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想像一個作者〉)
最後，我們來猜想這個問題──司馬遷寫《史記》，春秋這兩百四十二年，為什麼幾乎合本照抄《左傳》不疑？司馬遷絕對不是那種有就好、拿來就好的書寫者，這麼聰明認真的人，如果不是實際內容說服他這如何可能？
春秋，我們講了，至少稍微像樣的國家都依例設了史官，就連南方晚起的楚國都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這些古典籍，意思是史學根基深厚）。太多國家遠比魯國強大、政事上軌、資源豐沛而且持久，還穿越過更長的時間，從戰國到秦，直指司馬遷。我們當然可以把一切歸於不可測的戰火和歷史命運，但合理來說，司馬遷拿到的先代史冊應該不止這一部，《史記》的實際內容也處處支持這一猜測，像齊桓管仲的較詳盡較興致昂揚記事便顯然另有來源云云。也就是說，是司馬遷做出了選擇，他認同了小國史書的《左傳》，做為自己重述這段歷史的基本主體，其位置、其視角、其話題強調和忽略、其時間軸線及其切割方式、乃至於其語調，好像《左傳》的作者先幫他寫好了這一段。
《史記》和後代正史最不同的正是，這部中國最偉大的史書不是官方的、不是單一王朝的觀點，它遠遠比這複雜、豐沛、多層次而且好看，因為書寫者站在王朝外頭、站遠處，少掉了不少物理性和心理性的障礙及其盲點。我們會說這樣比較公正，但公正不是最確切的字眼，應該說有機會講出來較多的事實真相（所以我們才感覺他公正）；阻擋人說出更多事實並不僅僅只是人的私心作祟（膽怯、逢迎、追求不當利得……），更多是「技術性」的困難，包括書寫者自身的種種侷限，人是否具備足夠的認識能力和鑑別判斷能力，足夠的講述和書寫能力，更重要的或說更根源的，人是否能掙脫自己一時一地的存在限制，去想去看去找出來更多東西，長時間裡，這正是上述那一堆必要能力得以獲取、鍛鍊、提昇的理由。寫史，終究是一個專業工作，而不是一次道德演出；專業深處，歷史書寫（也包含所有的書寫）的確有其無可逃遁的道德要求，但不僅是《左傳》「在齊太史簡」那種尖刀一快敢於為著寫下某一句真話赴死之事，這只是寫史工作的一種風險、一種特殊不幸，而不是它的經常性道德要求和困境。書寫的道德要求遠比如此慷慨要全面、要柔韌要更富思考辯證判斷能力，也更不為人知，這我們往後一定有機會再多討論。
誰都曉得，《史記》把項羽列於本紀，置放在高祖劉邦之前，等於說他是上一個皇帝，也等於高祖曾居於其下並從他手中奪取天下。對司馬遷而言，這極可能只是一個無可駁斥也無可更改的歷史事實，他直直的說出來，不詆毀項羽但也不溢美他，感到惋惜但也說出了他的限制他的不足，可是這對漢家天子也太刺激了不是嗎（兩千年後今天號稱民主時代，我們的國史編修真的更有氣度嗎？清末民初，有多少人多少事蹟消失在這個歷史裂縫之中不被寫下來，難怪章詒和要說往事並不如煙、不許如煙）？但也因此，我們才得以較完整的看到項羽，這終究是一個特殊歷史時刻裡一個如此特別的人，而不僅僅是「敵人」、是惡魔、是這也不好講那也不能講的破碎殘缺之人。說真的，項羽本紀還寫得真是好，就文學甚至小說書寫的最嚴格要求也仍好極了，我們在往後二十幾部浩瀚如大海、人多如魚群存在的國史裡有再看過任一篇文字能寫到這種高度這種水準嗎？而司馬遷勝出後代史官一頭真的只是在道德一項壓過他們嗎（敢寫和寫好是兩件事）？或者我們這麼看，兩千年漫長歷史，理論上機率上項羽都不該如此獨特、這麼接近唯一，大遊戲變異性不大，百年千年只是重複只是循環只是他媽的又來了，只除了規模擴大、權力及權力的獎品增加而已。這樣一種人心為之顫抖的失敗，這樣一種幾乎已伸手摸到最高一點的墜落和毀滅，不是沒在其他人那裡發生過，但只有司馬遷寫到如此。一如海倫的絕世是因為荷馬的吟詠，項羽的無可比擬也是因為司馬遷的書寫。中國史官，設法讓他獨立於一般官制之外，有天子不能臣、不能指揮駕馭的一面，甚至像《貞觀政要》裡顯示的，每天皇帝的一言一行記錄，皇帝自己還不可以看（唐太宗李世民遵守，其他皇帝不見得遵守，但這是一種理想）。這是對的，也是經驗，人們很早就深切知道該讓史官離開中心、離開權勢利益交錯縱橫的太熱鬧也太擁擠地點，置放到某一個特殊的、權力不特別伸長手臂觸不到的時間、空間位置（美國的聯邦大法官辦公地點，那幢建築高崇、空曠、安靜、清冷，不像是現代政府機構倒像一座神廟，有人漂亮的形容，只有寥寥九名終身職大法官置身其中，很像是埃及神殿裡的九隻神聖甲蟲。史官，正是歷史的大法官不是嗎？）。
然而，中心有中心一堆令人害怕的弊病（這歷史經驗豐富），惟邊緣一樣有邊緣的通常麻煩（比較不為人知，或說願意忍受）。一般說，邊緣的書寫，人的目光可以恢宏不阻擋，也較容易多生勇氣，但距離太遠卻也容易變得外行，把事情看得太粗線條太簡易，都是原則而缺乏細節，進不到事物的細膩精深之處，也沒溫度，從而少了必要的同情感受，少掉了只有同情才能獲取的更進一步理解，也少掉了只有同情才做得到的更準確判別和判定，犯那種「事情其實不是你說的那樣」的最典型外行錯誤。也就是，太恢宏太有勇氣過了界線，接下來就是內容空掉了，書寫很容易一路傾斜向道德，只剩道德，逐漸變成只是一種控訴，或一個豪勇的宣誓；道德一出，萬物披靡，尤其是專業，所有別人的專業，以及自己的專業。
實質內容的不足和消失，距離太遠只是一個原因，更根本的，可能是邊緣小國之人的經常性處境和其心理狀態使然。米蘭‧昆德拉把「生死攸關」這個緊張兮兮風吹草動無暇他顧的詞，緊緊黏貼在小國家上，是他所說「小國家鄉巴佬氣」的由來；而所謂的小國鄉巴佬氣，昆德拉解釋，正是人無法也不願把事情置放在其大世界的必要背景來看來想──小國家不被允許在大世界遊戲裡有角色，時間一久，它也以為想大問題、關懷大世界變化是無效的，於是移開目光，以至於當有某個人這麼做，還會如昆德拉所說，遭人訕笑，被認為喬張做致。《左傳》最後，獲麟那一年，孔子已是很快會死去的七十歲老人了，齊國陳恆弒其君於舒州，這關魯國什麼事？尤其當時魯國猶處於三年前那場存亡大戰的驚魂未定狀態，但孔子做了一件如此不合時宜的事，這其實令人讀了感傷，他齋居三天後，三次上告魯哀公應該出兵討弒君之賊，結果當然是笑話一則（被訕笑被視為喬張作致），但孔子說：「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告。」孔子大夫後人的此一身分，這不發生在他生於斯長於斯的魯國，得上溯一兩百年前孔子先人仍在宋國的時日（魯桓公時，「經二年春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孔家顯然正是弒君之事的受害者），他記下或保留下這個不幸先人的名字；也就是說，這個身分這一建言，只有在周公的天下秩序裡才成立，只有置放在如此大世界的背景裡、記憶中才說得通才取得意義。就像，相傳魯國才封建之時，管叔蔡叔聯合武庚那場天下大亂，第一代魯君伯禽正是討賊最力戰功最多的一個，三年血戰不回，很久很久以前魯國的確是做過這樣事情的國家沒錯。當這顯得如此突兀可笑，我們就知道了，周公不被記得了，魯國曾經擁有的那個巨大靈魂也已離開了。
事後之明，我們若是司馬遷，可能也會做出跟他一樣的選擇，這是很實際的──我們差可想像，如果依據大國乃至於就是周王室的記史，那很可能會墮入「大國家鄉巴佬氣」的另一陷阱，記史只剩自身細節，一種「小國不會有大事」的基本心理狀態，太多遙遠角落裡有意義的人和事容易被忽視或根本腦子裡沒這東西。而且，大國家乃至於周王室，由於某種大起大落、繁華一夢的緣故，最終也容易變得單調、變得只剩某種悠悠千古的慨歎和「智慧」，像是老子，相傳他的職業就是記史者，道家之源正是史家如司馬遷準確指出的，浸泡人類歷史太久太多到反胃噁心的史家。老子最終棄絕這一切、這所有過多但總以不堪結果收場的細節，本人也掉頭離開，彷彿人的歷史只是一場荒謬劇、一本瘋子的日記、一個人掙扎著要醒來的噩夢、一場虛妄。《老子》一書只寥寥五千言包含全部，具體的人具體的事物全消失全不值一提了，進入到雲端進入到宇宙進入到原理，進入到無人可拒絕的安排和命令；人沒自由意志可言，就只是努力活著並避免受苦而已，凡此。孔子看出來人的消失，他知道老子說得很對如他本人也有浮海而去的無可扼止念頭，但孔子相當微弱不成其抗辯的說，他得選擇和人在一起，留在人的世界裡。
如果選擇鄭宋這樣國家的記史，則是我們講過小國家鄉巴佬氣的另一種陷阱，他們很可能一樣只寫自己但理由不同，他們關心不起世界，就像子產，這麼聰明、目光尖利、有想事情習慣、又有無人可及的最豐碩政治和外交經驗很容易看懂一切的人，願意的話，他一定是當時的首席政論者，可以勝過他的朋友晉國叔向（叔向是晉國公族，帶一點大國鄉巴佬氣，多出來一點高傲），但整部《左傳》，他說的想的爭辯的防衛的乃至於作夢裡面的，全都只有鄭國。
於是我們合理的猜想，這大致上就是司馬遷日後實際拿到看到的，再沒有任一部記史比魯史更合他用、合於他的基本歷史關懷，又盯住大世界大時間，又凝視邊緣角落裡如一瞬的雞鳴狗盜引車賣漿之人（《左傳》還記錄下一個因潔癖而死的人）。魯國這樣一個國家，彷彿生來就為著觀看這段歷史並記住它，「都只是為了一本書」──原魯史春秋版本（也許正是左丘明家世世代代的成果），因為孔子的修訂被覆蓋掉了，但我們曉得孔子小心翼翼屆臨神經質的工作態度，曉得他微言大義的極精密工作方式，是用細如針尖細如粉末的文字選擇逼近真相（或應然的真相），而不是大刀闊斧的塗寫改寫。原春秋版本，最起碼它的根本關懷、它的「天下／魯國」記述比例，必定很接近我們今天看到的孔子新版本；這一直是一個大靈魂、小身體的奇怪國家，這也是它看世界的「正常」比例，《左傳》告訴我們，有個人看過這一原始版本並留下感言，是晉國的韓起，昭公二年，他訪問魯國，說：「周禮盡在魯矣」，證實我們的此一猜想。
只是，這樣不均衡、不舒服的特殊狀態不會久留，時間一長，所有的詭計都會被揭穿，個別特殊的作用力量會耗竭，輕煙會回去天上，石頭會掉回地下，小國家會在無可否認的一次又一次冷水般現實經驗過後，逐漸認清自己打回原形──集體不可能一直維持特殊狀態，集體很識趣，總貼著現實起伏而行，這上頭它甚至是「明智」的；能支撐在這樣狀態的只能是一些個人，也許靠某種信念之力，也許太短人生已來不及更換另一種想法做法，也許總有人會要賭一下自己的迷信否則就太沒意思了云云。就像《左傳》獲麟這一年當時的魯國，會無視於齊強魯弱這麼簡單現實的只剩老孔子一個，當然還會有一些我們已無從知曉的個人，比方我們的《左傳》作者應該就是，他幫我們特別寫下來這件並不愉快也沒後續可能的事（而且是有傳無經的特殊記述，孔子當然不記下自己上告魯君這樣不值一提也沒結果的事）。這於是也意味著，接下來的官方魯史春秋（應該一直保持記著，一天魯國不滅），至此已和孔子的民間版本（已永遠停止）分歧向二路，這也正是《左傳》作者的另一種意義時空位置，這本書，包含著作者的基本心思狀態情感狀態，正是書寫者和他所在的國家、他當下的現實人群分離之處、之時開始的。從一本有事發生才記、開放向無邊無界現實的國家「日記」，到一本有開頭有結尾、彷彿可找出貫穿時間線索乃至因果的完整之書；也從一種集體的、屬於一整個國家的共同聲音，轉為書寫者一個人的聲音，可以開始思索意義，可以藏放心志。《左傳》不接手繼續記錄現實、繼續修改往後的魯史版本，而是對孔子已完結的那一春秋版本（已成為一本書）的一次重新閱讀、學習、回想並思索，這於是在孔子原來修史的基本心志之上，再加進一層當下的處境變化；或者我們這麼說，在原來的孔子春秋版本裡，孔子只是書寫者，但在《左傳》裡，孔子同時也是書裡頭的一個人物，同樣被觀看被回憶被再思索，他的一生，包括作為和主張，同樣回到這兩百四十二年裡面，同樣是這一急劇消逝時代的一部分。這也使得《左傳》不僅僅是孔子春秋版本的一個解釋而已，也許它本來只想這樣，但《左傳》綻放成花，有著原春秋版本並未展開來的花瓣也似層次，而且具體起來。還記得本雅明（談卡夫卡的寓言到小說）的漂亮說法嗎？展開的方式有兩種：一種像孩子把折好的紙船打開來，恢復成一張紙，這是《公羊傳》和《穀梁傳》；另一種是花蕾，它綻放成花，這則是《左傳》。
《左傳》讓一個小國家的國史成為天下史，春秋這個魯史名字也升級成為一個時代的命名暨其分割方式，這兩百四十二年從時間大河中獨立出來。但日後繼續記錄下去的那個官方魯史呢？誰知道或關心過它哪裡去了呢？──我不以為這是戰火云云的緣故，這是日後中國歷史做出的正確判決，了不起只是戰火先一步完成了它而已。日後，那必定是一部昆德拉所說「只配讓人遺忘」的記錄，記錄著往後只配讓人遺忘的那個現實魯國。如果可以，我自己倒很有興趣讀它，理由是，因為孔子作春秋，而一本沒有孔子、未經修改且自此分歧的魯史，比對起來是很有意思的。
一個有著大靈魂的小身體，現實來說並非祝福，生於活於這樣的國家是辛苦的，或許還是不幸的危險的──我自己是從過去幾十年的台灣明確知道，或者說看到。這像人同時有兩個裂解的、不斷拉扯不易和解的目標，逐二兔不得一兔，在每一件具體的事物上都不免矛盾衝突，也難以分配它極有限的資源和人力；人熱切注視著太多遙不可及的東西，而又不真的是它可擁有以及可實踐的，倒是因此一再錯失掉現實稍縱即逝的時機和可能（就實際的比較一下台灣和新加坡吧）；這甚至不當的把人帶進他玩不起的大遊戲之中，忘記了自身的微小和脆弱云云。
大概就只有這一點，那就是人（被迫）想得多想得更深沉而複雜，人超過了他的現實，遂利於書寫；而且因為多是種種難以實踐、化不了事實的思維，所以特別有利於文學書寫。大約有個好幾十年時光，台灣的文學書寫成果，現在事過境遷回想起來真是不可思議，近乎奇蹟，尤其考慮它的人口數目、它的土地大小、它的客觀時空所在和條件（邊緣彈丸之島，沒稍長的歷史又發展起步非常晚，一切如無中生有）、以及現實裡它真的發生過的事（幾乎什麼夠份量的事都沒發生，沒戰亂、沒大型天災人禍，甚至很快連瘟疫飢餓貧窮都沒了，「我承認我不曾歷經滄桑」，借用一下大陸年輕作家蔣方舟的書名），考慮這每一樣都不足以撐起也不足以說明這樣數量和水準的精采小說成績，以及五○到七○那一個現代詩「盛世」（極其可能就是華文世界現代詩空前還絕後的高峰），是的，憑藉的當然不是經驗，而是不斷焚燒著的大靈魂。文學書寫果真是不祥之事沒錯，還好這個太巨大而且沉重不堪的靈魂離開了，託天之幸這次它大概是永永遠遠離開台灣了。
後來的魯國也是這樣嗎？人們發現它變得輕鬆、舒服而且實際。
《左傳》作者，我們想像一個這樣的書寫者，背向著當時這一個魯國，也背向著那即將到來的不同未來，他不大像是那個長壽不死的職業史官左丘明，但其實這無妨，即使他仍叫左丘明，依然芬芳。
最後，我們來猜想這個問題──司馬遷寫《史記》，春秋這兩百四十二年，為什麼幾乎合本照抄《左傳》不疑？司馬遷絕對不是那種有就好、拿來就好的書寫者，這麼聰明認真的人，如果不是實際內容說服他這如何可能？
春秋，我們講了，至少稍微像樣的國家都依例設了史官，就連南方晚起的楚國都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這些古典籍，意思是史學根基深厚）。太多國家遠比魯國強大、政事上軌、資源豐沛而且持久，還穿越過更長的時間，從戰國到秦，直指司馬遷。我們當然可以把一切歸於不可測的戰火和歷史命運，但合理來說，司馬遷拿到的先代史冊應該不止這一部，《史記》的實際內容也處處支持這一猜測，像齊桓管仲的較詳盡較興致昂揚記事便顯然另有來源云云。也就是說，是司馬遷做出了選擇，他認同了小國史書的《左傳》，做為自己重述這段歷史的基本主體，其位置、其視角、其話題強調和忽略、其時間軸線及其切割方式、乃至於其語調，好像《左傳》的作者先幫他寫好了這一段。
《史記》和後代正史最不同的正是，這部中國最偉大的史書不是官方的、不是單一王朝的觀點，它遠遠比這複雜、豐沛、多層次而且好看，因為書寫者站在王朝外頭、站遠處，少掉了不少物理性和心理性的障礙及其盲點。我們會說這樣比較公正，但公正不是最確切的字眼，應該說有機會講出來較多的事實真相（所以我們才感覺他公正）；阻擋人說出更多事實並不僅僅只是人的私心作祟（膽怯、逢迎、追求不當利得……），更多是「技術性」的困難，包括書寫者自身的種種侷限，人是否具備足夠的認識能力和鑑別判斷能力，足夠的講述和書寫能力，更重要的或說更根源的，人是否能掙脫自己一時一地的存在限制，去想去看去找出來更多東西，長時間裡，這正是上述那一堆必要能力得以獲取、鍛鍊、提昇的理由。寫史，終究是一個專業工作，而不是一次道德演出；專業深處，歷史書寫（也包含所有的書寫）的確有其無可逃遁的道德要求，但不僅是《左傳》「在齊太史簡」那種尖刀一快敢於為著寫下某一句真話赴死之事，這只是寫史工作的一種風險、一種特殊不幸，而不是它的經常性道德要求和困境。書寫的道德要求遠比如此慷慨要全面、要柔韌要更富思考辯證判斷能力，也更不為人知，這我們往後一定有機會再多討論。
誰都曉得，《史記》把項羽列於本紀，置放在高祖劉邦之前，等於說他是上一個皇帝，也等於高祖曾居於其下並從他手中奪取天下。對司馬遷而言，這極可能只是一個無可駁斥也無可更改的歷史事實，他直直的說出來，不詆毀項羽但也不溢美他，感到惋惜但也說出了他的限制他的不足，可是這對漢家天子也太刺激了不是嗎（兩千年後今天號稱民主時代，我們的國史編修真的更有氣度嗎？清末民初，有多少人多少事蹟消失在這個歷史裂縫之中不被寫下來，難怪章詒和要說往事並不如煙、不許如煙）？但也因此，我們才得以較完整的看到項羽，這終究是一個特殊歷史時刻裡一個如此特別的人，而不僅僅是「敵人」、是惡魔、是這也不好講那也不能講的破碎殘缺之人。說真的，項羽本紀還寫得真是好，就文學甚至小說書寫的最嚴格要求也仍好極了，我們在往後二十幾部浩瀚如大海、人多如魚群存在的國史裡有再看過任一篇文字能寫到這種高度這種水準嗎？而司馬遷勝出後代史官一頭真的只是在道德一項壓過他們嗎（敢寫和寫好是兩件事）？或者我們這麼看，兩千年漫長歷史，理論上機率上項羽都不該如此獨特、這麼接近唯一，大遊戲變異性不大，百年千年只是重複只是循環只是他媽的又來了，只除了規模擴大、權力及權力的獎品增加而已。這樣一種人心為之顫抖的失敗，這樣一種幾乎已伸手摸到最高一點的墜落和毀滅，不是沒在其他人那裡發生過，但只有司馬遷寫到如此。一如海倫的絕世是因為荷馬的吟詠，項羽的無可比擬也是因為司馬遷的書寫。中國史官，設法讓他獨立於一般官制之外，有天子不能臣、不能指揮駕馭的一面，甚至像《貞觀政要》裡顯示的，每天皇帝的一言一行記錄，皇帝自己還不可以看（唐太宗李世民遵守，其他皇帝不見得遵守，但這是一種理想）。這是對的，也是經驗，人們很早就深切知道該讓史官離開中心、離開權勢利益交錯縱橫的太熱鬧也太擁擠地點，置放到某一個特殊的、權力不特別伸長手臂觸不到的時間、空間位置（美國的聯邦大法官辦公地點，那幢建築高崇、空曠、安靜、清冷，不像是現代政府機構倒像一座神廟，有人漂亮的形容，只有寥寥九名終身職大法官置身其中，很像是埃及神殿裡的九隻神聖甲蟲。史官，正是歷史的大法官不是嗎？）。
然而，中心有中心一堆令人害怕的弊病（這歷史經驗豐富），惟邊緣一樣有邊緣的通常麻煩（比較不為人知，或說願意忍受）。一般說，邊緣的書寫，人的目光可以恢宏不阻擋，也較容易多生勇氣，但距離太遠卻也容易變得外行，把事情看得太粗線條太簡易，都是原則而缺乏細節，進不到事物的細膩精深之處，也沒溫度，從而少了必要的同情感受，少掉了只有同情才能獲取的更進一步理解，也少掉了只有同情才做得到的更準確判別和判定，犯那種「事情其實不是你說的那樣」的最典型外行錯誤。也就是，太恢宏太有勇氣過了界線，接下來就是內容空掉了，書寫很容易一路傾斜向道德，只剩道德，逐漸變成只是一種控訴，或一個豪勇的宣誓；道德一出，萬物披靡，尤其是專業，所有別人的專業，以及自己的專業。
實質內容的不足和消失，距離太遠只是一個原因，更根本的，可能是邊緣小國之人的經常性處境和其心理狀態使然。米蘭‧昆德拉把「生死攸關」這個緊張兮兮風吹草動無暇他顧的詞，緊緊黏貼在小國家上，是他所說「小國家鄉巴佬氣」的由來；而所謂的小國鄉巴佬氣，昆德拉解釋，正是人無法也不願把事情置放在其大世界的必要背景來看來想──小國家不被允許在大世界遊戲裡有角色，時間一久，它也以為想大問題、關懷大世界變化是無效的，於是移開目光，以至於當有某個人這麼做，還會如昆德拉所說，遭人訕笑，被認為喬張做致。《左傳》最後，獲麟那一年，孔子已是很快會死去的七十歲老人了，齊國陳恆弒其君於舒州，這關魯國什麼事？尤其當時魯國猶處於三年前那場存亡大戰的驚魂未定狀態，但孔子做了一件如此不合時宜的事，這其實令人讀了感傷，他齋居三天後，三次上告魯哀公應該出兵討弒君之賊，結果當然是笑話一則（被訕笑被視為喬張作致），但孔子說：「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告。」孔子大夫後人的此一身分，這不發生在他生於斯長於斯的魯國，得上溯一兩百年前孔子先人仍在宋國的時日（魯桓公時，「經二年春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孔家顯然正是弒君之事的受害者），他記下或保留下這個不幸先人的名字；也就是說，這個身分這一建言，只有在周公的天下秩序裡才成立，只有置放在如此大世界的背景裡、記憶中才說得通才取得意義。就像，相傳魯國才封建之時，管叔蔡叔聯合武庚那場天下大亂，第一代魯君伯禽正是討賊最力戰功最多的一個，三年血戰不回，很久很久以前魯國的確是做過這樣事情的國家沒錯。當這顯得如此突兀可笑，我們就知道了，周公不被記得了，魯國曾經擁有的那個巨大靈魂也已離開了。
事後之明，我們若是司馬遷，可能也會做出跟他一樣的選擇，這是很實際的──我們差可想像，如果依據大國乃至於就是周王室的記史，那很可能會墮入「大國家鄉巴佬氣」的另一陷阱，記史只剩自身細節，一種「小國不會有大事」的基本心理狀態，太多遙遠角落裡有意義的人和事容易被忽視或根本腦子裡沒這東西。而且，大國家乃至於周王室，由於某種大起大落、繁華一夢的緣故，最終也容易變得單調、變得只剩某種悠悠千古的慨歎和「智慧」，像是老子，相傳他的職業就是記史者，道家之源正是史家如司馬遷準確指出的，浸泡人類歷史太久太多到反胃噁心的史家。老子最終棄絕這一切、這所有過多但總以不堪結果收場的細節，本人也掉頭離開，彷彿人的歷史只是一場荒謬劇、一本瘋子的日記、一個人掙扎著要醒來的噩夢、一場虛妄。《老子》一書只寥寥五千言包含全部，具體的人具體的事物全消失全不值一提了，進入到雲端進入到宇宙進入到原理，進入到無人可拒絕的安排和命令；人沒自由意志可言，就只是努力活著並避免受苦而已，凡此。孔子看出來人的消失，他知道老子說得很對如他本人也有浮海而去的無可扼止念頭，但孔子相當微弱不成其抗辯的說，他得選擇和人在一起，留在人的世界裡。
如果選擇鄭宋這樣國家的記史，則是我們講過小國家鄉巴佬氣的另一種陷阱，他們很可能一樣只寫自己但理由不同，他們關心不起世界，就像子產，這麼聰明、目光尖利、有想事情習慣、又有無人可及的最豐碩政治和外交經驗很容易看懂一切的人，願意的話，他一定是當時的首席政論者，可以勝過他的朋友晉國叔向（叔向是晉國公族，帶一點大國鄉巴佬氣，多出來一點高傲），但整部《左傳》，他說的想的爭辯的防衛的乃至於作夢裡面的，全都只有鄭國。
於是我們合理的猜想，這大致上就是司馬遷日後實際拿到看到的，再沒有任一部記史比魯史更合他用、合於他的基本歷史關懷，又盯住大世界大時間，又凝視邊緣角落裡如一瞬的雞鳴狗盜引車賣漿之人（《左傳》還記錄下一個因潔癖而死的人）。魯國這樣一個國家，彷彿生來就為著觀看這段歷史並記住它，「都只是為了一本書」──原魯史春秋版本（也許正是左丘明家世世代代的成果），因為孔子的修訂被覆蓋掉了，但我們曉得孔子小心翼翼屆臨神經質的工作態度，曉得他微言大義的極精密工作方式，是用細如針尖細如粉末的文字選擇逼近真相（或應然的真相），而不是大刀闊斧的塗寫改寫。原春秋版本，最起碼它的根本關懷、它的「天下／魯國」記述比例，必定很接近我們今天看到的孔子新版本；這一直是一個大靈魂、小身體的奇怪國家，這也是它看世界的「正常」比例，《左傳》告訴我們，有個人看過這一原始版本並留下感言，是晉國的韓起，昭公二年，他訪問魯國，說：「周禮盡在魯矣」，證實我們的此一猜想。
只是，這樣不均衡、不舒服的特殊狀態不會久留，時間一長，所有的詭計都會被揭穿，個別特殊的作用力量會耗竭，輕煙會回去天上，石頭會掉回地下，小國家會在無可否認的一次又一次冷水般現實經驗過後，逐漸認清自己打回原形──集體不可能一直維持特殊狀態，集體很識趣，總貼著現實起伏而行，這上頭它甚至是「明智」的；能支撐在這樣狀態的只能是一些個人，也許靠某種信念之力，也許太短人生已來不及更換另一種想法做法，也許總有人會要賭一下自己的迷信否則就太沒意思了云云。就像《左傳》獲麟這一年當時的魯國，會無視於齊強魯弱這麼簡單現實的只剩老孔子一個，當然還會有一些我們已無從知曉的個人，比方我們的《左傳》作者應該就是，他幫我們特別寫下來這件並不愉快也沒後續可能的事（而且是有傳無經的特殊記述，孔子當然不記下自己上告魯君這樣不值一提也沒結果的事）。這於是也意味著，接下來的官方魯史春秋（應該一直保持記著，一天魯國不滅），至此已和孔子的民間版本（已永遠停止）分歧向二路，這也正是《左傳》作者的另一種意義時空位置，這本書，包含著作者的基本心思狀態情感狀態，正是書寫者和他所在的國家、他當下的現實人群分離之處、之時開始的。從一本有事發生才記、開放向無邊無界現實的國家「日記」，到一本有開頭有結尾、彷彿可找出貫穿時間線索乃至因果的完整之書；也從一種集體的、屬於一整個國家的共同聲音，轉為書寫者一個人的聲音，可以開始思索意義，可以藏放心志。《左傳》不接手繼續記錄現實、繼續修改往後的魯史版本，而是對孔子已完結的那一春秋版本（已成為一本書）的一次重新閱讀、學習、回想並思索，這於是在孔子原來修史的基本心志之上，再加進一層當下的處境變化；或者我們這麼說，在原來的孔子春秋版本裡，孔子只是書寫者，但在《左傳》裡，孔子同時也是書裡頭的一個人物，同樣被觀看被回憶被再思索，他的一生，包括作為和主張，同樣回到這兩百四十二年裡面，同樣是這一急劇消逝時代的一部分。這也使得《左傳》不僅僅是孔子春秋版本的一個解釋而已，也許它本來只想這樣，但《左傳》綻放成花，有著原春秋版本並未展開來的花瓣也似層次，而且具體起來。還記得本雅明（談卡夫卡的寓言到小說）的漂亮說法嗎？展開的方式有兩種：一種像孩子把折好的紙船打開來，恢復成一張紙，這是《公羊傳》和《穀梁傳》；另一種是花蕾，它綻放成花，這則是《左傳》。
《左傳》讓一個小國家的國史成為天下史，春秋這個魯史名字也升級成為一個時代的命名暨其分割方式，這兩百四十二年從時間大河中獨立出來。但日後繼續記錄下去的那個官方魯史呢？誰知道或關心過它哪裡去了呢？──我不以為這是戰火云云的緣故，這是日後中國歷史做出的正確判決，了不起只是戰火先一步完成了它而已。日後，那必定是一部昆德拉所說「只配讓人遺忘」的記錄，記錄著往後只配讓人遺忘的那個現實魯國。如果可以，我自己倒很有興趣讀它，理由是，因為孔子作春秋，而一本沒有孔子、未經修改且自此分歧的魯史，比對起來是很有意思的。
一個有著大靈魂的小身體，現實來說並非祝福，生於活於這樣的國家是辛苦的，或許還是不幸的危險的──我自己是從過去幾十年的台灣明確知道，或者說看到。這像人同時有兩個裂解的、不斷拉扯不易和解的目標，逐二兔不得一兔，在每一件具體的事物上都不免矛盾衝突，也難以分配它極有限的資源和人力；人熱切注視著太多遙不可及的東西，而又不真的是它可擁有以及可實踐的，倒是因此一再錯失掉現實稍縱即逝的時機和可能（就實際的比較一下台灣和新加坡吧）；這甚至不當的把人帶進他玩不起的大遊戲之中，忘記了自身的微小和脆弱云云。
大概就只有這一點，那就是人（被迫）想得多想得更深沉而複雜，人超過了他的現實，遂利於書寫；而且因為多是種種難以實踐、化不了事實的思維，所以特別有利於文學書寫。大約有個好幾十年時光，台灣的文學書寫成果，現在事過境遷回想起來真是不可思議，近乎奇蹟，尤其考慮它的人口數目、它的土地大小、它的客觀時空所在和條件（邊緣彈丸之島，沒稍長的歷史又發展起步非常晚，一切如無中生有）、以及現實裡它真的發生過的事（幾乎什麼夠份量的事都沒發生，沒戰亂、沒大型天災人禍，甚至很快連瘟疫飢餓貧窮都沒了，「我承認我不曾歷經滄桑」，借用一下大陸年輕作家蔣方舟的書名），考慮這每一樣都不足以撐起也不足以說明這樣數量和水準的精采小說成績，以及五○到七○那一個現代詩「盛世」（極其可能就是華文世界現代詩空前還絕後的高峰），是的，憑藉的當然不是經驗，而是不斷焚燒著的大靈魂。文學書寫果真是不祥之事沒錯，還好這個太巨大而且沉重不堪的靈魂離開了，託天之幸這次它大概是永永遠遠離開台灣了。
後來的魯國也是這樣嗎？人們發現它變得輕鬆、舒服而且實際。
《左傳》作者，我們想像一個這樣的書寫者，背向著當時這一個魯國，也背向著那即將到來的不同未來，他不大像是那個長壽不死的職業史官左丘明，但其實這無妨，即使他仍叫左丘明，依然芬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