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東亞的帝國
1‧秦帝國

我在先前的章節裡指出，羅馬帝國、以及先前的希臘化帝國，是如何受到波斯帝國的影響。在這個意義下，帝國的原理是從「亞洲」發展出來的。但是，要思考關於西亞帝國的形成過程，非常困難。一個原因是，相關的史料稀少。舉例來說，我們知道波斯帝國的前身，美索不達米亞諸帝國（西臺、亞述、巴比倫尼亞等）是由遊牧民部族所形成的，但是過程我們不清楚；我們的認識只能根據希羅多德的《歷史》或舊約聖經等等這些間接的史料。不只歐亞大陸，美洲大陸，也就是中部美洲、中央安地斯等地區，也曾經形成廣域國家。但是這些廣域國家是什麼樣的情形，又是什麼時候、如何形成的，我們只能用考古學的方法推測。

不過，關於中國則有豐富的史料（遺跡、文獻）。所以，觀察中國的案例最能幫助我們思考有關帝國的事情。但同時，有些事情我們必須注意：史料的豐富不只是因為帝國的存在，還因為中國的歷史帶有某些特別的性質。也就是說，在中國，帝國的歷史以王朝史的樣貌呈現。因此，當我們參考中國的歷史，來思考帝國的時候，同時必須把自己抽離「中國史」這個觀點來觀察。關於這一點，我們容後再述。

一般認為，中國的國家社會，在紀元前一〇五〇年左右之前有夏朝、商朝，其後又接續著西周與東周王朝。商朝與西周時代並非專制國家，而是多數都市國家的聯合體。這意味著，這個時期的「王」類似於酋長；換句話說，互酬制還強而有力地留存。此外，商和西周的範圍還僅限於黃河流域；一直要到東周，才把長江流域包含進來，形成許多國家各自割據、彼此爭鬥的狀態。經過這所謂的春秋戰國時代，終於在秦朝的始皇帝手上，形成了帝國。這件事在世界史上的意義，足以與波斯帝國匹敵，理由如下：

一直以來，人們認為古代的四大文明，肇始於四大河川的河口，也就是尼羅河、底格里斯 / 幼發拉底河、印度河以及黃河。但是近年來，以水耕稻作為基礎的長江文明，以及以旱田為基礎的黃河文明，開始被分別看待。這樣一來，就必須稱為古代的「五大文明」。這一點暫且不論，清楚的是，秦帝國把黃河與長江兩個異質的文明統合起來。這和波斯帝國統合了美索不達米亞（底格里斯 / 幼發拉底河）以及埃及（尼羅河）兩個文明，剛好互相對應。順帶一提，亞歷山大足跡及於印度河，創造了超越波斯的世界帝國。在這個意義下，我們可以說成吉思汗所建立的世界帝國，統合了發源自五大河川的世界。

我之所以把秦、漢王朝稱為帝國，不只是因為它們是廣域國家，還因為它們統合了過去異質的文明。這件事光是靠生產技術或是軍事力，是不可能達成的。在這樣的變化中，重要的其實是「思想」。而讓「思想」成為可能的前提，是在周朝的時候，漢字成為共通的語言。周朝末年「諸子百家」輩出，也是因為以漢字撰寫的記錄與著作得以累積的緣故。

漢字是很適合作為「帝國」語言的文字。因為它可以光靠文字就傳達意思，不需要和語音發生關係。舉例來說，萊布尼茲在十七世紀的時候，構想一種超越各種語言的、普遍的記號邏輯；那時候他就以漢字作為參考的模型。他又從《易經》陰陽的原理，思考了二進位制的算術，今天已經普遍應用在電腦中。萊布尼茲在中國發現的，是更為根本的「帝國」的問題；不過關於這一點，我們稍後再談。

在中國，漢字還是保證「帝國」連續性的重要因素之一。因為，不管語言多麼不同的民族取得支配權，他們還是能夠經由文字語言的同一性而同一化。在中國，「文化」首要的意義就在這裡，也就是文字的使用。這和英語所說的culture是不同的。culture和農耕agriculture有關，中國的「文化」則近似於civilization（文明）。

周是根源於氏族原理的、酋長制聯合國家。從這樣的體制瓦解、到形成中央集權體制，就是被稱為春秋戰國的時代。秦始皇為戰國時代劃下句點，但這不僅是軍事征服的問題。先前我曾經說過，帶來古代「專制國家－帝國」的，不是統治自然的技術，而是統治「人性的自然」的技術。而且，這項技術不是物質性的，而是以「思想」的樣貌出現。歸根結底，這項技術就是對於交換模式A的超越。

互酬原理雖然是規範氏族社會的原理，但是到了國家社會，它仍然殘存。這時候互酬原理所扮演的，是血緣地緣共同體的支配，或者是支持豪族們獨立、割據與爭鬥的功能。它妨礙中央集權的形成。互酬原理同時還是巫術化宗教的根源。所謂巫術，根據韋伯的說法，就是「對神的強制」，也就是透過對神的贈與，強制要求神的回禮。它的結果是祭司權力的增強。在古代，為了創建集權式的國家，必須要壓制眾多的豪族與祭司。只有武力並不能壓制他們。為了壓制他們，最需要的是克服支持他們的互酬性原理。完成這項任務的是「思想家」。

關於這種情形，最清楚的例子是中國出現「諸子百家」的時代。當然，類似的狀況也曾經發生在美索不達米亞與印度；只不過他們沒有留下充足的記錄。希臘與希伯來的思想家因為同樣的理由受到注意，但是他們不足以構成思考帝國所需的材料。另一方面，中國則留下豐富的史料。有關古代帝國的形成過程，發生在中國的事態，一定也曾發生在世界各地；要思考這一點，我們必須參考中國的例子。

中國的諸子百家輩出，是在都市國家彼此爭鬥的春秋戰國時代。他們旅行在各國之間，提倡他們的思想。史料中，諸子百家最先出現的人物是孔子（西元前四七八年歿）。《老子道德經》的問世比孔子要晚許多，是在西元前四世紀，大約與孟子同時代。但是也有些說法，主張老子先於孔子。舉例來說，漢代的歷史家司馬遷曾經在《史記》中，記載孔子向老子請益的故事。只不過司馬遷也推測，稱為老子的人物，在數個世紀中一共有三人。在某個意義下，我也贊成他的這個看法。

最早出現的老子，我們暫且稱他為老子1。他提倡「無為自然」。但是他的「無為自然」，和老子2或是老子3所撰寫的《老子道德經》，是不同的東西。老子1顯示出這個時代思想家共通的、根本的「態度」。以這層意義來說，不妨假設老子先於孔子。

所謂「無為」，是對「為」的否定。「為」的意思，可以說是「以力量強制」。那是什麼樣的力量？一種是透過巫力的強制，換句話說，是作為氏族社會傳統的互酬原理。另一種是武力的強制。武力的強制隨著氏族社會的瓦解而出現。老子1所說的「無為」，對於這兩種強制都採取否定的態度。在這個意義下，「無為」不只是道家（老莊），也是儒家、法家共通的態度。所謂無為，就是不倚賴巫力與武力。「思想」之力量就在這裡形成。而且，也只有這種時候，思想家才具有力量。

孔子否定使用暴力的統治，他提倡以「禮」與「仁」來統治。同時，他也否定透過巫術的統治。舉例來說，他曾表示「子不語怪力亂神」、「不知生、焉知死」（《論語》）。換句話說，孔子否定暴力與巫力的「為」。所以，雖然《老子》一書非難孔子的「作為性」，但我們可以說孔子在與老子不同的意義下，同樣追求「無為」。

接下來，我們來談一談，看起來和儒家相反的法家。就像字面上的意思，法家提倡法治主義，但那並不是透過法來嚴格管理被支配者，反而是運用法來抑制濫用權力的支配者（豪族們）。提倡「純粹法學」的德國法學家漢斯‧凱爾森主張，「法」不是國家拿來束縛人民的東西，而應該是約束國家的東西。在某個意義下，最早提出這種想法的是法家。根據法家的看法，支配者、特別是王本身，應該率先守法。這樣一來，臣下也自然會遵從法令，君主也就可以「無為」。

進入戰國時代，法家的勢力變得強盛。舉例來說，在諸國之中位於西方邊境、原本落後的秦國，因為宰相商鞅的治理，急速地成為強國。商鞅是在秦王「賢人公募」下，來到秦國的法家的學者。商鞅貫徹以「法」統治的思想。這樣的法治主義，並不是透過法來管理被支配者，而是運用法來抑制濫用權力的支配者（豪族們）。為了達到集權化的目的，這件事比什麼都重要。舉例來說，商鞅將違犯法令的王的兄長，處以劓刑（割掉鼻子），從此人人自然守法。這可以說是法家的「無為自然」。

商鞅更進一步把氏族（家戶共同體）分解為家庭，並且建立以小農為單位的社會，人稱「商鞅變法」。透過這樣的政策，稅收和徵兵得以確保。秦經由這樣的改革成為強國，更進一步成為統一全國的帝國。簡而言之，帝國不光是憑藉著武力形成的；還有，帝國也不是巨大化的國家。為了形成帝國，「思想」是必要的。商鞅的所作所為，一言以蔽之，就是把舊有的氏族共同體，從根本上解體。

秦帝國採中央集權，以「郡縣制」來統治全國，也就是從中央派遣官吏，取代過去支配各地的豪族。秦始皇所推行的許多政策，和波斯帝國的政策共通；比方建立道路、驛站等通信制度，以及統一度量衡與貨幣等經濟政策。透過這些措施，一方面確保中央集權式的控制，另一方面又可以超越地區的閉鎖性，擴大交易。換句話說，促成了交換模式C的發展。但是，這些政策的根本，仍然是貫徹交換模式B的思想。那是超越血緣關係、超越人格化的主從關係，以實現「法」的支配的政策。換句話說，就是完全抹除交換模式A。這是法家思想的核心。

秦帝國所實施的郡縣制，和周代的封建制，有什麼不同？光是從中央集權、地方分權這種外形上的區別來看，無法了解其真正的差異。真正的差別，在於互酬原理是否還殘留。隨著「分封」所產生的個人的主從關係，成為周代封建制的軸心，最後的結果，形成各地區國家濫立的戰國時代。相反地，成為戰國時代霸主的秦王朝所採用的郡縣制，則是由中央派遣官吏到各地方。官僚服從的對象與其說是皇帝，不如說是非人格化的「法」。也就是說，法家與秦始皇的目的，是連根拔除過去源自互酬性的各種權力。

經過上述的說明我們不難明白，關於中國的帝國，法家所扮演的角色。西亞產生帝國的過程，應該也發生過同樣的事。比方「以眼還眼」這句話，大家都知道它出自舊約聖經，但事實上它的來源更早，出現在巴比倫尼亞的《漢謨拉比法典》；而且本來在蘇美就曾有過。所謂「以眼還眼」，並不是鼓勵人報復，而是說如果遭人白眼，可以瞪回去，但是不能有超出這個以上的行為。這個想法在今天來說，稱為罪刑法定主義。在這個意義下，「法」禁止報復的連鎖性擴大，也就是禁止負面的互酬性。

所謂的「法」，否定過去互酬的方式，而認可等價交換。希臘的城邦也耗費長久的時間，來制定否定報復的法；同時哲學家們針對這個問題，進行了引人深思的議論。那麼，在蘇美又是如何？「以眼還眼」這種思想，不是人簡簡單單就可以想出來的。所以，在蘇美必定也有過類似法家的思想家，同時還有與之對立的思想家，也必定存在過。也就是說，蘇美也必定有過「諸子百家」的時代。可是，並沒有記錄遺留下來。先前我說史料不足，就是這個意思。相反地，中國則留下來豐富的史料。所以，如果我們想要從本質上、而不只是外觀上，去觀察一般專制國家或帝國的形成，只能參考中國的例子，沒有其他的途徑。這是我的想法。


附錄二 | 韓文版序

促使我開始思考「帝國的結構」的，有好幾個動機；這些動機全部來自我在東亞生活、思考的經驗。我所學的雖然是西方的學問，但是對於西方學問體系視為常識的事情，始終抱持著疑問。舉例來說，黑格爾的《歷史哲學》主張，歷史是「絕對精神」（Geist）的自我實現；這「絕對精神」源自東方（中國、印度），從波斯歷經希臘、羅馬，最終在歐洲實現。後來的西方思想家們雖然否定了黑格爾的觀念論，但對歷史的這種看法，基本上並沒有改變。比方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就認為，古典古代（希臘羅馬）是接續在亞細亞生產模式——或者說東方專制國家——之後的階段。韋伯基本上也是遵循著黑格爾的文明西漸說。

但是，在這裡有一件事令人起疑——那就是將羅馬帝國視為希臘的延伸，認為羅馬與亞洲本質不同的想法。羅馬帝國雖然吸取了希臘的文明，但它的誕生，並非城邦（都市國家）的延長。羅馬帝國繼承了由馬其頓遊牧民、亞歷山大大帝所建立的帝國；而亞歷山大的帝國，則繼承自埃及與波斯，也就是西亞的帝國。這件事在萬民法、貨幣制度、幹線道路網等方面特別顯著；而貫徹這些政策的，就是以和平的方式統治多民族社會的「帝國的原理」。

強調這件事的，是將「帝國」與「帝國主義」做出明確區分的漢納・鄂蘭。她認為，在近代的「國族－國家」出現之後，帝國已經無法成立了。現在的國家如果想扮演帝國的角色，只會變成帝國主義而已。這件事不只在近代是如此，在古典古代也是一樣。舉例來說，像雅典這樣的都市國家（Polis, 或譯「城邦」）就算擴張勢力，也只能成為帝國主義，引來其他城邦的反抗而導致瓦解。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城邦不了解帝國的原理。相反地，原本是城邦之一的羅馬，最後之所以能建立起帝國，就是因為它繼承了波斯帝國的原理。

儘管對帝國有精闢的洞察，在漢納鄂蘭的想法裡，羅馬彷彿是第一個誕生在這世界上的帝國。她終究還是免除不了自黑格爾以來的、西方的偏見。在羅馬帝國之前，波斯與埃及都曾建立帝國；與羅馬帝國同時，中國與印度都有帝國存在。而羅馬帝國之後的蒙古帝國，更是空前絕後的世界帝國。但是，是什麼樣的條件讓這些帝國能夠成立？這個問題一直沒有人檢討。西方的思想家總是將這些帝國貼上「東方專制國家」的標籤，草草打發。即使是現在，奈格里與哈特的《帝國》（Antonio Negri & Michael Hardt, Empire）在探討帝國的理念時，也是以羅馬帝國作為分析的模型。

但是，如果認為歐洲（日耳曼社會）繼承了羅馬帝國的理念，那可是嚴重的錯覺。日耳曼民族是羅馬帝國的周邊社會，而且部族之間爭戰不斷，始終無法形成帝國。歐洲之所以看起來像是保留了羅馬帝國的理念與輪廓，是因為羅馬教會的努力維持。那被稱為是「神的和平」（Pax Dei）。但是，近世（近代初期）所發生的宗教改革，否定羅馬教會的控制，形成了多數主權國家互相競爭對立的世界。在這對立競爭中崛起的大國，很快地自稱為帝國，不過它們當然只是帝國主義而已。

近代的國家論，是以佛羅倫斯、荷蘭、日內瓦這樣的都市國家為基礎所構想出來的。這樣的思想，以馬基維利、史賓諾莎、盧梭等人為代表。但是，他們的國家論，都無法超越主權國家的範圍。也就是說，無法克服戰爭狀態。從以都市國家為基礎的思想中，並沒有產生足以超越主權國家的思想。相反地，繼承自「帝國的原理」的思想，則產生了超越主權國家的思想。從聖奧古斯丁的《天主之城》（De Civitate Dei ）開始，到繼承他的哲學家萊布尼茲、康德，都屬於這一類。康德認為，建立「世界共和國」將能夠實現「永久和平」。那當然是表示揚棄主權國家，但是從另外一個觀點來看，也可以說是在較高的層次恢復「帝國」。

為了具體思考帝國，就不能不觀察東亞，特別是中國。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在西亞地區有許多帝國不斷誕生又消失，遺留下來的史料也不充分。相對地，中國則留下了大量詳盡的歷史，而且長期以來一直有人對它反覆思索檢討。不僅如此，諸子百家的著作裡頭，也記載了催生帝國的各種思想。我之所以在這本書裡以中國的帝國作為思考的中心，就是這個緣故。此外，還有一個理由。

從一九八〇年代開始，我就對過去佔據主流地位的日本文化社會論，抱持著疑問。這些理論，將近代以前的日本文化與中國比較思考，近代以後的比較對象則是西方，竹內好與丸山真男的理論是其中的代表。那時候我所想到的是，思考日本文化時不可或缺的是與韓國比較，而不是中國。促使我這麼想的契機，是因為讀了李御寧的《日本人的「縮小」意識》（イー・オリョン『「縮み」志向の日本人』、一九八二）。我從文字的觀點，思考了這個問題。我把這些思考寫進了《「戰前」的思考》（『〈戦前〉の思考』、一九九四）一書，也曾經被翻譯成韓文。

除此之外我還想到，這個問題是否能超越中國、韓國與日本的範圍，而將它普遍化？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我得出一個結論：這樣的問題，可以用帝國的中心、周邊與亞周邊的結構來說明。從這一點來看就可以明白，希臘與猶太文明，也是誕生在西亞帝國的亞周邊。更進一步地說，日耳曼社會原本地處羅馬帝國的亞周邊。而我在本書中，就是從這「帝國的結構」的觀點，重新檢視東亞的文化。那不只是過去的問題而已。

今天，帝國與帝國主義的問題重新浮出檯面。現在的世界情勢，正反覆著十九世紀末帝國主義的狀況。當今我們雖然否定帝國主義，但實際上新自由主義就是新帝國主義。雖然不再搶奪領土，但是對於世界市場的爭奪日益激烈。當然，有些地方與十九世紀末是不同的。那些過去遭到帝國主義列強支配、分割的舊帝國，如今正在復活之中。只不過，各個舊帝國的情況各有不同。中國與印度在經濟上獲得強大的發展，但另一方面，舊奧圖曼帝國的各民族仍然保持分裂的狀態，為了重新整合而傷透腦筋。但不論哪一邊，都正在產生新的危機。一邊是東亞的問題，另一邊則是中東的問題。

二十世紀歐洲聯盟（EU，簡稱歐盟）成立的時候，有人說那是一個超越近代主權國家的計畫。以某種意義來說，那意味著在歐洲實現非帝國主義式的「帝國」。但是，在近代世界系統下，「帝國」有可能存在嗎？歐盟事實上只能成為帝國主義，沒有其他可能。現在我們已經看得很明白，歐盟是一種透過單一貨幣施行的新自由主義體制。當這樣的新帝國主義向前進展、世界戰爭危機發生的時候，只是用國族國家的原理，是無法與之對抗的。我們必須重新思考「帝國的原理」的問題。

柄谷行人
2016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