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山之戰
親身經歷者
張羽富——時為第八軍工兵營戰士
閻啟志——時為炮兵十團一營戰士
曹含經——時為第八軍八十二師二十六團戰士
崔化山——時為榮三團一營二連班長
李文德——時為第七十一軍二○六團衛生員
付心德——時為七十一軍野戰醫院醫生
早見政則——時為日本陸軍第一一三聯隊上等兵
編導手記
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兩個松山之戰。一個發生在明朝末年的東北，一個發生在抗戰時期的滇西。前者我一直很感興趣，是因為洪承疇。後者我同樣感興趣，是因為《我的團長我的團》。這一節的故事屬於後一個松山之戰，沒錯，就是發生在一九四四年的那場血腥戰鬥，就是《我的團長我的團》中南天門戰役的原型。
這一節，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主人公。如果一定要我給出一個主人公來，那我只能說松山戰役就是這個故事的「男一號」，和他相比，所有的戰役親身經歷者都只能是配角。
也許正因為是配角，他們的事蹟無人知曉；他們的屍骨不知所終；他們的墓碑空無一字。
在戰爭面前，一切都只能是配角。比起將遺體交給山野的戰友們而言，這些無字碑下的英雄們還是幸運的，至少，他們還可以得到後人的瞻仰——雖然來過的後人們並不算太多，墓地裡最常見的，還是那些日益衰老的老兵們。
這是我所做過的選題中最血腥最殘酷的一個，不是因為我有此癖好，而是因為歷史上的松山就是如此。那些殘忍得近乎赤裸的影像，加上老兵們貌似平靜的敍述，將原本只有當事人才能體會到的血腥和絕望轉嫁給了我們，讓我們一旦知道，就再也無法忘懷。我甚至開始懷疑，就在此時此刻，在我們太平無事、機械地、自足地生活著的同時，在世界上某一個仍然籠罩在硝煙中的角落，還在發生著什麼？
兩個素不相識、從未謀面的人，第一次相遇就要以死相拼——這就是戰爭。
看採訪素材的時候，有段畫面讓我始終難忘：夕陽下，簡陋的南方農舍前，一位老農打扮的老兵對著攝影機激動地說：「你們這些搞電視的，電視上的東西都是假的，知道什麼是打仗嗎？知道什麼是槍林彈雨嗎？那槍，真的就像林子一樣；那子彈，真的就像下雨一樣，那真的就跟下雨一樣啊！」出於對我們這些不速之客的禮貌，坐在一旁的老伴急忙插嘴：「拍電視嘛，哪有那麼容易。人家要是不拍，誰知道你們的事啊？」
最終，由於播出時長的限制，我還是沒能將上述這段畫面編進片子。二十八分三十秒的時長，要講的東西、想講的人都太多太多了。也許就如同這場六十多年前的戰爭一樣，有些東西，註定無法留下痕跡。二次入緬決戰松山
一九四二年三月八日，日軍攻占緬甸首都仰光，切斷了滇緬公路南端運輸。當時，滇緬公路是中國最重要的國際交通線，日軍據此還可以威脅中國西南大後方。為了確保這條交通線的暢通，十萬中國遠征軍正式入緬，聯合英美軍隊共同抗日。但是，由於盟軍之間的配合失誤，不到兩個月的時間，遠征軍在緬北戰場便敗局已定。
五月五日，由於日軍已兵臨怒江西岸，國民政府被迫炸毀連接怒江兩岸的唯一橋樑惠通橋，滯留緬北的中國遠征軍，陷入腹背受敵的危險境地。一九四二年夏季，除少數戰士隨英軍退入印度外，大部分戰士被迫走進野人山，準備從這裡繞道回國。
野人山，位於緬甸密支那以北，也被稱作胡康河谷，是一片延綿數百里的原始森林，因曾有野人出沒而得名。在這裡，滿山遍野都是藤蔓、茅草、荊棘，山大林密，瘴癘橫行。遠征軍退入野人山後，僅僅過了十天就斷糧了，再加上環境惡劣，許多戰士都犧牲在這片方圓數百里的無人區中。
據戰後統計，在長達兩個月的撤退中，有將近五萬名遠征軍官兵，因饑渴疾病而永遠留在了野人山，最後集結於印度和滇西的遠征軍部隊，僅剩四萬餘人。在這四萬名死裡逃生的遠征軍官兵中，有一名筆名叫做穆旦的年輕詩人。幾年後，親身經歷野人山撤退的他，寫下了一首詩歌——《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
在陰暗的樹下，在急流的水邊，
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無人的山間，
你們的身體還掙紮著想要回返，
而無名的野花已在頭上開滿。
那刻骨的饑餓，那山洪的衝擊，
那毒蟲的齧咬和痛楚的夜晚，
你們受不了要向人講述，
如今卻是欣欣的樹木把一切遺忘。
過去的是你們對死的抗爭，
你們死去為了要活的人們的生存，
那白熱的紛爭還沒有停止，
你們卻在森林的週期內，不再聽聞。
靜靜的，在那被遺忘的山坡上，
還下著密雨，還吹著細風，
沒有人知道歷史曾在此走過，
留下了英靈化入樹幹而滋生。
一九四二年八月，日軍占領緬甸全境，殘存的中國遠征軍全部撤出緬甸，第一次入緬作戰宣告結束。
一九四四年五月，十八歲的工兵戰士張羽富跟隨戰友們開抵怒江。此時，距離他參加部隊的那一天，還不到半年。張羽富所在的第八軍，隸屬重組後的中國遠征軍。所屬人員除了第一次入緬作戰時倖存的老兵外，更多的都是像張羽富這樣在雲貴當地農村補充的新兵。對於他們當中的很多人來說，有關參軍的記憶，其實並不美好。
李文德老人回憶說：「來了兩三個人把我捆起來，我說我又不是犯人，不由分說，說要拿你去當兵，怕你跑，我就說那好吧，我自己去就算了，何必要這樣做，也不行。」
就是這樣一支全新的遠征軍，由於接收了大量美式武器，而成為當時國內裝備最好的軍隊。
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一日，為打通滇緬公路交通線，配合盟軍在緬甸北部的反攻作戰，重組後的中國遠征軍在司令衛立煌的指揮下強渡怒江，第二次入緬作戰開始。
按照作戰計畫，渡過怒江之後，潮水般的中國遠征軍便湧向了松山。
松山，位於雲南省保山市龍陵縣，由二十餘個峰巒構成，主峰海拔二千二百公尺，因全山遍佈松樹而得名。松山緊臨怒江西岸，是滇緬公路的必經之地，因此，在當時被西方記者稱作「東方直布羅陀」。
松山的西北是騰衝，西南是龍陵，松山位於中間。這個地方控制著一百五十公里直徑的區域，不把它攻占下來，兩面就不會暢通。
一九四四年六月四日，奉命進攻松山的部隊開始攻打松山週邊陣地竹子坡，松山戰役正式打響。當天，遠征軍戰士就攻下了竹子坡，一切進行得似乎都很順利。炮兵閻啟志從來沒打過這麼痛快的仗，他回憶說：「光打敵人，敵人沒有反擊，可能都被消滅了……。」
一九四四年六月五日的上午，美軍第十四航空隊的飛機對松山主峰的屏障陰登山進行了一番轟炸。轟炸結束後，遠征軍重炮團再次轟擊山頂，陰登山頓時被籠罩在一片硝煙之下。回憶起當時的慘烈情景，閻啟志說：「松山那麼粗的大樹都打光了，不光炮火打，還有飛機轟炸。」
中午時分，火力掩護結束，遠征軍戰士們以為陰登山上的敵人工事已經被摧毀得差不多了，便開始向一片死寂的山頭推進。當兩個連的中國軍隊前進至敵人陣地一百公尺時，日軍突然開火。轉眼之間，衝擊陰登山的大部分戰士壯烈犧牲，僅一個排的人生還。原來，經過飛機、大炮的轟炸，日軍的大多數地堡雖然彈痕累累，但依然沒有喪失作用。
早見政則是原日本陸軍第一一三聯隊上等兵，當時在松山與中國遠征軍對陣的，正是這支部隊。
一九三八年五月，日本陸軍第一一三聯隊在熊本組建成軍。最初編入侵華日軍第一○六師團來華參戰。一九四○年三月，因在南昌會戰中損失嚴重而一度解散。半年後，該聯隊又在日本福岡重建。一九四二年，這支部隊隨五十六師團入侵緬甸，是第一批打到怒江西岸的日軍部隊。從這一年起，該聯隊就一直駐守松山陣地。兩年的時間裡，日本軍人幾乎挖空了整座松山，共修建各類暗堡四十多座，地下坑道不計其數。
早間政則回憶當時日軍在松山構築的工事時說：「到處都是地堡，還安放了機關槍，眼前十五公尺左右還挖了溝，拉上了鐵絲網，掛上二十公分寬度的鐵板，每隔五公分掛一塊。敵人要是碰上的話，會發出『咯楞咯楞』的響聲。」
這些工事在建造之時，日軍已經用飛機炸彈做過試驗，結果是毫髮無損。所以，對於松山的工事，日軍緬甸方面軍司令河邊正三相信，它的堅固性足以抵禦任何強度的猛烈攻擊，並可堅守八個月以上。
自渡過怒江後一直進展順利的遠征軍戰士，開始意識到這座山上的敵人不太簡單。端的是「一寸山河一寸血」
六月中旬，滇西進入雨季。由於掐住滇緬公路要衝的松山仍未攻克，渡過怒江的中國遠征軍分散到騰衝、松山、龍陵三大戰場作戰，彈藥補給日益困難。能否拿下松山，逐漸成為整個緬北戰局的關鍵。
炮兵閻啟志此時早已感覺不到絲毫的痛快了。他只知道，自己認識的很多步兵戰友再也沒有回來。面對我們的鏡頭，他回憶說：「屍體黑壓壓的，死了多少人啊！僅僅攻了一個月，慘得很！」此時的戰地上，遍佈著各式各樣的傷患，頭部受傷的、眼部受傷的、鼻子受傷的、嘴受傷的，還有下巴、胳膊被打掉的……。
在整個松山戰役期間，美軍第十四航空隊共出動轟炸機數百架次，試圖炸毀阻擋中國軍隊前進的日軍工事。松山上的松樹被炸得一乾二淨，但由於松山掩蔽部是用很厚的鋼板架起來的，所以大炮和炸彈轟炸對日軍工事根本發生不了絲毫的作用。
轟炸產生不了作用，面對似乎堅不可摧的日軍地堡，中國軍隊只能以士兵的生命為代價，一公尺一公尺地向前推進。面對中國遠征軍的進攻，日軍拼死抵抗，遠征軍正面和側面遍佈日軍火力，再加上日軍大炮和轟炸機的配合，至六月二十日，遠征軍已傷亡近三千人，但松山主峰子高地仍控制在日軍手中。
在閻啟志的記憶裡，日軍非常兇悍，每射出一發子彈，必須要打死或打傷敵人，不然他們就絕不開槍。他說：「日本人那個頑抗勁就沒法說了，一個傷兵，守著個暗堡一天一夜。」
這個跟我們耳熟能詳的國內抗戰劇裡日軍窩囊、愚蠢的形象刻畫有些不同——反動至極的日軍為什麼會為軍國主義者拼死效忠？一個簡單而可以接受的解釋就是文化與倫理的解釋：日本是一個推崇集體主義獻身的國家。美國社會學家羅伯特•貝拉在他的日本文化專著《德川宗教》裡曾經講過，日本的民族文化特性是一種所謂「目標達成」的文化，為了達到自己國家的特定目標，個人可以毫不計較地犧牲自己的一切，抵抗到底，無論是非對錯。
六月三十日，新編第八軍接替七十一軍擔任松山主攻。之前一直在協助部隊過江的工兵張羽富，他所裝備的美式火焰噴射器派上了大用場。他和戰友們先用火焰噴射器往日軍地道裡噴射，然後再扔入幾箱炸藥將它爆塌，最後用土將坑道掩埋，這樣即使燒不死日軍，也會悶死他們。
早間政則至今回憶起火焰噴射器來還害怕不已：「火焰噴射器很厲害，地道裡到處都是各種各樣的呻吟聲，就如同地獄一般。」一九四四年七月初，松山戰鬥陷入僵局，攻防雙方都已筋疲力盡。
七月底，由於松山主峰子高地久攻不下，中國遠征軍決定利用坑道作業，在日軍主堡壘下方開挖地道放置炸藥，從而一次性炸毀日軍堡壘。八月三日，張羽富和他所在的工兵連，開始一天三班制地輪流挖掘坑道。一連挖左邊，二連挖右邊，兩邊一起挖。挖出來的土，需要慢慢地拖下山去，以免被敵人發現。戰士曹含經回憶起當時的情形說：「大家一起出力，挖的挖，抬的抬，把洞洞打到敵人的碉堡下麵，然後再搬運兩三噸炸藥。」
與此同時，日軍也覺察到遠征軍進行坑道爆破的意圖，開始悄悄向鄰近陣地疏散兵力。
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日上午八點四十分，遠征軍司令衛立煌早早渡過怒江，來到隱蔽觀察所。九點十五分，第八軍軍長何紹周用電話下達起爆命令。刹那間，兩個坑道共計三噸重的烈性炸藥被同時引爆。張羽富回憶起當時的情形時說：「轟隆一聲，泥巴石頭飛上去兩三百公尺，炸死大概四十多個人，這兩個坑道，一共只有四、五十個人。」
成功爆破後，遠征軍戰士終於衝上了松山主峰子高地。然而犧牲卻並沒有結束。就在這一天深夜，事先疏散到鄰近陣地的日軍，突然向子高地發起兇猛反撲。雙方在黑暗中展開了一場瘋狂的肉搏。
時為榮三團一營二連班長的崔化山回憶：
半夜裡，敵人不聲不響地衝上來，我們全都發了瘋，不顧死活；我一槍托打倒一個鬼子，他還在地上滾，我跳上去想卡他的脖子，沒想到他一口咬來，我的三個手指就被咬斷了；我疼得眼淚都流了出來，右手摸出一顆手榴彈，連續砸了他七八下，硬將他的腦袋敲爛了。
九月一日，蔣介石下達命令，限第八軍在「九一八」國恥日前必須拿下松山，否則正副軍長按軍法從事。為了在規定時間內消滅殘餘日軍，第八軍副軍長李彌親自帶領特務營衝上松山，一連激戰數日。九月六日，他被人從松山扶下。據目擊者描述，此時的他鬍子拉碴，眼眶充血，赤著雙腳，軍服爛成碎條狀，身上兩處負傷，人已走形。
第二天，松山戰役終於宣告結束。
生存下來的遠征軍戰士將戰友們的屍體從松山子高地拖下來。雖然事隔多年，時為第七十一軍二○六團衛生員的李文德在回憶起這段歷史時，仍禁不住潸然淚下，他哽咽著說：「我的老天啊，因為打日本人，死了那麼多的人。」雙方的屍骨已經分辨不清了
松山戰役結束後，日本軍部發布「拉孟守備隊全員玉碎」的消息。事實上，在戰鬥的最後時刻，還是有一部分日軍士兵化整為零逃出了包圍圈，早見政則就是其中的一員。在逃跑途中，他成了俘虜。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無條件投降後，早見政則被遣返回國，回到家後，他看到了日本軍部當年發給他家人的戰亡通知書。
松山之戰，在早見政則身上留下了永遠的記號。面對我們的鏡頭，他脫下衣服，露出渾身彈痕，一邊撫摸著其中的一個彈孔，一邊說：「這裡是被捷克式機槍打的，子彈直接將這裡打穿了，現在按上去還會覺得疼。」
早間政則出身於普普通通的農民家庭，從戰場上回來的那一天，全村的人都跑出來看他，連他們家的牛也高興地一直跟著他跑，第二天他就下地幹活了。早間政則說：「終於可以好好過日子了。」
松山之戰是一場玉碎之戰，現存的日本兵非常稀少。採訪中，早間政則還告訴我們，他記得松山戰役自己至少打死了六十五個中國人。有一次他正在戰壕裡獨自思鄉，外邊的一個炸彈突然打到了戰壕裡，將他炸傷，當時情況緊急，並沒有藥，醫療兵只好先給他打了一針獸醫的消炎藥，然後將他抬下了陣地。恰恰因為這樣，他逃過了高地爆破，撿回了一條命。松山戰役結束的前一天正好是他的生日。
戰役結束後，工兵張羽富並沒有馬上跟隨大部隊離開松山。他們還要在山上搜索，把那些地道全部爆破。當時，犧牲的戰士們全部都沒有被妥善埋葬。張羽富回憶說：「到了十月份，已經留了幾百來斤的骨頭，包括日本人的，都分不清了。」
松山戰役共歷時九十五天，中國遠征軍先後投入十個團二萬餘人，總計傷亡七千七百六十三人，其中陣亡四千餘人，日軍陣亡人數超過一千二百五十人。
隨著松山戰役的結束，滇西緬北會戰的僵局終於被打破。一九四四年九月十四日，中國軍隊光復騰衝。十一月三日，龍陵戰役結束。一九四五年一月，中國駐印軍隊在緬甸芒友與遠征軍會師，滇西緬北會戰至此勝利結束。時為七十一軍野戰醫院醫生的付心德在地道爆破後，曾救治過一個在松山守備的日本兵。上個世紀八○年代，在滇西緬北戰役中日老兵見面會上，他再一次見到這個日本兵，付心德回憶說：「我到那裡去以後，碰到那個當年的日本兵，他上來抱著我就哭。他說他來了這裡六次，每次來都是想找我。」
在我們找到付心德的時候，老人已經一百零五歲了。「文革」的時候，他被槍斃了八次，但是，每次都是作陪的。開始的時候還很害怕，到第四次以後就無所謂了，反而覺得還不如早點槍斃了來得乾脆。這個經歷過慘烈戰爭的一百零五歲老人，到現在還自己開門診維持生計。在我們去採訪的前幾天，他的門診剛剛被查封，原因是他沒有行醫執照。老人說，他當然沒有現在的行醫執照，當年給他頒發行醫執照的人恐怕都不在了吧。我們難以想像，對於一個經歷過慘烈戰爭的人，和平年代的這些小苦惱，在老人心裡會有怎樣的波瀾。
騰衝的中國遠征軍國殤墓園裡，一排排的墓碑下長眠著為國捐軀的戰士。其實，犧牲的那些遠征軍將士們，一部分埋在了緬甸的墓地，但那些墓地後來被拆除了。很多已經找不到屍首，有些就是找到了屍首卻已經認不出是誰了。回憶起當年的那些事，張羽富心情仍然十分沉重，他說：「這些農民的兒子確實可憐。像我這樣還活著的不多了。我在想，要是日本人不進中國，我就不會出來當兵了。」
靜靜的，在那被遺忘的山坡上，
還下著密雨，還吹著細風，
沒有人知道歷史曾在此走過，
留下了英靈化入樹幹而滋生。
六十多年過去了，讀著穆旦這首詩的結尾部分，我們彷彿看到了當年那些浴血奮戰的年輕身影，他們的名字也許不為人知，但歷史將會永遠載下這壯烈的一筆。
親身經歷者
張羽富——時為第八軍工兵營戰士
閻啟志——時為炮兵十團一營戰士
曹含經——時為第八軍八十二師二十六團戰士
崔化山——時為榮三團一營二連班長
李文德——時為第七十一軍二○六團衛生員
付心德——時為七十一軍野戰醫院醫生
早見政則——時為日本陸軍第一一三聯隊上等兵
編導手記
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兩個松山之戰。一個發生在明朝末年的東北，一個發生在抗戰時期的滇西。前者我一直很感興趣，是因為洪承疇。後者我同樣感興趣，是因為《我的團長我的團》。這一節的故事屬於後一個松山之戰，沒錯，就是發生在一九四四年的那場血腥戰鬥，就是《我的團長我的團》中南天門戰役的原型。
這一節，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主人公。如果一定要我給出一個主人公來，那我只能說松山戰役就是這個故事的「男一號」，和他相比，所有的戰役親身經歷者都只能是配角。
也許正因為是配角，他們的事蹟無人知曉；他們的屍骨不知所終；他們的墓碑空無一字。
在戰爭面前，一切都只能是配角。比起將遺體交給山野的戰友們而言，這些無字碑下的英雄們還是幸運的，至少，他們還可以得到後人的瞻仰——雖然來過的後人們並不算太多，墓地裡最常見的，還是那些日益衰老的老兵們。
這是我所做過的選題中最血腥最殘酷的一個，不是因為我有此癖好，而是因為歷史上的松山就是如此。那些殘忍得近乎赤裸的影像，加上老兵們貌似平靜的敍述，將原本只有當事人才能體會到的血腥和絕望轉嫁給了我們，讓我們一旦知道，就再也無法忘懷。我甚至開始懷疑，就在此時此刻，在我們太平無事、機械地、自足地生活著的同時，在世界上某一個仍然籠罩在硝煙中的角落，還在發生著什麼？
兩個素不相識、從未謀面的人，第一次相遇就要以死相拼——這就是戰爭。
看採訪素材的時候，有段畫面讓我始終難忘：夕陽下，簡陋的南方農舍前，一位老農打扮的老兵對著攝影機激動地說：「你們這些搞電視的，電視上的東西都是假的，知道什麼是打仗嗎？知道什麼是槍林彈雨嗎？那槍，真的就像林子一樣；那子彈，真的就像下雨一樣，那真的就跟下雨一樣啊！」出於對我們這些不速之客的禮貌，坐在一旁的老伴急忙插嘴：「拍電視嘛，哪有那麼容易。人家要是不拍，誰知道你們的事啊？」
最終，由於播出時長的限制，我還是沒能將上述這段畫面編進片子。二十八分三十秒的時長，要講的東西、想講的人都太多太多了。也許就如同這場六十多年前的戰爭一樣，有些東西，註定無法留下痕跡。二次入緬決戰松山
一九四二年三月八日，日軍攻占緬甸首都仰光，切斷了滇緬公路南端運輸。當時，滇緬公路是中國最重要的國際交通線，日軍據此還可以威脅中國西南大後方。為了確保這條交通線的暢通，十萬中國遠征軍正式入緬，聯合英美軍隊共同抗日。但是，由於盟軍之間的配合失誤，不到兩個月的時間，遠征軍在緬北戰場便敗局已定。
五月五日，由於日軍已兵臨怒江西岸，國民政府被迫炸毀連接怒江兩岸的唯一橋樑惠通橋，滯留緬北的中國遠征軍，陷入腹背受敵的危險境地。一九四二年夏季，除少數戰士隨英軍退入印度外，大部分戰士被迫走進野人山，準備從這裡繞道回國。
野人山，位於緬甸密支那以北，也被稱作胡康河谷，是一片延綿數百里的原始森林，因曾有野人出沒而得名。在這裡，滿山遍野都是藤蔓、茅草、荊棘，山大林密，瘴癘橫行。遠征軍退入野人山後，僅僅過了十天就斷糧了，再加上環境惡劣，許多戰士都犧牲在這片方圓數百里的無人區中。
據戰後統計，在長達兩個月的撤退中，有將近五萬名遠征軍官兵，因饑渴疾病而永遠留在了野人山，最後集結於印度和滇西的遠征軍部隊，僅剩四萬餘人。在這四萬名死裡逃生的遠征軍官兵中，有一名筆名叫做穆旦的年輕詩人。幾年後，親身經歷野人山撤退的他，寫下了一首詩歌——《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
在陰暗的樹下，在急流的水邊，
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無人的山間，
你們的身體還掙紮著想要回返，
而無名的野花已在頭上開滿。
那刻骨的饑餓，那山洪的衝擊，
那毒蟲的齧咬和痛楚的夜晚，
你們受不了要向人講述，
如今卻是欣欣的樹木把一切遺忘。
過去的是你們對死的抗爭，
你們死去為了要活的人們的生存，
那白熱的紛爭還沒有停止，
你們卻在森林的週期內，不再聽聞。
靜靜的，在那被遺忘的山坡上，
還下著密雨，還吹著細風，
沒有人知道歷史曾在此走過，
留下了英靈化入樹幹而滋生。
一九四二年八月，日軍占領緬甸全境，殘存的中國遠征軍全部撤出緬甸，第一次入緬作戰宣告結束。
一九四四年五月，十八歲的工兵戰士張羽富跟隨戰友們開抵怒江。此時，距離他參加部隊的那一天，還不到半年。張羽富所在的第八軍，隸屬重組後的中國遠征軍。所屬人員除了第一次入緬作戰時倖存的老兵外，更多的都是像張羽富這樣在雲貴當地農村補充的新兵。對於他們當中的很多人來說，有關參軍的記憶，其實並不美好。
李文德老人回憶說：「來了兩三個人把我捆起來，我說我又不是犯人，不由分說，說要拿你去當兵，怕你跑，我就說那好吧，我自己去就算了，何必要這樣做，也不行。」
就是這樣一支全新的遠征軍，由於接收了大量美式武器，而成為當時國內裝備最好的軍隊。
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一日，為打通滇緬公路交通線，配合盟軍在緬甸北部的反攻作戰，重組後的中國遠征軍在司令衛立煌的指揮下強渡怒江，第二次入緬作戰開始。
按照作戰計畫，渡過怒江之後，潮水般的中國遠征軍便湧向了松山。
松山，位於雲南省保山市龍陵縣，由二十餘個峰巒構成，主峰海拔二千二百公尺，因全山遍佈松樹而得名。松山緊臨怒江西岸，是滇緬公路的必經之地，因此，在當時被西方記者稱作「東方直布羅陀」。
松山的西北是騰衝，西南是龍陵，松山位於中間。這個地方控制著一百五十公里直徑的區域，不把它攻占下來，兩面就不會暢通。
一九四四年六月四日，奉命進攻松山的部隊開始攻打松山週邊陣地竹子坡，松山戰役正式打響。當天，遠征軍戰士就攻下了竹子坡，一切進行得似乎都很順利。炮兵閻啟志從來沒打過這麼痛快的仗，他回憶說：「光打敵人，敵人沒有反擊，可能都被消滅了……。」
一九四四年六月五日的上午，美軍第十四航空隊的飛機對松山主峰的屏障陰登山進行了一番轟炸。轟炸結束後，遠征軍重炮團再次轟擊山頂，陰登山頓時被籠罩在一片硝煙之下。回憶起當時的慘烈情景，閻啟志說：「松山那麼粗的大樹都打光了，不光炮火打，還有飛機轟炸。」
中午時分，火力掩護結束，遠征軍戰士們以為陰登山上的敵人工事已經被摧毀得差不多了，便開始向一片死寂的山頭推進。當兩個連的中國軍隊前進至敵人陣地一百公尺時，日軍突然開火。轉眼之間，衝擊陰登山的大部分戰士壯烈犧牲，僅一個排的人生還。原來，經過飛機、大炮的轟炸，日軍的大多數地堡雖然彈痕累累，但依然沒有喪失作用。
早見政則是原日本陸軍第一一三聯隊上等兵，當時在松山與中國遠征軍對陣的，正是這支部隊。
一九三八年五月，日本陸軍第一一三聯隊在熊本組建成軍。最初編入侵華日軍第一○六師團來華參戰。一九四○年三月，因在南昌會戰中損失嚴重而一度解散。半年後，該聯隊又在日本福岡重建。一九四二年，這支部隊隨五十六師團入侵緬甸，是第一批打到怒江西岸的日軍部隊。從這一年起，該聯隊就一直駐守松山陣地。兩年的時間裡，日本軍人幾乎挖空了整座松山，共修建各類暗堡四十多座，地下坑道不計其數。
早間政則回憶當時日軍在松山構築的工事時說：「到處都是地堡，還安放了機關槍，眼前十五公尺左右還挖了溝，拉上了鐵絲網，掛上二十公分寬度的鐵板，每隔五公分掛一塊。敵人要是碰上的話，會發出『咯楞咯楞』的響聲。」
這些工事在建造之時，日軍已經用飛機炸彈做過試驗，結果是毫髮無損。所以，對於松山的工事，日軍緬甸方面軍司令河邊正三相信，它的堅固性足以抵禦任何強度的猛烈攻擊，並可堅守八個月以上。
自渡過怒江後一直進展順利的遠征軍戰士，開始意識到這座山上的敵人不太簡單。端的是「一寸山河一寸血」
六月中旬，滇西進入雨季。由於掐住滇緬公路要衝的松山仍未攻克，渡過怒江的中國遠征軍分散到騰衝、松山、龍陵三大戰場作戰，彈藥補給日益困難。能否拿下松山，逐漸成為整個緬北戰局的關鍵。
炮兵閻啟志此時早已感覺不到絲毫的痛快了。他只知道，自己認識的很多步兵戰友再也沒有回來。面對我們的鏡頭，他回憶說：「屍體黑壓壓的，死了多少人啊！僅僅攻了一個月，慘得很！」此時的戰地上，遍佈著各式各樣的傷患，頭部受傷的、眼部受傷的、鼻子受傷的、嘴受傷的，還有下巴、胳膊被打掉的……。
在整個松山戰役期間，美軍第十四航空隊共出動轟炸機數百架次，試圖炸毀阻擋中國軍隊前進的日軍工事。松山上的松樹被炸得一乾二淨，但由於松山掩蔽部是用很厚的鋼板架起來的，所以大炮和炸彈轟炸對日軍工事根本發生不了絲毫的作用。
轟炸產生不了作用，面對似乎堅不可摧的日軍地堡，中國軍隊只能以士兵的生命為代價，一公尺一公尺地向前推進。面對中國遠征軍的進攻，日軍拼死抵抗，遠征軍正面和側面遍佈日軍火力，再加上日軍大炮和轟炸機的配合，至六月二十日，遠征軍已傷亡近三千人，但松山主峰子高地仍控制在日軍手中。
在閻啟志的記憶裡，日軍非常兇悍，每射出一發子彈，必須要打死或打傷敵人，不然他們就絕不開槍。他說：「日本人那個頑抗勁就沒法說了，一個傷兵，守著個暗堡一天一夜。」
這個跟我們耳熟能詳的國內抗戰劇裡日軍窩囊、愚蠢的形象刻畫有些不同——反動至極的日軍為什麼會為軍國主義者拼死效忠？一個簡單而可以接受的解釋就是文化與倫理的解釋：日本是一個推崇集體主義獻身的國家。美國社會學家羅伯特•貝拉在他的日本文化專著《德川宗教》裡曾經講過，日本的民族文化特性是一種所謂「目標達成」的文化，為了達到自己國家的特定目標，個人可以毫不計較地犧牲自己的一切，抵抗到底，無論是非對錯。
六月三十日，新編第八軍接替七十一軍擔任松山主攻。之前一直在協助部隊過江的工兵張羽富，他所裝備的美式火焰噴射器派上了大用場。他和戰友們先用火焰噴射器往日軍地道裡噴射，然後再扔入幾箱炸藥將它爆塌，最後用土將坑道掩埋，這樣即使燒不死日軍，也會悶死他們。
早間政則至今回憶起火焰噴射器來還害怕不已：「火焰噴射器很厲害，地道裡到處都是各種各樣的呻吟聲，就如同地獄一般。」一九四四年七月初，松山戰鬥陷入僵局，攻防雙方都已筋疲力盡。
七月底，由於松山主峰子高地久攻不下，中國遠征軍決定利用坑道作業，在日軍主堡壘下方開挖地道放置炸藥，從而一次性炸毀日軍堡壘。八月三日，張羽富和他所在的工兵連，開始一天三班制地輪流挖掘坑道。一連挖左邊，二連挖右邊，兩邊一起挖。挖出來的土，需要慢慢地拖下山去，以免被敵人發現。戰士曹含經回憶起當時的情形說：「大家一起出力，挖的挖，抬的抬，把洞洞打到敵人的碉堡下麵，然後再搬運兩三噸炸藥。」
與此同時，日軍也覺察到遠征軍進行坑道爆破的意圖，開始悄悄向鄰近陣地疏散兵力。
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日上午八點四十分，遠征軍司令衛立煌早早渡過怒江，來到隱蔽觀察所。九點十五分，第八軍軍長何紹周用電話下達起爆命令。刹那間，兩個坑道共計三噸重的烈性炸藥被同時引爆。張羽富回憶起當時的情形時說：「轟隆一聲，泥巴石頭飛上去兩三百公尺，炸死大概四十多個人，這兩個坑道，一共只有四、五十個人。」
成功爆破後，遠征軍戰士終於衝上了松山主峰子高地。然而犧牲卻並沒有結束。就在這一天深夜，事先疏散到鄰近陣地的日軍，突然向子高地發起兇猛反撲。雙方在黑暗中展開了一場瘋狂的肉搏。
時為榮三團一營二連班長的崔化山回憶：
半夜裡，敵人不聲不響地衝上來，我們全都發了瘋，不顧死活；我一槍托打倒一個鬼子，他還在地上滾，我跳上去想卡他的脖子，沒想到他一口咬來，我的三個手指就被咬斷了；我疼得眼淚都流了出來，右手摸出一顆手榴彈，連續砸了他七八下，硬將他的腦袋敲爛了。
九月一日，蔣介石下達命令，限第八軍在「九一八」國恥日前必須拿下松山，否則正副軍長按軍法從事。為了在規定時間內消滅殘餘日軍，第八軍副軍長李彌親自帶領特務營衝上松山，一連激戰數日。九月六日，他被人從松山扶下。據目擊者描述，此時的他鬍子拉碴，眼眶充血，赤著雙腳，軍服爛成碎條狀，身上兩處負傷，人已走形。
第二天，松山戰役終於宣告結束。
生存下來的遠征軍戰士將戰友們的屍體從松山子高地拖下來。雖然事隔多年，時為第七十一軍二○六團衛生員的李文德在回憶起這段歷史時，仍禁不住潸然淚下，他哽咽著說：「我的老天啊，因為打日本人，死了那麼多的人。」雙方的屍骨已經分辨不清了
松山戰役結束後，日本軍部發布「拉孟守備隊全員玉碎」的消息。事實上，在戰鬥的最後時刻，還是有一部分日軍士兵化整為零逃出了包圍圈，早見政則就是其中的一員。在逃跑途中，他成了俘虜。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無條件投降後，早見政則被遣返回國，回到家後，他看到了日本軍部當年發給他家人的戰亡通知書。
松山之戰，在早見政則身上留下了永遠的記號。面對我們的鏡頭，他脫下衣服，露出渾身彈痕，一邊撫摸著其中的一個彈孔，一邊說：「這裡是被捷克式機槍打的，子彈直接將這裡打穿了，現在按上去還會覺得疼。」
早間政則出身於普普通通的農民家庭，從戰場上回來的那一天，全村的人都跑出來看他，連他們家的牛也高興地一直跟著他跑，第二天他就下地幹活了。早間政則說：「終於可以好好過日子了。」
松山之戰是一場玉碎之戰，現存的日本兵非常稀少。採訪中，早間政則還告訴我們，他記得松山戰役自己至少打死了六十五個中國人。有一次他正在戰壕裡獨自思鄉，外邊的一個炸彈突然打到了戰壕裡，將他炸傷，當時情況緊急，並沒有藥，醫療兵只好先給他打了一針獸醫的消炎藥，然後將他抬下了陣地。恰恰因為這樣，他逃過了高地爆破，撿回了一條命。松山戰役結束的前一天正好是他的生日。
戰役結束後，工兵張羽富並沒有馬上跟隨大部隊離開松山。他們還要在山上搜索，把那些地道全部爆破。當時，犧牲的戰士們全部都沒有被妥善埋葬。張羽富回憶說：「到了十月份，已經留了幾百來斤的骨頭，包括日本人的，都分不清了。」
松山戰役共歷時九十五天，中國遠征軍先後投入十個團二萬餘人，總計傷亡七千七百六十三人，其中陣亡四千餘人，日軍陣亡人數超過一千二百五十人。
隨著松山戰役的結束，滇西緬北會戰的僵局終於被打破。一九四四年九月十四日，中國軍隊光復騰衝。十一月三日，龍陵戰役結束。一九四五年一月，中國駐印軍隊在緬甸芒友與遠征軍會師，滇西緬北會戰至此勝利結束。時為七十一軍野戰醫院醫生的付心德在地道爆破後，曾救治過一個在松山守備的日本兵。上個世紀八○年代，在滇西緬北戰役中日老兵見面會上，他再一次見到這個日本兵，付心德回憶說：「我到那裡去以後，碰到那個當年的日本兵，他上來抱著我就哭。他說他來了這裡六次，每次來都是想找我。」
在我們找到付心德的時候，老人已經一百零五歲了。「文革」的時候，他被槍斃了八次，但是，每次都是作陪的。開始的時候還很害怕，到第四次以後就無所謂了，反而覺得還不如早點槍斃了來得乾脆。這個經歷過慘烈戰爭的一百零五歲老人，到現在還自己開門診維持生計。在我們去採訪的前幾天，他的門診剛剛被查封，原因是他沒有行醫執照。老人說，他當然沒有現在的行醫執照，當年給他頒發行醫執照的人恐怕都不在了吧。我們難以想像，對於一個經歷過慘烈戰爭的人，和平年代的這些小苦惱，在老人心裡會有怎樣的波瀾。
騰衝的中國遠征軍國殤墓園裡，一排排的墓碑下長眠著為國捐軀的戰士。其實，犧牲的那些遠征軍將士們，一部分埋在了緬甸的墓地，但那些墓地後來被拆除了。很多已經找不到屍首，有些就是找到了屍首卻已經認不出是誰了。回憶起當年的那些事，張羽富心情仍然十分沉重，他說：「這些農民的兒子確實可憐。像我這樣還活著的不多了。我在想，要是日本人不進中國，我就不會出來當兵了。」
靜靜的，在那被遺忘的山坡上，
還下著密雨，還吹著細風，
沒有人知道歷史曾在此走過，
留下了英靈化入樹幹而滋生。
六十多年過去了，讀著穆旦這首詩的結尾部分，我們彷彿看到了當年那些浴血奮戰的年輕身影，他們的名字也許不為人知，但歷史將會永遠載下這壯烈的一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