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往台灣
松川政良前往蘇澳南方之前，原本住在台北。他從與那國島渡海來到台北，投靠住在那裡的姊姊千代（1913年生）。憑藉著自己的力量，他開始找尋工作。當時的台北市中心原本是被城牆所環繞著，在城牆內側的地區，一般稱之為「城內」；政良就在城內的某處，發現了一家掛著「誠徵學徒」字樣的照相館。
台灣最大的都市—─台北，共有人口二十七萬六千人。千代在台北靠著幫傭過日子，並且將弟弟政良接了過來。
在與那國島上，可沒有什麼好工作的地方哪！除了村公所、郵局之外，幾乎沒有什麼地方是可以穩定工作拿薪水的，所以大家都是學校一畢業之後，就馬上跑去台灣；畢竟若是到台灣的話，不管怎樣總會有工作可做吧！於是，前輩們都陸陸續續跑過去（台灣）了吧？託他們的照料，我們也找到工作、並且定居下來了哪！
在島上讀完學業之後便前往台灣；在台灣那裡，有同樣出身自島上的哥哥姊姊、還有前輩。仰仗這些前輩照顧的弟弟妹妹以及晚輩，陸陸續續渡海前來。戰前的與那國島，就是這樣的一幅人群流動景象。
政良工作的照相館雖然沒給薪水也沒有零用錢，不過因為吃住免費的關係，生活還算過得去。至於衣服方面，也有千代幫忙張羅。只是，政良偶爾還是會想出門遠行。這時，他會試著跟老闆說「我想去基隆玩一趟」，然後老闆就會給他五十錢。按照政良的記憶，台北基隆間的火車票是單趟二十二錢，因此五十錢要用於往返，可說相當足夠了。老闆所提供的，就是這樣一筆五十錢。
從台北到基隆的距離是二十八點六公里。說起基隆，它的人口規模僅次於台北、台南，是台灣第三大的都市，人口在1933（昭和8年）年底，共有八萬一千人。
政良之所以想去基隆，其實是有理由的。「基隆有旅社和賓館，有很多朋友和親戚都在那裡。」為什麼與那國島的人會大量聚集在基隆呢？這點從方才政良所說的「與那國島沒什麼工作」，就可以得到解答。
在照相館裡落腳下來、並且開始工作的政良，為了送相片，必須要會騎腳踏車才行；可是，就在他努力練習著踩踏板的時候，卻發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當時，新手上路的政良把自行車逆向騎上馬路，結果被一輛摩托車給撞飛了出去，所幸的是沒有生命危險，就連手腳也沒有骨折。
摩托車的駕駛破口大罵：
「人家在路上走，你從旁邊衝出來是怎樣啊！？」
「是我不對，因為我才剛學騎腳踏車、還不是很熟悉，真的很抱歉，是我不對……」
看見政良老實認錯後，摩托車也就自顧自地走掉了。
這時候的政良以現在來說，大概是國三到高一的年齡吧。照理想來，這個年紀才開始騎腳踏車似乎有點遲，不過想到政良在渡台之前，在與那國島上完全沒有看過腳踏車，這樣一想似乎又覺得不會太遲了。
這時期，在石垣島發行的報紙《先島朝日新聞》上，刊載了這樣兩則腳踏車店開店的廣告：
來自台灣、擁有長年經驗的熟練職人，秉持責任與忠誠，在此誠摯為您服務！（1934年6月21日刊）
來自台灣的專門熟練職人！這格外優秀的技術，請務必親身體驗一下！（1934年10月30日刊）
由上面可以清楚得知，在石垣島，「台灣」兩字可說是腳踏車店的一大「賣點」。政良就是在這樣的台灣，第一次遇見了腳踏車。
台灣經驗
那麼，從蘇澳南方回到與那國島祖納老家的政良，他後來又怎麼了呢？
政良現在住在石垣市大川，筆者曾經三度前往他的家中進行訪談。我們第一次見面是在2008年12月，當時周圍的人告訴我說「他有點重聽」；確實，在訪談過程中，筆者不時都得提高分貝才行。
不過，政良的聲音很洪亮、清晰，很容易聽得清楚。一想到他已經是超過九十歲的人瑞，筆者便不禁脫口而出：「您可真是活力充沛哪！」當我這樣說之後，政良便答道：「雖然有因為神經痛入院過一週啦，不過倒是沒因為內臟什麼的入過院；我可是很健康的唷！」政良在七十一歲那年、也就是1990年的6月，參加了第七屆九州Masters陸上競技選手權‧沖繩Masters十週年紀念大會的一百公尺競賽，跑出了十七秒八的成績，在70至74歲組中名列第一，體格依然健壯如昔。
這強而有力的說話聲，應該也是從年輕時候便一路持續至今的吧！緊接著，政良在訪談中，回想起自己服兵役時的樣子：
長官問說「有會騎腳踏車的人嗎！」的時候，應道「是」舉起手來的人，就只有我一個。
回到島上，跟父親津久利一起耕作的政良，在1936年，也就是二十歲的時候，遭到了徵兵。然後，長官問了這樣一句：「有會騎腳踏車的人嗎！」我想，當時政良回答的這聲「是」，一定也是洪亮而清晰的吧！那舉起的右手，一定也是堅定有力，讓人看得一清二楚吧！
可是，舉手答應後不久，政良心中立刻浮現起「這下麻煩大了」的念頭。舉起手的，就只有政良一個，其他一起從八重山出身的新兵，則全都沉默以對。「那時，我往後一看，發現沒有任何人跟著舉手，我就心想『哎呀，這下糟了，果然還是保持沉默比較好哪！』」出乎意料成為眾人焦點，總會讓人感到侷促不安。可是，政良只是笑著說：「這讓我莫名感覺自己好像生在大東京的人一樣，頗有地位哪！」完全沒有任何不好的感覺。
政良的回想又繼續下去。「那個時候，沖繩也好、八重山也好，都沒有腳踏車吧？所以，只有待過台灣的我會騎車。」事實上，雖然數量很少，但不能說就沒有腳踏車，只是在八重山要學會騎腳踏車，這機會可說是少之又少吧！
為大家提點一下記憶，政良學會騎腳踏車，是在他寄居台北市大和町市田照相館時候的事。對政良來說，這段「台灣經驗」，不只足以自豪，同時也是區分他與其他不曾去過台灣的人的深刻烙印。正因為這輛腳踏車，他在徵兵時才會如此響亮地回答「是」。
徵兵與殖民地台灣，在政良的心中，透過腳踏車連結在一起。
除此之外，還有另一項連結兩者的東西，那就是公共運輸工具。
政良雖然被分配到熊本的部隊，但從與那國到那裡，必須歷經一段相當漫長的旅程。據政良自己的說法，「到熊本，得要花上一個月又好幾天的時間。」從與那國到石垣、沖繩本島、奄美大島、鹿兒島，沿路必須一再換船，然後還得搭火車前往熊本。在與那國島事先排好行程，買好船票和火車票才出發，根本是沒指望的事，只能到一站後，再找下一站的交通工具。等換搭的船一等就是幾天，也不是什麼稀罕的事。
就這樣，等政良好不容易抵達熊本、前去部隊報到時，才知道他所配屬的部隊，已經動身前往中國大陸了。
就在政良被徵兵的前一年，亦即1937年，爆發了蘆溝橋事變，中日戰爭正式展開。大城正次因為蘆溝橋事變，被迫留在蘇澳南方；比他年長五歲的政良，則因為分毫之差，躲過了被派往戰地的命運。
熊本方面似乎做了判斷，認為不能只派政良一人前往戰地，所以政良不久之後，便帶著一筆旅費，踏上了返鄉之途。
回去的路上，政良並沒有循著來時的道路，而是從熊本一路北上。若是抵達門司，就能前往基隆。政良搭上了大阪商船的神戶—基隆定期船。他所搭乘的是客貨船「高千穗丸」（總噸數8154噸），1934年1月剛建造完成；九年後的1943年3月，它在基隆北方的彭佳嶼遭到魚雷擊沉，不過此時的政良，當然無從得知這艘船後來的命運。
從與那國經九州再往台灣的政良，對這趟大旅行是這樣說的：
我從鹿兒島到熊本，再從熊本到門司、下關。哎呀，那種電車（應為「列車」），老早就習慣了不是嗎？我從學校畢業之後，馬上就到了台灣、台北；搭交通工具的訓練，也是學校一畢業，馬上就在台北學到了。畢竟假日的時候，我總是台北基隆、基隆台北這樣來回遊玩嘛！
在台灣搭慣列車的經驗，結果在九州派上了用場。明明是出身和船淵源甚深的與那國島，但政良卻沒有特別提起海路，反而是說起了鐵路的事。
徵兵與殖民地台灣的體驗，在政良的心中，透過「列車」這種交通工具，密切地結合在一起。
第二章 蘇澳南方的琉球人
裡南方 消失的琉球人聚落
那麼，讓我們轉換話題，來談談「消失的琉球人聚落」吧！
這個聚落被稱為「裡南方」，它的痕跡一直到1955年都還留存在蘇澳南方的一角。當地有一座被稱為「猴猴池」的池子，沿著池子周圍有道路可通，家家戶戶就沿著道路兩旁林立。
我向兩位在裡南方出生長大的人物，詢問了當時琉球人聚落的樣貌。
上原吉助出生於1928年，是在裡南方經營雜貨店的父親吉三和母親阿夫的兒子。吉三和阿夫都是出身自現在的豐見城市平良地區。就在上原家位於裡南方的自宅附近，另外住著一位1929年出生的台灣人黃春生。現在，吉助住在那霸市，春生則留在蘇澳南方，兩人仍然保持著相當良好的友情。
「那邊有池子和道路，我家在這邊。這邊有片果樹園……」當我向春生詢問裡南方的模樣時，他一邊用筆記紙描繪著當時的情境，一邊不住說明著。對於果樹園，吉助也有很深的記憶：
我總是會進到黃先生的家中，偷吃他們家的蓮霧和龍眼。但是，對方（春生）的父母親從來沒有趕過我。我也會撿熟透了的香蕉來吃。其實不只是我，琉球人的孩子們都會這樣做，只是我做得比較過分就是了—當時真是承蒙他們關照了。
吉助也一邊說明，一邊描繪著裡南方的地圖。那片他常去偷蓮霧和龍眼的果園，是位在池子邊緣之處。沿著池子有道路可通，當地的家戶便是面向道路林立著。試著對照現在的景物後，我們可以發現，在逼近西側和北側之處，都是足以稱為崖壁的險峻地形；在這險坡和池子之間，主要居住著台灣人。池子的南側是丘陵，翻越丘陵就可以抵達海洋。從池子往北邊有一條蜿蜒小河，它的盡頭也是大海。
據說，來自沖繩的人們主要居住的地點是在池子的南側和東側。當舉出住在那裡的人們姓名時，可以發現「上原」、「渡慶次」、「與那嶺」、「玉城」之類的姓氏；這些都是沖繩地方相當普遍的姓氏。「沖繩的人，住在那裡的一定有十戶。」吉助如此回想著。
沖繩漁民村
在本書112至116頁中，我曾經為了獲知沖繩人在蘇澳南方的活動軌跡，而試著閱讀首任台灣總督樺山資紀、以及加拿大出身的傳教士馬偕在殖民地時期以前所寫下的日記，但結果並沒有得到明確的答案。另一方面，針對居住在裡南方的沖繩相關人士做出證言的吉助和春生，則都是昭和誕生的人物。
既然如此，那我們就試著從連結樺山／馬偕日記，到吉助／春生證言的這一時期，也就是殖民統治開始之後的明治、大正時期的蘇澳南方，來探尋沖繩出身者的影跡吧！
根據台北州蘇澳郡蘇澳庄於1935年發行的《蘇澳南方澳水道誌》所述，「領台後移居的三十餘戶沖繩漁民，在此地形成漁夫部落，但因部落中央有稱為『猴猴池』的水池，所以幾乎沒有耕地可言。」儘管詳細時期不明，不過確實記載了日本殖民統治台灣之後，沖繩漁民居住於蘇澳南方的事實。從「漁夫部落」中央有池子這點，也可以清楚判斷此誌所指的正是裡南方。
從一份在太平洋戰爭結束一年前、亦即1944年所撰寫，有關蘇澳南方的報告中，也可以窺見在明治時期，確實有相當數量的沖繩出身者居住在裡南方地區。這份報告是由文化人類學者國分直一於同年9月執筆寫就，名為〈海邊民族雜記（一）—蘇澳郡南方澳〉。國分在1943年5月被聘任為台北師範學校本科教授，不過在第二年，亦即1944年3月，因為軍事訓練的緣故被動員到蘇澳。他利用訓練的空檔進行對蘇澳南方的調查，並將這份報告寄到了雜誌《民俗台灣》的四卷十二號上。
國分在這篇報告中，設下了一項名為「沖繩漁民村」的子題。在討論沖繩漁民時，他是這樣寫的：「在蘇澳郡南方澳，也有據稱是三十餘年前到來的漁民。」1944年的三十餘年前，指的就是1910年前後；換言之，在這個時候，沖繩的漁民就已經定居在蘇澳南方了。
蘇澳的沖繩漁民
1920年10月發行的《台灣水產雜誌》58號上，刊載了一篇以自沖繩移居蘇澳的漁民為主題的文章。這是在蘇澳興建成為漁港之前的大正時期，對當地沖繩出身者的珍貴記錄。由於內容相當有意思，故茲全文引用如下：
〈沖繩漁夫〉
在本島的鮮魚供給方面，沖繩人可說居功厥偉，特別是台灣東部的鮮魚，過半數都是由沖繩人所供給。記者某日前往蘇澳某先生的居所探訪，那是一間寬度不過兩、三間（譯註：即三、四公尺。）的陋屋，一家三四口人，正團聚在一起邊喝泡盛（譯註：沖繩產的燒酒。），邊打嘴鼓：
「嘿！咱每年都會寄上一百五、六十圓回老家哪！你問魚是嗎？咱們捕的魚都是些沒什麼好提的貨色哪！鮪魚、鯔魚、鰆魚、蝦、九孔，有什麼就捕什麼哪！
一天捕多少？就只有這樣一點點哪！多的時候二三十圓，少的時候只有兩三圓。就像你看到的，因為只能用那條小舟上場，所以天氣稍微壞一點，就只能在家裡邊咕嘟咕嘟喝泡盛，邊休息了哪！嘿！你問捕魚的場所嗎？那場所可了不起啦！在浪速的旁邊有片好淺灘，灘裡能捕到的鮪魚可多了哪！」
講到「我們」（私たち）時，用「咱們」（わっちたち）自稱的沖繩人，到現在還是很常見。當筆者在進行訪談時，裡面原本使用了很多沖繩的方言，不過我盡可能地將它們翻譯成共通語言，然後在做為小道具登場的泡盛助勢下，醞釀出那種屬於沖繩的獨特氛圍。海況不好就不出港打漁、躲起來喝泡盛的「海人」（譯註：原文為「ウミンチュ」，漢字寫做「海人」，是沖繩語對漁夫的稱呼。），這幅畫面難免會讓人感覺有些不太正經，但確實傳達了相當珍貴的情報。
松川政良前往蘇澳南方之前，原本住在台北。他從與那國島渡海來到台北，投靠住在那裡的姊姊千代（1913年生）。憑藉著自己的力量，他開始找尋工作。當時的台北市中心原本是被城牆所環繞著，在城牆內側的地區，一般稱之為「城內」；政良就在城內的某處，發現了一家掛著「誠徵學徒」字樣的照相館。
台灣最大的都市—─台北，共有人口二十七萬六千人。千代在台北靠著幫傭過日子，並且將弟弟政良接了過來。
在與那國島上，可沒有什麼好工作的地方哪！除了村公所、郵局之外，幾乎沒有什麼地方是可以穩定工作拿薪水的，所以大家都是學校一畢業之後，就馬上跑去台灣；畢竟若是到台灣的話，不管怎樣總會有工作可做吧！於是，前輩們都陸陸續續跑過去（台灣）了吧？託他們的照料，我們也找到工作、並且定居下來了哪！
在島上讀完學業之後便前往台灣；在台灣那裡，有同樣出身自島上的哥哥姊姊、還有前輩。仰仗這些前輩照顧的弟弟妹妹以及晚輩，陸陸續續渡海前來。戰前的與那國島，就是這樣的一幅人群流動景象。
政良工作的照相館雖然沒給薪水也沒有零用錢，不過因為吃住免費的關係，生活還算過得去。至於衣服方面，也有千代幫忙張羅。只是，政良偶爾還是會想出門遠行。這時，他會試著跟老闆說「我想去基隆玩一趟」，然後老闆就會給他五十錢。按照政良的記憶，台北基隆間的火車票是單趟二十二錢，因此五十錢要用於往返，可說相當足夠了。老闆所提供的，就是這樣一筆五十錢。
從台北到基隆的距離是二十八點六公里。說起基隆，它的人口規模僅次於台北、台南，是台灣第三大的都市，人口在1933（昭和8年）年底，共有八萬一千人。
政良之所以想去基隆，其實是有理由的。「基隆有旅社和賓館，有很多朋友和親戚都在那裡。」為什麼與那國島的人會大量聚集在基隆呢？這點從方才政良所說的「與那國島沒什麼工作」，就可以得到解答。
在照相館裡落腳下來、並且開始工作的政良，為了送相片，必須要會騎腳踏車才行；可是，就在他努力練習著踩踏板的時候，卻發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當時，新手上路的政良把自行車逆向騎上馬路，結果被一輛摩托車給撞飛了出去，所幸的是沒有生命危險，就連手腳也沒有骨折。
摩托車的駕駛破口大罵：
「人家在路上走，你從旁邊衝出來是怎樣啊！？」
「是我不對，因為我才剛學騎腳踏車、還不是很熟悉，真的很抱歉，是我不對……」
看見政良老實認錯後，摩托車也就自顧自地走掉了。
這時候的政良以現在來說，大概是國三到高一的年齡吧。照理想來，這個年紀才開始騎腳踏車似乎有點遲，不過想到政良在渡台之前，在與那國島上完全沒有看過腳踏車，這樣一想似乎又覺得不會太遲了。
這時期，在石垣島發行的報紙《先島朝日新聞》上，刊載了這樣兩則腳踏車店開店的廣告：
來自台灣、擁有長年經驗的熟練職人，秉持責任與忠誠，在此誠摯為您服務！（1934年6月21日刊）
來自台灣的專門熟練職人！這格外優秀的技術，請務必親身體驗一下！（1934年10月30日刊）
由上面可以清楚得知，在石垣島，「台灣」兩字可說是腳踏車店的一大「賣點」。政良就是在這樣的台灣，第一次遇見了腳踏車。
台灣經驗
那麼，從蘇澳南方回到與那國島祖納老家的政良，他後來又怎麼了呢？
政良現在住在石垣市大川，筆者曾經三度前往他的家中進行訪談。我們第一次見面是在2008年12月，當時周圍的人告訴我說「他有點重聽」；確實，在訪談過程中，筆者不時都得提高分貝才行。
不過，政良的聲音很洪亮、清晰，很容易聽得清楚。一想到他已經是超過九十歲的人瑞，筆者便不禁脫口而出：「您可真是活力充沛哪！」當我這樣說之後，政良便答道：「雖然有因為神經痛入院過一週啦，不過倒是沒因為內臟什麼的入過院；我可是很健康的唷！」政良在七十一歲那年、也就是1990年的6月，參加了第七屆九州Masters陸上競技選手權‧沖繩Masters十週年紀念大會的一百公尺競賽，跑出了十七秒八的成績，在70至74歲組中名列第一，體格依然健壯如昔。
這強而有力的說話聲，應該也是從年輕時候便一路持續至今的吧！緊接著，政良在訪談中，回想起自己服兵役時的樣子：
長官問說「有會騎腳踏車的人嗎！」的時候，應道「是」舉起手來的人，就只有我一個。
回到島上，跟父親津久利一起耕作的政良，在1936年，也就是二十歲的時候，遭到了徵兵。然後，長官問了這樣一句：「有會騎腳踏車的人嗎！」我想，當時政良回答的這聲「是」，一定也是洪亮而清晰的吧！那舉起的右手，一定也是堅定有力，讓人看得一清二楚吧！
可是，舉手答應後不久，政良心中立刻浮現起「這下麻煩大了」的念頭。舉起手的，就只有政良一個，其他一起從八重山出身的新兵，則全都沉默以對。「那時，我往後一看，發現沒有任何人跟著舉手，我就心想『哎呀，這下糟了，果然還是保持沉默比較好哪！』」出乎意料成為眾人焦點，總會讓人感到侷促不安。可是，政良只是笑著說：「這讓我莫名感覺自己好像生在大東京的人一樣，頗有地位哪！」完全沒有任何不好的感覺。
政良的回想又繼續下去。「那個時候，沖繩也好、八重山也好，都沒有腳踏車吧？所以，只有待過台灣的我會騎車。」事實上，雖然數量很少，但不能說就沒有腳踏車，只是在八重山要學會騎腳踏車，這機會可說是少之又少吧！
為大家提點一下記憶，政良學會騎腳踏車，是在他寄居台北市大和町市田照相館時候的事。對政良來說，這段「台灣經驗」，不只足以自豪，同時也是區分他與其他不曾去過台灣的人的深刻烙印。正因為這輛腳踏車，他在徵兵時才會如此響亮地回答「是」。
徵兵與殖民地台灣，在政良的心中，透過腳踏車連結在一起。
除此之外，還有另一項連結兩者的東西，那就是公共運輸工具。
政良雖然被分配到熊本的部隊，但從與那國到那裡，必須歷經一段相當漫長的旅程。據政良自己的說法，「到熊本，得要花上一個月又好幾天的時間。」從與那國到石垣、沖繩本島、奄美大島、鹿兒島，沿路必須一再換船，然後還得搭火車前往熊本。在與那國島事先排好行程，買好船票和火車票才出發，根本是沒指望的事，只能到一站後，再找下一站的交通工具。等換搭的船一等就是幾天，也不是什麼稀罕的事。
就這樣，等政良好不容易抵達熊本、前去部隊報到時，才知道他所配屬的部隊，已經動身前往中國大陸了。
就在政良被徵兵的前一年，亦即1937年，爆發了蘆溝橋事變，中日戰爭正式展開。大城正次因為蘆溝橋事變，被迫留在蘇澳南方；比他年長五歲的政良，則因為分毫之差，躲過了被派往戰地的命運。
熊本方面似乎做了判斷，認為不能只派政良一人前往戰地，所以政良不久之後，便帶著一筆旅費，踏上了返鄉之途。
回去的路上，政良並沒有循著來時的道路，而是從熊本一路北上。若是抵達門司，就能前往基隆。政良搭上了大阪商船的神戶—基隆定期船。他所搭乘的是客貨船「高千穗丸」（總噸數8154噸），1934年1月剛建造完成；九年後的1943年3月，它在基隆北方的彭佳嶼遭到魚雷擊沉，不過此時的政良，當然無從得知這艘船後來的命運。
從與那國經九州再往台灣的政良，對這趟大旅行是這樣說的：
我從鹿兒島到熊本，再從熊本到門司、下關。哎呀，那種電車（應為「列車」），老早就習慣了不是嗎？我從學校畢業之後，馬上就到了台灣、台北；搭交通工具的訓練，也是學校一畢業，馬上就在台北學到了。畢竟假日的時候，我總是台北基隆、基隆台北這樣來回遊玩嘛！
在台灣搭慣列車的經驗，結果在九州派上了用場。明明是出身和船淵源甚深的與那國島，但政良卻沒有特別提起海路，反而是說起了鐵路的事。
徵兵與殖民地台灣的體驗，在政良的心中，透過「列車」這種交通工具，密切地結合在一起。
第二章 蘇澳南方的琉球人
裡南方 消失的琉球人聚落
那麼，讓我們轉換話題，來談談「消失的琉球人聚落」吧！
這個聚落被稱為「裡南方」，它的痕跡一直到1955年都還留存在蘇澳南方的一角。當地有一座被稱為「猴猴池」的池子，沿著池子周圍有道路可通，家家戶戶就沿著道路兩旁林立。
我向兩位在裡南方出生長大的人物，詢問了當時琉球人聚落的樣貌。
上原吉助出生於1928年，是在裡南方經營雜貨店的父親吉三和母親阿夫的兒子。吉三和阿夫都是出身自現在的豐見城市平良地區。就在上原家位於裡南方的自宅附近，另外住著一位1929年出生的台灣人黃春生。現在，吉助住在那霸市，春生則留在蘇澳南方，兩人仍然保持著相當良好的友情。
「那邊有池子和道路，我家在這邊。這邊有片果樹園……」當我向春生詢問裡南方的模樣時，他一邊用筆記紙描繪著當時的情境，一邊不住說明著。對於果樹園，吉助也有很深的記憶：
我總是會進到黃先生的家中，偷吃他們家的蓮霧和龍眼。但是，對方（春生）的父母親從來沒有趕過我。我也會撿熟透了的香蕉來吃。其實不只是我，琉球人的孩子們都會這樣做，只是我做得比較過分就是了—當時真是承蒙他們關照了。
吉助也一邊說明，一邊描繪著裡南方的地圖。那片他常去偷蓮霧和龍眼的果園，是位在池子邊緣之處。沿著池子有道路可通，當地的家戶便是面向道路林立著。試著對照現在的景物後，我們可以發現，在逼近西側和北側之處，都是足以稱為崖壁的險峻地形；在這險坡和池子之間，主要居住著台灣人。池子的南側是丘陵，翻越丘陵就可以抵達海洋。從池子往北邊有一條蜿蜒小河，它的盡頭也是大海。
據說，來自沖繩的人們主要居住的地點是在池子的南側和東側。當舉出住在那裡的人們姓名時，可以發現「上原」、「渡慶次」、「與那嶺」、「玉城」之類的姓氏；這些都是沖繩地方相當普遍的姓氏。「沖繩的人，住在那裡的一定有十戶。」吉助如此回想著。
沖繩漁民村
在本書112至116頁中，我曾經為了獲知沖繩人在蘇澳南方的活動軌跡，而試著閱讀首任台灣總督樺山資紀、以及加拿大出身的傳教士馬偕在殖民地時期以前所寫下的日記，但結果並沒有得到明確的答案。另一方面，針對居住在裡南方的沖繩相關人士做出證言的吉助和春生，則都是昭和誕生的人物。
既然如此，那我們就試著從連結樺山／馬偕日記，到吉助／春生證言的這一時期，也就是殖民統治開始之後的明治、大正時期的蘇澳南方，來探尋沖繩出身者的影跡吧！
根據台北州蘇澳郡蘇澳庄於1935年發行的《蘇澳南方澳水道誌》所述，「領台後移居的三十餘戶沖繩漁民，在此地形成漁夫部落，但因部落中央有稱為『猴猴池』的水池，所以幾乎沒有耕地可言。」儘管詳細時期不明，不過確實記載了日本殖民統治台灣之後，沖繩漁民居住於蘇澳南方的事實。從「漁夫部落」中央有池子這點，也可以清楚判斷此誌所指的正是裡南方。
從一份在太平洋戰爭結束一年前、亦即1944年所撰寫，有關蘇澳南方的報告中，也可以窺見在明治時期，確實有相當數量的沖繩出身者居住在裡南方地區。這份報告是由文化人類學者國分直一於同年9月執筆寫就，名為〈海邊民族雜記（一）—蘇澳郡南方澳〉。國分在1943年5月被聘任為台北師範學校本科教授，不過在第二年，亦即1944年3月，因為軍事訓練的緣故被動員到蘇澳。他利用訓練的空檔進行對蘇澳南方的調查，並將這份報告寄到了雜誌《民俗台灣》的四卷十二號上。
國分在這篇報告中，設下了一項名為「沖繩漁民村」的子題。在討論沖繩漁民時，他是這樣寫的：「在蘇澳郡南方澳，也有據稱是三十餘年前到來的漁民。」1944年的三十餘年前，指的就是1910年前後；換言之，在這個時候，沖繩的漁民就已經定居在蘇澳南方了。
蘇澳的沖繩漁民
1920年10月發行的《台灣水產雜誌》58號上，刊載了一篇以自沖繩移居蘇澳的漁民為主題的文章。這是在蘇澳興建成為漁港之前的大正時期，對當地沖繩出身者的珍貴記錄。由於內容相當有意思，故茲全文引用如下：
〈沖繩漁夫〉
在本島的鮮魚供給方面，沖繩人可說居功厥偉，特別是台灣東部的鮮魚，過半數都是由沖繩人所供給。記者某日前往蘇澳某先生的居所探訪，那是一間寬度不過兩、三間（譯註：即三、四公尺。）的陋屋，一家三四口人，正團聚在一起邊喝泡盛（譯註：沖繩產的燒酒。），邊打嘴鼓：
「嘿！咱每年都會寄上一百五、六十圓回老家哪！你問魚是嗎？咱們捕的魚都是些沒什麼好提的貨色哪！鮪魚、鯔魚、鰆魚、蝦、九孔，有什麼就捕什麼哪！
一天捕多少？就只有這樣一點點哪！多的時候二三十圓，少的時候只有兩三圓。就像你看到的，因為只能用那條小舟上場，所以天氣稍微壞一點，就只能在家裡邊咕嘟咕嘟喝泡盛，邊休息了哪！嘿！你問捕魚的場所嗎？那場所可了不起啦！在浪速的旁邊有片好淺灘，灘裡能捕到的鮪魚可多了哪！」
講到「我們」（私たち）時，用「咱們」（わっちたち）自稱的沖繩人，到現在還是很常見。當筆者在進行訪談時，裡面原本使用了很多沖繩的方言，不過我盡可能地將它們翻譯成共通語言，然後在做為小道具登場的泡盛助勢下，醞釀出那種屬於沖繩的獨特氛圍。海況不好就不出港打漁、躲起來喝泡盛的「海人」（譯註：原文為「ウミンチュ」，漢字寫做「海人」，是沖繩語對漁夫的稱呼。），這幅畫面難免會讓人感覺有些不太正經，但確實傳達了相當珍貴的情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