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三○年代日本侵華之後，發現無法單從陸路制服中國，乃於一九四○年封鎖中國沿海，隔年更封鎖其假道的南洋港口，使中國對外管道只剩滇緬公路。日本認為如能控制緬甸，就可進一步堵住中國；又發現長期受英國殖民統治的緬甸人，主張反英獨立浪潮正高，乃成立南機關（Minami Kikan），創立者鈴木敬司結合以翁山為首的緬甸德欽黨青年，在對三十名精英進行軍事培訓以後，領導翁山成立緬甸獨立軍，引領日軍侵緬。
潛伏泰境經年的日本軍官，更奉鈴木之命與當地女子結婚，以融入泰國社會。一九四二年初，日軍越過泰緬邊境，從熱帶叢林偷襲緬南。緬南英軍猝不及防，很快失守。二月二十三日英軍被迫炸毀錫當橋，損兵毀橋仍無法阻擋敵軍，被迫一路後撤。雖印緬總司令魏菲爾將軍下令死守仰光，卻見英軍士氣低下。日軍空襲仰光，城民驚懼。殖民政府、防守部隊、各族平民紛紛奪路，或北逃或西遁，仰光頓成空城，三月八日被日軍占領。守橋的史密斯（J. G. Smyth）師長及在緬指揮官赫頓等都被撤換。新任緬甸軍統帥亞歷山大，負責英方撤退。他雖已得到甫自中國入緬的精銳部隊（在史迪威指揮下）的支援，但本人差一點被俘。在日軍緊逼之下，英印軍展開漫長撤退，敗將帶著殘兵，勉強渡過伊洛瓦底江、欽敦江，撤入印度。隨軍撤退的，還有大批印度平民，在極艱難狀況下，掙扎進入印度東北。
第一回 斷橋拒敵
時間：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拂曉；地點：緬甸南部橫跨錫當河（Sitttang River）的鐵橋。該區由印度第十七師（印第十七師）據守，其中兩個旅在河東，一個旅在河西。但是侵緬三週的日軍，已突破河東防線，進入莫巴林（Mokpalin）鎮外叢林。為了不讓日軍占據，橋身已纏上引線準備炸毀。他們還沒有打算馬上炸橋，因這鐵橋是通往首都仰光最快的捷徑；目前日軍成功發動閃擊戰，判斷仰光是下個目標。
東岸橋頭堡由緬甸步兵第三營建立，這支部隊逃兵不少，已經元氣大傷，幾近潰散。日軍已然逼近到，只要一名輕機槍手即可掃射整座橋樑的程度。負責炸橋的工兵向他的旅長報告，如果日軍繼續以機槍掃射整座橋，他無法保證能否順利引爆橋上引信。而為了確保能炸垮整座橋，他們必須在橋上點燃兩、三個引爆點。即使能壓制日軍機槍火力，也只有暫時緩和的效果，因為整座橋就在日軍迫擊炮射程之內。
據印第十七師師長史密斯（J. G. Smyth，維多利亞十字勳章獲得者）少將回憶，凌晨四點半，第四十八旅旅長諾爾．修－瓊斯（Noel Hugh-Jones）在橋頭召集會議。總司令赫頓（Tom Hutton）中將已經下令：必須把日軍困在錫當河東，愈久愈好。
因為天亮後，日軍一旦奪下此橋，通往仰光之路勢必大開。故而修－瓊斯告訴各部隊隊長與參謀，如果非炸橋不可，得趕在天亮前完成；否則，不但沒有工兵能逃過日軍機槍掃射，而且河對岸也沒有足夠兵力阻擋日軍。
修－瓊斯呈報師長史密斯，如果日軍猛攻，他無法保證是否能守住這座橋。他要史密斯明確下令是否炸橋。史密斯沈思到，若把橋炸了，全師有三分之二會留在東岸；要是不炸，日軍就能經由鐵橋長驅直入仰光。史密斯知道他得作決定，一旦下了決定，他就得一生承擔這個決定的責任。不到五分鐘，他就下定決心：「這個決定雖然難下，但無疑是正確的。我下令立刻炸橋。」
當廓爾喀步兵第四團第一營的官兵，從全長1,650 呎的鋼橋撤退時，橋西有一組配備衝鋒槍的參謀官，作他們的後衛，掩護他們撤退。一切似乎都已就緒，只有兩支步槍分隊在橋上沙袋圍成的掩體中留守。所幸日軍整夜並未查覺英軍橋頭堡守備軍力的薄弱。隨後，工兵長官傳來消息，他還沒準備好，兩支步槍分隊得繼續留守。最後就由廓爾喀營長，帶一個配備輕機槍的士兵，來掩護爆破部隊。
天一亮，一連串恐怖爆炸聲響徹天際，刺眼的強光與大量火辣熱氣劃破黑暗，鋼橋碎片如雨般墜落。接下來，是同樣恐怖的死寂，日軍停止射擊。橋西岸若干負責爆破的官兵決定查看結果。當他們踏上炸後殘橋時，厚重的釘鞋就在鋼樑上碰出釘鐺聲響，這是最先打破寂靜的聲音。他們發現橋有兩截倒下，但仍可見到那兩截鋼樑的頂部，在打旋的水流中露了出來。馬扣拉野戰連（Malerkotla Field Company）炸斷了這座橋，但並未徹底炸毀或是讓橋無法修復。這時，橋上的士兵隱約聽到風中傳來日軍的聲音，喋喋的話語中，透露著興奮之情。
留在錫當河東岸的英國、印度以及廓爾喀部隊則興奮不起來。他們瞭解這次爆炸的意義後，首先感到的是憤怒、絕望與痛苦，以及眼睜睜看著自己被遺棄在敵方。失去指揮官後，既疲倦、又打敗仗的印度部隊，有些只能乖乖向日軍投降。其他官兵只有一條路：想活命，就必須游過錫當河。在驚恐之下，他們涉入打旋的激流之中⋯⋯。
第二回 日軍所到最遠處
日本究竟想從緬甸得到什麼？從日本大部分的歷史看來，他們一直是好戰的民族，受武士階級支配，有其好鬥無情的武士規範—「武士道」—要求絕對服從。一旦失敗，就得接受痛苦自殺的處分。可是這個階級的武士會內鬥：十九世紀末
葉之前，在日本暴亂史上，僅有一次將暴力帶到海外。那是在一五九二年，豐臣秀吉將軍試圖藉由入侵高麗的行動，挑釁中華帝國皇權。該次侵略行動受挫後，日本又恢復以往孤立與隔離的角色。十六世紀時，日人趕走傳教士，屠殺基督教
徒，因為他們認為這些人把頗具侵略性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人帶入日本。一六三六年起，除了有荷蘭商人以長崎港中的出島（Deshima Island）作據點之外，日本進入鎖國時代，一直到十九世紀中葉。
一八五三年，美國海軍艦長培理（Perry）強迫日本接受其開放外貿與外交之議，打破閉關局面，終而造成德川將軍因無力保護日本免於外「夷」入侵而被推翻。日本在德川幕府被推翻之後，恢復皇權，並將首都從京都遷到江戶（東京）。策動這次推翻行動者，並非熱衷開放外貿之流，反而是封建貴族。但即使鎖國，歐洲已奪取東亞大半國家：不論是直接併吞印度、緬甸南部、爪哇、中印半島、菲律賓，或者是施加商業壓力，這些訊息也傳進日本。龐大的中華帝國因為在鴉片戰爭中被英國擊敗而蒙羞，被迫通商與開放內地傳教。從此歐洲每個國家似乎都在中國沿海與廣大內河流域有了據點。
日本意識到若不自衛，必將步中國後塵。於是聘請西方教師與技師，教授日人使用與製造歐洲最先進武器。在法、德教員協助下，一支現代化日本軍隊誕生，並於一八七八年在九州成功粉碎最後一場武士叛亂。英國則為日本製造戰艦並培訓船員。從此，日本的眼光逐漸轉向海外，認為必須讓中國和朝鮮這些與自己文明同型的國家（在許多方面，中國可說是這一文明的源頭）意識到，要是繼續放任歐洲勢力在其領土上為所欲為，將帶來何種後果。要是中、韓自己無法明斷，那麼日本必須動武，強迫其認清現實。於是乎，有了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戰爭和臺灣割讓，以及一九一○年的殖民朝鮮。日本開始自認為是唯一有能力，也有勇氣抗衡歐美的亞洲國家。陸軍大將山縣有朋（Field-Marshal Yamagata）在一九一四年寫道：「也許未來有一天，日本將領導全球有色人種對抗白人的侵略？」
一九二○年代的自由與民主政府，一度擱置了這一進程。
不過三○年代的經濟危機，使日本重返以武力為捷徑實現國家利益的路線。很快，日本軍人開始向政府施壓，要求對中國採取更激烈措施。最終目的，就是保證日本占領滿洲建立海外領地，入侵華北建立傀儡政權，及征服東亞資源豐富地區，取代原有西方殖民勢力，將生產地的原物料，由西方轉向日本，從而確保日方的資源供給。
英商在華網絡密布、利益龐大，因此一開始並不完全反對日本這個企圖。畢竟，若日本在滿洲和華北駐軍，事實上有助於遏制蘇聯勢力在遠東的蔓延；以及一九一一年推翻帝制之後，中國長期處於無政府的混亂狀態，日本軍隊也可幫助中國維護政局的秩序和穩定。然而英方這個態度沒能維持多久，因為日本所公布的東亞新經濟秩序，並未給西方企業留下空間。更何況在西方人眼裡，日本在中國強制推行本國意志的野蠻行為，與德、義的法西斯和納粹侵略如出一轍。
一九四○年，法、比、荷等殖民強國在歐陸戰敗，英倫三島也有段時間陷入被圍困孤立無助的狀態，這對日本可謂天賜良機。同年，日本開始對法屬印度支那施壓。法國雖不情願，也不得不允許日軍進駐印度支那北部，次年並進入南部。日本也用相同手段壓迫荷蘭，要荷屬東印度3 增加對日石油輸出。然而荷蘭頂住壓力，拒絕讓步。此時，美國則開始有所行動。因為與中國有著長期的良好關係，整個三○年代，美國對日本在國際舞台上這些舉措相當驚恐，並採取對策，實施經濟制裁：於一九四一年夏天凍結日本在美資產。
站在日方立場，其在東亞合理擴張的願景，被當地經濟資源的控制者所制約。所以，若有必要，將不惜動武，打破桎梏。而從美、英、荷的立場看，她們合理的經濟利益，已遭一群日本軍事狂人所威脅，就如同德國橫掃歐陸諸國的狂徒。當初未能團結阻止希特勒的這些國家，很清楚如今歐洲所遭遇的後果。故而為了阻止日本擴張，此刻必須有所作為：加固堡壘，擴充軍力，派遣軍艦；但還是遠遠不夠。例如，英國無法一方面在歐洲和中東對抗德國以自衛；同時又在亞洲對日本展開全方位戰爭。於是，英國開始推行誇大「新加坡要塞」的造勢運動。依照英國遠東司令在馬來亞，對一名美國記者所說，「新加坡要塞」目的在製造一個無敵神話，威懾日本，讓她根本打消與英國敵對念頭。
不過日本沒上當。日本非常了解對手的軍力，也有信心對付他們。如果美國不放寬制裁，那麼為得到被封鎖的資源，日本就得主動出擊。原則上，她必須奪取荷屬東印度，為工業和艦隊爭取足夠油料。但是，要把這些油料運回，得面對主宰本區域海上航線的兩大力量：一個是占據馬來亞和婆羅洲的英國，一個是占據菲律賓的美國，日本艦艇相對處於弱勢。換言之，日本不但要占領荷屬東印度，還要征服馬來亞和菲律賓。基本上這是日本在東南亞的計畫。
這個計畫裡不包含緬甸。事實上，日本早期的計畫從未考慮要征服緬甸。她確曾估計到，一旦日軍占領馬來亞並攻擊新加坡，英國可能會從緬甸西南反擊。英軍可以很容易地切斷克拉地峽（Kra Isthmus）和曼谷至新加坡鐵路線；在緬境內的阿恰布（Akyab）和維多利亞角（Victoria Point），英國的兩個重要據點，所以他們也會從印度空運增兵。日本帝國大本營（Imperial General Headquarters）為此制定了一個小型計畫，以鞏固馬來亞側翼，防止英國從緬反擊。根據這一計畫，日本將占領丹那沙林（Tenasserim）和其簡易機場，以及仰光海港。
不過對緬甸還有另一層考量。仰光和中國邊界畹町之間的滇緬公路，是補給戰時中國的兩條尚在運作的生命線之一。日本原已成功封鎖中國沿海，也占領其主要城市，本來足以降服中國。但沒料到中國卻堅持抗戰，把重心，連國都遷到大後方的重慶，並繼續接受來自俄國和西方的補給。俄方走烏魯木齊一線，通過遼闊的中亞地區；西方則通過法屬印度支那，連接雲南和海防的鐵路線，以及通過緬甸的滇緬公路。日本在一九四○年曾以外交壓力，成功迫使英國暫時關閉滇緬公路數月。當時英國無暇旁顧，便讓日本暫時得逞。不過這一情況沒能持續多久；而且，只要滇緬公路存在，問題總會源源不斷。
日本考慮到，如果無法透過外交迫促英國關閉公路，那麼，是否可以經由緬甸人民，來掣肘英國人？日本情報人員開始接觸緬甸內部反政府勢力，尤其是年輕緬人。這些人絕大多數從前是學生，他們成立了德欽黨，誓以驅逐英人為己任。由此可知，早在具體制定任何軍事行動之前，日本情報人員已在仰光和其他各地相當活躍，盡其所能造謠生事。
第三回「作自己」（緬人觀點）
一九四一年的緬甸，一如今日，是個農業國家，國家經濟以稻米和木材為主，礦產也相當豐富，伊洛瓦底江畔的仁安羌出產石油，克倫（Karen）山區的茂奇（Mawchi）有鎢礦，產量占世界三分之一。一千七百萬人口中，緬族占一千萬，還有四百萬克倫族，兩百萬撣族（Shan），一百萬山地部族：那加族（Naga）、欽族（Chin）和克欽族（Kachin）等。另外，也有相當數量的印度人和華人。
緬甸整個國家面積大於法國，領土呈長條狀：從北端的赫茲堡（Fort Hertz）到仰光，直線距離等於從法國南端漂里茲（Biarritz） 港到英格蘭北部的紐卡索（Newcastle-on-Tyne）。仰光以下至緬甸最南端，狀如手指頭的領土，又與北段等長，向南伸入馬來半島。境內有四條主要河流。伊洛瓦底江（Irrawaddy）綿延1,300 哩，最寬處可達3 哩；從入海口上溯至八莫（Bhamo）800 哩皆可通航，伊洛瓦底輪船公司每週開航兩班。然後從八莫可搭乘當地船舶，向上溯到密支那
（Myitkyina）。伊江支流欽敦江（Chindwin）大體上是印緬界河，可通淺水汽輪。更短的錫當河（Sittang River）流經勃固山脈（Pegu Yomas）以東，仰光至丹那沙林鐵路在錫當（SitTaung）至莫巴林（Mokpalin）之間，有橋梁跨河。這一地區內從沃鎮（Waw）到齋托鎮（Kyaikto）沒有公路，只通鐵路。錫當河以潮汛著稱，渡河相當不易。薩爾溫江（Salween，中國稱「怒江」）源於中國境內，其中一段為與暹羅（今泰國）之界河。薩爾溫江比伊江長，全程無橋，只能擺渡。
這些河流皆為南北向，因為無論旅行還是經商，緬人大多取道水路，故也成為境內的主要交通方式。實際上，緬甸有些地方也確實只有水路可達。若要去孟加拉灣海岸線上的阿拉干（Arakan）一帶，從加爾各答或是吉大港（Chittagong）出發，乘船比從緬甸內部走陸路方便許多。只有一條不能通行汽車的小道從阿恰布（Akyab）經由洞鴿（Taungup）和卑謬（Prome）進入緬中平原。在呈手指狀展開的丹那沙林，道路交通狀況要稍好一些。從仰光到毛淡棉（Moulmein）沒有直通公路，因為沃鎮和齋托間有個斷層。不過鐵路可以一路直達耶鎮（Ye），
只需在馬達班（Martaban）和毛淡棉間坐擺渡，並跨過薩爾溫江口。泰緬之間，在丹那沙林有牛車路可通，但是汽車無法通行。
往印度，必須穿越欽敦江和欽族山區，只有小道相通。中國方面的情況則非常不同，截至一九三八年，日本占領了中國大部分海岸線，也切斷了粵漢鐵路。因此武器和物資只能通過兩條路進入，一是從印度支那（由海防入雲南），一是走這條滇緬公路。中國人徒手用簡易工具闢成從昆明到滇緬邊境畹町的公路，與原有臘戌（Lashio）到曼德勒（Mandalay）和仰光的公路會合。滇緬公路長750 哩，走完全程需五天。與海防至雲南線相比，這條公路的運載能力並不強，但聊勝於無。這條可算是緬甸最主要的公路；許多其它公路徒有虛名，尤其在雨季，道路常被泛濫的溪流阻隔，甚或隨著周圍的山坡一起被沖走。一些地區的山高3,000
呎，在欽族山區有些山高達8,000 呎，而在印度邊境的那咖山區，更可達1.2 萬呎。綜合以上所述，緬甸這個國家可說是各種地形、地貌應有盡有：幽深的熱帶叢林、沿海沼澤平原、沖積三角洲、中部平原乾燥三角地帶，即曼德勒（Mandalay）－馬圭（Magwe）－東固（Taungoo）；周邊被牆壁般的高山圍住，往西阻隔印度，往北阻隔中國，往南阻隔泰國。
五月中旬到十月中旬是西南季風盛行的五個月，大部分地區變成水鄉澤國。阿拉干的部分地區，年雨量可達200 吋（5,000厘米）。十月到次年三月，氣候宜人，哪怕是擁擠的市鎮街道也不例外。除了仰光和曼德勒以外，緬甸其實並沒多少大型都市，基本上都是小城和鄉村。許多在一九四二至四五年間因戰爭而出名的地點，充其量不過是幾條有木屋和商鋪的街道，加上一座佛塔。當然，熱帶雨林中野獸遍地。在阿拉干，人們可以獵虎，也能看到象群將木材拖入河中。
英國與這個美麗國度的淵源，還要從頭說起。一八二四年緬甸人騷擾東印度公司的印緬邊區。英緬第一次戰爭過後，緬甸割讓了阿拉干與丹那沙林兩條海岸地帶，使英國可以從海上就輕易地控制緬甸，一八五二年第二次戰爭，緬甸再次失利，
翌年英人侵占勃固。一八八五年緬王錫袍（Thibaw）再戰英國，造成英軍占領緬京曼德勒，並在一八八六年占領整個上緬甸。但這並未帶來和平。緬王舊部四散於野，打起游擊戰，英軍花了五年，出動三萬軍隊才最終平息暴亂。從一九三二年起，緬甸除法律、財政與國防以外，開始實行自治，因為一九一九年《印度政府法（the Government of India Act）》，視緬甸為印度的一個省分。但這樣仍然不夠，一戰之後緬人日漸不滿，尤以仰光大學學生為甚。一九三○年和一九三八年兩次暴動，半反英，半反印，因印度放高利貸的遮地人（Chettyar）曾經大量收購緬甸土地。一九三五年《緬甸政府法（the Government of Burma Act）》通過後，一九三七年四月印緬分治生效，不過許多地區，包括特殊區域和西、北、東部山區，仍保留給英國派遣的總督及其顧問直轄，並不選舉議員，也不歸議會管理。那些希望徹底獨立的人看到印度國大黨的成就，也看到具有浪漫色彩的新芬黨（愛爾蘭政黨）的反抗，認為緬甸獨立之路依然漫長。或許日本人可以幫上忙？
這個問題存在多數有政治意識的緬人腦海裡。一九三六年，就在期末考試前，仰光大學學生罷課。600 名學生在大金塔山的斜坡上安營紮寨，爭取公眾支持。每天早上他們回到校園，阻止其他未加入罷課的學生到校考試。他們的作法特別簡單，就是讓罷課學生臥躺在教學大樓入口處。因為踐踏男性佛教徒的身體可謂罪不可恕，沒有一個緬人敢跨越這些人，圍堵行動果然非常奏效。雖然實際上有一些學生無法擔負多讀一年大學的開銷，但這類激動人心的時刻，無疑是這次罷課運動廣受歡迎的一個重要因素。理論上，罷課是反對校長行政部門的專制作法，也被認為學生們要求校長「對緬甸政治領導人硬起來。」總之，這場罷課的基礎就在民族主義。
兩年半後，小說家威爾斯（H. G. Wells）在全球文學巡迴演說中提倡：由自由的人民建立邦聯來形成一個世界性的法則。他沮喪地發現，緬甸人對他的浪漫理想反應不佳。在與剛釋放的反政府分子悟巴藍（U Ba Llang，威爾斯的拼法）共進早餐時，對方對他的說辭頗不耐煩，並加以嘲笑。據威爾斯所記，悟巴藍要他「說給你的英國朋友聽吧！」威爾斯注意到悟巴藍的想法混合了憤憤不平的民族主義，某種粗糙的（情緒上而非組織上的）共產主義，以及他認為大都是造反的內容，全都是世上負面的東西。悟巴藍拒絕聽威爾斯為幫助建立一個「自由
中國」的呼籲，也讓他感到失望。「對他而言，中國是否取得自由，與在南美洲巴塔哥尼亞（Patagonia）的螞蟻山的未來一樣，通通事不關己。」
威爾斯相信東方現存的帝國體系已經癱瘓。緬甸筆會（Pen Club）男女成員刻意穿上民族服裝，邀請他在河畔的船塢喝茶，威爾斯仔細聆聽了他們的意見。「許多男子頭戴粉色絲綢圓帽，帽簷上別有一朵嫵媚的粉色絲結，穿一件黃色小褂，和一條令人愉悅的直筒褲。這就是仰光有身分、有地位男子的標準打扮。」威爾斯跟他們談起有關全球性泛英語系社會的概念，期望緬人超越既狹隘又爭端迭起的軍事民族主義。緬人不同意他的說法，給他看數月前印度警察棒打學生的照片，並告訴他媒體的審查制度，和當地只有意培養普通文官與商人的教育體系。威爾斯指出帝國主義和民族主義這兩個概念，在未來定會被超越。他說：「有另一個世界，那裡可以自由思考，自由發言，那是個自由開放的世界。你們應該屬於那個世界。」
他聽到的回答不出意料：「可是我們的政府不讓我們這麼做，我們的審查制度也不讓我們這麼做。我們的青年從罷課、辯論和閱讀禁書中學到的，比從課堂上學得更多。他們開始意識到自己必須為國家負責。」諷刺的是，印緬分治後的第一任緬甸總理恰恰反對仰光學生的訴求。儘管有些遲疑， 巴茂博士（Dr. Ba Maw） 在一九三九年一月，也就是威爾斯訪緬的前幾個星期，正式拒絕了學生的要求。但同時，他歡迎日本的主張，希望將緬甸民族主義者的不滿，發展成為反英的武器。當然，日本駐仰光領事館明察了巴茂博士的反英立場。巴茂當上總理後，日本於一九三八年與三九年和他接觸，商討要切斷從仰光港經由滇緬公路的對華武器供給。日方支付他相當大的一筆資金，但巴茂告訴日本訪客，滇緬公路事宜，緬方無權決定。另一方面，巴茂自己無疑也在醞釀武裝反英計畫，希望封鎖滇緬公路交通，只不過緬人還沒做好舉行全面暴動的準備。
日本人跟巴茂的最初接觸相當順利。巴茂家多年的家庭醫生，是和日本駐仰光領事館以及在緬情報人員都有密切聯繫的日本醫生鈴木（Dr. Suzuki）。事實上，是巴茂主動找到鈴木醫生的，雨季引發的腰痛正好使巴茂與鈴木醫生頻繁見面。
在多次討論中，巴茂提到日本能不能為緬甸獨立運動做些什麼。很自然地，鈴木醫生隨之聯繫了日本領事。在鄧猛（Thein Maung）陪同下，巴茂與日本領事數度會面，也接見其海軍軍官。巴茂了解日人已與新創的德欽黨人（Thakin）聯繫。在日本安排下，鄧猛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訪問東京，並帶回日方承諾：一旦巴茂展開反英獨立計畫，日方將提供資金援助。整個計畫以政治為重心，不涉軍事。在這一階段，完全沒有任何軍事暴動的意圖。
日本海軍軍官與巴茂接洽，並不足怪也。英國海軍駐防的東南亞，自始至終是日本海軍的目標。只有到了後期，等武力強攻計畫成形，日本陸軍才開始在當地實行監視和顛覆行動，為日後戰事做準備。日本海軍預備役軍官國分正三（Kokubu Shozo），其妻在仰光從業牙醫，本人對緬甸極為熟悉，可謂走遍全緬。他堅信英國因歐洲戰事分身乏術，不可能對日本動武。國分正三出版了不少關於緬甸的書籍和文章，他的認識確實，不像一般日本情報人員花拳繡腿泛論。不過國分正三過於自信，容易走偏。總而言之，日本領事館並不欣賞他，覺得總有一天會惹上麻煩，事實也確實如此。
在高層日本外交官大橋中一（Ohashi Chinchi）的陪同下，國分正三來到上緬甸「參訪」滇緬公路上著名的谷特（Gokteik）鐵路高架橋。英方得到的消息是，一名叫做土橋的日本將軍計畫要炸毀這座重要的橋樑。事實上確實有個叫土橋（土橋勇逸Tsuchihashi Yuitsu）的人，是駐紮在鄰近的印度支那的一名日軍將領。不過或許英方將土橋和大橋混淆了，又或許他們不願見到這座交通要塞被日人窺探，於是英方逮捕了國分正三和大橋中一。平時行為溫和的國分正三，此時向大橋建議，奪取看押之英軍的步槍，殺了對方，然後逃走。不過大橋中一打消這個衝動的念頭，指出這一來，恐怕日後所有在緬日人的行動都會受到不利的影響。英方聯繫了日本領事館，領事為不當行為道歉，兩人於是得到釋放。這起事件對於緬甸的未來有一定的影響。考慮到未來可能帶來的風險，日本領事館告誡巴茂遠離國分正三。但一九四○年八月，英國以煽動叛亂罪逮捕巴茂時，國分正三曾數度到獄中探望，可見巴茂無疑是信賴國分正三，並有進一步的交往。另一方面，國分正三與德欽巴盛（Ba Sein）及其政黨的交好雖以失敗告終，卻造成了意想不到的後果。巴盛的派系是個分裂的支派，並沒有加入巴茂與其他德欽們成立的名為「自由集團（Freedom Bloc）」的聯合體。國分正三向東京總部報告了巴盛的情況，東京指示讓巴盛偷渡出緬，與在曼谷的日本駐東南亞特務行動總負責人，亦即曼谷大使館武官陸軍大佐田村裕（Hiroshi Tamura）取得聯繫。巴盛成功抵達泰緬邊境，卻在離開緬甸的前夜被捕。然而，巴盛的逃逸啟發了另一位舉足輕重的人物：年輕的德欽黨領導人翁山（Aung San）。翁山聽說了這個消息，開始考慮向日本人求助。
第四回 白人的負擔
事實上，許多懷抱理想主義或狹隘民族主義（不論時人怎樣界定）的年輕緬甸人，非常樂意加入反英陣營。這一點似乎並不奇怪：許多英國人為緬甸及其百姓辛勤工作，在提供教育機會以及建立法治系統上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是一如柯里斯（Maurice Collis）所看到的，英國在緬甸的主要動機，就是為了商業。他是這樣描述一九一二年跟他同船去仰光的商人同伴：「他們的主要目的是在亞洲低價買入，在歐洲高價售出。對他們來說，無需學習緬語，只跟緬甸人說英語或是興都語（Hindustani）。他們的偏見很嚴重，觀點也不成熟。但是，由於竭盡全力將利潤帶到倫敦，以維繫帝國經濟命脈，他們總認為自己最為愛國。他們不像印度文官會為緬甸建立一個有效率的行政系統」。
另一位在仁安羌的美國石油開採師，曾經對巴茂「自由集團」的成員悟浦（U Pu）說：「你們總有一天會得到獨立，那就是當你們的國家再也提煉不出一滴石油，再也採伐不到一棵柚木，再也生產不來一粒稻米的時候。英國人來緬甸，純粹就是為了賺錢」。
英國統治無疑為緬甸人生活各方面帶來了可觀的物質改善：現代化教育、良好的道路、醫院、灌溉系統。但是，對緬甸自然資源如石油、木材和礦產的開採，依靠的則是英國、中國或印度的資金投入。不管緬甸人在一九三七年印緬分治後的立法體系中的角色有何轉變，他們完全無法控制本國的經濟。首都仰光超過一半人口為印度裔，印人因為擁有土地，變成當地人所痛恨的少數族裔。在緬人眼中，印人能如此作為，只因英國殖民宗主的這把保護傘。一九三○年夏牙山（Saya San）叛變的目標，既是反英，也是反印。（在對他的審判中，作為被告辯護律師的巴茂，因此積累了相當的名望。許多英國人對他的表現非常反感，認為他濫用所受的歐洲法律教育，是一個「極虛榮，舉止外表像明星」的人物。）
就連緬甸軍隊中也幾乎沒有緬人的蹤影。一九三九年整個軍隊裡只有472 名緬族人，但有3,197 名克倫族、欽族和克欽族士兵。這些緬甸山區民族的政治體系不太發達，因此英國人認為徵用他們更可靠；徵召緬兵則不是明智之舉，因為（英人）「也許會用這支軍隊來鎮壓其族人」。
對日戰爭爆發後不久，英國遠東區總司令，空軍元帥布魯克波凡（Robert Brooke-Popham）爵士雖因日本入侵馬來亞而十分忙碌，但仍關注緬甸防務。在《緬甸筆記（Notes on Burma）》裡，他簡要記下對此地的一些看法。他寫道：「東
部大部分山區屬於撣邦，那裡的居民忠於大英帝國。從那裡我們徵召了幾個營以及其他作戰單位，其中一些部隊由當地首領出資供養。」他認為這個令人滿意的狀況主要應歸功於當地英國專員福卡迪（Fogarty）。然而在緬甸中部，情況卻完全不同，而且令人擔心：
首先，那裡常有獨立呼聲，要求早日實行自治；其次，緬甸對
印人有敵意。這主要是因為土地糾紛：印人將錢借貸給緬人，從而
逐漸擁有了河谷地區的大量富饒土地。我們必須隨時注意爆發大規模
反印活動的可能性。
可是實際情況更加複雜，宗教也是其中一個因素。儘管兩者的流派不同，跟日本一樣，緬甸也是一個佛教國家，而且政教關係密切，「有些宗教領袖忠於帝國，可是大多數人不但不效忠，還傳播獨立思想。」
從各方面來看，以上這些都危害國家安全。不過布魯克‧波凡以一種難以置信的筆調繼續寫道：
除此之外，最令人沮喪的是，我們經過這麼多年在緬甸的經營和
統治，取得了這麼大的進步，絕大多數緬人還是想把我們趕出去。他
們的領袖，比如前總理悟素（U Saw），跟日本走得很近。當時的日本
就算不是我們的正式敵人，也是個潛在對手。我們一直以承擔天賦大
任為榮，堅信受命帶領落後人民進步。可是，如果真要證明自己的價
值，那麼我們，尤其是將在戰後承擔帝國責任的繼任者們，必須認清
，我們在緬甸到底犯了那些錯誤。
當日軍由新組成的緬甸獨立義勇軍（Burma Independence Army）引領下攻入緬甸時，布魯克波凡已經考慮過了。布魯克波凡說道：
我認為如果需要，必須深入考慮以下三點。第一，面對有色人種
，英國人總愛在各方面自認高人一等，並不求證事實是否如此；第二
，自始至終我們沒能夠抱著同情的態度去理解緬人，了解他們真正在
想些什麼，他們有什麼特別的困難和願望；第三，在緬的絕大多數非
官方英國人士只對賺取利潤感興趣，完全不考慮造福當地民眾。
種族主義、傲慢、冷漠、貪婪；雖然英國在緬甸的表現比這些概括更複雜，但這些指責確實不假（並且出自不帶偏見的旁觀者）。這已足以讓我們理解，日本對緬甸的影響為何至於如此。
三○年代日本侵華之後，發現無法單從陸路制服中國，乃於一九四○年封鎖中國沿海，隔年更封鎖其假道的南洋港口，使中國對外管道只剩滇緬公路。日本認為如能控制緬甸，就可進一步堵住中國；又發現長期受英國殖民統治的緬甸人，主張反英獨立浪潮正高，乃成立南機關（Minami Kikan），創立者鈴木敬司結合以翁山為首的緬甸德欽黨青年，在對三十名精英進行軍事培訓以後，領導翁山成立緬甸獨立軍，引領日軍侵緬。
潛伏泰境經年的日本軍官，更奉鈴木之命與當地女子結婚，以融入泰國社會。一九四二年初，日軍越過泰緬邊境，從熱帶叢林偷襲緬南。緬南英軍猝不及防，很快失守。二月二十三日英軍被迫炸毀錫當橋，損兵毀橋仍無法阻擋敵軍，被迫一路後撤。雖印緬總司令魏菲爾將軍下令死守仰光，卻見英軍士氣低下。日軍空襲仰光，城民驚懼。殖民政府、防守部隊、各族平民紛紛奪路，或北逃或西遁，仰光頓成空城，三月八日被日軍占領。守橋的史密斯（J. G. Smyth）師長及在緬指揮官赫頓等都被撤換。新任緬甸軍統帥亞歷山大，負責英方撤退。他雖已得到甫自中國入緬的精銳部隊（在史迪威指揮下）的支援，但本人差一點被俘。在日軍緊逼之下，英印軍展開漫長撤退，敗將帶著殘兵，勉強渡過伊洛瓦底江、欽敦江，撤入印度。隨軍撤退的，還有大批印度平民，在極艱難狀況下，掙扎進入印度東北。
第一回 斷橋拒敵
時間：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拂曉；地點：緬甸南部橫跨錫當河（Sitttang River）的鐵橋。該區由印度第十七師（印第十七師）據守，其中兩個旅在河東，一個旅在河西。但是侵緬三週的日軍，已突破河東防線，進入莫巴林（Mokpalin）鎮外叢林。為了不讓日軍占據，橋身已纏上引線準備炸毀。他們還沒有打算馬上炸橋，因這鐵橋是通往首都仰光最快的捷徑；目前日軍成功發動閃擊戰，判斷仰光是下個目標。
東岸橋頭堡由緬甸步兵第三營建立，這支部隊逃兵不少，已經元氣大傷，幾近潰散。日軍已然逼近到，只要一名輕機槍手即可掃射整座橋樑的程度。負責炸橋的工兵向他的旅長報告，如果日軍繼續以機槍掃射整座橋，他無法保證能否順利引爆橋上引信。而為了確保能炸垮整座橋，他們必須在橋上點燃兩、三個引爆點。即使能壓制日軍機槍火力，也只有暫時緩和的效果，因為整座橋就在日軍迫擊炮射程之內。
據印第十七師師長史密斯（J. G. Smyth，維多利亞十字勳章獲得者）少將回憶，凌晨四點半，第四十八旅旅長諾爾．修－瓊斯（Noel Hugh-Jones）在橋頭召集會議。總司令赫頓（Tom Hutton）中將已經下令：必須把日軍困在錫當河東，愈久愈好。
因為天亮後，日軍一旦奪下此橋，通往仰光之路勢必大開。故而修－瓊斯告訴各部隊隊長與參謀，如果非炸橋不可，得趕在天亮前完成；否則，不但沒有工兵能逃過日軍機槍掃射，而且河對岸也沒有足夠兵力阻擋日軍。
修－瓊斯呈報師長史密斯，如果日軍猛攻，他無法保證是否能守住這座橋。他要史密斯明確下令是否炸橋。史密斯沈思到，若把橋炸了，全師有三分之二會留在東岸；要是不炸，日軍就能經由鐵橋長驅直入仰光。史密斯知道他得作決定，一旦下了決定，他就得一生承擔這個決定的責任。不到五分鐘，他就下定決心：「這個決定雖然難下，但無疑是正確的。我下令立刻炸橋。」
當廓爾喀步兵第四團第一營的官兵，從全長1,650 呎的鋼橋撤退時，橋西有一組配備衝鋒槍的參謀官，作他們的後衛，掩護他們撤退。一切似乎都已就緒，只有兩支步槍分隊在橋上沙袋圍成的掩體中留守。所幸日軍整夜並未查覺英軍橋頭堡守備軍力的薄弱。隨後，工兵長官傳來消息，他還沒準備好，兩支步槍分隊得繼續留守。最後就由廓爾喀營長，帶一個配備輕機槍的士兵，來掩護爆破部隊。
天一亮，一連串恐怖爆炸聲響徹天際，刺眼的強光與大量火辣熱氣劃破黑暗，鋼橋碎片如雨般墜落。接下來，是同樣恐怖的死寂，日軍停止射擊。橋西岸若干負責爆破的官兵決定查看結果。當他們踏上炸後殘橋時，厚重的釘鞋就在鋼樑上碰出釘鐺聲響，這是最先打破寂靜的聲音。他們發現橋有兩截倒下，但仍可見到那兩截鋼樑的頂部，在打旋的水流中露了出來。馬扣拉野戰連（Malerkotla Field Company）炸斷了這座橋，但並未徹底炸毀或是讓橋無法修復。這時，橋上的士兵隱約聽到風中傳來日軍的聲音，喋喋的話語中，透露著興奮之情。
留在錫當河東岸的英國、印度以及廓爾喀部隊則興奮不起來。他們瞭解這次爆炸的意義後，首先感到的是憤怒、絕望與痛苦，以及眼睜睜看著自己被遺棄在敵方。失去指揮官後，既疲倦、又打敗仗的印度部隊，有些只能乖乖向日軍投降。其他官兵只有一條路：想活命，就必須游過錫當河。在驚恐之下，他們涉入打旋的激流之中⋯⋯。
第二回 日軍所到最遠處
日本究竟想從緬甸得到什麼？從日本大部分的歷史看來，他們一直是好戰的民族，受武士階級支配，有其好鬥無情的武士規範—「武士道」—要求絕對服從。一旦失敗，就得接受痛苦自殺的處分。可是這個階級的武士會內鬥：十九世紀末
葉之前，在日本暴亂史上，僅有一次將暴力帶到海外。那是在一五九二年，豐臣秀吉將軍試圖藉由入侵高麗的行動，挑釁中華帝國皇權。該次侵略行動受挫後，日本又恢復以往孤立與隔離的角色。十六世紀時，日人趕走傳教士，屠殺基督教
徒，因為他們認為這些人把頗具侵略性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人帶入日本。一六三六年起，除了有荷蘭商人以長崎港中的出島（Deshima Island）作據點之外，日本進入鎖國時代，一直到十九世紀中葉。
一八五三年，美國海軍艦長培理（Perry）強迫日本接受其開放外貿與外交之議，打破閉關局面，終而造成德川將軍因無力保護日本免於外「夷」入侵而被推翻。日本在德川幕府被推翻之後，恢復皇權，並將首都從京都遷到江戶（東京）。策動這次推翻行動者，並非熱衷開放外貿之流，反而是封建貴族。但即使鎖國，歐洲已奪取東亞大半國家：不論是直接併吞印度、緬甸南部、爪哇、中印半島、菲律賓，或者是施加商業壓力，這些訊息也傳進日本。龐大的中華帝國因為在鴉片戰爭中被英國擊敗而蒙羞，被迫通商與開放內地傳教。從此歐洲每個國家似乎都在中國沿海與廣大內河流域有了據點。
日本意識到若不自衛，必將步中國後塵。於是聘請西方教師與技師，教授日人使用與製造歐洲最先進武器。在法、德教員協助下，一支現代化日本軍隊誕生，並於一八七八年在九州成功粉碎最後一場武士叛亂。英國則為日本製造戰艦並培訓船員。從此，日本的眼光逐漸轉向海外，認為必須讓中國和朝鮮這些與自己文明同型的國家（在許多方面，中國可說是這一文明的源頭）意識到，要是繼續放任歐洲勢力在其領土上為所欲為，將帶來何種後果。要是中、韓自己無法明斷，那麼日本必須動武，強迫其認清現實。於是乎，有了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戰爭和臺灣割讓，以及一九一○年的殖民朝鮮。日本開始自認為是唯一有能力，也有勇氣抗衡歐美的亞洲國家。陸軍大將山縣有朋（Field-Marshal Yamagata）在一九一四年寫道：「也許未來有一天，日本將領導全球有色人種對抗白人的侵略？」
一九二○年代的自由與民主政府，一度擱置了這一進程。
不過三○年代的經濟危機，使日本重返以武力為捷徑實現國家利益的路線。很快，日本軍人開始向政府施壓，要求對中國採取更激烈措施。最終目的，就是保證日本占領滿洲建立海外領地，入侵華北建立傀儡政權，及征服東亞資源豐富地區，取代原有西方殖民勢力，將生產地的原物料，由西方轉向日本，從而確保日方的資源供給。
英商在華網絡密布、利益龐大，因此一開始並不完全反對日本這個企圖。畢竟，若日本在滿洲和華北駐軍，事實上有助於遏制蘇聯勢力在遠東的蔓延；以及一九一一年推翻帝制之後，中國長期處於無政府的混亂狀態，日本軍隊也可幫助中國維護政局的秩序和穩定。然而英方這個態度沒能維持多久，因為日本所公布的東亞新經濟秩序，並未給西方企業留下空間。更何況在西方人眼裡，日本在中國強制推行本國意志的野蠻行為，與德、義的法西斯和納粹侵略如出一轍。
一九四○年，法、比、荷等殖民強國在歐陸戰敗，英倫三島也有段時間陷入被圍困孤立無助的狀態，這對日本可謂天賜良機。同年，日本開始對法屬印度支那施壓。法國雖不情願，也不得不允許日軍進駐印度支那北部，次年並進入南部。日本也用相同手段壓迫荷蘭，要荷屬東印度3 增加對日石油輸出。然而荷蘭頂住壓力，拒絕讓步。此時，美國則開始有所行動。因為與中國有著長期的良好關係，整個三○年代，美國對日本在國際舞台上這些舉措相當驚恐，並採取對策，實施經濟制裁：於一九四一年夏天凍結日本在美資產。
站在日方立場，其在東亞合理擴張的願景，被當地經濟資源的控制者所制約。所以，若有必要，將不惜動武，打破桎梏。而從美、英、荷的立場看，她們合理的經濟利益，已遭一群日本軍事狂人所威脅，就如同德國橫掃歐陸諸國的狂徒。當初未能團結阻止希特勒的這些國家，很清楚如今歐洲所遭遇的後果。故而為了阻止日本擴張，此刻必須有所作為：加固堡壘，擴充軍力，派遣軍艦；但還是遠遠不夠。例如，英國無法一方面在歐洲和中東對抗德國以自衛；同時又在亞洲對日本展開全方位戰爭。於是，英國開始推行誇大「新加坡要塞」的造勢運動。依照英國遠東司令在馬來亞，對一名美國記者所說，「新加坡要塞」目的在製造一個無敵神話，威懾日本，讓她根本打消與英國敵對念頭。
不過日本沒上當。日本非常了解對手的軍力，也有信心對付他們。如果美國不放寬制裁，那麼為得到被封鎖的資源，日本就得主動出擊。原則上，她必須奪取荷屬東印度，為工業和艦隊爭取足夠油料。但是，要把這些油料運回，得面對主宰本區域海上航線的兩大力量：一個是占據馬來亞和婆羅洲的英國，一個是占據菲律賓的美國，日本艦艇相對處於弱勢。換言之，日本不但要占領荷屬東印度，還要征服馬來亞和菲律賓。基本上這是日本在東南亞的計畫。
這個計畫裡不包含緬甸。事實上，日本早期的計畫從未考慮要征服緬甸。她確曾估計到，一旦日軍占領馬來亞並攻擊新加坡，英國可能會從緬甸西南反擊。英軍可以很容易地切斷克拉地峽（Kra Isthmus）和曼谷至新加坡鐵路線；在緬境內的阿恰布（Akyab）和維多利亞角（Victoria Point），英國的兩個重要據點，所以他們也會從印度空運增兵。日本帝國大本營（Imperial General Headquarters）為此制定了一個小型計畫，以鞏固馬來亞側翼，防止英國從緬反擊。根據這一計畫，日本將占領丹那沙林（Tenasserim）和其簡易機場，以及仰光海港。
不過對緬甸還有另一層考量。仰光和中國邊界畹町之間的滇緬公路，是補給戰時中國的兩條尚在運作的生命線之一。日本原已成功封鎖中國沿海，也占領其主要城市，本來足以降服中國。但沒料到中國卻堅持抗戰，把重心，連國都遷到大後方的重慶，並繼續接受來自俄國和西方的補給。俄方走烏魯木齊一線，通過遼闊的中亞地區；西方則通過法屬印度支那，連接雲南和海防的鐵路線，以及通過緬甸的滇緬公路。日本在一九四○年曾以外交壓力，成功迫使英國暫時關閉滇緬公路數月。當時英國無暇旁顧，便讓日本暫時得逞。不過這一情況沒能持續多久；而且，只要滇緬公路存在，問題總會源源不斷。
日本考慮到，如果無法透過外交迫促英國關閉公路，那麼，是否可以經由緬甸人民，來掣肘英國人？日本情報人員開始接觸緬甸內部反政府勢力，尤其是年輕緬人。這些人絕大多數從前是學生，他們成立了德欽黨，誓以驅逐英人為己任。由此可知，早在具體制定任何軍事行動之前，日本情報人員已在仰光和其他各地相當活躍，盡其所能造謠生事。
第三回「作自己」（緬人觀點）
一九四一年的緬甸，一如今日，是個農業國家，國家經濟以稻米和木材為主，礦產也相當豐富，伊洛瓦底江畔的仁安羌出產石油，克倫（Karen）山區的茂奇（Mawchi）有鎢礦，產量占世界三分之一。一千七百萬人口中，緬族占一千萬，還有四百萬克倫族，兩百萬撣族（Shan），一百萬山地部族：那加族（Naga）、欽族（Chin）和克欽族（Kachin）等。另外，也有相當數量的印度人和華人。
緬甸整個國家面積大於法國，領土呈長條狀：從北端的赫茲堡（Fort Hertz）到仰光，直線距離等於從法國南端漂里茲（Biarritz） 港到英格蘭北部的紐卡索（Newcastle-on-Tyne）。仰光以下至緬甸最南端，狀如手指頭的領土，又與北段等長，向南伸入馬來半島。境內有四條主要河流。伊洛瓦底江（Irrawaddy）綿延1,300 哩，最寬處可達3 哩；從入海口上溯至八莫（Bhamo）800 哩皆可通航，伊洛瓦底輪船公司每週開航兩班。然後從八莫可搭乘當地船舶，向上溯到密支那
（Myitkyina）。伊江支流欽敦江（Chindwin）大體上是印緬界河，可通淺水汽輪。更短的錫當河（Sittang River）流經勃固山脈（Pegu Yomas）以東，仰光至丹那沙林鐵路在錫當（SitTaung）至莫巴林（Mokpalin）之間，有橋梁跨河。這一地區內從沃鎮（Waw）到齋托鎮（Kyaikto）沒有公路，只通鐵路。錫當河以潮汛著稱，渡河相當不易。薩爾溫江（Salween，中國稱「怒江」）源於中國境內，其中一段為與暹羅（今泰國）之界河。薩爾溫江比伊江長，全程無橋，只能擺渡。
這些河流皆為南北向，因為無論旅行還是經商，緬人大多取道水路，故也成為境內的主要交通方式。實際上，緬甸有些地方也確實只有水路可達。若要去孟加拉灣海岸線上的阿拉干（Arakan）一帶，從加爾各答或是吉大港（Chittagong）出發，乘船比從緬甸內部走陸路方便許多。只有一條不能通行汽車的小道從阿恰布（Akyab）經由洞鴿（Taungup）和卑謬（Prome）進入緬中平原。在呈手指狀展開的丹那沙林，道路交通狀況要稍好一些。從仰光到毛淡棉（Moulmein）沒有直通公路，因為沃鎮和齋托間有個斷層。不過鐵路可以一路直達耶鎮（Ye），
只需在馬達班（Martaban）和毛淡棉間坐擺渡，並跨過薩爾溫江口。泰緬之間，在丹那沙林有牛車路可通，但是汽車無法通行。
往印度，必須穿越欽敦江和欽族山區，只有小道相通。中國方面的情況則非常不同，截至一九三八年，日本占領了中國大部分海岸線，也切斷了粵漢鐵路。因此武器和物資只能通過兩條路進入，一是從印度支那（由海防入雲南），一是走這條滇緬公路。中國人徒手用簡易工具闢成從昆明到滇緬邊境畹町的公路，與原有臘戌（Lashio）到曼德勒（Mandalay）和仰光的公路會合。滇緬公路長750 哩，走完全程需五天。與海防至雲南線相比，這條公路的運載能力並不強，但聊勝於無。這條可算是緬甸最主要的公路；許多其它公路徒有虛名，尤其在雨季，道路常被泛濫的溪流阻隔，甚或隨著周圍的山坡一起被沖走。一些地區的山高3,000
呎，在欽族山區有些山高達8,000 呎，而在印度邊境的那咖山區，更可達1.2 萬呎。綜合以上所述，緬甸這個國家可說是各種地形、地貌應有盡有：幽深的熱帶叢林、沿海沼澤平原、沖積三角洲、中部平原乾燥三角地帶，即曼德勒（Mandalay）－馬圭（Magwe）－東固（Taungoo）；周邊被牆壁般的高山圍住，往西阻隔印度，往北阻隔中國，往南阻隔泰國。
五月中旬到十月中旬是西南季風盛行的五個月，大部分地區變成水鄉澤國。阿拉干的部分地區，年雨量可達200 吋（5,000厘米）。十月到次年三月，氣候宜人，哪怕是擁擠的市鎮街道也不例外。除了仰光和曼德勒以外，緬甸其實並沒多少大型都市，基本上都是小城和鄉村。許多在一九四二至四五年間因戰爭而出名的地點，充其量不過是幾條有木屋和商鋪的街道，加上一座佛塔。當然，熱帶雨林中野獸遍地。在阿拉干，人們可以獵虎，也能看到象群將木材拖入河中。
英國與這個美麗國度的淵源，還要從頭說起。一八二四年緬甸人騷擾東印度公司的印緬邊區。英緬第一次戰爭過後，緬甸割讓了阿拉干與丹那沙林兩條海岸地帶，使英國可以從海上就輕易地控制緬甸，一八五二年第二次戰爭，緬甸再次失利，
翌年英人侵占勃固。一八八五年緬王錫袍（Thibaw）再戰英國，造成英軍占領緬京曼德勒，並在一八八六年占領整個上緬甸。但這並未帶來和平。緬王舊部四散於野，打起游擊戰，英軍花了五年，出動三萬軍隊才最終平息暴亂。從一九三二年起，緬甸除法律、財政與國防以外，開始實行自治，因為一九一九年《印度政府法（the Government of India Act）》，視緬甸為印度的一個省分。但這樣仍然不夠，一戰之後緬人日漸不滿，尤以仰光大學學生為甚。一九三○年和一九三八年兩次暴動，半反英，半反印，因印度放高利貸的遮地人（Chettyar）曾經大量收購緬甸土地。一九三五年《緬甸政府法（the Government of Burma Act）》通過後，一九三七年四月印緬分治生效，不過許多地區，包括特殊區域和西、北、東部山區，仍保留給英國派遣的總督及其顧問直轄，並不選舉議員，也不歸議會管理。那些希望徹底獨立的人看到印度國大黨的成就，也看到具有浪漫色彩的新芬黨（愛爾蘭政黨）的反抗，認為緬甸獨立之路依然漫長。或許日本人可以幫上忙？
這個問題存在多數有政治意識的緬人腦海裡。一九三六年，就在期末考試前，仰光大學學生罷課。600 名學生在大金塔山的斜坡上安營紮寨，爭取公眾支持。每天早上他們回到校園，阻止其他未加入罷課的學生到校考試。他們的作法特別簡單，就是讓罷課學生臥躺在教學大樓入口處。因為踐踏男性佛教徒的身體可謂罪不可恕，沒有一個緬人敢跨越這些人，圍堵行動果然非常奏效。雖然實際上有一些學生無法擔負多讀一年大學的開銷，但這類激動人心的時刻，無疑是這次罷課運動廣受歡迎的一個重要因素。理論上，罷課是反對校長行政部門的專制作法，也被認為學生們要求校長「對緬甸政治領導人硬起來。」總之，這場罷課的基礎就在民族主義。
兩年半後，小說家威爾斯（H. G. Wells）在全球文學巡迴演說中提倡：由自由的人民建立邦聯來形成一個世界性的法則。他沮喪地發現，緬甸人對他的浪漫理想反應不佳。在與剛釋放的反政府分子悟巴藍（U Ba Llang，威爾斯的拼法）共進早餐時，對方對他的說辭頗不耐煩，並加以嘲笑。據威爾斯所記，悟巴藍要他「說給你的英國朋友聽吧！」威爾斯注意到悟巴藍的想法混合了憤憤不平的民族主義，某種粗糙的（情緒上而非組織上的）共產主義，以及他認為大都是造反的內容，全都是世上負面的東西。悟巴藍拒絕聽威爾斯為幫助建立一個「自由
中國」的呼籲，也讓他感到失望。「對他而言，中國是否取得自由，與在南美洲巴塔哥尼亞（Patagonia）的螞蟻山的未來一樣，通通事不關己。」
威爾斯相信東方現存的帝國體系已經癱瘓。緬甸筆會（Pen Club）男女成員刻意穿上民族服裝，邀請他在河畔的船塢喝茶，威爾斯仔細聆聽了他們的意見。「許多男子頭戴粉色絲綢圓帽，帽簷上別有一朵嫵媚的粉色絲結，穿一件黃色小褂，和一條令人愉悅的直筒褲。這就是仰光有身分、有地位男子的標準打扮。」威爾斯跟他們談起有關全球性泛英語系社會的概念，期望緬人超越既狹隘又爭端迭起的軍事民族主義。緬人不同意他的說法，給他看數月前印度警察棒打學生的照片，並告訴他媒體的審查制度，和當地只有意培養普通文官與商人的教育體系。威爾斯指出帝國主義和民族主義這兩個概念，在未來定會被超越。他說：「有另一個世界，那裡可以自由思考，自由發言，那是個自由開放的世界。你們應該屬於那個世界。」
他聽到的回答不出意料：「可是我們的政府不讓我們這麼做，我們的審查制度也不讓我們這麼做。我們的青年從罷課、辯論和閱讀禁書中學到的，比從課堂上學得更多。他們開始意識到自己必須為國家負責。」諷刺的是，印緬分治後的第一任緬甸總理恰恰反對仰光學生的訴求。儘管有些遲疑， 巴茂博士（Dr. Ba Maw） 在一九三九年一月，也就是威爾斯訪緬的前幾個星期，正式拒絕了學生的要求。但同時，他歡迎日本的主張，希望將緬甸民族主義者的不滿，發展成為反英的武器。當然，日本駐仰光領事館明察了巴茂博士的反英立場。巴茂當上總理後，日本於一九三八年與三九年和他接觸，商討要切斷從仰光港經由滇緬公路的對華武器供給。日方支付他相當大的一筆資金，但巴茂告訴日本訪客，滇緬公路事宜，緬方無權決定。另一方面，巴茂自己無疑也在醞釀武裝反英計畫，希望封鎖滇緬公路交通，只不過緬人還沒做好舉行全面暴動的準備。
日本人跟巴茂的最初接觸相當順利。巴茂家多年的家庭醫生，是和日本駐仰光領事館以及在緬情報人員都有密切聯繫的日本醫生鈴木（Dr. Suzuki）。事實上，是巴茂主動找到鈴木醫生的，雨季引發的腰痛正好使巴茂與鈴木醫生頻繁見面。
在多次討論中，巴茂提到日本能不能為緬甸獨立運動做些什麼。很自然地，鈴木醫生隨之聯繫了日本領事。在鄧猛（Thein Maung）陪同下，巴茂與日本領事數度會面，也接見其海軍軍官。巴茂了解日人已與新創的德欽黨人（Thakin）聯繫。在日本安排下，鄧猛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訪問東京，並帶回日方承諾：一旦巴茂展開反英獨立計畫，日方將提供資金援助。整個計畫以政治為重心，不涉軍事。在這一階段，完全沒有任何軍事暴動的意圖。
日本海軍軍官與巴茂接洽，並不足怪也。英國海軍駐防的東南亞，自始至終是日本海軍的目標。只有到了後期，等武力強攻計畫成形，日本陸軍才開始在當地實行監視和顛覆行動，為日後戰事做準備。日本海軍預備役軍官國分正三（Kokubu Shozo），其妻在仰光從業牙醫，本人對緬甸極為熟悉，可謂走遍全緬。他堅信英國因歐洲戰事分身乏術，不可能對日本動武。國分正三出版了不少關於緬甸的書籍和文章，他的認識確實，不像一般日本情報人員花拳繡腿泛論。不過國分正三過於自信，容易走偏。總而言之，日本領事館並不欣賞他，覺得總有一天會惹上麻煩，事實也確實如此。
在高層日本外交官大橋中一（Ohashi Chinchi）的陪同下，國分正三來到上緬甸「參訪」滇緬公路上著名的谷特（Gokteik）鐵路高架橋。英方得到的消息是，一名叫做土橋的日本將軍計畫要炸毀這座重要的橋樑。事實上確實有個叫土橋（土橋勇逸Tsuchihashi Yuitsu）的人，是駐紮在鄰近的印度支那的一名日軍將領。不過或許英方將土橋和大橋混淆了，又或許他們不願見到這座交通要塞被日人窺探，於是英方逮捕了國分正三和大橋中一。平時行為溫和的國分正三，此時向大橋建議，奪取看押之英軍的步槍，殺了對方，然後逃走。不過大橋中一打消這個衝動的念頭，指出這一來，恐怕日後所有在緬日人的行動都會受到不利的影響。英方聯繫了日本領事館，領事為不當行為道歉，兩人於是得到釋放。這起事件對於緬甸的未來有一定的影響。考慮到未來可能帶來的風險，日本領事館告誡巴茂遠離國分正三。但一九四○年八月，英國以煽動叛亂罪逮捕巴茂時，國分正三曾數度到獄中探望，可見巴茂無疑是信賴國分正三，並有進一步的交往。另一方面，國分正三與德欽巴盛（Ba Sein）及其政黨的交好雖以失敗告終，卻造成了意想不到的後果。巴盛的派系是個分裂的支派，並沒有加入巴茂與其他德欽們成立的名為「自由集團（Freedom Bloc）」的聯合體。國分正三向東京總部報告了巴盛的情況，東京指示讓巴盛偷渡出緬，與在曼谷的日本駐東南亞特務行動總負責人，亦即曼谷大使館武官陸軍大佐田村裕（Hiroshi Tamura）取得聯繫。巴盛成功抵達泰緬邊境，卻在離開緬甸的前夜被捕。然而，巴盛的逃逸啟發了另一位舉足輕重的人物：年輕的德欽黨領導人翁山（Aung San）。翁山聽說了這個消息，開始考慮向日本人求助。
第四回 白人的負擔
事實上，許多懷抱理想主義或狹隘民族主義（不論時人怎樣界定）的年輕緬甸人，非常樂意加入反英陣營。這一點似乎並不奇怪：許多英國人為緬甸及其百姓辛勤工作，在提供教育機會以及建立法治系統上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是一如柯里斯（Maurice Collis）所看到的，英國在緬甸的主要動機，就是為了商業。他是這樣描述一九一二年跟他同船去仰光的商人同伴：「他們的主要目的是在亞洲低價買入，在歐洲高價售出。對他們來說，無需學習緬語，只跟緬甸人說英語或是興都語（Hindustani）。他們的偏見很嚴重，觀點也不成熟。但是，由於竭盡全力將利潤帶到倫敦，以維繫帝國經濟命脈，他們總認為自己最為愛國。他們不像印度文官會為緬甸建立一個有效率的行政系統」。
另一位在仁安羌的美國石油開採師，曾經對巴茂「自由集團」的成員悟浦（U Pu）說：「你們總有一天會得到獨立，那就是當你們的國家再也提煉不出一滴石油，再也採伐不到一棵柚木，再也生產不來一粒稻米的時候。英國人來緬甸，純粹就是為了賺錢」。
英國統治無疑為緬甸人生活各方面帶來了可觀的物質改善：現代化教育、良好的道路、醫院、灌溉系統。但是，對緬甸自然資源如石油、木材和礦產的開採，依靠的則是英國、中國或印度的資金投入。不管緬甸人在一九三七年印緬分治後的立法體系中的角色有何轉變，他們完全無法控制本國的經濟。首都仰光超過一半人口為印度裔，印人因為擁有土地，變成當地人所痛恨的少數族裔。在緬人眼中，印人能如此作為，只因英國殖民宗主的這把保護傘。一九三○年夏牙山（Saya San）叛變的目標，既是反英，也是反印。（在對他的審判中，作為被告辯護律師的巴茂，因此積累了相當的名望。許多英國人對他的表現非常反感，認為他濫用所受的歐洲法律教育，是一個「極虛榮，舉止外表像明星」的人物。）
就連緬甸軍隊中也幾乎沒有緬人的蹤影。一九三九年整個軍隊裡只有472 名緬族人，但有3,197 名克倫族、欽族和克欽族士兵。這些緬甸山區民族的政治體系不太發達，因此英國人認為徵用他們更可靠；徵召緬兵則不是明智之舉，因為（英人）「也許會用這支軍隊來鎮壓其族人」。
對日戰爭爆發後不久，英國遠東區總司令，空軍元帥布魯克波凡（Robert Brooke-Popham）爵士雖因日本入侵馬來亞而十分忙碌，但仍關注緬甸防務。在《緬甸筆記（Notes on Burma）》裡，他簡要記下對此地的一些看法。他寫道：「東
部大部分山區屬於撣邦，那裡的居民忠於大英帝國。從那裡我們徵召了幾個營以及其他作戰單位，其中一些部隊由當地首領出資供養。」他認為這個令人滿意的狀況主要應歸功於當地英國專員福卡迪（Fogarty）。然而在緬甸中部，情況卻完全不同，而且令人擔心：
首先，那裡常有獨立呼聲，要求早日實行自治；其次，緬甸對
印人有敵意。這主要是因為土地糾紛：印人將錢借貸給緬人，從而
逐漸擁有了河谷地區的大量富饒土地。我們必須隨時注意爆發大規模
反印活動的可能性。
可是實際情況更加複雜，宗教也是其中一個因素。儘管兩者的流派不同，跟日本一樣，緬甸也是一個佛教國家，而且政教關係密切，「有些宗教領袖忠於帝國，可是大多數人不但不效忠，還傳播獨立思想。」
從各方面來看，以上這些都危害國家安全。不過布魯克‧波凡以一種難以置信的筆調繼續寫道：
除此之外，最令人沮喪的是，我們經過這麼多年在緬甸的經營和
統治，取得了這麼大的進步，絕大多數緬人還是想把我們趕出去。他
們的領袖，比如前總理悟素（U Saw），跟日本走得很近。當時的日本
就算不是我們的正式敵人，也是個潛在對手。我們一直以承擔天賦大
任為榮，堅信受命帶領落後人民進步。可是，如果真要證明自己的價
值，那麼我們，尤其是將在戰後承擔帝國責任的繼任者們，必須認清
，我們在緬甸到底犯了那些錯誤。
當日軍由新組成的緬甸獨立義勇軍（Burma Independence Army）引領下攻入緬甸時，布魯克波凡已經考慮過了。布魯克波凡說道：
我認為如果需要，必須深入考慮以下三點。第一，面對有色人種
，英國人總愛在各方面自認高人一等，並不求證事實是否如此；第二
，自始至終我們沒能夠抱著同情的態度去理解緬人，了解他們真正在
想些什麼，他們有什麼特別的困難和願望；第三，在緬的絕大多數非
官方英國人士只對賺取利潤感興趣，完全不考慮造福當地民眾。
種族主義、傲慢、冷漠、貪婪；雖然英國在緬甸的表現比這些概括更複雜，但這些指責確實不假（並且出自不帶偏見的旁觀者）。這已足以讓我們理解，日本對緬甸的影響為何至於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