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中文版序】
台灣中文版序 ◎舛友雄大
我向來鍾情於海。它能撫平心緒，喚起對彼岸的好奇，更是連接世界的紐帶。從山坡上的房間眺望海濱，那景象再熟悉不過。我成長於日本九州一個面向中國的港口城市。童年時，年長親戚曾告訴我，過往曾有衣衫襤褸的中國人成群地乘船偷渡到日本。曾經，我也如同許多至今仍對中國人抱持偏見的日本人一樣，懷著像是「中國人就是見錢眼開」等刻板印象。
轉折點出現在大學時期。二○○六年，我以交換生身分前往加拿大留學，結識了我的第一位中國朋友，他的性格格外地親切。以此為契機，接下來我走訪了北京奧運前夕的中國。當時的我發現中國鄉村裡貧困問題依然存在，這讓我親身意識到，大眾媒體描繪出的常見中國形象，往往只是眾多故事中的一隅。
自小我便是新聞愛好者，每天都會從頭到尾、一字不漏地讀完報紙，還會錄下電視晚間新聞。隨著我對中國的興趣不斷增長，進入中國媒體工作自然而然成為我的志向。在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攻讀碩士期間，我主修中國政治與經濟，扎實的學術訓練讓我得以在二○一○年，也就是日中經濟規模逆轉的那一年，進入中國媒體《財新》國際新聞部工作。《財新》以挑戰官方敘事的調查報導聞名，這段經歷不僅鍛煉我的中文寫作能力，也讓我能夠從中國內部研析這個大國的真實運作情形。那時候的中國，事物確實日新月異地變化，整體而言似乎正朝好的方向發展。
在北京工作四年後，由於渴望改變觀察視角，於是我在二○一四年前往充滿活力的東南亞，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擔任研究員。穿梭在東協（ASEAN）十國當中，我親眼見證中國的經濟和政治影響力迅速擴大，無論是主導當地的巨型土地開發計劃，還是出口至各國的高鐵建設。這些外部觀察的經驗，後來都在我剖析中國新移民現象時發揮作用。
我首次留意到在日中國人社群，是在二○一八年。定居東京後，我逐漸將目光投向坐落在埼玉縣南部的「新西川口唐人街」，並頻繁前往採訪。在名為」芝園團地「的巨大住宅社區中，中國居民比例已達約百分之五十。有些家庭是從原本新華僑聚居的高田馬場和池袋遷來，也有如科技業工程師等新一代中國移民直接流入。一家又一家「道地中餐館」在周邊街區湧現。在我目睹日中居民藉著自治會等組織的力量，努力想化解同住一地所引發的摩擦衝突，我也深切感受到日本政府在移民政策上的缺席。如今回想，那或許可說是揭開《潤日》序章的起點。
接著在二○二二年十一月新冠疫情之下，數百名在日中國人因「白紙運動」聚集在JR新宿站南口，我察覺到某種新變化正在發生。當晚活動結束，我與《東洋經濟》編輯西村豪太先生移動到附近的台灣餐館聚會，西村先生提出「今後在中國境外的中國人，將會是理解中國的重要資訊來源」的觀點。我深以為然，並開始追蹤在日中國人社群。
不久之後，」分散各處的點」，逐步綿延成」線」。我發現，確實已有先前在北京相識的中國媒體同行遷居到了東京，也不時聽到有關中國人入住豪華超高樓大廈的消息。以中國為主題的中文研討會日益活躍，我受邀主持《不明白播客》聽眾東京見面會時，東京大學教室內擠滿了華人觀眾。不僅如此，與中國頗有淵源的書店陸續成立；甚至連教育領域也傳出類似消息，中國家長不惜重金投資孩子參加日本的中學入學考試。
這本書正式的寫作計畫始於二○二三年年底。我愈發希望系統性地整理，並且呈現這一波中國新移民群體的背景，除了掌握這群人的多樣性，同時也試圖勾勒出全貌。
我一邊盯著電腦螢幕寫作，一邊多次前往地方城市補充實地調查。當時，一位負責對華事務的日本外交官對我說過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話：「這個群體往後的規模，或許足以在參議院選舉中推舉出屬於自己的議員，日本將如何應對，是國會該開始討論的問題。」當時關於在日中國人的議題在日本尚屬邊緣，如今回想，那番話無疑是深具前瞻性的洞察。
本書採取非虛構寫作。當初出版社評估這本書「不會暢銷」，因為在日本，凡涉及中國的主題，若不是帶著陰鬱、恐懼的疑中或恐中色彩，不然往往過於政治化，或是因學術性質而較艱澀難懂。因此我認為本書極有可能成為「異類」般獨樹一幟的存在。
然而，不知是幸或不幸，當今年（二○二五年）一月，日文版問世之際，相關議題的「線」與「線」交叉浮現，逐步細密地織構起「立體」的網。有關在日中國人相關報導洶湧而至，東京人開始議論紛紛中國人居住在豪華超高樓大廈，熱衷教育的中國人群體正在擴大。包括《週刊文春》以聳動標題寫道「東京大學有百分之十二以上的學生是中國人」；日本政府為中國富裕階層推出十年期多次往返觀光簽證的新方針，遭到大批反對聲浪；《日本經濟新聞》報導大量中國學生進入日本的藝術大學就讀，而後取得永住權的現象；NHK節目聚焦在中國人藉由設立民宿，獲取「經營、管理簽證」的案例；外國駕照轉換的便利性引發輿論批評，快速促成了制度修訂；此外，東京的中國人房東大幅漲租事件也廣受關注。
正如讀者所知，這些連鎖反應導致參議院的移民相關政策受到矚目，喊出「日本人優先」口號的日本參政黨成為輿論風暴的中心。人們開始注意到，日本是否也正在重演世界各國極右翼政治崛起，迎向諸如「讓美國再度偉大」（MAGA）、英國改革黨（Reform UK）、法國國家陣線（RN）以及德國另類選擇黨（AfD）的時刻。最近，明確表示「反移民」且呼籲《間諜防止法》立法的高市早苗當選自民黨黨魁。而目前，本書內文提及、被稱為『門票錢』的「經營、管理簽證」，其資金門檻也已從五百萬日圓提高到三千萬日圓。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開始著手於限制豪華超高樓大廈的投資。
根據今年六月底日本政府統計，居住在日本的中國人首度突破九十萬人大關，預測在二○二六年有機會超越一百萬人。日本社會對中國人的觀感日趨嚴苛，不過尚未演變成如美國那樣公開仇恨的地步。展望未來，日本需要基於統計資料，從長期和戰略視角冷靜討論「接納移民」的議題。我在最新採訪中了解到，其實在包括房地產、金融與零售業等多項產業中，日本大企業正將「潤進來的錢」視為彌補日本人消費疲軟的新需求來源。
從中國人「潤」的角度來看，台灣與日本或許正走上不同的道路。二○一四年立法院爆發太陽花學運之際，我剛好在台北採訪。隨著習近平政權威權化，收緊對香港的控制，台灣社會的警覺隨之提高。此後誕生的蔡英文政權和賴清德政權似乎推行的是「去中國化」。日本社會所發生的情況，或可當作「另一條路徑」。反之，台灣經歷也能成為日本的借鑑。
近年，「潤日」進一步變成全球議題。海外媒體相繼報導，尤其《金融時報》於近期更刊出三頁特稿。我也一家接一家接受各國媒體採訪。在我看來，那些選擇「潤」的中國人，將持續不斷尋找更理想的目的地。「潤」，或許能夠成為理解當代中國的新切入點。
我期待能夠藉由這本書，激揚起具建設性的理性討論，期許這些討論能復返擴展至海洋彼岸，幫助人們更深入認識中國新移民的生態。
二○二五年十月於東京初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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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文試閱】
移居日本的熱潮從何而來
明明中日兩國正為了福島核能處理水而爭執不休，為什麼「反日」的中國人會選擇來到日本呢？這不禁讓人產生疑惑。的確，中國輿論及社會氛圍如此，所以「潤日」除了透露給家人知道以外，不能對外人明言。有位「潤日」男性將日本形容成「臭豆腐」，乍看之下很臭，但吃了之後才知道箇中美味。
詢問「潤日者」為什麼選擇日本，他們最常提到的理由包含物價比其他先進國家來得便宜，氣候宜人之外，其他包括諸如同為漢字文化圈，所以不會說日語也能待在日本生活。
日本之所以成為「潤」的甜蜜點，在於相較歐美各國正逐漸縮小與限制黃金簽證（即投資簽證），日本則反其道而行，放寬相關的長期滯留簽證。
就我過去的採訪經驗而言，從二○一○年代中期開始，在日本也慢慢地出現有關「潤」的徵兆。
二○一四年年底，正當中國政府反貪腐運動如火如荼之際，令計劃這位高官曾接受李友的行賄，後者則擔任從北京大學拆分創辦「方正集團」的執行長。據說李友贈送給這位中箭落馬高官的妻兒的賄賂，包括兩棟價值「三億八千萬美元的京都豪邸」，這在中國引起熱烈討論。
一過完新年，我就前往仍處處殘雪的京都，造訪這處成為新聞熱門話題的傳統日式宅邸。這裡原本是拒收陌生客人的高級旅館，但聽說連前首相森喜朗也曾造訪此地。
除了購買不動產之外，中國人併購日本企業也早已成為稀鬆平常之事。舉例來說，二○一七年，我在東京完成歷時數個月的採訪之後，便得知從中國逃來日本的郭文貴打算併購新生銀行（原本為倒閉的日本長期信用銀行，現為SBI新生銀行）的消息。
我想起同年春天，我曾造訪靜岡縣牧之原市，這裡一眼望去盡是靜謐茶園。走在大馬路上，到處可見宛如時光倒流般、保持懷舊風貌的店鋪，為了振興低迷的地方經濟，同時也與中國「一帶一路」這個廣域經濟戰略互相呼應，二○一五年這個城鎮也高呼「MIJBC」（Made in Japan by China，即中國製造的日本品牌）這樣的口號。
為此，我採訪了戰後首位平民出身的駐中國大使丹羽宇一郎，他預言「中國的生活水準將繼續提升，日本的生產成本若是相對下降，中國也需要日本技術的話，他們就會決定在日本生產，然後將產品帶回中國。接下來的十年，中國會大手筆投資日本」。
隔年，我從東京搭乘京濱東北線，多次前往位於埼玉縣川口市的芝園團地， 因為這裡的中國人比例超過百分之五十以上。當時我採訪了對中華街知之甚詳，任職於立正大學的山下清海教授。他一邊舉出美國的前例，一邊指出中國人有可能會搬到更遠的郊外，或是東京都內的高層住宅。如今這個預言早已成真。中國新移民大手筆「爆買」中央區、港區、江東區豪華超高樓大廈，如今已是眾所周知的事實。
潤日與新華僑有何差異？
大多數以這種管道「潤日」的人，與我們平常想像的在日中國人，也就是在一九八○年代改革開發之後，遠渡重洋來到日本的「新華僑」，在性質上有諸多差異。
新華僑處於追求活下來的生計模式，當時日本與中國的經濟差距十分明顯；反觀「潤日」中國人的特徵卻完全不同，他們最感興趣的是追求生活品質，是為了享受自由富足的生活而來到日本。
二○一○年，日本與中國的經濟規模反轉，對中國新貴階級來說，日本的物價不高，我認識的「潤日」中國人之中，有不少人有能力請我吃一頓我不一定敢消費的大餐。
早期的新華僑通常只將注意力放在中日兩國之間的關係，他們很努力學習日語，拼命地想要融入日本社會，其中有不少是語言學校或專門學校的學生，但也有不少是偷渡或是以外籍勞工身分來到日本，這些人多半來自福建省福清市或是上海市。到了一九九○年代之後，與日本頗有淵源的東北三省，即之前曾為滿州的遼寧省、黑龍江省與吉林省，因為也有許多日語學校，所以來自東北三省的中國人也占有相當高的比例。山下教授的研究指出，二○○七年之際，來自這三省的中國人，在整體華僑的占比為百分之三十四點九。
二○一九年，在大阪提出西成中華街計畫，因此聲名大噪的不動產公司經營者林傳龍就是典型的新華僑。他當時年近花甲，當我前去他位於商店街的事務所拜訪時，他以日語招呼我坐下。
他臉上那副圓圓的眼鏡，流露出一股沉著的感覺。眉間兩條明顯的皺紋，法令紋也非常明顯。一九九七年，出身地位於福州福清市的他，滿腦子想要在建築業工作而來到日本，為此他曾一步一腳印地經營拉麵店與中華料理店，他一直希望商店街的中國在地社群能夠融入日本社會，這完全是典型新華僑抱持的想法。
反觀「潤日」中國人通常放眼於全球，先將全世界的先進國家比較一輪之後，才選上日本。具體而言，一般而言他們都曾住過中國一線大都市，不僅對日本的黃金時代耳熟能詳，這個世代也對日本製產品有著熟識的親近感。
這些人不太在意日語學得好不好，儘管也有可能是因為這些人即將步入中年，要再學習一門第二外語的門檻較高。這群自外於日本社會的中國人，透過WeChat（國際版微信）的群組自成一格且自給自足，其中成員包含了文化人士、企業家、知識分子、工程師以及各行各業的專業人士。
新華僑不太關心政治，或者可以說與中國政府的立場相近，前述提及的林先生在接受我的採訪時，多次強調他不對政治發表任何意見；反觀「潤日」中國人，值得注目的是，這些人對於現今中國政府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不滿。
由於是在經過層層比較之下，他們才決定「潤日」，所以不一定會一直定居於日本。部分「潤日」中國人若發現中國國內的狀況好轉，或是其他國家更具魅力，就有可能會離開日本。
其實從日本移民至新加坡的例子之一，最為人所知的可能就是訂閱者將近六百萬人的YouTuber「老高與小茉」。多位熟知內情的相關人士都跟我說，他們原本住在日本，但因為日本所得稅太高，所以才搬到新加坡居住。
除此之外，新華僑與「潤日」中國人的居住地區也有明顯差異。新華僑社群以池袋一帶特別知名。當新華僑在此地建立家庭後，就搬入西川口這類郊區的大樓公寓；相比之下，「潤日」中國人則與這種趨勢沾不上邊，某部分的潤日者會選擇住在港區或江東區的豪華超高樓大廈，有些則直接在郊外購置別墅，或是在非首都圈的重要都市購入獨棟住宅。
當我再次跟許久不見的山下清海教授見面，提及「潤日」這群人與過去的新華僑有些不同的假說之後，他如此回覆：
「從二○○○年開始，就出現日本的大廈很便宜這種說法。中國人向來想擁有自己的房子，所以只要一有錢，就會選擇更優質的高級大廈吧。」
山下教授也提到，因為中國人只相信熟悉的人或是值得信任的人說的話，也會透過介紹的方式與業者合作，特殊的中國人區域也會漸漸形成。
就在許多日本人尚未察覺的時候，「潤日」社群正因應中國、日本以及世界的潮流而逐漸壯大。
採訪這些全新類型的中國移民，傾聽他們的一字一句，除了深切地感受到他們的特殊點與難以理解之處，我也看到了這些人對於日本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層面，帶來了不容忽視的影響。
( 摘錄自〈第一章 世界級現象的「潤」〉)
台灣中文版序 ◎舛友雄大
我向來鍾情於海。它能撫平心緒，喚起對彼岸的好奇，更是連接世界的紐帶。從山坡上的房間眺望海濱，那景象再熟悉不過。我成長於日本九州一個面向中國的港口城市。童年時，年長親戚曾告訴我，過往曾有衣衫襤褸的中國人成群地乘船偷渡到日本。曾經，我也如同許多至今仍對中國人抱持偏見的日本人一樣，懷著像是「中國人就是見錢眼開」等刻板印象。
轉折點出現在大學時期。二○○六年，我以交換生身分前往加拿大留學，結識了我的第一位中國朋友，他的性格格外地親切。以此為契機，接下來我走訪了北京奧運前夕的中國。當時的我發現中國鄉村裡貧困問題依然存在，這讓我親身意識到，大眾媒體描繪出的常見中國形象，往往只是眾多故事中的一隅。
自小我便是新聞愛好者，每天都會從頭到尾、一字不漏地讀完報紙，還會錄下電視晚間新聞。隨著我對中國的興趣不斷增長，進入中國媒體工作自然而然成為我的志向。在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攻讀碩士期間，我主修中國政治與經濟，扎實的學術訓練讓我得以在二○一○年，也就是日中經濟規模逆轉的那一年，進入中國媒體《財新》國際新聞部工作。《財新》以挑戰官方敘事的調查報導聞名，這段經歷不僅鍛煉我的中文寫作能力，也讓我能夠從中國內部研析這個大國的真實運作情形。那時候的中國，事物確實日新月異地變化，整體而言似乎正朝好的方向發展。
在北京工作四年後，由於渴望改變觀察視角，於是我在二○一四年前往充滿活力的東南亞，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擔任研究員。穿梭在東協（ASEAN）十國當中，我親眼見證中國的經濟和政治影響力迅速擴大，無論是主導當地的巨型土地開發計劃，還是出口至各國的高鐵建設。這些外部觀察的經驗，後來都在我剖析中國新移民現象時發揮作用。
我首次留意到在日中國人社群，是在二○一八年。定居東京後，我逐漸將目光投向坐落在埼玉縣南部的「新西川口唐人街」，並頻繁前往採訪。在名為」芝園團地「的巨大住宅社區中，中國居民比例已達約百分之五十。有些家庭是從原本新華僑聚居的高田馬場和池袋遷來，也有如科技業工程師等新一代中國移民直接流入。一家又一家「道地中餐館」在周邊街區湧現。在我目睹日中居民藉著自治會等組織的力量，努力想化解同住一地所引發的摩擦衝突，我也深切感受到日本政府在移民政策上的缺席。如今回想，那或許可說是揭開《潤日》序章的起點。
接著在二○二二年十一月新冠疫情之下，數百名在日中國人因「白紙運動」聚集在JR新宿站南口，我察覺到某種新變化正在發生。當晚活動結束，我與《東洋經濟》編輯西村豪太先生移動到附近的台灣餐館聚會，西村先生提出「今後在中國境外的中國人，將會是理解中國的重要資訊來源」的觀點。我深以為然，並開始追蹤在日中國人社群。
不久之後，」分散各處的點」，逐步綿延成」線」。我發現，確實已有先前在北京相識的中國媒體同行遷居到了東京，也不時聽到有關中國人入住豪華超高樓大廈的消息。以中國為主題的中文研討會日益活躍，我受邀主持《不明白播客》聽眾東京見面會時，東京大學教室內擠滿了華人觀眾。不僅如此，與中國頗有淵源的書店陸續成立；甚至連教育領域也傳出類似消息，中國家長不惜重金投資孩子參加日本的中學入學考試。
這本書正式的寫作計畫始於二○二三年年底。我愈發希望系統性地整理，並且呈現這一波中國新移民群體的背景，除了掌握這群人的多樣性，同時也試圖勾勒出全貌。
我一邊盯著電腦螢幕寫作，一邊多次前往地方城市補充實地調查。當時，一位負責對華事務的日本外交官對我說過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話：「這個群體往後的規模，或許足以在參議院選舉中推舉出屬於自己的議員，日本將如何應對，是國會該開始討論的問題。」當時關於在日中國人的議題在日本尚屬邊緣，如今回想，那番話無疑是深具前瞻性的洞察。
本書採取非虛構寫作。當初出版社評估這本書「不會暢銷」，因為在日本，凡涉及中國的主題，若不是帶著陰鬱、恐懼的疑中或恐中色彩，不然往往過於政治化，或是因學術性質而較艱澀難懂。因此我認為本書極有可能成為「異類」般獨樹一幟的存在。
然而，不知是幸或不幸，當今年（二○二五年）一月，日文版問世之際，相關議題的「線」與「線」交叉浮現，逐步細密地織構起「立體」的網。有關在日中國人相關報導洶湧而至，東京人開始議論紛紛中國人居住在豪華超高樓大廈，熱衷教育的中國人群體正在擴大。包括《週刊文春》以聳動標題寫道「東京大學有百分之十二以上的學生是中國人」；日本政府為中國富裕階層推出十年期多次往返觀光簽證的新方針，遭到大批反對聲浪；《日本經濟新聞》報導大量中國學生進入日本的藝術大學就讀，而後取得永住權的現象；NHK節目聚焦在中國人藉由設立民宿，獲取「經營、管理簽證」的案例；外國駕照轉換的便利性引發輿論批評，快速促成了制度修訂；此外，東京的中國人房東大幅漲租事件也廣受關注。
正如讀者所知，這些連鎖反應導致參議院的移民相關政策受到矚目，喊出「日本人優先」口號的日本參政黨成為輿論風暴的中心。人們開始注意到，日本是否也正在重演世界各國極右翼政治崛起，迎向諸如「讓美國再度偉大」（MAGA）、英國改革黨（Reform UK）、法國國家陣線（RN）以及德國另類選擇黨（AfD）的時刻。最近，明確表示「反移民」且呼籲《間諜防止法》立法的高市早苗當選自民黨黨魁。而目前，本書內文提及、被稱為『門票錢』的「經營、管理簽證」，其資金門檻也已從五百萬日圓提高到三千萬日圓。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開始著手於限制豪華超高樓大廈的投資。
根據今年六月底日本政府統計，居住在日本的中國人首度突破九十萬人大關，預測在二○二六年有機會超越一百萬人。日本社會對中國人的觀感日趨嚴苛，不過尚未演變成如美國那樣公開仇恨的地步。展望未來，日本需要基於統計資料，從長期和戰略視角冷靜討論「接納移民」的議題。我在最新採訪中了解到，其實在包括房地產、金融與零售業等多項產業中，日本大企業正將「潤進來的錢」視為彌補日本人消費疲軟的新需求來源。
從中國人「潤」的角度來看，台灣與日本或許正走上不同的道路。二○一四年立法院爆發太陽花學運之際，我剛好在台北採訪。隨著習近平政權威權化，收緊對香港的控制，台灣社會的警覺隨之提高。此後誕生的蔡英文政權和賴清德政權似乎推行的是「去中國化」。日本社會所發生的情況，或可當作「另一條路徑」。反之，台灣經歷也能成為日本的借鑑。
近年，「潤日」進一步變成全球議題。海外媒體相繼報導，尤其《金融時報》於近期更刊出三頁特稿。我也一家接一家接受各國媒體採訪。在我看來，那些選擇「潤」的中國人，將持續不斷尋找更理想的目的地。「潤」，或許能夠成為理解當代中國的新切入點。
我期待能夠藉由這本書，激揚起具建設性的理性討論，期許這些討論能復返擴展至海洋彼岸，幫助人們更深入認識中國新移民的生態。
二○二五年十月於東京初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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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文試閱】
移居日本的熱潮從何而來
明明中日兩國正為了福島核能處理水而爭執不休，為什麼「反日」的中國人會選擇來到日本呢？這不禁讓人產生疑惑。的確，中國輿論及社會氛圍如此，所以「潤日」除了透露給家人知道以外，不能對外人明言。有位「潤日」男性將日本形容成「臭豆腐」，乍看之下很臭，但吃了之後才知道箇中美味。
詢問「潤日者」為什麼選擇日本，他們最常提到的理由包含物價比其他先進國家來得便宜，氣候宜人之外，其他包括諸如同為漢字文化圈，所以不會說日語也能待在日本生活。
日本之所以成為「潤」的甜蜜點，在於相較歐美各國正逐漸縮小與限制黃金簽證（即投資簽證），日本則反其道而行，放寬相關的長期滯留簽證。
就我過去的採訪經驗而言，從二○一○年代中期開始，在日本也慢慢地出現有關「潤」的徵兆。
二○一四年年底，正當中國政府反貪腐運動如火如荼之際，令計劃這位高官曾接受李友的行賄，後者則擔任從北京大學拆分創辦「方正集團」的執行長。據說李友贈送給這位中箭落馬高官的妻兒的賄賂，包括兩棟價值「三億八千萬美元的京都豪邸」，這在中國引起熱烈討論。
一過完新年，我就前往仍處處殘雪的京都，造訪這處成為新聞熱門話題的傳統日式宅邸。這裡原本是拒收陌生客人的高級旅館，但聽說連前首相森喜朗也曾造訪此地。
除了購買不動產之外，中國人併購日本企業也早已成為稀鬆平常之事。舉例來說，二○一七年，我在東京完成歷時數個月的採訪之後，便得知從中國逃來日本的郭文貴打算併購新生銀行（原本為倒閉的日本長期信用銀行，現為SBI新生銀行）的消息。
我想起同年春天，我曾造訪靜岡縣牧之原市，這裡一眼望去盡是靜謐茶園。走在大馬路上，到處可見宛如時光倒流般、保持懷舊風貌的店鋪，為了振興低迷的地方經濟，同時也與中國「一帶一路」這個廣域經濟戰略互相呼應，二○一五年這個城鎮也高呼「MIJBC」（Made in Japan by China，即中國製造的日本品牌）這樣的口號。
為此，我採訪了戰後首位平民出身的駐中國大使丹羽宇一郎，他預言「中國的生活水準將繼續提升，日本的生產成本若是相對下降，中國也需要日本技術的話，他們就會決定在日本生產，然後將產品帶回中國。接下來的十年，中國會大手筆投資日本」。
隔年，我從東京搭乘京濱東北線，多次前往位於埼玉縣川口市的芝園團地， 因為這裡的中國人比例超過百分之五十以上。當時我採訪了對中華街知之甚詳，任職於立正大學的山下清海教授。他一邊舉出美國的前例，一邊指出中國人有可能會搬到更遠的郊外，或是東京都內的高層住宅。如今這個預言早已成真。中國新移民大手筆「爆買」中央區、港區、江東區豪華超高樓大廈，如今已是眾所周知的事實。
潤日與新華僑有何差異？
大多數以這種管道「潤日」的人，與我們平常想像的在日中國人，也就是在一九八○年代改革開發之後，遠渡重洋來到日本的「新華僑」，在性質上有諸多差異。
新華僑處於追求活下來的生計模式，當時日本與中國的經濟差距十分明顯；反觀「潤日」中國人的特徵卻完全不同，他們最感興趣的是追求生活品質，是為了享受自由富足的生活而來到日本。
二○一○年，日本與中國的經濟規模反轉，對中國新貴階級來說，日本的物價不高，我認識的「潤日」中國人之中，有不少人有能力請我吃一頓我不一定敢消費的大餐。
早期的新華僑通常只將注意力放在中日兩國之間的關係，他們很努力學習日語，拼命地想要融入日本社會，其中有不少是語言學校或專門學校的學生，但也有不少是偷渡或是以外籍勞工身分來到日本，這些人多半來自福建省福清市或是上海市。到了一九九○年代之後，與日本頗有淵源的東北三省，即之前曾為滿州的遼寧省、黑龍江省與吉林省，因為也有許多日語學校，所以來自東北三省的中國人也占有相當高的比例。山下教授的研究指出，二○○七年之際，來自這三省的中國人，在整體華僑的占比為百分之三十四點九。
二○一九年，在大阪提出西成中華街計畫，因此聲名大噪的不動產公司經營者林傳龍就是典型的新華僑。他當時年近花甲，當我前去他位於商店街的事務所拜訪時，他以日語招呼我坐下。
他臉上那副圓圓的眼鏡，流露出一股沉著的感覺。眉間兩條明顯的皺紋，法令紋也非常明顯。一九九七年，出身地位於福州福清市的他，滿腦子想要在建築業工作而來到日本，為此他曾一步一腳印地經營拉麵店與中華料理店，他一直希望商店街的中國在地社群能夠融入日本社會，這完全是典型新華僑抱持的想法。
反觀「潤日」中國人通常放眼於全球，先將全世界的先進國家比較一輪之後，才選上日本。具體而言，一般而言他們都曾住過中國一線大都市，不僅對日本的黃金時代耳熟能詳，這個世代也對日本製產品有著熟識的親近感。
這些人不太在意日語學得好不好，儘管也有可能是因為這些人即將步入中年，要再學習一門第二外語的門檻較高。這群自外於日本社會的中國人，透過WeChat（國際版微信）的群組自成一格且自給自足，其中成員包含了文化人士、企業家、知識分子、工程師以及各行各業的專業人士。
新華僑不太關心政治，或者可以說與中國政府的立場相近，前述提及的林先生在接受我的採訪時，多次強調他不對政治發表任何意見；反觀「潤日」中國人，值得注目的是，這些人對於現今中國政府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不滿。
由於是在經過層層比較之下，他們才決定「潤日」，所以不一定會一直定居於日本。部分「潤日」中國人若發現中國國內的狀況好轉，或是其他國家更具魅力，就有可能會離開日本。
其實從日本移民至新加坡的例子之一，最為人所知的可能就是訂閱者將近六百萬人的YouTuber「老高與小茉」。多位熟知內情的相關人士都跟我說，他們原本住在日本，但因為日本所得稅太高，所以才搬到新加坡居住。
除此之外，新華僑與「潤日」中國人的居住地區也有明顯差異。新華僑社群以池袋一帶特別知名。當新華僑在此地建立家庭後，就搬入西川口這類郊區的大樓公寓；相比之下，「潤日」中國人則與這種趨勢沾不上邊，某部分的潤日者會選擇住在港區或江東區的豪華超高樓大廈，有些則直接在郊外購置別墅，或是在非首都圈的重要都市購入獨棟住宅。
當我再次跟許久不見的山下清海教授見面，提及「潤日」這群人與過去的新華僑有些不同的假說之後，他如此回覆：
「從二○○○年開始，就出現日本的大廈很便宜這種說法。中國人向來想擁有自己的房子，所以只要一有錢，就會選擇更優質的高級大廈吧。」
山下教授也提到，因為中國人只相信熟悉的人或是值得信任的人說的話，也會透過介紹的方式與業者合作，特殊的中國人區域也會漸漸形成。
就在許多日本人尚未察覺的時候，「潤日」社群正因應中國、日本以及世界的潮流而逐漸壯大。
採訪這些全新類型的中國移民，傾聽他們的一字一句，除了深切地感受到他們的特殊點與難以理解之處，我也看到了這些人對於日本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層面，帶來了不容忽視的影響。
( 摘錄自〈第一章 世界級現象的「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