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人何魯
在目前可見的歷史文獻中，本書主人公沒有中文姓名，他以粵語拼音「Hoo Loo」的名字存在，身分是農民。他的中文名字最早可能出現在二十世紀三○年代，中國醫史學者王吉民譯作「侯路」或「侯魯」，二○二○年學者蘇精在《西醫來華十記》中將這位病人稱「何魯」。
「Hoo Loo」究竟如何譯？
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東印度公司在廣東地區與華人做生意，在他們來往書信和檔案中記錄的華裔商人的名字多按粵語發音，採用羅馬拼音記錄。為了便於交流，傳教士編輯出版多種方言辭典，從中可以查詢到當時用羅馬拼音譯寫的粵語姓氏。美國漢學家衛三畏（Samuel W. Williams，一八一二—一八八四）在一八四一年出版的《拾級大成》、一八四三年《英華韻府曆階》和 一八五六年的《英華分韻撮要》中將「Ho」 譯為「何」、「和」、「荷」和「賀」等多種姓氏。《英華分韻撮要》是衛三畏根據通行的粵語，按音韻整理的，由此可以找到對應粵語的發音，「Ho」為「何」，意思是「Why」（為何）。一九三五年，供職於私立嶺南大學附屬博濟醫院的美國籍醫生嘉惠霖（William W. Cadbury，一八七七─一九五九）為紀念該院百週年慶，著有《博濟醫院百年》（At the Point of a Lancet: One Hundred Years of the Canton Hospital）。書中附有一份以粵語拼音和漢文對照的畢業生名單，其中有一組「何」姓學生，他們的拼音均為「Hoh」。「Lo」在上述字典中有「魯」和「路」的譯文。
鑑於《西醫來華十記》一書在國內已有較大影響，本書接受蘇精的譯文──「Hoo」為「何」，「Loo」為「魯」。此外，按西方姓在後名在前的順序，他的中文名字也很有可能是「魯何」。查十九世紀初期史料，在華西醫生在記錄中國學生名字時，採用的是姓前名後的順序，比如第一位西醫學徒關韜（Kwan A-to），早期留英醫學博士黃寬（Wong Fun）。本書沿襲慣例以姓前名後方式，稱主人公為「何魯」。
據檔案記錄，何魯來自距廣州約一百英里的新安縣（Singan），新安即今天深圳所在地，廣州到深圳的距離是一百五十公里左右，即九十五英里。何魯沒有父親，與母親相依為命。一八二八年，他慕名到澳門，找到主持眼科醫院的郭雷樞醫生尋求治療，最後接受了醫生的建議去英國切除腫瘤。他滿懷希望地遠赴英倫，相信這樣的選擇既可寬慰年邁的母親，又可讓自己不再成為她的負擔。顯然，英國醫生最終未能實現何魯的心願。
當時，廣東地區有一種觀點：凡是病人進入醫院後，因醫生治療死亡，醫院要負責病人家屬的生活。何魯去世後，廣州商館並沒有負責資助何魯母親的生活。反而是澳門幾位樂善好施的人士捐贈了一筆錢，交由郭雷樞打理。何魯母親一年來一次澳門，從郭雷樞處一次性領取利息作為津貼。領薪時，她需要在單子上簽名（sign manual）。這位農村婦女應該不會寫字，「名字都是由她的朋友代簽」，她在自己名字旁邊按上紅色指印。何魯以自己的性命換來了母親晚年安寧的生活，她就靠著這一小筆錢在新安維持生計。
事實上，何魯的真實姓名和生平很難追溯了，中文名字的缺失已然說明了一個基本事實：他只是一位極不起眼的小人物，他去英國接受治療的事件在當地華人社會中幾乎不為人所知。當初出資送何魯去英國的東印度公司，原以為此舉可以「維持中國人腦海中已經產生的，對英國醫學和外科學技術的信心」，結果因為手術失敗而不願再提及此事，在其檔案中未見有任何後續的記錄。
澳門眼科醫院
一八二八年，郭雷樞利用資助的經費，在澳門租賃了兩間房，開設一所針對華人勞工的醫院，規模可容納四十餘名病人。最初郭雷樞打算接收各種類型的病人，但前幾年的行醫經歷讓他發現，當時前來尋診的多數是眼疾患者，於是他將新設的醫院命名為澳門眼科醫院（Ophthalmic Hospital at Macao）。
郭雷樞不僅專業技術高超，對待病人也真誠盡心，據說為了「在手術中保持手的細膩，他甚至不削鉛筆」。眾多因患白內障而雙目失明的華人病者，經郭雷樞的妙手回春，獲得「雲開霧散，重見日月」的新生命。喜見光明的病人們手書感謝信，敲鑼打鼓將致謝匾額送到醫院，他們將郭雷樞比作中國歷史上的名醫「華佗」和「淳于意」，稱其為「英吉利國手」。肇慶、興寧、新會、鶴山等縣區的患者聞訊後紛至沓來，郭雷樞因此聲名遠揚，享有「靈腕」之號。十九世紀三○年代，有人將病人贈送的匾額上的讚頌詞譯成英文，發表在傳教士主辦的英文報刊《中國叢報》（The Chinese Repository）上，至少有十六篇頌辭被公開刊載。一九三二年中國醫學史家王吉民稱郭雷樞為「中國人民之友」。
眼科醫院的品質標準和郭雷樞的技術水準還可以從當時流傳下來的一幅醫院畫像得以窺探。畫中有一套郭雷樞使用的眼科手術套盒，據英國學者斯蒂芬．馬丁（Stephen Martin）考證，該套器械是英國老牌微型外科器械製造商約翰．韋斯（John Weiss）公司製造的最新產品。
正如畫中所描繪的那樣，郭雷樞的器械盒非常精緻。盒蓋上有四套精細的鑷子和剪刀，中間是用於打開眼皮的窺鏡鉗。盒底放置了約十件象牙柄器械，可能是鉤、刀、針和勺。雖然現代眼科手術器械有了許多新的補充，但現代手術室仍在使用郭雷樞的這套器械。……約翰．韋斯製作的一套類似器械是郭雷樞時代的產物。韋斯公司從一七八七年開始生產眼科器械，至今仍在生產。
在澳門眼科醫院存續的五年（一八二八—一八三二）內計有四千餘病人獲得治療。那時，廣東人直接以郭雷樞眼科醫院（Colledge’s Ophthalmic Hospital）稱之。
一八三二年，郭雷樞由廣州商館助理醫生升職為醫生，不得已關閉醫院回廣州工作。
郭雷樞拒絕手術
盛名之下的郭雷樞眼科醫院吸引了廣東地區各種病人前往求治，身長巨瘤的何魯就是眾多慕名者中的一員。一八二八年，他從新安來到澳門向郭雷樞求助。由郭雷樞寫給東印度公司大班的信中可以了解到，眼科醫院對如何處理此病例是有多重考慮的。按郭雷樞的專業判斷，此瘤必須切除，但是他自己不能也不敢做手術，因為中國的法律不容許手術。這一說詞在十九世紀初期的中國，似乎顯得很合理，當時在華的西人普遍相信這一解釋，這亦被後來的研究者廣泛引用。
但若是對澳門和廣東的西醫狀況有個簡單的了解，便會發現郭雷樞的理由難以令人信服。當時澳門不止郭雷樞眼科醫院一所醫院，在當地不僅有教會醫院和軍事醫院，還有地方政府僱傭的醫生。從現有的研究考察，這些醫院有外科醫生，雖沒有施行過大手術，只提供藥物或放血治療，但有過痔瘡手術的記錄。
最重要的是，在廣東地區是否真如以往學者所認為的，受到法律限制而不能施行手術呢？若是將郭雷樞的澳門眼科醫院與同時代的廣州眼科醫院的治療情況作一對比，就可一目了然了。
廣州眼科醫院（Canton Hospital）是英文譯名，早期的記錄中沒有看到有中文名，同時期出版的中文刊物《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中的名稱是「廣東省城醫院」。目前學者常用的名稱是其俗稱──新豆欄眼科醫局，它於一八三五年開業，創始人是美國醫學傳教士伯駕（Peter Parker，一八○四—一八八八），醫院的主要資助者也是澳門眼科醫院主要資助者之一──怡和洋行的伍浩官，醫院開業不到三個月，就施行了第一例外科手術。一八三六年一月十九日，廣州眼科醫院為一位十三歲的小女孩做了右眼部肉瘤的切除手術。一八三六年十一月三日，伯駕又為一位男性患者切除了一個生長了十年的腫瘤。一八四○年前，伯駕在醫院切除過十多例的頭部、臉部、頸部和腹部腫瘤，其中還有來自南京的病人。
十九世紀的廣州法律環境應當比澳門嚴苛，傳統文化的影響亦更強，然而，伯駕卻可以隨意地進行外科切除手術，並且因為病人太多，醫院每週安排固定的日子作為手術日。據當時廣州的外國人記載，伯駕在廣州開設醫院並沒有遭到地方政府的反對，相反，他們對醫院還很友好。顯然，郭雷樞所謂的中國法律不允許手術的藉口並不成立。
其實，答案是顯而易見的，郭雷樞和他的醫院沒有能力做這個手術。
其一，郭雷樞是一位沒有學位、僅學過兩年醫學的學徒，雖有行醫資格，但他的醫療水準未能達到施行手術的地步。他的醫學專業碩士學位（M. D.）是在一八三八年他回英國，進入亞伯丁大學國王學院學習一年後，於一八三九年獲得的。他醫療技術的成熟期恐怕要在一八四○年代之後。
其二，郭雷樞的眼科醫院專注眼疾，醫院開業期間診治的均為眼科。從其提交的醫院報告中，僅發現一例非眼科病人──他接治了一位被馬車撞倒手臂折斷的病人Tsac Ye。東印度公司檔案中記載的澳門醫院「特別重視那些影響視覺器官的疾病」。簡言之，郭雷樞從未有施行非眼疾的手術記錄。
其三，郭雷樞判斷何魯的腫瘤必須要切除，如此處理是準確的，只是澳門眼科醫院的醫療條件不能勝任手術。仍以伯駕廣州眼科醫院為參照，伯駕做手術時一般需要有兩至三位醫生擔任助手，主要成員有廣州商館助理醫生考克斯（Richard H. Cox）、東印度公司船醫柯倫（J. Cullen）、英國首位商務總監律勞卑（William J. Napier）、隨團醫生安德森（Alexander Anderson）和渣甸（William Jardine，一七八四—一八四三），其中考克斯是伯駕手術日的常規助手。安德森後來留在香港，成為香港政府第一任醫生（一八四三年十月一日）。渣甸原是東印度公司的船醫，持有英國愛丁堡皇家外科學院文憑，因參與鴉片走私獲利豐厚，後離開東印度公司創辦了怡和洋行，一八四○年前，他在經商的同時還是會去醫院參與伯駕的手術。而郭雷樞的眼科醫院僅他和一位名為阿風（Afun）的中葡混血助手。一八三四年郭雷樞又在澳門重設眼科醫院，一八三六年六月伯駕訪問該醫院時，應郭雷樞之邀為其一位病人切除頭部腫瘤，郭雷樞擔任外科助手，兩個禮拜後，病人痊癒回家。
其四，何魯的腫瘤巨大，超過五十磅，相當於一個普通人體重的三分之一。在一八四七年麻醉術進入臨床使用前，即便是伯駕，在自己的醫院中切除的腫瘤最大也沒有超過十磅。如此艱鉅的手術根本無法在中國一家私人眼科醫院由一名非專業的外科醫生操作施行。
其五，郭雷樞本人拒絕手術，因為他不想承擔病人死亡的風險，這也是根本的原因。按當時西人的說法，若華人因西人醫療而亡，西人是必須擔負法律責任的。當何魯抵達倫敦後，媒體報導稱廣州西醫生拒絕給他做手術。
那麼中醫可有治療的方法？
中國醫學對身體腫瘤有全面的認識。明代《萬氏祕傳外科心法》之〈瘤症總論〉記載：「古稱有六：曰骨瘤，曰脂瘤，曰膿瘤，曰血瘤，曰筋瘤，曰石瘤，以其瘤之中有此物，故指其實而名之也。」針對各類瘤的治法有基本原則：
百病皆自內發於外，古人治病用膏藥以攻內，針灸以攻外，皆祛也。今瘤之所生，由滯氣濁血所成，豈無藥以祛之？內服湯藥，外貼膏藥，內外交攻，表裡並治，瘤可愈矣。切不可妄用針刀勾割，恐膿血崩潰，多致夭亡。慎之！慎之！
中國的醫生並非沒有見到過巨瘤，但尊古人之說，絕不用刀割，唯恐崩血致亡。
何魯模型
儘管怕承擔法律責任，郭雷樞並不想放棄對何魯的治療，也不想失去這個對英國醫學研究極有價值的罕見病例。他想到了自己的母校和導師庫珀，或許導師可以解決此問題。郭雷樞將此想法告知何魯，說服何魯前往英國接受治療。在送何魯去英國之前，郭雷樞還做了一些準備工作。
他花了三十盧比請中國工匠製作一具何魯全身的模型，先送去英國蓋伊醫院。
在模型製作過程中，曾發生過一些小糾紛。當工匠將製作好的模型送到郭雷樞家時，他發現這居然是一具沒有腫瘤的作品。郭雷樞問工匠為何不做瘤，工匠表示按當地的風俗，何魯之所以會生出如此巨瘤，是觸犯神靈而受到的懲罰。工匠說，若他接觸了腫瘤或製作了腫瘤就會被下詛咒，染上相同的疾病。郭雷樞想以雙倍的價錢讓其重新製作，卻被拒絕了。郭雷樞又想讓其他工匠製作，亦被拒，這具全身模型還被何魯弄壞了。不過，最終還是有人接下郭雷樞的訂單，完成了何魯人體模型。因為在蓋伊醫院博物館的記錄中，曾保留著一尊小型的帶腫瘤的何魯石膏像，編號第二七九八號，標明是何魯來英國之前由亨利（Mr. Henry）提供的。
差不多兩年的溝通與準備，郭雷樞應該是在得到了導師的首肯後，作出送何魯去英國治療的決定。他慎重地向東印度公司建議資助何魯去英國治療，並明言是去蓋伊醫院請庫珀治療。事實上，郭雷樞對何魯倫敦之行極度焦慮，他深知何魯手術的結果會影響到當地華人對歐洲的看法，成功的話會增強他們對西醫外科技術的信任與羡慕。當時還有一位病人也在等候資訊，以便決定是否要去英國做手術。
何魯啟程赴英倫前，郭雷樞向何魯說明「手術可能成功，也可能失敗」，但何魯還是義無反顧地啟程了。
在目前可見的歷史文獻中，本書主人公沒有中文姓名，他以粵語拼音「Hoo Loo」的名字存在，身分是農民。他的中文名字最早可能出現在二十世紀三○年代，中國醫史學者王吉民譯作「侯路」或「侯魯」，二○二○年學者蘇精在《西醫來華十記》中將這位病人稱「何魯」。
「Hoo Loo」究竟如何譯？
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東印度公司在廣東地區與華人做生意，在他們來往書信和檔案中記錄的華裔商人的名字多按粵語發音，採用羅馬拼音記錄。為了便於交流，傳教士編輯出版多種方言辭典，從中可以查詢到當時用羅馬拼音譯寫的粵語姓氏。美國漢學家衛三畏（Samuel W. Williams，一八一二—一八八四）在一八四一年出版的《拾級大成》、一八四三年《英華韻府曆階》和 一八五六年的《英華分韻撮要》中將「Ho」 譯為「何」、「和」、「荷」和「賀」等多種姓氏。《英華分韻撮要》是衛三畏根據通行的粵語，按音韻整理的，由此可以找到對應粵語的發音，「Ho」為「何」，意思是「Why」（為何）。一九三五年，供職於私立嶺南大學附屬博濟醫院的美國籍醫生嘉惠霖（William W. Cadbury，一八七七─一九五九）為紀念該院百週年慶，著有《博濟醫院百年》（At the Point of a Lancet: One Hundred Years of the Canton Hospital）。書中附有一份以粵語拼音和漢文對照的畢業生名單，其中有一組「何」姓學生，他們的拼音均為「Hoh」。「Lo」在上述字典中有「魯」和「路」的譯文。
鑑於《西醫來華十記》一書在國內已有較大影響，本書接受蘇精的譯文──「Hoo」為「何」，「Loo」為「魯」。此外，按西方姓在後名在前的順序，他的中文名字也很有可能是「魯何」。查十九世紀初期史料，在華西醫生在記錄中國學生名字時，採用的是姓前名後的順序，比如第一位西醫學徒關韜（Kwan A-to），早期留英醫學博士黃寬（Wong Fun）。本書沿襲慣例以姓前名後方式，稱主人公為「何魯」。
據檔案記錄，何魯來自距廣州約一百英里的新安縣（Singan），新安即今天深圳所在地，廣州到深圳的距離是一百五十公里左右，即九十五英里。何魯沒有父親，與母親相依為命。一八二八年，他慕名到澳門，找到主持眼科醫院的郭雷樞醫生尋求治療，最後接受了醫生的建議去英國切除腫瘤。他滿懷希望地遠赴英倫，相信這樣的選擇既可寬慰年邁的母親，又可讓自己不再成為她的負擔。顯然，英國醫生最終未能實現何魯的心願。
當時，廣東地區有一種觀點：凡是病人進入醫院後，因醫生治療死亡，醫院要負責病人家屬的生活。何魯去世後，廣州商館並沒有負責資助何魯母親的生活。反而是澳門幾位樂善好施的人士捐贈了一筆錢，交由郭雷樞打理。何魯母親一年來一次澳門，從郭雷樞處一次性領取利息作為津貼。領薪時，她需要在單子上簽名（sign manual）。這位農村婦女應該不會寫字，「名字都是由她的朋友代簽」，她在自己名字旁邊按上紅色指印。何魯以自己的性命換來了母親晚年安寧的生活，她就靠著這一小筆錢在新安維持生計。
事實上，何魯的真實姓名和生平很難追溯了，中文名字的缺失已然說明了一個基本事實：他只是一位極不起眼的小人物，他去英國接受治療的事件在當地華人社會中幾乎不為人所知。當初出資送何魯去英國的東印度公司，原以為此舉可以「維持中國人腦海中已經產生的，對英國醫學和外科學技術的信心」，結果因為手術失敗而不願再提及此事，在其檔案中未見有任何後續的記錄。
澳門眼科醫院
一八二八年，郭雷樞利用資助的經費，在澳門租賃了兩間房，開設一所針對華人勞工的醫院，規模可容納四十餘名病人。最初郭雷樞打算接收各種類型的病人，但前幾年的行醫經歷讓他發現，當時前來尋診的多數是眼疾患者，於是他將新設的醫院命名為澳門眼科醫院（Ophthalmic Hospital at Macao）。
郭雷樞不僅專業技術高超，對待病人也真誠盡心，據說為了「在手術中保持手的細膩，他甚至不削鉛筆」。眾多因患白內障而雙目失明的華人病者，經郭雷樞的妙手回春，獲得「雲開霧散，重見日月」的新生命。喜見光明的病人們手書感謝信，敲鑼打鼓將致謝匾額送到醫院，他們將郭雷樞比作中國歷史上的名醫「華佗」和「淳于意」，稱其為「英吉利國手」。肇慶、興寧、新會、鶴山等縣區的患者聞訊後紛至沓來，郭雷樞因此聲名遠揚，享有「靈腕」之號。十九世紀三○年代，有人將病人贈送的匾額上的讚頌詞譯成英文，發表在傳教士主辦的英文報刊《中國叢報》（The Chinese Repository）上，至少有十六篇頌辭被公開刊載。一九三二年中國醫學史家王吉民稱郭雷樞為「中國人民之友」。
眼科醫院的品質標準和郭雷樞的技術水準還可以從當時流傳下來的一幅醫院畫像得以窺探。畫中有一套郭雷樞使用的眼科手術套盒，據英國學者斯蒂芬．馬丁（Stephen Martin）考證，該套器械是英國老牌微型外科器械製造商約翰．韋斯（John Weiss）公司製造的最新產品。
正如畫中所描繪的那樣，郭雷樞的器械盒非常精緻。盒蓋上有四套精細的鑷子和剪刀，中間是用於打開眼皮的窺鏡鉗。盒底放置了約十件象牙柄器械，可能是鉤、刀、針和勺。雖然現代眼科手術器械有了許多新的補充，但現代手術室仍在使用郭雷樞的這套器械。……約翰．韋斯製作的一套類似器械是郭雷樞時代的產物。韋斯公司從一七八七年開始生產眼科器械，至今仍在生產。
在澳門眼科醫院存續的五年（一八二八—一八三二）內計有四千餘病人獲得治療。那時，廣東人直接以郭雷樞眼科醫院（Colledge’s Ophthalmic Hospital）稱之。
一八三二年，郭雷樞由廣州商館助理醫生升職為醫生，不得已關閉醫院回廣州工作。
郭雷樞拒絕手術
盛名之下的郭雷樞眼科醫院吸引了廣東地區各種病人前往求治，身長巨瘤的何魯就是眾多慕名者中的一員。一八二八年，他從新安來到澳門向郭雷樞求助。由郭雷樞寫給東印度公司大班的信中可以了解到，眼科醫院對如何處理此病例是有多重考慮的。按郭雷樞的專業判斷，此瘤必須切除，但是他自己不能也不敢做手術，因為中國的法律不容許手術。這一說詞在十九世紀初期的中國，似乎顯得很合理，當時在華的西人普遍相信這一解釋，這亦被後來的研究者廣泛引用。
但若是對澳門和廣東的西醫狀況有個簡單的了解，便會發現郭雷樞的理由難以令人信服。當時澳門不止郭雷樞眼科醫院一所醫院，在當地不僅有教會醫院和軍事醫院，還有地方政府僱傭的醫生。從現有的研究考察，這些醫院有外科醫生，雖沒有施行過大手術，只提供藥物或放血治療，但有過痔瘡手術的記錄。
最重要的是，在廣東地區是否真如以往學者所認為的，受到法律限制而不能施行手術呢？若是將郭雷樞的澳門眼科醫院與同時代的廣州眼科醫院的治療情況作一對比，就可一目了然了。
廣州眼科醫院（Canton Hospital）是英文譯名，早期的記錄中沒有看到有中文名，同時期出版的中文刊物《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中的名稱是「廣東省城醫院」。目前學者常用的名稱是其俗稱──新豆欄眼科醫局，它於一八三五年開業，創始人是美國醫學傳教士伯駕（Peter Parker，一八○四—一八八八），醫院的主要資助者也是澳門眼科醫院主要資助者之一──怡和洋行的伍浩官，醫院開業不到三個月，就施行了第一例外科手術。一八三六年一月十九日，廣州眼科醫院為一位十三歲的小女孩做了右眼部肉瘤的切除手術。一八三六年十一月三日，伯駕又為一位男性患者切除了一個生長了十年的腫瘤。一八四○年前，伯駕在醫院切除過十多例的頭部、臉部、頸部和腹部腫瘤，其中還有來自南京的病人。
十九世紀的廣州法律環境應當比澳門嚴苛，傳統文化的影響亦更強，然而，伯駕卻可以隨意地進行外科切除手術，並且因為病人太多，醫院每週安排固定的日子作為手術日。據當時廣州的外國人記載，伯駕在廣州開設醫院並沒有遭到地方政府的反對，相反，他們對醫院還很友好。顯然，郭雷樞所謂的中國法律不允許手術的藉口並不成立。
其實，答案是顯而易見的，郭雷樞和他的醫院沒有能力做這個手術。
其一，郭雷樞是一位沒有學位、僅學過兩年醫學的學徒，雖有行醫資格，但他的醫療水準未能達到施行手術的地步。他的醫學專業碩士學位（M. D.）是在一八三八年他回英國，進入亞伯丁大學國王學院學習一年後，於一八三九年獲得的。他醫療技術的成熟期恐怕要在一八四○年代之後。
其二，郭雷樞的眼科醫院專注眼疾，醫院開業期間診治的均為眼科。從其提交的醫院報告中，僅發現一例非眼科病人──他接治了一位被馬車撞倒手臂折斷的病人Tsac Ye。東印度公司檔案中記載的澳門醫院「特別重視那些影響視覺器官的疾病」。簡言之，郭雷樞從未有施行非眼疾的手術記錄。
其三，郭雷樞判斷何魯的腫瘤必須要切除，如此處理是準確的，只是澳門眼科醫院的醫療條件不能勝任手術。仍以伯駕廣州眼科醫院為參照，伯駕做手術時一般需要有兩至三位醫生擔任助手，主要成員有廣州商館助理醫生考克斯（Richard H. Cox）、東印度公司船醫柯倫（J. Cullen）、英國首位商務總監律勞卑（William J. Napier）、隨團醫生安德森（Alexander Anderson）和渣甸（William Jardine，一七八四—一八四三），其中考克斯是伯駕手術日的常規助手。安德森後來留在香港，成為香港政府第一任醫生（一八四三年十月一日）。渣甸原是東印度公司的船醫，持有英國愛丁堡皇家外科學院文憑，因參與鴉片走私獲利豐厚，後離開東印度公司創辦了怡和洋行，一八四○年前，他在經商的同時還是會去醫院參與伯駕的手術。而郭雷樞的眼科醫院僅他和一位名為阿風（Afun）的中葡混血助手。一八三四年郭雷樞又在澳門重設眼科醫院，一八三六年六月伯駕訪問該醫院時，應郭雷樞之邀為其一位病人切除頭部腫瘤，郭雷樞擔任外科助手，兩個禮拜後，病人痊癒回家。
其四，何魯的腫瘤巨大，超過五十磅，相當於一個普通人體重的三分之一。在一八四七年麻醉術進入臨床使用前，即便是伯駕，在自己的醫院中切除的腫瘤最大也沒有超過十磅。如此艱鉅的手術根本無法在中國一家私人眼科醫院由一名非專業的外科醫生操作施行。
其五，郭雷樞本人拒絕手術，因為他不想承擔病人死亡的風險，這也是根本的原因。按當時西人的說法，若華人因西人醫療而亡，西人是必須擔負法律責任的。當何魯抵達倫敦後，媒體報導稱廣州西醫生拒絕給他做手術。
那麼中醫可有治療的方法？
中國醫學對身體腫瘤有全面的認識。明代《萬氏祕傳外科心法》之〈瘤症總論〉記載：「古稱有六：曰骨瘤，曰脂瘤，曰膿瘤，曰血瘤，曰筋瘤，曰石瘤，以其瘤之中有此物，故指其實而名之也。」針對各類瘤的治法有基本原則：
百病皆自內發於外，古人治病用膏藥以攻內，針灸以攻外，皆祛也。今瘤之所生，由滯氣濁血所成，豈無藥以祛之？內服湯藥，外貼膏藥，內外交攻，表裡並治，瘤可愈矣。切不可妄用針刀勾割，恐膿血崩潰，多致夭亡。慎之！慎之！
中國的醫生並非沒有見到過巨瘤，但尊古人之說，絕不用刀割，唯恐崩血致亡。
何魯模型
儘管怕承擔法律責任，郭雷樞並不想放棄對何魯的治療，也不想失去這個對英國醫學研究極有價值的罕見病例。他想到了自己的母校和導師庫珀，或許導師可以解決此問題。郭雷樞將此想法告知何魯，說服何魯前往英國接受治療。在送何魯去英國之前，郭雷樞還做了一些準備工作。
他花了三十盧比請中國工匠製作一具何魯全身的模型，先送去英國蓋伊醫院。
在模型製作過程中，曾發生過一些小糾紛。當工匠將製作好的模型送到郭雷樞家時，他發現這居然是一具沒有腫瘤的作品。郭雷樞問工匠為何不做瘤，工匠表示按當地的風俗，何魯之所以會生出如此巨瘤，是觸犯神靈而受到的懲罰。工匠說，若他接觸了腫瘤或製作了腫瘤就會被下詛咒，染上相同的疾病。郭雷樞想以雙倍的價錢讓其重新製作，卻被拒絕了。郭雷樞又想讓其他工匠製作，亦被拒，這具全身模型還被何魯弄壞了。不過，最終還是有人接下郭雷樞的訂單，完成了何魯人體模型。因為在蓋伊醫院博物館的記錄中，曾保留著一尊小型的帶腫瘤的何魯石膏像，編號第二七九八號，標明是何魯來英國之前由亨利（Mr. Henry）提供的。
差不多兩年的溝通與準備，郭雷樞應該是在得到了導師的首肯後，作出送何魯去英國治療的決定。他慎重地向東印度公司建議資助何魯去英國治療，並明言是去蓋伊醫院請庫珀治療。事實上，郭雷樞對何魯倫敦之行極度焦慮，他深知何魯手術的結果會影響到當地華人對歐洲的看法，成功的話會增強他們對西醫外科技術的信任與羡慕。當時還有一位病人也在等候資訊，以便決定是否要去英國做手術。
何魯啟程赴英倫前，郭雷樞向何魯說明「手術可能成功，也可能失敗」，但何魯還是義無反顧地啟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