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編 總論
第一章 清史在史學上之位置
清未有史也，而有《史稿》；《史稿》為辛亥革命後政府所修。若以革命為易代之限，則《清史稿》與史有同等效力。然革命後同為民國，而政府之遞嬗，意義有不盡同。故前一期政府之所修，又為後一期政府之所暫禁，今猶在審查中，卒蒙弛禁與否未可知。要之，吾輩今日之講清史，猶未能認《清史稿》為勒定之正史也。則於史學上，無一定之史書可作根據。但論史之原理，一朝之經過，是否有為修正史之價值？能統一國土，能治理人民，能行使政權，能綿歷年歲，則能占一朝正史之位置，意義全矣。政府之意，亦非謂清不當有史，但未認《清史稿》即為《清史》。然則於清一代史料之正確者，懸設一正史之位置處之，史料極富。《清史稿》為排比已有具體之一大件，亦應在懸設正史之位置中，參加史料之一席。真正史料，皆出於史中某一朝之本身所構成，聞野記，間資參考，非作史之所應專據也。
清之於史，自代明以來，未嘗一日不踐有史之系統。我國史之系統，乃國家將行一事，其動機已入史，決不待事成之後，乃由史家描寫之。描寫已成之事，任何公正之人，必有主觀。若在發動之初，由需要而動議，由動議而取決，由取決而施行，歷史上有此一事，其甫動至確定，一一留其蛻化之痕跡，則雖欲不公正而不能遇事捏造。除故意作偽之別有關係者外，國事之現象，如攝影之留真，妍媸不能自掩也。有史之組織，清代明時未嘗間斷，故有史之系統未嘗差池。民國代清，獨未嘗留意此事，及今而始議保管檔案。保管檔案，乃抱殘守缺之事，非生枝發葉，移步換形，而皆使之莫可逃遁之事也。我國有史之系統，嚴正完美，實超乎萬國之上。由科鈔而史書，由史書而日錄，而起居注，而絲綸簿，清代又有軍機處檔。具此底本，再加種種之纂修，《實錄》又為其扼要。分之而為本紀，為列傳，為方略，為各志各表，史已大備。易代後就而裁定，其為史館自定者無幾矣。《清史稿》即就此取材，故大致當作清史規範。而其原件之存在，因印刷之發達，流布尤多。故以此大宗史料歸納之為《清史》。而此《清史》之在史學上位置，必成正史，則無可糾駁矣。
近日淺學之士，承革命時期之態度，對清或作仇敵之詞。既認為仇敵，即無代為修史之任務。若已認為應代修史，即認為現代所繼承之前代。尊重現代，必並不厭薄於所繼承之前代，而後覺承統之有自。清一代武功文治，幅員人材，皆有可觀。明初代元，以胡俗為厭，天下既定，即表章元世祖之治，惜其子孫不能遵守。後代於前代，評量政治之得失以為法戒，乃所以為史學。革命時之鼓煽種族以作敵愾之氣，乃軍旅之事，非學問之事也。故史學上之清史，自當占我國累朝史中較盛之一朝，不應故為貶抑，自失學者態度。
第二章 清史體例
清史今皆只可謂之史料，未成正史。唯《清史稿》為有史之輪廓，後有修訂，大約當本此為去取。則《清史稿》之與前史異同，其為斟酌損益之故，即吾輩治清史所應討論者也。紀、志、表、傳，四大總類，仍前不變。紀有十二，最後為《宣統紀》；據金梁《校刻記》，言初擬為《今上本紀》，後改定。《今上本紀》之名，自為不合，稱《宣統紀》亦屬變例。宣統乃一國紀年之號，非帝身所獨有，若稱宣統帝，猶為宣統朝之帝，否則以遜國而稱遜帝，亦尚相符。古有易代而前代之君存在者，修史時其君已亡，則由後代為之追諡，而即以諡入史，若漢之獻帝，元之順帝，皆是。清遜帝獨在，而《史稿》已成，無諡可稱，似當以遜帝名紀。志目十六：曰《天文》、《災異》、《時憲》、《地理》、《禮》、《樂》、《輿服附鹵簿》、《選舉》、《職官》、《食貨》、《河渠》、《兵》、《交通》、《刑法》、《藝文》、《邦交》。其《交通》、《邦交》兩志，為前史所無，今以時政重要，專為作志。其《災異》則所以變前史之《五行志》。時憲即曆，清避高宗諱，改曆書為時憲書，其實時憲乃清曆之名。歷代曆皆有名，且或一代數名，而曆之公名不變。清改明之《大統曆》為《時憲曆》，至曆字成諱遂去之。《史稿》作志，曆志竟稱《時憲志》，亦屬不辭。假如明之《曆志》，豈可作大統志。但文字因避諱而流變，其例亦多，姑不論。第其志中全載《八線表》，篇幅占全志三之二。夫八線表為步天濟算之用具，習算者人人挾之，且充用之八線表，亦無需密至七八位。清修《明史》，已用新法列圖，即具八線之法，而不必盡推其數，今何必於志中括其用具？若果為便用計，則豈不更有八線對數表乎？學校習算之生皆挾一表，書非難得，史志又非便人工作之文，不應浪費篇幅。以《災異》變前史之《五行》，不可不謂為進步，又仿明《五行志》，削事應之附會，似皆取長去短；然所載事目，仍拘於五行之分項，豈非矛盾？夫果以災異而後志，則必有關於國計之盈絀，民生之登耗，若水旱、饑饉、疾疫之類，載之可也；一時一地之物異，一人一家之事變，載之何為？尤可異者，狂人、服異二事。人之狂為生理中之事，以醫學為統計，人之狂者正多，何時何地不有狂人，而《志》獨載雍正三年七月一狂人云：「靈川五都廖家塘，有村民同眾入山，砍竹不歸，一百四十餘日始抵家，所言多不經。」清一代二百六十八年，只有此一狂人，其狂之程度又甚馴善，若在世俗言之，乃小說家所謂遇異人得道者。以此列入《災異志》，當是清國史館原有《五行志》，曾列此事，今不知抉擇而隨手採入，未免苟且固陋。服妖之說，尤非有政刑之國所應為。朝不通道，工不信度，有此現象。若謂國無法度即是災異，則又不當終清之世僅得一事。《志》云：「道光十七年，崇陽鄉民好服尖頭帽鞋，站步不穩，識者以為服妖。」由事實言之，叔季之世，奢靡之鄉，服之妖者占多數，何可勝載。其人痾一事，以一產三男占篇幅十之七八。此事古或以為祥，清代功令，亦在優待之列。此云入痾，豈節育家言乎？至《藝文志》之為目錄學家詬病，則在疏漏，較之《時憲》、《災異》兩志之常識未具，猶為有間。表目十：曰《皇子》、《公主》、《外戚》、《諸臣封爵》、《藩部》、《大學士》、《軍機大臣》、《部院大臣》、《疆臣》、《交聘》，《軍機大臣》為前史所無，《部院大臣》即《明史．七卿表》，而衙門加一理藩院，官職列至侍郎。其軍機、理藩院之增加，乃應合時制，侍郎之添列，則用意周密，殊便考核。任其事者，為職官製表專家吳君廷燮，亦人存政舉之道。《疆臣》一表，比之方鎮。清中葉以來，實有外重之漸，即其初，設督撫為專官，已有兼轄軍民之柄，位尊地重。史列年表，亦應時代而為之。而駐防之將軍、都統，亦列疆臣，又清之特制也。《交聘》有表，與外交有志相應。傳目十五：曰《後妃》、《諸王》、《諸臣》、《循吏》、《儒林》、《文苑》、《疇人》、《忠義》、《孝義》、《遺逸》、《藝術》、《烈女》、《土司》、《藩部》、《屬國》。其中《疇人》一傳，前史所無。古豈無明習曆算之人，一藝之長，史家為之類傳，無庸另標專目，九數屬之保氏。經生不通算術，本不得為全材。孟子言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可見其視此為學問之餘事，不過孔門六藝之一耳。清代經師，能治曆者甚多，阮文達偶然創作《疇人傳》，並非為史立例，《史稿》乃沿之，似亦多事，併入經學為宜。《儒林》一傳，沿清代學風之弊，以詞章為文苑，考據即為儒林。考據專科究文字學者，明明文苑耳，而亦與尊德性、飭躬行者並驅爭先，且形容以身教人者為迂腐，為空疏，人心風俗，於是大壞。此亦非《清史稿》作俑，舊國史館《儒林傳》已立此例。蓋為乾嘉以來學風所劫制，不自知其捨本逐末，而卒為世道之憂也。此皆其可議者也。
第一章 清史在史學上之位置
清未有史也，而有《史稿》；《史稿》為辛亥革命後政府所修。若以革命為易代之限，則《清史稿》與史有同等效力。然革命後同為民國，而政府之遞嬗，意義有不盡同。故前一期政府之所修，又為後一期政府之所暫禁，今猶在審查中，卒蒙弛禁與否未可知。要之，吾輩今日之講清史，猶未能認《清史稿》為勒定之正史也。則於史學上，無一定之史書可作根據。但論史之原理，一朝之經過，是否有為修正史之價值？能統一國土，能治理人民，能行使政權，能綿歷年歲，則能占一朝正史之位置，意義全矣。政府之意，亦非謂清不當有史，但未認《清史稿》即為《清史》。然則於清一代史料之正確者，懸設一正史之位置處之，史料極富。《清史稿》為排比已有具體之一大件，亦應在懸設正史之位置中，參加史料之一席。真正史料，皆出於史中某一朝之本身所構成，聞野記，間資參考，非作史之所應專據也。
清之於史，自代明以來，未嘗一日不踐有史之系統。我國史之系統，乃國家將行一事，其動機已入史，決不待事成之後，乃由史家描寫之。描寫已成之事，任何公正之人，必有主觀。若在發動之初，由需要而動議，由動議而取決，由取決而施行，歷史上有此一事，其甫動至確定，一一留其蛻化之痕跡，則雖欲不公正而不能遇事捏造。除故意作偽之別有關係者外，國事之現象，如攝影之留真，妍媸不能自掩也。有史之組織，清代明時未嘗間斷，故有史之系統未嘗差池。民國代清，獨未嘗留意此事，及今而始議保管檔案。保管檔案，乃抱殘守缺之事，非生枝發葉，移步換形，而皆使之莫可逃遁之事也。我國有史之系統，嚴正完美，實超乎萬國之上。由科鈔而史書，由史書而日錄，而起居注，而絲綸簿，清代又有軍機處檔。具此底本，再加種種之纂修，《實錄》又為其扼要。分之而為本紀，為列傳，為方略，為各志各表，史已大備。易代後就而裁定，其為史館自定者無幾矣。《清史稿》即就此取材，故大致當作清史規範。而其原件之存在，因印刷之發達，流布尤多。故以此大宗史料歸納之為《清史》。而此《清史》之在史學上位置，必成正史，則無可糾駁矣。
近日淺學之士，承革命時期之態度，對清或作仇敵之詞。既認為仇敵，即無代為修史之任務。若已認為應代修史，即認為現代所繼承之前代。尊重現代，必並不厭薄於所繼承之前代，而後覺承統之有自。清一代武功文治，幅員人材，皆有可觀。明初代元，以胡俗為厭，天下既定，即表章元世祖之治，惜其子孫不能遵守。後代於前代，評量政治之得失以為法戒，乃所以為史學。革命時之鼓煽種族以作敵愾之氣，乃軍旅之事，非學問之事也。故史學上之清史，自當占我國累朝史中較盛之一朝，不應故為貶抑，自失學者態度。
第二章 清史體例
清史今皆只可謂之史料，未成正史。唯《清史稿》為有史之輪廓，後有修訂，大約當本此為去取。則《清史稿》之與前史異同，其為斟酌損益之故，即吾輩治清史所應討論者也。紀、志、表、傳，四大總類，仍前不變。紀有十二，最後為《宣統紀》；據金梁《校刻記》，言初擬為《今上本紀》，後改定。《今上本紀》之名，自為不合，稱《宣統紀》亦屬變例。宣統乃一國紀年之號，非帝身所獨有，若稱宣統帝，猶為宣統朝之帝，否則以遜國而稱遜帝，亦尚相符。古有易代而前代之君存在者，修史時其君已亡，則由後代為之追諡，而即以諡入史，若漢之獻帝，元之順帝，皆是。清遜帝獨在，而《史稿》已成，無諡可稱，似當以遜帝名紀。志目十六：曰《天文》、《災異》、《時憲》、《地理》、《禮》、《樂》、《輿服附鹵簿》、《選舉》、《職官》、《食貨》、《河渠》、《兵》、《交通》、《刑法》、《藝文》、《邦交》。其《交通》、《邦交》兩志，為前史所無，今以時政重要，專為作志。其《災異》則所以變前史之《五行志》。時憲即曆，清避高宗諱，改曆書為時憲書，其實時憲乃清曆之名。歷代曆皆有名，且或一代數名，而曆之公名不變。清改明之《大統曆》為《時憲曆》，至曆字成諱遂去之。《史稿》作志，曆志竟稱《時憲志》，亦屬不辭。假如明之《曆志》，豈可作大統志。但文字因避諱而流變，其例亦多，姑不論。第其志中全載《八線表》，篇幅占全志三之二。夫八線表為步天濟算之用具，習算者人人挾之，且充用之八線表，亦無需密至七八位。清修《明史》，已用新法列圖，即具八線之法，而不必盡推其數，今何必於志中括其用具？若果為便用計，則豈不更有八線對數表乎？學校習算之生皆挾一表，書非難得，史志又非便人工作之文，不應浪費篇幅。以《災異》變前史之《五行》，不可不謂為進步，又仿明《五行志》，削事應之附會，似皆取長去短；然所載事目，仍拘於五行之分項，豈非矛盾？夫果以災異而後志，則必有關於國計之盈絀，民生之登耗，若水旱、饑饉、疾疫之類，載之可也；一時一地之物異，一人一家之事變，載之何為？尤可異者，狂人、服異二事。人之狂為生理中之事，以醫學為統計，人之狂者正多，何時何地不有狂人，而《志》獨載雍正三年七月一狂人云：「靈川五都廖家塘，有村民同眾入山，砍竹不歸，一百四十餘日始抵家，所言多不經。」清一代二百六十八年，只有此一狂人，其狂之程度又甚馴善，若在世俗言之，乃小說家所謂遇異人得道者。以此列入《災異志》，當是清國史館原有《五行志》，曾列此事，今不知抉擇而隨手採入，未免苟且固陋。服妖之說，尤非有政刑之國所應為。朝不通道，工不信度，有此現象。若謂國無法度即是災異，則又不當終清之世僅得一事。《志》云：「道光十七年，崇陽鄉民好服尖頭帽鞋，站步不穩，識者以為服妖。」由事實言之，叔季之世，奢靡之鄉，服之妖者占多數，何可勝載。其人痾一事，以一產三男占篇幅十之七八。此事古或以為祥，清代功令，亦在優待之列。此云入痾，豈節育家言乎？至《藝文志》之為目錄學家詬病，則在疏漏，較之《時憲》、《災異》兩志之常識未具，猶為有間。表目十：曰《皇子》、《公主》、《外戚》、《諸臣封爵》、《藩部》、《大學士》、《軍機大臣》、《部院大臣》、《疆臣》、《交聘》，《軍機大臣》為前史所無，《部院大臣》即《明史．七卿表》，而衙門加一理藩院，官職列至侍郎。其軍機、理藩院之增加，乃應合時制，侍郎之添列，則用意周密，殊便考核。任其事者，為職官製表專家吳君廷燮，亦人存政舉之道。《疆臣》一表，比之方鎮。清中葉以來，實有外重之漸，即其初，設督撫為專官，已有兼轄軍民之柄，位尊地重。史列年表，亦應時代而為之。而駐防之將軍、都統，亦列疆臣，又清之特制也。《交聘》有表，與外交有志相應。傳目十五：曰《後妃》、《諸王》、《諸臣》、《循吏》、《儒林》、《文苑》、《疇人》、《忠義》、《孝義》、《遺逸》、《藝術》、《烈女》、《土司》、《藩部》、《屬國》。其中《疇人》一傳，前史所無。古豈無明習曆算之人，一藝之長，史家為之類傳，無庸另標專目，九數屬之保氏。經生不通算術，本不得為全材。孟子言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可見其視此為學問之餘事，不過孔門六藝之一耳。清代經師，能治曆者甚多，阮文達偶然創作《疇人傳》，並非為史立例，《史稿》乃沿之，似亦多事，併入經學為宜。《儒林》一傳，沿清代學風之弊，以詞章為文苑，考據即為儒林。考據專科究文字學者，明明文苑耳，而亦與尊德性、飭躬行者並驅爭先，且形容以身教人者為迂腐，為空疏，人心風俗，於是大壞。此亦非《清史稿》作俑，舊國史館《儒林傳》已立此例。蓋為乾嘉以來學風所劫制，不自知其捨本逐末，而卒為世道之憂也。此皆其可議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