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本節先從西藏問題、西藏自由運動、臺灣與西藏之間歷史變動的大時代脈絡提出研究背景，再從教師即陌生人、教師即轉化型知識分子、看見西藏受壓迫的痛苦、跨越邊界行動等四個面向敘明研究動機，然後提出我的研究地圖。
壹、研究背景
本論文探究我投入西藏自由運動的故事，考量讀者或許對西藏議題的不熟悉，為使讀者理解故事的背景脈絡，本小節先說明西藏問題及西藏自由運動，再敘明臺灣與西藏的歷史關係演變，以及我與西藏的連結。
一、由西藏問題到西藏自由運動
1950年中共軍隊進入西藏，藏方試圖通過妥協換取有限的自治權力而與中國政府於1951 年 5 月 23 日簽訂《十七條協議》，但由於藏方認為中國政府無意遵守協議，中藏雙方最後爆發衝突，藏人失去家園且死傷無數。1959年達賴喇嘛與近十萬西藏人在戰火下逃離西藏，流亡印度並建立西藏流亡政府。雖然中方的說法是1952年西藏和平解放、1959年平叛及藏區土地改革是解放西藏農奴的過程，但藏方的觀點認為西藏境內的六百多萬藏人在同化政策下成為受壓迫者，班禪喇嘛曾於1962年寫出西藏人民心聲：勿使眾生饑餓、勿使佛教滅亡、勿使我雪域之人滅絕（班禪喇嘛，2012），西藏自由運動者認為藏族自1959年至今仍是被壓迫的民族，這是西藏民族的劫難，十餘萬西藏難民散居世界各地，為西藏民族的生存竭盡全力地奮鬥不懈，想方設法試圖解決西藏問題。
什麼是西藏問題？達賴喇嘛前駐臺代表達瓦才仁的定義是：
所謂西藏問題，就是中國侵占西藏並為消解西藏人的反抗、永久吞併所侵占領土而試圖同化消滅西藏民族的種種行為，以及西藏人抵抗入侵、抗拒中國的佔領、試圖保存和延續西藏民族特性等針對性抗爭之間的衝突。（達瓦才仁，2021：86）
馬戎（2007）以只有一個中華民族的主張逐步淡化56個民族的民族意識，將藏人的抗爭定調為暴力恐怖襲擊事件，其論述呈現西藏問題的根本癥結在於「少數族群與強勢族群之間的支配控制，雙方實力地位差距過大」（季茱莉，2012：17）。汪暉（2008）主張：西藏問題的爭議討論大部分集中於西藏歷史定位，西方國家均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國的自治區之一，民族矛盾是因區域差別和貧富分化而非族群對立，西藏問題是外來勢力、流亡力量與藏區暴動內外呼應。但達瓦才仁（2021：87）主張中國侵略西藏造成西藏問題，在西藏被中國佔領的前二十年中共政府的屠殺與鎮壓致使「一百二十萬西藏人的非正常死亡，六千餘座西藏寺院被摧毀」。由此可見中、藏雙方對西藏問題的認知及主張截然不同，也是西藏問題至今無解的重要因素。
2008年出現的五百多起境內藏人抗議活動遭到中共軍警暴力鎮壓，2009年西藏僧侶札白在阿壩自焚抗議，中共軍警向燃燒的札白開槍，其後藏人自焚抗議活動持續不斷（雪域智庫，2012），累計至2021年1月10日有155位境內藏人自焚（唯色，2019），阿壩格爾登仁波切指出三代藏人的心理傷痕以及自焚藏人讓達賴喇嘛返回西藏、西藏人民需要自由、西藏需要宗教信仰自由的最後呼聲，境內藏人以自焚來抗議籠罩藏地的黑暗（唯色，2013），一系列西藏問題，正是西藏民族的血淚史，也是西藏民族在中共政府極權統治下，求取不被滅教絕根的生命抗爭。
雖然聯合國大會分別於1959、1961、1965年通過1353（XIV）號、1723（XVI）號、2079（XX）號三項決議案，重申在維護法律秩序的基礎上，為了促進世界和平必須要尊重聯合國憲章和人權宣言的原則，並呼籲尊重藏族人民的基本人權及其獨特的宗教和文化權利，停止一切剝奪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權和自由的行為，且對繼續違反西藏人民基本人權和自由的行為予以譴責（達瓦才仁譯，2011）。但是頓珠多傑（2016）的研究指出自2008年西藏境內大規模抗議後中共政府對西藏青少年強制推行民族同化政策，即使是學校教育也是為消滅西藏語言文字服務，Tsering則指出（2017）對西藏的寺院進行更加嚴格的管控，對人民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實施雙向混居政策、將漢族遷居到藏區、學校課程規劃強化中文、重新安置藏族牧民、增加採礦及剝奪藏族權力的中央經濟計劃等措施，激起藏族的挫敗感。而國際特赦組織（2017）的調查仍指出中共政府的治藏政策使藏人在宗教、表達、和平結社及集會等自由的權利受到壓迫，Freedom House（2022）則指出西藏在政治權利被評為負2分，自由度有一分，持續被歸為最不自由地區。
我認同藏人精神領袖達賴喇嘛以和平非暴力解決西藏問題的堅持，他始終以中間道路領導藏人爭取國際社會及中國知識分子的聲援。中國宣稱沒有西藏問題、只有達賴喇嘛問題，達賴喇嘛指出「這是百分之百的謊言」（達賴喇嘛，2011a：4）。自2011年達賴喇嘛將政治權力完全移交給民選司政洛桑森格後，西藏民族由政教合一轉型為政教分離。洛桑森格主政十年期間延續達賴喇嘛堅持的中間道路為領導主軸，持續謀求與中國和談的機會以解決西藏問題。洛桑森格在擔任司政前所做的研究所指：流亡藏人希望有一天所建立民主制度，可以在自由西藏的土壤中紮根，並能蓬勃發展(Sangay, 2003)。在結束兩屆司政任期的告別演講中，洛桑森格（2021）以「我生是自由戰士，死也是自由戰士，西藏必勝」表達自己為西藏自由事業奮鬥的強大決心。由此可以看出藏人對解決西藏問題的動能及西藏重獲自由的渴望。但西藏問題至今已逾一甲子，仍懸而未決。
雖然西藏問題仍未獲解決，西藏人民依然不言放棄。世界上一些國家、組織、個人基於爭取西藏自由、追求人類正義、挑戰中國占領西藏、維護西藏民族基本人權、持西藏民族自決、推進西藏人權與獨立、延續西藏民族命脈等不同目的，而選擇參與推動西藏自由運動。例如2020年12月23日美國國會通過《西藏政策及支援法案》，特別聲明允許美國對涉及干涉下一任達賴喇嘛決定權的中共官員施加經濟和簽證制裁、承認藏人行政中央是全球流亡藏人的合法代表等（美國會通過，2020），這是美國以國家的力量支持西藏自由運動的實例。德國足協在中國足球賽因觀眾席出現西藏雪山獅子旗而離場拒賽的風波中，表明在德國體育場觀賽的人們享有自由表達觀點的權利（洪沙，2017），這是德國足協以組織的力量支持西藏自由運動的實例。由西藏問題攻佔世界新聞媒體的內容，也可看見全球公民社會對西藏民族的關懷與對西藏自由運動的支持。西藏自由運動者選擇與流亡藏人在一起，聲援西藏及境內藏人，致力於解決西藏問題、還西藏自由，這也說明西藏問題的確有外國勢力、流亡藏人與境內藏人的協力共撐。
與境內六百多萬藏人相較，流亡藏人數量不多。自1959年至今，跨越一甲子的三代流亡藏人為延續西藏民族存亡而在世界各地奔走奮鬥，是推動西藏自由運動的主角。自1959年約十萬藏人隨達賴喇嘛自西藏逃離至印度，根據藏人行政中央1998年、2009年、2019年的人口普查結果及流亡藏人分佈各國人口數長條圖（西藏選舉，2020）等資料，製成流亡藏人分佈各國人口數統計數量及比例統計表（如表1-1）。此表顯示，2019年住在印度的流亡藏人有66,731人，占當年度流亡藏人總人口數139,809人的47.7％，而1998年住在印度的流亡藏人有79,278人，占當年度流亡藏人總人口數105,239人的75.3％，人數銳減。
印度的流亡藏人減少的原因是歐美等國對西藏難民的庇護，使得流亡藏人有機會志願移民至歐美等國。2019年歐美等國的流亡藏人有62,477人，占當年度流亡藏人總人口數的44.7％，與在印度的流亡藏人比例相近；而1998年四分之三的流亡藏人居住在印度，歐美等國的流亡藏人有12,153人，只占當年度流亡藏人總人口數的11.5％。由於移民歐美等國的流亡藏人大增，隨著流亡藏人的流動，西藏自由運動的核心據點也由以印度為主擴增歐美等其他國家。
各國的流亡藏人以藏人行政中央的駐外代表處為核心，與當地的國家、組織、個人合作推動西藏自由運動。依據藏人行政中央外交新聞部統計的駐外代表處及各國援藏團體數量一覽表（附錄一），至2020年底藏人行政中央在世界各國共有13個駐外代表處及200個援藏組織。這13個駐外代表處與200個援藏組織串聯當地流亡藏人與援藏人士支持西藏，隨著移民各國的流亡藏人的增加，西藏自由運動愈顯蓬勃發展。著名的西藏自由運動的援藏組織有：位在英國致力於挑戰中國占領西藏及藏人自由權的自由西藏（Free Tibet）、總部設在美國致力於維護西藏民族基本人權及支持西藏民族自決的國際聲援西藏自由運動（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總部位在美國以推進西藏人權與獨立為旨的自由西藏學生運動（Students for a Free Tibet，簡稱SFT）。
臺灣在政治上支持西藏的民間組織則有台灣圖博之友會、台灣自由圖博學聯、台灣漢藏友好協會、西藏台灣人權連線等四個援藏組織。我是台灣漢藏友好協會會員，但未介入實際組織工作。對我而言，是以個人身分從事西藏自由運動，基於達賴喇嘛所倡議的人類一體性與全球責任感，我希望讓達賴喇嘛與流亡藏人在保有宗教信仰與民族存續的前提下回到西藏家鄉，還西藏自由，使世界共好。
二、臺藏歷史關係演變及支持西藏的多元活動
1949年中國國民黨政府退守臺灣但仍主張擁有西藏的主權，1959年達賴喇嘛自西藏出走至印度成立西藏流亡政府，西藏流亡政府與臺灣國民黨政府互不往來，直到1997年臺灣首任民選總統李登輝促成達賴喇嘛訪臺，雙方政府才有交集。1998年西藏流亡政府在臺北成立駐臺灣代表處，以財團法人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的名義在臺灣註冊，才與臺灣中華民國政府開始交流（達瓦才仁，2020）。達賴喇嘛於2001年臺灣陳水扁總統任內再訪臺灣，2003年在民進黨政府支持下成立臺灣西藏交流基金會，致力於推動臺灣與流亡西藏的社會文化交流。臺灣民間各宗教、政治、文化等社群也以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為核心來舉辦不同型態的活動。
雖然在達賴喇嘛訪臺之前就有西藏僧侶在臺灣設立佛學中心，更早還有章嘉活佛等隨國民黨遷臺的藏人喇嘛，但流亡西藏和臺灣之間以宗教為主軸的交流是在達賴喇嘛訪臺後日趨興盛，流亡到印度的藏傳佛教各教派才紛紛在臺灣成立弘法中心。例如我的師父洛桑屯越格西是第一代流亡藏僧，1999年被達賴喇嘛指派為色拉傑寺住持，應邀來臺講授佛法發現許多佛教徒求法心切，而色拉傑寺專門培養博通佛學義理的僧侶，故於2004年在臺灣創辦第一個代表藏傳佛教寺院的公家道場臺灣色拉傑佛學會，常設佛法課程及舉辦法會以度眾利生。臺灣各藏傳佛教佛學會自2008年起每年聯合向達賴喇嘛請法，為宏傳藏傳佛教於2011年成立國際藏傳法脈總會後，臺灣與流亡西藏的宗教交流更見頻繁。自2003年協助寺院籌辦佛學會至今，我親見流亡藏僧在臺灣大力弘揚佛法的這段歷史。
中方所指的2008年西藏騷亂，即藏方所稱五百多起境內藏人抗議中共政府暴政的活動遭到中共軍警暴力鎮壓，此一事件引發國際關注，臺灣官方與民間也紛紛聲援西藏。至2009年達賴喇嘛為撫慰八八水災災民於臺灣馬英九總統任內三訪臺灣，更帶動臺灣官民對流亡西藏的支持。例如2012年立法委員蕭美琴邀請藏人行政中央外交與新聞部長德吉曲央到立法院演講並宣布在立法院成立支持西藏小組，長期支持西藏自由的林昶佐於2016年當選立法委員後成立臺灣立法院國會西藏小組，由林穎孟議員於2019年在臺北市議會發起臺北市議會西藏連線，2020年臺灣國會西藏連線成立，臺灣官方組織的支持增加流亡西藏在臺灣的能見度，也使臺灣在支持西藏的國際間提高能見度。而援助西藏的非政府組織也紛紛成立，例如2009年成立臺灣自由圖博學聯、2011年成立臺灣漢藏友好協會、2017年成立西藏臺灣人權連線等。上述民間援藏團體和2006年成立的臺灣圖博之友會都屬於政治社群，或聲援西藏人民的基本權利、反對西藏境內的人權被剝奪，或致力推動漢藏民族友好、實現西藏真正的自治，分別在臺灣的年輕人世代、人權圈、學術界發揮影響力。
臺灣是〈支持西藏藍皮書〉會員最多的國家，民間各界為了推動西藏自由運動舉辦各式活動，這些聲援西藏的政治活動在宣揚理念的同時，也帶有教育意涵。支持西藏在臺灣各式豐富而多元的活動中，最為人熟悉的是每年由在臺流亡藏人與非政府組織合辦的310支持西藏抗暴大遊行，2009年時任民進黨黨主席蔡英文總統也率眾參加。遊行中各路講者站上宣傳車進行宣講，為參與者及旁觀者進行街頭教育。遊行後會在臺北自由廣場舉辦西藏抗暴燭光祈福晚會，也有各界聲援短講，訴說西藏被剝奪的人權及民族遭受壓迫的痛苦。聲援西藏的活動中，最熱情洋溢的是由臺灣青年於2009年組成臺灣自由圖博學聯的創意行動：為圖博自由而跑、西藏青年營、雪域迴聲‧SFT-Taiwan系列座談、49殤逝、背著西藏國旗參加臺灣太魯閣馬拉松比賽、夜行、參訪等。以49殤逝為例，在雨中的臺北街頭組織49人的單車隊伍繞行，持六字大明咒向自焚藏人致敬、宣揚自焚勇士的信念、大聲疾呼支持西藏。臺灣自由圖博學聯也曾與長年在美國以行走宣揚西藏獨立的理念的Jigme Norbu合作，2010年底在臺灣為西藏而走，13天407公里的路程從臺北走到高雄，沿路對路人介紹受壓迫的西藏。而最有毅力的是2017年成立的西藏台灣人權連線，每月定期於西藏人的Lhakar日舉辦為西藏而騎、支持西藏演講及座談等活動至今。
以藝文活動為例，閃靈樂團於2009年在臺北鬧區開唱Free Tibet西藏自由音樂會，以及由甘丹東頂顯密佛學研修協會自2009年起每年為達賴喇嘛祝壽而辦的淨韻三千和平音樂會，後者還發揮西藏佛教利益他人的精神，聚集各界善款捐贈救護車給臺灣消防局以救護危病。其他還有出版書籍與雜誌、舉辦西藏問題研討會等文化學術活動，也有為境內藏人及天災舉辦的祈福、追思、點燈、誦經法會等宗教活動。推動西藏自由運動的不同社群關注面向不同，舉辦的活動也不同，都以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以下簡稱基金會）為軸心來發展支持西藏的多元活動。
基於上述脈絡背景，因西藏問題的產生及臺灣社會對西藏的聲援，我才會在臺灣投入以基金會為軸心的西藏自由運動。我在西藏書籍與雜誌的編輯與出版、網路西藏節目倡議中，教育讀者與聽眾，也在其間得到學習與成長。
貳、研究動機
一、陌生人觀點使我覺察反思，追尋成為想要的自己
我是臺灣教育體制內的國中數學老師，每天我在一個叫作學校的地方奮鬥著，每天我拖著辛苦的身軀回到一個叫做家的地方。正如Schwab形容的「每天發生數以百計的瞬間抉擇」（引自甄曉蘭，2004：204），我的老師生活並不輕鬆。偶爾我會問自己是否辜負了老師這個身分，常常習焉不察，被公立學校教育體制要求教師順從的框架限制，兼任行政工作在執行上級行政命令時甚或在不知不覺中壓迫老師、成為箝制老師的幫兇。2015年回到臺灣師大課程與教學博士班進修，受到學術薰陶，尤其被多元文化教育揭露再製與壓迫、使師生解放增能的精神影響，我開始提醒自己別被忙碌綁架，要做到敏覺、反思、批判與實踐。
初入博班學習，沉浸在學術思辨的我在自我敏覺中看見了當時的自己，我是那個想要開啟學生學習的樞紐、伸出千手千眼應接繁重教務工作的都會區國中教務主任；也看見了過去的自己，是一個關心弱勢卻在升學壓力中常常只用直接講述教數學的老師。同時我也看見臺灣一所又一所的國中被坊間既有成卷環伺的校園裡，有著許多與我一樣被諸多規定命令、升學壓力所限制的同路人。那段冷眼觀看自己的日子，我經常思索：我是誰？我是體制內的老師真的有做到教人成人嗎？學生需要怎樣的學習？學校如何才能真正達到教育的責任？答案在哪裡？怎樣才能跨越邊界尋找更多可能？可是當時的我看不見未來，只能在苟延殘喘中動彈不得，直到討論Maxine Greene課程與覺醒的那堂課才找到改變的契機。當時陌生人的觀點衝擊著我，為甚麼不能改變、為甚麼不能換一種思考途徑緊接而來，使我在自我逼迫中節節敗退。
對陌生人觀點的認同，使從我頹喪鬱悶中抽身反思，進行教育哲學思維：把人的本質放在教育的土壤讓學生自由開展，人類的心智是自由的，改變思維可以讓心智思想自由。在極權國家也能做到個體解放，以社會良心跨界成立社會改革社群，總有一天結構性的箝制會慢慢地改變、會翻轉過來。哲學思維至此，腦海浮現起拉薩街頭舉起燒傷右手藏僧江巴旦增、西藏大學學生示威遊行以及自焚藏人的影像，兩相對照，才突然覺察悟出：我是自由民主國家的老師，我有自由開展的空間，我可以在臺灣追尋成為我想要的自己。剎時在疲倦中彷彿呼吸到芬多精，突破混頓與設限之後可以自由開展，我一定還可能做些甚麼以成為我想要的自己。
從自我敏覺與哲學思維開始，我以覺察反思讓自己能看見昔未所見，不侷限於既定框架。回看過去，當我同意碩士論文〈流亡西藏宗教與文化傳承教育之研究－以西藏兒童村為例〉出版時，想的是：誰會看學術論文、應該要改寫成一般讀者能理解的文章，正是以學生為中心的教材轉化。當我穿針引線讓互不跨界的文化、宗教與政治三類支持西藏的社群互相認識，正是開闊學習者視野與跨域專家一同學習成長。在臺灣教育現場與西藏自由運動場域持續奮鬥的我，就是Greene論述著的那個人，是那個知道自己還有更多可能性的人。對我而言，教師的自由實踐立基於公平正義的和平世界，我相信核心價值，並對真正相信之事採取行動，努力追尋成為想要的自己。
二、覺察教師即轉化型知識分子，萌生跨越學校付諸行動的想法
帶著陌生人觀點重返學校教育的場域，我從自己做起進行教師轉化並盡量擴及我在學校的影響力；我也把學術滋養後的目光焦距調向學校教育之外，把學校教育的經驗延伸到西藏自由運動的場域，持續以陌生人觀點跨界轉化。在自我追尋的過程中，我看見在學生們積極參與並組織社會運動，部分臺灣學生已是社會運動的主角，2014年太陽花反服貿運動學生還獲得各界的資源與鼓勵。當學生已經跨越學校邊界，我認為教師無法自外於社會，而教師的身教比言教更能教育學生，我尋找教師該如何不自外於社會的答案。我在學術裡看見Giroux(1988)提出的「教師作為轉化型知識分子」概念，具有社會轉化使命的教師有推動社會改革的實踐踐履精神，可以跨越學校邊界與有志之士合作。我認同Giroux的見解，教師的角色是穿梭在政治學和教育學之間的轉化型知識分子，能夠改變學校與社會，建立更具公義的和平世界(Hung, 2018)。成為轉化型知識分子，是教師不自外於社會的答案。
教師的角色是轉化社會結構的知識分子，其轉化社會的動能在實踐的行動力（黃嘉雄，2000），但是臺灣中小學教育場域缺乏教師作為轉化型知識分子的實踐性研究，有待更多研究者投入（林昱貞，2002）。檢視近二十年中小學教師作為轉化型知識分子的實踐性研究，篇數雖已有增加，但多以學校為實踐場域，例如張盈堃（2000）探究幾位教師將教室當作自己抗拒與轉化的戰場並以多元的策略議題融入教學的教育實踐，陳源湖（2006）從批判教育學觀點及教師轉化來探究成人識字教師的教學認知與實踐，關注的是使教育更社會化的議題。
而教師跨越學校邊界使社會更教育化的研究則多以新住民、社區、地方為實踐場域，關注文化、環境等議題。例如賴誠斌、丁興祥（2005）探究社區大學教師在寫作課堂的實踐經驗，研究發現寫作可引導學員回溯生命經驗、增進自我理解且有助於為弱勢發聲與族群認同。我認為教師至社大引導學員發聲及認同是轉化型知識分子扶助弱勢的作為，與社區結合，屬於文化議題。又如李根政（2020）以小學教師角色社會及生態環境運動十年後，辭去教職成為專職的運動者，其研究及後台故事鼓舞教師燃起推動社會轉化、堅持理想的熱情，是臺灣教師作為轉化型知識分子的典範實例，屬於環境議題。
三、看見西藏受壓迫的痛苦，投入西藏自由運動成為西藏的守望者
在教書生涯之初我初任導師班的學生在青春正好時意外死亡，令我感到痛苦，面對生死問題使我在數學教學與班級經營外開始思考：作為老師還應有何作為。在尋找答案的過程中認識在臺流亡藏僧，從他們的宣講中我知道了對生命的另一種解讀與應對。我與流亡藏僧的說法相應，進而協助他們在臺弘揚佛法，擔任五年佛學會會長。這五年，正職是學校數學老師，課後往來多西藏僧侶，寒暑假飛印度與寺院住持開會、聽經，西藏成為我的日常。流亡藏僧是一個個流離的難民，從他們對家鄉的思念中，我認識了西藏，也去瞭解他們為甚麼要翻越喜馬拉雅山流亡印度。在藏僧和佛子的教與學中，生命經驗真心交會，我能同理西藏民族失去家園與流亡的痛苦。
為什麼一群又一群西藏母親們要拉著孩子跳湖？那是死路。讓孩子被射死還是讓孩子被溺死？射死之前會流血，孩子會痛。最痛的傷害是傷害一個母親的孩子，可憐的苦難人在戰爭中找不到活路，走投無路的母親只能帶著孩子一起跳湖死。但願這個世界不再有戰爭，願母親都能護佑孩子平安。西藏問題未解，西藏的苦難至今仍在，以西藏自由運動者的視角而言，西藏是個被壓迫超過六十年的民族，是人類社會不公義的實際例子。於是我問自己能為西藏民族做些甚麼。
西藏流亡僧俗把我拉進西藏的世界，使我想要護持西藏。我以〈流亡西藏宗教與文化傳承教育之研究──以西藏兒童村為例〉為碩士論文題目，探究西藏流亡教育如何維持流亡藏人對西藏宗教與文化的認同以及傳承，研究期間於2009年暑假行動涉入曾至印度進入西藏難民學校進行教學實踐。2010年基金會找我將碩論改寫為《阿瑪給給──西藏流亡教育》出書後，邀我主編佛教雜誌《西藏的天空》季刊及擔任專出西藏政治類書籍的雪域出版社總編，以使藏人觀點能在中文世界發聲。由此我開始投入西藏自由運動，以出版西藏書籍雜誌、辦理西藏問題研討會、錄製西藏網路節目等方式參與，行動場域由印度回到臺灣國內，與臺灣民間各支持西藏的社群互有往來，和流亡藏人一起行動，迄今逾十年。
因為自身的痛苦我才有機會歷事練心，從而看見西藏政治、社會、宗教、文化等層面的痛苦，也從中藏雙方實力地位懸殊看見西藏問題的不公義性，因緣際會從教育跨界西藏自由運動。對流亡藏人而言，西藏問題是一個民族被滅族拔教的生存問題，從西藏自由運動者的視角來看，西藏是被壓迫的民族。從表象來看，我是臺灣人，西藏問題不是與我自己切身有關的問題。我相信達賴喇嘛所教導的人類一體性與全球責任感是人類的核心價值，與被壓迫者在一起不是理論，追求公義也非止於理想，而是要起而行的利他行動、伸張社會正義、追求世界共好的實踐，更是我為社會轉化付出的一己之力。當我開始起而實踐，並未精算我的行動對西藏問題是否有正面的影響，而是無論是否有外擴效益我都要盡一己之力、成為西藏的守望者。投入西藏自由運動，無論有何糾結與難題或是我的實踐只是滄海一粟，我也要去做。
四、帶著陌生人觀點重返西藏自由運動，跨越邊界行動
秉持人類一體性及全球責任感的理念，我在投入西藏自由運動初期先扮演聽從基金會命令行事且使命必達的角色，在運動中逐漸形塑自己的主體性，堅守公義的核心價值，朝向與被壓迫者在一起、讓世界共好的理想。Greene的陌生人觀點改變我的視框，使我從雜誌和書籍編輯的身分抽離，覺察推動西藏自由運動的媒介不會限於雜誌和書籍，應該還有其他路徑。一旦覺察這一點，就無法止於聽從交辦任務、一切照做的既有框架，重新進入熟悉的運動，我想要為自己相信的理念、核心價值與理想找尋多元的實踐路徑。
於是我以陌生人觀點為方法重返西藏自由運動，突破雙主編的框架，由幕後支援走向臺前衝鋒陷陣。Maxine Greene的陌生人觀點重返，對我而言並非真正的離開，而是概念的重返，以陌生人觀點重新看待西藏自由運動，重新探查及思考西藏自由運動在生命中的意義。自碩士論文出書投入西藏自由運動後，我從未離開在臺灣支持西藏的場域，這裡所指的重返不是直接重返西藏自由運動，而是重返我參與關懷這一段運動。重返我參與的歷程，以陌生人觀點為方法，使我從熟悉的西藏自由運動跳出，自我覺察、哲學思維後帶著新觀點重返沉浸已久的場域脈絡，重新看待西藏自由運動，引發更多跨越邊界的實踐行動。例如串聯志同道合者為不同的被壓迫者建立發聲平台，把資源與維吾爾、蒙古與香港等被壓迫者分享。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本節先從西藏問題、西藏自由運動、臺灣與西藏之間歷史變動的大時代脈絡提出研究背景，再從教師即陌生人、教師即轉化型知識分子、看見西藏受壓迫的痛苦、跨越邊界行動等四個面向敘明研究動機，然後提出我的研究地圖。
壹、研究背景
本論文探究我投入西藏自由運動的故事，考量讀者或許對西藏議題的不熟悉，為使讀者理解故事的背景脈絡，本小節先說明西藏問題及西藏自由運動，再敘明臺灣與西藏的歷史關係演變，以及我與西藏的連結。
一、由西藏問題到西藏自由運動
1950年中共軍隊進入西藏，藏方試圖通過妥協換取有限的自治權力而與中國政府於1951 年 5 月 23 日簽訂《十七條協議》，但由於藏方認為中國政府無意遵守協議，中藏雙方最後爆發衝突，藏人失去家園且死傷無數。1959年達賴喇嘛與近十萬西藏人在戰火下逃離西藏，流亡印度並建立西藏流亡政府。雖然中方的說法是1952年西藏和平解放、1959年平叛及藏區土地改革是解放西藏農奴的過程，但藏方的觀點認為西藏境內的六百多萬藏人在同化政策下成為受壓迫者，班禪喇嘛曾於1962年寫出西藏人民心聲：勿使眾生饑餓、勿使佛教滅亡、勿使我雪域之人滅絕（班禪喇嘛，2012），西藏自由運動者認為藏族自1959年至今仍是被壓迫的民族，這是西藏民族的劫難，十餘萬西藏難民散居世界各地，為西藏民族的生存竭盡全力地奮鬥不懈，想方設法試圖解決西藏問題。
什麼是西藏問題？達賴喇嘛前駐臺代表達瓦才仁的定義是：
所謂西藏問題，就是中國侵占西藏並為消解西藏人的反抗、永久吞併所侵占領土而試圖同化消滅西藏民族的種種行為，以及西藏人抵抗入侵、抗拒中國的佔領、試圖保存和延續西藏民族特性等針對性抗爭之間的衝突。（達瓦才仁，2021：86）
馬戎（2007）以只有一個中華民族的主張逐步淡化56個民族的民族意識，將藏人的抗爭定調為暴力恐怖襲擊事件，其論述呈現西藏問題的根本癥結在於「少數族群與強勢族群之間的支配控制，雙方實力地位差距過大」（季茱莉，2012：17）。汪暉（2008）主張：西藏問題的爭議討論大部分集中於西藏歷史定位，西方國家均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國的自治區之一，民族矛盾是因區域差別和貧富分化而非族群對立，西藏問題是外來勢力、流亡力量與藏區暴動內外呼應。但達瓦才仁（2021：87）主張中國侵略西藏造成西藏問題，在西藏被中國佔領的前二十年中共政府的屠殺與鎮壓致使「一百二十萬西藏人的非正常死亡，六千餘座西藏寺院被摧毀」。由此可見中、藏雙方對西藏問題的認知及主張截然不同，也是西藏問題至今無解的重要因素。
2008年出現的五百多起境內藏人抗議活動遭到中共軍警暴力鎮壓，2009年西藏僧侶札白在阿壩自焚抗議，中共軍警向燃燒的札白開槍，其後藏人自焚抗議活動持續不斷（雪域智庫，2012），累計至2021年1月10日有155位境內藏人自焚（唯色，2019），阿壩格爾登仁波切指出三代藏人的心理傷痕以及自焚藏人讓達賴喇嘛返回西藏、西藏人民需要自由、西藏需要宗教信仰自由的最後呼聲，境內藏人以自焚來抗議籠罩藏地的黑暗（唯色，2013），一系列西藏問題，正是西藏民族的血淚史，也是西藏民族在中共政府極權統治下，求取不被滅教絕根的生命抗爭。
雖然聯合國大會分別於1959、1961、1965年通過1353（XIV）號、1723（XVI）號、2079（XX）號三項決議案，重申在維護法律秩序的基礎上，為了促進世界和平必須要尊重聯合國憲章和人權宣言的原則，並呼籲尊重藏族人民的基本人權及其獨特的宗教和文化權利，停止一切剝奪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權和自由的行為，且對繼續違反西藏人民基本人權和自由的行為予以譴責（達瓦才仁譯，2011）。但是頓珠多傑（2016）的研究指出自2008年西藏境內大規模抗議後中共政府對西藏青少年強制推行民族同化政策，即使是學校教育也是為消滅西藏語言文字服務，Tsering則指出（2017）對西藏的寺院進行更加嚴格的管控，對人民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實施雙向混居政策、將漢族遷居到藏區、學校課程規劃強化中文、重新安置藏族牧民、增加採礦及剝奪藏族權力的中央經濟計劃等措施，激起藏族的挫敗感。而國際特赦組織（2017）的調查仍指出中共政府的治藏政策使藏人在宗教、表達、和平結社及集會等自由的權利受到壓迫，Freedom House（2022）則指出西藏在政治權利被評為負2分，自由度有一分，持續被歸為最不自由地區。
我認同藏人精神領袖達賴喇嘛以和平非暴力解決西藏問題的堅持，他始終以中間道路領導藏人爭取國際社會及中國知識分子的聲援。中國宣稱沒有西藏問題、只有達賴喇嘛問題，達賴喇嘛指出「這是百分之百的謊言」（達賴喇嘛，2011a：4）。自2011年達賴喇嘛將政治權力完全移交給民選司政洛桑森格後，西藏民族由政教合一轉型為政教分離。洛桑森格主政十年期間延續達賴喇嘛堅持的中間道路為領導主軸，持續謀求與中國和談的機會以解決西藏問題。洛桑森格在擔任司政前所做的研究所指：流亡藏人希望有一天所建立民主制度，可以在自由西藏的土壤中紮根，並能蓬勃發展(Sangay, 2003)。在結束兩屆司政任期的告別演講中，洛桑森格（2021）以「我生是自由戰士，死也是自由戰士，西藏必勝」表達自己為西藏自由事業奮鬥的強大決心。由此可以看出藏人對解決西藏問題的動能及西藏重獲自由的渴望。但西藏問題至今已逾一甲子，仍懸而未決。
雖然西藏問題仍未獲解決，西藏人民依然不言放棄。世界上一些國家、組織、個人基於爭取西藏自由、追求人類正義、挑戰中國占領西藏、維護西藏民族基本人權、持西藏民族自決、推進西藏人權與獨立、延續西藏民族命脈等不同目的，而選擇參與推動西藏自由運動。例如2020年12月23日美國國會通過《西藏政策及支援法案》，特別聲明允許美國對涉及干涉下一任達賴喇嘛決定權的中共官員施加經濟和簽證制裁、承認藏人行政中央是全球流亡藏人的合法代表等（美國會通過，2020），這是美國以國家的力量支持西藏自由運動的實例。德國足協在中國足球賽因觀眾席出現西藏雪山獅子旗而離場拒賽的風波中，表明在德國體育場觀賽的人們享有自由表達觀點的權利（洪沙，2017），這是德國足協以組織的力量支持西藏自由運動的實例。由西藏問題攻佔世界新聞媒體的內容，也可看見全球公民社會對西藏民族的關懷與對西藏自由運動的支持。西藏自由運動者選擇與流亡藏人在一起，聲援西藏及境內藏人，致力於解決西藏問題、還西藏自由，這也說明西藏問題的確有外國勢力、流亡藏人與境內藏人的協力共撐。
與境內六百多萬藏人相較，流亡藏人數量不多。自1959年至今，跨越一甲子的三代流亡藏人為延續西藏民族存亡而在世界各地奔走奮鬥，是推動西藏自由運動的主角。自1959年約十萬藏人隨達賴喇嘛自西藏逃離至印度，根據藏人行政中央1998年、2009年、2019年的人口普查結果及流亡藏人分佈各國人口數長條圖（西藏選舉，2020）等資料，製成流亡藏人分佈各國人口數統計數量及比例統計表（如表1-1）。此表顯示，2019年住在印度的流亡藏人有66,731人，占當年度流亡藏人總人口數139,809人的47.7％，而1998年住在印度的流亡藏人有79,278人，占當年度流亡藏人總人口數105,239人的75.3％，人數銳減。
印度的流亡藏人減少的原因是歐美等國對西藏難民的庇護，使得流亡藏人有機會志願移民至歐美等國。2019年歐美等國的流亡藏人有62,477人，占當年度流亡藏人總人口數的44.7％，與在印度的流亡藏人比例相近；而1998年四分之三的流亡藏人居住在印度，歐美等國的流亡藏人有12,153人，只占當年度流亡藏人總人口數的11.5％。由於移民歐美等國的流亡藏人大增，隨著流亡藏人的流動，西藏自由運動的核心據點也由以印度為主擴增歐美等其他國家。
各國的流亡藏人以藏人行政中央的駐外代表處為核心，與當地的國家、組織、個人合作推動西藏自由運動。依據藏人行政中央外交新聞部統計的駐外代表處及各國援藏團體數量一覽表（附錄一），至2020年底藏人行政中央在世界各國共有13個駐外代表處及200個援藏組織。這13個駐外代表處與200個援藏組織串聯當地流亡藏人與援藏人士支持西藏，隨著移民各國的流亡藏人的增加，西藏自由運動愈顯蓬勃發展。著名的西藏自由運動的援藏組織有：位在英國致力於挑戰中國占領西藏及藏人自由權的自由西藏（Free Tibet）、總部設在美國致力於維護西藏民族基本人權及支持西藏民族自決的國際聲援西藏自由運動（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總部位在美國以推進西藏人權與獨立為旨的自由西藏學生運動（Students for a Free Tibet，簡稱SFT）。
臺灣在政治上支持西藏的民間組織則有台灣圖博之友會、台灣自由圖博學聯、台灣漢藏友好協會、西藏台灣人權連線等四個援藏組織。我是台灣漢藏友好協會會員，但未介入實際組織工作。對我而言，是以個人身分從事西藏自由運動，基於達賴喇嘛所倡議的人類一體性與全球責任感，我希望讓達賴喇嘛與流亡藏人在保有宗教信仰與民族存續的前提下回到西藏家鄉，還西藏自由，使世界共好。
二、臺藏歷史關係演變及支持西藏的多元活動
1949年中國國民黨政府退守臺灣但仍主張擁有西藏的主權，1959年達賴喇嘛自西藏出走至印度成立西藏流亡政府，西藏流亡政府與臺灣國民黨政府互不往來，直到1997年臺灣首任民選總統李登輝促成達賴喇嘛訪臺，雙方政府才有交集。1998年西藏流亡政府在臺北成立駐臺灣代表處，以財團法人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的名義在臺灣註冊，才與臺灣中華民國政府開始交流（達瓦才仁，2020）。達賴喇嘛於2001年臺灣陳水扁總統任內再訪臺灣，2003年在民進黨政府支持下成立臺灣西藏交流基金會，致力於推動臺灣與流亡西藏的社會文化交流。臺灣民間各宗教、政治、文化等社群也以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為核心來舉辦不同型態的活動。
雖然在達賴喇嘛訪臺之前就有西藏僧侶在臺灣設立佛學中心，更早還有章嘉活佛等隨國民黨遷臺的藏人喇嘛，但流亡西藏和臺灣之間以宗教為主軸的交流是在達賴喇嘛訪臺後日趨興盛，流亡到印度的藏傳佛教各教派才紛紛在臺灣成立弘法中心。例如我的師父洛桑屯越格西是第一代流亡藏僧，1999年被達賴喇嘛指派為色拉傑寺住持，應邀來臺講授佛法發現許多佛教徒求法心切，而色拉傑寺專門培養博通佛學義理的僧侶，故於2004年在臺灣創辦第一個代表藏傳佛教寺院的公家道場臺灣色拉傑佛學會，常設佛法課程及舉辦法會以度眾利生。臺灣各藏傳佛教佛學會自2008年起每年聯合向達賴喇嘛請法，為宏傳藏傳佛教於2011年成立國際藏傳法脈總會後，臺灣與流亡西藏的宗教交流更見頻繁。自2003年協助寺院籌辦佛學會至今，我親見流亡藏僧在臺灣大力弘揚佛法的這段歷史。
中方所指的2008年西藏騷亂，即藏方所稱五百多起境內藏人抗議中共政府暴政的活動遭到中共軍警暴力鎮壓，此一事件引發國際關注，臺灣官方與民間也紛紛聲援西藏。至2009年達賴喇嘛為撫慰八八水災災民於臺灣馬英九總統任內三訪臺灣，更帶動臺灣官民對流亡西藏的支持。例如2012年立法委員蕭美琴邀請藏人行政中央外交與新聞部長德吉曲央到立法院演講並宣布在立法院成立支持西藏小組，長期支持西藏自由的林昶佐於2016年當選立法委員後成立臺灣立法院國會西藏小組，由林穎孟議員於2019年在臺北市議會發起臺北市議會西藏連線，2020年臺灣國會西藏連線成立，臺灣官方組織的支持增加流亡西藏在臺灣的能見度，也使臺灣在支持西藏的國際間提高能見度。而援助西藏的非政府組織也紛紛成立，例如2009年成立臺灣自由圖博學聯、2011年成立臺灣漢藏友好協會、2017年成立西藏臺灣人權連線等。上述民間援藏團體和2006年成立的臺灣圖博之友會都屬於政治社群，或聲援西藏人民的基本權利、反對西藏境內的人權被剝奪，或致力推動漢藏民族友好、實現西藏真正的自治，分別在臺灣的年輕人世代、人權圈、學術界發揮影響力。
臺灣是〈支持西藏藍皮書〉會員最多的國家，民間各界為了推動西藏自由運動舉辦各式活動，這些聲援西藏的政治活動在宣揚理念的同時，也帶有教育意涵。支持西藏在臺灣各式豐富而多元的活動中，最為人熟悉的是每年由在臺流亡藏人與非政府組織合辦的310支持西藏抗暴大遊行，2009年時任民進黨黨主席蔡英文總統也率眾參加。遊行中各路講者站上宣傳車進行宣講，為參與者及旁觀者進行街頭教育。遊行後會在臺北自由廣場舉辦西藏抗暴燭光祈福晚會，也有各界聲援短講，訴說西藏被剝奪的人權及民族遭受壓迫的痛苦。聲援西藏的活動中，最熱情洋溢的是由臺灣青年於2009年組成臺灣自由圖博學聯的創意行動：為圖博自由而跑、西藏青年營、雪域迴聲‧SFT-Taiwan系列座談、49殤逝、背著西藏國旗參加臺灣太魯閣馬拉松比賽、夜行、參訪等。以49殤逝為例，在雨中的臺北街頭組織49人的單車隊伍繞行，持六字大明咒向自焚藏人致敬、宣揚自焚勇士的信念、大聲疾呼支持西藏。臺灣自由圖博學聯也曾與長年在美國以行走宣揚西藏獨立的理念的Jigme Norbu合作，2010年底在臺灣為西藏而走，13天407公里的路程從臺北走到高雄，沿路對路人介紹受壓迫的西藏。而最有毅力的是2017年成立的西藏台灣人權連線，每月定期於西藏人的Lhakar日舉辦為西藏而騎、支持西藏演講及座談等活動至今。
以藝文活動為例，閃靈樂團於2009年在臺北鬧區開唱Free Tibet西藏自由音樂會，以及由甘丹東頂顯密佛學研修協會自2009年起每年為達賴喇嘛祝壽而辦的淨韻三千和平音樂會，後者還發揮西藏佛教利益他人的精神，聚集各界善款捐贈救護車給臺灣消防局以救護危病。其他還有出版書籍與雜誌、舉辦西藏問題研討會等文化學術活動，也有為境內藏人及天災舉辦的祈福、追思、點燈、誦經法會等宗教活動。推動西藏自由運動的不同社群關注面向不同，舉辦的活動也不同，都以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以下簡稱基金會）為軸心來發展支持西藏的多元活動。
基於上述脈絡背景，因西藏問題的產生及臺灣社會對西藏的聲援，我才會在臺灣投入以基金會為軸心的西藏自由運動。我在西藏書籍與雜誌的編輯與出版、網路西藏節目倡議中，教育讀者與聽眾，也在其間得到學習與成長。
貳、研究動機
一、陌生人觀點使我覺察反思，追尋成為想要的自己
我是臺灣教育體制內的國中數學老師，每天我在一個叫作學校的地方奮鬥著，每天我拖著辛苦的身軀回到一個叫做家的地方。正如Schwab形容的「每天發生數以百計的瞬間抉擇」（引自甄曉蘭，2004：204），我的老師生活並不輕鬆。偶爾我會問自己是否辜負了老師這個身分，常常習焉不察，被公立學校教育體制要求教師順從的框架限制，兼任行政工作在執行上級行政命令時甚或在不知不覺中壓迫老師、成為箝制老師的幫兇。2015年回到臺灣師大課程與教學博士班進修，受到學術薰陶，尤其被多元文化教育揭露再製與壓迫、使師生解放增能的精神影響，我開始提醒自己別被忙碌綁架，要做到敏覺、反思、批判與實踐。
初入博班學習，沉浸在學術思辨的我在自我敏覺中看見了當時的自己，我是那個想要開啟學生學習的樞紐、伸出千手千眼應接繁重教務工作的都會區國中教務主任；也看見了過去的自己，是一個關心弱勢卻在升學壓力中常常只用直接講述教數學的老師。同時我也看見臺灣一所又一所的國中被坊間既有成卷環伺的校園裡，有著許多與我一樣被諸多規定命令、升學壓力所限制的同路人。那段冷眼觀看自己的日子，我經常思索：我是誰？我是體制內的老師真的有做到教人成人嗎？學生需要怎樣的學習？學校如何才能真正達到教育的責任？答案在哪裡？怎樣才能跨越邊界尋找更多可能？可是當時的我看不見未來，只能在苟延殘喘中動彈不得，直到討論Maxine Greene課程與覺醒的那堂課才找到改變的契機。當時陌生人的觀點衝擊著我，為甚麼不能改變、為甚麼不能換一種思考途徑緊接而來，使我在自我逼迫中節節敗退。
對陌生人觀點的認同，使從我頹喪鬱悶中抽身反思，進行教育哲學思維：把人的本質放在教育的土壤讓學生自由開展，人類的心智是自由的，改變思維可以讓心智思想自由。在極權國家也能做到個體解放，以社會良心跨界成立社會改革社群，總有一天結構性的箝制會慢慢地改變、會翻轉過來。哲學思維至此，腦海浮現起拉薩街頭舉起燒傷右手藏僧江巴旦增、西藏大學學生示威遊行以及自焚藏人的影像，兩相對照，才突然覺察悟出：我是自由民主國家的老師，我有自由開展的空間，我可以在臺灣追尋成為我想要的自己。剎時在疲倦中彷彿呼吸到芬多精，突破混頓與設限之後可以自由開展，我一定還可能做些甚麼以成為我想要的自己。
從自我敏覺與哲學思維開始，我以覺察反思讓自己能看見昔未所見，不侷限於既定框架。回看過去，當我同意碩士論文〈流亡西藏宗教與文化傳承教育之研究－以西藏兒童村為例〉出版時，想的是：誰會看學術論文、應該要改寫成一般讀者能理解的文章，正是以學生為中心的教材轉化。當我穿針引線讓互不跨界的文化、宗教與政治三類支持西藏的社群互相認識，正是開闊學習者視野與跨域專家一同學習成長。在臺灣教育現場與西藏自由運動場域持續奮鬥的我，就是Greene論述著的那個人，是那個知道自己還有更多可能性的人。對我而言，教師的自由實踐立基於公平正義的和平世界，我相信核心價值，並對真正相信之事採取行動，努力追尋成為想要的自己。
二、覺察教師即轉化型知識分子，萌生跨越學校付諸行動的想法
帶著陌生人觀點重返學校教育的場域，我從自己做起進行教師轉化並盡量擴及我在學校的影響力；我也把學術滋養後的目光焦距調向學校教育之外，把學校教育的經驗延伸到西藏自由運動的場域，持續以陌生人觀點跨界轉化。在自我追尋的過程中，我看見在學生們積極參與並組織社會運動，部分臺灣學生已是社會運動的主角，2014年太陽花反服貿運動學生還獲得各界的資源與鼓勵。當學生已經跨越學校邊界，我認為教師無法自外於社會，而教師的身教比言教更能教育學生，我尋找教師該如何不自外於社會的答案。我在學術裡看見Giroux(1988)提出的「教師作為轉化型知識分子」概念，具有社會轉化使命的教師有推動社會改革的實踐踐履精神，可以跨越學校邊界與有志之士合作。我認同Giroux的見解，教師的角色是穿梭在政治學和教育學之間的轉化型知識分子，能夠改變學校與社會，建立更具公義的和平世界(Hung, 2018)。成為轉化型知識分子，是教師不自外於社會的答案。
教師的角色是轉化社會結構的知識分子，其轉化社會的動能在實踐的行動力（黃嘉雄，2000），但是臺灣中小學教育場域缺乏教師作為轉化型知識分子的實踐性研究，有待更多研究者投入（林昱貞，2002）。檢視近二十年中小學教師作為轉化型知識分子的實踐性研究，篇數雖已有增加，但多以學校為實踐場域，例如張盈堃（2000）探究幾位教師將教室當作自己抗拒與轉化的戰場並以多元的策略議題融入教學的教育實踐，陳源湖（2006）從批判教育學觀點及教師轉化來探究成人識字教師的教學認知與實踐，關注的是使教育更社會化的議題。
而教師跨越學校邊界使社會更教育化的研究則多以新住民、社區、地方為實踐場域，關注文化、環境等議題。例如賴誠斌、丁興祥（2005）探究社區大學教師在寫作課堂的實踐經驗，研究發現寫作可引導學員回溯生命經驗、增進自我理解且有助於為弱勢發聲與族群認同。我認為教師至社大引導學員發聲及認同是轉化型知識分子扶助弱勢的作為，與社區結合，屬於文化議題。又如李根政（2020）以小學教師角色社會及生態環境運動十年後，辭去教職成為專職的運動者，其研究及後台故事鼓舞教師燃起推動社會轉化、堅持理想的熱情，是臺灣教師作為轉化型知識分子的典範實例，屬於環境議題。
三、看見西藏受壓迫的痛苦，投入西藏自由運動成為西藏的守望者
在教書生涯之初我初任導師班的學生在青春正好時意外死亡，令我感到痛苦，面對生死問題使我在數學教學與班級經營外開始思考：作為老師還應有何作為。在尋找答案的過程中認識在臺流亡藏僧，從他們的宣講中我知道了對生命的另一種解讀與應對。我與流亡藏僧的說法相應，進而協助他們在臺弘揚佛法，擔任五年佛學會會長。這五年，正職是學校數學老師，課後往來多西藏僧侶，寒暑假飛印度與寺院住持開會、聽經，西藏成為我的日常。流亡藏僧是一個個流離的難民，從他們對家鄉的思念中，我認識了西藏，也去瞭解他們為甚麼要翻越喜馬拉雅山流亡印度。在藏僧和佛子的教與學中，生命經驗真心交會，我能同理西藏民族失去家園與流亡的痛苦。
為什麼一群又一群西藏母親們要拉著孩子跳湖？那是死路。讓孩子被射死還是讓孩子被溺死？射死之前會流血，孩子會痛。最痛的傷害是傷害一個母親的孩子，可憐的苦難人在戰爭中找不到活路，走投無路的母親只能帶著孩子一起跳湖死。但願這個世界不再有戰爭，願母親都能護佑孩子平安。西藏問題未解，西藏的苦難至今仍在，以西藏自由運動者的視角而言，西藏是個被壓迫超過六十年的民族，是人類社會不公義的實際例子。於是我問自己能為西藏民族做些甚麼。
西藏流亡僧俗把我拉進西藏的世界，使我想要護持西藏。我以〈流亡西藏宗教與文化傳承教育之研究──以西藏兒童村為例〉為碩士論文題目，探究西藏流亡教育如何維持流亡藏人對西藏宗教與文化的認同以及傳承，研究期間於2009年暑假行動涉入曾至印度進入西藏難民學校進行教學實踐。2010年基金會找我將碩論改寫為《阿瑪給給──西藏流亡教育》出書後，邀我主編佛教雜誌《西藏的天空》季刊及擔任專出西藏政治類書籍的雪域出版社總編，以使藏人觀點能在中文世界發聲。由此我開始投入西藏自由運動，以出版西藏書籍雜誌、辦理西藏問題研討會、錄製西藏網路節目等方式參與，行動場域由印度回到臺灣國內，與臺灣民間各支持西藏的社群互有往來，和流亡藏人一起行動，迄今逾十年。
因為自身的痛苦我才有機會歷事練心，從而看見西藏政治、社會、宗教、文化等層面的痛苦，也從中藏雙方實力地位懸殊看見西藏問題的不公義性，因緣際會從教育跨界西藏自由運動。對流亡藏人而言，西藏問題是一個民族被滅族拔教的生存問題，從西藏自由運動者的視角來看，西藏是被壓迫的民族。從表象來看，我是臺灣人，西藏問題不是與我自己切身有關的問題。我相信達賴喇嘛所教導的人類一體性與全球責任感是人類的核心價值，與被壓迫者在一起不是理論，追求公義也非止於理想，而是要起而行的利他行動、伸張社會正義、追求世界共好的實踐，更是我為社會轉化付出的一己之力。當我開始起而實踐，並未精算我的行動對西藏問題是否有正面的影響，而是無論是否有外擴效益我都要盡一己之力、成為西藏的守望者。投入西藏自由運動，無論有何糾結與難題或是我的實踐只是滄海一粟，我也要去做。
四、帶著陌生人觀點重返西藏自由運動，跨越邊界行動
秉持人類一體性及全球責任感的理念，我在投入西藏自由運動初期先扮演聽從基金會命令行事且使命必達的角色，在運動中逐漸形塑自己的主體性，堅守公義的核心價值，朝向與被壓迫者在一起、讓世界共好的理想。Greene的陌生人觀點改變我的視框，使我從雜誌和書籍編輯的身分抽離，覺察推動西藏自由運動的媒介不會限於雜誌和書籍，應該還有其他路徑。一旦覺察這一點，就無法止於聽從交辦任務、一切照做的既有框架，重新進入熟悉的運動，我想要為自己相信的理念、核心價值與理想找尋多元的實踐路徑。
於是我以陌生人觀點為方法重返西藏自由運動，突破雙主編的框架，由幕後支援走向臺前衝鋒陷陣。Maxine Greene的陌生人觀點重返，對我而言並非真正的離開，而是概念的重返，以陌生人觀點重新看待西藏自由運動，重新探查及思考西藏自由運動在生命中的意義。自碩士論文出書投入西藏自由運動後，我從未離開在臺灣支持西藏的場域，這裡所指的重返不是直接重返西藏自由運動，而是重返我參與關懷這一段運動。重返我參與的歷程，以陌生人觀點為方法，使我從熟悉的西藏自由運動跳出，自我覺察、哲學思維後帶著新觀點重返沉浸已久的場域脈絡，重新看待西藏自由運動，引發更多跨越邊界的實踐行動。例如串聯志同道合者為不同的被壓迫者建立發聲平台，把資源與維吾爾、蒙古與香港等被壓迫者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