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自〈第一章 緒論：經濟學家的困境〉
要當經濟學家可不是那麼容易。企業主管罵經濟學家，說他們計算成本效益不夠精準。利他主義者指控他們太挑剔成本效益。對政治家來說，經濟學家只會潑冷水，不讓政治人物胡謅美好的榮景。包括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和卡萊爾（Thomas Carlyle）在內的某些諷刺作家，也會偶爾停下腳步辱罵經濟學家。的確，從卡萊爾批評經濟學是「憂鬱的科學」以來，經濟學家就一直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經濟學家認為自己遭受不實指控，因為他們通常不是壞消息的起因，充其量只是傳訊人。他們轉達的訊息很簡單：人類必須做出艱難抉擇。我們不再身處伊甸園。世界不再充滿牛奶與蜂蜜。我們必須做出抉擇，在清新空氣與便捷車輛之間，或者是更大的房子與更寬廣的公園、勤奮工作與放肆玩樂之間。對於任何一種抉擇，經濟學家不會說沒有用，他們只會說各有利弊，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經濟學就是在研究抉擇並協助我們了解後果，而不是告訴我們如何選擇。
當然，經濟大師們不甘心只做個傳訊人。雖然經濟學家遭到無禮嘲笑，例如蠢蛋亞當．斯密、書呆子彌爾、虛榮的凱因斯等等，但他們的動機卻不容貶斥。正如凱因斯的觀察，大多數有名的經濟學家一開始都求好心切，尋求方法改善世界，但諷刺的是，他們今日卻受到這麼多惡毒批評。馬歇爾尤其認為經濟學是一種專業，必須混融「精明的科學」與「對人類的奉獻」。中世紀世界有三大主要專業：旨在促進身體健康的醫學、著眼政治健全度的法律學、瞄準心靈健康的神學。話雖如此，馬歇爾希望經濟學成為第四種崇高使命，目標在於求得更佳的物質生活，不僅是為富人，也是為了全體人類。馬歇爾試圖英勇調解兩股互不相容的強大趨勢，其走向分別是：不實際且無聊的數學式經濟學，以及感性不嚴謹的激進主義。他奮力在劍橋建立學派，聚集最熱情、最科學化的腦袋。當然，凱因斯就是其中最耀眼的星星。
經濟學與真實世界之間最強的連結，一直是政治。確實，經濟學在本世紀前都還被稱為「政治經濟學」。幾乎所有最傑出的經濟學家或多或少都在政府部門任職過。大衛．李嘉圖（David Richardo）和約翰．彌爾是其中兩位，曾贏得英國國會選舉。在最偉大的經濟學家身上，我們總能看到，他們的動機不僅是對科學的興趣，還湧現了極大熱情。他們在無數微積分符號與統計學之中，展現令人拍案叫絕的大膽論點。
翻遍整個經濟思想史，可以看到政府與經濟學家有時衝突對峙，有時互助合作。亞當．斯密痛斥歐洲君主政體與商人勾結。現代經濟學從那時起開始推展。亞當．斯密、卡爾．馬克思和托斯丹．范伯倫（Thorstein Veblen）有一些共同點，其中一項即是他們意識到：企業家為求自助，通常喜愛利用政治。亞當．斯密在一份知名論述中提出警告，說企業家經常暗中與消費者作對，圖謀達成目標。我們至今都還確信，在地方商會的會議中，會有吹捧自由市場的演講者抓住機會，穩固某項專賣權、某份獨家政府合約，或是某項可以保障自身盈利的法規。幸虧政治家不一定會傾力相助。二戰之後，英國的社會主義領袖承諾了一種近似天堂的繁榮前景，方法是工會主義與國有化，結果英國經濟反而愈來愈糟。有個邱吉爾的傳記作家寫了一個故事：在英國下議院外面的男廁所，邱吉爾遇到工黨領袖。工黨領袖先進入，挑了一個小便斗。邱吉爾不久之後也進來了，他一看到政敵，就跑到整排小便斗的另一端。工黨領袖問：「邱吉爾，我們今天隔這麼遠，好疏離啊！」邱吉爾大聲說：「沒錯，誰叫你每次看到大東西，就想收歸國有！」
美國的總統大多不甚理解經濟原理。威廉． 馬丁（William McChesney Martin）曾任美國聯準會（Federal Reserve Board）主席，他的中間名簡寫為「Ｍ」。甘迺迪總統曾經承認，他只能用中間名做聯想，來記住聯準會是在控制貨幣政策（monetary policy），而非財政會計政策（fiscal policy）。顯然，甘迺迪的人選絕對不會是知名的沃爾克（Volcker）或葛林斯潘（Greenspan）。
對經濟學家而言，競選期間是最難熬的時刻。每當政治人物允諾選民更多富庶願景以及更多民生展望，經濟學家就必須預警多災多難的後果。候選人各個狂言建立空中樓閣，瞬間抹煞經濟學家辛苦培育出的經濟素養。競選期間的演說等同黃金時段的高收視率。總統候選人只要上了電視，就想盡辦法讓自己看起來像是喜劇《豪門新人類》（The Beverly Hillbillies）裡純樸的角色傑德。當然，這對某些政治家來説根本輕而易舉。
我們不難發現，政治人士為何老是誤解他們的經濟顧問。比起對公眾發表的言論，經濟學家彼此交談用的是不同語言。他們以「模型」（model）的語言說話。為了試圖解釋複雜的世界，他們首先要在既定時間裡，把最重要的少數因素簡化，因為每個經濟現象可能都受到千萬個事件影響。舉個例子，美國人的消費水準可能取決於下列某些事：天氣、音樂品味、體重、收入、通貨膨脹、政治競選活動，以及美國奧運代表隊的表現。為了離析最重要的元素並且排出等級，經濟學家必須設計模型，從無數的可能中過濾出某些緣由。最厲害的經濟學家，即是能夠設計最堅固耐用模型的人。
當然，所有科學家都必須建構模型。多年來，物理學仰賴牛頓的萬有引力模型；天文學家仍然使用哥白尼範式（Copernican paradigm）；湯馬斯．庫恩（Thomas Kuhn）頗受爭議的經典之作《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追溯各種模型的發展。所以，為何經濟學比這些「硬科學」還難？以下例子有助說明。想像一位外科醫生正要進行腎臟手術。他檢閱X 光報告後，知道病患的右腎位置在結腸下方一英吋。但這位外科醫生切了一個開口後，才發現腎臟位置不一樣。如同此例，經濟學家離析緣由且預估相關影響，就在此時，影響的程度卻變了。隨著人際關係與社會制度的改變，我們的科學探究主題也隨之變化。經濟學或許不是硬科學，但這不代表經濟學是輕鬆容易的學科。由於經濟學如此流動易變，因此難以站在適當位置加以鑽研。難怪偉大的凱因斯堅信，經濟學大師具有某些特質，比騎士甚至聖人所需的特質還要非凡：
經濟學大師必須是數學家、史學家、政治家、哲學家⋯⋯要能了解符號，也要懂得敘事。必須全盤細思整體情勢箇中關鍵，且以同樣的思緒飛翔過程，觸及抽象與具體的事物。務必鑑古知今，預思未來。人類的本質或風俗習性，盡在這位大師考量範圍之內。不但有明確目標，客觀公正的心緒也不受外界干擾；如同藝術家超然清高，有時卻如政治人物精明現實。
● 從哪裡開始？經濟學的《創世紀》
要從何處開始研究經濟思想史？可從聖經開始，許多聖經內容論及土地、勞力和資本。不過，聖經大多是在提出誡命，而非精細分析。亞當．斯密的名字「Adam」源自聖經，道德立場也出自聖經，但在他建立經濟理論之時，聖經幾乎不是靈感來源。
我們也可探究亞里斯多德（Aristotle）條理分明的評論；他讚揚私有財產，痛斥為求財富而聚積錢財。但關於經濟學，亞里斯多德只知道「時間資源十分寶貴」就夠了。所以他奉獻大多數時間投入哲學，並教育亞歷山大大帝，而非致力於經濟學理論。亞里斯多德的成效斐然，一直都是哲學巨擘。話雖如此，我們仍必須承認（即使這可能會冒犯大學「西方文明課程」的激進粉絲），亞里斯多德在經濟學的歷史中留下的東西很少。
中世紀的神學家常辯論經濟議題。「天主教經院學者」（Catholic Schoolmen）也勤於探討商場裡的道德問題。尤其是，他們巧妙構思「公平價格」信條，讓教會的高利貸立場更完善。僅管《舊約聖經》特意禁止提供「取息貸款」給同一社群的成員，中世紀的神學家仍試圖找到不同的利息元素，例如風險、機會成本、通貨膨脹、不便性，從嚴密的禁令中找出破綻，容許法律漏洞。神學家面臨極為折磨人的抉擇—如果他們繼續傳達有礙商業活動的正統聖經詮釋，他們將有失自己的適切性，於是許多人寧願冒著天譴的風險碰碰運氣。另一方面，如果神學家完全縱容各類形式的商業主義，即有失教會領袖的威信。他們巧妙構思自己大多數的經濟理論，同時兼顧世俗與聖職。這種處境不自在，也不利於研究經濟學。他們談經濟是出於職責。但實
際上聖職人員的職責是要引導信徒通往天堂，而非享受更高的生活水準。在基督新教派系分裂之時，這項任務變得更不容易管理。
先別急，重商主義者不只這些人。一般而言，在十六到十八世紀間，重商主義者是一群作家，也是歐洲君主身邊溫文儒雅的策士。他們沒有那一本當作通則的「聖書」，也各自懷有不同利益。英國、法國、西班牙、葡萄牙和荷蘭等國家的皇室開疆拓土，四處征戰佔領殖民地，律師與商人於是對國王與皇后提出了經濟管理辦法。
回顧過去，我們可以從這些人的建言中列出幾項常見教條：首先，國家應以壟斷權、專利權、補貼款和特權來獎勵忠君之士，藉此鞏固政權；第二，國家應該積極尋求殖民地，設法獲取貴金屬和原料—都是良好的國家財富措施，能用來支付軍事費用。第三，國家應限制對外貿易，如此一來出口會大於進口。貿易差額持續出超，可從債務國賺取黃金（財富）。
因此，許多國家受到重商主義驅使而開疆拓土。與此同時，同業公會、壟斷企業和關稅將經濟力量分配給政治利益，國內經濟的控制於是日趨嚴密。有些國家的控制比其他國家更嚴重。路易十四當政時期，財政大臣吉恩巴蒂斯特．科爾伯（Jean-Baptiste Colbert）徹底控管許多貨物的製造，並給予公會極大威權。某一次他展現了極為驚人的至尊權力，他宣布：「來自第戎地區的紡織品需含有一千四百零八條線！」
這些重商主義者成了亞當．斯密的完美箭靶，有了這些人，對現代經濟思潮的研究似乎變得相當合理。他從幾個層面來痛斥這些人的理論。首先，他們的財富衡量基準是錢幣和貴金屬，但亞當．斯密認為真正的財富必須用家計單位的生活水準來計算。成袋的黃金不一定能轉成一袋袋食物。第二，他說衡量財富必須要站在一國的消費者視角。金錢如果被總理或勾結的商人掌控，那就不一定對國家公民有幫助。第三，亞當．斯密知道個人的動機、發明和創新能鼓動經濟，造就更大的繁榮昌盛，所以授予壟斷權和保護，重商主義者的政策將會癱瘓國家政體。亞當．斯密的論點為現代經濟學奠定了基礎。
● 我們該忽視經濟學家嗎？
自亞當．斯密時代以來，甚少出現經濟學大師。主流經濟理論無法解釋一切。一個顯著的例子是，今日經濟學家傷透腦筋，難以解釋一九七○年代早期到九○年代早期的勞力市場和生產力成長率下降。但他們一致認為：國家與個人如果忽略經濟理論的基本宗旨，實乃愚蠢風險。國家提高貿易壁壘，渴求回歸到原本穩定的商貿時期，反而卻傷了自己國家的消費者。國家高度維護農業政策，不但傷了國內的消費者，也只能任憑穀倉內過剩糧食日漸發爛。上述兩點少有經濟學家不同意，但極少有政治人物聽得進去。
即使政府不一定聽取經濟學家的建言，我們還是可以仰賴經濟學家提醒，得知我們目前的生活水準，以及未來可達的生活水準。自從英國發展工業革命，美國人總是不滿足現況，期待變得更強大。但這種進展可能中斷，這並非沒有前例。年復一年，每當工業化國家逃過最新發生的黑暗時期，就是在刷新人類的紀錄。古希臘、羅馬、巴比倫與埃及那些富庶至極的時期之後（而非之前），都曾有數十年慘淡光景。來看看偉大的史學家喬治．杜比（Georges Duby）如何描述十一世紀的歐洲。以下境況實在令人不寒而慄：
⋯⋯在公元一千年的西方世界。一個幾無人煙的荒蕪世界，飢餓環繞各處。肌貧瘦弱的人口實在太多了。大家赤手奮力掙扎，深受無常的大自然奴役，在幾近寸草不生的荒地上求取溫飽。農夫播種麥子之時，不敢奢望收穫超過三成；若某年收成尚可，表示足以撐到復活節。然後，他必須跋山涉水，設法取得野菜、樹根等臨時替代糧食。為求填飽肚子，他們在豔陽底下辛勤工作；他們疲勞困頓，身形日漸萎靡，靜候收成⋯⋯偶有暴雨傾瀉而下，浸透整片大地，阻礙秋耕；風雨猛烈襲擊，莊稼變質，經年累月缺糧最終演變成饑荒，帶來一波波致命的餓死狂潮。編年史家描述這些時代的饑荒時，深感無力適切表達。「眾人彼此攻擊，把對方當成食物，許多人割斷同胞喉嚨，只為吃到人肉，行徑宛如狼群。」
已開發世界是否有這類駭人之事的傳聞？是否會倒退，陷入鄰近第三世界國家所處的可怕境地？就連偉大的凱因斯最異想天開的思考也無法下結論。但我們確知：經濟大師們試圖教導眾人避開黑暗深淵。
不難發現，許多經濟大師的教誨依舊引起迴響。時至今日，經濟學家最睿智的理論往往深具實用的觀點或類比。本書尋求經濟學家智慧，探究主流經濟學，探問：「是誰最先提出這些深刻、結構經久不壞的模型？」我們可以向大師們學習。本書的某些當代實例頗富趣味。李嘉圖解釋「比較優勢理論」（Theory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時沒有用經典情景喜劇《蓋里甘的島》（Gilligan’s Island）的演員陣容來作為例子。本書採用的幽默方式，並非意圖貶損，而是希望能幫助讀者理解艱澀的範式。經濟學不一定要枯燥乏味。何不隨諷刺作家卡萊爾笑到最後，幫助昔日的經濟大師們扭轉他們自己的壞名聲，並從他們的遺澤吸取教訓？與其讓經濟大師的鬼魂在墳墓裡流連，看見我們忘記前人留下的成果而深感失望，擔憂我們重蹈十一世紀的慘況，倒不如讓他們笑到翻過去，豈不是更好？
要當經濟學家可不是那麼容易。企業主管罵經濟學家，說他們計算成本效益不夠精準。利他主義者指控他們太挑剔成本效益。對政治家來說，經濟學家只會潑冷水，不讓政治人物胡謅美好的榮景。包括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和卡萊爾（Thomas Carlyle）在內的某些諷刺作家，也會偶爾停下腳步辱罵經濟學家。的確，從卡萊爾批評經濟學是「憂鬱的科學」以來，經濟學家就一直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經濟學家認為自己遭受不實指控，因為他們通常不是壞消息的起因，充其量只是傳訊人。他們轉達的訊息很簡單：人類必須做出艱難抉擇。我們不再身處伊甸園。世界不再充滿牛奶與蜂蜜。我們必須做出抉擇，在清新空氣與便捷車輛之間，或者是更大的房子與更寬廣的公園、勤奮工作與放肆玩樂之間。對於任何一種抉擇，經濟學家不會說沒有用，他們只會說各有利弊，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經濟學就是在研究抉擇並協助我們了解後果，而不是告訴我們如何選擇。
當然，經濟大師們不甘心只做個傳訊人。雖然經濟學家遭到無禮嘲笑，例如蠢蛋亞當．斯密、書呆子彌爾、虛榮的凱因斯等等，但他們的動機卻不容貶斥。正如凱因斯的觀察，大多數有名的經濟學家一開始都求好心切，尋求方法改善世界，但諷刺的是，他們今日卻受到這麼多惡毒批評。馬歇爾尤其認為經濟學是一種專業，必須混融「精明的科學」與「對人類的奉獻」。中世紀世界有三大主要專業：旨在促進身體健康的醫學、著眼政治健全度的法律學、瞄準心靈健康的神學。話雖如此，馬歇爾希望經濟學成為第四種崇高使命，目標在於求得更佳的物質生活，不僅是為富人，也是為了全體人類。馬歇爾試圖英勇調解兩股互不相容的強大趨勢，其走向分別是：不實際且無聊的數學式經濟學，以及感性不嚴謹的激進主義。他奮力在劍橋建立學派，聚集最熱情、最科學化的腦袋。當然，凱因斯就是其中最耀眼的星星。
經濟學與真實世界之間最強的連結，一直是政治。確實，經濟學在本世紀前都還被稱為「政治經濟學」。幾乎所有最傑出的經濟學家或多或少都在政府部門任職過。大衛．李嘉圖（David Richardo）和約翰．彌爾是其中兩位，曾贏得英國國會選舉。在最偉大的經濟學家身上，我們總能看到，他們的動機不僅是對科學的興趣，還湧現了極大熱情。他們在無數微積分符號與統計學之中，展現令人拍案叫絕的大膽論點。
翻遍整個經濟思想史，可以看到政府與經濟學家有時衝突對峙，有時互助合作。亞當．斯密痛斥歐洲君主政體與商人勾結。現代經濟學從那時起開始推展。亞當．斯密、卡爾．馬克思和托斯丹．范伯倫（Thorstein Veblen）有一些共同點，其中一項即是他們意識到：企業家為求自助，通常喜愛利用政治。亞當．斯密在一份知名論述中提出警告，說企業家經常暗中與消費者作對，圖謀達成目標。我們至今都還確信，在地方商會的會議中，會有吹捧自由市場的演講者抓住機會，穩固某項專賣權、某份獨家政府合約，或是某項可以保障自身盈利的法規。幸虧政治家不一定會傾力相助。二戰之後，英國的社會主義領袖承諾了一種近似天堂的繁榮前景，方法是工會主義與國有化，結果英國經濟反而愈來愈糟。有個邱吉爾的傳記作家寫了一個故事：在英國下議院外面的男廁所，邱吉爾遇到工黨領袖。工黨領袖先進入，挑了一個小便斗。邱吉爾不久之後也進來了，他一看到政敵，就跑到整排小便斗的另一端。工黨領袖問：「邱吉爾，我們今天隔這麼遠，好疏離啊！」邱吉爾大聲說：「沒錯，誰叫你每次看到大東西，就想收歸國有！」
美國的總統大多不甚理解經濟原理。威廉． 馬丁（William McChesney Martin）曾任美國聯準會（Federal Reserve Board）主席，他的中間名簡寫為「Ｍ」。甘迺迪總統曾經承認，他只能用中間名做聯想，來記住聯準會是在控制貨幣政策（monetary policy），而非財政會計政策（fiscal policy）。顯然，甘迺迪的人選絕對不會是知名的沃爾克（Volcker）或葛林斯潘（Greenspan）。
對經濟學家而言，競選期間是最難熬的時刻。每當政治人物允諾選民更多富庶願景以及更多民生展望，經濟學家就必須預警多災多難的後果。候選人各個狂言建立空中樓閣，瞬間抹煞經濟學家辛苦培育出的經濟素養。競選期間的演說等同黃金時段的高收視率。總統候選人只要上了電視，就想盡辦法讓自己看起來像是喜劇《豪門新人類》（The Beverly Hillbillies）裡純樸的角色傑德。當然，這對某些政治家來説根本輕而易舉。
我們不難發現，政治人士為何老是誤解他們的經濟顧問。比起對公眾發表的言論，經濟學家彼此交談用的是不同語言。他們以「模型」（model）的語言說話。為了試圖解釋複雜的世界，他們首先要在既定時間裡，把最重要的少數因素簡化，因為每個經濟現象可能都受到千萬個事件影響。舉個例子，美國人的消費水準可能取決於下列某些事：天氣、音樂品味、體重、收入、通貨膨脹、政治競選活動，以及美國奧運代表隊的表現。為了離析最重要的元素並且排出等級，經濟學家必須設計模型，從無數的可能中過濾出某些緣由。最厲害的經濟學家，即是能夠設計最堅固耐用模型的人。
當然，所有科學家都必須建構模型。多年來，物理學仰賴牛頓的萬有引力模型；天文學家仍然使用哥白尼範式（Copernican paradigm）；湯馬斯．庫恩（Thomas Kuhn）頗受爭議的經典之作《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追溯各種模型的發展。所以，為何經濟學比這些「硬科學」還難？以下例子有助說明。想像一位外科醫生正要進行腎臟手術。他檢閱X 光報告後，知道病患的右腎位置在結腸下方一英吋。但這位外科醫生切了一個開口後，才發現腎臟位置不一樣。如同此例，經濟學家離析緣由且預估相關影響，就在此時，影響的程度卻變了。隨著人際關係與社會制度的改變，我們的科學探究主題也隨之變化。經濟學或許不是硬科學，但這不代表經濟學是輕鬆容易的學科。由於經濟學如此流動易變，因此難以站在適當位置加以鑽研。難怪偉大的凱因斯堅信，經濟學大師具有某些特質，比騎士甚至聖人所需的特質還要非凡：
經濟學大師必須是數學家、史學家、政治家、哲學家⋯⋯要能了解符號，也要懂得敘事。必須全盤細思整體情勢箇中關鍵，且以同樣的思緒飛翔過程，觸及抽象與具體的事物。務必鑑古知今，預思未來。人類的本質或風俗習性，盡在這位大師考量範圍之內。不但有明確目標，客觀公正的心緒也不受外界干擾；如同藝術家超然清高，有時卻如政治人物精明現實。
● 從哪裡開始？經濟學的《創世紀》
要從何處開始研究經濟思想史？可從聖經開始，許多聖經內容論及土地、勞力和資本。不過，聖經大多是在提出誡命，而非精細分析。亞當．斯密的名字「Adam」源自聖經，道德立場也出自聖經，但在他建立經濟理論之時，聖經幾乎不是靈感來源。
我們也可探究亞里斯多德（Aristotle）條理分明的評論；他讚揚私有財產，痛斥為求財富而聚積錢財。但關於經濟學，亞里斯多德只知道「時間資源十分寶貴」就夠了。所以他奉獻大多數時間投入哲學，並教育亞歷山大大帝，而非致力於經濟學理論。亞里斯多德的成效斐然，一直都是哲學巨擘。話雖如此，我們仍必須承認（即使這可能會冒犯大學「西方文明課程」的激進粉絲），亞里斯多德在經濟學的歷史中留下的東西很少。
中世紀的神學家常辯論經濟議題。「天主教經院學者」（Catholic Schoolmen）也勤於探討商場裡的道德問題。尤其是，他們巧妙構思「公平價格」信條，讓教會的高利貸立場更完善。僅管《舊約聖經》特意禁止提供「取息貸款」給同一社群的成員，中世紀的神學家仍試圖找到不同的利息元素，例如風險、機會成本、通貨膨脹、不便性，從嚴密的禁令中找出破綻，容許法律漏洞。神學家面臨極為折磨人的抉擇—如果他們繼續傳達有礙商業活動的正統聖經詮釋，他們將有失自己的適切性，於是許多人寧願冒著天譴的風險碰碰運氣。另一方面，如果神學家完全縱容各類形式的商業主義，即有失教會領袖的威信。他們巧妙構思自己大多數的經濟理論，同時兼顧世俗與聖職。這種處境不自在，也不利於研究經濟學。他們談經濟是出於職責。但實
際上聖職人員的職責是要引導信徒通往天堂，而非享受更高的生活水準。在基督新教派系分裂之時，這項任務變得更不容易管理。
先別急，重商主義者不只這些人。一般而言，在十六到十八世紀間，重商主義者是一群作家，也是歐洲君主身邊溫文儒雅的策士。他們沒有那一本當作通則的「聖書」，也各自懷有不同利益。英國、法國、西班牙、葡萄牙和荷蘭等國家的皇室開疆拓土，四處征戰佔領殖民地，律師與商人於是對國王與皇后提出了經濟管理辦法。
回顧過去，我們可以從這些人的建言中列出幾項常見教條：首先，國家應以壟斷權、專利權、補貼款和特權來獎勵忠君之士，藉此鞏固政權；第二，國家應該積極尋求殖民地，設法獲取貴金屬和原料—都是良好的國家財富措施，能用來支付軍事費用。第三，國家應限制對外貿易，如此一來出口會大於進口。貿易差額持續出超，可從債務國賺取黃金（財富）。
因此，許多國家受到重商主義驅使而開疆拓土。與此同時，同業公會、壟斷企業和關稅將經濟力量分配給政治利益，國內經濟的控制於是日趨嚴密。有些國家的控制比其他國家更嚴重。路易十四當政時期，財政大臣吉恩巴蒂斯特．科爾伯（Jean-Baptiste Colbert）徹底控管許多貨物的製造，並給予公會極大威權。某一次他展現了極為驚人的至尊權力，他宣布：「來自第戎地區的紡織品需含有一千四百零八條線！」
這些重商主義者成了亞當．斯密的完美箭靶，有了這些人，對現代經濟思潮的研究似乎變得相當合理。他從幾個層面來痛斥這些人的理論。首先，他們的財富衡量基準是錢幣和貴金屬，但亞當．斯密認為真正的財富必須用家計單位的生活水準來計算。成袋的黃金不一定能轉成一袋袋食物。第二，他說衡量財富必須要站在一國的消費者視角。金錢如果被總理或勾結的商人掌控，那就不一定對國家公民有幫助。第三，亞當．斯密知道個人的動機、發明和創新能鼓動經濟，造就更大的繁榮昌盛，所以授予壟斷權和保護，重商主義者的政策將會癱瘓國家政體。亞當．斯密的論點為現代經濟學奠定了基礎。
● 我們該忽視經濟學家嗎？
自亞當．斯密時代以來，甚少出現經濟學大師。主流經濟理論無法解釋一切。一個顯著的例子是，今日經濟學家傷透腦筋，難以解釋一九七○年代早期到九○年代早期的勞力市場和生產力成長率下降。但他們一致認為：國家與個人如果忽略經濟理論的基本宗旨，實乃愚蠢風險。國家提高貿易壁壘，渴求回歸到原本穩定的商貿時期，反而卻傷了自己國家的消費者。國家高度維護農業政策，不但傷了國內的消費者，也只能任憑穀倉內過剩糧食日漸發爛。上述兩點少有經濟學家不同意，但極少有政治人物聽得進去。
即使政府不一定聽取經濟學家的建言，我們還是可以仰賴經濟學家提醒，得知我們目前的生活水準，以及未來可達的生活水準。自從英國發展工業革命，美國人總是不滿足現況，期待變得更強大。但這種進展可能中斷，這並非沒有前例。年復一年，每當工業化國家逃過最新發生的黑暗時期，就是在刷新人類的紀錄。古希臘、羅馬、巴比倫與埃及那些富庶至極的時期之後（而非之前），都曾有數十年慘淡光景。來看看偉大的史學家喬治．杜比（Georges Duby）如何描述十一世紀的歐洲。以下境況實在令人不寒而慄：
⋯⋯在公元一千年的西方世界。一個幾無人煙的荒蕪世界，飢餓環繞各處。肌貧瘦弱的人口實在太多了。大家赤手奮力掙扎，深受無常的大自然奴役，在幾近寸草不生的荒地上求取溫飽。農夫播種麥子之時，不敢奢望收穫超過三成；若某年收成尚可，表示足以撐到復活節。然後，他必須跋山涉水，設法取得野菜、樹根等臨時替代糧食。為求填飽肚子，他們在豔陽底下辛勤工作；他們疲勞困頓，身形日漸萎靡，靜候收成⋯⋯偶有暴雨傾瀉而下，浸透整片大地，阻礙秋耕；風雨猛烈襲擊，莊稼變質，經年累月缺糧最終演變成饑荒，帶來一波波致命的餓死狂潮。編年史家描述這些時代的饑荒時，深感無力適切表達。「眾人彼此攻擊，把對方當成食物，許多人割斷同胞喉嚨，只為吃到人肉，行徑宛如狼群。」
已開發世界是否有這類駭人之事的傳聞？是否會倒退，陷入鄰近第三世界國家所處的可怕境地？就連偉大的凱因斯最異想天開的思考也無法下結論。但我們確知：經濟大師們試圖教導眾人避開黑暗深淵。
不難發現，許多經濟大師的教誨依舊引起迴響。時至今日，經濟學家最睿智的理論往往深具實用的觀點或類比。本書尋求經濟學家智慧，探究主流經濟學，探問：「是誰最先提出這些深刻、結構經久不壞的模型？」我們可以向大師們學習。本書的某些當代實例頗富趣味。李嘉圖解釋「比較優勢理論」（Theory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時沒有用經典情景喜劇《蓋里甘的島》（Gilligan’s Island）的演員陣容來作為例子。本書採用的幽默方式，並非意圖貶損，而是希望能幫助讀者理解艱澀的範式。經濟學不一定要枯燥乏味。何不隨諷刺作家卡萊爾笑到最後，幫助昔日的經濟大師們扭轉他們自己的壞名聲，並從他們的遺澤吸取教訓？與其讓經濟大師的鬼魂在墳墓裡流連，看見我們忘記前人留下的成果而深感失望，擔憂我們重蹈十一世紀的慘況，倒不如讓他們笑到翻過去，豈不是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