態度。」
「難道光明正大說出年齡，就能讓女人心中的不舒服徹底消失？」
的確，光靠坦承年齡，沒有辦法讓不舒服徹底消失。但只要自己的內心不因年齡而自卑，隱瞞的理由自然也不復存在，相信這應該能讓女性感覺輕鬆不少。
遙洋子或許認為靠「老二長度」及「年所得」能反將男人一軍，但能不能達到目的實在有待商榷，何況那只會讓男女雙方在年齡上的「雙重標準」更加僵化，對消除年齡歧視並沒有任何幫助。
「厚臉皮」也是源自於「女性魅力」？
雖然平常靠「抱歉」跟「不好意思」也能溝通，但如果有個稱呼能夠代替「阿姨」，且不讓對方感到彆扭或不舒服，想必更加方便。專欄作家深澤真紀也曾表示「如果有個稱呼，能夠讓中年女性自然接納自己就好了（不能是什麼古怪的外來語）」。
一九五○年代後半，日本社會曾經流行過「BG」這個詞彙，意思是「business girl」，也就是「上班女郎」。但後來NHK下令禁止使用這個詞彙，理由是這會讓人聯想到美國的「bargirl」（多指娼婦）。到了一九六三年，雜誌《女性自身》公開募集一個能夠取代「BG」的詞彙，於是「OL（office lady）」這個日式英語就這麼誕生了。或許我們可以仿效這樣的做法，為「阿姨」募集一個更好的稱呼。
話說回來，在現今的社會，上班女郎變得一點也不稀奇，不論是男是女都被統稱為「上班族」。所以有著「年輕、未婚且不具特殊才能的女性事務員」含意（依據佐佐木瑞枝教授《女人與男人的日本語辭典 上冊》中的解釋）的「OL」一詞，也漸漸越來越少人使用。同樣的道理，就算現在創造出了一個取代「阿姨」的字眼，只要中高齡婦女的負面形象沒有消失，新字眼遲早也會帶有侮蔑的含意。
然而《歐巴桑經濟學》一書中的描述如果屬實，亦即在電車上擠座位空隙的「厚臉皮」行為大多是由「歐巴桑」（該書定義為四十五～六十四歲）所為，那麼大眾對於中高齡婦女的負面印象當然也不可能改觀。
某一天的報紙上刊登了一則讀者投書，名為〈中高齡婦女的貼心舉動〉，投書者是一名行動不便的男士，他在文章中聲稱「電車內願意讓座的乘客絕大部分是約莫五十歲以上的中高齡婦女，其次依序是年輕男性、高齡男性，最後才是年輕女性」。要在電車內讓座，必須擁有大膽向不認識的人攀談的勇氣，或許這也可以算是歐巴桑的「厚臉皮」發揮了功勞。
但是當天的報紙在這篇文章旁又刊登了另一則讀者投書，該讀者是一名孕婦，她卻聲稱「在電車裡願意讓座的大多是二十多歲的年輕女性」。報社編輯故意把這兩篇投書擺在一起，應該是為了表達「親切與否因人而異，並沒有男女老幼的分別」。
我相當贊成編輯的這個觀點，但其實從這兩篇投書，還可以提出一個假設。前一篇的「行動不便的男士」搭電車的時間應該不是通勤的尖峰時段，因此電車裡中高齡婦女的比例較高；而後一篇的「孕婦」搭電車的時間則可能是通勤時間，因此二十多歲的年輕女性（擁有正職工作的上班女郎）的比例較高。因為這個緣故，前者讓座的大多是中高齡婦女，而後者讓座的大多是年輕女性。
換句話說，「厚臉皮歐巴桑」在電車裡大量出沒的時段，很可能原本就是中高齡婦女的比例較高的時段。仔細想想，電車裡的座位還有空隙可以擠，肯定不會是通勤的尖峰時段。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在通勤時段的電車裡，那些身穿西裝的男人為了搶座位更是毫不客氣。難道這代表反正男人本來就不具備「女性魅力」，所以厚臉皮的程度跟「放棄了女性魅力」的歐巴桑旗鼓相當？抑或必須原本擁有「女性魅力」卻狠心放棄，才符合「厚臉皮」的定義？
「厭姥心態」
在二○○六年的時候，由於團塊世代即將大量退休，民眾都擔心這可能會對日本的勞動市場及社會保障制度造成衝擊，當時擔任讀賣新聞東京總部調查研究本部主任研究員的北村節子女士，發表了一篇論文，名為〈什麼是「團塊阿姨」──思考高齡女性大量出現的徵兆〉（《讀賣調研quarterly》）。
北村認為關於團塊世代的各項數據，「雖然突顯了『處於前期高齡期、享受著高消費能力、精力十足的阿姨』，卻也同時讓『處於後期高齡期的老奶奶』的社會問題浮上檯面，畢竟她們『因社會保障窘迫而導致生活陷入窮困危機的風險比男性更大』」。北村並且在統整了團塊世代的「黑幕」（筆者註：北村認為這包含人數眾多、長壽、存活年數超過健康預期壽命〔Healthy life expectancy〕、單身比例高、子女人數少等問題），及「後期高齡女性的現況」之後，指出這些高齡女性因以下幾點而「未來堪慮」：
‧在日本社會保障制度財源窘迫的局面下，高齡女性由於會耗費年金、醫療費、看護費及龐大人力等各種社會資源，很可能讓她們被社會當成「累贅」。她們的子女人數少，會對子女造成沉重負擔，同時也會是整個社會的沉重包袱。結果可能會導致以「促進自立」為名義來減少社會提供的協助。
‧隨著社會保障的減少，高齡人士的QOL將會惡化。但如此一來，社會保障的成本（醫療費、清寒補助等）也會提升。這可能導致以高齡人士（尤其是需要長期社會保障的女性）為主的族群陷入QOL持續惡化的惡性循環。
‧經濟上的窘迫可能導致「厭惡高齡女性」的風氣，亦即「厭姥心態」，進而形成二十一世紀的「棄姥思想」。在這樣的風氣之下，如近年來偶有所聞的「看護師殺人案」等，以手無縛雞之力的高齡女性為下手對象的犯罪便可能增加。
北村認為高齡女性在社會上的「累贅感」越強，越容易陷入QOL（Quality of Life，生活品質）持續惡化的惡性循環，引發社會的「厭姥心態」。原本應該是好事的「長壽」，反而成了「黑幕」之一。健康狀況隨著年齡而衰退是理所當然的事，但存活年數超過「健康預期壽命」太多，會讓這些高齡女性在社會上被當成燙手山芋。
我在第五章曾經提及，同樣是「Obasan」，用做「阿姨」跟用做「大嬸」的意思截然不同。而且自從「歐巴塔利安」在一九五○年前後引發流行，「歐巴桑」的含意受到濫用的情況也越來越嚴重。「阿姨」是個帶有親切感與溫暖的詞彙，「大嬸」卻只剩下敵意與惡意。從「阿姨」到「大嬸」的變化，正象徵著社會開始對「阿姨」一詞產生嫌惡。
因此對於「團塊世代的女性進入高齡化會招致厭姥心態」的預測，我亦深有同感。社會對「阿姨」的厭惡感，可以視為「厭姥心態」的徵兆。
北村的論文結論是，「為了她們著想，也為了日本社會著想，如今我們應該認真思考『讓團塊世代的女性參與社會活動的具體方法』」。
值得一提的是，想必各位讀者都已察覺，北村在論文中也使用了「後期高齡期（人士）」這種說法。事實上，早在福田前首相於二○○八年任內實施「後期高齡人士醫療制度」之前，「後期高齡期」一詞早已被廣泛使用在行政及諸般事務處理的年齡區分上。但直到這個字眼成為新醫療制度名稱的一部分，在日本社會引發高度關注後，許多高齡人士才開始對這個詞彙表達強烈不滿。背後的原因，或許就在於這會讓民眾將「後期高齡期」與「後期高齡人士醫療制度」聯想在一起，而這個新醫療制度在民眾的心中就宛如是「現代版的棄姥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