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冤可洗否？
——嘉慶年間重慶民婦告官案
／周琳
嘉慶二十二年（一八一七）十一月十九日，重慶城，四川總督行轅。一個婦人淒厲的喊冤聲撕破了冬日肅殺的空氣。新任川督蔣攸銛急命人出外查看。不多時，一紙訴狀擺到了他的案頭。在外喊冤的女子名為周何氏，她狀告巴縣知縣劉德銓刑訊逼供，害死了她丈夫周光鼎。蔣攸銛初到川省，對此地官場不甚瞭解。但憑多年為官的直覺，他知道此事並不簡單。於是在蔣攸銛的推動下，這個案子開始重新調查、重新審理。
關於此案的文字記錄語焉不詳、支離破碎。年僅二十二歲的平民女子周何氏似乎一直在和一群「看不見的敵人」打著一場「必輸的戰爭」。本文會討論這個案件的過程、細節，但目的不在於推斷出案件的真相。因為所謂的「真相」，早已被塗抹得面目全非。我們能做的，只是復現那些疑點、謊言和當事人的反常行為，從而去理解一位清代重慶的底層女性，如何面對周遭世界極端的「惡」。
禍之所起
嘉慶二十二年四月，距離歸州（湖北）船戶周光鼎的死亡，還有不到六個月的時間。周光鼎沉浸在對未來的期待之中。他建造的一艘柏木大帆船即將完工，這艘船能承載八十到一百二十噸的客貨，今後的生意自然會更加興隆。就在此時，一位名叫胡啟昌的商人找到了周光鼎。胡啟昌在重慶城中經營著一家「啟昌商號」，該商號在湖北漢口設有分號。因為胡啟昌和周光鼎都是湖北人，周光鼎曾經幫胡啟昌運過貨，所以兩人也算老相識。
這一次胡啟昌託運的是二百六十九石大米。「石」是清代的重量單位，清廷規定「白糧以一百六十斤為一石」， 一八○○年前後，江南地區一石等於一百六十市斤。以這個標準折算，二百六十九石大米約為二一．五二噸。而四川的「斤」又比別的地方更大，二百六十九石大米大概重二十五噸。然而此時周光鼎的船還沒造好，這一趟活兒他沒法跑。於是，他向胡啟昌介紹了另一名歸州船戶——張正舉。張正舉和胡啟昌談妥運輸細節後，由周光鼎見證，簽署了運載合同。在張正舉的船出發前，胡啟昌預付了二百五十六兩白銀作為運費。
四月中下旬，張正舉的船載著啟昌商號的米順長江下行，向漢口駛去。然而五月十六日，船還未到漢口，張正舉卻被抓了。原來張正舉根本沒有老老實實地跑這一單生意，經過歸州、沙市等地時，他陸陸續續地把啟昌號的米賣掉了。最後他一不做二不休，乾脆把自己的船鑿沉了，跑到啟昌商號漢口分號，謊稱船隻在途中失事，貨物被江水沖走了。
啟昌漢口分號的掌櫃蔡登瀛是一個精明人，他發現張正舉隨身攜帶的胡啟昌信件，根本沒有一點被水打濕的痕跡。於是他滿腹狐疑地隨張正舉去察看「沉船」現場。貨物當然是沒有了，但根本不是被水流意外沖走的樣子。所以，他當下就把張正舉扭送到了毗鄰漢口的江夏縣衙。至此，一樁普通的水上貨運交易，演變成了一個刑事案件。
在江夏縣衙，張正舉對盜賣貨物一事供認不諱。在重慶這邊，周光鼎作為這樁交易的介紹人，在嘉慶二十二年六月十七日被巴縣知縣劉德銓傳訊。自那天以後，周光鼎就再也沒有走出巴縣縣衙。直到十月十三日，周何氏在縣城郊外的荒山上看到了他遍體鱗傷、被隨意丟棄的屍體。
短短六個月間，一個意氣風發、正準備大幹一場的殷實船主，變成了曝屍荒野的死人。這變故來得太突然，疑點太多，周何氏想不明白，也無法接受。
在劫難逃
其實從周光鼎走進巴縣衙門那一刻，他的命運幾乎就已經注定了。
按理說，周光鼎沒有動機和條件去盜賣啟昌號的貨物。畢竟運貨的船不是他的，而且他常年在重慶城做生意，有家室，有產業，還正在計畫擴大經營規模。除非有極特殊的情況，否則他不可能用那麼拙劣的手段，去侵吞老主顧的貨物。而張正舉卻是能幹出這種事的人。他也是歸州船戶，但父母妻兒都在家鄉，只有他一個人在重慶跑船。在清代的重慶，這類漂泊無根的船戶很多。他們常年在水上，混得如魚一般機敏油滑，坑蒙拐騙、打殺偷搶什麼都幹，他們和「水匪」是無限接近的。他們的行為有固定的套路，比如：
「溜子船」，即假扮船戶、客人或巡河差役，設局騙人錢財，騙不了就搶，對方若是反抗，乾脆殺人滅口；「鑽艙」，即趁大船夜裡休息的時候，偷偷溜進船艙，偷竊財物；「橈頭」，即招募一幫無賴，一撥假扮船夫，另一撥假扮船夫的債主，當船開到中途的時候，「債主」登船向「船夫」要債，不給錢就不讓開船，於是船老大就唬弄客人幫「船夫」還債；「放飛」，即船開到半路上，船夫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捲走工錢和客人的錢財，集體跑路；「放炮」，即先偷走客人的錢財、貨物，然後趁船行到險灘的時候，故意把船鑿沉，做成一個死無對證的局。
張正舉盜賣啟昌號貨物，又偽裝成沉船事故，就是典型的「放炮」行為。既然張正舉的不法行為那麼常見，啟昌商號的人和審案的官員，肯定一眼就識破了他的鬼話。可是為什麼被刑訊致死的，不是張正舉而是周光鼎呢？
在這個案子的卷宗中，反覆出現幾個數字：啟昌號託運糧食二百六十九石；胡啟昌預付運費銀二百五十六兩，周光鼎的新船價值銀八百兩。不妨去查一下嘉慶二十二年湖北的米價，得到的近似數據是，每石一．九兩。那麼二百六十九石米，市價就是五百一十一兩。將米的價值和運費的數額加起來：五百一十一加二百五十六等於七百六十七（兩）——啟昌號的所有損失，差不多等於周光鼎新船的價值。也就是說，胡啟昌的訴訟目標非常明確，他就是要拿到周光鼎的船，來抵償啟昌號的損失。
在知縣劉德銓看來：一方面，周光鼎不願用自己的新船為張正舉「背鍋」；另一方面，啟昌號又不肯善罷甘休。要結束雙方僵持，儘快結案，最簡單的辦法就是折磨周光鼎，逼他吐出錢來，所以周光鼎成了張正舉的替罪羔羊。但劉德銓那麼急切地幫啟昌商號索賠，這不太正常。因為在許多類似的案件中，知縣根本就懶得管這樣的事情。比如嘉慶十年（一八○五），蓬溪商人王元清等就說，他們的一批貨物已經被盜賣了五年，到巴縣衙門告了好幾次狀，但是從來沒有得到賠償。
（未完）
——嘉慶年間重慶民婦告官案
／周琳
嘉慶二十二年（一八一七）十一月十九日，重慶城，四川總督行轅。一個婦人淒厲的喊冤聲撕破了冬日肅殺的空氣。新任川督蔣攸銛急命人出外查看。不多時，一紙訴狀擺到了他的案頭。在外喊冤的女子名為周何氏，她狀告巴縣知縣劉德銓刑訊逼供，害死了她丈夫周光鼎。蔣攸銛初到川省，對此地官場不甚瞭解。但憑多年為官的直覺，他知道此事並不簡單。於是在蔣攸銛的推動下，這個案子開始重新調查、重新審理。
關於此案的文字記錄語焉不詳、支離破碎。年僅二十二歲的平民女子周何氏似乎一直在和一群「看不見的敵人」打著一場「必輸的戰爭」。本文會討論這個案件的過程、細節，但目的不在於推斷出案件的真相。因為所謂的「真相」，早已被塗抹得面目全非。我們能做的，只是復現那些疑點、謊言和當事人的反常行為，從而去理解一位清代重慶的底層女性，如何面對周遭世界極端的「惡」。
禍之所起
嘉慶二十二年四月，距離歸州（湖北）船戶周光鼎的死亡，還有不到六個月的時間。周光鼎沉浸在對未來的期待之中。他建造的一艘柏木大帆船即將完工，這艘船能承載八十到一百二十噸的客貨，今後的生意自然會更加興隆。就在此時，一位名叫胡啟昌的商人找到了周光鼎。胡啟昌在重慶城中經營著一家「啟昌商號」，該商號在湖北漢口設有分號。因為胡啟昌和周光鼎都是湖北人，周光鼎曾經幫胡啟昌運過貨，所以兩人也算老相識。
這一次胡啟昌託運的是二百六十九石大米。「石」是清代的重量單位，清廷規定「白糧以一百六十斤為一石」， 一八○○年前後，江南地區一石等於一百六十市斤。以這個標準折算，二百六十九石大米約為二一．五二噸。而四川的「斤」又比別的地方更大，二百六十九石大米大概重二十五噸。然而此時周光鼎的船還沒造好，這一趟活兒他沒法跑。於是，他向胡啟昌介紹了另一名歸州船戶——張正舉。張正舉和胡啟昌談妥運輸細節後，由周光鼎見證，簽署了運載合同。在張正舉的船出發前，胡啟昌預付了二百五十六兩白銀作為運費。
四月中下旬，張正舉的船載著啟昌商號的米順長江下行，向漢口駛去。然而五月十六日，船還未到漢口，張正舉卻被抓了。原來張正舉根本沒有老老實實地跑這一單生意，經過歸州、沙市等地時，他陸陸續續地把啟昌號的米賣掉了。最後他一不做二不休，乾脆把自己的船鑿沉了，跑到啟昌商號漢口分號，謊稱船隻在途中失事，貨物被江水沖走了。
啟昌漢口分號的掌櫃蔡登瀛是一個精明人，他發現張正舉隨身攜帶的胡啟昌信件，根本沒有一點被水打濕的痕跡。於是他滿腹狐疑地隨張正舉去察看「沉船」現場。貨物當然是沒有了，但根本不是被水流意外沖走的樣子。所以，他當下就把張正舉扭送到了毗鄰漢口的江夏縣衙。至此，一樁普通的水上貨運交易，演變成了一個刑事案件。
在江夏縣衙，張正舉對盜賣貨物一事供認不諱。在重慶這邊，周光鼎作為這樁交易的介紹人，在嘉慶二十二年六月十七日被巴縣知縣劉德銓傳訊。自那天以後，周光鼎就再也沒有走出巴縣縣衙。直到十月十三日，周何氏在縣城郊外的荒山上看到了他遍體鱗傷、被隨意丟棄的屍體。
短短六個月間，一個意氣風發、正準備大幹一場的殷實船主，變成了曝屍荒野的死人。這變故來得太突然，疑點太多，周何氏想不明白，也無法接受。
在劫難逃
其實從周光鼎走進巴縣衙門那一刻，他的命運幾乎就已經注定了。
按理說，周光鼎沒有動機和條件去盜賣啟昌號的貨物。畢竟運貨的船不是他的，而且他常年在重慶城做生意，有家室，有產業，還正在計畫擴大經營規模。除非有極特殊的情況，否則他不可能用那麼拙劣的手段，去侵吞老主顧的貨物。而張正舉卻是能幹出這種事的人。他也是歸州船戶，但父母妻兒都在家鄉，只有他一個人在重慶跑船。在清代的重慶，這類漂泊無根的船戶很多。他們常年在水上，混得如魚一般機敏油滑，坑蒙拐騙、打殺偷搶什麼都幹，他們和「水匪」是無限接近的。他們的行為有固定的套路，比如：
「溜子船」，即假扮船戶、客人或巡河差役，設局騙人錢財，騙不了就搶，對方若是反抗，乾脆殺人滅口；「鑽艙」，即趁大船夜裡休息的時候，偷偷溜進船艙，偷竊財物；「橈頭」，即招募一幫無賴，一撥假扮船夫，另一撥假扮船夫的債主，當船開到中途的時候，「債主」登船向「船夫」要債，不給錢就不讓開船，於是船老大就唬弄客人幫「船夫」還債；「放飛」，即船開到半路上，船夫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捲走工錢和客人的錢財，集體跑路；「放炮」，即先偷走客人的錢財、貨物，然後趁船行到險灘的時候，故意把船鑿沉，做成一個死無對證的局。
張正舉盜賣啟昌號貨物，又偽裝成沉船事故，就是典型的「放炮」行為。既然張正舉的不法行為那麼常見，啟昌商號的人和審案的官員，肯定一眼就識破了他的鬼話。可是為什麼被刑訊致死的，不是張正舉而是周光鼎呢？
在這個案子的卷宗中，反覆出現幾個數字：啟昌號託運糧食二百六十九石；胡啟昌預付運費銀二百五十六兩，周光鼎的新船價值銀八百兩。不妨去查一下嘉慶二十二年湖北的米價，得到的近似數據是，每石一．九兩。那麼二百六十九石米，市價就是五百一十一兩。將米的價值和運費的數額加起來：五百一十一加二百五十六等於七百六十七（兩）——啟昌號的所有損失，差不多等於周光鼎新船的價值。也就是說，胡啟昌的訴訟目標非常明確，他就是要拿到周光鼎的船，來抵償啟昌號的損失。
在知縣劉德銓看來：一方面，周光鼎不願用自己的新船為張正舉「背鍋」；另一方面，啟昌號又不肯善罷甘休。要結束雙方僵持，儘快結案，最簡單的辦法就是折磨周光鼎，逼他吐出錢來，所以周光鼎成了張正舉的替罪羔羊。但劉德銓那麼急切地幫啟昌商號索賠，這不太正常。因為在許多類似的案件中，知縣根本就懶得管這樣的事情。比如嘉慶十年（一八○五），蓬溪商人王元清等就說，他們的一批貨物已經被盜賣了五年，到巴縣衙門告了好幾次狀，但是從來沒有得到賠償。
（未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