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14年的大戰 之前不久，一名罪行格外令人髮指的殺手，在阿爾及爾 被判處死刑（一戶農家被他滅門，連幾個孩子也未能倖免）。犯人原本是農場的雇工，他在殺人時就因為見血而亢奮，將被害人的財物洗劫一空則更顯出他的惡性重大。此案引起輿論一陣譁然。大家普遍認為，就算是判他殺頭 ，都還太便宜這等禽獸了。有人同我說，我父親就是這麼想的，而殺害小朋友這件事又特別令我父親痛恨。我對父親的事情所知不多 ，其中一件就是：這是他生平第一次想去看處決。他天還沒亮就起床，前往本市另一頭的刑場，此時刑場周圍已擠滿人潮。他從不曾告訴別人，他那天早上看見了些什麼。我母親只說，父親飛奔回家時，神色慌亂、也不答話，就在床上躺了下來；不一會兒，就翻過身，嘔吐了起來。他剛發現了，在漂亮的說辭底下，被掩蓋的那關於死刑的真相。這時他還能想到的，已不是那些遇害的孩童，反而只剩那具剛被人扔上斷頭台斬斷脖子的、仍在抽慉的屍首。
我們不得不相信，這個儀式性的做法是如此駭人，才能壓過一個單純正直男子漢的義憤填膺，甚至這項他原本認為天經地義的懲罰，到頭來卻只讓他感到噁心。司法的終極型態原本應該要保護這個老實人才對，結果司法卻只是讓他嘔吐，此時似乎就不好再主張，司法可以達成它的預期功能：為城邦帶來平靜與秩序。相反地，司法引人嫌惡的程度似乎不亞於犯罪本身，像這樣再殺一次人，不但不能彌補社會大眾所受到的傷害，反而會在原本的汙點上又增添新的汙點。正因為這事是如此的鮮活真切，才沒人敢直接談論這場儀典。而那些基於職責不得不提及這事的公務員與記者，彷彿是意識到了這場典禮表現得既煽情又不光彩，則為其創立了某種慣用的術語，但也就是些經過簡化的陳腔濫調而已。如此一來，我們就會在吃早餐時，從報紙一角讀到：某某人犯「已經償還了他欠這社會的債」、或是他已「付出代價」、或是「已於五點鐘執法完畢」。公務員將犯人稱為「當事人」或是「受刑人」，或是只用縮寫稱他為：「那個CAM 」。容我這樣說，大家通常都只敢用低調的筆觸來描述死刑。在我們這個如此講究教養的社會裡，如果什麼疾病是我們不敢直呼其名的，我們就知道那是個重病。有很長一段時間，在資產階級家庭裡，因為擔心聽上去不光彩，所以就算得了肺結核，我們也只說大女兒的胸腔有些虛弱；明明得了癌症，卻要說爸爸犯了「腫塊」的毛病。至於死刑可能也是如此，因為大家都盡可能拐彎抹角地來談這件事。死刑之於政治組織，就像癌症之於身體組織一樣，差別只在於沒人會說癌症是必要的。相反地，我們不介意在平時就把死刑說成一種無奈但必要的舉措，因為必要，所以我們殺人也是應該的，因為無奈，所以我們絕口不提。
但我卻想把這件事攤開來談。不是我喜歡引人非議，也不是因為我天生有什麼病態傾向。身為作家，我始終討厭某種迎合奉承；身為人，我相信：那些我們的處境中難以迴避的醜惡面向，我們必須要默默地對抗它們。但若是這份沉默、或是文字遊戲，被用來維持某種本應節制的濫權、或某種原可寬慰的不幸，那麼我們別無他法，只能把話清楚明白地講出來、並揭穿那藏在詞藻背後的下流骯髒。法國、西班牙與英國 都是鐵幕這一側最後幾個還把死刑保留起來當作鎮壓工具的國家，這件事也夠光采了。正因為公共輿論漠不關心，或是由於只知重複別人灌輸的冠冕堂皇句型，才造成了大家的愚昧無知，才使得這種原始儀式得以在我國殘存至今。當想像力陷入沉睡，詞彙就失去了意義：也只有一群充耳不聞的民眾，才會用漫不經心的態度對待別人的死刑判決。但是，一旦我們呈現出機器的模樣、讓大家碰觸到木材與鐵片的質感、聽到人頭落地的聲響，公眾的想像力就會頓時甦醒，同時也會拋棄這種遣詞和酷刑。
當納粹在波蘭公開處決人質時，為了不讓這些人質呼喊抗爭與自由之類的口號，納粹就把他們的嘴用繃帶包紮起來、再打上石膏。我們不是要把無辜受難者跟判刑確定罪犯的遭遇拿來相提並論，那樣太無恥了。然而，暫且不論那些不是罪犯卻在我們國家被送上斷頭台的例子，除此之外，我們採用的辦法也是一樣的 。 我們用閃爍的言辭來隱晦這種凌虐，而這種酷刑究竟具不具有正當性，在檢驗過這種酷刑的實際情形之前，是根本無法確定的。我們不但不該說：死刑就是有必要，所以不用浪費唇舌，相反地，我們應該說出它實際的樣貌，而且還要去辨明，既然死刑的真實樣貌如此，我們是不是還應該認為死刑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