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閱1】：性別讓世界轉動：女性在哪裡？
或許你從來沒有想像過自己是一名帶著年幼的孩子逃離家園的女性──妳得躲過政府軍和叛軍間的暴力衝突、跨越國界在泥濘的難民營裡搭起帳篷，而救援隊對待妳的方式，就好像妳和妳的孩子只是與別人毫無區別的一對「婦女和兒童」。
又或許，如果你的阿姨（還是祖母）和你說過她們做家庭幫傭的故事，你會比較容易想像離開自己的國家、去住在別人家裡照顧他們的小孩或年邁的父母，這樣子的每天生活是怎樣的。你大概可以想像每週要和住在不同時區的自己的小孩用Skype對話的心情，但是你可能無法確定如果你的僱主堅持扣押你的護照時，你會有什麼反應。
如果要你想像自己在一座外國軍營外面的迪斯可舞廳工作，大概又更天馬行空了。很難想像如果妳被夾在外國阿兵哥恩客對性的期待，和拿走了妳大部分收入的迪斯可舞廳老闆的要求之間，要怎樣在這狹窄的縫隙中努力為自己爭取一點尊嚴。
你可能夢想成為本國外交使節團的高階外交政策專家，但是在追尋這個抱負時，又故意不去想是否能夠維持與伴侶的關係。你儘量不去想你的伴侶是否願意一邊應付外交官的社交需求，同時又得應付因為你們共同生活在媒體的魚缸中得承受的壓力。
如果你夠關注世界新聞，大概就能夠跟開羅的女權運動人士換位思考，不過你會決定抗議標語只用阿拉伯文，還是要把你的政治訊息加上英文翻譯呢？（這樣全世界的CNN和路透社觀眾就會看到你的革命除了要推翻當前的壓迫政權之外，還包括追求具體的女性主義目標。）
如果你想對國際政治有可靠的認識，這些想像（還有更多）儘管很困難，卻都是必要的。不過，光是發揮想像力還不夠。對於國際政治的女性主義理解需要對所有這些女性的生活，以及你還沒有想像過的女性生活，抱持真正的好奇心。這樣的好奇心將會激發出積極的調查工作，仔細挖掘家庭幫傭、旅館女服務生、女權運動人士、女性外交官、外交官夫人、男性精英的情婦、縫紉女工、女性性工作者、女兵、被迫成為難民的婦女、在企業化農場工作的婦女等，她們複雜的經歷和想法。
也就是說，有助於國際政治的理解，亦即從女性主義角度的理解，需要我們跟著不同的女性深入那些經常被傳統外交事務專家忽略的地方──那些他們認為只是「私人的」、「家庭的」、「地方性的」或「不重要的」的地方。但是，我們將會發現迪斯可舞廳也可以成為國際政治的舞台，某個人家的廚房或你自己的衣櫥也可以。
秘書的辦公桌也可以。例如：讓我們想像一下在外交部擔任秘書的女性。大部分政治評論家對她們的興趣就跟看待標準配備的傢具差不多。但是女性秘書會在國際事件（甚至不乏一些重大事件）中扮演有趣的角色，像是備受爭議的伊朗門事件（Iran-Contra Affair）──揭露了美國曾經在一九八○年代對尼加拉瓜進行秘密軍事干預；以及一九九○年代在挪威奧斯陸秘密舉行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平談判。如果大家都認為國家的命運是由精英男性（和少數精英女性）決定的，又有誰會關注這些女性辦事員呢？答案是女性主義研究者。她們要挑戰一個傳統的假設，即認為關注女性秘書也不會讓我們了解高階的政治動態。女性主義研究者會關注地位比較低的女性秘書，是因為她們知道關心、傾聽、認真觀察這些鮮少被注意到的職業女性，有助於揭開國家高層事務政治操作的帷幕。例如：政府中的女性秘書會讓我們看到女性的忠誠、女性的保密、女性保存的記錄、女性的例行事務，以及男性的地位和男性的控制將帶來什麼影響深遠的政治後果。
拜女性主義學者們的創新研究之賜，我們現在知道要在國際政治中尋找秘書的蹤影。例如：我們最近知道在一九二○和一九三○年代，有些具事業心的德國、英國、荷蘭女性會在新成立的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找工作──該國際組織是在可怕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成立的，是以重建國家之間的關係為宗旨。這些女性不僅開創了新局面，成為第一批國際公務員，她們還以女性的身分遠離家鄉追求自己的職業生涯。這些女性不僅會擔任秘書，她們也擔任圖書館員，確保國際聯盟的文書有專業化的製作和保存。由於這些女性職員的努力，我們現在才可以重新對國際聯盟提供具啟發性的評價：國際聯盟除了防止戰爭之外，還是促進國際社會正義的組織。這些女性並不認為自己只是擺飾的傢具。
當然也不是所有女性都被當作傢具。當代的國際政治舞台上也有嶄露頭角的女性，包括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瑪麗．羅賓遜（Mary Robinson）、安格拉．梅克爾（Angela Merkel）、克莉絲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蜜雪兒．巴舍萊（Michelle Bachelet）、艾倫．強森．瑟利夫（Ellen Johnson Sirleaf）和希林．伊巴迪（Shirin Ebadi）。這些傑出的女性都有她們自己的性別故事可以說（或者也可能故意不說）。不過有一項女性主義的調查顯示：參與國際政治的女性遠比平常看到的新聞標題所說的多出許多。有數以百萬計的女性在國際間活動，然而她們絕大多數都不是希林．伊巴迪或希拉蕊．柯林頓。
如果要確實理解今天（或昨天）的國際政治動態，既需要新的技術，也必須重新調整既有的技術。也就是說，從女性主義的角度理解國際政治，需要獲得像是全新的技能，也需要重新調整以前使用過（但是可能無助於理解戰爭、經濟危機、全球的不公義和精英談判）的技能。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各自形塑了複雜的國際政治生活，而研究它們如何運作──也就是以性別為出發點的調查──既需要強烈的好奇心、發自內心的謙遜，也需要完整的各種工具，並坦誠的反思那些或新或舊的研究工具是否遭到誤用。
最重要的是必須對複雜多元的女性真實生活和想法感到興趣。這不是說一定要敬佩每一名（生活令你感到有趣的）女性。女性主義關注各類型的女性並不是出於英雄崇拜。當然有些女性的確富有洞察力、具備創新精神，甚至很勇敢。然而經過密切的審視之後，也有些女性被發現是沆瀣一氣、沒有度量或自私的。認真看待所有女性的生活絕對不只是因為敬佩。探尋「女性在哪裡？」是因為我們決心要探究這個世界到底是怎麼運作的。女性主義的挖掘是因為渴望揭露那些會影響到（通常是不平等的）性別運作的想法、關係和政策。
例如，假如有一名英國婦女決定取消她去埃及度寒假的計畫。雖然她覺得埃及充滿「異國風情」，溫暖的氣候令人喜愛，搭乘尼羅河遊船也很令人興奮；但是她對埃及的前政權被推翻之後發生的政治動盪感到緊張，所以她決定改去牙買加。因此她制定的旅遊計畫也為打造目前的國際政治體系發揮了一部分作用。她進一步加深了埃及的金融債務，同時也幫一個加勒比海地區的政府賺到了急需的外匯。而且無論她是出於個人喜好選擇哪一個國家，她都會讓「旅館女服務生」成為一個重要的全球化工作類別。
或是想像一個美國小學老師設計的一個教案是以美洲的原住民「公主」寶嘉康蒂為主題。許多孩子都看過迪士尼的動畫電影《風中奇緣》（Pocahontas）。現在這名老師希望告訴孩子們這位十七世紀的美國原住民婦女是怎樣在維吉尼亞州（Virginia）的詹姆士敦（Jamestown）救下英國人約翰．史密斯（John Smith），讓史密斯免於遭到處決，後來她皈依基督教，嫁給一名英國的農場主人，也協助英國殖民美洲的道路。（這名老師也可能在教案中加進寶嘉康蒂後來在一六一四年嫁給約翰．羅爾夫［John Rolfe］，這是美國記錄到的第一例異族婚姻。）她的年輕學生在上完這位老師立意良善的課程之後，很可能只記得這類本地婦女很容易被外國占領者迷住的故事。
如果用女性主義的分析視角來看好萊塢女演員的生活，將會賦予新的國際意義。例如在一九三○年代，好萊塢大亨將各方面均令人耳目一新的巴西歌手卡門．米蘭達（Carmen Miranda）打造成美國的電影明星。接著他們便利用米蘭達來支持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總統提升美國與拉丁美洲友好關係的努力。緊接著，有一家國際香蕉公司用她的人像作為商標，在美國家庭主婦和這家跨國農產公司之間建立了一種新的親密關係。不過到了今天，卡門．米蘭達已經成為某種誇張的拉丁女性氣質的原型。不論男女，都有人戴著用水果裝飾的華麗帽子，還把他／她們模仿卡門．米蘭達形象的照片發布到YouTube和Facebook。
或是想像一下今天的一名男性外國士兵和一名貧窮的當地女性之間，這樣的兩性遭遇可能具有的意義：一名在執行國際維和或人道任務的美國（或是澳洲、加拿大或烏干達）男性士兵為了回應戰友討厭同性戀的影射言論，最後便和他們一起去當地的妓院，想要證明他「也是男人」。雖然他可能覺得這只是為了證明自己的男子氣概，但是他想要補強自己受到懷疑的男性身分的嘗試，卻有助於形成他的母國軍隊和由其保護的社會之間的權力關係。他也強化了今天軍隊在國際政治關係中一個重要的灘頭堡：異性戀男性氣質。
女性遊客和旅館的女服務員；學校老師和她的學生；電影明星、她的片廠老闆、香蕉公司主管、美國家庭主婦和當代的YouTube狂熱者；男性士兵、妓院老闆和妓女──所有人都在跳著一支錯綜複雜的國際小步舞曲。想要仔細研究這首小步舞曲的性別起因和性別後果的人，正在對當今的國際政治體系發起女性主義調查。
然而這些「舞者」都不能自己發號施令。不過，即使是受害的女性，腦中也不是毫無想法。在以女性主義研究不平等的國際關係時，最重要的是不能夠錯誤（和懶惰）的將所謂「沒有想法的受害者」和「被賦予權力的行為者」逕行二分。即使是被權力體系推到最邊緣的女性，還是會用她們能夠獲得的最少資源繼續評估和制定策略；有時候她們也不是只有私人策略，而是會走向集體組織。不過，承認被推到邊緣的女性還是會有（極度受到限制的）行動，不等於否認某些國際行為者當然比其他行為者更有影響力，也比較容易收穫回報。因此，如果要研究國際政治中的性別運作，我們必須讓權力顯露出來──各種各樣的權力。這種探索可能會令人不太舒服。
（摘自：第1章〈性別讓世界轉動：女性在哪裡？〉）
【試閱2】：民族主義與男性氣質：民族主義的故事還未結束──這不是一個簡單的故事
在銀行業崩潰、經濟衰退最嚴重的時期，加泰隆尼亞（Catalonia）人紛紛走上巴塞隆納的街頭。各個年齡層的女性和男性、找不到工作的年輕人、保有工作但是工資被砍的公務員、退休金可能不保的老年人，都加入了加泰隆尼亞人高喊口號與唱歌的行列。這場經濟危機始於二○○八年的國際銀行倒閉潮，並席捲了整個西班牙，但是在這個陽光明媚的五月傍晚，人們是以加泰隆尼亞人的身分組織起來、走上巴塞隆納街頭，而加泰隆尼亞人是西班牙的多民族社會中一個自豪的地區性族群。從示威者的標語中，可以明顯看到他們指責目前的困境應歸咎於所謂的「三頭政治」（the Troika）：歐盟委員會（European Union’s Commission）、歐洲中央銀行（European Central Bank）和安格拉．梅克爾總理領導下的德國政府；這是因為在歐盟的成員國中，就屬德國一直堅定要求西班牙（以及愛爾蘭、希臘、葡萄牙）大幅削減公共支出，以重新平衡預算。經濟危機影響到所有西班牙人的生活，但是對這些參與遊行的示威者來說，經濟危機也重新點燃了他們對加泰隆尼亞民族認同的強烈意識。加泰隆尼亞的民選官員承諾會讓該區公民有機會對即將舉行的加泰隆尼亞獨立公投進行投票。
視野看向北方，執政的蘇格蘭民族黨（Scottish National Party）政治人物也正在向倫敦方面施壓，要求由蘇格蘭公民投票決定蘇格蘭是否脫離英國獨立。蘇格蘭民族黨的領導人向蘇格蘭人民保證獨立後的蘇格蘭依然會保留歐盟的會員資格，還是三十五個成員國之一，但是布魯塞爾的歐盟官員卻警告道：蘇格蘭獨立後必須重新申請加入歐盟。因為存在這種不確定性，讓一些支持蘇格蘭獨立的選民感到卻步。
大西洋彼岸的魁北克選民近年來也曾兩度投票，決定繼續留在境內存在多民族的加拿大，成為加拿大的一省。但是兩方的差距並不大，而且看起來要不了多久，魁北克的民族主義者就會要求再辦一次魁北克的獨立公投了。
至於在非洲，南蘇丹經過多年的血腥抗爭之後脫離蘇丹，成為世界上最新獲得承認的主權國家之一。
回到歐洲，南斯拉夫在經過一九九二年到一九九五年的一場各方勢力的血腥內戰之後，裂解成幾個依種族劃分的小型民族國家。捷克斯洛伐克（Czechoslovakia）也一分為二，分別成立捷克共和國（Czech Republic）和斯洛伐克。蘇聯於一九九○年代初在沒有發生戰爭的狀況下解體，留下俄羅斯這個民族依然多元、卻是主要由俄羅斯人支配的國家；現在俄羅斯邊界附近存在著好幾個依民族劃分的新國家（但其各自並非單一民族國家），包括位於波羅的海旁邊的拉脫維亞、愛沙尼亞和立陶宛，與歐洲接壤的烏克蘭和白俄羅斯，還有在西亞邊境的哈薩克、吉爾吉斯和塔吉克。莫斯科發動了一場殘酷的戰爭，讓具有種族特徵的車臣（Chechnya）地區保留在俄羅斯的版圖內。
只能說製作地圖的人總是有事情忙。
在一八○○年代中期，民族主義突然出現在國際政治的舞台，造成了一股讓帝國走向分裂的政治力量：包括鄂圖曼帝國、哈布斯堡王朝、俄羅斯帝國、大英帝國、法蘭西帝國、荷蘭帝國、西班牙帝國、葡萄牙帝國、丹麥帝國、日本帝國和美帝國。北美十三州殖民地的美國人和南方的拉丁美洲人最早運用民族主義思想，有效地挑戰了西班牙、葡萄牙和英國的帝國統治。第一次世界大戰似乎更加落實了民族主義思想，其戰事的可怕程度甚至被人過於樂觀地以為會是「終結所有戰爭的戰爭」。戰勝國於一九一九年在凡爾賽宮招開會議，他們完好無缺的保留了自己的多民族帝國，但是卻把戰敗的鄂圖曼帝國和哈布斯堡帝國的領土分割開來，至於分割標準則是由負責劃分的男性精英決定的，他們認為有權享有「國家主權」的民族便可以自成一國。之後又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人民的反殖民運動和一系列暴力武裝衝突之後，才迫使剩下的帝國統治者也承認在他們統治之下的大多數人民也應該享有國家主權。
但是塞爾維亞人、克羅埃西亞人、立陶宛人、斯洛伐克人、加泰隆尼亞人、魁北克人和蘇格蘭人；以及沖繩人、藏人、車臣人、維吾爾人；住在伊拉克、土耳其、敘利亞和伊朗的庫德人（Kurd）；還有斯里蘭卡的泰米爾（Tamil）少數民族──都在清楚地告訴我們：民族主義的故事離結束還很遙遠，它依舊是一個複雜的故事，其各種敘事也存在激烈的爭議。
此外，二十一世紀顯現在國際上的民族主義能量，除了各民族的分離主義運動之外，還有強大的中央政府所提出的外交政策。俄羅斯的民族主義者決心要鎮壓車臣族的叛亂，並且狹隘的界定何謂「真正的」俄羅斯民族，藉以鎮壓俄羅斯的男女同性戀者。中國的政治領導人一邊高喊著民族主義式的語言，一邊繼續加深中國對西藏的統治並聲稱其對台灣的主權，而且中國聲稱主權的範圍甚至擴大到石油資源豐富的南海。土耳其的政治精英高舉著民族主義的大旗，試圖否決現代的土耳其是一個多民族國家。日本的民族主義者重拾信心並重新取得選舉影響力，這有部分原因是為了回應中國政府對該地區的強硬態度。美國官員也一直宣稱美國的統治及於加勒比海和南太平洋、涵蓋從波多黎各到美屬薩摩亞和關島的許多島嶼社會，另外，針對美國在既有邊界外的遙遠地區發動戰爭和無人機攻擊，也以各種民族主義的言論加以辯護。
群眾運動會抬出民族主義的情緒和形象，嚴厲指責全球化的趨同效果。星巴克在全球的門市越開越多；好萊塢不斷炮製電影公司導演認為夠精彩的「全球電影」；政府之間一直推動的多邊協議讓沃爾瑪等企業巨頭可以把小規模的本地公司趕出市場；大型漁業公司成批掠奪了加拿大和冰島沿岸的魚類資源。全球化商業的各種表現似乎不只有威脅到競爭對手的企業，也威脅到國家認同的核心。
上述這些無論是過去、現在或暗示未來的故事，似乎都顯得與性別無關。傳統的敘述方式覺得重要的是哪些人會覺得自己是蘇格蘭人，或是冰島人、加泰隆尼亞人、車臣人或沖繩人，以及這種意識培養出的感情會讓他們做出什麼。講故事的人在精心設計這些受辱、動員、戰鬥、勝利和失敗的故事時，經常講得好像女性和男性對民族主義的體驗是一樣的，而且在決定和評價民族主義的目標時，女性和男性也扮演著一樣的角色。這些令人質疑的觀念還會帶來進一步且通常也未經檢驗的假設，即民族主義運動的產生和後果都不必考慮對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的想法。
已經足以證明，這三種假設對於理解我們生活的世界都只提供了不可靠的基礎。
女性和民族主義之間的關係顯然不太穩定。一方面，有上千名女性在民族主義運動中發現她們自己新的公眾形象，以及政治參與的機會。這些女性把自己看作、而且也被別人視為是一個民族的成員，這給了她們比身為家庭中的母親或婚姻中的誰更偉大的身分。然而在另一方面，雖然民族主義為她們帶來能量，但是也有許多女性發現：其實男性的民族主義領導者和知識分子經常只把她們視為民族的象徵，而這個象徵是由父權所雕塑。女性是象徵被侵犯的民族、受苦的民族、自我複製的民族、最純粹的民族。女性淪為象徵意味著，在試圖終結殖民主義、種族統治、種族主義和全球的資本主義剝削的民族主義運動中，她們並沒有被視為是真正可以擁有自己想法、目標和技能的參與者。
此外，因為民族是由「我們」所構成，所以非常重視歸屬感。它很可能是排他的，甚至仇外。活躍於少數族裔社群（尤其是新移民族群）的女性會對民族主義的排他傾向保持警惕。非裔加勒比海地區出身的蘇格蘭人、阿爾及利亞裔的加泰隆尼亞人、海地裔魁北克人、韓裔日本人、波蘭裔愛爾蘭人、伊拉克裔美國人、土耳其裔德國人、摩洛哥裔法國人、庫德族土耳其人──如果民族主義開始主導公眾對話，這些族群的成員都有理由感到擔心。今天有許多女性主義者認為必須極其謹慎的對待民族主義，因為她們認為如果要能夠充滿活力的持續發展女性運動，國內各民族的女性倡導者之間能夠建立聯盟可謂至關重要。
在二十世紀末和二十一世紀初，隨著女性主義的想法和女性主義組織在國際間的影響力越來越大，有越來越多女性公開反對民族主義的領導者將她們視為國家的象徵。女性在尋求她們支持的民族主義運動中對性別平等提出了更多要求。並不是所有受女性主義啟發的要求都受到歡迎。因此，女性與民族主義運動的政治關係始終很複雜，而且常常令人擔憂。不論是在歷史書籍、在國家節日的慶典或是在國家博物館的展覽中，描述這些複雜關係的故事都經常遭到噤聲。畢竟，如果一名作家、一個活動的發起人、一名策展者在任何民族主義運動的故事中加進性別的複雜性，都可能會剝奪該運動以及「民族」這個概念本身的一些光環。
但是，如果評論家對女性的經歷、想法和行動始終不感興趣，最後會導致對民族主義本身和任何一次民族主義運動的描述都過於簡單化。將民族主義運動描繪成一幅簡化的圖像，將使國際政治看起來比實際的情況更為單純。
（摘自：第3章〈民族主義與男性氣質：民族主義的故事還未結束──這不是一個簡單的故事〉）
或許你從來沒有想像過自己是一名帶著年幼的孩子逃離家園的女性──妳得躲過政府軍和叛軍間的暴力衝突、跨越國界在泥濘的難民營裡搭起帳篷，而救援隊對待妳的方式，就好像妳和妳的孩子只是與別人毫無區別的一對「婦女和兒童」。
又或許，如果你的阿姨（還是祖母）和你說過她們做家庭幫傭的故事，你會比較容易想像離開自己的國家、去住在別人家裡照顧他們的小孩或年邁的父母，這樣子的每天生活是怎樣的。你大概可以想像每週要和住在不同時區的自己的小孩用Skype對話的心情，但是你可能無法確定如果你的僱主堅持扣押你的護照時，你會有什麼反應。
如果要你想像自己在一座外國軍營外面的迪斯可舞廳工作，大概又更天馬行空了。很難想像如果妳被夾在外國阿兵哥恩客對性的期待，和拿走了妳大部分收入的迪斯可舞廳老闆的要求之間，要怎樣在這狹窄的縫隙中努力為自己爭取一點尊嚴。
你可能夢想成為本國外交使節團的高階外交政策專家，但是在追尋這個抱負時，又故意不去想是否能夠維持與伴侶的關係。你儘量不去想你的伴侶是否願意一邊應付外交官的社交需求，同時又得應付因為你們共同生活在媒體的魚缸中得承受的壓力。
如果你夠關注世界新聞，大概就能夠跟開羅的女權運動人士換位思考，不過你會決定抗議標語只用阿拉伯文，還是要把你的政治訊息加上英文翻譯呢？（這樣全世界的CNN和路透社觀眾就會看到你的革命除了要推翻當前的壓迫政權之外，還包括追求具體的女性主義目標。）
如果你想對國際政治有可靠的認識，這些想像（還有更多）儘管很困難，卻都是必要的。不過，光是發揮想像力還不夠。對於國際政治的女性主義理解需要對所有這些女性的生活，以及你還沒有想像過的女性生活，抱持真正的好奇心。這樣的好奇心將會激發出積極的調查工作，仔細挖掘家庭幫傭、旅館女服務生、女權運動人士、女性外交官、外交官夫人、男性精英的情婦、縫紉女工、女性性工作者、女兵、被迫成為難民的婦女、在企業化農場工作的婦女等，她們複雜的經歷和想法。
也就是說，有助於國際政治的理解，亦即從女性主義角度的理解，需要我們跟著不同的女性深入那些經常被傳統外交事務專家忽略的地方──那些他們認為只是「私人的」、「家庭的」、「地方性的」或「不重要的」的地方。但是，我們將會發現迪斯可舞廳也可以成為國際政治的舞台，某個人家的廚房或你自己的衣櫥也可以。
秘書的辦公桌也可以。例如：讓我們想像一下在外交部擔任秘書的女性。大部分政治評論家對她們的興趣就跟看待標準配備的傢具差不多。但是女性秘書會在國際事件（甚至不乏一些重大事件）中扮演有趣的角色，像是備受爭議的伊朗門事件（Iran-Contra Affair）──揭露了美國曾經在一九八○年代對尼加拉瓜進行秘密軍事干預；以及一九九○年代在挪威奧斯陸秘密舉行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平談判。如果大家都認為國家的命運是由精英男性（和少數精英女性）決定的，又有誰會關注這些女性辦事員呢？答案是女性主義研究者。她們要挑戰一個傳統的假設，即認為關注女性秘書也不會讓我們了解高階的政治動態。女性主義研究者會關注地位比較低的女性秘書，是因為她們知道關心、傾聽、認真觀察這些鮮少被注意到的職業女性，有助於揭開國家高層事務政治操作的帷幕。例如：政府中的女性秘書會讓我們看到女性的忠誠、女性的保密、女性保存的記錄、女性的例行事務，以及男性的地位和男性的控制將帶來什麼影響深遠的政治後果。
拜女性主義學者們的創新研究之賜，我們現在知道要在國際政治中尋找秘書的蹤影。例如：我們最近知道在一九二○和一九三○年代，有些具事業心的德國、英國、荷蘭女性會在新成立的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找工作──該國際組織是在可怕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成立的，是以重建國家之間的關係為宗旨。這些女性不僅開創了新局面，成為第一批國際公務員，她們還以女性的身分遠離家鄉追求自己的職業生涯。這些女性不僅會擔任秘書，她們也擔任圖書館員，確保國際聯盟的文書有專業化的製作和保存。由於這些女性職員的努力，我們現在才可以重新對國際聯盟提供具啟發性的評價：國際聯盟除了防止戰爭之外，還是促進國際社會正義的組織。這些女性並不認為自己只是擺飾的傢具。
當然也不是所有女性都被當作傢具。當代的國際政治舞台上也有嶄露頭角的女性，包括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瑪麗．羅賓遜（Mary Robinson）、安格拉．梅克爾（Angela Merkel）、克莉絲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蜜雪兒．巴舍萊（Michelle Bachelet）、艾倫．強森．瑟利夫（Ellen Johnson Sirleaf）和希林．伊巴迪（Shirin Ebadi）。這些傑出的女性都有她們自己的性別故事可以說（或者也可能故意不說）。不過有一項女性主義的調查顯示：參與國際政治的女性遠比平常看到的新聞標題所說的多出許多。有數以百萬計的女性在國際間活動，然而她們絕大多數都不是希林．伊巴迪或希拉蕊．柯林頓。
如果要確實理解今天（或昨天）的國際政治動態，既需要新的技術，也必須重新調整既有的技術。也就是說，從女性主義的角度理解國際政治，需要獲得像是全新的技能，也需要重新調整以前使用過（但是可能無助於理解戰爭、經濟危機、全球的不公義和精英談判）的技能。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各自形塑了複雜的國際政治生活，而研究它們如何運作──也就是以性別為出發點的調查──既需要強烈的好奇心、發自內心的謙遜，也需要完整的各種工具，並坦誠的反思那些或新或舊的研究工具是否遭到誤用。
最重要的是必須對複雜多元的女性真實生活和想法感到興趣。這不是說一定要敬佩每一名（生活令你感到有趣的）女性。女性主義關注各類型的女性並不是出於英雄崇拜。當然有些女性的確富有洞察力、具備創新精神，甚至很勇敢。然而經過密切的審視之後，也有些女性被發現是沆瀣一氣、沒有度量或自私的。認真看待所有女性的生活絕對不只是因為敬佩。探尋「女性在哪裡？」是因為我們決心要探究這個世界到底是怎麼運作的。女性主義的挖掘是因為渴望揭露那些會影響到（通常是不平等的）性別運作的想法、關係和政策。
例如，假如有一名英國婦女決定取消她去埃及度寒假的計畫。雖然她覺得埃及充滿「異國風情」，溫暖的氣候令人喜愛，搭乘尼羅河遊船也很令人興奮；但是她對埃及的前政權被推翻之後發生的政治動盪感到緊張，所以她決定改去牙買加。因此她制定的旅遊計畫也為打造目前的國際政治體系發揮了一部分作用。她進一步加深了埃及的金融債務，同時也幫一個加勒比海地區的政府賺到了急需的外匯。而且無論她是出於個人喜好選擇哪一個國家，她都會讓「旅館女服務生」成為一個重要的全球化工作類別。
或是想像一個美國小學老師設計的一個教案是以美洲的原住民「公主」寶嘉康蒂為主題。許多孩子都看過迪士尼的動畫電影《風中奇緣》（Pocahontas）。現在這名老師希望告訴孩子們這位十七世紀的美國原住民婦女是怎樣在維吉尼亞州（Virginia）的詹姆士敦（Jamestown）救下英國人約翰．史密斯（John Smith），讓史密斯免於遭到處決，後來她皈依基督教，嫁給一名英國的農場主人，也協助英國殖民美洲的道路。（這名老師也可能在教案中加進寶嘉康蒂後來在一六一四年嫁給約翰．羅爾夫［John Rolfe］，這是美國記錄到的第一例異族婚姻。）她的年輕學生在上完這位老師立意良善的課程之後，很可能只記得這類本地婦女很容易被外國占領者迷住的故事。
如果用女性主義的分析視角來看好萊塢女演員的生活，將會賦予新的國際意義。例如在一九三○年代，好萊塢大亨將各方面均令人耳目一新的巴西歌手卡門．米蘭達（Carmen Miranda）打造成美國的電影明星。接著他們便利用米蘭達來支持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總統提升美國與拉丁美洲友好關係的努力。緊接著，有一家國際香蕉公司用她的人像作為商標，在美國家庭主婦和這家跨國農產公司之間建立了一種新的親密關係。不過到了今天，卡門．米蘭達已經成為某種誇張的拉丁女性氣質的原型。不論男女，都有人戴著用水果裝飾的華麗帽子，還把他／她們模仿卡門．米蘭達形象的照片發布到YouTube和Facebook。
或是想像一下今天的一名男性外國士兵和一名貧窮的當地女性之間，這樣的兩性遭遇可能具有的意義：一名在執行國際維和或人道任務的美國（或是澳洲、加拿大或烏干達）男性士兵為了回應戰友討厭同性戀的影射言論，最後便和他們一起去當地的妓院，想要證明他「也是男人」。雖然他可能覺得這只是為了證明自己的男子氣概，但是他想要補強自己受到懷疑的男性身分的嘗試，卻有助於形成他的母國軍隊和由其保護的社會之間的權力關係。他也強化了今天軍隊在國際政治關係中一個重要的灘頭堡：異性戀男性氣質。
女性遊客和旅館的女服務員；學校老師和她的學生；電影明星、她的片廠老闆、香蕉公司主管、美國家庭主婦和當代的YouTube狂熱者；男性士兵、妓院老闆和妓女──所有人都在跳著一支錯綜複雜的國際小步舞曲。想要仔細研究這首小步舞曲的性別起因和性別後果的人，正在對當今的國際政治體系發起女性主義調查。
然而這些「舞者」都不能自己發號施令。不過，即使是受害的女性，腦中也不是毫無想法。在以女性主義研究不平等的國際關係時，最重要的是不能夠錯誤（和懶惰）的將所謂「沒有想法的受害者」和「被賦予權力的行為者」逕行二分。即使是被權力體系推到最邊緣的女性，還是會用她們能夠獲得的最少資源繼續評估和制定策略；有時候她們也不是只有私人策略，而是會走向集體組織。不過，承認被推到邊緣的女性還是會有（極度受到限制的）行動，不等於否認某些國際行為者當然比其他行為者更有影響力，也比較容易收穫回報。因此，如果要研究國際政治中的性別運作，我們必須讓權力顯露出來──各種各樣的權力。這種探索可能會令人不太舒服。
（摘自：第1章〈性別讓世界轉動：女性在哪裡？〉）
【試閱2】：民族主義與男性氣質：民族主義的故事還未結束──這不是一個簡單的故事
在銀行業崩潰、經濟衰退最嚴重的時期，加泰隆尼亞（Catalonia）人紛紛走上巴塞隆納的街頭。各個年齡層的女性和男性、找不到工作的年輕人、保有工作但是工資被砍的公務員、退休金可能不保的老年人，都加入了加泰隆尼亞人高喊口號與唱歌的行列。這場經濟危機始於二○○八年的國際銀行倒閉潮，並席捲了整個西班牙，但是在這個陽光明媚的五月傍晚，人們是以加泰隆尼亞人的身分組織起來、走上巴塞隆納街頭，而加泰隆尼亞人是西班牙的多民族社會中一個自豪的地區性族群。從示威者的標語中，可以明顯看到他們指責目前的困境應歸咎於所謂的「三頭政治」（the Troika）：歐盟委員會（European Union’s Commission）、歐洲中央銀行（European Central Bank）和安格拉．梅克爾總理領導下的德國政府；這是因為在歐盟的成員國中，就屬德國一直堅定要求西班牙（以及愛爾蘭、希臘、葡萄牙）大幅削減公共支出，以重新平衡預算。經濟危機影響到所有西班牙人的生活，但是對這些參與遊行的示威者來說，經濟危機也重新點燃了他們對加泰隆尼亞民族認同的強烈意識。加泰隆尼亞的民選官員承諾會讓該區公民有機會對即將舉行的加泰隆尼亞獨立公投進行投票。
視野看向北方，執政的蘇格蘭民族黨（Scottish National Party）政治人物也正在向倫敦方面施壓，要求由蘇格蘭公民投票決定蘇格蘭是否脫離英國獨立。蘇格蘭民族黨的領導人向蘇格蘭人民保證獨立後的蘇格蘭依然會保留歐盟的會員資格，還是三十五個成員國之一，但是布魯塞爾的歐盟官員卻警告道：蘇格蘭獨立後必須重新申請加入歐盟。因為存在這種不確定性，讓一些支持蘇格蘭獨立的選民感到卻步。
大西洋彼岸的魁北克選民近年來也曾兩度投票，決定繼續留在境內存在多民族的加拿大，成為加拿大的一省。但是兩方的差距並不大，而且看起來要不了多久，魁北克的民族主義者就會要求再辦一次魁北克的獨立公投了。
至於在非洲，南蘇丹經過多年的血腥抗爭之後脫離蘇丹，成為世界上最新獲得承認的主權國家之一。
回到歐洲，南斯拉夫在經過一九九二年到一九九五年的一場各方勢力的血腥內戰之後，裂解成幾個依種族劃分的小型民族國家。捷克斯洛伐克（Czechoslovakia）也一分為二，分別成立捷克共和國（Czech Republic）和斯洛伐克。蘇聯於一九九○年代初在沒有發生戰爭的狀況下解體，留下俄羅斯這個民族依然多元、卻是主要由俄羅斯人支配的國家；現在俄羅斯邊界附近存在著好幾個依民族劃分的新國家（但其各自並非單一民族國家），包括位於波羅的海旁邊的拉脫維亞、愛沙尼亞和立陶宛，與歐洲接壤的烏克蘭和白俄羅斯，還有在西亞邊境的哈薩克、吉爾吉斯和塔吉克。莫斯科發動了一場殘酷的戰爭，讓具有種族特徵的車臣（Chechnya）地區保留在俄羅斯的版圖內。
只能說製作地圖的人總是有事情忙。
在一八○○年代中期，民族主義突然出現在國際政治的舞台，造成了一股讓帝國走向分裂的政治力量：包括鄂圖曼帝國、哈布斯堡王朝、俄羅斯帝國、大英帝國、法蘭西帝國、荷蘭帝國、西班牙帝國、葡萄牙帝國、丹麥帝國、日本帝國和美帝國。北美十三州殖民地的美國人和南方的拉丁美洲人最早運用民族主義思想，有效地挑戰了西班牙、葡萄牙和英國的帝國統治。第一次世界大戰似乎更加落實了民族主義思想，其戰事的可怕程度甚至被人過於樂觀地以為會是「終結所有戰爭的戰爭」。戰勝國於一九一九年在凡爾賽宮招開會議，他們完好無缺的保留了自己的多民族帝國，但是卻把戰敗的鄂圖曼帝國和哈布斯堡帝國的領土分割開來，至於分割標準則是由負責劃分的男性精英決定的，他們認為有權享有「國家主權」的民族便可以自成一國。之後又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人民的反殖民運動和一系列暴力武裝衝突之後，才迫使剩下的帝國統治者也承認在他們統治之下的大多數人民也應該享有國家主權。
但是塞爾維亞人、克羅埃西亞人、立陶宛人、斯洛伐克人、加泰隆尼亞人、魁北克人和蘇格蘭人；以及沖繩人、藏人、車臣人、維吾爾人；住在伊拉克、土耳其、敘利亞和伊朗的庫德人（Kurd）；還有斯里蘭卡的泰米爾（Tamil）少數民族──都在清楚地告訴我們：民族主義的故事離結束還很遙遠，它依舊是一個複雜的故事，其各種敘事也存在激烈的爭議。
此外，二十一世紀顯現在國際上的民族主義能量，除了各民族的分離主義運動之外，還有強大的中央政府所提出的外交政策。俄羅斯的民族主義者決心要鎮壓車臣族的叛亂，並且狹隘的界定何謂「真正的」俄羅斯民族，藉以鎮壓俄羅斯的男女同性戀者。中國的政治領導人一邊高喊著民族主義式的語言，一邊繼續加深中國對西藏的統治並聲稱其對台灣的主權，而且中國聲稱主權的範圍甚至擴大到石油資源豐富的南海。土耳其的政治精英高舉著民族主義的大旗，試圖否決現代的土耳其是一個多民族國家。日本的民族主義者重拾信心並重新取得選舉影響力，這有部分原因是為了回應中國政府對該地區的強硬態度。美國官員也一直宣稱美國的統治及於加勒比海和南太平洋、涵蓋從波多黎各到美屬薩摩亞和關島的許多島嶼社會，另外，針對美國在既有邊界外的遙遠地區發動戰爭和無人機攻擊，也以各種民族主義的言論加以辯護。
群眾運動會抬出民族主義的情緒和形象，嚴厲指責全球化的趨同效果。星巴克在全球的門市越開越多；好萊塢不斷炮製電影公司導演認為夠精彩的「全球電影」；政府之間一直推動的多邊協議讓沃爾瑪等企業巨頭可以把小規模的本地公司趕出市場；大型漁業公司成批掠奪了加拿大和冰島沿岸的魚類資源。全球化商業的各種表現似乎不只有威脅到競爭對手的企業，也威脅到國家認同的核心。
上述這些無論是過去、現在或暗示未來的故事，似乎都顯得與性別無關。傳統的敘述方式覺得重要的是哪些人會覺得自己是蘇格蘭人，或是冰島人、加泰隆尼亞人、車臣人或沖繩人，以及這種意識培養出的感情會讓他們做出什麼。講故事的人在精心設計這些受辱、動員、戰鬥、勝利和失敗的故事時，經常講得好像女性和男性對民族主義的體驗是一樣的，而且在決定和評價民族主義的目標時，女性和男性也扮演著一樣的角色。這些令人質疑的觀念還會帶來進一步且通常也未經檢驗的假設，即民族主義運動的產生和後果都不必考慮對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的想法。
已經足以證明，這三種假設對於理解我們生活的世界都只提供了不可靠的基礎。
女性和民族主義之間的關係顯然不太穩定。一方面，有上千名女性在民族主義運動中發現她們自己新的公眾形象，以及政治參與的機會。這些女性把自己看作、而且也被別人視為是一個民族的成員，這給了她們比身為家庭中的母親或婚姻中的誰更偉大的身分。然而在另一方面，雖然民族主義為她們帶來能量，但是也有許多女性發現：其實男性的民族主義領導者和知識分子經常只把她們視為民族的象徵，而這個象徵是由父權所雕塑。女性是象徵被侵犯的民族、受苦的民族、自我複製的民族、最純粹的民族。女性淪為象徵意味著，在試圖終結殖民主義、種族統治、種族主義和全球的資本主義剝削的民族主義運動中，她們並沒有被視為是真正可以擁有自己想法、目標和技能的參與者。
此外，因為民族是由「我們」所構成，所以非常重視歸屬感。它很可能是排他的，甚至仇外。活躍於少數族裔社群（尤其是新移民族群）的女性會對民族主義的排他傾向保持警惕。非裔加勒比海地區出身的蘇格蘭人、阿爾及利亞裔的加泰隆尼亞人、海地裔魁北克人、韓裔日本人、波蘭裔愛爾蘭人、伊拉克裔美國人、土耳其裔德國人、摩洛哥裔法國人、庫德族土耳其人──如果民族主義開始主導公眾對話，這些族群的成員都有理由感到擔心。今天有許多女性主義者認為必須極其謹慎的對待民族主義，因為她們認為如果要能夠充滿活力的持續發展女性運動，國內各民族的女性倡導者之間能夠建立聯盟可謂至關重要。
在二十世紀末和二十一世紀初，隨著女性主義的想法和女性主義組織在國際間的影響力越來越大，有越來越多女性公開反對民族主義的領導者將她們視為國家的象徵。女性在尋求她們支持的民族主義運動中對性別平等提出了更多要求。並不是所有受女性主義啟發的要求都受到歡迎。因此，女性與民族主義運動的政治關係始終很複雜，而且常常令人擔憂。不論是在歷史書籍、在國家節日的慶典或是在國家博物館的展覽中，描述這些複雜關係的故事都經常遭到噤聲。畢竟，如果一名作家、一個活動的發起人、一名策展者在任何民族主義運動的故事中加進性別的複雜性，都可能會剝奪該運動以及「民族」這個概念本身的一些光環。
但是，如果評論家對女性的經歷、想法和行動始終不感興趣，最後會導致對民族主義本身和任何一次民族主義運動的描述都過於簡單化。將民族主義運動描繪成一幅簡化的圖像，將使國際政治看起來比實際的情況更為單純。
（摘自：第3章〈民族主義與男性氣質：民族主義的故事還未結束──這不是一個簡單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