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文：第一章 議題（節錄）
西方人的富裕是個既新鮮又獨特的現象。在過去幾個世紀，西方人從長期貧窮與持續饑荒的束縛中掙脫，實現的生活品質唯有靠相對的豐裕才能達成。本書旨在解釋這個獨特的歷史成就─西方世界的興起。
本書的中心論點是直截了當的。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經濟成長的關鍵；在西歐出現有效率經濟組織的發展，正是西方世界興起的主因。
有效率的組織引領出制度安排與財產權，進而創造個人經濟努力的誘因，使得私人報酬率近於社會報酬率。在後續章節，我們將提出並運用一個可行的模型，描述引發制度變遷的變數。不過我們必須先從經濟成長不可或缺的條件著手，以一種簡化的形式，來檢視私人與社會成本、收益之間的差異。
談到經濟成長，我們指的是人均（per capita）所得長期上升。真正的經濟成長，意味著社會總所得必須比人口增加的速度快。另一方面，停滯狀態則是人均所得未能持續增加，即使在很長一段期間，平均所得會隨著循環有升有降。
當個人沒有動機去從事那些會導致經濟成長的活動時，就會出現停滯狀態。就算社會裡有人可能刻意不顧正面的誘因，也有人滿足於現況，然而隨機的實證經驗顯示，大多數人對於商品是喜多厭少的，並且依此原則行動。經濟成長只需要一部分人對它懷有渴求即可達成。
我們藉此要回過頭來解釋，社會之所以不成長，是導因於它沒有提供人們經濟行動的誘因。讓我們檢視一下其中的涵義。首先，我們必須獨立出因生產因素（土地、勞動、資本）增加引起的所得成長類型。這種直接的增量，導致整體性（普遍性）成長，卻不必然提升每人所得。有兩種情況可能促成人均所得改善，堪稱真正的經濟成長。其一是人均生產因素數量的增加，其二是一種或數種生產因素效率的增加。這種生產力增加的方式，可以透過規模經濟（economies of scale）3實現，由於生產因素的品質提升（如勞工受教育、資本蘊涵新技術），或者因為不確定性和資訊成本造成的市場缺陷降低，或者肇因於組織變革，使得市場不完全得以消除。
在過去，大多數經濟史學家宣稱技術進步是西方經濟成長的主因。的確，歐洲經濟史是以工業革命為軸心發展的。近來已有其他人強調人力資本的投資是經濟成長的來源。更加晚近，也有學者開始探討市場資訊成本降低對經濟成長的影響。毫無疑問的，上述每一種因素都顯著促成產出成長。同樣的，基於生產會隨著市場擴大而擴大，規模經濟也是原因之一。由於此一理由，加上我們關心的完全是人均成長，所以人口擴張本身為我們測定「真正的」經濟成長時，添加了額外的考慮面向。
前一段論述，反映經濟史學家和經濟學家在評斷經濟成就時，所普遍認為造成經濟成長的各種因素。然而，這個解釋顯然還存有一個漏洞。我們仍然想知道，如果經濟成長所需的只是投資和創新，為何有些社會無法達到這令人嚮往的結果？我們所宣稱的答案，又使我們回到最初的論點。我們列出的因素（創新、規模經濟、教育、資本累積等）並非經濟成長的原因，它們本身即是成長。本書強調的是何者導致了經濟成長。除非現行的經濟組織是有效率的，否則經濟成長根本不會發生。個人必須受誘因驅使，而從事合乎社會需要的活動。某種機制必須被設計，來促使社會與私人報酬率趨近。私人收益或成本，是個人參與各種經濟交易的利得或損失；社會成本或收益，則是影響整個社會的成本或收益。私人與社會收益、成本間有差異，即表示有第三者未經當事人同意，就能獲得利益或負擔成本。這差異來自財產權定義不完整或未被執行。如果私人成本超過私人收益，即使有益於社會，個人通常不願意去從事這項活動。本書處理的某些歷史議題，從財產權的角度說明每一種情況。
以海運與國際貿易的發展為例，一項主要的障礙在於航運者無法確定他們的位置。這需要兩個座標的知識：緯度與經度。確認緯度的能力早已具備，只須測量北極星的頂垂線即可；但在南緯度上，北極星隱沒在地平線之下。為了尋求替代方法，葡萄牙的亨利王子召集一批數學家，發現只要測定太陽在中天的垂線，配合太陽的偏度表，即可得到關於緯度的資訊。不過，測定經度就困難多了，因為需要一座在遠洋航行期間保持精確的計時器。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首先為發明這個計時鐘懸賞1千克朗（crown）。荷蘭把賞金提高到10萬弗羅林（florin），最後英國人依天文鐘的精確度，將賞金定為1萬至2萬英鎊不等。這筆獎金一直懸賞到十八世紀，最後由哈里森（John Harrison）獲得，他為解決這個問題耗費畢生精力。8以減少船隻損失與降低貿易成本的角度而言，精確測量船隻位置為社會帶來的收益很龐大。假使當時有財產權，來保證發明者會獲得一些因節省船隻和時間而增加的所得，這項突破能提早多久出現呢？（當然，他也必須承擔研究的高成本，與發現解答的不確定性。）付給數學家報酬和提供賞金，是刺激努力的人為方法，而一項可提供更普遍誘因的辦法則是，專為新點子、發明和創新制定的智慧財產權法律。若沒有這樣的財產權，很少人願意拿私人資源為社會利益冒險。
至於執行財產權的方法，也可舉海運的例子加以說明。好幾個世紀以來，海盜和私人武裝船是不受歡迎的，卻無所不在地從貿易中獲利。海盜的威脅提高貿易成本，也縮減貿易範圍。一個解決的方法是行賄，英國公然採取這種作法，阻止北非海盜多年來在地中海的劫掠。行賄是「有效率的」，因為在地中海自由貿易的所得，足以在付過賄賂之後，仍能賺錢或不吃虧地離開那個國家，有一段時間比靠海軍保護還便宜。
那個時代另有些國家採用護航的方法來保護運輸，甚至還部署海上巡邏隊。因為海軍做到國際性的財產權執行，海盜終於消失。
我們的第三個例子，來自近代西班牙的土地政策，要談的是施行不完善的財產權。隨著人口增長，土地日漸匱乏，改進農業效率的社會報酬率雖然升高，私人報酬率卻沒有，原因是國王早已授權給牧羊人的行會（羊主團〔Mesta〕），允許他們以慣用方式趕羊群跨經西班牙各地。細心耕耘與種植穀物的地主，知道隨時可能有路過的羊群吃掉或踩壞他們的農作物。在這種情況下，形式上的所有者並未擁有土地的排他權（exclusive rights）。
這些例子可能讓認真的讀者產生更多疑問，而非得到解答。為什麼社會不早一點發明智慧財產權？為什麼會讓海盜恣意發展？為什麼西班牙國王不廢止羊主團的特權，核准土地所有權只要完糧納稅就絕對不受干擾？
西方人的富裕是個既新鮮又獨特的現象。在過去幾個世紀，西方人從長期貧窮與持續饑荒的束縛中掙脫，實現的生活品質唯有靠相對的豐裕才能達成。本書旨在解釋這個獨特的歷史成就─西方世界的興起。
本書的中心論點是直截了當的。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經濟成長的關鍵；在西歐出現有效率經濟組織的發展，正是西方世界興起的主因。
有效率的組織引領出制度安排與財產權，進而創造個人經濟努力的誘因，使得私人報酬率近於社會報酬率。在後續章節，我們將提出並運用一個可行的模型，描述引發制度變遷的變數。不過我們必須先從經濟成長不可或缺的條件著手，以一種簡化的形式，來檢視私人與社會成本、收益之間的差異。
談到經濟成長，我們指的是人均（per capita）所得長期上升。真正的經濟成長，意味著社會總所得必須比人口增加的速度快。另一方面，停滯狀態則是人均所得未能持續增加，即使在很長一段期間，平均所得會隨著循環有升有降。
當個人沒有動機去從事那些會導致經濟成長的活動時，就會出現停滯狀態。就算社會裡有人可能刻意不顧正面的誘因，也有人滿足於現況，然而隨機的實證經驗顯示，大多數人對於商品是喜多厭少的，並且依此原則行動。經濟成長只需要一部分人對它懷有渴求即可達成。
我們藉此要回過頭來解釋，社會之所以不成長，是導因於它沒有提供人們經濟行動的誘因。讓我們檢視一下其中的涵義。首先，我們必須獨立出因生產因素（土地、勞動、資本）增加引起的所得成長類型。這種直接的增量，導致整體性（普遍性）成長，卻不必然提升每人所得。有兩種情況可能促成人均所得改善，堪稱真正的經濟成長。其一是人均生產因素數量的增加，其二是一種或數種生產因素效率的增加。這種生產力增加的方式，可以透過規模經濟（economies of scale）3實現，由於生產因素的品質提升（如勞工受教育、資本蘊涵新技術），或者因為不確定性和資訊成本造成的市場缺陷降低，或者肇因於組織變革，使得市場不完全得以消除。
在過去，大多數經濟史學家宣稱技術進步是西方經濟成長的主因。的確，歐洲經濟史是以工業革命為軸心發展的。近來已有其他人強調人力資本的投資是經濟成長的來源。更加晚近，也有學者開始探討市場資訊成本降低對經濟成長的影響。毫無疑問的，上述每一種因素都顯著促成產出成長。同樣的，基於生產會隨著市場擴大而擴大，規模經濟也是原因之一。由於此一理由，加上我們關心的完全是人均成長，所以人口擴張本身為我們測定「真正的」經濟成長時，添加了額外的考慮面向。
前一段論述，反映經濟史學家和經濟學家在評斷經濟成就時，所普遍認為造成經濟成長的各種因素。然而，這個解釋顯然還存有一個漏洞。我們仍然想知道，如果經濟成長所需的只是投資和創新，為何有些社會無法達到這令人嚮往的結果？我們所宣稱的答案，又使我們回到最初的論點。我們列出的因素（創新、規模經濟、教育、資本累積等）並非經濟成長的原因，它們本身即是成長。本書強調的是何者導致了經濟成長。除非現行的經濟組織是有效率的，否則經濟成長根本不會發生。個人必須受誘因驅使，而從事合乎社會需要的活動。某種機制必須被設計，來促使社會與私人報酬率趨近。私人收益或成本，是個人參與各種經濟交易的利得或損失；社會成本或收益，則是影響整個社會的成本或收益。私人與社會收益、成本間有差異，即表示有第三者未經當事人同意，就能獲得利益或負擔成本。這差異來自財產權定義不完整或未被執行。如果私人成本超過私人收益，即使有益於社會，個人通常不願意去從事這項活動。本書處理的某些歷史議題，從財產權的角度說明每一種情況。
以海運與國際貿易的發展為例，一項主要的障礙在於航運者無法確定他們的位置。這需要兩個座標的知識：緯度與經度。確認緯度的能力早已具備，只須測量北極星的頂垂線即可；但在南緯度上，北極星隱沒在地平線之下。為了尋求替代方法，葡萄牙的亨利王子召集一批數學家，發現只要測定太陽在中天的垂線，配合太陽的偏度表，即可得到關於緯度的資訊。不過，測定經度就困難多了，因為需要一座在遠洋航行期間保持精確的計時器。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首先為發明這個計時鐘懸賞1千克朗（crown）。荷蘭把賞金提高到10萬弗羅林（florin），最後英國人依天文鐘的精確度，將賞金定為1萬至2萬英鎊不等。這筆獎金一直懸賞到十八世紀，最後由哈里森（John Harrison）獲得，他為解決這個問題耗費畢生精力。8以減少船隻損失與降低貿易成本的角度而言，精確測量船隻位置為社會帶來的收益很龐大。假使當時有財產權，來保證發明者會獲得一些因節省船隻和時間而增加的所得，這項突破能提早多久出現呢？（當然，他也必須承擔研究的高成本，與發現解答的不確定性。）付給數學家報酬和提供賞金，是刺激努力的人為方法，而一項可提供更普遍誘因的辦法則是，專為新點子、發明和創新制定的智慧財產權法律。若沒有這樣的財產權，很少人願意拿私人資源為社會利益冒險。
至於執行財產權的方法，也可舉海運的例子加以說明。好幾個世紀以來，海盜和私人武裝船是不受歡迎的，卻無所不在地從貿易中獲利。海盜的威脅提高貿易成本，也縮減貿易範圍。一個解決的方法是行賄，英國公然採取這種作法，阻止北非海盜多年來在地中海的劫掠。行賄是「有效率的」，因為在地中海自由貿易的所得，足以在付過賄賂之後，仍能賺錢或不吃虧地離開那個國家，有一段時間比靠海軍保護還便宜。
那個時代另有些國家採用護航的方法來保護運輸，甚至還部署海上巡邏隊。因為海軍做到國際性的財產權執行，海盜終於消失。
我們的第三個例子，來自近代西班牙的土地政策，要談的是施行不完善的財產權。隨著人口增長，土地日漸匱乏，改進農業效率的社會報酬率雖然升高，私人報酬率卻沒有，原因是國王早已授權給牧羊人的行會（羊主團〔Mesta〕），允許他們以慣用方式趕羊群跨經西班牙各地。細心耕耘與種植穀物的地主，知道隨時可能有路過的羊群吃掉或踩壞他們的農作物。在這種情況下，形式上的所有者並未擁有土地的排他權（exclusive rights）。
這些例子可能讓認真的讀者產生更多疑問，而非得到解答。為什麼社會不早一點發明智慧財產權？為什麼會讓海盜恣意發展？為什麼西班牙國王不廢止羊主團的特權，核准土地所有權只要完糧納稅就絕對不受干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