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門傳奇
耶魯大學中國近代史榮休講座教授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一九八一年出版了一部探討近代中國著名人物與革命的著作，這部書就叫《天安門》（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史景遷說，一百多年來，天安門一方面使中國人產生一種遠離現實的夢想；但在另一方面，天安門也是政府威權的象徵。這種威權有時候會斲喪老百姓的夢想，有時候會把老百姓捉將官裡去。然而，有時候，這種威權會在不可測知的人民力量之前，一籌莫展。史景遷指出，自十九世紀九○年代至二十世紀八○年代，中國飽經外患和內憂，在這內外激盪的橫流中，很少中國人未受其影響與衝擊。
一九八九年六月，天安門又成為中國歷史的重心、全球矚目的焦點。天安門廣場（Tiananmen Square）又因學生民主運動，而變成全世界家喻戶曉的地方。
在近代史上，天安門曾目睹過無數的歷史性事件，它本身亦曾受到炮火的洗禮。一百多年來，中國人的多少尊嚴與恥辱、驕傲與屈膝、勇毅與殘忍，都曾經在天安門廣場上輪番上演。
庚子拳亂
一九○○年四月中旬，義和團數百拳民攜帶兵器到達盧溝橋，散發反對外國教會的揭帖。四月下旬，團眾不斷進入北京。五月至六月，義和團先後焚毀了高碑店、涿州、琉璃河、長辛店、盧溝橋、豐台等車站，以及豐台機器製造局，扳毀鐵路。六月四日，又在北京南郊燒毀黃村車站，包圍聶士成軍隊，擊斃聶軍八十餘名。
在五月三十一日，各國駐華公使便以保護使館為名，調兵進京。第一批有美、英、法、義、日、俄等國軍三百多人。六月一、二日，又有德、奧兩國官兵八十餘人入京。六月中旬後，北京城實際上已被義和團所控制。拳民的活動，影響著大清帝國首都生活的每一個層面。皇宮的宮門、中央政府的各個大小衙門和親貴王公的住宅，幾乎皆有義和團派人把守監視。即連大道路口和內外城各門，也都有團眾站崗。
義和團開始進攻北京城裡的天主教堂和耶穌教堂，並將外國使館所在的東交民巷改名為「切洋雞鳴街」，御河橋易名為「斷洋橋」。六月十六日，拳民放火焚燒前門外大柵欄老德記西藥房，大火蔓延，四千多家店舖均被焚毀。大柵欄以外，珠寶市是北京的金融中心，亦未倖免。六月十七日，電報局被焚。從六月十五日到八月十六日，義和團包圍天主教北堂（西什庫教堂）六十三天，拳民與困守教堂的中國教徒，死傷無數。六月二十日，德國公使克林德為了向清廷交涉，在前往總理衙門途中被清軍虎神營官兵槍殺。
被圍在東交民巷的外國人員，除了終日躲在樓裡或地下室裡的外交人員較少傷亡外。據記載，截至七月二十日止，法軍死傷四十二人、德軍死傷三十人、日軍死傷四十五人，共一百一十七人（在整個拳亂中，外國人約有二百三十一人死亡）。但榮祿的武衛軍和董福祥的甘軍，據估計死亡人數當在四千以上，而拳民傷亡更重。
一九○○年八月十三日深夜，八國聯軍四萬餘人自天津攻到北京城下，第二天進入城區。八月十五日，慈禧太后挾光緒皇帝倉皇西逃。八國聯軍分區占領北京城，進行血腥軍事統治，拳民與無辜平民死亡無數。聯軍圍攻和焚燒莊親王載勛的住宅，當場燒死一千七百多人。聯軍公開准許軍隊從八月十六日到十八日，搶劫三天，而實際上直到聯軍撤離北京之日，搶劫始終未曾停止。
聯軍攻進北京城時，炮火打壞了天安門前的華表。據中共文獻記載，一九五二年八月修繕天安門時，工人從城樓西邊的木樑上，取出三顆炮彈，彈殼上隱約可見英文字母。從炮彈的古老形式看來，無疑是八國聯軍留下的「紀念品」。
庚子拳亂過後十二年，也就是民國元年，天安門一帶又演出了「北京兵變」。
一九一二年初，北京的革命黨人痛恨袁世凱的情緒，已高漲到飽和點。革命黨人除了繼續準備武裝起義之外，曾進行兩次重要的暗殺行動。第一次是一月十六日，張光培等十八人在東華門大街行刺袁世凱，沒有成功。經過激烈戰鬥後，張光培等十人被捕，其中三人慘遭殺害。第二次是在一月二十六日，革命黨人彭家珍在光明殿胡同投擲炸彈刺殺頑固派分子宗社黨良弼，彭家珍當場犧牲，良弼也重傷而死。
二月初，南方革命政府與袁世凱達成協議，約定清帝在獲得優待條件的情況下宣布退位，南京的中華民國臨時參議院則選舉袁世凱繼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二月十二日，清帝宣布退位。當時，北京的政治空氣空前活躍，報刊雜誌像雨後春筍一般大量湧現，僅報紙就多達一百種左右，占全國總數的五分之一。
清帝退位以後，在遷都問題上，南北方展開了一場鬥爭。選舉袁世凱以前，臨時參議院曾根據孫中山的提議，決定首都定在南京，不許遷移。袁世凱必須到南京就任，遵守︿臨時約法﹀三個條件，藉以約束袁世凱。孫中山的目的是要把袁調離北京這個封建老巢，並把他放在南方革命勢力的監督之下。但袁氏以北方形勢不穩為藉口，堅決不肯離開北京，且以「軍隊暴動、皇族蠢動、外國干涉」來威脅南方。
一九一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孫中山派遣的專使蔡元培、宋教仁、汪精衛、鈕永建、王正廷、劉冠雄、魏宸組、唐紹儀等人到達北京。袁世凱一面以隆重之禮歡迎蔡元培等人，並假裝同意南下，一面卻策劃一次大規模的兵變，這就是民國成立之初有名的「北京兵變」。
二月二十九日晚上，袁世凱的爪牙曹錕所率領的第三鎮士兵，突然在朝陽門外東岳廟譁變，到東城、南城、北城大肆放火洗劫。蔡元培等專使在煤渣胡同的住所也被搶掠一空，專使們逃至使館區六國飯店避難。正在此時，袁派人把專使們找來，商議南下的問題。袁以預謀的兵變證明了自己不能離開北京的說詞，專使們驚魂未定，也就議決致電南京參議院主張讓袁在北京就職，參院同意，並在四月二日決議遷都北京。
袁世凱一手製造的兵變，為北京城帶來了極大的破壞。經過二十九日晚上的焚燒和掠奪，許多店舖門口都貼上「搶劫一空」的條子。亂軍大搶一陣之後，仍回到城外駐地。第二天，京防營務處總理陸建章和毅軍將領姜桂題，宣稱這次事變是「土匪作亂」，搜捕一群貧民，誣指他們為土匪，並抓到天橋處死。當天晚上，毅軍又在西城滋事，天津、保定也相繼發生兵變。
據估計，北京兵變期間，四千多家店舖被搶，損失九千多萬兩，北京城內屍體遍地，市民財產和市區建築受到嚴重損害。
北京兵變結束七年之後，天安門廣場上發生了近代中國第一次、也是最有名的一次大規模學生愛國運動，即五四運動。
五四愛國情緒高漲
北京政府對五四事件的最初反應，顯然頗為躊躇和迷惑。總統徐世昌並不堅持嚴懲學生，溫和派的教育總長傅增湘亦打算和學生妥協。然而，這種態度並不為軍頭和保守派所接受。因此，五月四日晚上在總理錢能訓官邸召開的會議中，以安福系和親日分子為主的保守派，即提出封閉北大、撤換北大校長、嚴懲學生的要求，並獲通過。
在五四示威之後，北京政府曾立刻採取一些防範於後的措施，如新聞檢查、切斷北京與國外的有線電報電話。自五四至五月底，學生仍繼續示威，政府亦繼續抓人，但事態並未擴大。然而，到了六月二日下午，北大學生張國燾等七人被捕；六月三日，北京政府態度轉趨強硬，升高對立態勢，當天軍警逮捕街頭演講隊學生一百多人，皆拘禁於北大法科大禮堂。是為「六三事件」的開始。
北洋軍警逮捕學生，以步軍統領王懷慶執行最力。六月四日，各校學生分隊四處演講，慷慨陳詞，更為激烈。軍警禁阻無效，乃以馬隊衝散群眾，抗拒即施以鞭打，此後大舉逮捕學生，押送北大法科，連「六三」所拘者共八百二十七人。因被捕學生愈來愈多，乃將理科大講堂改為拘留所，有一百三十九人被拘該地。拘禁於警廳及步軍統領衙內者，數字不詳；被毆重傷者，則送至同仁醫院治療。
然北京政府有鑑於學生不畏軍警嚇阻，以武力鎮壓學生勢將拘不勝拘，捕不勝捕，乃見風轉舵，改變政策。六月八日中午，各校代表歡迎被拘同學返校，大呼中華民國萬歲！中國學界萬歲！北京大學萬歲！北京政府態度軟化的最主要原因，乃是全國響應的「三罷」︱罷課、罷市、罷工，使北京政府大感吃不消！
一九二六年，在愛國情緒仍然高漲之際，天安門廣場又上演了著名的「三一八慘案」。
三月十二日，日本軍艦掩護奉軍闖入大沽口，炮擊炮台守軍（馮玉祥的國民軍），守軍還擊，雙方互有傷亡。十三日英、美、法、義、日五國公使召開緊急會議，決定以辛丑和約八國公使名義，向中國提出五點最後通牒。北京外交部態度軟弱，激起民眾公憤。
三月十八日上午十時，北京市民兩千多人在天安門舉行「反對八國通牒」國民大會。會後向長安街鐵獅子胡同國務院出發，沿途高喊口號。下午一時二十分，部分遊行隊伍到國務院，要求派代表會見總理，衛隊緊閉柵門不許他們進去。群眾憤怒高呼「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賣國政府！」衛隊旅長宋玉珍向段祺瑞請示，段下令向手無寸鐵的群眾開槍，當場打死遊行者四十六人，打傷一百五十五人，其中有不少是女學生和未成年學生。
魯迅在〈無花的薔薇之二〉一文中說，一九二六年的三月十八日，是「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
就像古今中外許多獨裁專制政府一樣，北京國務院在「三一八」當天發出通電，無中生有地誣衊請願者「組織敢死隊衝鋒前進，擊死憲兵一人，傷警廳稽查及警察各一人、衛隊多名。當場奪獲暴徒手槍數枝。」北京段祺瑞政府的目的，在於把這一血腥屠殺罪行說成是執政府衛隊的自衛行為。
三月二十五日，北大學生為殉難同學李家珍、黃克仁、張仲超下葬，送殯者達千餘人，並且舉行了抬棺遊行。據當時擔任執政府衛隊旅上校參謀長的楚溪春回憶道，「三一八」慘案發生時，住在吉兆胡同的段祺瑞正在和圍棋神童吳清源下圍棋，段祺瑞對楚溪春說：「楚參謀長，你去告訴衛隊旅官兵，我不但不懲罰他們，我還要賞他們呢！這一群土匪學生……。」楚氏又說：「那一天是陰天，天上飄著小雪花，當我再經過執政府門前時，就看見有一、二十具白皮棺材擺在執政府門前。……當時為了顛倒是非，旅部就開會決定，馬上找來幾隻舊手槍，說是學生們的兇器；又找了幾把條帚和幾個煤油桶，裝了一些煤油，說學生拿這些東西準備放火燒執政府……。」
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如李大釗、徐謙、李石曾、丁惟汾和陳毅（日後曾任中共外交部長）等人，都是「三一八運動」的參與者。
激發年輕人去思索
三○年代中葉，日本侵華野心日益高漲。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上旬，天安門廣場發生了震撼全國的「一二九運動」。
十二月九日，國府準備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以實現華北特殊化。北平各大學學生為反對成立傀儡政權，決定發動大規模示威遊行。「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這是一二九運動中一篇宣言裡的一句話。這一句話頗有概括性。它道出了當時北平同學的愛國情緒，也啟發了年輕的愛國者思索問題：個人的命運和祖國的命運是不是息息相關？
十二月九日這一天，約有七千多名大中學生參加了遊行示威，有一百多人受傷，三十多人被捕，日後在中共政府中擔任高職的外交部長黃華（王汝梅）、黃敬（俞啟威，前國府國防部長俞大維的侄兒）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姚依林，都是當年「一二九運動」的健將。
中共統治中國大陸後，刻意拆除、整修、擴大天安門廣場的範圍，「文丑」郭沫若曾為「大廣場」寫過一首歌功頌德的詩句。三百多年前的廣場紅牆拆除了，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建成的電車軌道也移走了，整個廣場面積達四十公頃。
一九七六年清明節，震動中外的「天安門廣場事件」發生了。中國人民經過文革浩劫之後，鬱積在心中的十年怨氣與苦悶，只有在紀念周恩來（一月八日病逝）的清明時節得以宣洩出來。那個時候，第一次復出的鄧小平，因毛澤東和四人幫的壓制而再度靠邊站，北京全是四人幫的天下。他們看到堆積在天安門廣場上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花圈，高聳入雲，他們也看到群眾懷念周恩來的悼詞，字字血淚。他們決定以高壓手段制止這場別具他意的悼周活動。
四月四日是清明節，又是星期日，這一天，到天安門廣場的群眾達二百萬人以上。四人幫「清理花圈、標語和抓反革命」的行動，是在四月四日晚上十一時以後展開，四月五日，鎮壓行動全面進行，數十萬名群眾與五萬以上的民兵、三千名以上的警察發生衝突。四人幫成立「三聯指揮部」統一鎮壓行動。據嚴家其和高皋合著的《中國文革十年史》的記載：「晚九點四十五分左右，大規模的毆打結束了。紀念碑旁地上攤攤鮮血邊躺著、蹲著、趴著鼻青臉腫的二百多名被打群眾。經過初審，他們分別被押送到中山公園等地，每個人都被仔細地搜身、審問，有的還被帶上了背銬，投入了監獄。夜晚十一時，統一調動的上百名公安幹警從廣場北側國旗桿處一字橫排，用水和墩布由北往南拖擦地上的血跡，企圖掩蓋他們一夥利用黑夜對中國人民所犯下的罪行。」四月六日深夜，天安門廣場開始戒嚴。第二天，天安門廣場裡，一批灑水車仍在沖刷殘留在廣場上的血跡。
血跡或許可以洗刷乾淨，但王立山在廣場紀念碑上所寫的一首詩，將永垂青史：「欲悲聞鬼叫，我哭豺狼笑。灑淚祭雄傑，揚眉劍出鞘。」
耶魯教授史景遷認為天安門是政府威權的象徵。中共解放軍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大開殺戒，毋寧是這種恐怖威權的濫用與褻瀆。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之後，胡適寫了一首題為〈威權〉的詩。原詩是這樣的：
威權坐在山頂上！
指揮一班鐵索鎖著的奴隸替他開礦。
他說：「你們誰敢倔強？
我要把你們怎麼樣就怎麼樣！」
奴隸們做了一萬年的工，
頭頂上的鐵索漸漸的磨斷了。
他們說：「等到鐵索斷時，
我們要造反了！」
奴隸們同心合力，
一鋤一鋤的掘到山腳底。
山腳底挖空了，
威權倒下來，活活的跌死！
耶魯大學中國近代史榮休講座教授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一九八一年出版了一部探討近代中國著名人物與革命的著作，這部書就叫《天安門》（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史景遷說，一百多年來，天安門一方面使中國人產生一種遠離現實的夢想；但在另一方面，天安門也是政府威權的象徵。這種威權有時候會斲喪老百姓的夢想，有時候會把老百姓捉將官裡去。然而，有時候，這種威權會在不可測知的人民力量之前，一籌莫展。史景遷指出，自十九世紀九○年代至二十世紀八○年代，中國飽經外患和內憂，在這內外激盪的橫流中，很少中國人未受其影響與衝擊。
一九八九年六月，天安門又成為中國歷史的重心、全球矚目的焦點。天安門廣場（Tiananmen Square）又因學生民主運動，而變成全世界家喻戶曉的地方。
在近代史上，天安門曾目睹過無數的歷史性事件，它本身亦曾受到炮火的洗禮。一百多年來，中國人的多少尊嚴與恥辱、驕傲與屈膝、勇毅與殘忍，都曾經在天安門廣場上輪番上演。
庚子拳亂
一九○○年四月中旬，義和團數百拳民攜帶兵器到達盧溝橋，散發反對外國教會的揭帖。四月下旬，團眾不斷進入北京。五月至六月，義和團先後焚毀了高碑店、涿州、琉璃河、長辛店、盧溝橋、豐台等車站，以及豐台機器製造局，扳毀鐵路。六月四日，又在北京南郊燒毀黃村車站，包圍聶士成軍隊，擊斃聶軍八十餘名。
在五月三十一日，各國駐華公使便以保護使館為名，調兵進京。第一批有美、英、法、義、日、俄等國軍三百多人。六月一、二日，又有德、奧兩國官兵八十餘人入京。六月中旬後，北京城實際上已被義和團所控制。拳民的活動，影響著大清帝國首都生活的每一個層面。皇宮的宮門、中央政府的各個大小衙門和親貴王公的住宅，幾乎皆有義和團派人把守監視。即連大道路口和內外城各門，也都有團眾站崗。
義和團開始進攻北京城裡的天主教堂和耶穌教堂，並將外國使館所在的東交民巷改名為「切洋雞鳴街」，御河橋易名為「斷洋橋」。六月十六日，拳民放火焚燒前門外大柵欄老德記西藥房，大火蔓延，四千多家店舖均被焚毀。大柵欄以外，珠寶市是北京的金融中心，亦未倖免。六月十七日，電報局被焚。從六月十五日到八月十六日，義和團包圍天主教北堂（西什庫教堂）六十三天，拳民與困守教堂的中國教徒，死傷無數。六月二十日，德國公使克林德為了向清廷交涉，在前往總理衙門途中被清軍虎神營官兵槍殺。
被圍在東交民巷的外國人員，除了終日躲在樓裡或地下室裡的外交人員較少傷亡外。據記載，截至七月二十日止，法軍死傷四十二人、德軍死傷三十人、日軍死傷四十五人，共一百一十七人（在整個拳亂中，外國人約有二百三十一人死亡）。但榮祿的武衛軍和董福祥的甘軍，據估計死亡人數當在四千以上，而拳民傷亡更重。
一九○○年八月十三日深夜，八國聯軍四萬餘人自天津攻到北京城下，第二天進入城區。八月十五日，慈禧太后挾光緒皇帝倉皇西逃。八國聯軍分區占領北京城，進行血腥軍事統治，拳民與無辜平民死亡無數。聯軍圍攻和焚燒莊親王載勛的住宅，當場燒死一千七百多人。聯軍公開准許軍隊從八月十六日到十八日，搶劫三天，而實際上直到聯軍撤離北京之日，搶劫始終未曾停止。
聯軍攻進北京城時，炮火打壞了天安門前的華表。據中共文獻記載，一九五二年八月修繕天安門時，工人從城樓西邊的木樑上，取出三顆炮彈，彈殼上隱約可見英文字母。從炮彈的古老形式看來，無疑是八國聯軍留下的「紀念品」。
庚子拳亂過後十二年，也就是民國元年，天安門一帶又演出了「北京兵變」。
一九一二年初，北京的革命黨人痛恨袁世凱的情緒，已高漲到飽和點。革命黨人除了繼續準備武裝起義之外，曾進行兩次重要的暗殺行動。第一次是一月十六日，張光培等十八人在東華門大街行刺袁世凱，沒有成功。經過激烈戰鬥後，張光培等十人被捕，其中三人慘遭殺害。第二次是在一月二十六日，革命黨人彭家珍在光明殿胡同投擲炸彈刺殺頑固派分子宗社黨良弼，彭家珍當場犧牲，良弼也重傷而死。
二月初，南方革命政府與袁世凱達成協議，約定清帝在獲得優待條件的情況下宣布退位，南京的中華民國臨時參議院則選舉袁世凱繼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二月十二日，清帝宣布退位。當時，北京的政治空氣空前活躍，報刊雜誌像雨後春筍一般大量湧現，僅報紙就多達一百種左右，占全國總數的五分之一。
清帝退位以後，在遷都問題上，南北方展開了一場鬥爭。選舉袁世凱以前，臨時參議院曾根據孫中山的提議，決定首都定在南京，不許遷移。袁世凱必須到南京就任，遵守︿臨時約法﹀三個條件，藉以約束袁世凱。孫中山的目的是要把袁調離北京這個封建老巢，並把他放在南方革命勢力的監督之下。但袁氏以北方形勢不穩為藉口，堅決不肯離開北京，且以「軍隊暴動、皇族蠢動、外國干涉」來威脅南方。
一九一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孫中山派遣的專使蔡元培、宋教仁、汪精衛、鈕永建、王正廷、劉冠雄、魏宸組、唐紹儀等人到達北京。袁世凱一面以隆重之禮歡迎蔡元培等人，並假裝同意南下，一面卻策劃一次大規模的兵變，這就是民國成立之初有名的「北京兵變」。
二月二十九日晚上，袁世凱的爪牙曹錕所率領的第三鎮士兵，突然在朝陽門外東岳廟譁變，到東城、南城、北城大肆放火洗劫。蔡元培等專使在煤渣胡同的住所也被搶掠一空，專使們逃至使館區六國飯店避難。正在此時，袁派人把專使們找來，商議南下的問題。袁以預謀的兵變證明了自己不能離開北京的說詞，專使們驚魂未定，也就議決致電南京參議院主張讓袁在北京就職，參院同意，並在四月二日決議遷都北京。
袁世凱一手製造的兵變，為北京城帶來了極大的破壞。經過二十九日晚上的焚燒和掠奪，許多店舖門口都貼上「搶劫一空」的條子。亂軍大搶一陣之後，仍回到城外駐地。第二天，京防營務處總理陸建章和毅軍將領姜桂題，宣稱這次事變是「土匪作亂」，搜捕一群貧民，誣指他們為土匪，並抓到天橋處死。當天晚上，毅軍又在西城滋事，天津、保定也相繼發生兵變。
據估計，北京兵變期間，四千多家店舖被搶，損失九千多萬兩，北京城內屍體遍地，市民財產和市區建築受到嚴重損害。
北京兵變結束七年之後，天安門廣場上發生了近代中國第一次、也是最有名的一次大規模學生愛國運動，即五四運動。
五四愛國情緒高漲
北京政府對五四事件的最初反應，顯然頗為躊躇和迷惑。總統徐世昌並不堅持嚴懲學生，溫和派的教育總長傅增湘亦打算和學生妥協。然而，這種態度並不為軍頭和保守派所接受。因此，五月四日晚上在總理錢能訓官邸召開的會議中，以安福系和親日分子為主的保守派，即提出封閉北大、撤換北大校長、嚴懲學生的要求，並獲通過。
在五四示威之後，北京政府曾立刻採取一些防範於後的措施，如新聞檢查、切斷北京與國外的有線電報電話。自五四至五月底，學生仍繼續示威，政府亦繼續抓人，但事態並未擴大。然而，到了六月二日下午，北大學生張國燾等七人被捕；六月三日，北京政府態度轉趨強硬，升高對立態勢，當天軍警逮捕街頭演講隊學生一百多人，皆拘禁於北大法科大禮堂。是為「六三事件」的開始。
北洋軍警逮捕學生，以步軍統領王懷慶執行最力。六月四日，各校學生分隊四處演講，慷慨陳詞，更為激烈。軍警禁阻無效，乃以馬隊衝散群眾，抗拒即施以鞭打，此後大舉逮捕學生，押送北大法科，連「六三」所拘者共八百二十七人。因被捕學生愈來愈多，乃將理科大講堂改為拘留所，有一百三十九人被拘該地。拘禁於警廳及步軍統領衙內者，數字不詳；被毆重傷者，則送至同仁醫院治療。
然北京政府有鑑於學生不畏軍警嚇阻，以武力鎮壓學生勢將拘不勝拘，捕不勝捕，乃見風轉舵，改變政策。六月八日中午，各校代表歡迎被拘同學返校，大呼中華民國萬歲！中國學界萬歲！北京大學萬歲！北京政府態度軟化的最主要原因，乃是全國響應的「三罷」︱罷課、罷市、罷工，使北京政府大感吃不消！
一九二六年，在愛國情緒仍然高漲之際，天安門廣場又上演了著名的「三一八慘案」。
三月十二日，日本軍艦掩護奉軍闖入大沽口，炮擊炮台守軍（馮玉祥的國民軍），守軍還擊，雙方互有傷亡。十三日英、美、法、義、日五國公使召開緊急會議，決定以辛丑和約八國公使名義，向中國提出五點最後通牒。北京外交部態度軟弱，激起民眾公憤。
三月十八日上午十時，北京市民兩千多人在天安門舉行「反對八國通牒」國民大會。會後向長安街鐵獅子胡同國務院出發，沿途高喊口號。下午一時二十分，部分遊行隊伍到國務院，要求派代表會見總理，衛隊緊閉柵門不許他們進去。群眾憤怒高呼「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賣國政府！」衛隊旅長宋玉珍向段祺瑞請示，段下令向手無寸鐵的群眾開槍，當場打死遊行者四十六人，打傷一百五十五人，其中有不少是女學生和未成年學生。
魯迅在〈無花的薔薇之二〉一文中說，一九二六年的三月十八日，是「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
就像古今中外許多獨裁專制政府一樣，北京國務院在「三一八」當天發出通電，無中生有地誣衊請願者「組織敢死隊衝鋒前進，擊死憲兵一人，傷警廳稽查及警察各一人、衛隊多名。當場奪獲暴徒手槍數枝。」北京段祺瑞政府的目的，在於把這一血腥屠殺罪行說成是執政府衛隊的自衛行為。
三月二十五日，北大學生為殉難同學李家珍、黃克仁、張仲超下葬，送殯者達千餘人，並且舉行了抬棺遊行。據當時擔任執政府衛隊旅上校參謀長的楚溪春回憶道，「三一八」慘案發生時，住在吉兆胡同的段祺瑞正在和圍棋神童吳清源下圍棋，段祺瑞對楚溪春說：「楚參謀長，你去告訴衛隊旅官兵，我不但不懲罰他們，我還要賞他們呢！這一群土匪學生……。」楚氏又說：「那一天是陰天，天上飄著小雪花，當我再經過執政府門前時，就看見有一、二十具白皮棺材擺在執政府門前。……當時為了顛倒是非，旅部就開會決定，馬上找來幾隻舊手槍，說是學生們的兇器；又找了幾把條帚和幾個煤油桶，裝了一些煤油，說學生拿這些東西準備放火燒執政府……。」
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如李大釗、徐謙、李石曾、丁惟汾和陳毅（日後曾任中共外交部長）等人，都是「三一八運動」的參與者。
激發年輕人去思索
三○年代中葉，日本侵華野心日益高漲。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上旬，天安門廣場發生了震撼全國的「一二九運動」。
十二月九日，國府準備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以實現華北特殊化。北平各大學學生為反對成立傀儡政權，決定發動大規模示威遊行。「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這是一二九運動中一篇宣言裡的一句話。這一句話頗有概括性。它道出了當時北平同學的愛國情緒，也啟發了年輕的愛國者思索問題：個人的命運和祖國的命運是不是息息相關？
十二月九日這一天，約有七千多名大中學生參加了遊行示威，有一百多人受傷，三十多人被捕，日後在中共政府中擔任高職的外交部長黃華（王汝梅）、黃敬（俞啟威，前國府國防部長俞大維的侄兒）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姚依林，都是當年「一二九運動」的健將。
中共統治中國大陸後，刻意拆除、整修、擴大天安門廣場的範圍，「文丑」郭沫若曾為「大廣場」寫過一首歌功頌德的詩句。三百多年前的廣場紅牆拆除了，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建成的電車軌道也移走了，整個廣場面積達四十公頃。
一九七六年清明節，震動中外的「天安門廣場事件」發生了。中國人民經過文革浩劫之後，鬱積在心中的十年怨氣與苦悶，只有在紀念周恩來（一月八日病逝）的清明時節得以宣洩出來。那個時候，第一次復出的鄧小平，因毛澤東和四人幫的壓制而再度靠邊站，北京全是四人幫的天下。他們看到堆積在天安門廣場上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花圈，高聳入雲，他們也看到群眾懷念周恩來的悼詞，字字血淚。他們決定以高壓手段制止這場別具他意的悼周活動。
四月四日是清明節，又是星期日，這一天，到天安門廣場的群眾達二百萬人以上。四人幫「清理花圈、標語和抓反革命」的行動，是在四月四日晚上十一時以後展開，四月五日，鎮壓行動全面進行，數十萬名群眾與五萬以上的民兵、三千名以上的警察發生衝突。四人幫成立「三聯指揮部」統一鎮壓行動。據嚴家其和高皋合著的《中國文革十年史》的記載：「晚九點四十五分左右，大規模的毆打結束了。紀念碑旁地上攤攤鮮血邊躺著、蹲著、趴著鼻青臉腫的二百多名被打群眾。經過初審，他們分別被押送到中山公園等地，每個人都被仔細地搜身、審問，有的還被帶上了背銬，投入了監獄。夜晚十一時，統一調動的上百名公安幹警從廣場北側國旗桿處一字橫排，用水和墩布由北往南拖擦地上的血跡，企圖掩蓋他們一夥利用黑夜對中國人民所犯下的罪行。」四月六日深夜，天安門廣場開始戒嚴。第二天，天安門廣場裡，一批灑水車仍在沖刷殘留在廣場上的血跡。
血跡或許可以洗刷乾淨，但王立山在廣場紀念碑上所寫的一首詩，將永垂青史：「欲悲聞鬼叫，我哭豺狼笑。灑淚祭雄傑，揚眉劍出鞘。」
耶魯教授史景遷認為天安門是政府威權的象徵。中共解放軍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大開殺戒，毋寧是這種恐怖威權的濫用與褻瀆。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之後，胡適寫了一首題為〈威權〉的詩。原詩是這樣的：
威權坐在山頂上！
指揮一班鐵索鎖著的奴隸替他開礦。
他說：「你們誰敢倔強？
我要把你們怎麼樣就怎麼樣！」
奴隸們做了一萬年的工，
頭頂上的鐵索漸漸的磨斷了。
他們說：「等到鐵索斷時，
我們要造反了！」
奴隸們同心合力，
一鋤一鋤的掘到山腳底。
山腳底挖空了，
威權倒下來，活活的跌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