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極卑與極高的詭變——毛澤東早期言行透視
我是極高之人，又是極卑之人。——毛澤東
一、從自鳴得意的詠蛙詩說起
此話是毛澤東讀泡爾生《倫理學原理》一書時隨意寫在書頁上的批語，當時他正在長沙的一所師範學校讀書。毛從小即對自己有很高的期許，只可惜讓他父親耽誤到十七歲始獲准入讀新式學堂，老大年紀，才從高小讀起，基礎差和起點低遂成為他與同級學生間的差距，致使他一直都鼓不起在各門功課上全面求發展的動力。後來到長沙求學，他幾進幾出，猴子掰玉米棒一般換了好多所學校，最後才落腳到省立第一師範。1 在整個的求學期間，志大心高與能力不足的矛盾常令他在學業上感到不滿和煩擾。由此看來，毛澤東發出「極高之人」與「極卑之人」並存他一身的感慨，大概即出於此彆扭的心情。
但就整段批語來看，這句寫在段末的話主要還是由上承的那一連串排句延續下來的推論，從中可看出毛澤東自早年起就明顯流露的粗陋哲學思維和簡單武斷的論辯方式。泡爾生原文講的是有關基督教「永生」的信仰，他說這一抽象觀念遠超乎塵世的感官時間，但為求得普通人易於理解，只好用現實生活中的具體物象加以類比和描繪。泡爾生說來說去，所要闡述的只是一個用感性形象體現抽象概念的簡單道理。毛澤東當初披覽該書，常好抓見縫插針之機，趁勢作他的借題發揮之論。讀到此處，他顯然又有了觸類旁通的感悟，於是便信口開河，寫下了一段連珠炮批語：
余曰：觀念即實在，有限即無限，時間感官者即超時間感官者，形式即實質，我即宇宙，生即死，死即生，現在即過去及未來，過去及未來即現在，小即大，陽即陰，上即下，穢即清，男即女，厚即薄。質言之，萬即一，變即不變。
最後更追加說：
我是極高之人，又是極卑之人。2
這種即興隨意的發揮所導致的誤讀、偏解和歪論是顯而易見的，實在不必在此費口舌一駁。但從中顯露的一個傾向則需在此點明：那就是毛澤東立論發言，自始即勇於亂噴混淆是非的大話，尤善於把他一己的偏執絮叨到誇誇其談的地步。倘若按這一毛式的「對立面等同論」任意推衍下去，只要他認為價值階序上的高價位必須拉低，而低價位應予捧高，他就會作出「高即低，低即高」的判斷。真所謂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毛此後終其一生推行那「不斷革命」的事業，所熱心折騰的就是這一類顛倒名相的把戲。
從毛澤東年少之日提筆寫詩，一開口詠物就詠青蛙的表白即可看出他這個人的品位和品味。無論是人還是物，其本身的質地與其所具有的價值都存在著相互的關聯。萬物中唯獨人具有本原性的善惡之分，至於其它事物，只有在它們與人發生關聯的情況下才可能鑑別出各自的優劣貴賤。因此在整個的價值領域內，本來就存在著高低之分的秩序，德國哲學家謝勒（Max Scheler）稱此為「價值階序」，並將此階序確定為價值自身的本質。3 這樣看來，我們面對外物，心生好惡，那反應就不只是單純的喜歡或不喜歡的問題。一個人只有具備了認知高級價值的能力，他才有可能選擇高級價值的對象，同理，一個人的認知能力若屬於低級水平，他自然只會喜歡低級價值的對象。大詩人杜甫，「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詩人詠物，不只在模擬形似上顯示功力，狀物的同時更力求體物寫志，即以所詠之物的特性來顯現詩人自己的品格。就傳統的詩品來看，不同的外物各有其不同的格致韻味，詠物者自身的品位和品味總會與他所詠之物發生對應的聯繫。這就是說，你是什麼人，便會詠什麼物；你有什麼樣的心性，就會欣賞什麼樣的物性。與杜甫的「開口詠鳳凰」形成相形見絀的對比，毛澤東開口詠嘆的竟是哇哇亂叫，歷代詠物詩常比之為「鼓吹」的青蛙。4 在古典詩詞譜系中，像青蛙這類吹鼓手形象的東西，其格致韻味明顯屬於下品。毛澤東開口詠物，就欣賞吵嚷的蛙鳴，可見他與此物有同聲相應的趣味。然而就連題詠此不登大雅之堂的客觀對應物，初涉吟詠的毛澤東一時也拿不出「詞必己出」的東西，他最初的習作方式是順手牽羊，從他熟讀的末流詩作中攪拌出一首謄文公作品。按照上述「我即宇宙」的邏輯，我們不難想像，毛在詩詞創作上從起步就有視「他人之作即吾人之作」的習慣。我因此對他早年那首「詠蛙詩」的文本流通史心生好奇，便試著上「百度」網搜索了一下。結果發現，早就有不少論者指出，該詩是毛澤東從前人名下挪用過來，據為己有的應景之作：
獨坐池塘如虎踞，綠楊樹下養精神。春來我不先開口，哪個蟲兒敢作聲。
可以明顯地看出，毛在抄來的原作上僅置換了六個字，便完成其「奪胎換骨」的轉化。關於這首〈詠蛙〉詩，現可從網上搜索出三個不同的原作版本，5 三首詩大同小異，均為遊戲筆墨的玩意，應屬明清俗文學文本中流傳已久的逗趣老套。熟悉舊小說和筆記雜談的讀者肯定都知道，為附庸風雅，增添諧趣，此類散文敘事常會穿插些打油詩調劑閱讀的口味。毛澤東從小喜歡讀此類書籍，從中記誦的打油詩當會不少，他的詩詞根柢自然會受到那種放誕粗豪詩風的熏染和影響。
通觀毛這首詠蛙之作，那青蛙的口氣儘管很自大，卻難免一副裝腔作勢的模樣。它盤踞的池塘和蔭庇的柳樹，論地盤也不過比待在「井底」高出一層，實際上並沒有跳出該青蛙那不知天高地厚的業障。不管它多麼精神抖擻地「虎踞」在那裡，充其量擺了個怒蛙的架勢，一股幼稚的蠻橫而已。中國人教育子弟，向來講究低調和謙遜，不管在家中還是在學校，父母或老師都不容許孩子有高傲自大的表現。毛就讀東山小學時吼出的這首言志詩明顯背離了傳統詩教含蓄和溫厚的原則，暴露出某些反社會草莽人士剛愎自用的抒情取向。只要對比一下黃巢—「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後百花殺」—、宋江—「他時若遂凌雲志，敢笑黃巢不丈夫」—、洪秀全—「天下太平真日出，哪般爝火敢爭光」—諸人狂妄的詩句，即可探測出毛澤東在人格特質和情意結構上與前現代造反型邊緣文人的譜系淵源。6「詩者，志之所之也。」這種唯我獨尊的聲音既能發而為詩，就會進而表現於日常的言行。據毛澤東的同學蕭瑜（子升）回憶，毛就讀東山小學期間，便多次與同學和校方發生過乖戾的衝突。有一次毛與一王姓學生就《三國演義》的歷史真實性問題展開爭論，王不同意毛把演義當作史實理解的說法，並對毛的強詞奪理反唇相譏，毛竟然拿起椅子向王抛去，並對另一個支持王的學生說出威脅的狠話。 細讀蕭瑜這段文字，其細節描寫似乎添了些戲劇化的筆墨，但不管怎麼說，一個十七歲的高小生那種不許他人「作聲」的氣勢已嶄露出他後來在黨內把持話語霸權的猙獰頭角了。
我是極高之人，又是極卑之人。——毛澤東
一、從自鳴得意的詠蛙詩說起
此話是毛澤東讀泡爾生《倫理學原理》一書時隨意寫在書頁上的批語，當時他正在長沙的一所師範學校讀書。毛從小即對自己有很高的期許，只可惜讓他父親耽誤到十七歲始獲准入讀新式學堂，老大年紀，才從高小讀起，基礎差和起點低遂成為他與同級學生間的差距，致使他一直都鼓不起在各門功課上全面求發展的動力。後來到長沙求學，他幾進幾出，猴子掰玉米棒一般換了好多所學校，最後才落腳到省立第一師範。1 在整個的求學期間，志大心高與能力不足的矛盾常令他在學業上感到不滿和煩擾。由此看來，毛澤東發出「極高之人」與「極卑之人」並存他一身的感慨，大概即出於此彆扭的心情。
但就整段批語來看，這句寫在段末的話主要還是由上承的那一連串排句延續下來的推論，從中可看出毛澤東自早年起就明顯流露的粗陋哲學思維和簡單武斷的論辯方式。泡爾生原文講的是有關基督教「永生」的信仰，他說這一抽象觀念遠超乎塵世的感官時間，但為求得普通人易於理解，只好用現實生活中的具體物象加以類比和描繪。泡爾生說來說去，所要闡述的只是一個用感性形象體現抽象概念的簡單道理。毛澤東當初披覽該書，常好抓見縫插針之機，趁勢作他的借題發揮之論。讀到此處，他顯然又有了觸類旁通的感悟，於是便信口開河，寫下了一段連珠炮批語：
余曰：觀念即實在，有限即無限，時間感官者即超時間感官者，形式即實質，我即宇宙，生即死，死即生，現在即過去及未來，過去及未來即現在，小即大，陽即陰，上即下，穢即清，男即女，厚即薄。質言之，萬即一，變即不變。
最後更追加說：
我是極高之人，又是極卑之人。2
這種即興隨意的發揮所導致的誤讀、偏解和歪論是顯而易見的，實在不必在此費口舌一駁。但從中顯露的一個傾向則需在此點明：那就是毛澤東立論發言，自始即勇於亂噴混淆是非的大話，尤善於把他一己的偏執絮叨到誇誇其談的地步。倘若按這一毛式的「對立面等同論」任意推衍下去，只要他認為價值階序上的高價位必須拉低，而低價位應予捧高，他就會作出「高即低，低即高」的判斷。真所謂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毛此後終其一生推行那「不斷革命」的事業，所熱心折騰的就是這一類顛倒名相的把戲。
從毛澤東年少之日提筆寫詩，一開口詠物就詠青蛙的表白即可看出他這個人的品位和品味。無論是人還是物，其本身的質地與其所具有的價值都存在著相互的關聯。萬物中唯獨人具有本原性的善惡之分，至於其它事物，只有在它們與人發生關聯的情況下才可能鑑別出各自的優劣貴賤。因此在整個的價值領域內，本來就存在著高低之分的秩序，德國哲學家謝勒（Max Scheler）稱此為「價值階序」，並將此階序確定為價值自身的本質。3 這樣看來，我們面對外物，心生好惡，那反應就不只是單純的喜歡或不喜歡的問題。一個人只有具備了認知高級價值的能力，他才有可能選擇高級價值的對象，同理，一個人的認知能力若屬於低級水平，他自然只會喜歡低級價值的對象。大詩人杜甫，「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詩人詠物，不只在模擬形似上顯示功力，狀物的同時更力求體物寫志，即以所詠之物的特性來顯現詩人自己的品格。就傳統的詩品來看，不同的外物各有其不同的格致韻味，詠物者自身的品位和品味總會與他所詠之物發生對應的聯繫。這就是說，你是什麼人，便會詠什麼物；你有什麼樣的心性，就會欣賞什麼樣的物性。與杜甫的「開口詠鳳凰」形成相形見絀的對比，毛澤東開口詠嘆的竟是哇哇亂叫，歷代詠物詩常比之為「鼓吹」的青蛙。4 在古典詩詞譜系中，像青蛙這類吹鼓手形象的東西，其格致韻味明顯屬於下品。毛澤東開口詠物，就欣賞吵嚷的蛙鳴，可見他與此物有同聲相應的趣味。然而就連題詠此不登大雅之堂的客觀對應物，初涉吟詠的毛澤東一時也拿不出「詞必己出」的東西，他最初的習作方式是順手牽羊，從他熟讀的末流詩作中攪拌出一首謄文公作品。按照上述「我即宇宙」的邏輯，我們不難想像，毛在詩詞創作上從起步就有視「他人之作即吾人之作」的習慣。我因此對他早年那首「詠蛙詩」的文本流通史心生好奇，便試著上「百度」網搜索了一下。結果發現，早就有不少論者指出，該詩是毛澤東從前人名下挪用過來，據為己有的應景之作：
獨坐池塘如虎踞，綠楊樹下養精神。春來我不先開口，哪個蟲兒敢作聲。
可以明顯地看出，毛在抄來的原作上僅置換了六個字，便完成其「奪胎換骨」的轉化。關於這首〈詠蛙〉詩，現可從網上搜索出三個不同的原作版本，5 三首詩大同小異，均為遊戲筆墨的玩意，應屬明清俗文學文本中流傳已久的逗趣老套。熟悉舊小說和筆記雜談的讀者肯定都知道，為附庸風雅，增添諧趣，此類散文敘事常會穿插些打油詩調劑閱讀的口味。毛澤東從小喜歡讀此類書籍，從中記誦的打油詩當會不少，他的詩詞根柢自然會受到那種放誕粗豪詩風的熏染和影響。
通觀毛這首詠蛙之作，那青蛙的口氣儘管很自大，卻難免一副裝腔作勢的模樣。它盤踞的池塘和蔭庇的柳樹，論地盤也不過比待在「井底」高出一層，實際上並沒有跳出該青蛙那不知天高地厚的業障。不管它多麼精神抖擻地「虎踞」在那裡，充其量擺了個怒蛙的架勢，一股幼稚的蠻橫而已。中國人教育子弟，向來講究低調和謙遜，不管在家中還是在學校，父母或老師都不容許孩子有高傲自大的表現。毛就讀東山小學時吼出的這首言志詩明顯背離了傳統詩教含蓄和溫厚的原則，暴露出某些反社會草莽人士剛愎自用的抒情取向。只要對比一下黃巢—「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後百花殺」—、宋江—「他時若遂凌雲志，敢笑黃巢不丈夫」—、洪秀全—「天下太平真日出，哪般爝火敢爭光」—諸人狂妄的詩句，即可探測出毛澤東在人格特質和情意結構上與前現代造反型邊緣文人的譜系淵源。6「詩者，志之所之也。」這種唯我獨尊的聲音既能發而為詩，就會進而表現於日常的言行。據毛澤東的同學蕭瑜（子升）回憶，毛就讀東山小學期間，便多次與同學和校方發生過乖戾的衝突。有一次毛與一王姓學生就《三國演義》的歷史真實性問題展開爭論，王不同意毛把演義當作史實理解的說法，並對毛的強詞奪理反唇相譏，毛竟然拿起椅子向王抛去，並對另一個支持王的學生說出威脅的狠話。 細讀蕭瑜這段文字，其細節描寫似乎添了些戲劇化的筆墨，但不管怎麼說，一個十七歲的高小生那種不許他人「作聲」的氣勢已嶄露出他後來在黨內把持話語霸權的猙獰頭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