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政治自由與政治幽默1
英國《金融時報FT中文網》上，筆者的「回望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專欄至今為止，多數文章是嚴肅沉重的話題。今天我願意選一個稍微輕鬆的角度，談談「政治自由」與「政治幽默」之間的關係。就像毛澤東經常引用中國成語教導他手下的那些高幹們，「文武之道，一張一馳」，我們今天也「馳」一下。我最早對這個話題產生興趣，是1980年代中期在美國讀書時，著名的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奈( Janos Kornal )那時剛剛被哈佛大學聘請為教授。他是全世界公認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權威，曾被提名為諾貝爾經濟學獎候選人，儘管沒被選上，他的學術影響還是巨大的。著名的「軟約束」、「短缺經濟」概念都出自於他，成為全世界分析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問題和對應之策的經典工具。
那時候，科爾奈開講「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改革」研究生課，學生大部分來自中國和蘇聯東歐陣營。因為有了這個機會，我就能夠經常聽到各社會主義國家的研究生帶來的富有本國特色的政治幽默。比如，匈牙利來的同學貢獻的一則：「黨委宣傳部手冊上的問答。問題：我們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在哪裏？——回答：它成功地克服了在其他的社會制度下不會出現的種種困難。」
我對蘇聯東歐的學者很是欽佩，他們之間流傳的政治笑話，包含高超的政治智慧和細膩微妙的黑色幽默。我們稍微回顧一下，整個中歐東歐範圍內，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出現過多少偉大的作家，你就知道那絕不是偶然的，一切均來自深厚的文化底蘊和歷史淵源。二十世紀最有名的黑色幽默作家之一卡夫卡(Franz Kafka 1883–1924 )就來自那裏。
相比之下，主要是因為語言的障礙，中國的政治幽默翻譯成英文後，效果遠遠比不上蘇聯東歐的政治幽默翻譯成英文後的效果。我一直在收集這方面的笑話，並請教老一輩的洋人教授推介。我1996–1998年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ANU)亞太研究院工作期間，遇到一位退休的美國籍猶太人學者，他研究蘇聯東歐的政治文化，也有一個習慣，收集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幽默。他時常與我分享他的成果，記錄在密密麻麻的筆記本上，他比我大二十多歲，政治笑話比我收集的多得多。有了這個經驗，刺激我產生了新開一門《政治文化與政治幽默》課的念頭，我還真是開始着手作準備了。但後來發現在西方的大學裏開這門課很難，難的是語言，因為幽默的東西在母語中不用解釋，就能刺激人。一旦譯成別種語言，效果差得太多。行話說，「詩歌是什麼？詩歌就是那種不能被翻譯的文學作品。」在我看來，幽默也差不離。
這是個很難克服的障礙，我也沒那麼多的研究經費聘請高手來翻譯幾個國家的原版資料，所以這門課到現在也還沒開成。但在備課的過程中，我還是收集了不少資料，有很多心得。過去兩年裏我大部分時間在中國大陸，所以有了與我在1984年8月出國之前的中國的一個強烈對比。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深刻的變化，也體現在政治幽默上。現時代任何一個國家，不管是東方的還是西方的，其政治幽默的水平及流傳的廣度，是該國政治自由度的一個敏感指標。這很像弗洛依德所說：一個社會的自由程度，敏感地反映在它對「性」的態度上。
從政治社會學的角度來講，我有幾個主要的體會——一個國家要有高水平的政治幽默，第一個條件就是它剛剛在社會、政治、經濟等方面經歷了非常深重的、帶有悲劇色彩的過程。第二個條件，是這過程至少要經歷兩代人才行；如果太短暫，人們可能還沒達到反思荒謬和醒悟的階段，它就已經過去了。
第三個條件，非常重要的一點，是政治幽默得要一個微妙的自由空間——它必須是在最黑暗的階段已經過去，人們剛剛喘過一口氣來，並且對黑暗時代已經產生了一些距離——因為身在黑暗之中，幽默感也被沉重的壓抑住。只有在剛剛走出那個陰影之時，幽默感才有閒暇得以發揮出來。同樣，若無一定的自由空間，幽默也難以流傳開來。
而特別吊詭的是，高水平的政治幽默也不易產生於一個政治上太自由的國家。這是最有趣的現象：一個國家太不自由，政治幽默當然流傳不出；但一個國家若是太自由，也無助於產生高水平的政治幽默。因為如果人們對現有的政治體制、政府、政策有充分的、憲法保護的批評自由，並有獨立的法庭予以聲張正義的話，人們的不滿抗議等等，就會進入正規的渠道去，而用不着以幽默的方式表達。2 這是我的觀察中最有趣的一點。下面所舉的例子，都是我以前為了備課而收集的。有些資料很久了，但仍然能夠反映出那個特定時代、那個國家特定的狀況通過政治幽默的絕妙風貌。它們就像古舊的郵票，越是早先的，越展現那個時代的某些不可替代的特色。
中國在毛澤東時代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經歷了嚴酷的、大規模的和持續的政治動盪與迫害。西方以前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從外面看到毛統治下的中國的封閉狀態以及對文化傳統的破壞、對知識分子的迫害，覺得中國的文化這下子完了。在毛剛去世時，只有極少數的西方學者才有機會訪華。當他們一有機會跟中國的老百姓甚至一些低級官員接觸時，發現中國人還是挺有幽默的——這一點讓他們很欣慰，一個幽默的民族是亡不了的。
政治自由與政治幽默1
英國《金融時報FT中文網》上，筆者的「回望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專欄至今為止，多數文章是嚴肅沉重的話題。今天我願意選一個稍微輕鬆的角度，談談「政治自由」與「政治幽默」之間的關係。就像毛澤東經常引用中國成語教導他手下的那些高幹們，「文武之道，一張一馳」，我們今天也「馳」一下。我最早對這個話題產生興趣，是1980年代中期在美國讀書時，著名的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奈( Janos Kornal )那時剛剛被哈佛大學聘請為教授。他是全世界公認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權威，曾被提名為諾貝爾經濟學獎候選人，儘管沒被選上，他的學術影響還是巨大的。著名的「軟約束」、「短缺經濟」概念都出自於他，成為全世界分析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問題和對應之策的經典工具。
那時候，科爾奈開講「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改革」研究生課，學生大部分來自中國和蘇聯東歐陣營。因為有了這個機會，我就能夠經常聽到各社會主義國家的研究生帶來的富有本國特色的政治幽默。比如，匈牙利來的同學貢獻的一則：「黨委宣傳部手冊上的問答。問題：我們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在哪裏？——回答：它成功地克服了在其他的社會制度下不會出現的種種困難。」
我對蘇聯東歐的學者很是欽佩，他們之間流傳的政治笑話，包含高超的政治智慧和細膩微妙的黑色幽默。我們稍微回顧一下，整個中歐東歐範圍內，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出現過多少偉大的作家，你就知道那絕不是偶然的，一切均來自深厚的文化底蘊和歷史淵源。二十世紀最有名的黑色幽默作家之一卡夫卡(Franz Kafka 1883–1924 )就來自那裏。
相比之下，主要是因為語言的障礙，中國的政治幽默翻譯成英文後，效果遠遠比不上蘇聯東歐的政治幽默翻譯成英文後的效果。我一直在收集這方面的笑話，並請教老一輩的洋人教授推介。我1996–1998年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ANU)亞太研究院工作期間，遇到一位退休的美國籍猶太人學者，他研究蘇聯東歐的政治文化，也有一個習慣，收集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幽默。他時常與我分享他的成果，記錄在密密麻麻的筆記本上，他比我大二十多歲，政治笑話比我收集的多得多。有了這個經驗，刺激我產生了新開一門《政治文化與政治幽默》課的念頭，我還真是開始着手作準備了。但後來發現在西方的大學裏開這門課很難，難的是語言，因為幽默的東西在母語中不用解釋，就能刺激人。一旦譯成別種語言，效果差得太多。行話說，「詩歌是什麼？詩歌就是那種不能被翻譯的文學作品。」在我看來，幽默也差不離。
這是個很難克服的障礙，我也沒那麼多的研究經費聘請高手來翻譯幾個國家的原版資料，所以這門課到現在也還沒開成。但在備課的過程中，我還是收集了不少資料，有很多心得。過去兩年裏我大部分時間在中國大陸，所以有了與我在1984年8月出國之前的中國的一個強烈對比。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深刻的變化，也體現在政治幽默上。現時代任何一個國家，不管是東方的還是西方的，其政治幽默的水平及流傳的廣度，是該國政治自由度的一個敏感指標。這很像弗洛依德所說：一個社會的自由程度，敏感地反映在它對「性」的態度上。
從政治社會學的角度來講，我有幾個主要的體會——一個國家要有高水平的政治幽默，第一個條件就是它剛剛在社會、政治、經濟等方面經歷了非常深重的、帶有悲劇色彩的過程。第二個條件，是這過程至少要經歷兩代人才行；如果太短暫，人們可能還沒達到反思荒謬和醒悟的階段，它就已經過去了。
第三個條件，非常重要的一點，是政治幽默得要一個微妙的自由空間——它必須是在最黑暗的階段已經過去，人們剛剛喘過一口氣來，並且對黑暗時代已經產生了一些距離——因為身在黑暗之中，幽默感也被沉重的壓抑住。只有在剛剛走出那個陰影之時，幽默感才有閒暇得以發揮出來。同樣，若無一定的自由空間，幽默也難以流傳開來。
而特別吊詭的是，高水平的政治幽默也不易產生於一個政治上太自由的國家。這是最有趣的現象：一個國家太不自由，政治幽默當然流傳不出；但一個國家若是太自由，也無助於產生高水平的政治幽默。因為如果人們對現有的政治體制、政府、政策有充分的、憲法保護的批評自由，並有獨立的法庭予以聲張正義的話，人們的不滿抗議等等，就會進入正規的渠道去，而用不着以幽默的方式表達。2 這是我的觀察中最有趣的一點。下面所舉的例子，都是我以前為了備課而收集的。有些資料很久了，但仍然能夠反映出那個特定時代、那個國家特定的狀況通過政治幽默的絕妙風貌。它們就像古舊的郵票，越是早先的，越展現那個時代的某些不可替代的特色。
中國在毛澤東時代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經歷了嚴酷的、大規模的和持續的政治動盪與迫害。西方以前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從外面看到毛統治下的中國的封閉狀態以及對文化傳統的破壞、對知識分子的迫害，覺得中國的文化這下子完了。在毛剛去世時，只有極少數的西方學者才有機會訪華。當他們一有機會跟中國的老百姓甚至一些低級官員接觸時，發現中國人還是挺有幽默的——這一點讓他們很欣慰，一個幽默的民族是亡不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