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改革、革命到告別革命－近代中國政治發展的省思
一、19、20世紀之交「改革」與「革命」勢力已雙雙上揚
中國人因為遭受外侮，自動起來謀求政治的改革，可以說是從戊戌維新一幕開始。
事實上，在甲午戰爭以後，中國已有兩股新力量產生，一是1894年在夏威夷成立，次年在香港立足的興中會；一是次年在北京建立的強學會。也就是說在20世紀來到之前的幾年，中國已由1840年以來時局的推演下，不能不在政治上求新求變。1895～1898年之間，改良派被視為「新黨」，革命派被呼為「亂黨」。戊戌政變把康梁勢力推出主流之外，但兩股勢力仍交替而對峙。
1900年，就算是20世紀的開端吧，庚子事變引來八國聯軍，顯示戊戌變法既然失敗，民眾自己上陣，義和團以「神」擊「鬼」，結果「攻異端而正人心」、「使神威以寒夷膽」並未見效。反而是神祇遇上槍砲，死者如風驅草，召來的是武力震撼，經濟制裁，嚴刑懲兇，心理潰決。周作人在《知堂回想錄》中說了這樣一個故事：在民國初年遇到一個人力車伕，以前是一個義和團，今則變為天主教徒，房中供有耶穌和聖母像，早晚虔誠禱告，問他何以變了？他說：他們的菩薩靈，我們的不靈！可見民族精神已失，崇洋媚外由之而起。
秋瑾《寶刀歌》說：
北上聯軍八國兵，把我江山又斷送；白鬼西來做警鐘，漢人驚破奴才夢。
的確革勢力開始成長了。
（一）兩種方法不同的改革運動
原來中國最初從事改革運動的前輩，無論是孫中山所代表的革命派，或康梁所代表的維新派，他們自始即有一相當模糊的共同意識。換言之，其目的無非要在中國實行一種民主憲政。可是目的儘管模糊，而兩派為?此一目的所採的不同手段，則非常明朗：孫派以推倒滿清為前提，康派則主張就滿清加以改造。孫中山自己說：「予自乙酉中法戰敗之年，始決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
所謂「乙酉中法戰敗之年」，即清光緒11年，亦即公曆1885年，隔現在已整整一一四年了。康有為以監生第一次伏闕上書，在光緒14年9月，他所希望的乃是當時的慈禧太后和光緒帝能?「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其時為公曆的1888年，隔現在也已經是一百又十一年了。
康自第一次上書以後，中間經過一次甲午戰爭，於是康派活躍的時期便已到達，為時不過十年，他們便居然演出了戊戌變法一幕；孫則自他個人立志革命以後，再經過二十六年，才有辛亥的武昌起義。以維新與革命兩派所表現的事實作一比較，則維新運動醞釀的時間較短，革命運動鼓盪的時間較長；參加維新的分子較為單純，規模也較小，參加革命的分子則甚為複雜，規模也遠為宏大；兩派的流血，以前者較少，而後者較多；至於一經演出，不旋踵即已遭遇失敗，兩派幾乎沒有太大區別。所不同的，戊戌乃慈禧太后憑藉固有的舊勢力摧毀維新派，辛亥則係清末殘餘的舊勢力依附袁世凱予革命派以反?。
有些學者慨嘆改革派不能成功，認為他們如果不是在政治上求出頭而在知識、教育文化上下功夫，則結果會全然不同，然而這種長期穩健的方法，在當時對中國急於改革心態的知識份子未必能接受。1896年（光緒22年）梁啟超24歲到上海辦《時務報》時，馬良、馬建忠兩兄弟，便想把梁關在杭州去學英文；伍廷芳出使美國，也想把梁帶到國外去求深造；可是這些較長期的打算和穩健的作法，都沒有為維新派所採用，而卒致戊戌一幕的慘敗。其結果，若干少壯人才橫被犧牲，（譚嗣同死時年34，林旭24，唐才常雖死於庚子7月的漢口之役，乃係由於戊戌一役牽引而來，死年亦僅34）國內一點薄弱的基礎也摧毀無餘。從此之後康有為本人，便只能回翔海外，他所導演的保皇和復辟，已經不合時宜，在政治上不能生出何等影響，所賴與維新派最後三十年的殘壘者，只剩下一個梁啟超，（梁在戊戌時年26，卒年56，剛好三十年）而康梁師生則已分道揚鑣。1916年（民國5年）討袁之役，總算是同一派人馬演出最精彩也是最後的一幕，而當時討袁的第一員大將蔡鍔，正是梁在戊戌前從事教育文化運動所孕育出來的一個人才，而梁啟超在晚年的最後覺悟，也還是以自學與講學為歸宿，正是與戊戌政變前康廣仁所以勸告乃兄者並無二致。此中消息，實在值得我們再三深思。
（二）革命形勢的成長
在19世紀結束之前中國知識份子有求變心態（梁啟超），知覺列國並立之勢（康有為），要求衝決網羅（譚嗣同），介紹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理論，因而改變人們的世界觀（嚴復），危機感更加深，加快了改革腳步和要求。
實際上在20世紀初，「改革」和「革命」兩股勢力也不是那麼壁壘分明的，今天我們說「革命」兩個字及相關的話語十分順口，可說是長期滲透到日常生活中的結果。「革命」語義的形成，在清末實在有一段歷史過程。
1894年，孫中山策劃廣州起義時，是以會黨及下層社會人士為基本隊伍，他們知識有限，只能應用淺顯通用的語句，才可以使他們瞭解起義是為什麼，故用「造反」一辭。後來起義失敗，孫先生流亡日本，當地報紙刊載孫到達消息的標題是「支那革命黨首領孫逸仙抵日」。孫因此向同行的陳少白說：「革命二字出於易經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一語。日人稱吾黨為革命黨。吾黨以後即革黨可也。」（見馮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今按《易經疏》在這一語句後說明：「王者相承，改正易服，皆有變革；而獨舉湯武者，蓋舜禹禪讓，猶或因循；湯武干戈，極其損益，故取相變革者，以明人革也。」這就是很明白指陳：革命有破壞（干戈），也有建設（極其損益）。孫中山用「革命」二字取代「造反」，多少有些「出口轉內銷」的有趣過程。
在20紀初年，「革命」語義的形成，梁啟超扮演過角色。許多學者普遍認為，儘管梁氏在清末自稱改良主義者，但他在1894至1903年間的許多言論，卻有力推動了當時的反滿革命傾向。他的著作裡有關革命意識型態形成的一些細節一直被忽視。例如在1902年，梁對於國內革命情緒的高漲表示擔憂，他說：
一二年前，聞民權而駭者比比然也，及言革命者起，則不駭民權而駭革命矣。今日我國學界之思潮，大抵不駭革命者，千而得一焉；駭革命不駭民權者，百而得一焉……。
由此可見，「革命」作為一種話語型態，是在本世紀初的數年裡才出現的。的確，「革命」是本土語彙，而它在本世紀初的復活，很大程度是藉助於日語的翻譯，也即受了某種西化的洗禮，遂構成如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所說的「革命之謎」－在本世紀最初二十年裡激進主義的形成。從今天來看當時戲劇性的歷史轉變，我們不禁要追問：接受「革命」這一口號的心理障礙是什麼？為什麼一旦「革命」代替了「民權」，「革命」卻找不到別的替代，能歷久而不衰？梁啟超為什麼對「革命」如此敏感和憂慮？我們以為理由是，一方面這一新的革命意識從傳統中獲得深厚、神秘的文化資源，喚醒狂歡節日般的集體記憶；另一方面，由於「世界革命」意識的引進和融合，革命話語和意識型態變得如此複雜而具包容性，因而能在急遽變動的時代適應政治、經濟和心理變革的需求。
在西方使用「中國革命」（Chinese Revolution）一語，已包含了自17世紀以來歐洲的革命常識和歷史。亦即透過「現代性」的多稜鏡，把中國革命看做現代現象，是世界歷史的一部份，或確切地說是一個從屬部分。
中國古語裡，「革命」一詞早已存在。所謂「革命」的基本含義是改朝換代，以武力推翻前朝，包含了對舊皇族的殺戮，合乎《說文解字》釋「革」為「獸皮治去毛」的意思，這是西方Revolution的意義裡所沒有的。不過「革命」語義在日本卻有了變化，維新與革命可以等同。這是梁啟超在日本受到的影響。維新革命甚至可連合使用，這可能多多少少影響了梁對革命派人士的合作，而康有為則不然。
梁啟超在1898年亡命後的五年期間內，主張革命的情緒實不亞於孫中山。百日維新後，清廷懸賞緝捕他；他也曾為唐才常的1900年起事籌募基金，其至保皇黨本身也暗喻反對慈禧太后。更有進者，如眾所周知，梁氏曾熱衷和孫中山的正式合作。
自1898至1903年梁氏不僅在精神上及行動上支持革命，而且在某種意義上，也許可以說在這一時期他對革命的提倡較孫中山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梁氏是當時膾炙人口的作家，他的作品如《新民說》等極可能較其他作者更具影響力。在這些作品中，梁氏更揶揄了「漸變主義」（gradualism），並主張掃除數千年來專制及混亂的政府組織，消除數千年來陳腐及阿諛的學術。此後幾年梁與革命黨言論有對立、有交集，但他挖掘清廷的腐敗，更助長了革命風潮，李劍農說他是「革命黨的宣傳部長」，是揶揄，也是實然。
一般認為1903年是中國現代革命意識趨於成熟的一年。孫中山〈中國革命史〉一文說：「鄒容之《革命軍》、章太炎之〈駁康有為書〉，尤一時傳誦。同時內外出版物為革命之鼓吹者，指不勝屈，人心士氣，於以丕變。」然而錢基博的說法更合乎歷史真相：「啟超避地日本，既作《清議報》，醜詆慈禧太后；復作《新民叢報》，痛詆專制，導揚革命。章炳麟《訄書》、鄒容《革命軍》先後出書，海內風動，人人有革命思想矣！而其機則自啟超導之也。」如果我們以《革命軍》為例稍作分析，那麼此書開宗明義即訴諸暴力的政治革命：「掃盡數千年種種之專制政體，脫去數千年種種之奴隸性質，誅絕五百萬有奇披毛帶角之滿州種，……」這裡「掃盡」、「誅絕」等語，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革命」一詞的最原始意義。但將該書所講的「革命之旨」和傳統革命話語相映照，處處可見現代的革命意義，如：
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爭存爭亡過度時代之要義也；革命者，順乎天而應乎人也；革命者，去腐敗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蠻而進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隸為主人者也。
依此，中國傳統的革命語義和「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接軌，意謂著中國從此被納入黑格爾、馬克思所勾劃的世界革命的進程。在這意義上，《革命軍》實提供了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革命現代性的範本。所謂「天演之公例」等語，實即重複了梁啟超在這數年中有關革命和西方進化觀的論述，只是它比梁氏表達得更為直接和徹底而已。更重要的是，鄒容表述了所謂「文明之革命」的具體內容：從建成獨立的「中國人之中國」，實現「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到保護「人民營業之生活」，提出了以西方共和政體為底本的民族國家的藍圖，並預示了暴力所帶來的、令人醉心的遠景。這一時期的社會心理，是從恐懼革命而突然轉向歡呼革命，正回應了「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的事實。造成這一戲劇性的轉變，除了因為清廷失卻了正統地位外，更重要的是因「革命」一詞已突破傳統而具有世界性和現代性的意義，在宣傳暴力手段的同時，也包含著有關民主和民族內容的社會變革的種種許諾。而在本世紀初數年內，革命話語幾經裂變，始終未能脫離中國傳統政治變革的歷史和認識的軌道。
1910年2月，孫中山在美國舊金山對華僑演講〈中國革命之難易〉時指陳：「革命二字，近日已成為普通名詞」。「乃在美華僑，多有不解革命之義者，動以革命二字為不美之名稱，口不敢道之，耳不敢聞之。而不知革命者，乃聖人之事業也。孔子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此其證也。某英人博士曰：中國人數千年，慣受專制君主之治，其人民無參政權、無立法權，只有革命權。他國人民遇有不善之政，可由議院立法改良之；中國人民遇有不善之政，則必以革命更易之。由此觀之：革命者乃神聖之事業，天賦之人權，而最美之名詞也。」歷史事實證明某英人博士的觀察是正確的，自17世紀天主教耶穌會士東來，一方面介紹西洋科技來中土，一方面譯述中國古聖經典以供歐洲人參考。論者有謂：法國大革命及德國革命，或多或少是受到中國經典中的「革命權」的啟示。
從此「革命」二字成了20世紀使用頻率極高的名詞，這時革命的語義已經有「破壞」後的「建設」意味。根據《民報》第九號汪精衛所寫的〈駁革命可以生內亂說〉一文的界說，其要義是說革命的事業，是以建設為目的，而以破壞為手段。分析言之：就民族革命來說，是以光復民族的國家為目的，而以破壞異族的統治勢力為手段；就政治革命來說，是以建立民主立憲體制為目的，而以破壞當時惡劣專制政府為手段；就社會革命來說，是以實行國家民生主義為目的，而以破壞不健全的社會經濟組織為手段。因此，革命一詞，應包含建設與破壞兩重意義。此即為中國革命史上開一新紀元。因此同盟會的誓詞（宣言亦同）揭示革命四大目標為：（一）驅逐韃虜；（二）恢復中華；（三）建立民國；（四）平均地權。第一項為破壞的手段；第二、三、四項為建設目的。破壞手段與歷史上的革命同，則可用力少為時短；建設目的不同，則可不致發生歷史上破壞的不良現象。
晚清清廷雖也有若干新政，近年來已有學者從事晚清十年的研究，且給予不壞的評價，但無論如何，改革速度過遲，步調太慢，終於無法挽回命運。
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20世紀前十年情勢發展的結果，滿清的確被推翻，民國終得建立，但是辛亥革命的性質、成敗，已有許多辯論和相關著作，不需再作說明。
總的說，中華民國之正式建立，當然是中國政治史上劃時代之一大事。如直接接上清代之政治發展來說，則由太平天國之本於民族之自然生命衝動之反抗滿清，至自強運動之重科學技術與物質建設，以求民族之生存，至變法運動之求改變政制至推翻滿清，正是完成了一個自下而上的清代之政制之徹底變革的歷程。從此五族共和，實現了漢民族三百年來求自滿清壓迫之下解放的要求。而當民國初建，君主不存，總統當時所出文告，明以公僕自居，這理當是全國人民充滿一「頂天立地，在政治上更無覆蓋之者」的意識，去從事創建國家的時代。
然而民國初年政治上之不安，卻使民國初年之人民，充滿一片怨尤。首先革命黨人以功成自居為人所厭，次則有袁世凱之扼抑黨人，進而乃有二次革命，洪憲稱帝等一大串事。而其所以致此，簡單的說是在辛亥革之成功太易，成功後武人依舊，政客依舊，農村之中人民嚮往皇帝之意識依舊；深一層說則在中國人民之無力，社會缺乏各種職業宗教文化之組織，作為民主憲政之基礎。這點在唐君毅《人文精神之之重建》一書已經提到。由是而皇帝可以再現，由是而政黨無社會基礎，議員只為代表個人之政見或只求個人之利益而漸化為政客；由是而軍閥可以割據。
孫中山民權主義說人民有權，政府要有能，人民是阿斗，政府中人是諸葛亮。民權主義要四萬萬人作皇帝，即要四萬萬人作阿斗。民國成立，可謂四萬萬皆作了阿斗，阿斗自覺是皇帝。民國初年，人民見總統口口聲聲以公僕自居時，多少有阿斗的感覺，自覺是中國之主人。然而這種感覺，同時又是虛的，因人民如只是像阿斗之無能，則諸葛亮而不賢，以至要作皇帝，或一群諸葛亮，分別化為軍閥政客，而爭權奪利，阿斗則無辦法，只有在旁觀看或任其蹂躪而已。
所以有人即姑且把民國初年中國人之政治意識名之曰「阿斗意識」。阿斗之無能，是當時中國人民缺點的比方。阿斗之自覺是皇帝，則是比喻民國初年中國人民自覺是「中國之主人」的新鮮感，這種感覺前人是從所未有。這也表示了中國民主政治意識發展到了新階段。而阿斗之無能，則是民國初年政治，走不上真正的民主憲政之路的理由所在。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至此幾乎勞而無功。
一、19、20世紀之交「改革」與「革命」勢力已雙雙上揚
中國人因為遭受外侮，自動起來謀求政治的改革，可以說是從戊戌維新一幕開始。
事實上，在甲午戰爭以後，中國已有兩股新力量產生，一是1894年在夏威夷成立，次年在香港立足的興中會；一是次年在北京建立的強學會。也就是說在20世紀來到之前的幾年，中國已由1840年以來時局的推演下，不能不在政治上求新求變。1895～1898年之間，改良派被視為「新黨」，革命派被呼為「亂黨」。戊戌政變把康梁勢力推出主流之外，但兩股勢力仍交替而對峙。
1900年，就算是20世紀的開端吧，庚子事變引來八國聯軍，顯示戊戌變法既然失敗，民眾自己上陣，義和團以「神」擊「鬼」，結果「攻異端而正人心」、「使神威以寒夷膽」並未見效。反而是神祇遇上槍砲，死者如風驅草，召來的是武力震撼，經濟制裁，嚴刑懲兇，心理潰決。周作人在《知堂回想錄》中說了這樣一個故事：在民國初年遇到一個人力車伕，以前是一個義和團，今則變為天主教徒，房中供有耶穌和聖母像，早晚虔誠禱告，問他何以變了？他說：他們的菩薩靈，我們的不靈！可見民族精神已失，崇洋媚外由之而起。
秋瑾《寶刀歌》說：
北上聯軍八國兵，把我江山又斷送；白鬼西來做警鐘，漢人驚破奴才夢。
的確革勢力開始成長了。
（一）兩種方法不同的改革運動
原來中國最初從事改革運動的前輩，無論是孫中山所代表的革命派，或康梁所代表的維新派，他們自始即有一相當模糊的共同意識。換言之，其目的無非要在中國實行一種民主憲政。可是目的儘管模糊，而兩派為?此一目的所採的不同手段，則非常明朗：孫派以推倒滿清為前提，康派則主張就滿清加以改造。孫中山自己說：「予自乙酉中法戰敗之年，始決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
所謂「乙酉中法戰敗之年」，即清光緒11年，亦即公曆1885年，隔現在已整整一一四年了。康有為以監生第一次伏闕上書，在光緒14年9月，他所希望的乃是當時的慈禧太后和光緒帝能?「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其時為公曆的1888年，隔現在也已經是一百又十一年了。
康自第一次上書以後，中間經過一次甲午戰爭，於是康派活躍的時期便已到達，為時不過十年，他們便居然演出了戊戌變法一幕；孫則自他個人立志革命以後，再經過二十六年，才有辛亥的武昌起義。以維新與革命兩派所表現的事實作一比較，則維新運動醞釀的時間較短，革命運動鼓盪的時間較長；參加維新的分子較為單純，規模也較小，參加革命的分子則甚為複雜，規模也遠為宏大；兩派的流血，以前者較少，而後者較多；至於一經演出，不旋踵即已遭遇失敗，兩派幾乎沒有太大區別。所不同的，戊戌乃慈禧太后憑藉固有的舊勢力摧毀維新派，辛亥則係清末殘餘的舊勢力依附袁世凱予革命派以反?。
有些學者慨嘆改革派不能成功，認為他們如果不是在政治上求出頭而在知識、教育文化上下功夫，則結果會全然不同，然而這種長期穩健的方法，在當時對中國急於改革心態的知識份子未必能接受。1896年（光緒22年）梁啟超24歲到上海辦《時務報》時，馬良、馬建忠兩兄弟，便想把梁關在杭州去學英文；伍廷芳出使美國，也想把梁帶到國外去求深造；可是這些較長期的打算和穩健的作法，都沒有為維新派所採用，而卒致戊戌一幕的慘敗。其結果，若干少壯人才橫被犧牲，（譚嗣同死時年34，林旭24，唐才常雖死於庚子7月的漢口之役，乃係由於戊戌一役牽引而來，死年亦僅34）國內一點薄弱的基礎也摧毀無餘。從此之後康有為本人，便只能回翔海外，他所導演的保皇和復辟，已經不合時宜，在政治上不能生出何等影響，所賴與維新派最後三十年的殘壘者，只剩下一個梁啟超，（梁在戊戌時年26，卒年56，剛好三十年）而康梁師生則已分道揚鑣。1916年（民國5年）討袁之役，總算是同一派人馬演出最精彩也是最後的一幕，而當時討袁的第一員大將蔡鍔，正是梁在戊戌前從事教育文化運動所孕育出來的一個人才，而梁啟超在晚年的最後覺悟，也還是以自學與講學為歸宿，正是與戊戌政變前康廣仁所以勸告乃兄者並無二致。此中消息，實在值得我們再三深思。
（二）革命形勢的成長
在19世紀結束之前中國知識份子有求變心態（梁啟超），知覺列國並立之勢（康有為），要求衝決網羅（譚嗣同），介紹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理論，因而改變人們的世界觀（嚴復），危機感更加深，加快了改革腳步和要求。
實際上在20世紀初，「改革」和「革命」兩股勢力也不是那麼壁壘分明的，今天我們說「革命」兩個字及相關的話語十分順口，可說是長期滲透到日常生活中的結果。「革命」語義的形成，在清末實在有一段歷史過程。
1894年，孫中山策劃廣州起義時，是以會黨及下層社會人士為基本隊伍，他們知識有限，只能應用淺顯通用的語句，才可以使他們瞭解起義是為什麼，故用「造反」一辭。後來起義失敗，孫先生流亡日本，當地報紙刊載孫到達消息的標題是「支那革命黨首領孫逸仙抵日」。孫因此向同行的陳少白說：「革命二字出於易經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一語。日人稱吾黨為革命黨。吾黨以後即革黨可也。」（見馮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今按《易經疏》在這一語句後說明：「王者相承，改正易服，皆有變革；而獨舉湯武者，蓋舜禹禪讓，猶或因循；湯武干戈，極其損益，故取相變革者，以明人革也。」這就是很明白指陳：革命有破壞（干戈），也有建設（極其損益）。孫中山用「革命」二字取代「造反」，多少有些「出口轉內銷」的有趣過程。
在20紀初年，「革命」語義的形成，梁啟超扮演過角色。許多學者普遍認為，儘管梁氏在清末自稱改良主義者，但他在1894至1903年間的許多言論，卻有力推動了當時的反滿革命傾向。他的著作裡有關革命意識型態形成的一些細節一直被忽視。例如在1902年，梁對於國內革命情緒的高漲表示擔憂，他說：
一二年前，聞民權而駭者比比然也，及言革命者起，則不駭民權而駭革命矣。今日我國學界之思潮，大抵不駭革命者，千而得一焉；駭革命不駭民權者，百而得一焉……。
由此可見，「革命」作為一種話語型態，是在本世紀初的數年裡才出現的。的確，「革命」是本土語彙，而它在本世紀初的復活，很大程度是藉助於日語的翻譯，也即受了某種西化的洗禮，遂構成如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所說的「革命之謎」－在本世紀最初二十年裡激進主義的形成。從今天來看當時戲劇性的歷史轉變，我們不禁要追問：接受「革命」這一口號的心理障礙是什麼？為什麼一旦「革命」代替了「民權」，「革命」卻找不到別的替代，能歷久而不衰？梁啟超為什麼對「革命」如此敏感和憂慮？我們以為理由是，一方面這一新的革命意識從傳統中獲得深厚、神秘的文化資源，喚醒狂歡節日般的集體記憶；另一方面，由於「世界革命」意識的引進和融合，革命話語和意識型態變得如此複雜而具包容性，因而能在急遽變動的時代適應政治、經濟和心理變革的需求。
在西方使用「中國革命」（Chinese Revolution）一語，已包含了自17世紀以來歐洲的革命常識和歷史。亦即透過「現代性」的多稜鏡，把中國革命看做現代現象，是世界歷史的一部份，或確切地說是一個從屬部分。
中國古語裡，「革命」一詞早已存在。所謂「革命」的基本含義是改朝換代，以武力推翻前朝，包含了對舊皇族的殺戮，合乎《說文解字》釋「革」為「獸皮治去毛」的意思，這是西方Revolution的意義裡所沒有的。不過「革命」語義在日本卻有了變化，維新與革命可以等同。這是梁啟超在日本受到的影響。維新革命甚至可連合使用，這可能多多少少影響了梁對革命派人士的合作，而康有為則不然。
梁啟超在1898年亡命後的五年期間內，主張革命的情緒實不亞於孫中山。百日維新後，清廷懸賞緝捕他；他也曾為唐才常的1900年起事籌募基金，其至保皇黨本身也暗喻反對慈禧太后。更有進者，如眾所周知，梁氏曾熱衷和孫中山的正式合作。
自1898至1903年梁氏不僅在精神上及行動上支持革命，而且在某種意義上，也許可以說在這一時期他對革命的提倡較孫中山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梁氏是當時膾炙人口的作家，他的作品如《新民說》等極可能較其他作者更具影響力。在這些作品中，梁氏更揶揄了「漸變主義」（gradualism），並主張掃除數千年來專制及混亂的政府組織，消除數千年來陳腐及阿諛的學術。此後幾年梁與革命黨言論有對立、有交集，但他挖掘清廷的腐敗，更助長了革命風潮，李劍農說他是「革命黨的宣傳部長」，是揶揄，也是實然。
一般認為1903年是中國現代革命意識趨於成熟的一年。孫中山〈中國革命史〉一文說：「鄒容之《革命軍》、章太炎之〈駁康有為書〉，尤一時傳誦。同時內外出版物為革命之鼓吹者，指不勝屈，人心士氣，於以丕變。」然而錢基博的說法更合乎歷史真相：「啟超避地日本，既作《清議報》，醜詆慈禧太后；復作《新民叢報》，痛詆專制，導揚革命。章炳麟《訄書》、鄒容《革命軍》先後出書，海內風動，人人有革命思想矣！而其機則自啟超導之也。」如果我們以《革命軍》為例稍作分析，那麼此書開宗明義即訴諸暴力的政治革命：「掃盡數千年種種之專制政體，脫去數千年種種之奴隸性質，誅絕五百萬有奇披毛帶角之滿州種，……」這裡「掃盡」、「誅絕」等語，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革命」一詞的最原始意義。但將該書所講的「革命之旨」和傳統革命話語相映照，處處可見現代的革命意義，如：
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爭存爭亡過度時代之要義也；革命者，順乎天而應乎人也；革命者，去腐敗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蠻而進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隸為主人者也。
依此，中國傳統的革命語義和「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接軌，意謂著中國從此被納入黑格爾、馬克思所勾劃的世界革命的進程。在這意義上，《革命軍》實提供了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革命現代性的範本。所謂「天演之公例」等語，實即重複了梁啟超在這數年中有關革命和西方進化觀的論述，只是它比梁氏表達得更為直接和徹底而已。更重要的是，鄒容表述了所謂「文明之革命」的具體內容：從建成獨立的「中國人之中國」，實現「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到保護「人民營業之生活」，提出了以西方共和政體為底本的民族國家的藍圖，並預示了暴力所帶來的、令人醉心的遠景。這一時期的社會心理，是從恐懼革命而突然轉向歡呼革命，正回應了「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的事實。造成這一戲劇性的轉變，除了因為清廷失卻了正統地位外，更重要的是因「革命」一詞已突破傳統而具有世界性和現代性的意義，在宣傳暴力手段的同時，也包含著有關民主和民族內容的社會變革的種種許諾。而在本世紀初數年內，革命話語幾經裂變，始終未能脫離中國傳統政治變革的歷史和認識的軌道。
1910年2月，孫中山在美國舊金山對華僑演講〈中國革命之難易〉時指陳：「革命二字，近日已成為普通名詞」。「乃在美華僑，多有不解革命之義者，動以革命二字為不美之名稱，口不敢道之，耳不敢聞之。而不知革命者，乃聖人之事業也。孔子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此其證也。某英人博士曰：中國人數千年，慣受專制君主之治，其人民無參政權、無立法權，只有革命權。他國人民遇有不善之政，可由議院立法改良之；中國人民遇有不善之政，則必以革命更易之。由此觀之：革命者乃神聖之事業，天賦之人權，而最美之名詞也。」歷史事實證明某英人博士的觀察是正確的，自17世紀天主教耶穌會士東來，一方面介紹西洋科技來中土，一方面譯述中國古聖經典以供歐洲人參考。論者有謂：法國大革命及德國革命，或多或少是受到中國經典中的「革命權」的啟示。
從此「革命」二字成了20世紀使用頻率極高的名詞，這時革命的語義已經有「破壞」後的「建設」意味。根據《民報》第九號汪精衛所寫的〈駁革命可以生內亂說〉一文的界說，其要義是說革命的事業，是以建設為目的，而以破壞為手段。分析言之：就民族革命來說，是以光復民族的國家為目的，而以破壞異族的統治勢力為手段；就政治革命來說，是以建立民主立憲體制為目的，而以破壞當時惡劣專制政府為手段；就社會革命來說，是以實行國家民生主義為目的，而以破壞不健全的社會經濟組織為手段。因此，革命一詞，應包含建設與破壞兩重意義。此即為中國革命史上開一新紀元。因此同盟會的誓詞（宣言亦同）揭示革命四大目標為：（一）驅逐韃虜；（二）恢復中華；（三）建立民國；（四）平均地權。第一項為破壞的手段；第二、三、四項為建設目的。破壞手段與歷史上的革命同，則可用力少為時短；建設目的不同，則可不致發生歷史上破壞的不良現象。
晚清清廷雖也有若干新政，近年來已有學者從事晚清十年的研究，且給予不壞的評價，但無論如何，改革速度過遲，步調太慢，終於無法挽回命運。
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20世紀前十年情勢發展的結果，滿清的確被推翻，民國終得建立，但是辛亥革命的性質、成敗，已有許多辯論和相關著作，不需再作說明。
總的說，中華民國之正式建立，當然是中國政治史上劃時代之一大事。如直接接上清代之政治發展來說，則由太平天國之本於民族之自然生命衝動之反抗滿清，至自強運動之重科學技術與物質建設，以求民族之生存，至變法運動之求改變政制至推翻滿清，正是完成了一個自下而上的清代之政制之徹底變革的歷程。從此五族共和，實現了漢民族三百年來求自滿清壓迫之下解放的要求。而當民國初建，君主不存，總統當時所出文告，明以公僕自居，這理當是全國人民充滿一「頂天立地，在政治上更無覆蓋之者」的意識，去從事創建國家的時代。
然而民國初年政治上之不安，卻使民國初年之人民，充滿一片怨尤。首先革命黨人以功成自居為人所厭，次則有袁世凱之扼抑黨人，進而乃有二次革命，洪憲稱帝等一大串事。而其所以致此，簡單的說是在辛亥革之成功太易，成功後武人依舊，政客依舊，農村之中人民嚮往皇帝之意識依舊；深一層說則在中國人民之無力，社會缺乏各種職業宗教文化之組織，作為民主憲政之基礎。這點在唐君毅《人文精神之之重建》一書已經提到。由是而皇帝可以再現，由是而政黨無社會基礎，議員只為代表個人之政見或只求個人之利益而漸化為政客；由是而軍閥可以割據。
孫中山民權主義說人民有權，政府要有能，人民是阿斗，政府中人是諸葛亮。民權主義要四萬萬人作皇帝，即要四萬萬人作阿斗。民國成立，可謂四萬萬皆作了阿斗，阿斗自覺是皇帝。民國初年，人民見總統口口聲聲以公僕自居時，多少有阿斗的感覺，自覺是中國之主人。然而這種感覺，同時又是虛的，因人民如只是像阿斗之無能，則諸葛亮而不賢，以至要作皇帝，或一群諸葛亮，分別化為軍閥政客，而爭權奪利，阿斗則無辦法，只有在旁觀看或任其蹂躪而已。
所以有人即姑且把民國初年中國人之政治意識名之曰「阿斗意識」。阿斗之無能，是當時中國人民缺點的比方。阿斗之自覺是皇帝，則是比喻民國初年中國人民自覺是「中國之主人」的新鮮感，這種感覺前人是從所未有。這也表示了中國民主政治意識發展到了新階段。而阿斗之無能，則是民國初年政治，走不上真正的民主憲政之路的理由所在。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至此幾乎勞而無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