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經學
「經」字，甲骨文中未見，金文寫作「巠」，本意是指紡織物的縱線，後引申為「經營」。由於縱線在紡織過程中的主導、綱領作用，又引申為恆常不變的法則、原則、義理。大約在戰國時期，把內容具有根本性核心意義的書籍稱為「經」，例如《荀子．勸學篇》中有「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於誦經」。《莊子．天道篇》有孔子「繙十二經」。此後在某一些專業方面有開山作用的書籍也被稱為「經」，例如《茶經》、《山海經》、《黃帝內經》等。
最先稱為經的書籍是被儒家視為立論基礎的六部書：《詩》、《書》、《禮》、《樂》、《易》、《春秋》。其起始時間，有的說在戰國時期，例如前引《荀子》和《莊子》。皮錫瑞認為，孔子以前已有經說，但無經名，經名始自孔子，他引《莊子．天運篇》「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說孔子「刪定六經之時，以其道可常行，正名為經」。但是，以「經」名稱六部書是出自孔子之口，還是後人的轉述，實難確定。直到班固的《漢書》，《詩》、《書》、《禮》、《樂》、《易》、《春秋》還被稱為「六藝」，也有的地方稱作「六經」，起碼是經、藝並稱。「六藝」升格為「六經」，是漢武帝以後的事。以前，即使有經之名，恐怕也無經之實，即在學術上和實務上都未占主導地位。
漢初時統治者治國不用儒術，及至漢武帝時，天下大定，漢朝進入和平發展時期，才逐漸意識到儒術有守成作用，開始重視儒術。漢武帝建元五年（西元前136年）立「五經（《詩》、《書》、《禮》、《易》、《春秋》）博士」，並為博士設弟子數人。從此，「五經」置為官學。治「五經」有成者，可獲高官重祿。凡官方檔案或皇帝大臣論及國家大事，必引五經之言作為根據。儒家典籍作為經的地位，得到國家的認可、支持與保護。由此，經學就成了專治儒家經典的學問，以此為業者被稱為經學家。
被尊立為經的書籍有十三部。秦以前的「六藝」，《樂》到漢時已亡佚，餘下的《詩》、《書》、《禮》、《易》、《春秋》被定為「五經」；東漢時增《論語》、《孝經》為經，稱「七經」；唐朝時將《禮》分為《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分為《左傳》、《公羊傳》、《穀梁傳》，分別設科，加上《易》、《詩》、《書》，稱為九經；後又增《論語》、《孝經》、《爾雅》，稱「十二經」；到宋代，《孟子》也被升格為經，計「十三經」。
經書的地位一經確定，就是神聖的，他人他說不得僭越，不可妄稱經名。後人能做的，只是解釋經文，傳授經說，實踐經義。他們治經的成果只能稱為「傳」、「注」或「疏」，經學的內容，實際上就是關於「十三經」的「傳」、「注」、「疏」。
經學的功夫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關於經書中文字、名物的訓詁；二是關於經書義理的闡釋；三是關於經書、經說的真偽，關於傳、疏之虛實的辨正。一、三兩項工作往往被視為繁瑣，但在文字學、考古學、歷史學上的學術價值不可低估。至於第二項工作，多是時人借經文以表達自己關於社會、道德、政治的見解，孰對孰錯，實難公斷。不過，經學家們演繹經說的過程，實際上也就形成了中國哲學，尤其是儒家哲學的演變過程。沒有對經說義理的闡釋，也就沒有儒家哲學。
經學的根本任務是繼承「道統」，護衛真經，於是，辨正經書、經文的真偽和釋義虛實就構成了它的基本問題。漢初立五經，只是今文經，西漢末又出古文經，孰真孰偽，一直爭論不休。至於義理闡釋的虛實，就更難認定，一直到清末也沒有解決。簡單的解決辦法就是確定師承授受關係，所以，經學特別注重家法和專門，否則即為離經叛道。由此也就規定了經學的根本特點──守舊而不能創新。皮錫瑞說：「蓋凡學者皆貴求新，唯經學必專守舊。經作於大聖，傳自古賢。先儒口授其文，後學心知其義，制度有一定而不可私造，義理衷一是而非能臆說。世世遞嬗，師師相承，謹守訓辭，毋得改易。」這一位經學家的概括，算是準確的。經學有數家，實際上每一家都在遵守這個法則。
經學分為幾派。分派的方法，史家各有其說。《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分為今文派和古文派；劉師培按歷史時代分為兩漢派、三國隋唐派、宋元明派、清派；周予同先生說有三派，即西漢今文派、東漢古文派、宋學派。經學分派的方法本不可強求一律，因研究者的目的不同，觀察角度不同，學術思想有別，實際上會有多種分派方法。
如何描述經學的歷史過程，也有不同說法。《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經學有六變：兩漢、魏晉到宋初、宋慶曆（西元1041－1048年）至南宋、宋末至元、明末王學、清朝漢學，並分別以一字斷之，為「拘」、「雜」、「悍」、「黨」、「肆」、「瑣」。皮錫瑞則將經學劃為開闢、流傳、昌明、極盛、中衰、分立、統一、變古、積衰、復盛十個階段。兩者都有很強烈的價值評價的意味。經的本意和立經的主旨是要立定一個萬古不變的根本大法。它一貴經義純正，二貴實行。皮氏以此為標準，劃分經學的盛與衰。經學作為歷史上存在的事物，自有其產生、發展、終結的過程。這個過程不是盛、衰二字所能了斷的。通觀各代、各家經說，從思想上來看，都是在演繹經的內容，每一家就形成了這一派演繹上的分支。要求經義絕對純正，這是不可能的，或因為史學、考古學、文字學的新素材，或因為政治立場的對立，或因為各家為利祿而爭雄，經說的差異在所難免，並且這有差異的各說本來就是經義中隱含的或能容納的。一旦這些隱含和能容納的思想都釋放盡了，經學也就終結了。一旦它不能作為匡正世人行為的根本大法，它的命運也就終結了。湯志鈞先生認為，五四時期就是經學的終結時期。不過，這個終結似乎缺少一種哲學認識論上的反思，而多是從政治、道德上做責難。以後，雖經學之名逐漸勢弱，但其基本的思想方法仍很頑固。近世有經學「轉換」、「重構」、「再造」等說法，更有以現代科學附會經書者。但不論在理論上還是實務上，這些說法都難有更大作為。
「經」字，甲骨文中未見，金文寫作「巠」，本意是指紡織物的縱線，後引申為「經營」。由於縱線在紡織過程中的主導、綱領作用，又引申為恆常不變的法則、原則、義理。大約在戰國時期，把內容具有根本性核心意義的書籍稱為「經」，例如《荀子．勸學篇》中有「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於誦經」。《莊子．天道篇》有孔子「繙十二經」。此後在某一些專業方面有開山作用的書籍也被稱為「經」，例如《茶經》、《山海經》、《黃帝內經》等。
最先稱為經的書籍是被儒家視為立論基礎的六部書：《詩》、《書》、《禮》、《樂》、《易》、《春秋》。其起始時間，有的說在戰國時期，例如前引《荀子》和《莊子》。皮錫瑞認為，孔子以前已有經說，但無經名，經名始自孔子，他引《莊子．天運篇》「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說孔子「刪定六經之時，以其道可常行，正名為經」。但是，以「經」名稱六部書是出自孔子之口，還是後人的轉述，實難確定。直到班固的《漢書》，《詩》、《書》、《禮》、《樂》、《易》、《春秋》還被稱為「六藝」，也有的地方稱作「六經」，起碼是經、藝並稱。「六藝」升格為「六經」，是漢武帝以後的事。以前，即使有經之名，恐怕也無經之實，即在學術上和實務上都未占主導地位。
漢初時統治者治國不用儒術，及至漢武帝時，天下大定，漢朝進入和平發展時期，才逐漸意識到儒術有守成作用，開始重視儒術。漢武帝建元五年（西元前136年）立「五經（《詩》、《書》、《禮》、《易》、《春秋》）博士」，並為博士設弟子數人。從此，「五經」置為官學。治「五經」有成者，可獲高官重祿。凡官方檔案或皇帝大臣論及國家大事，必引五經之言作為根據。儒家典籍作為經的地位，得到國家的認可、支持與保護。由此，經學就成了專治儒家經典的學問，以此為業者被稱為經學家。
被尊立為經的書籍有十三部。秦以前的「六藝」，《樂》到漢時已亡佚，餘下的《詩》、《書》、《禮》、《易》、《春秋》被定為「五經」；東漢時增《論語》、《孝經》為經，稱「七經」；唐朝時將《禮》分為《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分為《左傳》、《公羊傳》、《穀梁傳》，分別設科，加上《易》、《詩》、《書》，稱為九經；後又增《論語》、《孝經》、《爾雅》，稱「十二經」；到宋代，《孟子》也被升格為經，計「十三經」。
經書的地位一經確定，就是神聖的，他人他說不得僭越，不可妄稱經名。後人能做的，只是解釋經文，傳授經說，實踐經義。他們治經的成果只能稱為「傳」、「注」或「疏」，經學的內容，實際上就是關於「十三經」的「傳」、「注」、「疏」。
經學的功夫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關於經書中文字、名物的訓詁；二是關於經書義理的闡釋；三是關於經書、經說的真偽，關於傳、疏之虛實的辨正。一、三兩項工作往往被視為繁瑣，但在文字學、考古學、歷史學上的學術價值不可低估。至於第二項工作，多是時人借經文以表達自己關於社會、道德、政治的見解，孰對孰錯，實難公斷。不過，經學家們演繹經說的過程，實際上也就形成了中國哲學，尤其是儒家哲學的演變過程。沒有對經說義理的闡釋，也就沒有儒家哲學。
經學的根本任務是繼承「道統」，護衛真經，於是，辨正經書、經文的真偽和釋義虛實就構成了它的基本問題。漢初立五經，只是今文經，西漢末又出古文經，孰真孰偽，一直爭論不休。至於義理闡釋的虛實，就更難認定，一直到清末也沒有解決。簡單的解決辦法就是確定師承授受關係，所以，經學特別注重家法和專門，否則即為離經叛道。由此也就規定了經學的根本特點──守舊而不能創新。皮錫瑞說：「蓋凡學者皆貴求新，唯經學必專守舊。經作於大聖，傳自古賢。先儒口授其文，後學心知其義，制度有一定而不可私造，義理衷一是而非能臆說。世世遞嬗，師師相承，謹守訓辭，毋得改易。」這一位經學家的概括，算是準確的。經學有數家，實際上每一家都在遵守這個法則。
經學分為幾派。分派的方法，史家各有其說。《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分為今文派和古文派；劉師培按歷史時代分為兩漢派、三國隋唐派、宋元明派、清派；周予同先生說有三派，即西漢今文派、東漢古文派、宋學派。經學分派的方法本不可強求一律，因研究者的目的不同，觀察角度不同，學術思想有別，實際上會有多種分派方法。
如何描述經學的歷史過程，也有不同說法。《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經學有六變：兩漢、魏晉到宋初、宋慶曆（西元1041－1048年）至南宋、宋末至元、明末王學、清朝漢學，並分別以一字斷之，為「拘」、「雜」、「悍」、「黨」、「肆」、「瑣」。皮錫瑞則將經學劃為開闢、流傳、昌明、極盛、中衰、分立、統一、變古、積衰、復盛十個階段。兩者都有很強烈的價值評價的意味。經的本意和立經的主旨是要立定一個萬古不變的根本大法。它一貴經義純正，二貴實行。皮氏以此為標準，劃分經學的盛與衰。經學作為歷史上存在的事物，自有其產生、發展、終結的過程。這個過程不是盛、衰二字所能了斷的。通觀各代、各家經說，從思想上來看，都是在演繹經的內容，每一家就形成了這一派演繹上的分支。要求經義絕對純正，這是不可能的，或因為史學、考古學、文字學的新素材，或因為政治立場的對立，或因為各家為利祿而爭雄，經說的差異在所難免，並且這有差異的各說本來就是經義中隱含的或能容納的。一旦這些隱含和能容納的思想都釋放盡了，經學也就終結了。一旦它不能作為匡正世人行為的根本大法，它的命運也就終結了。湯志鈞先生認為，五四時期就是經學的終結時期。不過，這個終結似乎缺少一種哲學認識論上的反思，而多是從政治、道德上做責難。以後，雖經學之名逐漸勢弱，但其基本的思想方法仍很頑固。近世有經學「轉換」、「重構」、「再造」等說法，更有以現代科學附會經書者。但不論在理論上還是實務上，這些說法都難有更大作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