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大元帥其人其事
蔣介石身後，西方原已有蓋棺定論，確認他是一個失敗者，最後將中國大陸的大好江山丟掉了，於是「那個失去中國的傢伙」名傳遐邇。當年美國職棒聯盟有一位常勝教練龍巴地（Vince Lombardi, 1913-1970），《紐約時報》在蔣死後的1975年4月27日的報導裡說：蔣之吃敗仗足可與龍教練之贏球等量齊觀，以資嘲弄。而所謂自由派論者大都深信蔣政權之垮臺，要因其本身之無能與殘暴；蔣氏退守台灣之後，在美蘇對抗的冷戰時期，又建立了一個令自由世界難堪的右派獨裁政權。更有甚者，有人認為他的稱號「大元帥」（the generalissimo），近乎戲謔。
陶涵（Jay Taylor）於2009出版的英文蔣傳《大元帥：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認為過去對蔣的評價過於嚴苛，甚至扭曲，然作者陶涵認為蔣之崛起由於「堅毅、忠誠、勇敢、廉潔」，不僅過於溢美，而且認為蔣介石沒有那麼失敗，因他在台灣為民主與現代化奠定了基礎，為中國大陸的現代化提供了典範，更遠遠不符事實，無非反映美國右派勢力的崛起，不惜美化一位右派的、反共的獨裁者。
陶涵的翻案之作，不僅由著名的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而且得到一些學者的讚賞，認為是超越前人的傑作，更令一些親蔣人士感到欣慰，甚者有人認為這位作者在歷史評價上幫蔣介石擊敗了毛澤東，不得不令人感到時異情變，翻案文章應運而生，不足為怪。然吾人細讀陶書之餘，雖喜其文筆流暢，正文長達595頁，但就內容而言，多可商榷，更有基本事實的謬誤。
書中謬誤之處，實不勝枚舉：若謂孫中山被舉為同盟會的「總理」，卻誤作「總裁」，陶氏不知「總裁」乃蔣介石獨享的尊號，於是又誤以為蔣死後其子經國被選為「總裁」；孫中山離開日本前《民報》的主編是章太炎，而作者誤作汪精衛與胡漢民；作者說武昌起義後，「軍閥時代已經開始」；又說辛亥革命陳其美在上海舉事，用的是「五色旗」；又誤指宋教仁在辛亥革命期間，是廣州與武漢鬥爭的「英雄」；指陳潔如為「妾」（concubine）而非蔣介石的明媒正娶，陶涵不知黃埔軍校學生皆稱陳為「蔣師母」，檀香山華人以「蔣夫人」歡迎陳，以及蔣與李宗仁交換的金蘭帖子上所書，均視若無睹，而情願相信不實的傳言。陶涵又說1935年已經有了蒙古人民共和國，說上海有「胡同」。又說汪精衛在河內，因不聽蔣勸告赴歐，蔣才派特務殺之。又誤將1960年代「最令〔蔣家〕頭痛」（the peskiest gadfly）的《文星》雜誌的年輕主編李敖當作「發行人」，並誤以為李敖因提醒蔣氏憲法保障言論自由而被送往專門關政治犯的綠島四年，陶涵不知李敖判刑十年，是因台獨冤案，但並不曾關在綠島監獄。陶涵又不加考證，即謂張靈甫及其四位將軍兵敗後集體自殺，而不是被擊斃；陶涵又說陳儀被捕殺，因其有通匪之嫌，卻不知實因被其義子湯恩伯出賣；陶涵也不知所謂「五百完人」在太原官署集體服毒自殺，原是編造的故事。這些基本歷史事實之謬，暴露陶涵對中國近現代史基本知識的嚴重缺失，又疏於求真，落筆輕率，一葉知秋，又如何能正確論述蔣介石呢？
陶涵蔣傳以年代先後敘述生平，共分四大部分，即早期革命、抗日戰爭、國共內戰、台灣時期。蔣介石是現代中國史上的要角之一，與他相關的中外人事，當然十分豐富，因而這本傳記讀如蔣介石及其時代史，而非基於對蔣這個歷史人物的人格與內心世界，所作深入分析與解釋的大傳，結果不免將其言行作不同角度的解說，時而甚至以蔣氏代言人自居，為之辯解，如謂「他自思是一有道德的，誠懇的儒家基督徒，其動機在謀求中國的統一、現代化與獨立多於個人權力的願望」，一再為蔣開脫與洗刷，並將之作為論述的基調，而此基調對西方讀者而言，或許有些新意，但對華文世界來說，大都是國民黨內正統派、崇蔣派的老調重彈而已。事實上，陶涵曾得到蔣經國基金會的資助，以及諸多親蔣人士的口授，而作者自己中文能力極為有限，對中國歷史又認識不足，難能有正確的獨特見解。然而以研究蔣介石聞名的楊天石研究員居然認為陶書是一本極有功力的蔣傳，不免令人懷疑老楊有沒有好好讀過陶氏原書。
蔣介石手寫日記在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圖書館的開放，新史料的出現引起研究者的重視，爭相閱讀，陶涵亦不後人，在其蔣傳中多加引用，但相當多的部分仍然轉引自秦孝儀的《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令人感到既有原始日記可查，何必轉引？而秦氏在編輯過程中動過手腳，早為識者所知。但是這位作者卻說曾對照日記與秦編，沒有發現主要的不同，又言蔣氏日記為包括西安事變在內所有重大歷史事件提供了新見（cast new light on major historical events），足以令人懷疑陶涵是否真有閱讀蔣氏手寫日記的能力而不得不假手他人，更不必說能夠作批判性地運用了。按蔣氏日記在其生前一再抄錄副本留存，期盼日記流傳之心已昭然若揭，至於手寫日記，若完全是隱秘的空間，不欲示人，又何必對許多重大事件「諱莫如深」，隱而不書？更何況陶涵也承認，現存的日記也曾經過家人的編輯與刪節，並不完整。再說蔣氏手寫日記中諸多自責自勵之語，也不足為異，原是中國傳統日記作者所優為，自我檢驗，操之在我而已。總之，已開放的手寫日記確有其參考價值，大可作為深入分析蔣氏性格與內心世界的豐富素材，然不能被日記牽引，尤不宜不加論證與分析就引為證據。例如，蔣在日記裡大談宋明理學，存天理，去人欲，並以修身養心自我勉勵，陶涵就相信他是「一個新儒家青年」（a Neo-Confucian Youth），遂下結論說：儒學對青年蔣介石最大的影響是「自律」與「品格的培養」，更由此認為蔣是一負責任、很勇敢、講榮譽、非常積極之人，就是隨蔣起舞的好例子。整體而言，陶涵對蔣的正面評價與蔣在日記裡的自許，頗多契合，正可略見其不出「代言」的角色。然而作為一個歷史人物的研究者，總要將傳主的一生言行對照來看，才能下定論吧。陶涵並非不知蔣自小在鄉里間，就擁有「瑞元無賴」的綽號，以及性好漁色，所謂「有了妻妾，還要嫖妓」。陶涵也不否認蔣時常毆打髮妻毛福梅的記載，以及蔣氏生平暴烈的性格，也認為陳潔如所說蔣染給他梅毒不可能造假；然則，所謂新儒學的道德力量，似乎對蔣所產生的影響甚微，又如何能輕易下結論說，蔣介石是言行一致的「現代新儒家」呢？陶涵更進一步說，蔣必樂見中共終於以儒家學說取代了階級鬥爭，而中共領導人像蔣一樣成為「現代新儒家」（as modern neo-Confucianists），足見陶涵根本搞不清楚什麼是新儒家，難辭濫用名詞之咎。至於說蔣氏父子若能見到今日上海與北京之繁華，必定會深信「他們長期策劃的反攻大陸成功了」，因為此乃蔣氏父子「現代中國的遠景，不是毛的」（it is their vision of modern China, not Mao’s）。如此妄加論斷，豈非荒腔走板，太不靠譜？
我們必須認識到，手寫日記所說不全是真話，例如陶涵引用蔣於1950年6月26日的日記，就相信孫立人已經「通匪」之說，說是情報人員向蔣報告：「孫的陸軍總部裡面有匪諜」，而孫竟然仍是陸軍總司令。陶涵居然無法辨別連蔣自己都不信的假話；蔣若真的相信，怎麼可能容忍一位通匪的陸軍總司令在位長達四年之久？
陶涵未能真正了解蔣介石，所以會作出不少令人費解，甚且矛盾的結論。他說蔣像毛一樣反對二個中國、一中一台，主張中國統一，是愛國者，但又說非堅持一個中國，蔣政權便無法立足台灣，然則其堅持一個中國主要還是為了維護個人的權位；更為一般人忽略的是，當聯大表決前，他希望留在聯合國，已決定放棄一中，無奈仍被驅逐而由北京取代。他說蔣預告希特勒必定攻打蘇俄以及美國在越戰必敗，展示其戰略遠見，卻不講蔣最想實現的遠見，即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與中共政權的滅亡，終究落空；蔣說中蘇共決不可能分裂，結果分裂了。陶說蔣在台灣25年仍然是獨裁者，卻又說蔣為台灣的現代化與民主奠定了基礎；他說蔣「本質上不是一個殘忍或暴烈的人」（Chiang was not ruthless or violent by nature），為了國家的奮鬥與生存，有時必要作出殘酷的決策，但又指出蔣異常的殘忍，為報私仇不僅殺了楊虎城，而且連楊的稚子與秘書以及秘書的妻子都不放過。濫殺無辜的婦孺，總不能說與國家生存有關。作者對於這些不一致的矛盾論述，全不處理，令人迷茫。
蔣介石身後，西方原已有蓋棺定論，確認他是一個失敗者，最後將中國大陸的大好江山丟掉了，於是「那個失去中國的傢伙」名傳遐邇。當年美國職棒聯盟有一位常勝教練龍巴地（Vince Lombardi, 1913-1970），《紐約時報》在蔣死後的1975年4月27日的報導裡說：蔣之吃敗仗足可與龍教練之贏球等量齊觀，以資嘲弄。而所謂自由派論者大都深信蔣政權之垮臺，要因其本身之無能與殘暴；蔣氏退守台灣之後，在美蘇對抗的冷戰時期，又建立了一個令自由世界難堪的右派獨裁政權。更有甚者，有人認為他的稱號「大元帥」（the generalissimo），近乎戲謔。
陶涵（Jay Taylor）於2009出版的英文蔣傳《大元帥：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認為過去對蔣的評價過於嚴苛，甚至扭曲，然作者陶涵認為蔣之崛起由於「堅毅、忠誠、勇敢、廉潔」，不僅過於溢美，而且認為蔣介石沒有那麼失敗，因他在台灣為民主與現代化奠定了基礎，為中國大陸的現代化提供了典範，更遠遠不符事實，無非反映美國右派勢力的崛起，不惜美化一位右派的、反共的獨裁者。
陶涵的翻案之作，不僅由著名的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而且得到一些學者的讚賞，認為是超越前人的傑作，更令一些親蔣人士感到欣慰，甚者有人認為這位作者在歷史評價上幫蔣介石擊敗了毛澤東，不得不令人感到時異情變，翻案文章應運而生，不足為怪。然吾人細讀陶書之餘，雖喜其文筆流暢，正文長達595頁，但就內容而言，多可商榷，更有基本事實的謬誤。
書中謬誤之處，實不勝枚舉：若謂孫中山被舉為同盟會的「總理」，卻誤作「總裁」，陶氏不知「總裁」乃蔣介石獨享的尊號，於是又誤以為蔣死後其子經國被選為「總裁」；孫中山離開日本前《民報》的主編是章太炎，而作者誤作汪精衛與胡漢民；作者說武昌起義後，「軍閥時代已經開始」；又說辛亥革命陳其美在上海舉事，用的是「五色旗」；又誤指宋教仁在辛亥革命期間，是廣州與武漢鬥爭的「英雄」；指陳潔如為「妾」（concubine）而非蔣介石的明媒正娶，陶涵不知黃埔軍校學生皆稱陳為「蔣師母」，檀香山華人以「蔣夫人」歡迎陳，以及蔣與李宗仁交換的金蘭帖子上所書，均視若無睹，而情願相信不實的傳言。陶涵又說1935年已經有了蒙古人民共和國，說上海有「胡同」。又說汪精衛在河內，因不聽蔣勸告赴歐，蔣才派特務殺之。又誤將1960年代「最令〔蔣家〕頭痛」（the peskiest gadfly）的《文星》雜誌的年輕主編李敖當作「發行人」，並誤以為李敖因提醒蔣氏憲法保障言論自由而被送往專門關政治犯的綠島四年，陶涵不知李敖判刑十年，是因台獨冤案，但並不曾關在綠島監獄。陶涵又不加考證，即謂張靈甫及其四位將軍兵敗後集體自殺，而不是被擊斃；陶涵又說陳儀被捕殺，因其有通匪之嫌，卻不知實因被其義子湯恩伯出賣；陶涵也不知所謂「五百完人」在太原官署集體服毒自殺，原是編造的故事。這些基本歷史事實之謬，暴露陶涵對中國近現代史基本知識的嚴重缺失，又疏於求真，落筆輕率，一葉知秋，又如何能正確論述蔣介石呢？
陶涵蔣傳以年代先後敘述生平，共分四大部分，即早期革命、抗日戰爭、國共內戰、台灣時期。蔣介石是現代中國史上的要角之一，與他相關的中外人事，當然十分豐富，因而這本傳記讀如蔣介石及其時代史，而非基於對蔣這個歷史人物的人格與內心世界，所作深入分析與解釋的大傳，結果不免將其言行作不同角度的解說，時而甚至以蔣氏代言人自居，為之辯解，如謂「他自思是一有道德的，誠懇的儒家基督徒，其動機在謀求中國的統一、現代化與獨立多於個人權力的願望」，一再為蔣開脫與洗刷，並將之作為論述的基調，而此基調對西方讀者而言，或許有些新意，但對華文世界來說，大都是國民黨內正統派、崇蔣派的老調重彈而已。事實上，陶涵曾得到蔣經國基金會的資助，以及諸多親蔣人士的口授，而作者自己中文能力極為有限，對中國歷史又認識不足，難能有正確的獨特見解。然而以研究蔣介石聞名的楊天石研究員居然認為陶書是一本極有功力的蔣傳，不免令人懷疑老楊有沒有好好讀過陶氏原書。
蔣介石手寫日記在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圖書館的開放，新史料的出現引起研究者的重視，爭相閱讀，陶涵亦不後人，在其蔣傳中多加引用，但相當多的部分仍然轉引自秦孝儀的《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令人感到既有原始日記可查，何必轉引？而秦氏在編輯過程中動過手腳，早為識者所知。但是這位作者卻說曾對照日記與秦編，沒有發現主要的不同，又言蔣氏日記為包括西安事變在內所有重大歷史事件提供了新見（cast new light on major historical events），足以令人懷疑陶涵是否真有閱讀蔣氏手寫日記的能力而不得不假手他人，更不必說能夠作批判性地運用了。按蔣氏日記在其生前一再抄錄副本留存，期盼日記流傳之心已昭然若揭，至於手寫日記，若完全是隱秘的空間，不欲示人，又何必對許多重大事件「諱莫如深」，隱而不書？更何況陶涵也承認，現存的日記也曾經過家人的編輯與刪節，並不完整。再說蔣氏手寫日記中諸多自責自勵之語，也不足為異，原是中國傳統日記作者所優為，自我檢驗，操之在我而已。總之，已開放的手寫日記確有其參考價值，大可作為深入分析蔣氏性格與內心世界的豐富素材，然不能被日記牽引，尤不宜不加論證與分析就引為證據。例如，蔣在日記裡大談宋明理學，存天理，去人欲，並以修身養心自我勉勵，陶涵就相信他是「一個新儒家青年」（a Neo-Confucian Youth），遂下結論說：儒學對青年蔣介石最大的影響是「自律」與「品格的培養」，更由此認為蔣是一負責任、很勇敢、講榮譽、非常積極之人，就是隨蔣起舞的好例子。整體而言，陶涵對蔣的正面評價與蔣在日記裡的自許，頗多契合，正可略見其不出「代言」的角色。然而作為一個歷史人物的研究者，總要將傳主的一生言行對照來看，才能下定論吧。陶涵並非不知蔣自小在鄉里間，就擁有「瑞元無賴」的綽號，以及性好漁色，所謂「有了妻妾，還要嫖妓」。陶涵也不否認蔣時常毆打髮妻毛福梅的記載，以及蔣氏生平暴烈的性格，也認為陳潔如所說蔣染給他梅毒不可能造假；然則，所謂新儒學的道德力量，似乎對蔣所產生的影響甚微，又如何能輕易下結論說，蔣介石是言行一致的「現代新儒家」呢？陶涵更進一步說，蔣必樂見中共終於以儒家學說取代了階級鬥爭，而中共領導人像蔣一樣成為「現代新儒家」（as modern neo-Confucianists），足見陶涵根本搞不清楚什麼是新儒家，難辭濫用名詞之咎。至於說蔣氏父子若能見到今日上海與北京之繁華，必定會深信「他們長期策劃的反攻大陸成功了」，因為此乃蔣氏父子「現代中國的遠景，不是毛的」（it is their vision of modern China, not Mao’s）。如此妄加論斷，豈非荒腔走板，太不靠譜？
我們必須認識到，手寫日記所說不全是真話，例如陶涵引用蔣於1950年6月26日的日記，就相信孫立人已經「通匪」之說，說是情報人員向蔣報告：「孫的陸軍總部裡面有匪諜」，而孫竟然仍是陸軍總司令。陶涵居然無法辨別連蔣自己都不信的假話；蔣若真的相信，怎麼可能容忍一位通匪的陸軍總司令在位長達四年之久？
陶涵未能真正了解蔣介石，所以會作出不少令人費解，甚且矛盾的結論。他說蔣像毛一樣反對二個中國、一中一台，主張中國統一，是愛國者，但又說非堅持一個中國，蔣政權便無法立足台灣，然則其堅持一個中國主要還是為了維護個人的權位；更為一般人忽略的是，當聯大表決前，他希望留在聯合國，已決定放棄一中，無奈仍被驅逐而由北京取代。他說蔣預告希特勒必定攻打蘇俄以及美國在越戰必敗，展示其戰略遠見，卻不講蔣最想實現的遠見，即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與中共政權的滅亡，終究落空；蔣說中蘇共決不可能分裂，結果分裂了。陶說蔣在台灣25年仍然是獨裁者，卻又說蔣為台灣的現代化與民主奠定了基礎；他說蔣「本質上不是一個殘忍或暴烈的人」（Chiang was not ruthless or violent by nature），為了國家的奮鬥與生存，有時必要作出殘酷的決策，但又指出蔣異常的殘忍，為報私仇不僅殺了楊虎城，而且連楊的稚子與秘書以及秘書的妻子都不放過。濫殺無辜的婦孺，總不能說與國家生存有關。作者對於這些不一致的矛盾論述，全不處理，令人迷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