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我要寫一本探討極權主義的書──這個想法在二○一七年十一月四日第一次浮現。或者說是那天第一次出現在我的科學日記本裡：我在那本筆記本草草記下所有可能會對往後文章或寫書有用的東西。
當時，我人在法國阿登、一對朋友擁有的一間小木屋作客。一大清早，當旭日照亮周圍的樹林，我會打開日記，寫下前一晚冒出來的念頭。也許是自然環境的平靜安詳讓我比平常更敏感，但在那個星期一早晨，我突然極其明顯、強烈地感覺到，一種新的極權主義已經播下種子，使社會結構變得僵硬。
早在二○一七年，這個現象就不容否認了：政府對私生活的掌控正急遽增強。我們的隱私權正受到侵蝕（特別是九一一之後）、非主流的聲音受到愈來愈嚴格的審查和壓抑（特別是氣候辯論的脈絡）、維安部隊發動侵入行動的次數大幅增加等等。
而這些事態發展的背後不只有政府而已。「覺醒」（woke）文化的迅速崛起，和日益蓬勃的氣候運動，都醞釀出要求建立新型態、超嚴格政府的呼聲──且呼聲來自民眾本身。恐怖分子、氣候變遷、「直男」、乃至後來的病毒，都被認為太過危險、無法以舊有方式對付了。用科技對人口進行「跟蹤及追蹤」已愈來愈為民眾接受，甚至被認為勢在必行。
德國猶太裔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洞悉的反烏托邦世界已隱約出現在社會的地平線：新極權主義已然崛起，而這種極權不再以諸如史達林（Joseph Stalin）或希特勒（Adolf Hitler）等浮誇的「群眾領袖」為首，而是由愚鈍的政府官員和技術官僚領軍。
那個十一月早上，我草擬了一本書的藍圖。我打算在書中探討極權主義的心理根源。當時我想知道：二十世紀前半，極權主義為何會化為一種國家形式崛起？還有：極權國家和以往的古典獨裁政府有什麼差別？而我認識到，這個差異的本質在心理學範疇內。
獨裁政府是以一種原始心理機制為基礎，也就是運用獨裁政體的嚴酷潛能，在人民之間營造恐懼的氛圍。反觀極權主義則根源於「集體重塑」（mass formation）這種隱伏的心理過程。唯有徹底分析這個過程，我們才能了解「極權化」的人口會有哪些驚人的行為，包括個人過分願意為了集體（即群眾）的團結犧牲個人利益、極度不容忍不一樣的聲音，以及明顯容易受到偽科學的思想灌輸和政治宣傳影響。
集體重塑基本上是一種群體催眠，會破壞個人的道德自我意識，剝奪個人批判性思考的能力。這個過程本質是隱伏的，民眾會在毫無戒心下淪入魔掌。套用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 的說法：多數人甚至不會注意到政府正轉向極權。我們通常把極權主義和勞改營、集中營和滅絕營連在一起，但這些只是一個漫長過程令人眼花撩亂的最後階段罷了。
在我第一次寫下那些筆記後，有愈來愈多和極權主義有關的東西出現在我的日記本裡。它們紡成愈來愈長的線，有條不紊地連結我關注的其他學術領域。例如極權主義的心理問題涉及科學世界在二○○五年爆發的一場危機，而我的博士論文就廣泛探究了這個主題。當年，草率、謬誤、偏頗的結論，乃至公然造假，在科學研究方面變得如此普遍，使比例高得驚人的研究報告，做出錯得離譜的結論──某些領域甚至高達85％。其中，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最引人入勝的莫過於：大多數研究員完全相信他們的研究或多或少正確。不知怎地，他們就是不明白，他們的研究不但沒有使他們更接近事實，還創造出虛構的新現實。
這當然是個嚴重的問題，尤其當代社會可是將科學信仰列為理解世界最可靠的方式呢。另外，前述問題也與極權主義的現象直接相關。事實上，這正是漢娜．鄂蘭揭露的：極權主義的暗流，是由盲目相信一種統計數值的「科幻」、「極度輕蔑事實」的信仰構成：「極權統治的理想臣民不是忠貞的納粹或忠貞的共產黨人，而是心中不再有事實與虛構之分，不再有真偽之別的民眾。」
科學研究品質不良暴露出一個更根本的問題：我們的科學世界觀有重大缺陷，而這些缺陷的惡果，遠遠延伸到學術研究領域以外。這些缺陷也是深刻集體不安的起因，而最近數十年，集體不安在我們的社會愈來愈顯而易見。今天，民眾對未來的看法已沾染悲觀、缺乏遠見，且一日勝過一日。就算文明沒有被升高的海平面沖走，也一定會被難民橫掃一空。委婉地說，社會的「宏大敘事」（Grand Narrative）──啟蒙的故事，已不再走向昔日的樂觀進取。大多數人口已受困幾近完成的社會孤立之中；我們看到因精神受苦而缺勤缺課的人顯著增加；精神藥物的用量迭創新高；宛如流行病的倦怠癱瘓了公司行號與政府機構。
二○一九年，這種困境在我自己的專業環境更是昭然若揭。我見到身邊好多同事因心理問題離開工作，因為病情使他們連基本日常運作都無法進行。例如那一年，我需要有人簽署某份合約，才能啟動一項研究計畫，結果花了將近九個月才拿到簽名。負責審核和批准合約的大學部門面臨嚴重缺勤問題：永遠有人因心理疾患請病假，結果合約就是無法敲定。那段期間，所有社會壓力指標都急遽上升。熟悉系統理論的人都明白這句話的涵義：系統正走向臨界點。它已來到自我重整、尋求新平衡的邊緣。
二○一九年十二月底，在前面提過的同一間阿登小屋裡，我斗膽向一群朋友提出一個小小的預言：近期某一天，我們一覺醒來，就會置身不同的社會。這個預感甚至慫恿我採取行動。幾天後，我去銀行還清了我的房屋貸款。這是否為明智之舉，取決於你的觀點。或許從純經濟或稅務觀點來看並不明智，但我不在意那些。於我最重要的是，我想要奪回我的自主權；我不想有欠債和與金融系統通同一氣的感覺。在我看來，社會之所以將走入那條死胡同，金融系統也扮演重要角色。銀行經理聽我說了故事；他甚至認同我的看法。但他堅持要知道，我為什麼如此毅然決然。我們聊了一個半小時，仍不足以填補他的問題裡的空洞。最後，眼看已經超過打烊時間很久，我便離開，留下他繼續納悶，而他的分行，不久後將永遠關閉。
幾個月後，即二○二○年二月，地球村的地基開始動搖。世界面臨一個不祥的危機，而且後果無法預料。短短幾星期，人人都被一種病毒的故事掌控了。毫無疑問，那個故事是以事實為基礎。可是，是誰的事實呢？我們首先是透過中國的鏡頭瞥見「事實」。一種病毒迫使中國政府採取最嚴苛的措施。全城隔離、火速搭建新醫院、白衣人士消毒公共場所。流言四起：中國極權政府反應過度，新的病毒只是流感罷了。相反的意見也到處流竄：這一定比表面看來嚴重許多，否則不會有哪個政府採取如此激進的措施。在那一刻，一切感覺還離我們好遠，而我們認為光看故事，尚不能判斷事實的全貌。
直到病毒抵達歐洲。這會兒我們也開始記錄感染和死亡人數了。我們見到義大利急診室擠破頭、軍車車隊載運屍體、停柩室塞滿棺材的畫面。倫敦帝國學院信心 滿滿地預測，若不採取最嚴厲的措施，病毒將奪走數千萬條人命。在義大利貝爾加莫，警笛日日夜夜響徹雲霄，令任何膽敢在公共場所懷疑事實的人啞然失聲。從那時起，故事和事實似乎合而為一，不確定讓位給確定了。
無法想像的事情成了現實：我們目睹幾乎全球各國都突然轉向，效法中國，將廣大人口軟禁在家，還為此情況發明「封城」（lockdown）一詞。超現實的寂靜降臨──既是惡兆，同時又是解放。天空不見飛機，交通動脈不再有澎湃的血液；追求虛無渴望的塵埃落定，在印度，空氣變得純淨到三十年來第一次，在某些地方，喜馬拉雅山再次巍峨浮現於地平線。
事情並未在此結束，我們也見到明顯的權力轉移。病毒專家像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 的豬（農莊裡最聰明的動物）一樣應運而起，取代靠不住的政治人物。在瘟疫時期，他們將以正確的（「科學」）資訊治理動物農莊。但事實很快證明，這些專家也有不少普遍的人類缺點。在他們的統計數字和圖表上，他們犯了就連「一般」人也不會輕易犯下的錯。他們竟然一度將所有死亡都算作冠狀病毒死亡，包括死於心臟病發的人等等。
他們也沒有實踐諾言。那些專家信誓旦旦，只要注射兩劑疫苗，自由之門就會重新開啟，但當那一刻來臨，事情不但沒有改變，他們還提出第三劑的要求。就像歐威爾的豬，他們有時連夜偷偷改變規則。一開始，動物必須遵守若干措施，因為患病人數不能超過醫療系統所能負荷（拉平曲線﹝flatten the curve﹞）。但某天大家一覺醒來，卻發現牆上寫著那些措施將擴大實施，因為必須根絕病毒（壓垮曲線﹝crush the curve﹞）。朝令夕改，似乎只有豬才明白──恐怕連這也不是那麼確定。
有些人開始起疑。這些專家怎麼可能犯下連凡人都不會犯的錯？他們不是科學家嗎？帶領我們上月球、給我們網際網路的那些人嗎？他們不可能那麼笨吧，對不對？何時才能步入最後階段？他們的建議一直帶領我們往同一個方向走：每踏出新的一步，我們就失去更多自由，直到抵達這個目的地：在一場廣大的技術官僚醫學實驗中，人類被簡化為QR Code（行動條碼）。
那就是多數人最終變得確定的過程，非常確信。但他們深信不疑的卻是完全相反的事。有人相信我們面對的是殺手病毒，也有人相信那不過是季節流感，還有人相信病毒根本不存在，我們面對的是一場全球性的陰謀。不過也有些人繼續容忍不確定，繼續問自己：我們如何才能充分理解，我們的社會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新冠危機並非天外飛來。那符合一系列對於各種恐懼對象愈來愈束手無策、自暴自棄的社會反應──恐怖分子、全球暖化、冠狀病毒。每當有新的恐懼對象在社會出現，依我們目前的思維模式，就只有一種反應，一種防禦：加強管控。人只能容忍管控到某種程度的事實，完全遭到忽略。強制管控引發恐懼，恐懼又招致更強硬的管控。就這樣，社會落入一種惡性循環，無可避免地走向極權。極權意味極端的政府管控，最後導致人類的身心完整性遭到徹底破壞。
我們必須把當前的恐懼和心理不適本身視為一種問題來思考，不能把它化約為一種病毒或其他任何「威脅的對象」。我們的恐懼源自於一種截然不同的層次──源自於我們社會宏大敘事的失敗。那是機械科學的敘事，也就是將人簡化為生物有機體的敘事。這種敘事忽略了人類的心理、象徵和倫理層面，因此對人際關係的層次產生毀滅性影響。在這種敘事中的某個要素使人和其人類同伴變得疏離，也與自然隔絕；那某個要素使人不再與他周遭的世界共鳴，而將人化為一種原子化的主體。根據鄂蘭的說法，這種原子化的主體，就是極權國家的基礎砌塊。
極權主義不是歷史的巧合。歸根結柢，那是機械性思考和妄信人類理性無所不能的邏輯結果。由此看來，極權主義可說是啟蒙傳統的定義性特徵。好幾位作者皆作此假設，不過這尚未經過心理分析。這本書將填補這個缺憾。我們將分析極權主義的症狀，將它置於更廣大的社會現象脈絡之中。
第一部分（第一章到第五章）將探討機械論─唯物主義的人類觀和世界觀是如何營造出有利於集體重塑與極權主義成長的社會心理狀況。第二部分（六到八章）詳盡介紹集體重塑的過程，以及它和極權主義的關係。最後，第三部分（九到十一章）探究一條能超越人類及世界現況、使極權主義變得多餘的途徑。事實上，這本書的第一及第三部分僅稍微提到極權主義。我寫這本書並非為了聚焦那些常被認為和極權主義關係密切的事物──集中營、思想灌輸、政治宣傳，而是著眼於更廣大的，極權主義興起的文化歷史過程。這麼一來，我們才能把焦點擺在最重要的一點：極權主義是從我們日常生活的各種演進和趨勢之中逐漸形成的。
最後，這本書探究了尋找出路的可能性：如何走出目前似乎困住我們的文化僵局。在二十一世紀初期逐步加劇的社會危機，彰顯了一場潛伏的心理及意識形態動盪──世界觀所在的地殼板塊發生變動。我們正經歷一種舊意識形態迴光返照的時刻，那將最後一次躍起掌權，而後垮台。每一次嘗試以那種舊意識形態為基礎來補救現有社會問題，不管是什麼問題，都只會讓事情更糟。我們無法用釀成問題的心態來解決問題。要化解我們的恐懼和不確定，辦法絕對不是增加（技術）管控。做為個人和社會，我們真正面對的任務是建構新的人類觀和世界觀、找出身分認同的新基礎、設想和他人共同生活的新原則，並重新評價一種適時的人類才能──說真話。
我要寫一本探討極權主義的書──這個想法在二○一七年十一月四日第一次浮現。或者說是那天第一次出現在我的科學日記本裡：我在那本筆記本草草記下所有可能會對往後文章或寫書有用的東西。
當時，我人在法國阿登、一對朋友擁有的一間小木屋作客。一大清早，當旭日照亮周圍的樹林，我會打開日記，寫下前一晚冒出來的念頭。也許是自然環境的平靜安詳讓我比平常更敏感，但在那個星期一早晨，我突然極其明顯、強烈地感覺到，一種新的極權主義已經播下種子，使社會結構變得僵硬。
早在二○一七年，這個現象就不容否認了：政府對私生活的掌控正急遽增強。我們的隱私權正受到侵蝕（特別是九一一之後）、非主流的聲音受到愈來愈嚴格的審查和壓抑（特別是氣候辯論的脈絡）、維安部隊發動侵入行動的次數大幅增加等等。
而這些事態發展的背後不只有政府而已。「覺醒」（woke）文化的迅速崛起，和日益蓬勃的氣候運動，都醞釀出要求建立新型態、超嚴格政府的呼聲──且呼聲來自民眾本身。恐怖分子、氣候變遷、「直男」、乃至後來的病毒，都被認為太過危險、無法以舊有方式對付了。用科技對人口進行「跟蹤及追蹤」已愈來愈為民眾接受，甚至被認為勢在必行。
德國猶太裔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洞悉的反烏托邦世界已隱約出現在社會的地平線：新極權主義已然崛起，而這種極權不再以諸如史達林（Joseph Stalin）或希特勒（Adolf Hitler）等浮誇的「群眾領袖」為首，而是由愚鈍的政府官員和技術官僚領軍。
那個十一月早上，我草擬了一本書的藍圖。我打算在書中探討極權主義的心理根源。當時我想知道：二十世紀前半，極權主義為何會化為一種國家形式崛起？還有：極權國家和以往的古典獨裁政府有什麼差別？而我認識到，這個差異的本質在心理學範疇內。
獨裁政府是以一種原始心理機制為基礎，也就是運用獨裁政體的嚴酷潛能，在人民之間營造恐懼的氛圍。反觀極權主義則根源於「集體重塑」（mass formation）這種隱伏的心理過程。唯有徹底分析這個過程，我們才能了解「極權化」的人口會有哪些驚人的行為，包括個人過分願意為了集體（即群眾）的團結犧牲個人利益、極度不容忍不一樣的聲音，以及明顯容易受到偽科學的思想灌輸和政治宣傳影響。
集體重塑基本上是一種群體催眠，會破壞個人的道德自我意識，剝奪個人批判性思考的能力。這個過程本質是隱伏的，民眾會在毫無戒心下淪入魔掌。套用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 的說法：多數人甚至不會注意到政府正轉向極權。我們通常把極權主義和勞改營、集中營和滅絕營連在一起，但這些只是一個漫長過程令人眼花撩亂的最後階段罷了。
在我第一次寫下那些筆記後，有愈來愈多和極權主義有關的東西出現在我的日記本裡。它們紡成愈來愈長的線，有條不紊地連結我關注的其他學術領域。例如極權主義的心理問題涉及科學世界在二○○五年爆發的一場危機，而我的博士論文就廣泛探究了這個主題。當年，草率、謬誤、偏頗的結論，乃至公然造假，在科學研究方面變得如此普遍，使比例高得驚人的研究報告，做出錯得離譜的結論──某些領域甚至高達85％。其中，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最引人入勝的莫過於：大多數研究員完全相信他們的研究或多或少正確。不知怎地，他們就是不明白，他們的研究不但沒有使他們更接近事實，還創造出虛構的新現實。
這當然是個嚴重的問題，尤其當代社會可是將科學信仰列為理解世界最可靠的方式呢。另外，前述問題也與極權主義的現象直接相關。事實上，這正是漢娜．鄂蘭揭露的：極權主義的暗流，是由盲目相信一種統計數值的「科幻」、「極度輕蔑事實」的信仰構成：「極權統治的理想臣民不是忠貞的納粹或忠貞的共產黨人，而是心中不再有事實與虛構之分，不再有真偽之別的民眾。」
科學研究品質不良暴露出一個更根本的問題：我們的科學世界觀有重大缺陷，而這些缺陷的惡果，遠遠延伸到學術研究領域以外。這些缺陷也是深刻集體不安的起因，而最近數十年，集體不安在我們的社會愈來愈顯而易見。今天，民眾對未來的看法已沾染悲觀、缺乏遠見，且一日勝過一日。就算文明沒有被升高的海平面沖走，也一定會被難民橫掃一空。委婉地說，社會的「宏大敘事」（Grand Narrative）──啟蒙的故事，已不再走向昔日的樂觀進取。大多數人口已受困幾近完成的社會孤立之中；我們看到因精神受苦而缺勤缺課的人顯著增加；精神藥物的用量迭創新高；宛如流行病的倦怠癱瘓了公司行號與政府機構。
二○一九年，這種困境在我自己的專業環境更是昭然若揭。我見到身邊好多同事因心理問題離開工作，因為病情使他們連基本日常運作都無法進行。例如那一年，我需要有人簽署某份合約，才能啟動一項研究計畫，結果花了將近九個月才拿到簽名。負責審核和批准合約的大學部門面臨嚴重缺勤問題：永遠有人因心理疾患請病假，結果合約就是無法敲定。那段期間，所有社會壓力指標都急遽上升。熟悉系統理論的人都明白這句話的涵義：系統正走向臨界點。它已來到自我重整、尋求新平衡的邊緣。
二○一九年十二月底，在前面提過的同一間阿登小屋裡，我斗膽向一群朋友提出一個小小的預言：近期某一天，我們一覺醒來，就會置身不同的社會。這個預感甚至慫恿我採取行動。幾天後，我去銀行還清了我的房屋貸款。這是否為明智之舉，取決於你的觀點。或許從純經濟或稅務觀點來看並不明智，但我不在意那些。於我最重要的是，我想要奪回我的自主權；我不想有欠債和與金融系統通同一氣的感覺。在我看來，社會之所以將走入那條死胡同，金融系統也扮演重要角色。銀行經理聽我說了故事；他甚至認同我的看法。但他堅持要知道，我為什麼如此毅然決然。我們聊了一個半小時，仍不足以填補他的問題裡的空洞。最後，眼看已經超過打烊時間很久，我便離開，留下他繼續納悶，而他的分行，不久後將永遠關閉。
幾個月後，即二○二○年二月，地球村的地基開始動搖。世界面臨一個不祥的危機，而且後果無法預料。短短幾星期，人人都被一種病毒的故事掌控了。毫無疑問，那個故事是以事實為基礎。可是，是誰的事實呢？我們首先是透過中國的鏡頭瞥見「事實」。一種病毒迫使中國政府採取最嚴苛的措施。全城隔離、火速搭建新醫院、白衣人士消毒公共場所。流言四起：中國極權政府反應過度，新的病毒只是流感罷了。相反的意見也到處流竄：這一定比表面看來嚴重許多，否則不會有哪個政府採取如此激進的措施。在那一刻，一切感覺還離我們好遠，而我們認為光看故事，尚不能判斷事實的全貌。
直到病毒抵達歐洲。這會兒我們也開始記錄感染和死亡人數了。我們見到義大利急診室擠破頭、軍車車隊載運屍體、停柩室塞滿棺材的畫面。倫敦帝國學院信心 滿滿地預測，若不採取最嚴厲的措施，病毒將奪走數千萬條人命。在義大利貝爾加莫，警笛日日夜夜響徹雲霄，令任何膽敢在公共場所懷疑事實的人啞然失聲。從那時起，故事和事實似乎合而為一，不確定讓位給確定了。
無法想像的事情成了現實：我們目睹幾乎全球各國都突然轉向，效法中國，將廣大人口軟禁在家，還為此情況發明「封城」（lockdown）一詞。超現實的寂靜降臨──既是惡兆，同時又是解放。天空不見飛機，交通動脈不再有澎湃的血液；追求虛無渴望的塵埃落定，在印度，空氣變得純淨到三十年來第一次，在某些地方，喜馬拉雅山再次巍峨浮現於地平線。
事情並未在此結束，我們也見到明顯的權力轉移。病毒專家像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 的豬（農莊裡最聰明的動物）一樣應運而起，取代靠不住的政治人物。在瘟疫時期，他們將以正確的（「科學」）資訊治理動物農莊。但事實很快證明，這些專家也有不少普遍的人類缺點。在他們的統計數字和圖表上，他們犯了就連「一般」人也不會輕易犯下的錯。他們竟然一度將所有死亡都算作冠狀病毒死亡，包括死於心臟病發的人等等。
他們也沒有實踐諾言。那些專家信誓旦旦，只要注射兩劑疫苗，自由之門就會重新開啟，但當那一刻來臨，事情不但沒有改變，他們還提出第三劑的要求。就像歐威爾的豬，他們有時連夜偷偷改變規則。一開始，動物必須遵守若干措施，因為患病人數不能超過醫療系統所能負荷（拉平曲線﹝flatten the curve﹞）。但某天大家一覺醒來，卻發現牆上寫著那些措施將擴大實施，因為必須根絕病毒（壓垮曲線﹝crush the curve﹞）。朝令夕改，似乎只有豬才明白──恐怕連這也不是那麼確定。
有些人開始起疑。這些專家怎麼可能犯下連凡人都不會犯的錯？他們不是科學家嗎？帶領我們上月球、給我們網際網路的那些人嗎？他們不可能那麼笨吧，對不對？何時才能步入最後階段？他們的建議一直帶領我們往同一個方向走：每踏出新的一步，我們就失去更多自由，直到抵達這個目的地：在一場廣大的技術官僚醫學實驗中，人類被簡化為QR Code（行動條碼）。
那就是多數人最終變得確定的過程，非常確信。但他們深信不疑的卻是完全相反的事。有人相信我們面對的是殺手病毒，也有人相信那不過是季節流感，還有人相信病毒根本不存在，我們面對的是一場全球性的陰謀。不過也有些人繼續容忍不確定，繼續問自己：我們如何才能充分理解，我們的社會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新冠危機並非天外飛來。那符合一系列對於各種恐懼對象愈來愈束手無策、自暴自棄的社會反應──恐怖分子、全球暖化、冠狀病毒。每當有新的恐懼對象在社會出現，依我們目前的思維模式，就只有一種反應，一種防禦：加強管控。人只能容忍管控到某種程度的事實，完全遭到忽略。強制管控引發恐懼，恐懼又招致更強硬的管控。就這樣，社會落入一種惡性循環，無可避免地走向極權。極權意味極端的政府管控，最後導致人類的身心完整性遭到徹底破壞。
我們必須把當前的恐懼和心理不適本身視為一種問題來思考，不能把它化約為一種病毒或其他任何「威脅的對象」。我們的恐懼源自於一種截然不同的層次──源自於我們社會宏大敘事的失敗。那是機械科學的敘事，也就是將人簡化為生物有機體的敘事。這種敘事忽略了人類的心理、象徵和倫理層面，因此對人際關係的層次產生毀滅性影響。在這種敘事中的某個要素使人和其人類同伴變得疏離，也與自然隔絕；那某個要素使人不再與他周遭的世界共鳴，而將人化為一種原子化的主體。根據鄂蘭的說法，這種原子化的主體，就是極權國家的基礎砌塊。
極權主義不是歷史的巧合。歸根結柢，那是機械性思考和妄信人類理性無所不能的邏輯結果。由此看來，極權主義可說是啟蒙傳統的定義性特徵。好幾位作者皆作此假設，不過這尚未經過心理分析。這本書將填補這個缺憾。我們將分析極權主義的症狀，將它置於更廣大的社會現象脈絡之中。
第一部分（第一章到第五章）將探討機械論─唯物主義的人類觀和世界觀是如何營造出有利於集體重塑與極權主義成長的社會心理狀況。第二部分（六到八章）詳盡介紹集體重塑的過程，以及它和極權主義的關係。最後，第三部分（九到十一章）探究一條能超越人類及世界現況、使極權主義變得多餘的途徑。事實上，這本書的第一及第三部分僅稍微提到極權主義。我寫這本書並非為了聚焦那些常被認為和極權主義關係密切的事物──集中營、思想灌輸、政治宣傳，而是著眼於更廣大的，極權主義興起的文化歷史過程。這麼一來，我們才能把焦點擺在最重要的一點：極權主義是從我們日常生活的各種演進和趨勢之中逐漸形成的。
最後，這本書探究了尋找出路的可能性：如何走出目前似乎困住我們的文化僵局。在二十一世紀初期逐步加劇的社會危機，彰顯了一場潛伏的心理及意識形態動盪──世界觀所在的地殼板塊發生變動。我們正經歷一種舊意識形態迴光返照的時刻，那將最後一次躍起掌權，而後垮台。每一次嘗試以那種舊意識形態為基礎來補救現有社會問題，不管是什麼問題，都只會讓事情更糟。我們無法用釀成問題的心態來解決問題。要化解我們的恐懼和不確定，辦法絕對不是增加（技術）管控。做為個人和社會，我們真正面對的任務是建構新的人類觀和世界觀、找出身分認同的新基礎、設想和他人共同生活的新原則，並重新評價一種適時的人類才能──說真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