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散與連結：心靈的中途站 陳祖為
2019年夏天，香港爆發了舉世矚目的反送中運動。運動之初，兩次百萬人參與的和平示威震撼國際社會，隨後迅速演變成一場持續半年的抗爭運動。無論是參與規模、抗爭形式的多樣性（從和平集會到暴力抗爭），抑或與國際之間的聯繫程度，都是香港自開埠以來前所未有的歷史場景。半年之中，許多前線抗爭者被捕，運動逐漸出現疲態。2020年初，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蔓延全球，香港未能倖免。街頭再沒有熾熱的抗爭，換上了行人寥落的靜寂。同年7月1日，北京當局單方面頒布《香港國安法》後，展開一連串的拘捕與打壓行動，也由此引發了自1989年後最大規模的港人移民潮。
這波移民潮規模驚人，短短兩年半內，約有四十萬人離開香港。他們不是為了尋找更好的經濟機會，而是在劇烈的政治轉變中，迫於現實而作出艱難的抉擇。北京與香港當局視《國安法》及一連串政治制度的重大調整為對「一國兩制」的完善，終於展現其該有的面貌；然而，對不少港人而言，這是標誌著「一國兩制」的終結。無論任何角度看，2019年將成為一代港人共同記憶中不可磨滅的一章。
這場離散不僅是地理上的遷徙，更烙下歷史斷裂的印記。許多離散者曾在那場歷史性的社會運動中傾力投入，付出巨大的情感與希望；然而，一年多後，他們帶著未竟的心願和不捨，悄然離去，有些人甚至沒來得及向親友道別。來到異地之後，離散者努力適應新生活，行使移居地所給予的自由。但很多離散者發現，身雖遠離香港，情感從未真正離開家鄉，對家園和留守者還有着一份牽掛。
離散仍軒着連結，離散不代表心靈上的道別。「離散港人」成為他們在異地的新身份，標誌著一種介居（in-between）的處境，一種心靈上的「中途站──列車經已駛離，卻未確知終將抵達何方。香港不再是安身立命之所在，而移居地尚未真正成為心之所繫的家園。他們身處兩地之間，情感未及安頓，身分仍在重塑之中。
這專輯的目的，正是要捕捉這段時期離散港人複雜而深層的介居感受。專輯共收錄五篇文章，分別探討港人離散生命經驗的多重層面：個體如何面對流離與重塑；離散者與留港者之間的情感連結與張力；以及在台灣、英國和美國等地，離散者如何參與當地社會，並重新思索香港人的身分認同。
陳祖為的文章從「自由」、「忠誠」與「家園」三個概念出發，剖析離散港人內心的矛盾與掙扎。以「自由」為例，文章指出，促使港人離散的一大動力，正是對自由的渴求與對失去自由的恐懼。他們盼望逃離政治壓迫與審查，在異地尋求一個能夠自由表達、參與公共事務、維護信念的空間。然而，陳祖為認為，離散者所擁有的自由，往往帶有一種「流離失所」的特質 (displaced freedom)。雖然在民主國家中，他們獲得了制度上的保障與形式上的自由，但這種自由，與過往在香港所體驗到的自由，在情感厚度與歷史意義上大不相同。過去的自由紮根於於家鄉本土的社會參與與文化傳承中。過去港人經歷的是一種與「家園共生」、與「他人共在」的自由。這種「自由與共」如今無法在異地複製，即便個人獲得某種自由的空間，卻失去了與港人群體共享的深層意義。
陳健民在文章中引述一位流亡者的話：「得到了天空，卻失去了土地」，正好道出了離散生命經驗的吊詭。許多離散者雖在異地繼續為香港發聲，但與本土生活的日漸隔閡，難免與留下的港人之間出現誤解與張力。文章指出，大多數港人仍選擇留下；在政府所倡導的「由治及興」主旋律下，他們告別街頭政治，默默生活。身在海外的港人則擔憂，香港社會過快適應了「新香港」的現實：習慣北上消費，讓孩子下一代在官方話語中成長。然而，對留下來的人而言，這種調整不代表認同，而是在威權體制下生存之道。他們之中，仍有不少人在日常生活的縫隙中，維繫著自由的微光。只是，他們的抗爭愈發隱晦，離散者也愈難以辨認出來及理解其中的意義。陳健民指出，部分離散港人選擇在海外強調「香港已死」的敘事，本來是對外說明中國崛起對文明社會構成威脅時，最直接、最有力的語言， 但又無可避免地引起部份留港者的反感。這是一個難以迴避的悖論，只有更多溝通方能互相理解。
很多離散港人曾在香港積極參與社會與政治運動，移居海外後，這份公共參與的熱忱並未因時空轉移而消退。他們過往的經歷，以及與香港深厚的情感連繫，成為推動他們在異地繼續行動的重要力量。呂青湖的文章聚焦於2019年後港人在海外的離散公民實踐，以四位移居英國的香港行動者為個案，分析他們如何在異地重構個人和政治的身份，並在抗爭動能漸弱的情況下尋求新的行動可能。呂青湖指出，離散行動並非單純的政治策略，而是個人身份認同、道德價值與情感依附的綜合體現。這是一種「道德身份」，標誌着對香港的忠誠與責任感。離散行動者仍透過文化創作、國際倡議與社區組織等多元形式，在異地延續抗爭。他們所展現的，既是行動的韌性，也是一種情感與道德上的堅守。離散行動固然遇到不少障礙，但正是這份在香港運動中生成的道德感與情感依附，使他們無法輕言放棄，並在新環境中持續尋找發聲與實踐的空間。
即便積極嘗試融入移居地的社會與生活，離散港人仍面對重重限制與挑戰。李爾雅的文章聚焦於近年香港移民在台灣的政治參與，透過田野調查與深度訪談，描繪出他們在異地參與公共事務的多樣圖像。文章將港人在台的政治參與大致分為三類：（1）積極行動者——直接投身政策倡議、政黨助選或社會運動；（2）專業影響者——透過媒體與教育傳播民主理念，發揮間接影響力；（3）社區參與者——專注地方民生與社區建設，以日常實踐參與公共生活。然而，這些努力往往伴隨結構性障礙與文化隔閡。首先，部分台灣社會對港人參與本地公共事務存有保留，擔憂其政治行動過於急進，與本地政治文化不符。其次，他們在台的法律身份未明，又因各種行政關卡而遲遲拿不到居留證，使一些港人長期處於「借住卻無法落戶」的邊緣位置，既限制了他們的政治影響力，也削弱了對社會的歸屬感。此外，過往台灣社會對中國威脅的感知與港人不同，導致部分台灣人難以理解港人參與政治的迫切心情，進一步加深彼此之間的距離。儘管如此，許多受訪者仍選擇在台灣紮根，透過不同形式持續參與公共事務，努力尋找與在地社會的連結。他們希望，不只是作為歷史的過客，更能成為台灣公民社會的一部分，把過去在香港培養的公共精神，延續於新的土地上。
在本專輯的最後一篇文章中，Maggie Shum 探討了香港人身份認同在美國的演變，指出美國的港人社群跨越不同世代與移民潮，展現出多樣而複雜的面貌。由於美國社會普遍以「華人」或「亞裔美國人」（Asian American）作為對華裔的統稱，對具備多重文化與歷史背景的「香港人」身份較難辨識與理解。在這樣的語境下，近年者美港群體積極地將自身身份與「華人」與「亞裔美國人」的框架區隔開來。特別是經歷了幾個關鍵轉折點——如 2014 年的雨傘運動與 2019 年的反送中運動——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意識變得更為強烈與清晰。Shum 以她參與的「香港離散研究計劃」（Hong Kong Diaspora Studies Initiative）的網絡問卷調查為基礎，分享了對 2019 年前和後抵美港人之間的共通性與差異的觀察。整體而言，兩個群體皆高度重視「香港人」這一身份認同，以及保留香港文化的責任。然而，在三個層面上亦展現出細微但有趣的差異：但這兩個群體在處理香港人社群優先事項、與居住國政府的關係，以及動員策略和方法這三方面。
本專輯所描繪的離散港人經驗，是在離散與連結之間，一種深刻的「介居」或「中途站」的狀態──他們離開了家園，但尚未真正融入新的居住地。在離開與抵達之間，離散者經歷的是一段未完成的過渡，其身分、情感與政治認同正處於變動與重構之中。這種「中途站」的心理狀態，貫穿於本專輯各篇文章之中。
陳祖為從自由、忠誠與家園的交織中揭示出這種介居感：離散港人雖在異地獲得自由，卻失去了與社群共同體共享的自由感，突顯了自由與歸屬之間的張力。陳健民則指出，離散者與留下者之間的認知落差與誤解，離散者能否與留港者能否重建連結，抑或相互漸行漸遠，將是介居的離散者要面對的重要考驗。呂青湖的文章展現了介居狀態下的主體能動性——即使政治力量漸弱，離散行動者靠着在香港建立的道德身份與情感，以不同方式延續抗爭。李爾雅則描繪出在台港人於政治參與上遭遇的制度性與文化限制，在「借住但未落戶」的中途站上繼續尋求立足點。Maggie Shum 分析的在美港人社群，呈現出在既有的「華人／亞裔」身份分類中，港人如何重新劃界，確立一種獨特的「香港人」認同，而這一過程同樣展現了介居身分的流動性。
從另外一個角度而言，介居未必是過渡的暫時階段，它也可能成為一種持續的狀態，一種介乎兩地之間、難以命名卻實實在在的生活感受。在全球政治風雲變幻之際，離散港人所處的這種「中間地帶」既充滿張力，也開啟了重新思考身份、責任與連結的可能性。希望這專輯能成為理解這種可能性的起點，也為未來的對話留下基礎與空間。
2019年夏天，香港爆發了舉世矚目的反送中運動。運動之初，兩次百萬人參與的和平示威震撼國際社會，隨後迅速演變成一場持續半年的抗爭運動。無論是參與規模、抗爭形式的多樣性（從和平集會到暴力抗爭），抑或與國際之間的聯繫程度，都是香港自開埠以來前所未有的歷史場景。半年之中，許多前線抗爭者被捕，運動逐漸出現疲態。2020年初，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蔓延全球，香港未能倖免。街頭再沒有熾熱的抗爭，換上了行人寥落的靜寂。同年7月1日，北京當局單方面頒布《香港國安法》後，展開一連串的拘捕與打壓行動，也由此引發了自1989年後最大規模的港人移民潮。
這波移民潮規模驚人，短短兩年半內，約有四十萬人離開香港。他們不是為了尋找更好的經濟機會，而是在劇烈的政治轉變中，迫於現實而作出艱難的抉擇。北京與香港當局視《國安法》及一連串政治制度的重大調整為對「一國兩制」的完善，終於展現其該有的面貌；然而，對不少港人而言，這是標誌著「一國兩制」的終結。無論任何角度看，2019年將成為一代港人共同記憶中不可磨滅的一章。
這場離散不僅是地理上的遷徙，更烙下歷史斷裂的印記。許多離散者曾在那場歷史性的社會運動中傾力投入，付出巨大的情感與希望；然而，一年多後，他們帶著未竟的心願和不捨，悄然離去，有些人甚至沒來得及向親友道別。來到異地之後，離散者努力適應新生活，行使移居地所給予的自由。但很多離散者發現，身雖遠離香港，情感從未真正離開家鄉，對家園和留守者還有着一份牽掛。
離散仍軒着連結，離散不代表心靈上的道別。「離散港人」成為他們在異地的新身份，標誌著一種介居（in-between）的處境，一種心靈上的「中途站──列車經已駛離，卻未確知終將抵達何方。香港不再是安身立命之所在，而移居地尚未真正成為心之所繫的家園。他們身處兩地之間，情感未及安頓，身分仍在重塑之中。
這專輯的目的，正是要捕捉這段時期離散港人複雜而深層的介居感受。專輯共收錄五篇文章，分別探討港人離散生命經驗的多重層面：個體如何面對流離與重塑；離散者與留港者之間的情感連結與張力；以及在台灣、英國和美國等地，離散者如何參與當地社會，並重新思索香港人的身分認同。
陳祖為的文章從「自由」、「忠誠」與「家園」三個概念出發，剖析離散港人內心的矛盾與掙扎。以「自由」為例，文章指出，促使港人離散的一大動力，正是對自由的渴求與對失去自由的恐懼。他們盼望逃離政治壓迫與審查，在異地尋求一個能夠自由表達、參與公共事務、維護信念的空間。然而，陳祖為認為，離散者所擁有的自由，往往帶有一種「流離失所」的特質 (displaced freedom)。雖然在民主國家中，他們獲得了制度上的保障與形式上的自由，但這種自由，與過往在香港所體驗到的自由，在情感厚度與歷史意義上大不相同。過去的自由紮根於於家鄉本土的社會參與與文化傳承中。過去港人經歷的是一種與「家園共生」、與「他人共在」的自由。這種「自由與共」如今無法在異地複製，即便個人獲得某種自由的空間，卻失去了與港人群體共享的深層意義。
陳健民在文章中引述一位流亡者的話：「得到了天空，卻失去了土地」，正好道出了離散生命經驗的吊詭。許多離散者雖在異地繼續為香港發聲，但與本土生活的日漸隔閡，難免與留下的港人之間出現誤解與張力。文章指出，大多數港人仍選擇留下；在政府所倡導的「由治及興」主旋律下，他們告別街頭政治，默默生活。身在海外的港人則擔憂，香港社會過快適應了「新香港」的現實：習慣北上消費，讓孩子下一代在官方話語中成長。然而，對留下來的人而言，這種調整不代表認同，而是在威權體制下生存之道。他們之中，仍有不少人在日常生活的縫隙中，維繫著自由的微光。只是，他們的抗爭愈發隱晦，離散者也愈難以辨認出來及理解其中的意義。陳健民指出，部分離散港人選擇在海外強調「香港已死」的敘事，本來是對外說明中國崛起對文明社會構成威脅時，最直接、最有力的語言， 但又無可避免地引起部份留港者的反感。這是一個難以迴避的悖論，只有更多溝通方能互相理解。
很多離散港人曾在香港積極參與社會與政治運動，移居海外後，這份公共參與的熱忱並未因時空轉移而消退。他們過往的經歷，以及與香港深厚的情感連繫，成為推動他們在異地繼續行動的重要力量。呂青湖的文章聚焦於2019年後港人在海外的離散公民實踐，以四位移居英國的香港行動者為個案，分析他們如何在異地重構個人和政治的身份，並在抗爭動能漸弱的情況下尋求新的行動可能。呂青湖指出，離散行動並非單純的政治策略，而是個人身份認同、道德價值與情感依附的綜合體現。這是一種「道德身份」，標誌着對香港的忠誠與責任感。離散行動者仍透過文化創作、國際倡議與社區組織等多元形式，在異地延續抗爭。他們所展現的，既是行動的韌性，也是一種情感與道德上的堅守。離散行動固然遇到不少障礙，但正是這份在香港運動中生成的道德感與情感依附，使他們無法輕言放棄，並在新環境中持續尋找發聲與實踐的空間。
即便積極嘗試融入移居地的社會與生活，離散港人仍面對重重限制與挑戰。李爾雅的文章聚焦於近年香港移民在台灣的政治參與，透過田野調查與深度訪談，描繪出他們在異地參與公共事務的多樣圖像。文章將港人在台的政治參與大致分為三類：（1）積極行動者——直接投身政策倡議、政黨助選或社會運動；（2）專業影響者——透過媒體與教育傳播民主理念，發揮間接影響力；（3）社區參與者——專注地方民生與社區建設，以日常實踐參與公共生活。然而，這些努力往往伴隨結構性障礙與文化隔閡。首先，部分台灣社會對港人參與本地公共事務存有保留，擔憂其政治行動過於急進，與本地政治文化不符。其次，他們在台的法律身份未明，又因各種行政關卡而遲遲拿不到居留證，使一些港人長期處於「借住卻無法落戶」的邊緣位置，既限制了他們的政治影響力，也削弱了對社會的歸屬感。此外，過往台灣社會對中國威脅的感知與港人不同，導致部分台灣人難以理解港人參與政治的迫切心情，進一步加深彼此之間的距離。儘管如此，許多受訪者仍選擇在台灣紮根，透過不同形式持續參與公共事務，努力尋找與在地社會的連結。他們希望，不只是作為歷史的過客，更能成為台灣公民社會的一部分，把過去在香港培養的公共精神，延續於新的土地上。
在本專輯的最後一篇文章中，Maggie Shum 探討了香港人身份認同在美國的演變，指出美國的港人社群跨越不同世代與移民潮，展現出多樣而複雜的面貌。由於美國社會普遍以「華人」或「亞裔美國人」（Asian American）作為對華裔的統稱，對具備多重文化與歷史背景的「香港人」身份較難辨識與理解。在這樣的語境下，近年者美港群體積極地將自身身份與「華人」與「亞裔美國人」的框架區隔開來。特別是經歷了幾個關鍵轉折點——如 2014 年的雨傘運動與 2019 年的反送中運動——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意識變得更為強烈與清晰。Shum 以她參與的「香港離散研究計劃」（Hong Kong Diaspora Studies Initiative）的網絡問卷調查為基礎，分享了對 2019 年前和後抵美港人之間的共通性與差異的觀察。整體而言，兩個群體皆高度重視「香港人」這一身份認同，以及保留香港文化的責任。然而，在三個層面上亦展現出細微但有趣的差異：但這兩個群體在處理香港人社群優先事項、與居住國政府的關係，以及動員策略和方法這三方面。
本專輯所描繪的離散港人經驗，是在離散與連結之間，一種深刻的「介居」或「中途站」的狀態──他們離開了家園，但尚未真正融入新的居住地。在離開與抵達之間，離散者經歷的是一段未完成的過渡，其身分、情感與政治認同正處於變動與重構之中。這種「中途站」的心理狀態，貫穿於本專輯各篇文章之中。
陳祖為從自由、忠誠與家園的交織中揭示出這種介居感：離散港人雖在異地獲得自由，卻失去了與社群共同體共享的自由感，突顯了自由與歸屬之間的張力。陳健民則指出，離散者與留下者之間的認知落差與誤解，離散者能否與留港者能否重建連結，抑或相互漸行漸遠，將是介居的離散者要面對的重要考驗。呂青湖的文章展現了介居狀態下的主體能動性——即使政治力量漸弱，離散行動者靠着在香港建立的道德身份與情感，以不同方式延續抗爭。李爾雅則描繪出在台港人於政治參與上遭遇的制度性與文化限制，在「借住但未落戶」的中途站上繼續尋求立足點。Maggie Shum 分析的在美港人社群，呈現出在既有的「華人／亞裔」身份分類中，港人如何重新劃界，確立一種獨特的「香港人」認同，而這一過程同樣展現了介居身分的流動性。
從另外一個角度而言，介居未必是過渡的暫時階段，它也可能成為一種持續的狀態，一種介乎兩地之間、難以命名卻實實在在的生活感受。在全球政治風雲變幻之際，離散港人所處的這種「中間地帶」既充滿張力，也開啟了重新思考身份、責任與連結的可能性。希望這專輯能成為理解這種可能性的起點，也為未來的對話留下基礎與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