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昭然若揭── 習近平為中國未來擘劃的意識形態架構
這本書源於我在二○一七至二○二二年間，於牛津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完成的博士論文。在五十九歲的「豆蔻年華」開始攻讀博士學位，實非膽小者能為。我上一次進行正式學術研究已經是一九八一年，當時我從澳洲國立大學畢業，主修中文與中國歷史。我當時的論文研究重心是一九七八年鄧小平重新崛起為最高領導人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的政治異議分子。但幾十年下來，中國的崛起一直是我個人與職業生涯的焦點，無論是身為學者、職業外交官（當時在澳洲大使館，我們仍然戲稱「北京」為Peking）、省政府官員、商人、國會議員、外交部長、國家總理、美國智庫主席，以及最近擔任澳洲駐美大使。對我來說，中國是我的畢生志業。
然而，我以此特定主題撰寫論文，並非出於單純學術求知欲。我想弄清楚，跟其他後毛澤東時代的前任領導人相比，中國現任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為何在國內外都發起如此激烈的政治與政策轉向。我想知道他已經帶來的改變中有哪些模式，以了解中國未來最有可能走往哪個方向。世界各地（包含中國國內）的政治、企業和輿論領袖，以及試圖從媒體報導中理解習近平、卻心生許多困惑的普通中國公民，都經常提出這些問題。
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我的牛津博士研究課程要我檢視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內部的政治與理論論述的原始文件。這對於解譯黨內溝通的潛在意識形態方言上，是必須之舉。其中包含習近平上台之後，就開始對全黨傳遞的核心變革訊息。我也試圖為我的分析搭配中國內政外交政策官方論述上的變化，並在可能的情況下，輔以中國官方實地行動與行為上的可觀察變化。有些人可能會將此描述為某種嚴格的「三角測量」，運用意識形態、政策與行為變化上的交叉引用、排序與插補，我自己則對此類大膽宣稱抱持更加謹慎的態度。但我認為這是當前最好的方法，它確實揭示了我們眼前正在發生的事情。儘管在試圖穿透中共決策機制的那些不透明內在時，我們仍然覺得「有如透過玻璃觀看，模糊不清」。
基於這些原因，我恭敬地忽略了學術導師給我的明智建議──亦即盡可能限縮定義博士研究的主題，以便盡可能嚴謹論證我所提出的論點。相反地，沒什麼是比「習近平的真實想法及其對中國與世界的影響」更廣泛、也更難以企及的主題。它會帶來一系列經驗上及方法論上的問題，包含我們如何連結習近平的意識形態及其真實想法。它還會遇到另外一個問題：我們要如何確認中國近期的意識形態改變有多大程度是出自習近平這位領導人，而非中共這個體系的影響。即便如此，儘管對世界其他地區來說，中共的內部決策世界基本上仍不透明，黨領導層還是有對整體政治體系公開傳達宏觀意識形態改變的基本需求。此外，這些廣泛且乍看之下往往難以理解的意識形態溝通，影響力其實遠遠超過詳細的機密黨內通報，而外國人通常看不見。事實上，這類意識形態資訊通常設定了內部政治與政策裡頭更細緻論述的範疇。
這就引出了我進行這份論文研究，並將之轉化成易讀形式書籍的最後目的。當代西方漢學的大部分問題在於，儘管已有大量分析，討論習近平不同部分工作此刻可能的走向，卻缺乏綜合理解全觀的企圖，也就是去詰問「為什麼」要往這個方向前進，接下來又可能走向何方，以及可以採取哪些有效應對措施。綜合理解相當困難。我們都清楚意識到「例外」可能會跟「規則」起衝突，也因此強化了學術界退回狹窄專業化及細節分析等安全領域的普遍傾向，但對於在現實世界裡工作、沒有太多時間的政策制定者、企業領導人與資深軍事戰略家來說，若少了對習近平治下中國的明智綜合理解，並以精細分析為基礎，這樣實在沒有幫助。事實上，若沒有專家試著針對習近平治下的中國將走向何方的相關問題進行及時且容易理解的綜合分析，這片與中文原始資料高度相關的論述領域就會留給那些從來沒學過中文的人所做的文化概論。
因此，對我們這些花費畢生精力研究、觀察，甚至曾經生活在中國的人來說，現在該是試著接起斷點，描繪一幅更廣闊且更容易理解之圖像的時刻了。「習宇宙」的各種新現象，不該脫離更大的背景，被視為某種獨特的獨立發展。本書的核心論點正是本於這種探究精神，習近平的意識形態世界觀提供了一條一致的「紅線」，提供了有用但並非完整的線索，照亮習近平對中國跟世界的規劃輪廓。由此意義來說，本書並不打算成為習近平的傳記，那將需要更多工作，區分出事實與聖傳，甚至可能都還沒法接近「習近平究竟是誰」的主題呢。相對地，本書是一種智識傳記，前提當然是假定我們能將「智識」等同於「意識形態」。如此做法是否能讓我們更接近「習近平的真實想法」呢？對此，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會更接近一點。」──雖然仍是透過不透明的政權官方濾鏡來看。因為這反映出習十多年來，在多個不同論壇上宣揚的世界觀，以及他為黨及國家的未來，所尋求的政治、經濟與國際秩序。我的核心論點依舊如此：習近平為未來所擘劃的意識形態藍圖，已經在中國的公共記錄中公開展示，供所有人查看。當然前提是，我們有能力以這個體系的方式，去看、去讀、去理解它。事實上，習近平美好新世界的輪廓，此刻對所有人來說，都是昭然若揭。
習近平治下的中國如何改變世界
毛澤東過世的半世紀以來，特別是習近平崛起後的十年，中國的戲劇化轉型已成為戰後政治、經濟及安全秩序所面臨的單一最大顛覆性改變。習近平治下的中國現在公開挑戰支撐現有國際秩序的政治價值，並向世界提出一種替代性的威權發展模式。
首先，中國經濟的龐大規模讓這一切成為可能。儘管自我施加的意識形態、人口與債務相關拖累，導致經濟成長趨緩，但中國在全球的經濟足跡仍然僅次於美國。二○一五年以來，它一直是世上最大的貿易強國，二○二○年以來則是世界第三大外國直接投資的來源國。此刻正與美國展開一場生死攸關的鬥爭，以確保占領所有關鍵技術領域的制高點，特別是人工智慧領域。最重要的是，現代經濟史上前所未見的，像中國這樣規模龐大的單一民族經濟體，是以中國的黨國體制作為單一整合經濟行為者的角色來進行干預，從根本上擾亂全球市場的正常運作。這些干預並不是由標準自由經濟理論中供需決定價格的正常競爭動態所驅動，而是由統一的公司國家，以前所未見的規模，發動多面向的貿易與產業綜合政策來驅動，其規模之大前所未見。不只全球市場的正常運作遭到前所未有壟斷與買方獨占力量所顛覆，其顛覆影響還因為持續性的政治（非市場因素）貿易禁令威脅，而顯得更加複雜。此刻我們看到這些力量在全球市場多個面向發揮作用，從關鍵礦物、電池、再生能源系統及電動汽車，甚至到整體工業產品領域。由於涉及規模之大，此模式對自由經濟理論帶來前所未見的深度攻擊，造成的去風險及脫鉤導致全球經濟秩序日益分化，以及西方與世界部分地區發起新一輪保護主義與產業政策。
其次，在地緣政治方面，習近平治下的中國不僅意圖調整跟近鄰國家的陸地及海上邊界，北京還決心在經濟與軍事上，成為東亞地區的至高強權，同時間更積極重新設計廣義國際體系的規範、規則與機構。簡言之，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不再是個維持現狀的強權。習近平的意圖不只在於改變中國，也要改變國際秩序本身，以日益強大的中國作為新興秩序裡的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支點。在習近平眼中，美國與西方的衰落勢不可擋，更強化了這一切的可能性。戰後歷史早期，一九九一年的蘇聯解體，可說具有類似的戰略意義。蘇聯也視自己為替代性發展模式的先驅、對立的國際體系中心，儘管它從未能跟美國有效競爭全球超級經濟大國的地位。但一九八九至一九九一年的事件，在數十年的外交圍堵政策及近乎致命的核對抗之後，華府戰勝了莫斯科，最終以大體上和平的方式，結束了主導全球地緣政治四十多年的冷戰。冷戰結束導致西歐、東歐與中歐、高加索與中亞的戰略地圖重劃。二十多年來，中美政治正常化，以及軍事合作對抗共同蘇聯敵人的戰略理由，也在蘇聯的解體下消失。因此，這讓北京在一九九○年代開始緩和跟莫斯科關係的做法改變，中俄並於二○○○年代重新結盟，對抗美國。最終在二○二二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前夕，習近平與普丁戲劇性宣布「無上限戰略夥伴關係」（strategic partnership without limits）。
第三，同樣重要的是，我們時代面臨的第三次重大系統性顛覆：過去四十年席捲而來的數位革命，取代了早期類比世界的緩慢進程。人工智慧（AI）的爆炸性影響快速推動此波進展，現在正挑戰著政治、經濟與安全的所有領域，還創造出新挑戰：人類要如何維持控制我們創造出來的機器？人工智慧革命之中，關於它會對民主或威權國家的國內治理，產生更大威脅或機會的政治與政策論辯，還未有定論。例如，生成式人工智慧究竟會增強還是削弱監控國家的能力（諸如中國、俄羅斯、北韓、伊朗及世上其他潛在威權國家）？人工智慧是否終能解決計劃經濟的長期困境──也就是搜索十億個隨機決策。這些隨機決策至今代表著市場經濟的分配效率優勢──無論是在管理稀缺資源方面，還是從更宏觀的價格理論中獲益。人工智慧是否會壓抑發展理論長期以來的古典節奏？發展理論認定生活水準提高，總是會激發對經濟、社會及最終政治自由無可壓抑的要求，進而挑戰壓迫性政權的潛在合法性。中美之間目前在人工智慧、量子運算、半導體及其他典範轉變技術的全面競爭上，是否會因為國家的古典競爭力遭到顛覆，導致一方超越另一方？
人工智慧除了在各民族國家內部造成政治與經濟影響，它對本已火藥味十足的地緣政治世界，將會帶來何種顛覆性影響？對下一代自主武器系統在即時監看、瞄準與部署的速度，以及準確性上競爭戰術與戰略優勢的軍隊來說，它又會帶來何種顛覆性影響？上述所有問題之外，在人工智慧終極困境中，對人類掌控武器系統的自主性方面，又會有何影響？當人類集體面臨「科學怪人」時刻之時，人工智慧是否將成為一致的關注，以及人類大家族達成一致政策行動的平台？還是會導致美中在缺乏護欄與限制的終極版「戰略競爭」中，加倍進行「人工智慧」競賽，直到觸底為止？中國再次成為這些技術巨變的支點，特別考慮到習近平在二○一八年先見之明地宣稱，「人工智能（人工智慧）是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的重要驅動力」，以及「加速新一代人工智能的發展，是關係到我國能否抓住機遇的戰略問題」。
第四，中國也位於第四次全球重大顛覆的中心――亦即氣候變遷問題。雖然氣候不分國家邊界，然而過去四十年來中國經濟現代化的碳排放強度，從二○一五年開始，已經讓它成為全球溫室氣體的最大單一貢獻者。依照當前趨勢，到了二○三○年，中國的年排放量將占全球總排放量的四分之一（第二名的美國以不到百分之十的排放量，遠落其後）。以中國目前的排放狀況，到了二○四○年，中國當前及歷史排放量的總和，將會超越美國在過去一百九十年工業發展過程中累積起來的碳足跡。換句話說，地球的未來將愈來愈取決於北京經濟脫碳的程度，才能有望在本世紀末，將全球平均氣溫升溫控制在攝氏一點五度之內，從而避免災難性的氣候變遷。儘管習近平在二○二○年宣布，中國此刻將致力於實現二○三○年達到碳排放巔峰，以及二○六○年達到碳中和的「雙零」目標。然而近期中國為了應對經濟整體放緩，進而放慢減碳速度的決定，已經敲響全球警鐘。事實上，針對中國的排放軌跡，聯合國警告，二一○○年已經無法維持在比較安全的攝氏一點五度升溫範圍，此刻世界將邁向近攝氏三度的升溫速度。這將對所有人造成災難性後果。
第五，還有人口問題――世界所面臨的第五大全球變動的驅動因素，中國也是關鍵。中國的人口增長明顯放緩，一九七○年代鄧小平開始實施一胎化政策，將近四十年的期間讓這個問題更加激化。結果是，二○二三年，印度有史以來首度超越中國，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儘管習近平自二○一七年開始竭力扭轉人口下降的趨勢，中國總人口數在二○二三年達到顛峰，但勞動年齡人口早在二○一四年就開始萎縮。此一發展為中國與全世界帶來一系列深具顛覆性的新挑戰。中國自己的人口命運的時刻正在加速到來。隨著收支調整以適應不斷縮小的所得稅基，醫療、養老與退休收入的支出正跟軍事支出爭奪公共資源，此一現象造成國家預算壓力。此外還有「人口如何影響中國推動全球經濟成長的能力」（一如過去的四分之一個世紀），以及「北京超越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的歷史雄心」，無論在中國或世界各地，長期以來都被視為北京未來奪取全球地緣政治領導地位的堡壘。
這本書源於我在二○一七至二○二二年間，於牛津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完成的博士論文。在五十九歲的「豆蔻年華」開始攻讀博士學位，實非膽小者能為。我上一次進行正式學術研究已經是一九八一年，當時我從澳洲國立大學畢業，主修中文與中國歷史。我當時的論文研究重心是一九七八年鄧小平重新崛起為最高領導人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的政治異議分子。但幾十年下來，中國的崛起一直是我個人與職業生涯的焦點，無論是身為學者、職業外交官（當時在澳洲大使館，我們仍然戲稱「北京」為Peking）、省政府官員、商人、國會議員、外交部長、國家總理、美國智庫主席，以及最近擔任澳洲駐美大使。對我來說，中國是我的畢生志業。
然而，我以此特定主題撰寫論文，並非出於單純學術求知欲。我想弄清楚，跟其他後毛澤東時代的前任領導人相比，中國現任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為何在國內外都發起如此激烈的政治與政策轉向。我想知道他已經帶來的改變中有哪些模式，以了解中國未來最有可能走往哪個方向。世界各地（包含中國國內）的政治、企業和輿論領袖，以及試圖從媒體報導中理解習近平、卻心生許多困惑的普通中國公民，都經常提出這些問題。
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我的牛津博士研究課程要我檢視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內部的政治與理論論述的原始文件。這對於解譯黨內溝通的潛在意識形態方言上，是必須之舉。其中包含習近平上台之後，就開始對全黨傳遞的核心變革訊息。我也試圖為我的分析搭配中國內政外交政策官方論述上的變化，並在可能的情況下，輔以中國官方實地行動與行為上的可觀察變化。有些人可能會將此描述為某種嚴格的「三角測量」，運用意識形態、政策與行為變化上的交叉引用、排序與插補，我自己則對此類大膽宣稱抱持更加謹慎的態度。但我認為這是當前最好的方法，它確實揭示了我們眼前正在發生的事情。儘管在試圖穿透中共決策機制的那些不透明內在時，我們仍然覺得「有如透過玻璃觀看，模糊不清」。
基於這些原因，我恭敬地忽略了學術導師給我的明智建議──亦即盡可能限縮定義博士研究的主題，以便盡可能嚴謹論證我所提出的論點。相反地，沒什麼是比「習近平的真實想法及其對中國與世界的影響」更廣泛、也更難以企及的主題。它會帶來一系列經驗上及方法論上的問題，包含我們如何連結習近平的意識形態及其真實想法。它還會遇到另外一個問題：我們要如何確認中國近期的意識形態改變有多大程度是出自習近平這位領導人，而非中共這個體系的影響。即便如此，儘管對世界其他地區來說，中共的內部決策世界基本上仍不透明，黨領導層還是有對整體政治體系公開傳達宏觀意識形態改變的基本需求。此外，這些廣泛且乍看之下往往難以理解的意識形態溝通，影響力其實遠遠超過詳細的機密黨內通報，而外國人通常看不見。事實上，這類意識形態資訊通常設定了內部政治與政策裡頭更細緻論述的範疇。
這就引出了我進行這份論文研究，並將之轉化成易讀形式書籍的最後目的。當代西方漢學的大部分問題在於，儘管已有大量分析，討論習近平不同部分工作此刻可能的走向，卻缺乏綜合理解全觀的企圖，也就是去詰問「為什麼」要往這個方向前進，接下來又可能走向何方，以及可以採取哪些有效應對措施。綜合理解相當困難。我們都清楚意識到「例外」可能會跟「規則」起衝突，也因此強化了學術界退回狹窄專業化及細節分析等安全領域的普遍傾向，但對於在現實世界裡工作、沒有太多時間的政策制定者、企業領導人與資深軍事戰略家來說，若少了對習近平治下中國的明智綜合理解，並以精細分析為基礎，這樣實在沒有幫助。事實上，若沒有專家試著針對習近平治下的中國將走向何方的相關問題進行及時且容易理解的綜合分析，這片與中文原始資料高度相關的論述領域就會留給那些從來沒學過中文的人所做的文化概論。
因此，對我們這些花費畢生精力研究、觀察，甚至曾經生活在中國的人來說，現在該是試著接起斷點，描繪一幅更廣闊且更容易理解之圖像的時刻了。「習宇宙」的各種新現象，不該脫離更大的背景，被視為某種獨特的獨立發展。本書的核心論點正是本於這種探究精神，習近平的意識形態世界觀提供了一條一致的「紅線」，提供了有用但並非完整的線索，照亮習近平對中國跟世界的規劃輪廓。由此意義來說，本書並不打算成為習近平的傳記，那將需要更多工作，區分出事實與聖傳，甚至可能都還沒法接近「習近平究竟是誰」的主題呢。相對地，本書是一種智識傳記，前提當然是假定我們能將「智識」等同於「意識形態」。如此做法是否能讓我們更接近「習近平的真實想法」呢？對此，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會更接近一點。」──雖然仍是透過不透明的政權官方濾鏡來看。因為這反映出習十多年來，在多個不同論壇上宣揚的世界觀，以及他為黨及國家的未來，所尋求的政治、經濟與國際秩序。我的核心論點依舊如此：習近平為未來所擘劃的意識形態藍圖，已經在中國的公共記錄中公開展示，供所有人查看。當然前提是，我們有能力以這個體系的方式，去看、去讀、去理解它。事實上，習近平美好新世界的輪廓，此刻對所有人來說，都是昭然若揭。
習近平治下的中國如何改變世界
毛澤東過世的半世紀以來，特別是習近平崛起後的十年，中國的戲劇化轉型已成為戰後政治、經濟及安全秩序所面臨的單一最大顛覆性改變。習近平治下的中國現在公開挑戰支撐現有國際秩序的政治價值，並向世界提出一種替代性的威權發展模式。
首先，中國經濟的龐大規模讓這一切成為可能。儘管自我施加的意識形態、人口與債務相關拖累，導致經濟成長趨緩，但中國在全球的經濟足跡仍然僅次於美國。二○一五年以來，它一直是世上最大的貿易強國，二○二○年以來則是世界第三大外國直接投資的來源國。此刻正與美國展開一場生死攸關的鬥爭，以確保占領所有關鍵技術領域的制高點，特別是人工智慧領域。最重要的是，現代經濟史上前所未見的，像中國這樣規模龐大的單一民族經濟體，是以中國的黨國體制作為單一整合經濟行為者的角色來進行干預，從根本上擾亂全球市場的正常運作。這些干預並不是由標準自由經濟理論中供需決定價格的正常競爭動態所驅動，而是由統一的公司國家，以前所未見的規模，發動多面向的貿易與產業綜合政策來驅動，其規模之大前所未見。不只全球市場的正常運作遭到前所未有壟斷與買方獨占力量所顛覆，其顛覆影響還因為持續性的政治（非市場因素）貿易禁令威脅，而顯得更加複雜。此刻我們看到這些力量在全球市場多個面向發揮作用，從關鍵礦物、電池、再生能源系統及電動汽車，甚至到整體工業產品領域。由於涉及規模之大，此模式對自由經濟理論帶來前所未見的深度攻擊，造成的去風險及脫鉤導致全球經濟秩序日益分化，以及西方與世界部分地區發起新一輪保護主義與產業政策。
其次，在地緣政治方面，習近平治下的中國不僅意圖調整跟近鄰國家的陸地及海上邊界，北京還決心在經濟與軍事上，成為東亞地區的至高強權，同時間更積極重新設計廣義國際體系的規範、規則與機構。簡言之，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不再是個維持現狀的強權。習近平的意圖不只在於改變中國，也要改變國際秩序本身，以日益強大的中國作為新興秩序裡的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支點。在習近平眼中，美國與西方的衰落勢不可擋，更強化了這一切的可能性。戰後歷史早期，一九九一年的蘇聯解體，可說具有類似的戰略意義。蘇聯也視自己為替代性發展模式的先驅、對立的國際體系中心，儘管它從未能跟美國有效競爭全球超級經濟大國的地位。但一九八九至一九九一年的事件，在數十年的外交圍堵政策及近乎致命的核對抗之後，華府戰勝了莫斯科，最終以大體上和平的方式，結束了主導全球地緣政治四十多年的冷戰。冷戰結束導致西歐、東歐與中歐、高加索與中亞的戰略地圖重劃。二十多年來，中美政治正常化，以及軍事合作對抗共同蘇聯敵人的戰略理由，也在蘇聯的解體下消失。因此，這讓北京在一九九○年代開始緩和跟莫斯科關係的做法改變，中俄並於二○○○年代重新結盟，對抗美國。最終在二○二二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前夕，習近平與普丁戲劇性宣布「無上限戰略夥伴關係」（strategic partnership without limits）。
第三，同樣重要的是，我們時代面臨的第三次重大系統性顛覆：過去四十年席捲而來的數位革命，取代了早期類比世界的緩慢進程。人工智慧（AI）的爆炸性影響快速推動此波進展，現在正挑戰著政治、經濟與安全的所有領域，還創造出新挑戰：人類要如何維持控制我們創造出來的機器？人工智慧革命之中，關於它會對民主或威權國家的國內治理，產生更大威脅或機會的政治與政策論辯，還未有定論。例如，生成式人工智慧究竟會增強還是削弱監控國家的能力（諸如中國、俄羅斯、北韓、伊朗及世上其他潛在威權國家）？人工智慧是否終能解決計劃經濟的長期困境──也就是搜索十億個隨機決策。這些隨機決策至今代表著市場經濟的分配效率優勢──無論是在管理稀缺資源方面，還是從更宏觀的價格理論中獲益。人工智慧是否會壓抑發展理論長期以來的古典節奏？發展理論認定生活水準提高，總是會激發對經濟、社會及最終政治自由無可壓抑的要求，進而挑戰壓迫性政權的潛在合法性。中美之間目前在人工智慧、量子運算、半導體及其他典範轉變技術的全面競爭上，是否會因為國家的古典競爭力遭到顛覆，導致一方超越另一方？
人工智慧除了在各民族國家內部造成政治與經濟影響，它對本已火藥味十足的地緣政治世界，將會帶來何種顛覆性影響？對下一代自主武器系統在即時監看、瞄準與部署的速度，以及準確性上競爭戰術與戰略優勢的軍隊來說，它又會帶來何種顛覆性影響？上述所有問題之外，在人工智慧終極困境中，對人類掌控武器系統的自主性方面，又會有何影響？當人類集體面臨「科學怪人」時刻之時，人工智慧是否將成為一致的關注，以及人類大家族達成一致政策行動的平台？還是會導致美中在缺乏護欄與限制的終極版「戰略競爭」中，加倍進行「人工智慧」競賽，直到觸底為止？中國再次成為這些技術巨變的支點，特別考慮到習近平在二○一八年先見之明地宣稱，「人工智能（人工智慧）是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的重要驅動力」，以及「加速新一代人工智能的發展，是關係到我國能否抓住機遇的戰略問題」。
第四，中國也位於第四次全球重大顛覆的中心――亦即氣候變遷問題。雖然氣候不分國家邊界，然而過去四十年來中國經濟現代化的碳排放強度，從二○一五年開始，已經讓它成為全球溫室氣體的最大單一貢獻者。依照當前趨勢，到了二○三○年，中國的年排放量將占全球總排放量的四分之一（第二名的美國以不到百分之十的排放量，遠落其後）。以中國目前的排放狀況，到了二○四○年，中國當前及歷史排放量的總和，將會超越美國在過去一百九十年工業發展過程中累積起來的碳足跡。換句話說，地球的未來將愈來愈取決於北京經濟脫碳的程度，才能有望在本世紀末，將全球平均氣溫升溫控制在攝氏一點五度之內，從而避免災難性的氣候變遷。儘管習近平在二○二○年宣布，中國此刻將致力於實現二○三○年達到碳排放巔峰，以及二○六○年達到碳中和的「雙零」目標。然而近期中國為了應對經濟整體放緩，進而放慢減碳速度的決定，已經敲響全球警鐘。事實上，針對中國的排放軌跡，聯合國警告，二一○○年已經無法維持在比較安全的攝氏一點五度升溫範圍，此刻世界將邁向近攝氏三度的升溫速度。這將對所有人造成災難性後果。
第五，還有人口問題――世界所面臨的第五大全球變動的驅動因素，中國也是關鍵。中國的人口增長明顯放緩，一九七○年代鄧小平開始實施一胎化政策，將近四十年的期間讓這個問題更加激化。結果是，二○二三年，印度有史以來首度超越中國，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儘管習近平自二○一七年開始竭力扭轉人口下降的趨勢，中國總人口數在二○二三年達到顛峰，但勞動年齡人口早在二○一四年就開始萎縮。此一發展為中國與全世界帶來一系列深具顛覆性的新挑戰。中國自己的人口命運的時刻正在加速到來。隨著收支調整以適應不斷縮小的所得稅基，醫療、養老與退休收入的支出正跟軍事支出爭奪公共資源，此一現象造成國家預算壓力。此外還有「人口如何影響中國推動全球經濟成長的能力」（一如過去的四分之一個世紀），以及「北京超越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的歷史雄心」，無論在中國或世界各地，長期以來都被視為北京未來奪取全球地緣政治領導地位的堡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