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前的掠奪
戰爭，是人類數千年來一直無法逃避的劫數。而隨著科技的日新月異，人類用以自相殘殺的武器，也在一次次的戰爭中出現了駭人的「突破」。
空中轟炸，可以說是二次大戰中的一項「突破」。它的運用，使前方與後方的界線消失了。任何後方地區，如果不幸被圈選為轟炸目標的話，便會在一次大空襲中化為焦土。日本廣島便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
在大戰末期，台灣被美軍選為轟炸目標之一，在美機夜以繼日的猛烈轟炸下，遭遇了空前的浩劫。任何具有戰略價值的地方，如港口、橋樑、機場以及軍工廠都被炸得面目全非。甚至連商業區和住宅區，也幾乎變成廢墟。
而在大戰結束前兩年，日本的兵力及物資已漸趨枯竭。於是它開始徵調台灣青年，一批一批送往日本本土以及它的占領區充當軍伕。據統計，被送往新加坡、馬來亞、南洋群島、朝鮮、海南島、滿州（亦稱東北）及日本各地的台灣人，最少有3萬。台灣的勞動力因之大減。
同時，為了供應軍方的需用，台灣地區的糧食及各項物資亦被搜刮殆盡。在一次又一次的搜刮之下，人民若有番薯籤充饑就很幸運了。學生制服上原有的銅製鈕扣及住屋門窗上原有的銅製品，都一一用木製品取代下來，然後送到軍工廠去供製造軍火之用。當然，汽油是買不到了，民間的卡車都改用木炭行駛。
處在這種困境中，休戰是一個何等令人歡欣的訊息！人們又是何等急切地期待著重建家園的日子！
破壞後的破壞
以台灣人擁有的科技知識，將整個台灣復原應該不是一件很困難的工作。但是，戰後從「祖國」派來的陳儀這一班人，卻使台灣人對復原的希望迅速變成絕望。原來，陳儀的目的並不是復原，而是劫收。他帶給台灣的並不是重建，而是破壞。
陳儀這一班人的劫收是極有計劃的，是鉅細靡遺的，是刮而又刮的。在劫收政策下，本來未被美機炸毀的工廠也遲遲未能開工。工廠受劫收之害的程度，最好以數字說明：根據行政長官公署的調查，從日方接收過來的356個工廠中，僅有70個左右在美機轟炸下受了重創。但是到1947年初，卻還有190個工廠尚未開工。為什麼不能開工呢？因為陳儀這一班人的「復原」步驟是，先賣成品，次賣原料，接著賣機械，最後賣廠房。這種「復原」的結果是，工廠一個一個解體了。而這些被拆下來的機器、零件都一件件出現於上海的市面。工廠的關閉，導致了民生用品的缺乏，更製造了嚴重的失業問題。
日產流失知多少？
大戰末期，雖然台灣民間的物資奇缺，官方及軍方卻仍囤積著相當充裕的糧食、日用品和原料。
根據一位曾經參與日產登記與移交的日本經濟學者的估計，陳儀這一班人接收的日本公私財產，包括軍火及40億美元（以戰後物價尚未膨脹前之市價計算）以上之物資、房產及土地。
在軍火方面，據台灣警備司令部的公報，它接收了：
65個機場。
900架軍機。
525艘大小艦艇。
2,000多輛戰車及卡車。
1,368門各類火炮。
133,423枝各種輕重槍枝。
6,852萬餘發彈藥。
軍火之外，日本陸、海軍囤積於台灣的軍糧、軍裝、醫藥及各項器材，亦都被接收。其中僅糧食一項，其儲存量即足供20萬軍人長達兩年之食用。軍裝則存有50〜60萬件。
被接收的非軍事財產可分成四大類：
日本官方財產。包括「公有地」、公共建築物、港口設備、鐵路、電話電報系統、警察通訊系統、電台及各種國營企業。
公共社會福利機構。包括學校、醫院、研究所、農場、實驗所、訓練所。
郵政儲金、保險公司的保險金，及許多投資與信用機構擁有的私人儲蓄。其中包括許多台灣人的儲金及投資，亦被接收。
日人私營企業。包括糖廠、鳳梨工廠、化工廠、礦區、林場、醫院、戲院、印刷廠等。
日本平民回日時，每人只能攜帶一件行李（只限隨身衣物、日常用品及食糧）和日圓1,000元，其餘的家產都必須變賣、送人或放棄。
總結起來，當時的日人公私產業占台灣產業的80%以上，日人的公有地和私有地，占台灣土地面積的70%以上，日人的房產占台灣所有房產的30%。這些日產，實際上都是日本據台50年間取自台灣的東西，按道理是應該歸還台灣人的。但是經過陳儀這班人的劫收，這一大筆財產便一變而成為國民黨政權的，而其中一大部分已成為中國四大家族及政學系的私產了。公以濟私、黨即是國
中國的四大家族與政學系，就是利用國民黨政權的力量，壓榨人民長達20〜30年的五個財團。他們的主腦人物是：
第一個集團──蔣介石的蔣家。
第二個集團──宋子文、宋子良、宋子安等的宋家。
第三個集團──孔祥熙的孔家。
第四個集團──陳果夫、陳立夫所領導的CC系。
第五個集團──政學系。
其中，殿後的政學系規模不如四大家族之龐大，又不以家族為中心，因此較不為一般人熟悉。但因劫收台灣的陳儀是此系要員之一，故值得比較詳細地說明一下。
政學系溯源於1910年代。當時中國被幾個大軍閥割據，而以袁世凱為首。與袁分庭抗禮的是岑春煊。在岑領導之下，有一班政客組織了政學會。會中著名人物有李根源、楊永泰、張群及吳鼎昌。其後政學系成為北洋政府中不可或缺之集團。蔣介石北伐時，張群首先代表北方軍閥與之勾結。
南京國民黨政權成立後，楊永泰即出任蔣介石南昌行營祕書長，而張群、陳儀等政學系大將亦各據要津。1936年楊氏被刺殞命，張群繼之取得該系領導地位。進入40年代之後，政學系光芒四射，該系主要人物張群、吳鼎昌、翁文灝、陳儀等人均在國民黨政權內扮演重要角色。
1942年，陳儀出任國民黨政權行政院祕書長。開羅會議後，蔣介石即將劫收台灣之計劃交陳研究。陳儀之「出長台灣」，可以說在那個時候即已確定。
上述的五大集團，每一個都像一隻八爪魚一樣，在中國緊緊抓住人民不放。戰後，這五大集團的巨爪便延伸到台灣來。他們的榨取手段真是五花八門。對於公家財產，則「公私不分」、「假公濟私」、「化公為私」，樣樣都來。對於民間的財產，則製造謠言、乘機操縱市場，然後大撈一把。
甚至於利用政權的命令，大量徵收，然後化公為私。在這樣掠奪、榨取之下，國家就屬於這五大集團的了。
當然，對於榨取人民，這五大集團是一致的。但他們彼此之間，卻存著很大的矛盾。他們便在共同擁護蔣家為領袖，而彼此互相勾心鬥角的情況下大劫大撈。
陳儀的六大將
屬於政學系的陳儀是中國浙江人，日本士官學校畢業，曾先後任職於北京政府及軍閥孫傳芳幕下。國民黨政權興起之後，曾一度任軍政部次長。1934至1942年間，任福建省主席。因倒行逆施，遭人民竭力抨擊。在這段期間，他培養了一批親信，戰後便帶到台灣來。下列就是他的6名大將：葛敬恩。原為一名軍閥。來台後任長官公署祕書長，獨攬人事大權，一心引薦親友。他的女婿李卓芝，便因他而出任台灣省印刷紙業公司總經理，後因貪污2000餘萬台幣，被調為台北市專賣分局長。他的胞弟葛敬應亦因他而出任台灣省茶葉公司總經理。
嚴家淦。曾任福建省財政廳長。隨陳儀來台後，初任交通處長，後調任財政處長兼日產處理委員會主任委員。台灣的幾家官商合辦的銀行，如台灣土地銀行、工商銀行、華南銀行，以及上海幾家私人銀行，都有他以化名投資的股金。
胡福相。曾任福建省保安處長。隨陳儀來台後，擔任警務處長。
周一鶚。福建省民政廳長。隨陳儀來台後，擔任民政處長。
包可永。隨陳儀來台後，擔任工鑛處長。
柯遠芬。隨陳儀來台後，擔任警備總司令部參謀長。
陳儀雖然自兼警備總司令，但軍事大權實際上均操於柯某手中。言論的控制以及新聞記者的「失蹤」，便是他的「傑作」。
東亞榖倉鬧米荒
台灣素以產米著稱。每年稻作2至3次，年產量曾高達980萬日石（1日石約合180公升），其中一半輸往日本。即使在大戰的最後一年，仍生產了490萬日石之米。因此，在日治時代從未發生米荒。
大戰末期，台灣民間雖然缺乏糧食，日軍軍方則仍囤積了充裕的軍糧。陳儀這一班人抵台後，迅速接收了日軍儲備的物資與糧食。這些物資轉眼即以「支援國軍反共保台」的冠冕理由，一船一船地運往中國。而實際上，這些東西於運到中國以後，大多囤積於私人倉庫待價而沽。
在台灣，陳儀則承襲日治時代的辦法，實施糧食配給。
但因接收過來的米穀已被運往中國，長官公署乃於1945年11月27日派了20多隊「糧食勸徵隊」分赴台灣各地徵糧。收購的米價是1斤1元，還不到農民的最低成本。
至於配給方面，平均每人每日配米8兩，只夠做一頓飯。當時中國軍米的配給是每人每日25兩，產米之鄉的台灣人民配米量竟不及中國軍人的三分之一！
尤有甚者，彰化自1945年12月中旬，台北市自同月20日起，就停止配給了。高雄則每月只配給4次，僅可供10天的食用。當時尚留在台灣的日軍也因缺米而提出抗議。在陳儀製造的「米荒」之下，米價一漲再漲。1945年8月大戰結束時，食米每斤約0.3元。同年12月3日的市價是1斤1元。翌年元月每斤10元，2月中旬漲至17元。1947年2月上旬，則每斤高達40多元台幣，而且是有錢無市，拿了台幣到處跑也買不到米。米價漲到這種程度，勞苦大眾及失業者又回到以番薯、雜糧充飢的困境。因飢餓而自殺的消息常常見諸報端：
台南飢饉，同胞不願行乞，或強劫或因缺食而自殺者時有所聞。（見官方報紙《新生報》，1946年1月2日）
此間近聞萬華地區亦有因食糧問題服毒自殺者。（見《人民導報》，1946年1月5日）
長官公署公開承認台灣的米荒不是缺糧，而是人為的囤積居奇。但是，究竟是誰囤積？是誰居奇？糧食局一口咬定是大戶。於是糧食局會同警備總司令部，公開聲稱要調查存糧、取締囤積、懲辦奸商、嚴防走私、限定米價、辦理平糶、計口授糧。
做了一大堆官樣文章，結果大戶一個也沒有抓到，米價仍頻頻上昇，人民仍在配銷處外面排隊買米。
五天五地
當飢餓的人民每天在配糧處門外排長龍陣的時候，高級官員卻將一船船的白米，在武裝保護下走私到日本去。當時日本亦處於缺米的境況，米價奇高而黃金價錢甚低。於是，一船船的白米去，一箱箱的黃金歸。來回幾趟，這些高級官員便什麼都入手了。當時流行「五子」的說法：就是條子、房子、車子、金子、女子。來台不到幾個月，陳儀這一班人便都「五子」登科了。當時，又有「五天五地」的流行語：
美機轟炸，驚天動地。
日本投降，歡天喜地。
貪官污吏，花天酒地。
警察蠻橫，黑天暗地。
物價飛漲，呼天喚地。
於是，在陳儀這一班人來台幾個月後，舊總督府（即今總統府）大門出現了一幅大漫畫：一隻喪家之犬垂頭喪氣走出去，一隻愚蠢之豬搖搖擺擺走進來。
吃紅土的白螞蟻
因劫收引起的糧荒，直接威脅到人民的生存，這是長官公署無法掩蓋的罪行。其他不勝枚舉的大小劫案，雖未危及人民的生存，但亦大大斲傷了台灣的經濟元氣。下面是幾個當時轟動全島的案子。第一件
貿易局長于百溪，於接收時將大批日方物資隱匿變賣，得款數千萬元台幣。旋即利用職權上的方便，將這筆巨款以「採購機器紗布公款」名義匯往中國上海購買物資，再運回台灣配售各機關大發其財。雖經台灣人一再向長官公署密告，卻如石沉大海。直到1946年9月間，由中國國民參政會所組織之全國接收清查團台灣區清查團團長劉文島赴台之際，台灣人向他密告，劉氏才要求陳儀將于某撤職，移解法院辦理。因于係嚴家淦、包可永的心腹，陳儀又拖了一段時日，在不得不辦的窘境下才予撤職。但在台北地方法院逮捕于某後，長官公署反而以移交手續尚未辦理的理由，將他保出。
第二件
專賣局長任維鈞，於接收時貪污牟利，被《民報》揭露。任某大怒，在台北各報遍登啟事，竭力為自己辯護，並限《民報》於3日內舉出證據，否則將依法向法院訴究云云。啟事一出，《民報》即在報上公開答覆，舉出貪污500萬元台幣的確證，並且註明其他若干貪污證據待搜齊後再予報導。最後《民報》堅決要求任某向法院起訴。任某見證據鑿鑿，遂不敢置答。陳儀於獲悉此事後，一面派人向《民報》警告，不得再揭發隱私，致干法紀，一面怒斥任某：
你既不敢與民報打官司，便不應該在各報登啟事，迫使人家檢出你的貪污證據來。你真糊塗，簡直丟盡了我們的臉！滾！你趕快回去自殺罷，你無臉再來見我。
因任某係陳儀的顧問沈盟訓的太太的人，被斥後只請了兩週假，便又好官我自為之了，直到接收清查團台灣區團長劉文島來台時，經人密告，劉氏才要求陳儀將任某撤職，移送法院審理。但與于百溪一樣，任某也在被移解法院後獲保釋。
于、任兩人被保出後，在移交時又大作手腳。他們一面燒毀日本人留下的原始清冊，虛稱已經遺失，一面以多報少。任某在移交清冊中，竟列有：
食鹽被人民搶去1萬擔。
紅土（即最好的鴉片煙）被白螞蟻吃掉了70多公斤。
糖損失數十萬斤。
於是輿論大譁。1萬擔之多的食鹽被搶，為何事先不報？為何報紙從未刊載？白螞蟻竟會吸食鴉片，真是千古奇聞！第三件
台北縣長陸桂祥，串同縣內某區之裘區長，在接收時將大批物資隱匿變賣，達數億台幣之鉅。經縣參議會及縣民檢舉後，縣政府發生一場怪火，會計室內的日本人原始清冊以及接收後所有的帳簿單據，燒得一乾二淨，連一點紙片都沒留下來。接著，台北縣稅捐徵收處內的稅捐收據也被燒得精光。陸某於怪火之後，一面向長官公署陳報，指稱怪火係奸黨莠民所放，縣政府損失慘重，亟待善後，一面招待記者，公開宣稱：
外面有人傳說我貪污，那完全是區長裘某的造謠。因他在區長任內，貪污公款60餘萬元台幣。後來被我查出，正擬予以拘捕時，他已捲款逃了。
這個記者招待會是於1946年10月間舉行的。其後便無下文，裘某既未抓到，陸某亦仍穩坐其縣長寶座。
第四件
台灣省印刷紙業公司總經理李卓芝，於接收該公司印刷製版用的幾部總值約1,200萬元台幣的大機器拆下來公開標售，然後暗中託人以40萬元的標價買下來。他這40萬元現款來歷已經不明，而其利用職權套購公家機器之罪行則更明顯。後李卓芝改調台北專賣分局局長，繼任印刷紙業公司的總經理發現其中毛病，遂向他追索。李某乃企圖以5萬元行賄。新任總經理寫一專呈，連同賄款陳送長官公署請示辦理。但是長官公署祕書長葛敬恩是李卓芝的岳父，葛敬恩截得該專呈後便批令將其賄款5萬元繳存台灣省合作金庫，而李案則按下不辦。李某依然穩坐台北專賣分局局長，直到他口袋裝滿以後才離開台灣。
上面舉出的例子，不過是幾千件貪污案中比較重大的4件而已。當時貪風之盛，可以從國民黨之黨報中華日報1947年2月18日的一篇報導窺豹一斑：
台省當局，為視察全省專賣局產銷情況，並且盤查各單位對於接收產物之虛實起見，特派會計處、財政處、設計考核委員會、日產處理委員會四機構，於去年10月間，會同派員出發各地清查，歷時3月始畢。清查結果，計發現專賣局總局、台南分局、台中分局、嘉義分局、新竹分局及嘉義分局所屬之嘉義酒工廠、屏東酒工廠等各單位，均曾在接收時、或業務上有營利舞弊等情事……
「攻擊貪污便是漢奸」
開口奴化，閉口奴化，卑躬屈膝，奴顏事仇，竟稱獨立自主。伸手要金，縮手要銀，與民爭利，唯利是圖，也說為民服務。戰後的第一個農曆新年，這樣一對春聯便出現於台灣鄉間。上聯諷刺的對象是長官公署的宣傳委員會。因為宣傳委員會的官員，開口閉口就罵台灣人受了日本的奴化教育，不配做中國國民，不配與「祖國」同時實施憲政，而這些官員看到日本人卻又卑躬屈膝，像父母一樣地事奉，令台灣人看起來極不順眼。下聯諷刺的對象便是貪官污吏……
戰爭，是人類數千年來一直無法逃避的劫數。而隨著科技的日新月異，人類用以自相殘殺的武器，也在一次次的戰爭中出現了駭人的「突破」。
空中轟炸，可以說是二次大戰中的一項「突破」。它的運用，使前方與後方的界線消失了。任何後方地區，如果不幸被圈選為轟炸目標的話，便會在一次大空襲中化為焦土。日本廣島便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
在大戰末期，台灣被美軍選為轟炸目標之一，在美機夜以繼日的猛烈轟炸下，遭遇了空前的浩劫。任何具有戰略價值的地方，如港口、橋樑、機場以及軍工廠都被炸得面目全非。甚至連商業區和住宅區，也幾乎變成廢墟。
而在大戰結束前兩年，日本的兵力及物資已漸趨枯竭。於是它開始徵調台灣青年，一批一批送往日本本土以及它的占領區充當軍伕。據統計，被送往新加坡、馬來亞、南洋群島、朝鮮、海南島、滿州（亦稱東北）及日本各地的台灣人，最少有3萬。台灣的勞動力因之大減。
同時，為了供應軍方的需用，台灣地區的糧食及各項物資亦被搜刮殆盡。在一次又一次的搜刮之下，人民若有番薯籤充饑就很幸運了。學生制服上原有的銅製鈕扣及住屋門窗上原有的銅製品，都一一用木製品取代下來，然後送到軍工廠去供製造軍火之用。當然，汽油是買不到了，民間的卡車都改用木炭行駛。
處在這種困境中，休戰是一個何等令人歡欣的訊息！人們又是何等急切地期待著重建家園的日子！
破壞後的破壞
以台灣人擁有的科技知識，將整個台灣復原應該不是一件很困難的工作。但是，戰後從「祖國」派來的陳儀這一班人，卻使台灣人對復原的希望迅速變成絕望。原來，陳儀的目的並不是復原，而是劫收。他帶給台灣的並不是重建，而是破壞。
陳儀這一班人的劫收是極有計劃的，是鉅細靡遺的，是刮而又刮的。在劫收政策下，本來未被美機炸毀的工廠也遲遲未能開工。工廠受劫收之害的程度，最好以數字說明：根據行政長官公署的調查，從日方接收過來的356個工廠中，僅有70個左右在美機轟炸下受了重創。但是到1947年初，卻還有190個工廠尚未開工。為什麼不能開工呢？因為陳儀這一班人的「復原」步驟是，先賣成品，次賣原料，接著賣機械，最後賣廠房。這種「復原」的結果是，工廠一個一個解體了。而這些被拆下來的機器、零件都一件件出現於上海的市面。工廠的關閉，導致了民生用品的缺乏，更製造了嚴重的失業問題。
日產流失知多少？
大戰末期，雖然台灣民間的物資奇缺，官方及軍方卻仍囤積著相當充裕的糧食、日用品和原料。
根據一位曾經參與日產登記與移交的日本經濟學者的估計，陳儀這一班人接收的日本公私財產，包括軍火及40億美元（以戰後物價尚未膨脹前之市價計算）以上之物資、房產及土地。
在軍火方面，據台灣警備司令部的公報，它接收了：
65個機場。
900架軍機。
525艘大小艦艇。
2,000多輛戰車及卡車。
1,368門各類火炮。
133,423枝各種輕重槍枝。
6,852萬餘發彈藥。
軍火之外，日本陸、海軍囤積於台灣的軍糧、軍裝、醫藥及各項器材，亦都被接收。其中僅糧食一項，其儲存量即足供20萬軍人長達兩年之食用。軍裝則存有50〜60萬件。
被接收的非軍事財產可分成四大類：
日本官方財產。包括「公有地」、公共建築物、港口設備、鐵路、電話電報系統、警察通訊系統、電台及各種國營企業。
公共社會福利機構。包括學校、醫院、研究所、農場、實驗所、訓練所。
郵政儲金、保險公司的保險金，及許多投資與信用機構擁有的私人儲蓄。其中包括許多台灣人的儲金及投資，亦被接收。
日人私營企業。包括糖廠、鳳梨工廠、化工廠、礦區、林場、醫院、戲院、印刷廠等。
日本平民回日時，每人只能攜帶一件行李（只限隨身衣物、日常用品及食糧）和日圓1,000元，其餘的家產都必須變賣、送人或放棄。
總結起來，當時的日人公私產業占台灣產業的80%以上，日人的公有地和私有地，占台灣土地面積的70%以上，日人的房產占台灣所有房產的30%。這些日產，實際上都是日本據台50年間取自台灣的東西，按道理是應該歸還台灣人的。但是經過陳儀這班人的劫收，這一大筆財產便一變而成為國民黨政權的，而其中一大部分已成為中國四大家族及政學系的私產了。公以濟私、黨即是國
中國的四大家族與政學系，就是利用國民黨政權的力量，壓榨人民長達20〜30年的五個財團。他們的主腦人物是：
第一個集團──蔣介石的蔣家。
第二個集團──宋子文、宋子良、宋子安等的宋家。
第三個集團──孔祥熙的孔家。
第四個集團──陳果夫、陳立夫所領導的CC系。
第五個集團──政學系。
其中，殿後的政學系規模不如四大家族之龐大，又不以家族為中心，因此較不為一般人熟悉。但因劫收台灣的陳儀是此系要員之一，故值得比較詳細地說明一下。
政學系溯源於1910年代。當時中國被幾個大軍閥割據，而以袁世凱為首。與袁分庭抗禮的是岑春煊。在岑領導之下，有一班政客組織了政學會。會中著名人物有李根源、楊永泰、張群及吳鼎昌。其後政學系成為北洋政府中不可或缺之集團。蔣介石北伐時，張群首先代表北方軍閥與之勾結。
南京國民黨政權成立後，楊永泰即出任蔣介石南昌行營祕書長，而張群、陳儀等政學系大將亦各據要津。1936年楊氏被刺殞命，張群繼之取得該系領導地位。進入40年代之後，政學系光芒四射，該系主要人物張群、吳鼎昌、翁文灝、陳儀等人均在國民黨政權內扮演重要角色。
1942年，陳儀出任國民黨政權行政院祕書長。開羅會議後，蔣介石即將劫收台灣之計劃交陳研究。陳儀之「出長台灣」，可以說在那個時候即已確定。
上述的五大集團，每一個都像一隻八爪魚一樣，在中國緊緊抓住人民不放。戰後，這五大集團的巨爪便延伸到台灣來。他們的榨取手段真是五花八門。對於公家財產，則「公私不分」、「假公濟私」、「化公為私」，樣樣都來。對於民間的財產，則製造謠言、乘機操縱市場，然後大撈一把。
甚至於利用政權的命令，大量徵收，然後化公為私。在這樣掠奪、榨取之下，國家就屬於這五大集團的了。
當然，對於榨取人民，這五大集團是一致的。但他們彼此之間，卻存著很大的矛盾。他們便在共同擁護蔣家為領袖，而彼此互相勾心鬥角的情況下大劫大撈。
陳儀的六大將
屬於政學系的陳儀是中國浙江人，日本士官學校畢業，曾先後任職於北京政府及軍閥孫傳芳幕下。國民黨政權興起之後，曾一度任軍政部次長。1934至1942年間，任福建省主席。因倒行逆施，遭人民竭力抨擊。在這段期間，他培養了一批親信，戰後便帶到台灣來。下列就是他的6名大將：葛敬恩。原為一名軍閥。來台後任長官公署祕書長，獨攬人事大權，一心引薦親友。他的女婿李卓芝，便因他而出任台灣省印刷紙業公司總經理，後因貪污2000餘萬台幣，被調為台北市專賣分局長。他的胞弟葛敬應亦因他而出任台灣省茶葉公司總經理。
嚴家淦。曾任福建省財政廳長。隨陳儀來台後，初任交通處長，後調任財政處長兼日產處理委員會主任委員。台灣的幾家官商合辦的銀行，如台灣土地銀行、工商銀行、華南銀行，以及上海幾家私人銀行，都有他以化名投資的股金。
胡福相。曾任福建省保安處長。隨陳儀來台後，擔任警務處長。
周一鶚。福建省民政廳長。隨陳儀來台後，擔任民政處長。
包可永。隨陳儀來台後，擔任工鑛處長。
柯遠芬。隨陳儀來台後，擔任警備總司令部參謀長。
陳儀雖然自兼警備總司令，但軍事大權實際上均操於柯某手中。言論的控制以及新聞記者的「失蹤」，便是他的「傑作」。
東亞榖倉鬧米荒
台灣素以產米著稱。每年稻作2至3次，年產量曾高達980萬日石（1日石約合180公升），其中一半輸往日本。即使在大戰的最後一年，仍生產了490萬日石之米。因此，在日治時代從未發生米荒。
大戰末期，台灣民間雖然缺乏糧食，日軍軍方則仍囤積了充裕的軍糧。陳儀這一班人抵台後，迅速接收了日軍儲備的物資與糧食。這些物資轉眼即以「支援國軍反共保台」的冠冕理由，一船一船地運往中國。而實際上，這些東西於運到中國以後，大多囤積於私人倉庫待價而沽。
在台灣，陳儀則承襲日治時代的辦法，實施糧食配給。
但因接收過來的米穀已被運往中國，長官公署乃於1945年11月27日派了20多隊「糧食勸徵隊」分赴台灣各地徵糧。收購的米價是1斤1元，還不到農民的最低成本。
至於配給方面，平均每人每日配米8兩，只夠做一頓飯。當時中國軍米的配給是每人每日25兩，產米之鄉的台灣人民配米量竟不及中國軍人的三分之一！
尤有甚者，彰化自1945年12月中旬，台北市自同月20日起，就停止配給了。高雄則每月只配給4次，僅可供10天的食用。當時尚留在台灣的日軍也因缺米而提出抗議。在陳儀製造的「米荒」之下，米價一漲再漲。1945年8月大戰結束時，食米每斤約0.3元。同年12月3日的市價是1斤1元。翌年元月每斤10元，2月中旬漲至17元。1947年2月上旬，則每斤高達40多元台幣，而且是有錢無市，拿了台幣到處跑也買不到米。米價漲到這種程度，勞苦大眾及失業者又回到以番薯、雜糧充飢的困境。因飢餓而自殺的消息常常見諸報端：
台南飢饉，同胞不願行乞，或強劫或因缺食而自殺者時有所聞。（見官方報紙《新生報》，1946年1月2日）
此間近聞萬華地區亦有因食糧問題服毒自殺者。（見《人民導報》，1946年1月5日）
長官公署公開承認台灣的米荒不是缺糧，而是人為的囤積居奇。但是，究竟是誰囤積？是誰居奇？糧食局一口咬定是大戶。於是糧食局會同警備總司令部，公開聲稱要調查存糧、取締囤積、懲辦奸商、嚴防走私、限定米價、辦理平糶、計口授糧。
做了一大堆官樣文章，結果大戶一個也沒有抓到，米價仍頻頻上昇，人民仍在配銷處外面排隊買米。
五天五地
當飢餓的人民每天在配糧處門外排長龍陣的時候，高級官員卻將一船船的白米，在武裝保護下走私到日本去。當時日本亦處於缺米的境況，米價奇高而黃金價錢甚低。於是，一船船的白米去，一箱箱的黃金歸。來回幾趟，這些高級官員便什麼都入手了。當時流行「五子」的說法：就是條子、房子、車子、金子、女子。來台不到幾個月，陳儀這一班人便都「五子」登科了。當時，又有「五天五地」的流行語：
美機轟炸，驚天動地。
日本投降，歡天喜地。
貪官污吏，花天酒地。
警察蠻橫，黑天暗地。
物價飛漲，呼天喚地。
於是，在陳儀這一班人來台幾個月後，舊總督府（即今總統府）大門出現了一幅大漫畫：一隻喪家之犬垂頭喪氣走出去，一隻愚蠢之豬搖搖擺擺走進來。
吃紅土的白螞蟻
因劫收引起的糧荒，直接威脅到人民的生存，這是長官公署無法掩蓋的罪行。其他不勝枚舉的大小劫案，雖未危及人民的生存，但亦大大斲傷了台灣的經濟元氣。下面是幾個當時轟動全島的案子。第一件
貿易局長于百溪，於接收時將大批日方物資隱匿變賣，得款數千萬元台幣。旋即利用職權上的方便，將這筆巨款以「採購機器紗布公款」名義匯往中國上海購買物資，再運回台灣配售各機關大發其財。雖經台灣人一再向長官公署密告，卻如石沉大海。直到1946年9月間，由中國國民參政會所組織之全國接收清查團台灣區清查團團長劉文島赴台之際，台灣人向他密告，劉氏才要求陳儀將于某撤職，移解法院辦理。因于係嚴家淦、包可永的心腹，陳儀又拖了一段時日，在不得不辦的窘境下才予撤職。但在台北地方法院逮捕于某後，長官公署反而以移交手續尚未辦理的理由，將他保出。
第二件
專賣局長任維鈞，於接收時貪污牟利，被《民報》揭露。任某大怒，在台北各報遍登啟事，竭力為自己辯護，並限《民報》於3日內舉出證據，否則將依法向法院訴究云云。啟事一出，《民報》即在報上公開答覆，舉出貪污500萬元台幣的確證，並且註明其他若干貪污證據待搜齊後再予報導。最後《民報》堅決要求任某向法院起訴。任某見證據鑿鑿，遂不敢置答。陳儀於獲悉此事後，一面派人向《民報》警告，不得再揭發隱私，致干法紀，一面怒斥任某：
你既不敢與民報打官司，便不應該在各報登啟事，迫使人家檢出你的貪污證據來。你真糊塗，簡直丟盡了我們的臉！滾！你趕快回去自殺罷，你無臉再來見我。
因任某係陳儀的顧問沈盟訓的太太的人，被斥後只請了兩週假，便又好官我自為之了，直到接收清查團台灣區團長劉文島來台時，經人密告，劉氏才要求陳儀將任某撤職，移送法院審理。但與于百溪一樣，任某也在被移解法院後獲保釋。
于、任兩人被保出後，在移交時又大作手腳。他們一面燒毀日本人留下的原始清冊，虛稱已經遺失，一面以多報少。任某在移交清冊中，竟列有：
食鹽被人民搶去1萬擔。
紅土（即最好的鴉片煙）被白螞蟻吃掉了70多公斤。
糖損失數十萬斤。
於是輿論大譁。1萬擔之多的食鹽被搶，為何事先不報？為何報紙從未刊載？白螞蟻竟會吸食鴉片，真是千古奇聞！第三件
台北縣長陸桂祥，串同縣內某區之裘區長，在接收時將大批物資隱匿變賣，達數億台幣之鉅。經縣參議會及縣民檢舉後，縣政府發生一場怪火，會計室內的日本人原始清冊以及接收後所有的帳簿單據，燒得一乾二淨，連一點紙片都沒留下來。接著，台北縣稅捐徵收處內的稅捐收據也被燒得精光。陸某於怪火之後，一面向長官公署陳報，指稱怪火係奸黨莠民所放，縣政府損失慘重，亟待善後，一面招待記者，公開宣稱：
外面有人傳說我貪污，那完全是區長裘某的造謠。因他在區長任內，貪污公款60餘萬元台幣。後來被我查出，正擬予以拘捕時，他已捲款逃了。
這個記者招待會是於1946年10月間舉行的。其後便無下文，裘某既未抓到，陸某亦仍穩坐其縣長寶座。
第四件
台灣省印刷紙業公司總經理李卓芝，於接收該公司印刷製版用的幾部總值約1,200萬元台幣的大機器拆下來公開標售，然後暗中託人以40萬元的標價買下來。他這40萬元現款來歷已經不明，而其利用職權套購公家機器之罪行則更明顯。後李卓芝改調台北專賣分局局長，繼任印刷紙業公司的總經理發現其中毛病，遂向他追索。李某乃企圖以5萬元行賄。新任總經理寫一專呈，連同賄款陳送長官公署請示辦理。但是長官公署祕書長葛敬恩是李卓芝的岳父，葛敬恩截得該專呈後便批令將其賄款5萬元繳存台灣省合作金庫，而李案則按下不辦。李某依然穩坐台北專賣分局局長，直到他口袋裝滿以後才離開台灣。
上面舉出的例子，不過是幾千件貪污案中比較重大的4件而已。當時貪風之盛，可以從國民黨之黨報中華日報1947年2月18日的一篇報導窺豹一斑：
台省當局，為視察全省專賣局產銷情況，並且盤查各單位對於接收產物之虛實起見，特派會計處、財政處、設計考核委員會、日產處理委員會四機構，於去年10月間，會同派員出發各地清查，歷時3月始畢。清查結果，計發現專賣局總局、台南分局、台中分局、嘉義分局、新竹分局及嘉義分局所屬之嘉義酒工廠、屏東酒工廠等各單位，均曾在接收時、或業務上有營利舞弊等情事……
「攻擊貪污便是漢奸」
開口奴化，閉口奴化，卑躬屈膝，奴顏事仇，竟稱獨立自主。伸手要金，縮手要銀，與民爭利，唯利是圖，也說為民服務。戰後的第一個農曆新年，這樣一對春聯便出現於台灣鄉間。上聯諷刺的對象是長官公署的宣傳委員會。因為宣傳委員會的官員，開口閉口就罵台灣人受了日本的奴化教育，不配做中國國民，不配與「祖國」同時實施憲政，而這些官員看到日本人卻又卑躬屈膝，像父母一樣地事奉，令台灣人看起來極不順眼。下聯諷刺的對象便是貪官污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