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本章從臺南的國小、國中、高中職、大專院校中，挑出大約30 間曾經發生政治案件的學校，針對事件的來龍去脈進行更深入的介紹。
每個故事的標題按照下列原則命名：校名的部分，我們採取案件發生當時的校名，並在括號中註明現行校名、涉案的受難者姓名與當時身分（教職員或學生）。
這30 間學校，只是臺南眾多發生白色恐怖事件的其中一部分。選擇案例的原則，一方面想兼顧不同階段的教育機構，一方面兼顧前一章提到的四種案件類型。此外，我們希望盡可能顧及城市與鄉村，讓案例相對平均地分布在今日臺南市的各區。
一 省立臺南工業職業學校（成大南工，教師何川、鄭海樹、何秀吉）
何川，1927 年出生於臺南安平，家境富裕，是「永豐餘」何家的成員。儘管家族富裕，何家在戰後初期卻有3 位成員投身左翼抗爭，並在白色恐怖中殞落。他們分別是年僅28 歲的臺南工業學校教師何川、32 歲的同校教師何秀吉與22 歲的工人何阿水。他們分別在戰後初期參與了臺南市的地下組織「臺南市工作委員會」，並於1950 年5 月被捕，隔年3 月10 日判處死刑，最後於6 月17 日同日槍決。在1950 年代的政治犯間，習慣將這個戰後初期臺南第一起牽涉較多當事者的案件，俗稱為「臺南案」。
何川已經過世，我們要怎麼理解他年輕就殞落的心靈世界呢？在國家檔案局典藏的政治檔案中，有一份何川在臺北的保安司令部軍法處押房所寫下的回憶文字。
從內容來判斷，這份文字很可能是在他已經獲知被指控「二條一」，因此最後的結局就只有死刑一途時所寫。因此，這份文字不免帶有一種曖昧的性質——它一方面記錄了自己的心跡，一方面卻也有希望能讓軍法官看見自己已經「懺悔」，希望能藉此獲得一絲減輕刑期的機會。即便帶有如此的曖昧性質，在臨刑之前，這份文字依舊紀錄了何川在1945 年面對日本投降、改朝換代時，由狂喜而轉為失落迷惘，再從失落迷惘又一步步走向地下組織的心理軌跡。其中，他曾經因為朋友的鼓舞，而對於參與抗爭抱持著激昂的熱情；但在嚴密且時時遭批判的組織生活中，他又起了厭倦之心；最後，當危險逐步來臨時，他又一度想遁入藝術世界從而逃避外在艱困的局勢，在面對牢獄之災時又後悔當初的抉擇。這一份婉轉曲折的文字，讓我們看到更深刻、細膩，且不時帶有迷惘與懊悔的人性。
因此，通過這份文字，反而讓我們有機會走入何川作為「人」的內心世界，使得有時候過度簡化的「抗爭者」、「受難者」、「匪諜」、「烈士」等詞彙顯得蒼白失色。在關於何川被捕後的各種紀錄與旁人見證中，我們可以看見他懷抱著理想，卻也在遇到危險時感到徬徨，進而構築出一幅時而平靜、時而顫抖的精神地景。這樣的精神狀態，也能幫助我們進一步理解他在1950 年8 月被捕後的一系列選擇。接下來，我們就參照在政治檔案、何川獄中回憶錄與同案倖存者的見證，介紹這位早逝的臺南工業學校老師的心靈世界。
1945 年8 月，日本宣佈投降，臺灣結束了半世紀的日本殖民。當時，何川形容自己經歷了一段由狂喜轉至苦悶的心靈旅程。起初，他對於「祖國」的來到懷抱著極其熱烈地盼望，不斷表示自己在日本統治下仍有深厚的「漢民族」認同。他寫到了在臺南火車站前面，跟大量臺南民眾一起歡迎國民黨政府的軍隊到來的場景：「臺南火車站和前面的廣場由市民打掃一新，以迎接國軍。臺南市民應該都還記得當時的情景吧。然而，國軍真的了解我們的熱情嗎？現實是殘酷的，我們當成救世主的國軍，次日就在市區的珠寶店搶劫，接連發生強盜事件。市民從震驚到無奈，再到嘆息，甚至最終轉為冷嘲。陳儀的統治，雖然某些方面還算良好，但無法滿足臺灣民眾對理想政治的期待。」
受到心靈世界的極度擾動，何川的生活方式，也隨之陷入混沌失序的狀態。他的家境原就富裕，有資格成為一個自我放縱的「阿舍」，徘徊在臺北的酒家間，每天靠著燈紅酒綠麻痺著失落的情緒。他形容自己當時的狀態是：「從歡騰到幻滅，再到冷嘲，反思之後卻只剩無盡的苦悶。我們的國家、我們的命運，卻找不到一條出路。」他進一步寫道：「在臺北市汽車工廠工作，結識許多朋友，生活無憂。開始頻繁去酒家，每天沉醉在酒精與歡愉之中。」直到有一天，他在爛醉時，邀請一位平時生活嚴謹的朋友到酒家同樂，甚至醉倒街頭。此時，這位好友狠狠地打了他一巴掌，讓他清醒地回到現實，才發現自己不能因為時代造成的失落，而完全逃避日復一日的日常生活。
爾後，何川提到：「民國三十六年，我在臺北加入了共匪組織。」
當時，何川在臺北市汽車工廠工作，因此也在臺北市的北門租了一間宿舍。在宿舍的生活中，他與臺北醫專畢業的士林人郭琇琮、出身臺南白河並在臺北經營書店的吳思漢、還有同樣來自臺南府城的鄭海樹等人，培養出相當深厚的情誼。1947 年2 月底，「二二八」爆發，事件衝突的現場就離他們的租屋處並不太遠。因此，從事件初期的民眾騷動、三月初的政治改革倡議、到隨後軍隊渡海來臺鎮壓的慘況，都直接地震撼了何川與這群青年的心靈。
對照現在公開的政治檔案，可以看到原本屬於「祖國派」青年、甚至在日本殖民時還因為抗日入獄的郭琇琮，或是曾經放棄在東京的學業而遠赴重慶的「後方」看看「祖國」真實面貌的吳思漢，都基於對「二二八」的憤慨而參與了地下組織。在另一個案件的檔案中，我們可以看到郭琇琮在保安司令部軍法處開庭時的庭訊筆錄。其中，軍法官問到郭琇琮為何參加共黨組織？郭琇琮回答：「同學林麗鏘未參與二二八，卻無辜被殺。檢察官王育霖也遇害，還有許多無辜受害者，讓我對政府不滿。」實際上，臺大電機系學生林麗鏘的無辜死去不只是影響了郭琇琮，甚至連他的兄長林麗南，也在此事後參與了地下組織。可以說，1947 年的風暴成為了一張「血色的邀請函」，何川身邊的朋友，還有何川，都在事件後陸續參與了地下組織。
加入組織後，地下黨便指示當時還在臺北的何川、鄭海樹返鄉活動。經由同宗的何秀吉的介紹，他們三人都成為了臺南工業學校的老師。他們就以工業學校為基礎，進而開拓市區知識青年的組織工作。當時，臺南市的組織從1946 年底就稍具基礎，奠基者則是來自大內曲溪村井仔腳貧窮農村的李媽兜。李媽兜的出生背景與工作型態，讓他更擅長與工農來往。因此，李媽兜除了不斷與鄭海樹、何川出現溝通上的摩擦，其所吸收的成員也大多是府城的木工、泥水工、油漆工等技術工人，完全無法打進所謂「知識分子」的圈圈裏面。
大約在1948 年，地下組織作了一個決定——讓何川、鄭海樹等人完全負責俗稱「府城」的臺南市區的組織，並且盡可能以中等學校、大專院校、小學教師為主要吸收對象。至於李媽兜，則調離府城的決策核心，讓他往廣大農村中的農民與糖廠工人等勞動者間拓展群眾基礎。在回憶錄中，何川對其他參與者多少曾出現過好評（即便事後宣稱受他們「誘騙」），唯獨對李媽兜，似乎始終抱持著格格不入的感受。他這樣描述跟李媽兜的互動：「李總監視我們，外表粗獷、眼神混濁、皮膚黝黃，肩寬健壯，說話時總是用威嚇般的重音。」在李媽兜這頭，他被捕後的紀錄也提到跟鄭海樹、何川等人的互動並不順利，甚至被上級批評無法打進知識分子中發展。
「二二八」後一年的時間裡，全臺灣參與地下組織的人數持續上升。到了1948 年夏天，地下黨終於召開名為「香港會議」的討論，商議全臺灣的組織活動該要如何發展下去。這次會議更進一步確定了讓李媽兜負責當時涵蓋今天雲、嘉、南地區的臺南縣，還有高雄與屏東的農民、工廠工人、技術工人的組織活動，並且另外稱為「臺南縣工作委員會」。至於何川、鄭海樹、何秀吉三位老師，則專注於負責臺南市區的知識青年活動。自此，「臺南市工作委員會」便正式交由何川、鄭海樹及何秀吉三位臺南工業學校的教師負責。
在1949 年，無論是臺灣島內政治經濟的動盪，或是對岸國共戰況的結局日益明朗，臺南市區的組織，確實吸引了越來越多青年學子與教師加入，分別在臺南工學院、臺南工業學校、長榮中學、臺南工學院附屬工業學校及夜間補校，臺南市區、白河、朴子的國小教師間，建立了一定的組織規模。不可諱言，這跟李媽兜領導時期的成員組成，已經有相當不同的面貌了。
不過，也是在1949 年的秋冬，首先是臺北的臺灣大學法學院、成功中學的組織被查獲，進而導致基隆中學與基隆市區的組織全面曝光。另一方面，也大約在這段時間，高雄的工人組織也被破獲。這導致地下組織的領導核心先後在1949 年底到1950 年春天落網。雖然，地下組織的領導人蔡孝乾一度在被保密局逮捕後脫逃，但此起彼落的「抓人」的消息，即便還沒有正式波及府城，卻也讓何川開始陷入不安、焦慮的狀態，對未來的命運感到憂心忡忡。
根據何川回憶錄所述，他的上級曾建議他逃離臺灣前往香港，以免他被捕後導致臺南市區組織的進一步曝光。不過，何川對於家人與生活仍有留戀，在被捕與逃亡的壓力中猶豫不決，甚至產生逃避心理。他在被捕後的獄中回憶錄記錄了當時的心境，充分呈現出他在革命熱情與家庭情感之間的內心掙扎。
我忽然感到了眼前變了黑暗。我自己氣我過去的愚蠢。失去了將來的路途的我，⋯⋯唯有後悔、憤恨、憂慮，逼得我精神好像錯亂了。我焦急着逃避⋯⋯
正巧介詔〔紹〕我的K，他的岳父突然來找我，訊問：「是否知道K 的行方。」⋯⋯翌日早上，我即刻找T 去，瞎說，「因K 暴露，所以危險迫近了。」「所以我要斷絕一切的關係！」我對他宣言了。「好，那末〔麼〕把你的下部移交給我。你立刻離家逃去香港。」這是T 的命令。於是我得意地回家了。現在就能切斷不斷緣了。就單純地這麼想着，以後快悅地在家裡精進所愛好的彫刻工作。⋯⋯T 看見了我安居在家裡，非常氣了。「你是反叛者。要反抗命令嗎？即刻離家到香港去！」
T 叫H 常常來譴責我。「一時離家於你是好的。由此可能更完全地斷絕了和組織的關係。我也想等機會脫離。」H祕〔秘〕密地忠告了我，於是到了四月，我飄然地上了流浪的旅途。一切的一切是黑暗—個人的前途也是一樣，國家的前途也是一樣—當時我這樣感着。
「於藝術之中來忘卻一切罷！」
我這樣志願着從事彫刻，但不能夠做得到！
日復一日，何川讓自己沉浸在反覆雕鑿木材的動作中，全身貫注於眼前的作品，藉此忘卻外在局勢的日益惡化。此時，他內心應該不斷累積著極為沉重的壓力。他甚至寫到，在最焦慮的時刻，他甚至順手在朋友家拿了一包氰酸粉末，此時，「死亡的誘惑深深地抓住了我。」然而，當他正準備將倒入毒藥的茶一飲而下時，彷彿是命運的安排，又讓他陰錯陽差地把茶打翻了。
根據何川被捕後的供述，當時許多參加組織的學生都由他負責領導。日後跟他同案判決12 年而倖存至今的張皆得，就表示化名「朱先生」的何川消失了好長一段時間，眾人有些不安，卻也不知道組織發生了甚麼事情，也只能各自摸索怎麼應對眼前的變局。如果何川回憶錄中的自述大致屬實，那麼在這段期間，他顯然已經陷入對未來的不安與迷茫。他不願離開家人，也無法脫離組織，更無法擺脫恐怕將要來襲的死亡風暴，他只能躲在家中不斷創作，安慰自己這樣應該算是組織斷絕了關係。即便如此，他的心中依然隱約感受到一場巨大的風暴即將來臨。
最終，1950 年春天，地下黨核心領導陸續被捕後，負責指導臺南與高屏地下活動的陳澤民（當時化名錢先生），跟保密局交出了鄭海樹與何川的關係。該年8 月，何川落網。
被捕後，鄭海樹、何川、何秀吉三位臺南市的組織領導者，被送往位於今天臺南市中西區南門路的警察局接受審問。訊問過程中，保密局的幹員採取了「溫情攻勢」，先表示對於知識份子有敬重，同時表示現在偵辦政治案件的方式採取寬大政策，奉行「政治問題，政治解決」的信條。只要何川等人對於過去的決定表現出真誠的悔悟，並且願意將地下組織的成員名單供出，只要經過幾個月的調查確認，最後所有成員都能夠平安返家。事後回顧，1950 年8 月的訊問無疑是個致命的誘惑。但也許基於前述的心理狀態，也許基於對於眼前情勢的判斷（誤判），在被捕後的數日後，三位老師就將臺南市的組織細節大致交代清楚。導致成員在數日內幾乎全數被捕，隨後移送臺北進一步審訊。
本案倖存的張皆得、林嘉明、施志聰在數年前接受訪談時，都提到了進入臺南市警察局時的第一印象：從側門入處警局，進到接受訊問的空間前，看到黑板上用粉筆寫了一張宛若族譜般的清單，上面有著自己的名字，也還有許多陌生人的名字。張皆得便說到：「我很驚訝，本來說好要保密的事情，怎麼就這樣赤裸裸的全部曝光？也是這個時候，我才知道，原來臺南市的組織有這麼多人參加。我只知道我的上級跟我的群眾。至於『橫』的關係，其他人的關係，都是看到黑板上的圖才知道的。」
之後，眾人分送臺北的保密局北所、南所，接受進一步的訊問。三位領導者被送至保密局「南所」，其他成員則集中在「北所」接受訊問。
在保密局南所，曾跟另一位鄭海樹老師關在同一個房間的蔡焜霖先生，就回憶起鄭海樹經常看著新婚妻子的照片，似乎對於能被釋放歸家還抱有期待。一直要到移送保安司令部軍法處接受起訴，還有在1951 年2 月14 日清晨，目睹了組織上相關的徐國維老師被送往刑場槍決的畫面（見下文），眾人才更清楚認識到，自己起訴的罪名真的是「二條一」，而迎接未來的恐怕也只有死亡一途。當時意識到再也無法逃避殘酷的現實時，他們在一周後籌備了代號為「吃麵包」的逃獄計畫，試圖衝出軍法處大門逃生。
不過，計畫未能如願。1951 年6 月17 日，何川與鄭海樹等人被押送刑場，準備接受槍決。臨刑前，這位一生在理想與逃避中掙扎的何川寫下了一首俳句般的絕命詩。他的同囚、嘉義工業學校青年江槐村，將這首絕命詩完整地記錄了下來。
紅の雲明け行くを 笑まひ見つ 曉闇よ我が屍抱け
政治犯陳英泰先生，則將這首絕命詩翻譯成漢文，意思是：「微笑地看著東方的天空漸漸亮起紅色的光，拂曉前的黑暗，擁抱我熱血奔流的屍體吧！」當槍聲響起後，何川則在新店溪畔，結束他28 年的短促人生。
每個故事的標題按照下列原則命名：校名的部分，我們採取案件發生當時的校名，並在括號中註明現行校名、涉案的受難者姓名與當時身分（教職員或學生）。
這30 間學校，只是臺南眾多發生白色恐怖事件的其中一部分。選擇案例的原則，一方面想兼顧不同階段的教育機構，一方面兼顧前一章提到的四種案件類型。此外，我們希望盡可能顧及城市與鄉村，讓案例相對平均地分布在今日臺南市的各區。
一 省立臺南工業職業學校（成大南工，教師何川、鄭海樹、何秀吉）
何川，1927 年出生於臺南安平，家境富裕，是「永豐餘」何家的成員。儘管家族富裕，何家在戰後初期卻有3 位成員投身左翼抗爭，並在白色恐怖中殞落。他們分別是年僅28 歲的臺南工業學校教師何川、32 歲的同校教師何秀吉與22 歲的工人何阿水。他們分別在戰後初期參與了臺南市的地下組織「臺南市工作委員會」，並於1950 年5 月被捕，隔年3 月10 日判處死刑，最後於6 月17 日同日槍決。在1950 年代的政治犯間，習慣將這個戰後初期臺南第一起牽涉較多當事者的案件，俗稱為「臺南案」。
何川已經過世，我們要怎麼理解他年輕就殞落的心靈世界呢？在國家檔案局典藏的政治檔案中，有一份何川在臺北的保安司令部軍法處押房所寫下的回憶文字。
從內容來判斷，這份文字很可能是在他已經獲知被指控「二條一」，因此最後的結局就只有死刑一途時所寫。因此，這份文字不免帶有一種曖昧的性質——它一方面記錄了自己的心跡，一方面卻也有希望能讓軍法官看見自己已經「懺悔」，希望能藉此獲得一絲減輕刑期的機會。即便帶有如此的曖昧性質，在臨刑之前，這份文字依舊紀錄了何川在1945 年面對日本投降、改朝換代時，由狂喜而轉為失落迷惘，再從失落迷惘又一步步走向地下組織的心理軌跡。其中，他曾經因為朋友的鼓舞，而對於參與抗爭抱持著激昂的熱情；但在嚴密且時時遭批判的組織生活中，他又起了厭倦之心；最後，當危險逐步來臨時，他又一度想遁入藝術世界從而逃避外在艱困的局勢，在面對牢獄之災時又後悔當初的抉擇。這一份婉轉曲折的文字，讓我們看到更深刻、細膩，且不時帶有迷惘與懊悔的人性。
因此，通過這份文字，反而讓我們有機會走入何川作為「人」的內心世界，使得有時候過度簡化的「抗爭者」、「受難者」、「匪諜」、「烈士」等詞彙顯得蒼白失色。在關於何川被捕後的各種紀錄與旁人見證中，我們可以看見他懷抱著理想，卻也在遇到危險時感到徬徨，進而構築出一幅時而平靜、時而顫抖的精神地景。這樣的精神狀態，也能幫助我們進一步理解他在1950 年8 月被捕後的一系列選擇。接下來，我們就參照在政治檔案、何川獄中回憶錄與同案倖存者的見證，介紹這位早逝的臺南工業學校老師的心靈世界。
1945 年8 月，日本宣佈投降，臺灣結束了半世紀的日本殖民。當時，何川形容自己經歷了一段由狂喜轉至苦悶的心靈旅程。起初，他對於「祖國」的來到懷抱著極其熱烈地盼望，不斷表示自己在日本統治下仍有深厚的「漢民族」認同。他寫到了在臺南火車站前面，跟大量臺南民眾一起歡迎國民黨政府的軍隊到來的場景：「臺南火車站和前面的廣場由市民打掃一新，以迎接國軍。臺南市民應該都還記得當時的情景吧。然而，國軍真的了解我們的熱情嗎？現實是殘酷的，我們當成救世主的國軍，次日就在市區的珠寶店搶劫，接連發生強盜事件。市民從震驚到無奈，再到嘆息，甚至最終轉為冷嘲。陳儀的統治，雖然某些方面還算良好，但無法滿足臺灣民眾對理想政治的期待。」
受到心靈世界的極度擾動，何川的生活方式，也隨之陷入混沌失序的狀態。他的家境原就富裕，有資格成為一個自我放縱的「阿舍」，徘徊在臺北的酒家間，每天靠著燈紅酒綠麻痺著失落的情緒。他形容自己當時的狀態是：「從歡騰到幻滅，再到冷嘲，反思之後卻只剩無盡的苦悶。我們的國家、我們的命運，卻找不到一條出路。」他進一步寫道：「在臺北市汽車工廠工作，結識許多朋友，生活無憂。開始頻繁去酒家，每天沉醉在酒精與歡愉之中。」直到有一天，他在爛醉時，邀請一位平時生活嚴謹的朋友到酒家同樂，甚至醉倒街頭。此時，這位好友狠狠地打了他一巴掌，讓他清醒地回到現實，才發現自己不能因為時代造成的失落，而完全逃避日復一日的日常生活。
爾後，何川提到：「民國三十六年，我在臺北加入了共匪組織。」
當時，何川在臺北市汽車工廠工作，因此也在臺北市的北門租了一間宿舍。在宿舍的生活中，他與臺北醫專畢業的士林人郭琇琮、出身臺南白河並在臺北經營書店的吳思漢、還有同樣來自臺南府城的鄭海樹等人，培養出相當深厚的情誼。1947 年2 月底，「二二八」爆發，事件衝突的現場就離他們的租屋處並不太遠。因此，從事件初期的民眾騷動、三月初的政治改革倡議、到隨後軍隊渡海來臺鎮壓的慘況，都直接地震撼了何川與這群青年的心靈。
對照現在公開的政治檔案，可以看到原本屬於「祖國派」青年、甚至在日本殖民時還因為抗日入獄的郭琇琮，或是曾經放棄在東京的學業而遠赴重慶的「後方」看看「祖國」真實面貌的吳思漢，都基於對「二二八」的憤慨而參與了地下組織。在另一個案件的檔案中，我們可以看到郭琇琮在保安司令部軍法處開庭時的庭訊筆錄。其中，軍法官問到郭琇琮為何參加共黨組織？郭琇琮回答：「同學林麗鏘未參與二二八，卻無辜被殺。檢察官王育霖也遇害，還有許多無辜受害者，讓我對政府不滿。」實際上，臺大電機系學生林麗鏘的無辜死去不只是影響了郭琇琮，甚至連他的兄長林麗南，也在此事後參與了地下組織。可以說，1947 年的風暴成為了一張「血色的邀請函」，何川身邊的朋友，還有何川，都在事件後陸續參與了地下組織。
加入組織後，地下黨便指示當時還在臺北的何川、鄭海樹返鄉活動。經由同宗的何秀吉的介紹，他們三人都成為了臺南工業學校的老師。他們就以工業學校為基礎，進而開拓市區知識青年的組織工作。當時，臺南市的組織從1946 年底就稍具基礎，奠基者則是來自大內曲溪村井仔腳貧窮農村的李媽兜。李媽兜的出生背景與工作型態，讓他更擅長與工農來往。因此，李媽兜除了不斷與鄭海樹、何川出現溝通上的摩擦，其所吸收的成員也大多是府城的木工、泥水工、油漆工等技術工人，完全無法打進所謂「知識分子」的圈圈裏面。
大約在1948 年，地下組織作了一個決定——讓何川、鄭海樹等人完全負責俗稱「府城」的臺南市區的組織，並且盡可能以中等學校、大專院校、小學教師為主要吸收對象。至於李媽兜，則調離府城的決策核心，讓他往廣大農村中的農民與糖廠工人等勞動者間拓展群眾基礎。在回憶錄中，何川對其他參與者多少曾出現過好評（即便事後宣稱受他們「誘騙」），唯獨對李媽兜，似乎始終抱持著格格不入的感受。他這樣描述跟李媽兜的互動：「李總監視我們，外表粗獷、眼神混濁、皮膚黝黃，肩寬健壯，說話時總是用威嚇般的重音。」在李媽兜這頭，他被捕後的紀錄也提到跟鄭海樹、何川等人的互動並不順利，甚至被上級批評無法打進知識分子中發展。
「二二八」後一年的時間裡，全臺灣參與地下組織的人數持續上升。到了1948 年夏天，地下黨終於召開名為「香港會議」的討論，商議全臺灣的組織活動該要如何發展下去。這次會議更進一步確定了讓李媽兜負責當時涵蓋今天雲、嘉、南地區的臺南縣，還有高雄與屏東的農民、工廠工人、技術工人的組織活動，並且另外稱為「臺南縣工作委員會」。至於何川、鄭海樹、何秀吉三位老師，則專注於負責臺南市區的知識青年活動。自此，「臺南市工作委員會」便正式交由何川、鄭海樹及何秀吉三位臺南工業學校的教師負責。
在1949 年，無論是臺灣島內政治經濟的動盪，或是對岸國共戰況的結局日益明朗，臺南市區的組織，確實吸引了越來越多青年學子與教師加入，分別在臺南工學院、臺南工業學校、長榮中學、臺南工學院附屬工業學校及夜間補校，臺南市區、白河、朴子的國小教師間，建立了一定的組織規模。不可諱言，這跟李媽兜領導時期的成員組成，已經有相當不同的面貌了。
不過，也是在1949 年的秋冬，首先是臺北的臺灣大學法學院、成功中學的組織被查獲，進而導致基隆中學與基隆市區的組織全面曝光。另一方面，也大約在這段時間，高雄的工人組織也被破獲。這導致地下組織的領導核心先後在1949 年底到1950 年春天落網。雖然，地下組織的領導人蔡孝乾一度在被保密局逮捕後脫逃，但此起彼落的「抓人」的消息，即便還沒有正式波及府城，卻也讓何川開始陷入不安、焦慮的狀態，對未來的命運感到憂心忡忡。
根據何川回憶錄所述，他的上級曾建議他逃離臺灣前往香港，以免他被捕後導致臺南市區組織的進一步曝光。不過，何川對於家人與生活仍有留戀，在被捕與逃亡的壓力中猶豫不決，甚至產生逃避心理。他在被捕後的獄中回憶錄記錄了當時的心境，充分呈現出他在革命熱情與家庭情感之間的內心掙扎。
我忽然感到了眼前變了黑暗。我自己氣我過去的愚蠢。失去了將來的路途的我，⋯⋯唯有後悔、憤恨、憂慮，逼得我精神好像錯亂了。我焦急着逃避⋯⋯
正巧介詔〔紹〕我的K，他的岳父突然來找我，訊問：「是否知道K 的行方。」⋯⋯翌日早上，我即刻找T 去，瞎說，「因K 暴露，所以危險迫近了。」「所以我要斷絕一切的關係！」我對他宣言了。「好，那末〔麼〕把你的下部移交給我。你立刻離家逃去香港。」這是T 的命令。於是我得意地回家了。現在就能切斷不斷緣了。就單純地這麼想着，以後快悅地在家裡精進所愛好的彫刻工作。⋯⋯T 看見了我安居在家裡，非常氣了。「你是反叛者。要反抗命令嗎？即刻離家到香港去！」
T 叫H 常常來譴責我。「一時離家於你是好的。由此可能更完全地斷絕了和組織的關係。我也想等機會脫離。」H祕〔秘〕密地忠告了我，於是到了四月，我飄然地上了流浪的旅途。一切的一切是黑暗—個人的前途也是一樣，國家的前途也是一樣—當時我這樣感着。
「於藝術之中來忘卻一切罷！」
我這樣志願着從事彫刻，但不能夠做得到！
日復一日，何川讓自己沉浸在反覆雕鑿木材的動作中，全身貫注於眼前的作品，藉此忘卻外在局勢的日益惡化。此時，他內心應該不斷累積著極為沉重的壓力。他甚至寫到，在最焦慮的時刻，他甚至順手在朋友家拿了一包氰酸粉末，此時，「死亡的誘惑深深地抓住了我。」然而，當他正準備將倒入毒藥的茶一飲而下時，彷彿是命運的安排，又讓他陰錯陽差地把茶打翻了。
根據何川被捕後的供述，當時許多參加組織的學生都由他負責領導。日後跟他同案判決12 年而倖存至今的張皆得，就表示化名「朱先生」的何川消失了好長一段時間，眾人有些不安，卻也不知道組織發生了甚麼事情，也只能各自摸索怎麼應對眼前的變局。如果何川回憶錄中的自述大致屬實，那麼在這段期間，他顯然已經陷入對未來的不安與迷茫。他不願離開家人，也無法脫離組織，更無法擺脫恐怕將要來襲的死亡風暴，他只能躲在家中不斷創作，安慰自己這樣應該算是組織斷絕了關係。即便如此，他的心中依然隱約感受到一場巨大的風暴即將來臨。
最終，1950 年春天，地下黨核心領導陸續被捕後，負責指導臺南與高屏地下活動的陳澤民（當時化名錢先生），跟保密局交出了鄭海樹與何川的關係。該年8 月，何川落網。
被捕後，鄭海樹、何川、何秀吉三位臺南市的組織領導者，被送往位於今天臺南市中西區南門路的警察局接受審問。訊問過程中，保密局的幹員採取了「溫情攻勢」，先表示對於知識份子有敬重，同時表示現在偵辦政治案件的方式採取寬大政策，奉行「政治問題，政治解決」的信條。只要何川等人對於過去的決定表現出真誠的悔悟，並且願意將地下組織的成員名單供出，只要經過幾個月的調查確認，最後所有成員都能夠平安返家。事後回顧，1950 年8 月的訊問無疑是個致命的誘惑。但也許基於前述的心理狀態，也許基於對於眼前情勢的判斷（誤判），在被捕後的數日後，三位老師就將臺南市的組織細節大致交代清楚。導致成員在數日內幾乎全數被捕，隨後移送臺北進一步審訊。
本案倖存的張皆得、林嘉明、施志聰在數年前接受訪談時，都提到了進入臺南市警察局時的第一印象：從側門入處警局，進到接受訊問的空間前，看到黑板上用粉筆寫了一張宛若族譜般的清單，上面有著自己的名字，也還有許多陌生人的名字。張皆得便說到：「我很驚訝，本來說好要保密的事情，怎麼就這樣赤裸裸的全部曝光？也是這個時候，我才知道，原來臺南市的組織有這麼多人參加。我只知道我的上級跟我的群眾。至於『橫』的關係，其他人的關係，都是看到黑板上的圖才知道的。」
之後，眾人分送臺北的保密局北所、南所，接受進一步的訊問。三位領導者被送至保密局「南所」，其他成員則集中在「北所」接受訊問。
在保密局南所，曾跟另一位鄭海樹老師關在同一個房間的蔡焜霖先生，就回憶起鄭海樹經常看著新婚妻子的照片，似乎對於能被釋放歸家還抱有期待。一直要到移送保安司令部軍法處接受起訴，還有在1951 年2 月14 日清晨，目睹了組織上相關的徐國維老師被送往刑場槍決的畫面（見下文），眾人才更清楚認識到，自己起訴的罪名真的是「二條一」，而迎接未來的恐怕也只有死亡一途。當時意識到再也無法逃避殘酷的現實時，他們在一周後籌備了代號為「吃麵包」的逃獄計畫，試圖衝出軍法處大門逃生。
不過，計畫未能如願。1951 年6 月17 日，何川與鄭海樹等人被押送刑場，準備接受槍決。臨刑前，這位一生在理想與逃避中掙扎的何川寫下了一首俳句般的絕命詩。他的同囚、嘉義工業學校青年江槐村，將這首絕命詩完整地記錄了下來。
紅の雲明け行くを 笑まひ見つ 曉闇よ我が屍抱け
政治犯陳英泰先生，則將這首絕命詩翻譯成漢文，意思是：「微笑地看著東方的天空漸漸亮起紅色的光，拂曉前的黑暗，擁抱我熱血奔流的屍體吧！」當槍聲響起後，何川則在新店溪畔，結束他28 年的短促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