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毛澤東陷阱：極權復辟的宿命
歷史不會重演，但它總在押韻。
一九七六年，毛澤東在中南海逝世。他留下的，不只是中國的社會主義遺產，還有一個深植人心的領袖崇拜文化。在他身後，中國經歷了鄧小平的制度修正，嘗試以集體領導和經濟改革來抵消強人政治的風險。然而四十年後，一位新的領袖，習近平，重新拾起了「領袖神格化」的劇本，只是換了一種更現代、更隱晦的方式。歷史或許不會精確重演，但當權力再次集中於一人之手時，熟悉的宿命便悄然來臨。
二○○九年，重慶，一場名為「唱紅打黑」的運動悄然升溫。薄熙來，一位有著太子黨背景的高層幹部，將老一代革命話語重新包裝，以大規模紅歌比賽、公共場合集體唱紅歌、街頭民眾誦毛語錄等活動，試圖在地方重塑集體主義精神與政治忠誠。
表面上，這是一場打擊黑惡勢力、弘揚社會正能量的運動。但在更深層次上，薄熙來透過操控輿論、動員群眾、集中權力，將自己打造為一位具有群眾基礎的新時代領袖。紅歌聲中，不僅是對毛澤東時代的懷舊，更是對個人崇拜與群體動員的復活。
重慶「打黑」行動規模驚人，大量富商與地方官員被快速審判甚至秘密處決。正常的司法程序被民粹激情取代，法律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在「打黑英雄」與「人民公僕」的光環下，薄熙來的聲勢一度席捲全國，引起高層的警覺與民間的熱議。
對習近平而言，這場「唱紅打黑」運動是一個鮮明的警告：文革式的動員與極權手段依然有強大的社會吸引力，若無法有效掌控意識形態與權力架構，即使身在體制最高層，也隨時可能被新一輪群眾運動顛覆。
最終，薄熙來因為王立軍事件被拉下馬，其背後籌劃的權力布局隨之瓦解。但這場運動留下的深遠影響卻未曾真正消散。它證明了，在中國政治體系內部，極權復辟的衝 動從未消失，只要時機成熟，便可能再度湧現。
從薄熙來的興衰，到習近平後來全面收緊意識形態控制，中國進入了一個「後改 革、前文革」的模糊地帶。習近平如何在歷史與現實的夾縫中，一步步走向個人極權復辟的路線—這條路，正是中國難以逃脫的毛澤東陷阱。
習近平的集權，不是偶然成形，而是一場精心設計、步步推進的權力締造工程。他的操作，不是簡單的強勢領導，而是一場精算過的政治接管計畫。
第一步，打貪反腐作為切口。表面上高舉反腐正義，實則直指黨內舊勢力與潛在對手。「打虎」與「拍蠅」的浪潮中，既清除了政治障礙，也讓黨內大老們集體噤聲。反腐，不僅是廉政運動，更是權力重組的外科手術。
第二步，以「核心定位」進行忠誠測試。誰擁護「習核心」，誰疑慮、誰陽奉陰違，一一暴露無遺。這不是尋求共識，而是強制表態，通過核心定位，篩選敵友，鞏固隊伍。
第三步，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冠名，植入黨章與憲法。過去領導人多以政策為名流傳，習近平則將自己的名字，硬生生鑲嵌進制度文本。入黨章、入憲法，不僅是象徵性榮耀，而是制度性壟斷，更一口氣超越不敢冠名的江澤民、胡錦濤，把變更權力結構的門徑徹底封死。
第四步，歷史決議文再造個人神話。透過第三份歷史決議，習近平將自身地位與毛澤東、鄧小平並列，重塑黨史敘事，使過去領袖成為鋪墊，自己成為「歷史必然」。
第五步，確立「兩個確立」、推動「兩個維護」。「確立習近平同志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確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地位」。這一對政治公式，不僅塑造了權威，也封閉了異議。「兩個維護」成為新時代的政治忠誠試金石，將黨國意志與個人意志高度綁定。
最終，「定於一尊」正式完成。制度、敘事、組織、輿論，全面整編為個人權力的延伸。中共體制不再是集體領導的修正機器，而成為單一意志的傳聲筒。
這不是歷史的自然演變，而是一場計算精密、動作連貫的權力築城。每一個步驟，看似政策調整，實則權力封頂；每一次操作，看似制度建設，實則個人加冕。
在這個過程中，反腐不是為了清廉，歷史決議不是為了反思，憲法修改不是為了國家現代化。一切，只是為了讓一個名字與一種意志，凌駕於一切之上。從打貪到定於一 尊，習近平用政治精算，完成了中國新時代的「皇權
歷史不會重演，但它總在押韻。
一九七六年，毛澤東在中南海逝世。他留下的，不只是中國的社會主義遺產，還有一個深植人心的領袖崇拜文化。在他身後，中國經歷了鄧小平的制度修正，嘗試以集體領導和經濟改革來抵消強人政治的風險。然而四十年後，一位新的領袖，習近平，重新拾起了「領袖神格化」的劇本，只是換了一種更現代、更隱晦的方式。歷史或許不會精確重演，但當權力再次集中於一人之手時，熟悉的宿命便悄然來臨。
二○○九年，重慶，一場名為「唱紅打黑」的運動悄然升溫。薄熙來，一位有著太子黨背景的高層幹部，將老一代革命話語重新包裝，以大規模紅歌比賽、公共場合集體唱紅歌、街頭民眾誦毛語錄等活動，試圖在地方重塑集體主義精神與政治忠誠。
表面上，這是一場打擊黑惡勢力、弘揚社會正能量的運動。但在更深層次上，薄熙來透過操控輿論、動員群眾、集中權力，將自己打造為一位具有群眾基礎的新時代領袖。紅歌聲中，不僅是對毛澤東時代的懷舊，更是對個人崇拜與群體動員的復活。
重慶「打黑」行動規模驚人，大量富商與地方官員被快速審判甚至秘密處決。正常的司法程序被民粹激情取代，法律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在「打黑英雄」與「人民公僕」的光環下，薄熙來的聲勢一度席捲全國，引起高層的警覺與民間的熱議。
對習近平而言，這場「唱紅打黑」運動是一個鮮明的警告：文革式的動員與極權手段依然有強大的社會吸引力，若無法有效掌控意識形態與權力架構，即使身在體制最高層，也隨時可能被新一輪群眾運動顛覆。
最終，薄熙來因為王立軍事件被拉下馬，其背後籌劃的權力布局隨之瓦解。但這場運動留下的深遠影響卻未曾真正消散。它證明了，在中國政治體系內部，極權復辟的衝 動從未消失，只要時機成熟，便可能再度湧現。
從薄熙來的興衰，到習近平後來全面收緊意識形態控制，中國進入了一個「後改 革、前文革」的模糊地帶。習近平如何在歷史與現實的夾縫中，一步步走向個人極權復辟的路線—這條路，正是中國難以逃脫的毛澤東陷阱。
習近平的集權，不是偶然成形，而是一場精心設計、步步推進的權力締造工程。他的操作，不是簡單的強勢領導，而是一場精算過的政治接管計畫。
第一步，打貪反腐作為切口。表面上高舉反腐正義，實則直指黨內舊勢力與潛在對手。「打虎」與「拍蠅」的浪潮中，既清除了政治障礙，也讓黨內大老們集體噤聲。反腐，不僅是廉政運動，更是權力重組的外科手術。
第二步，以「核心定位」進行忠誠測試。誰擁護「習核心」，誰疑慮、誰陽奉陰違，一一暴露無遺。這不是尋求共識，而是強制表態，通過核心定位，篩選敵友，鞏固隊伍。
第三步，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冠名，植入黨章與憲法。過去領導人多以政策為名流傳，習近平則將自己的名字，硬生生鑲嵌進制度文本。入黨章、入憲法，不僅是象徵性榮耀，而是制度性壟斷，更一口氣超越不敢冠名的江澤民、胡錦濤，把變更權力結構的門徑徹底封死。
第四步，歷史決議文再造個人神話。透過第三份歷史決議，習近平將自身地位與毛澤東、鄧小平並列，重塑黨史敘事，使過去領袖成為鋪墊，自己成為「歷史必然」。
第五步，確立「兩個確立」、推動「兩個維護」。「確立習近平同志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確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地位」。這一對政治公式，不僅塑造了權威，也封閉了異議。「兩個維護」成為新時代的政治忠誠試金石，將黨國意志與個人意志高度綁定。
最終，「定於一尊」正式完成。制度、敘事、組織、輿論，全面整編為個人權力的延伸。中共體制不再是集體領導的修正機器，而成為單一意志的傳聲筒。
這不是歷史的自然演變，而是一場計算精密、動作連貫的權力築城。每一個步驟，看似政策調整，實則權力封頂；每一次操作，看似制度建設，實則個人加冕。
在這個過程中，反腐不是為了清廉，歷史決議不是為了反思，憲法修改不是為了國家現代化。一切，只是為了讓一個名字與一種意志，凌駕於一切之上。從打貪到定於一 尊，習近平用政治精算，完成了中國新時代的「皇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