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茶葉、銀子與鴉片
一八四○年（道光二十年）鴉片戰爭，就經濟意義看來無疑是場茶葉戰爭。最初的問題都是茶葉輸入英國產生的貿易逆差而引起的，為了扭轉這種逆差，英國才向中國輸出鴉片。茶是因，鴉片是果，鴉片的輸入又導致中國白銀的大量流出，為了銀子，中國有了禁煙運動。
茶、銀、鴉片的循環，最終引發鴉片戰爭。
1茶葉憑什麼制英國
茶葉締造了大英帝國，沒有茶，就不會有英國的現代文明。──艾倫‧麥克法蘭（Alan Macfarlane,1941-）
一片武夷山的茶葉，從它帶著清晨的露水被採摘到茶農手中開始，就走上了一條輾轉之路。它被賣到附近的集市，換了主人，在那裡，被品評，被炒製，被裝運，接著翻山越嶺、舟車川流，南下到廣州，集裝成箱，開始長達四個月乃至八個月的海洋之旅。等到倫敦消費者沖泡這片葉子的時候，最早都已是炎炎夏日，春天的氣息只能在唇邊蕩漾。
英國人把茶葉親切地稱呼為香草，它來自中國，那是一個夢幻的國度，生產絲綢，有著悠久的歷史和文明。
賓漢在《遠征中國紀實》的序言裡說道：「幾個世紀以來，我們與中國的交往純粹是商業上的。直到一八四○年（道光二十年），新的時代開始了，這個強大的東方國家與西方世界的人民發生了激烈的衝突。此前中國一直把西方當做半開化的野蠻人，用一種香草交換我們的產品，這種香草如今已經成為我們生活中的必需品，它的芬芳充滿了使人歡快而不使人迷醉的茶杯。」
茶葉是何時進入英國的，沒有確切的時間可查。威廉‧烏克斯（William Harrison Ukers, 1873-1945）在《茶葉全書》（All about tea）裡，梳理了中國茶進入英國的一段歷史。 大約在一六五七年（咸豐七年），英國倫敦有一家叫凱拉威（Garraway’s）的咖啡館，首次向市民出售茶葉，每磅價格高達六至十英鎊。在凱拉威的出售海報裡，茶葉的功能被描述為「質地溫和，四季皆宜，飲品衛生、健康，有延年益壽之功效」。在這份「第一張茶葉海報」上，還有更多關於茶的資訊，比如能讓人身體輕快，提神醒腦……海報還特別提醒，由於茶的功效眾多，義大利、法國、荷蘭等地的醫生和名人都已經爭相飲用了。茶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異邦，其醫療作用都是首先被提到的。
一六六○年（順治十七年），英國開始徵收飲茶稅，一六八九年（康熙二十八年）開始徵收茶葉關稅，之後不斷提高稅費。一七六八至一七七二年（乾隆三十三至三十七年），按原價的百分之六十四徵收關稅，一七七三至一七七七年（乾隆三十八至四十二年）平均為百分之一○六，一七七八至一七七九年（乾隆四十三至四十四年）下降到百分之百，但一七八三年（乾隆四十八年）達到百分之一一四，一七八四年（乾隆四十九年）上升至百分之一一九。其後，為了抵制茶葉走私，英國政府不得不出臺了「抵代法案」，茶稅從百分之一一九降到百分之十二‧五，由此杜絕了走私，拉動了茶葉的消費繁榮。
大英帝國的飲茶風尚，被認為與一位嗜茶如命的皇后有關。英王查理二世（Charles II, 1630-1685）的妻子凱瑟琳（Catherine Pegge, 1635-?）是葡萄牙的公主，她進入英國王室後，把英國那些與男人一樣嗜酒的上層貴婦培養成茶葉愛好者。英國詩人沃勒（Edmund Waller, 1606-1687）讚美道：「花神寵秋色，嫦娥矜月桂。月桂與秋色，難與茶媲美。」
茶葉進入英國一百多年後，已然成為上至貴族下至貧民都迷戀的飲料。戴維斯（D. Davis）於一七九五年（乾隆六十年）在《農工狀況考察》中說：「在惡劣的天氣與艱苦的生活條件下，麥芽酒昂貴，牛奶又喝不起，唯一能為他們軟化乾麵包的就是茶……茶不是造成貧窮的原因，而是貧窮的結果。」不管原因如何，茶已經是英國人生活中的必需品。茶葉也是中英貿易裡最重要的物品，並由此成立了壟斷中國茶銷售的東印度公司。英國為茶立法收稅，填補國庫之虛。
一七○四年（康熙四十三年），東印度公司在發往各地商館的文件裡寫道：「茶葉是對公司的利害極為重要的一般日用必需品。」在東印度公司從中國輸出的產品中，自一七一八年（康熙五十七年）開始，茶葉取代生絲、絹織物占了首位。以一七八四年（乾隆四十九年）為分界線，茶葉無論在絕對額還是就其在輸出總額中的比重而言，都成了絕對重要的商品。 茶葉貿易不但關乎英國東印度公司的生死，而且對英國財政收入也至關重要。從一八一五年（嘉慶二十年）起，公司每年在茶葉貿易中的獲利都在一百萬英鎊以上，占其商業總利潤的百分之九十，提供了英國國庫全部收入的百分之十。
斯當東很擔心一些偶然因素會導致中英貿易中斷。他分析，憑著英國人的勤勞勇敢和政府的賢明，許多問題都可以解決，但關鍵之處在於茶葉，這不受利益控制，茶葉只有中國才能提供，而此時英國人已經離不開茶葉了！ 這會讓那些被後世嘲笑的晚清官員獲得些許安慰，因為他們確實抓住了貿易問題的關鍵。
在《英使謁見乾隆紀實》中，斯當東濃墨重彩地描述了英國對中國茶葉的依賴，他說自從荷蘭冒險家從中國帶回茶葉後，茶葉在歐洲日益風行。茶在英國，從在咖啡館銷售，到後來成為國家稅收的對象。東印度公司在不到一百年的時間裡，從最初每年銷售量不超過五萬磅，到後來每年銷售量達二千萬磅。在英國，不分種族、不分男女老幼，每人每年平均需要一磅以上的茶葉。要是茶葉貿易中斷，那麼情況會很糟糕。
「突然停止提供這種大量的消費品而又無其他代替品，將會在廣大人民當中產生很大的影響。英國方面已經設法在印度一些氣候和土壤比較適宜的地方試種茶樹。在科西嘉島（Corsica）上的少量種植生長得很好，但是投資卻大於產品價值。將來，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之後，英國方面不必依賴外國進口，自己也可以生產價格便宜的茶葉，這種可能性也是不小。但是為了預防自己種植萬一失敗的情況，那就有必要同北京王朝搭上關係，改善英國在華商人的處境，使他們能夠解除過去那種困難狀況。」
經濟上的單向依賴，讓英國人必須面臨一個巨大難題，如何支付茶葉費用？英國輸出的產品在中國並不好賣，除了在以物易物的置換貿易中獲得一些茶葉外，大部分茶葉需要用白銀支付，為此英國付出了鉅額的白銀。
莊國土估計，一七○○至一八二三年（康熙三十九年至道光三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共輸出五千三百八十七萬五千零三十二兩白銀到中國，一七○○至一八四○年（康熙三十九年至道光二十年），從歐洲和美國運往中國的白銀約一萬七千萬兩。十八世紀六○年代後，東印度公司擴大了對華貿易，卻帶來更大的貿易逆差，白銀問題導致了公司在廣州資金周轉困難。為了平衡貿易逆差，東印度公司決定對華輸出鴉片。一七九○至一八三八年（乾隆五十五年至道光十八年），輸入中國的鴉片價值白銀二億三千九百零四萬五千零四十兩。 通過鴉片的輸入，英國人不僅得到了想要的茶葉等物資，還賺了大把銀子回家。
莊國土得出的結論是「十八世紀中西貿易的基本結構，是西方國家以其殖民地產品，主要為白銀、棉花、胡椒等交換中國的茶、絲、瓷器等。當這種貿易結構能保持平衡時，西人仍然獲得鉅額利潤，傳統的貿易方式仍可維持。由於白銀短缺和中國政府厲行鴉片查禁，傳統的中西貿易結構難以為繼。西人隨即訴諸武力，導致鴉片戰爭的爆發」。
貿易順差與逆差並不能成為判斷一個國家富強與否的標準，不然，現在的美國就是窮國。如何評判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佛蘭克（Andre Gunder Frank, 1929-2005）在《白銀資本》（Reorient：the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裡有強有力的論述。他認為中國在明清時期之所以有那麼強的吸銀能力，是依靠其獨特的貿易品來完成的，確切地說，就是茶、瓷、絲這三大物質領銜的貿易體系。因為茶、瓷、絲在世界經濟中的經濟份額大、參與程度高及重要性強，才使中國成為世界經濟的中心。「一個因素是中國的生產和出口在世界經濟中具有領先地位。中國在瓷器生產方面是無與倫比的，在絲綢生產方面也幾乎沒有對手。……另一個同樣被弗林和拉吉爾德茲強調的重要因素是，中國作為世界對白銀生產的終極『秘窖』的地位和作用。……正是中國對白銀的公共需求、中國經濟的巨大規模和生產力及由此產生的進出口順差，導致了世界對白銀的巨大需求，並造成了世界白銀價格的上漲。」
佛蘭克總結說：「中國的這種更大的、實際上是世界經濟中最大的生產力、競爭力及中心地位，表現為它的貿易保持著最大的順差。這種貿易順差主要基於它的絲綢和瓷器出口在世界經濟中占據主導地位，另外它還出口黃金、銅錢，以及後來的茶葉。」
美國獨立戰爭後，美國靠的也是自己的特色產品西洋參打入了世界貿易體系，而英國人最初來中國推銷輕紗，目的都一樣。
人類學家艾倫‧麥克法蘭等在《綠色黃金》裡認為，茶葉創造了英國，並使英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帝國。 麥克法蘭認為英國工業革命的起源，與茶葉有莫大的關係。十八世紀經濟最發達最活躍的地區即中國、英國和日本，同時也是茶文化得到最好弘揚和發展的地區。
麥克法蘭立論的主要依據是茶水消滅了細菌，讓中國唐宋時期的人不僅免於疾病困擾，還增加了營養，這讓眾多的人口得以持續創造財富。人口大爆炸與存活率高被歸因於沸水與茶結合的飲食層面。同樣例子也可以解釋日本十四到十七世紀的發展過程。日本能夠倖免於一八一七年（嘉慶二十二年）、一八三一年（道光十一年）和一八五○年（道光三十年）的霍亂，也與他們全民飲茶有關。而英國全民飲茶時代，正是十八和十九世紀，剛好也是英國工業革命開始的時期。工業革命導致城市人口膨脹，聚集居住，更容易引發各種傳播性的疾病，但英國從十八世紀中葉開始，許多疾病開始減少或消失，這都歸功於英國人的飲茶習慣。
英國經濟學家麥迪森（Angus Maddison, 1926-2010）也支持這種說法。他在分析歐洲人口問題的時候說，正是因為酒和茶替代了受到污染的水，才使得歐洲人口死亡率下降。
乾隆時期剛好是中國人口增長很快的時期，從雍正十二年到乾隆二十九年（一七三四～一七六四），人口增長了七‧七倍，達到兩億人，而到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已然有四億人口的規模。 茶葉讓人口增長，而鴉片能讓人口減少，這也是道光年間許多大清官員的論調。
在中國、日本、英國生活的母親，因為她們飲茶，所以小孩喝到的都是安全的母乳。喝熱水的習慣，同樣被法國史學家布勞岱所看重，加了茶葉的熱水更是文明進步的標誌。也因為喝茶的風尚，導致哪怕是喝白開水的人，也被視為其有飲茶的行為，這是文明史上了不起的事情。
也因為這樣，茶為每一個需要發展的國家提供了大量勞動力，茶也為他們的簡單生活提供能量源。飲茶避免了大量穀物被拿去釀酒的風險。在十七世紀末，啤酒消耗了英國一半的穀物，他們不得不進口穀物來滿足消費者的需求。十八世紀末期，工人的收入有百分之十用來買茶和糖，只有百分之二‧五用來買酒。
英國著名經濟史學家威廉遜（Williamson）說：「如果沒有茶葉，工廠工人的粗劣飲食就不可能使他們頂著活幹下去。」麥克法蘭認為，中國茶葉的適時到來，正好適應了英國工業化生產的需求，並大大促進了英國工業的發展。
麥克法蘭的第二個依據是，茶葉改變了英國的社會階層，尤其是下午茶會和茶館的出現，幾乎起到了重塑英國文明的作用。英國的飲茶風氣最先在上層社會的貴婦中傳開，然後被中產階級婦女所接受。
在英國早期的酒館和咖啡館裡，只能看到男人的身影，英國婦女還曾發起過抵制咖啡的運動，她們認為咖啡帶壞了英國男人，讓他們徹夜不歸。但茶葉不一樣，性情溫和，適合婦女和小孩。手握茶壺的女人就好比拿著刀劍的武士，參與的人只能屈服於她。這提高了婦女的地位。
第三個論據，茶葉幫助了英帝國的擴張。
關於茶葉造成的影響，英國有兩種說法，一種是「為了一壺小小的茶葉，中國文化幾近毀滅」；另一種是「茶葉在英國的作用如同蒸汽機一樣重要，它幫助英國人度過危機並創造了一個新世界」。對上述兩種說法，麥克法蘭持贊成的態度，他認為茶葉對英國的戰略擴張尤其是軍事上的意義非同小可。
在十八世紀二○年代英國人廣泛飲茶之前，英國僅有北美、西印度殖民地及部分對印度和遠東的貿易。而在此後的一個多世紀裡，英國的殖民地不僅囊括了澳大利亞、加拿大，還擁有了非洲的很多地方及南美洲、印度等地，真正成為日不落帝國。
對茶葉的需求影響了海上貿易，也影響了皇家海軍、商業資本、銀行和信託系統。它促進了英國商業的快速發展，尤其是其在亞洲區域密集的貿易網絡，讓英國勢力強大無比，為他們在東南亞和喜馬拉雅山麓爭霸創造了很好的條件。
周寧在《鴉片帝國》中也總結了茶在四個方面對英國產生的影響。
其一是在國民體質方面，茶有效平衡了英國人的飲食結構，為英國人的多酸性主食──麵包──找到了一種合理的、多鹼性的佐餐飲料。
其二是在家庭倫理與社會意義層面上，茶的溫和促使了人的溫和。英國人之前深受酗酒之害，在很大程度上，是茶陶冶了英國人的性情，維護了道德。一個家庭的下午茶有助於他們完成必要的親情儀式，帶來和諧。詩人庫柏（William Cowper, 1731-1800）用詩描繪了喝茶為英國人家庭生活創造的溫馨和諧的世界：
撥旺爐火，緊閉門窗，
放下窗簾，圍起沙發，
茶壺的水已煮沸，??作響，
沏一壺熱茶，又濃又香，
輕鬆而不沉醉，心神蕩漾，
我們迎來一個安詳的晚上。
從家庭生活到社會交往，茶扮演了重要角色。茶會與咖啡館一樣，擴大了公共空間，促成了一個市民社會的誕生──這點正是資本主義形成的關鍵要素。
其三是茶促使英國人形成了獨特的審美觀和文化儀式。英國人生活中的下午茶點與茶會，是生活高度精雅化的表現。從飲茶使用的瓷器、客廳的餐桌到茶園的裝飾，布置都非常講究，喝茶的文化意義大於生理意義。
最後是茶在英國現代文明史上的經濟政治意義。東印度公司通過壟斷中國的茶葉生意，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公司。富可敵國的東印度公司成為英國的代名詞，為英國之後推行殖民政策，完成了必要的財富積累。
就在以英國為代表的歐洲國家喝茶成風時，德國思想家赫爾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 1744-1803）危言聳聽地說，中國從歐洲商人那裡得到白銀，給他們的卻是成千上萬磅使人疲軟無力的茶葉，從而使歐洲衰敗。事實證明，他錯了。而中國政府控制茶葉的想法卻是明智的，但是他們沒有想到這樣會帶來戰爭，並導致中國從此走向衰落。
考慮到中國對茶葉的絕對控制權，英國不得不尋求到其他地方種植茶樹。英國本土的茶樹種植一直不成功，英國派遣的植物獵人把茶種帶回英國後，悲觀地發現英國的土壤根本無法種植茶樹。後來茶樹在印度阿薩姆種植成功，英國人用了與清廷同樣的手段，他們企圖通過茶葉來控制西藏，另一輪的茶葉貿易與政治戰爭，從沿海轉至內陸，在喜馬拉雅山麓展開。
一八四○年（道光二十年）鴉片戰爭，就經濟意義看來無疑是場茶葉戰爭。最初的問題都是茶葉輸入英國產生的貿易逆差而引起的，為了扭轉這種逆差，英國才向中國輸出鴉片。茶是因，鴉片是果，鴉片的輸入又導致中國白銀的大量流出，為了銀子，中國有了禁煙運動。
茶、銀、鴉片的循環，最終引發鴉片戰爭。
1茶葉憑什麼制英國
茶葉締造了大英帝國，沒有茶，就不會有英國的現代文明。──艾倫‧麥克法蘭（Alan Macfarlane,1941-）
一片武夷山的茶葉，從它帶著清晨的露水被採摘到茶農手中開始，就走上了一條輾轉之路。它被賣到附近的集市，換了主人，在那裡，被品評，被炒製，被裝運，接著翻山越嶺、舟車川流，南下到廣州，集裝成箱，開始長達四個月乃至八個月的海洋之旅。等到倫敦消費者沖泡這片葉子的時候，最早都已是炎炎夏日，春天的氣息只能在唇邊蕩漾。
英國人把茶葉親切地稱呼為香草，它來自中國，那是一個夢幻的國度，生產絲綢，有著悠久的歷史和文明。
賓漢在《遠征中國紀實》的序言裡說道：「幾個世紀以來，我們與中國的交往純粹是商業上的。直到一八四○年（道光二十年），新的時代開始了，這個強大的東方國家與西方世界的人民發生了激烈的衝突。此前中國一直把西方當做半開化的野蠻人，用一種香草交換我們的產品，這種香草如今已經成為我們生活中的必需品，它的芬芳充滿了使人歡快而不使人迷醉的茶杯。」
茶葉是何時進入英國的，沒有確切的時間可查。威廉‧烏克斯（William Harrison Ukers, 1873-1945）在《茶葉全書》（All about tea）裡，梳理了中國茶進入英國的一段歷史。 大約在一六五七年（咸豐七年），英國倫敦有一家叫凱拉威（Garraway’s）的咖啡館，首次向市民出售茶葉，每磅價格高達六至十英鎊。在凱拉威的出售海報裡，茶葉的功能被描述為「質地溫和，四季皆宜，飲品衛生、健康，有延年益壽之功效」。在這份「第一張茶葉海報」上，還有更多關於茶的資訊，比如能讓人身體輕快，提神醒腦……海報還特別提醒，由於茶的功效眾多，義大利、法國、荷蘭等地的醫生和名人都已經爭相飲用了。茶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異邦，其醫療作用都是首先被提到的。
一六六○年（順治十七年），英國開始徵收飲茶稅，一六八九年（康熙二十八年）開始徵收茶葉關稅，之後不斷提高稅費。一七六八至一七七二年（乾隆三十三至三十七年），按原價的百分之六十四徵收關稅，一七七三至一七七七年（乾隆三十八至四十二年）平均為百分之一○六，一七七八至一七七九年（乾隆四十三至四十四年）下降到百分之百，但一七八三年（乾隆四十八年）達到百分之一一四，一七八四年（乾隆四十九年）上升至百分之一一九。其後，為了抵制茶葉走私，英國政府不得不出臺了「抵代法案」，茶稅從百分之一一九降到百分之十二‧五，由此杜絕了走私，拉動了茶葉的消費繁榮。
大英帝國的飲茶風尚，被認為與一位嗜茶如命的皇后有關。英王查理二世（Charles II, 1630-1685）的妻子凱瑟琳（Catherine Pegge, 1635-?）是葡萄牙的公主，她進入英國王室後，把英國那些與男人一樣嗜酒的上層貴婦培養成茶葉愛好者。英國詩人沃勒（Edmund Waller, 1606-1687）讚美道：「花神寵秋色，嫦娥矜月桂。月桂與秋色，難與茶媲美。」
茶葉進入英國一百多年後，已然成為上至貴族下至貧民都迷戀的飲料。戴維斯（D. Davis）於一七九五年（乾隆六十年）在《農工狀況考察》中說：「在惡劣的天氣與艱苦的生活條件下，麥芽酒昂貴，牛奶又喝不起，唯一能為他們軟化乾麵包的就是茶……茶不是造成貧窮的原因，而是貧窮的結果。」不管原因如何，茶已經是英國人生活中的必需品。茶葉也是中英貿易裡最重要的物品，並由此成立了壟斷中國茶銷售的東印度公司。英國為茶立法收稅，填補國庫之虛。
一七○四年（康熙四十三年），東印度公司在發往各地商館的文件裡寫道：「茶葉是對公司的利害極為重要的一般日用必需品。」在東印度公司從中國輸出的產品中，自一七一八年（康熙五十七年）開始，茶葉取代生絲、絹織物占了首位。以一七八四年（乾隆四十九年）為分界線，茶葉無論在絕對額還是就其在輸出總額中的比重而言，都成了絕對重要的商品。 茶葉貿易不但關乎英國東印度公司的生死，而且對英國財政收入也至關重要。從一八一五年（嘉慶二十年）起，公司每年在茶葉貿易中的獲利都在一百萬英鎊以上，占其商業總利潤的百分之九十，提供了英國國庫全部收入的百分之十。
斯當東很擔心一些偶然因素會導致中英貿易中斷。他分析，憑著英國人的勤勞勇敢和政府的賢明，許多問題都可以解決，但關鍵之處在於茶葉，這不受利益控制，茶葉只有中國才能提供，而此時英國人已經離不開茶葉了！ 這會讓那些被後世嘲笑的晚清官員獲得些許安慰，因為他們確實抓住了貿易問題的關鍵。
在《英使謁見乾隆紀實》中，斯當東濃墨重彩地描述了英國對中國茶葉的依賴，他說自從荷蘭冒險家從中國帶回茶葉後，茶葉在歐洲日益風行。茶在英國，從在咖啡館銷售，到後來成為國家稅收的對象。東印度公司在不到一百年的時間裡，從最初每年銷售量不超過五萬磅，到後來每年銷售量達二千萬磅。在英國，不分種族、不分男女老幼，每人每年平均需要一磅以上的茶葉。要是茶葉貿易中斷，那麼情況會很糟糕。
「突然停止提供這種大量的消費品而又無其他代替品，將會在廣大人民當中產生很大的影響。英國方面已經設法在印度一些氣候和土壤比較適宜的地方試種茶樹。在科西嘉島（Corsica）上的少量種植生長得很好，但是投資卻大於產品價值。將來，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之後，英國方面不必依賴外國進口，自己也可以生產價格便宜的茶葉，這種可能性也是不小。但是為了預防自己種植萬一失敗的情況，那就有必要同北京王朝搭上關係，改善英國在華商人的處境，使他們能夠解除過去那種困難狀況。」
經濟上的單向依賴，讓英國人必須面臨一個巨大難題，如何支付茶葉費用？英國輸出的產品在中國並不好賣，除了在以物易物的置換貿易中獲得一些茶葉外，大部分茶葉需要用白銀支付，為此英國付出了鉅額的白銀。
莊國土估計，一七○○至一八二三年（康熙三十九年至道光三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共輸出五千三百八十七萬五千零三十二兩白銀到中國，一七○○至一八四○年（康熙三十九年至道光二十年），從歐洲和美國運往中國的白銀約一萬七千萬兩。十八世紀六○年代後，東印度公司擴大了對華貿易，卻帶來更大的貿易逆差，白銀問題導致了公司在廣州資金周轉困難。為了平衡貿易逆差，東印度公司決定對華輸出鴉片。一七九○至一八三八年（乾隆五十五年至道光十八年），輸入中國的鴉片價值白銀二億三千九百零四萬五千零四十兩。 通過鴉片的輸入，英國人不僅得到了想要的茶葉等物資，還賺了大把銀子回家。
莊國土得出的結論是「十八世紀中西貿易的基本結構，是西方國家以其殖民地產品，主要為白銀、棉花、胡椒等交換中國的茶、絲、瓷器等。當這種貿易結構能保持平衡時，西人仍然獲得鉅額利潤，傳統的貿易方式仍可維持。由於白銀短缺和中國政府厲行鴉片查禁，傳統的中西貿易結構難以為繼。西人隨即訴諸武力，導致鴉片戰爭的爆發」。
貿易順差與逆差並不能成為判斷一個國家富強與否的標準，不然，現在的美國就是窮國。如何評判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佛蘭克（Andre Gunder Frank, 1929-2005）在《白銀資本》（Reorient：the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裡有強有力的論述。他認為中國在明清時期之所以有那麼強的吸銀能力，是依靠其獨特的貿易品來完成的，確切地說，就是茶、瓷、絲這三大物質領銜的貿易體系。因為茶、瓷、絲在世界經濟中的經濟份額大、參與程度高及重要性強，才使中國成為世界經濟的中心。「一個因素是中國的生產和出口在世界經濟中具有領先地位。中國在瓷器生產方面是無與倫比的，在絲綢生產方面也幾乎沒有對手。……另一個同樣被弗林和拉吉爾德茲強調的重要因素是，中國作為世界對白銀生產的終極『秘窖』的地位和作用。……正是中國對白銀的公共需求、中國經濟的巨大規模和生產力及由此產生的進出口順差，導致了世界對白銀的巨大需求，並造成了世界白銀價格的上漲。」
佛蘭克總結說：「中國的這種更大的、實際上是世界經濟中最大的生產力、競爭力及中心地位，表現為它的貿易保持著最大的順差。這種貿易順差主要基於它的絲綢和瓷器出口在世界經濟中占據主導地位，另外它還出口黃金、銅錢，以及後來的茶葉。」
美國獨立戰爭後，美國靠的也是自己的特色產品西洋參打入了世界貿易體系，而英國人最初來中國推銷輕紗，目的都一樣。
人類學家艾倫‧麥克法蘭等在《綠色黃金》裡認為，茶葉創造了英國，並使英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帝國。 麥克法蘭認為英國工業革命的起源，與茶葉有莫大的關係。十八世紀經濟最發達最活躍的地區即中國、英國和日本，同時也是茶文化得到最好弘揚和發展的地區。
麥克法蘭立論的主要依據是茶水消滅了細菌，讓中國唐宋時期的人不僅免於疾病困擾，還增加了營養，這讓眾多的人口得以持續創造財富。人口大爆炸與存活率高被歸因於沸水與茶結合的飲食層面。同樣例子也可以解釋日本十四到十七世紀的發展過程。日本能夠倖免於一八一七年（嘉慶二十二年）、一八三一年（道光十一年）和一八五○年（道光三十年）的霍亂，也與他們全民飲茶有關。而英國全民飲茶時代，正是十八和十九世紀，剛好也是英國工業革命開始的時期。工業革命導致城市人口膨脹，聚集居住，更容易引發各種傳播性的疾病，但英國從十八世紀中葉開始，許多疾病開始減少或消失，這都歸功於英國人的飲茶習慣。
英國經濟學家麥迪森（Angus Maddison, 1926-2010）也支持這種說法。他在分析歐洲人口問題的時候說，正是因為酒和茶替代了受到污染的水，才使得歐洲人口死亡率下降。
乾隆時期剛好是中國人口增長很快的時期，從雍正十二年到乾隆二十九年（一七三四～一七六四），人口增長了七‧七倍，達到兩億人，而到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已然有四億人口的規模。 茶葉讓人口增長，而鴉片能讓人口減少，這也是道光年間許多大清官員的論調。
在中國、日本、英國生活的母親，因為她們飲茶，所以小孩喝到的都是安全的母乳。喝熱水的習慣，同樣被法國史學家布勞岱所看重，加了茶葉的熱水更是文明進步的標誌。也因為喝茶的風尚，導致哪怕是喝白開水的人，也被視為其有飲茶的行為，這是文明史上了不起的事情。
也因為這樣，茶為每一個需要發展的國家提供了大量勞動力，茶也為他們的簡單生活提供能量源。飲茶避免了大量穀物被拿去釀酒的風險。在十七世紀末，啤酒消耗了英國一半的穀物，他們不得不進口穀物來滿足消費者的需求。十八世紀末期，工人的收入有百分之十用來買茶和糖，只有百分之二‧五用來買酒。
英國著名經濟史學家威廉遜（Williamson）說：「如果沒有茶葉，工廠工人的粗劣飲食就不可能使他們頂著活幹下去。」麥克法蘭認為，中國茶葉的適時到來，正好適應了英國工業化生產的需求，並大大促進了英國工業的發展。
麥克法蘭的第二個依據是，茶葉改變了英國的社會階層，尤其是下午茶會和茶館的出現，幾乎起到了重塑英國文明的作用。英國的飲茶風氣最先在上層社會的貴婦中傳開，然後被中產階級婦女所接受。
在英國早期的酒館和咖啡館裡，只能看到男人的身影，英國婦女還曾發起過抵制咖啡的運動，她們認為咖啡帶壞了英國男人，讓他們徹夜不歸。但茶葉不一樣，性情溫和，適合婦女和小孩。手握茶壺的女人就好比拿著刀劍的武士，參與的人只能屈服於她。這提高了婦女的地位。
第三個論據，茶葉幫助了英帝國的擴張。
關於茶葉造成的影響，英國有兩種說法，一種是「為了一壺小小的茶葉，中國文化幾近毀滅」；另一種是「茶葉在英國的作用如同蒸汽機一樣重要，它幫助英國人度過危機並創造了一個新世界」。對上述兩種說法，麥克法蘭持贊成的態度，他認為茶葉對英國的戰略擴張尤其是軍事上的意義非同小可。
在十八世紀二○年代英國人廣泛飲茶之前，英國僅有北美、西印度殖民地及部分對印度和遠東的貿易。而在此後的一個多世紀裡，英國的殖民地不僅囊括了澳大利亞、加拿大，還擁有了非洲的很多地方及南美洲、印度等地，真正成為日不落帝國。
對茶葉的需求影響了海上貿易，也影響了皇家海軍、商業資本、銀行和信託系統。它促進了英國商業的快速發展，尤其是其在亞洲區域密集的貿易網絡，讓英國勢力強大無比，為他們在東南亞和喜馬拉雅山麓爭霸創造了很好的條件。
周寧在《鴉片帝國》中也總結了茶在四個方面對英國產生的影響。
其一是在國民體質方面，茶有效平衡了英國人的飲食結構，為英國人的多酸性主食──麵包──找到了一種合理的、多鹼性的佐餐飲料。
其二是在家庭倫理與社會意義層面上，茶的溫和促使了人的溫和。英國人之前深受酗酒之害，在很大程度上，是茶陶冶了英國人的性情，維護了道德。一個家庭的下午茶有助於他們完成必要的親情儀式，帶來和諧。詩人庫柏（William Cowper, 1731-1800）用詩描繪了喝茶為英國人家庭生活創造的溫馨和諧的世界：
撥旺爐火，緊閉門窗，
放下窗簾，圍起沙發，
茶壺的水已煮沸，??作響，
沏一壺熱茶，又濃又香，
輕鬆而不沉醉，心神蕩漾，
我們迎來一個安詳的晚上。
從家庭生活到社會交往，茶扮演了重要角色。茶會與咖啡館一樣，擴大了公共空間，促成了一個市民社會的誕生──這點正是資本主義形成的關鍵要素。
其三是茶促使英國人形成了獨特的審美觀和文化儀式。英國人生活中的下午茶點與茶會，是生活高度精雅化的表現。從飲茶使用的瓷器、客廳的餐桌到茶園的裝飾，布置都非常講究，喝茶的文化意義大於生理意義。
最後是茶在英國現代文明史上的經濟政治意義。東印度公司通過壟斷中國的茶葉生意，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公司。富可敵國的東印度公司成為英國的代名詞，為英國之後推行殖民政策，完成了必要的財富積累。
就在以英國為代表的歐洲國家喝茶成風時，德國思想家赫爾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 1744-1803）危言聳聽地說，中國從歐洲商人那裡得到白銀，給他們的卻是成千上萬磅使人疲軟無力的茶葉，從而使歐洲衰敗。事實證明，他錯了。而中國政府控制茶葉的想法卻是明智的，但是他們沒有想到這樣會帶來戰爭，並導致中國從此走向衰落。
考慮到中國對茶葉的絕對控制權，英國不得不尋求到其他地方種植茶樹。英國本土的茶樹種植一直不成功，英國派遣的植物獵人把茶種帶回英國後，悲觀地發現英國的土壤根本無法種植茶樹。後來茶樹在印度阿薩姆種植成功，英國人用了與清廷同樣的手段，他們企圖通過茶葉來控制西藏，另一輪的茶葉貿易與政治戰爭，從沿海轉至內陸，在喜馬拉雅山麓展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