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國未來的路線選擇
經歷戲劇性的國家轉型過程，中國已經來到了未來發展路線的關鍵轉折點。超過三十年的成功改革，這個國家目前面臨到經濟、社會、政治、環境、科技以及知識發展，也涵蓋國家安全、外交和其他領域政策綜合交織的關鍵時刻。中國的經濟收益已經開始下滑，而且也很清楚地證明鄧小平在一九七八年首先展開的大幅度改革計劃中的重要元素，已經無法在未來的幾十年，繼續用來刺激或維持中國現代化。
改革是必然的，就連中國自己的當代領導人都表明了他們的深刻關切。在二○○七年時，主掌國家經濟的前總理溫家寶曾直率地描述這個國家的經濟特色是「四個不」︰「不穩定、不平衡、不協調以及不可持續1」。。溫家寶的接班人，李克強總理也在二○一五年提出了一個相當悲觀的評估︰「經濟發展方式比較粗放，創新能力不足，產能過剩問題突出，農業基礎薄弱2」。中國目前的最高領導人習近平也感慨地認為：「我們黨面對的改革發展穩定任務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風險挑戰之多前所未有3」。所以即便是中國領導人，也指出國家面對嚴重的挑戰，而且正處於一連串的轉折點上。
中國的未來，就像汽車駛近多道交織的圓環一樣，駕駛要面對前方幾條不同路線的選擇。本書提出四個重要的選項(圖表1.1)。我把它們歸類為「新極權主義」 （Neo-Totalitarianism）、「硬威權主義」（Hard Authoritarianism）、「軟威權主義」（Soft Authoritarianism）以及「半民主主義」（Semi-Democracy）。
在既定的路程上，中國已經來到了圓環。我認為中國目前的路線，可定性為一種「強硬的威權主義」。中國的領導人，也就是汽車的駕駛，已經走在這條硬威權的路上，而且可以繼續直線前行。毫無疑問，這當然是最容易的選項；但是根據在後面章節中所提出的分析，這並非最佳選項。如果繼續維持這條硬威權路線，我判斷中國的改革，必須要在經濟、社會與政治方面作出「質」的改變，才能產生足夠的力量擺脫中國目前「綁手綁腳的轉型」（trapped transition，裴敏欣的貼切用詞4）並通往永續發展的道路，成為一個成熟且完全開發的經濟體。不過我認為這樣成功改變的機會有限。相反的，如果當局持續目前的路線，我預期經濟發展將會停滯甚至熄火，使得已經尖銳化的社會問題更加嚴重，並且會繼續削弱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領導力。因此只有在中途修正方向，並走上與過去不同的路線，才能開啟未來幾十年更具活力的成長與發展，中國才能走上真正的超級大國之路。在這裡，我設想了三種可能性：
第一個可能性很極端，是中國往後倒退，而成為「新極權主義」國家。這當然不是一個正向面對未來的路線，但卻必須考慮它發生的可能性。這種修正路線，是基於「硬威權主義」路線執行經濟改革失敗，並伴隨了全國性的社會不安而產生。在政治方面，執政當局被迫做困獸之鬥；而強硬且保守的領導群，將會選擇對外關閉中國門戶，並在境內重新實施嚴苛的管控。這樣的情境，中國會回復到類似一九八九到九二年的狀況。在第二到第四章我會再詳加說明，但即使過去曾經如此，以下三個理由將使「新極權主義」不是一個可行的選項。
首先，私人部門的經濟已經太根深蒂固，而且中國對全球經濟也過度糾結與依賴。其次我認為，如果當局要收回在過去四十年來所經歷到的相對自由，民眾不但會抗拒也許還可能造反。第三，我認為黨與軍方的重要人士，不會支持這種對於國家路線的修正主義式變動。所以黨與軍方這兩大中央體制的權力支柱，將會分裂。在中國的黨政機構中，的確有一些力道傾向於再度強化中央集權，以回應停滯的經濟與改革進程。(而且，又有誰會自找沒趣地說：不是早就跟你講過了嗎，改革開放一早開始就是個餿主意﹗)。 所以我的研判是：精靈已經跑出了瓶子，再也回不去了。
第三種選項，是讓中國停留在威權主義的路線上，但明顯放鬆黨政的控制，以讓公民生活的諸多面向和政治自由化。這種「軟性威權主義」選項，事實上是回到一九九八到二○○八年之間所採取的路線。黨政當局對媒體、非政府組織、知識份子、教育界、異議份子及其他面向的公民生活管制，鬆綁和自由化，但必要條件是經濟上一定要有質的改變，才更能夠 (但並不是完全的) 實現改革的雄心。如果要對公民生活鬆綁，必定要伴隨著中國共產黨適當操作黨與社會的關係，然後明顯改變現在的一黨專政制度。這對中國來說，是一個較為合適的路線；而且在二○一七年之後，中國是有轉換到「軟威權主義」的可能性。然而，根據我在第四章所闡述的理由，我判斷中國不會採取這條路線。另外一個可能的路線，是讓中國走向全新的半民主之路。民主有許多種形式，可以根據需要的人做彈性調整。如果中國選擇此一路線，最有可能的是一種極為類似新加坡的模式。在新加坡，限縮部分的公民權力，而且執政黨持續掌握政權。但是新加坡擁有許多民主的面相︰多數政黨、定期的選舉、獨立於行政權的國會體制與司法體系、開放(而自律)的媒體環境、真正的法治、標準的文官系統提供各種公共服務、沒有貪腐、有活躍的非政府組織、市場導向的開放經濟、一個多種族又沒有歧視的社會、高品質又全球化的教育制度，以及對許多基本人權與自由的保障。中國如果要逐步擁有這些特色，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而且中國共產黨是否能容忍這一切，也令人高度懷疑。但無論如何，特別是在「軟威權主義」的改革成長達到極限，又依然陷入「綁手綁腳的轉型」之中的話，中國朝這個選項邁進，也並非難以想像。
無論對汽車、個人或者政府而言，保持同樣的路線永遠都是最容易的。大多時候，國家就像汽車一樣，會有沿襲既有路線的慣性，而且只有在做出強勢的決定，並針對新路線分配永續的資源後，才能改變路線。否則，既有的路線會有它自己的慣性。事實上，要讓國家改變方向遠比汽車更難。即使已有證據顯示，某個既定的路線已經確定走向失敗，但卻很難以改變。因為既得利益、害怕未知的結果，以及本身規模的大小，都是阻擾改變的因素。要改變一個像中國這種規模的國家方向，就算程度和緩，也比較像是牽動一艘郵輪，而不像是移動一輛汽車那樣靈活。再往下走，就是「應付了事」，只作小幅度的修正而不作根本的改變，也永遠最容易。中國人稱做「摸著石頭過河」 (crossing the river by feeling the stones)。
所以謹記這些可能性和警告之後，我們就可以透過檢視目前採取的路線以及過去所作的選擇，對中國的未來，開始我們的探索之旅。
經歷戲劇性的國家轉型過程，中國已經來到了未來發展路線的關鍵轉折點。超過三十年的成功改革，這個國家目前面臨到經濟、社會、政治、環境、科技以及知識發展，也涵蓋國家安全、外交和其他領域政策綜合交織的關鍵時刻。中國的經濟收益已經開始下滑，而且也很清楚地證明鄧小平在一九七八年首先展開的大幅度改革計劃中的重要元素，已經無法在未來的幾十年，繼續用來刺激或維持中國現代化。
改革是必然的，就連中國自己的當代領導人都表明了他們的深刻關切。在二○○七年時，主掌國家經濟的前總理溫家寶曾直率地描述這個國家的經濟特色是「四個不」︰「不穩定、不平衡、不協調以及不可持續1」。。溫家寶的接班人，李克強總理也在二○一五年提出了一個相當悲觀的評估︰「經濟發展方式比較粗放，創新能力不足，產能過剩問題突出，農業基礎薄弱2」。中國目前的最高領導人習近平也感慨地認為：「我們黨面對的改革發展穩定任務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風險挑戰之多前所未有3」。所以即便是中國領導人，也指出國家面對嚴重的挑戰，而且正處於一連串的轉折點上。
中國的未來，就像汽車駛近多道交織的圓環一樣，駕駛要面對前方幾條不同路線的選擇。本書提出四個重要的選項(圖表1.1)。我把它們歸類為「新極權主義」 （Neo-Totalitarianism）、「硬威權主義」（Hard Authoritarianism）、「軟威權主義」（Soft Authoritarianism）以及「半民主主義」（Semi-Democracy）。
在既定的路程上，中國已經來到了圓環。我認為中國目前的路線，可定性為一種「強硬的威權主義」。中國的領導人，也就是汽車的駕駛，已經走在這條硬威權的路上，而且可以繼續直線前行。毫無疑問，這當然是最容易的選項；但是根據在後面章節中所提出的分析，這並非最佳選項。如果繼續維持這條硬威權路線，我判斷中國的改革，必須要在經濟、社會與政治方面作出「質」的改變，才能產生足夠的力量擺脫中國目前「綁手綁腳的轉型」（trapped transition，裴敏欣的貼切用詞4）並通往永續發展的道路，成為一個成熟且完全開發的經濟體。不過我認為這樣成功改變的機會有限。相反的，如果當局持續目前的路線，我預期經濟發展將會停滯甚至熄火，使得已經尖銳化的社會問題更加嚴重，並且會繼續削弱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領導力。因此只有在中途修正方向，並走上與過去不同的路線，才能開啟未來幾十年更具活力的成長與發展，中國才能走上真正的超級大國之路。在這裡，我設想了三種可能性：
第一個可能性很極端，是中國往後倒退，而成為「新極權主義」國家。這當然不是一個正向面對未來的路線，但卻必須考慮它發生的可能性。這種修正路線，是基於「硬威權主義」路線執行經濟改革失敗，並伴隨了全國性的社會不安而產生。在政治方面，執政當局被迫做困獸之鬥；而強硬且保守的領導群，將會選擇對外關閉中國門戶，並在境內重新實施嚴苛的管控。這樣的情境，中國會回復到類似一九八九到九二年的狀況。在第二到第四章我會再詳加說明，但即使過去曾經如此，以下三個理由將使「新極權主義」不是一個可行的選項。
首先，私人部門的經濟已經太根深蒂固，而且中國對全球經濟也過度糾結與依賴。其次我認為，如果當局要收回在過去四十年來所經歷到的相對自由，民眾不但會抗拒也許還可能造反。第三，我認為黨與軍方的重要人士，不會支持這種對於國家路線的修正主義式變動。所以黨與軍方這兩大中央體制的權力支柱，將會分裂。在中國的黨政機構中，的確有一些力道傾向於再度強化中央集權，以回應停滯的經濟與改革進程。(而且，又有誰會自找沒趣地說：不是早就跟你講過了嗎，改革開放一早開始就是個餿主意﹗)。 所以我的研判是：精靈已經跑出了瓶子，再也回不去了。
第三種選項，是讓中國停留在威權主義的路線上，但明顯放鬆黨政的控制，以讓公民生活的諸多面向和政治自由化。這種「軟性威權主義」選項，事實上是回到一九九八到二○○八年之間所採取的路線。黨政當局對媒體、非政府組織、知識份子、教育界、異議份子及其他面向的公民生活管制，鬆綁和自由化，但必要條件是經濟上一定要有質的改變，才更能夠 (但並不是完全的) 實現改革的雄心。如果要對公民生活鬆綁，必定要伴隨著中國共產黨適當操作黨與社會的關係，然後明顯改變現在的一黨專政制度。這對中國來說，是一個較為合適的路線；而且在二○一七年之後，中國是有轉換到「軟威權主義」的可能性。然而，根據我在第四章所闡述的理由，我判斷中國不會採取這條路線。另外一個可能的路線，是讓中國走向全新的半民主之路。民主有許多種形式，可以根據需要的人做彈性調整。如果中國選擇此一路線，最有可能的是一種極為類似新加坡的模式。在新加坡，限縮部分的公民權力，而且執政黨持續掌握政權。但是新加坡擁有許多民主的面相︰多數政黨、定期的選舉、獨立於行政權的國會體制與司法體系、開放(而自律)的媒體環境、真正的法治、標準的文官系統提供各種公共服務、沒有貪腐、有活躍的非政府組織、市場導向的開放經濟、一個多種族又沒有歧視的社會、高品質又全球化的教育制度，以及對許多基本人權與自由的保障。中國如果要逐步擁有這些特色，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而且中國共產黨是否能容忍這一切，也令人高度懷疑。但無論如何，特別是在「軟威權主義」的改革成長達到極限，又依然陷入「綁手綁腳的轉型」之中的話，中國朝這個選項邁進，也並非難以想像。
無論對汽車、個人或者政府而言，保持同樣的路線永遠都是最容易的。大多時候，國家就像汽車一樣，會有沿襲既有路線的慣性，而且只有在做出強勢的決定，並針對新路線分配永續的資源後，才能改變路線。否則，既有的路線會有它自己的慣性。事實上，要讓國家改變方向遠比汽車更難。即使已有證據顯示，某個既定的路線已經確定走向失敗，但卻很難以改變。因為既得利益、害怕未知的結果，以及本身規模的大小，都是阻擾改變的因素。要改變一個像中國這種規模的國家方向，就算程度和緩，也比較像是牽動一艘郵輪，而不像是移動一輛汽車那樣靈活。再往下走，就是「應付了事」，只作小幅度的修正而不作根本的改變，也永遠最容易。中國人稱做「摸著石頭過河」 (crossing the river by feeling the stones)。
所以謹記這些可能性和警告之後，我們就可以透過檢視目前採取的路線以及過去所作的選擇，對中國的未來，開始我們的探索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