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長久以來，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在《一九八四》中描繪的那個反烏托邦世界，一直被視為科幻小說的故事情節。但中共政權在積極採用全球最先進的監控科技之後，似乎正將這樣的情節轉換為現實。為了測試中國高科技監控力的潛能，英國廣播公司（BBC）記者沙磊（John Sudworth）刻意混入貴州省貴陽市，他走在街上，想要挑戰一下警方在這百萬人口之都把他找出來的能力。結果，貴陽警方憑著一張沙磊的照片，透過地方監控攝影機網路與人臉識別科技，僅用七分鐘就找到了混在市街人叢中的他。

貴陽與中國所有大大小小的城市一樣，擁有精密的識別科技，能自動擷取平民百姓的關鍵識別數據，與警方數據庫進行比對。根據《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二○一九年年底的一項調查，這些無所不在的跟監裝備可以「協助警方掌握走在街道上人民的身分，找出他們見了什麼人，還能辨別那些人是否共產黨員」。

但與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維吾爾少數民族所遭受的侵犯與屈辱相比，中國平民百姓所經歷的這種恐懼與隱私權的損傷，根本是小巫見大巫。曾於二○一七年訪問維吾爾自治區的一名《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記者說：「進出城裡的火車站與道路路口，都有配備身分識別掃描裝備的安全檢查哨站。酒店、購物商場與銀行，都裝了人臉掃描器材追蹤來往人流。警察用手提裝置檢查智慧型手機，搜索加密聊天軟體、具有政治色彩的影片與其他可疑內容。想加油，駕駛人得先刷身分證，然後瞪著機器的攝影鏡頭。

在新冠疫情期間，中共將它無所不在的監控力量發揮得淋漓盡致。為執行嚴厲的清零政策，政府使用電話追蹤、機密演算法與大數據，查出平民百姓的健康狀況、旅遊史，以決定是否准許他們進入公共場所，或是要將他們隔離。二○二二年十一月底，在自發性反封城抗議爆發後，警方部署了新冠偵查方案，用以識別那些戴上了面罩和護目鏡的示威者，他們搗毀監控攝影機與人臉識別裝置，以阻止它們去識別其他沒戴面罩與護目鏡的示威者。

儘管看在外人眼裡，這樣的監控力量已經大得驚人，執政的中國共產黨似乎仍不滿意。它已經宣布一項規模龐大的「社會信用評分系統」，讓官員可以根據個別百姓的社會與經濟活動數據，來評估百姓的政治忠誠度，預測百姓的意圖。這樣一個「監控之母」的遠景令人不寒而慄，著名投資人與開放社會倡導人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提出警告說，中共打算「運用史無前例的做法，迫使個人命運臣服於一黨專政的國家利益之下。」

這類報導與警告，讓我們把目光投向此刻正在中國出現的精密科技監控系統。但就在大家盯著最新科技工具的同時，我們可能忽略了更重要的部分：中共監控力量的根基，其實主要來自低科技、勞工密集形式的做法。早在引進精密新科技以前，中共黨、政當局幾十年來一直在集結人力資源與組織架構，組建一個觸角遍及全國每個角落的監控系統。事實上，中國成為監控大國的歷史可以回溯千年以前。中共早自毛澤東時代起，就開始強調監控，在天安門事件過後更大舉投資相關系統。我認為，這個世上最強大的一黨專政獨裁政體之所以能生存，主要關鍵就在於擁有這個無所不在的監控系統。理論上，經濟成長應該能推動社會自由化，甚至民主化，但由於擁有聞所未聞、最強大的監控基礎設施，這個獨裁政體才得以存活。

中共大力引用的這種科技之所以有效，在相當程度上是因為它們都出自安全機構的特工之手。這些經過精心設計的安全機構資金充沛，組織嚴密，成立的目的就在嚇阻中共所面對的威脅，並不讓其成為威脅。我寫這本書的目的，就在於針對中共這個監控系統，全面分析其演進、組織、運作與技術升級，讓我們更清楚了解獨裁政權如何得以持久，以及其他專制政權為何會崩潰（有時還毀在自己的安全機構之手），而中共卻能屹立不倒。這本書要帶我們回溯現代中國監控結構的起源，觀察低科技手段如何能與新系統相輔相成，讓我們更能掌握中共如何能在後毛澤東與後天安門時代，挺過革命性的社會與經濟轉型，仍能成功保住一黨獨大的地位。

中國國家監控系統的研究
中國的國家強制體制是學界相當關心的問題。有關中國警察監控的議題，研究人員討論甚多，特別是近年來，在當局為執法與打擊犯罪而改變公安機構的結構、資源、與戰術之後，這類討論更成為顯學。學者也已發現，在後天安門時代，中共更加重視公安問題。天安門事件過後，公安機構官員的政治地位提升了，用於維護國內安全的經費也大幅增加。迫害少數民族與宗教團體、違反人權、鎮壓異議與「維穩」，都成為研究人員的熱門議題。

觀察家們也鉅細靡遺地描述中共愈來愈精密的鎮壓手段，包括對網際網路，特別是對社交媒體的審查，在敏感性節假日對政治激進活動的事先鎮壓，用親戚、僱來的打手逼迫公民放棄財產權或停止抗議活動，透過線民舉報、用政府特工對小村落進行滲透，用國家福利規定迫使平民百姓就範等。其中一些研究與中國對先進科技的採納有關，這不僅對記者是熱門話題，也是深入研究這類事務的學者所高度關注的。

除了少數過度渲染科技的新聞炒作，這類研究都有助於我們進一步了解中共監控系統的戰術。不過這類研究大多沒有談到這個監控系統的本質，即它的結構與組織。這類研究似乎將中國擁有這樣的監控系統視為理所當然，人們關注的不在於這套系統是什麼，或如何運作，而在於它所帶來的影響。此外，有關特定鎮壓工具的細部研究，以及對於中共大舉投資監視與社會管控的成因皆著墨甚少，當然，這些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我根據自身以及與其他學者的研究成果來寫成這本書，嘗試解答有關這個監控系統的一些比較基本面的問題。最重要的是，我追蹤這個監控系統的演化，描繪出它的基本結構。我對這個監控系統內最關鍵的幾個環節：負責監控與協調內部保安的中共政法機構、負責國內諜報的鎮壓機構、縣民舉報網、主要的大眾監控計畫以及最慣用的監控戰術，皆作了深度調查。

中共將這些結構與手段結合，構建了它的預防性鎮壓系統。這本書的核心概念就在這裡。「預防性鎮壓」是獨裁者最重要的武器之一。道理很簡單：在反對勢力還不能有所行動以前，就要將它擋下來。預防性鎮壓不是宣傳，不是思想灌輸，其目的在於防範反對勢力成形。它也不僅僅是收買潛在敵人而已。預防性鎮壓當然與逮捕、毆打、監禁，甚至殺害異議人士等暴力手段不同。這類暴力形式都是被動技術。反之，預防性鎮壓反映一件事：中共政權知道，要保護這個政權，最好不要鬧出引人注目的暴力事件。它以不顯眼的手段來設立障礙，用以阻擋反對計畫，特別是阻擋有意挑戰、破壞政權的集體行動。

直到目前為止，中共當代監控系統能躲過被全面檢驗，主要是有兩個原因。首先，直到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危機過後，中國共產黨才開始擴大、加強、更新整個監控系統，可能直到二○○○年代結束，才有了全面現代化的監控系統。也因此人們幾乎沒有足夠時間來回顧當代中共監控系統，並全面盤點其發展歷程。其次，也是更為重要的原因，要了解這個大規模監控系統的組織與運作需要大量資訊，但這些資訊都無法公開取得。有一個辦法可以繞過這個障礙，就是訪問參與實際工作的公安人員，但想要接觸這類人員與其他了解監控系統內情的人士並不容易。

撇開經濟挑戰不計，若能完成一項穿透神秘面紗的調查，曝光這個監控系統的結構、運作方式及其弱點，將具有極大的價值。理論上來說，對於獨裁政權的存活力，特別是對於政權類型與持久能力之間關係的學術研究來說，這樣的調查應有加分效果。用中國經驗進行一項個案研究，應能讓我們看清一個列寧主義政體，如何運用超強鎮壓與監控能力裝備它的強制體制。中國這項個案，還能讓我們對現代化與民主化之間的關係進行更精密的思考。雖說經濟富裕一般能讓社會變得更民主，但若干獨裁政權，尤其中國，儘管經濟持續迅速成長，獨裁政權卻仍能維持屹立不搖。一個可能的解釋是，經濟的迅速成長增加了政治壟斷的價值，使這些政權更下定決心把持權力。同時，充沛的資金與垂手可得的先進科技，也讓這些政權能夠不斷擴張，提升他們反制反對勢力的能力。

總之，這本書是一項經驗性研究，要對中共監控系統的組織與運作，提出仔細而詳盡的描述。我們希望透過這些描述，達到我們最主要的目標：了解中國共產黨何以能挺過中國自一九九○年代初期以來所經歷的社會經濟劇變，一直掌權到今天。

鎮壓與獨裁政權的存活
所有獨裁政權，從世襲政權、家族王朝、軍事執政團、極權國家、到共產黨的一黨專政，都仰仗政治鎮壓以保住權力。這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在依賴暴力或暴力威脅以嚇阻與鎮壓反對勢力時，獨裁者面對兩項重大挑戰。首先，獨裁者得將鎮壓力度拿捏得恰到好處。一方面，獨裁政權必須鎮壓人民：鎮壓力度不夠不足以嚇阻意圖推翻它的反對派，從而危及自身生存。另一方面，過度鎮壓帶來嚴厲的名譽成本，招致國際制裁，激化反對勢力，引發對執政精英的暴力反撲。過度鎮壓還使信徒疏離，讓信徒擔憂自身安全而萌生叛意，使獨裁者更感到不安全。過度鎮壓的獨裁政權一般會使經濟成長停滯，或許這是因為鎮壓往往能削弱財產權的保護，壓縮經濟自由所致。過度鎮壓能導致政治動盪，如反對派反撲，甚至內戰，也會壓制經濟成長，長時間的經濟成長停滯會損及政權國庫營收，削弱獨裁者收買支持、資助國家鎮壓機構的能力，讓政權掌權能力流失。要解決這有關鎮壓的第一個難題，就得了解壓制反對勢力的適當力度，以免因過度鎮壓而樹敵。

第二項挑戰緊接第一項而來。鎮壓（無論是過度鎮壓或是經過精密拿捏的鎮壓）須藉政府人員之手，而且通常這類人員還不在少數。仰賴鎮壓的獨裁者一般必須建立、保有一個相當規模的強制體制，但所謂「強制的困境」（coercive dilemma）也就此出現：保護統治者不被民變推翻的強制體制，或許也有推翻統治者的力量。在一九五○與二○一二年間被趕下台的獨裁者，有三分之一是遭窩裡反的政變所推翻的。為對抗這種危險，獨裁者採用一些反制措施，例如在保安部隊內部製造派系鬥爭等等。獨裁者可以用支持強制體制中的一個機構而不支持另一機構的做法，例如支持祕密警察對付軍隊以防止部屬權力集中，但這種制衡做法有其代價，可能會造成部屬叛離，遭針對的機構的效力也會因此受損。此外，政治化的保安機構可能會濫用暴力，造成前文談到的第一項挑戰。

這些問題並非不可克服，但想有效應對並不簡單。一般來說這需要各種政策，也因此最精密、最成功的獨裁政權，即能在最安定的政治環境下進行統治、存活得最久的政權，通常都有各式各樣維護政權的工具。獨裁政權可以鼓吹經濟成長，提高人民生活水準，利用民生議題上的成績，建立它在民眾心目中的合法統治地位。它可以透過宣傳、教育系統與其他手段，操控民族情緒與輿情，以提升民意支持。獨裁政權可以利用分贓，拉攏選定的社會精英，如商界領袖、宗教組織、知識分子、工會領導人等，然後讓這些精英運用他們的影響力擴大對政權的支持。擅長選舉舞弊的獨裁政權，能為其統治合法性鍍上一層民主表象。這類做法都離不開鎮壓，所以說鎮壓只是保住政權的一項工具，不過卻是一項極其重要的工具。

解決「強制困境」還有一個辦法，就是提高鎮壓手段效率以降低鎮壓成本。更有效的鎮壓系統能用較少的成本幹較大的事：能在不過度使用暴力的情況下，有效維護高壓統治，還能防止強制體制過度坐大，避免對政權構成威脅。在實例上，最有效的鎮壓都是預防性而不是被動性的。特別是組織嚴密、精明幹練的監控系統，針對最有可能領導、參與反政權活動的人群進行監控，在反對勢力氣候未成、未釀成集體行動以前先行逐一擊破，這樣的鎮壓尤其有效。

不能以有效手段監控反對勢力的政權，必須訴諸成本較昂貴的措施：大規模、長期的監禁，酷刑，暗殺等。這類政權還可能不得不限制基本自由，澈底阻斷資訊流通，從而扼殺市場的正常運作。這類明目張膽的暴力鎮壓，往往能煽動反對怒火，而這正是獨裁者所不願見到的。在最壞的情況下，欠缺有效預防性鎮壓能力的獨裁政權可能迎來慘重後果。二○一○至二○一一年「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的大規模街頭示威，以及喬治亞（二○○三年）、烏克蘭（二○○四年）與吉爾吉斯共和國（二○○五年）的「顏色革命」，都迫使獨裁政權下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