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字
胡淑雯｜作家
「來抓人的那一天，內灣線有兩趟勤務，頭一趟回來，我碰巧看到阿標被兩個陌生人帶著，從機務段的辦公室走出來。我感覺怪怪的，去問總務課長。因為阿標喝酒會鬧事，曾經在新竹車站毆打憲兵，是由課長保出來的。我想，會不會是因為喝酒鬧事。課長回答說，他也不知道。當時我心裡開始覺得悶悶的。」
以上這段話，出自陳傳枝的訪談錄，說的是1951年的「新竹鐵路支部案」。當時他二十八歲，擔任火車司機。
「就在我第二趟火車出去，返回新竹時，我們的官長帶著七八個人，已經站在月台等我。官長上前告訴我，這些朋友要了解我的事情，將我帶到站長室，拿出一些手抄名簿，指出上面的人名，問我認不認識……。之後，那些人又說有事要請教我，要我跟他們走。」
那些人沒有拿出手銬。陳傳枝記得，兩位身材高大的陌生人走到他的身側，露出腰間的槍。然後，從兩側將他挾住，押上吉普車。
災難的預感 被出賣的滋味
在政治犯被捕的瞬間，那壓縮了萬般滋味的身心經驗裡，威脅與未知，往往跟「背叛」的感受疊合交織。課長推說不知道，官長帶著陌生人在月台指認他。穿著便衣或中山裝的人，是新來的統治者、情治單位派來的，他們不認得自己要逮捕的人，為了避免對方否認身份，機警逃逸，需要在地人指路，認人，也需要翻譯。陳傳枝「悶悶的」感覺，是災難的預感，也是被出賣的滋味。小說與劇作家蔡德本，1954年被捕的那個禮拜六，家裡來了三個人：一個穿警官制服的，自肩膀斜佩了一條皮帶，帶上懸掛著一把槍 ; 一個穿中山裝的外省人，無法辨識其身份與職業，只看得出他階級最高，負責發號施令。這兩個陌生人，是由一位當地刑警帶來的。蔡德本認得這個人，他姓許，是小學時高一屆的學長。
在政治犯遭遇的人性試煉裡，「出賣」是第一章。當我得到這個小小的發現，迎面灌下的，是一陣冷冽而清醒的哀傷。那些人，那些帶著「外面的人」來抓人的同事、同學或同鄉，或許並不了解事情的嚴重性，就好像郭松棻小說《月印》中，那個告密的妻，又好像電影「返校」中，那個告密的女學生。
告密者
《月印》這篇小說，銘記的是「罪」：一個少女由初戀的至貞至純，走向告密與背叛的罪。不同於陳映真筆下俊朗的革命少女，《月印》中的少女文惠，是一個被革命事業排除，孤寂而心生黑暗的少妻。陳映真的少女千惠，其形象，封存於1950年代「那截曲曲彎彎的山路上」，終究失敗卻不忘初衷，呼喚著「請硬朗地戰鬥去罷」。而郭松棻的少女文惠，其形象，則失落在「她逐漸感到，生活或許本來就是這樣寂寞的」心事裡。付出的青春無法兌換成世俗的幸褔，她也曾經想要趕上大家，趕上她的摯愛，趕上那吸納了丈夫身心的新人物，新思想，與新時代，「把病中那段空白的日子補回來」，但猜疑的心讓她等不及了，不由自主提早做了行動。她告發了丈夫的秘密。本以為可以把生活要回來，把丈夫抓回家，卻無法預料，這小小的告密行動，竟引致一連串的死亡。在那危險的關頭，要命的1950年代，被歷史選中的人並不知道自己的命運。在那大逮捕剛要啟動的歷史時刻，革命的參與者與旁觀者，還來不及覺察國家暴力的殘酷與速度，就硬生生撞上了它。直到1990年代，各種口述史與回憶錄出土了，身為後人的我們，在受難者的陳述中恍然驚覺，怎麼，被特務帶走的許多人竟然以為，自己「去一趟問話就會回來」。而那些告密的人，為「上面」指路的人，通常並不知道，這是會害死人的。葉石濤筆下的簡阿淘被捕的時候，帶著陌生人來扣門的工友驚慌地追著夜色裡的囚車，直說對不起，「對不起，我不知道他們是來抓你的。」
如果「返校」的劇本脫胎自《月印》，那麼，《月印》脫胎自哪裡？
二二八之後的臺灣大學，有過這樣一個青年：從新竹來到臺北，就讀工學院的機械系，參加了「民謠歌劇團」，與社團同學傳閱著「唯物史觀」、「新民主主義」、「共產黨黨史」、「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這大約是那無可迴避的「時代」下，某種「文青」或「革命青年」的典型吧。喜好文藝，尤其左翼文藝，擅長製作「壁報」，舉辦「唱片欣賞會」（請想像他們一邊放著黑膠唱片，一邊讀書，討論，爭辯，談戀愛的場景），剛經歷了二二八，對新來的政權感到幻滅，關心通貨膨脹、經濟生產、與土地的問題，在學習認識「祖國」的過程中，發現二戰結束之後戰爭並未結束，那撤退來臺的國民黨，就是「祖國」那場內戰的遺物，而臺灣不可避免地，正被捲入這場戰爭之中。身為被統治者，社團同學經常聚會討論「現階段國家狀態」，「土地」與「婦女」問題。而以上種種，在特務眼中盡是「附匪」的證據。民謠歌劇團是「匪黨外圍組織」，籌備演劇是「從事為匪活動」，傳閱書刊自然是「灌輸匪黨思想」。檔案中，黨的國家（正所謂「黨國」）指控他「終被吸收正式參加匪黨組織」，成立了「臺大工學院支部」，又說他在1950年的春天，先後於臺北水源地、臺大宿舍、新竹住家「秘密集會多次」，「希圖等待匪軍進犯臺灣時協助『接收』」。
遭政府無情利用的妒意
故事有點長，女主角還沒登場，男主角的名字，叫做傅煒亮。
1949年「四六事件」過後一個半月，臺灣省主席兼警備總司令陳誠頒布了戒嚴令。傅煒亮返鄉結了婚，在新竹開了一間「中興書店」，「因平素言行偏激，為老匪幹黎子松至該書店購書時察悉，歷次接近，果意向相投，黎乃乘機吸收參加『社會主義青年大同盟』」。特務有特務的文法，在檔案中，安全局的特務以惡狠狠的機械式語句，指控當時任教於「新竹縣立中學」的外省（廣東東莞）老師黎子松「利用教學機會，為匪宣傳，繼將匪黨書刊，供學生閱讀，企圖毒化學生思想。……假『讀書會』名義，舉行秘密會議，討論匪黨『土地法大綱』及『中共解放軍何時進攻臺灣』等問題……」當黨國以「共黨威脅」為理由，以戒嚴體制將社會層層封鎖覆蓋，卻禁止人民討論它，禁止老師與學生討論國家的前途與現狀。動員戡亂（1948-1991）與戒嚴令（1949-1987，金門馬祖則遲至1992年才解除戒嚴），將「戒嚴」這樣的「例外」變成常態，將「臨時」（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無限拖延成半個永恆，將「非常時期」化為「日常」，以三十八年以上的時間，將威權體制鞏固成國家體質。
檔案中提到，黎子松介紹了一個女學生去中興書店打工，並囑咐傅煒亮「予以教育，以備吸收入黨」。傅煒亮工作得非常積極，這引起了妻子的誤會與妒恨，「於愛恨交集之下，突向新竹憲兵隊秘密檢舉其夫涉有匪嫌」。在《月印》與「返校」中，「事件」就此成形，女人為愛情犯的罪，將戲劇推向高潮。然而檔案告訴我們，案子來了不會馬上偵破，必須繼續養。憲兵隊與當地「特高組」合作，「運用」了傅煒亮的妻子當作耳目，派人跟蹤監視，確認了他與黎老師的關係，進而在新竹縣立中學裡面埋了眼線（檔案裡的用詞是：密佈眼線），將黎老師組織的讀書會成員一一指認出來。內線並且還取得了傅煒亮密藏的「中國共產黨黨史題綱」、「二二八紀念論文」等等（多麼像似《月印》中，丈夫不准妻子去碰的那口箱子？小說這麼寫道：丈夫的內心居然還有自己不能參與的空間，文惠掃興之餘，也稍稍感到被欺負了似的）。
1950年11月，傅煒亮被捕，「並在其住宅搜獲收報機兩架及匪黨文件書籍等貳百餘件」。自妻子密告至全案「偵破」，歷時兩個多月，總共逮捕十一人。1951年12月19日，被捕十三個月後，傅煒亮與黎子松被槍決了，一個二十五歲，一個三十五歲。為了一場即將發生但始終沒有發生的戰爭，人民首當其衝，成為國家的敵人。
倘若我們將剔除了雜質的虛構，放回現實的混濁裡，將雜質還給歷史，則身為後人的我們，將記得更多層次不明，深淺不一的「出賣」。在「新竹鐵路支部案」中，可以讀到四種「奸細」。先是有人密報同事「平日言論左傾，似有重大匪嫌」，這密報者被情治單位收買了，成為「特種偵查人員」，刻意親近被偵查的對象：林礽階。情治單位並且還另外派人進行「外形偵查」，確認情報的真實性，過程中，順帶發現了一位姓陳的同事，曾經與林礽階密切交好卻漸行漸遠，於是又策動了陳的一位好友，去套陳的話，得知，林礽階曾經拿「匪書」給陳看，陳因害怕而疏遠，於是那線民又授命「說服陳某，曉以利害，並保障其工作與身份，使為內線，指示其與林礽階繼續接近，期能恢復關係……。」直到1950年12月中旬，「陳某趁林礽階下山之際，秘密偷啟林之皮箱，發現其中有四本匪黨書籍」。從接獲密報到「偵破」，前後歷時九個月。換句話說，告密者以同事與朋友的面貌，在他們身邊潛伏了九個月。這個案子逮捕了十二人，其中五人被判死刑。此外另有五個案外之人，只因與「匪諜」結拜兄弟，各判三年感訓。
回到傅煒亮的案子。檔案中，有一項名為「綜合檢討」的欄目，分析了本案的工作成效與疏失，其中有一條寫道，傅煒亮不顧妻子的嫉妒與指責，「一味盲目擴展匪黨組織，而忽略客觀事實與技術之運用」。從這段描述看來，二十五歲的傅煒亮不但傻氣，而且倔強，他跟女店員之間，似乎並未發生妻子介意的情感糾葛。這份報告將告密的妻視為全案偵破的關鍵：「此一內線偵監之得宜，為偵破本案之主要成就，頗值取法。」七十年後，翻開檔案，「頗值取法」這四個字，於今讀來鬼影幢幢，血跡斑斑。（後略）
胡淑雯｜作家
「來抓人的那一天，內灣線有兩趟勤務，頭一趟回來，我碰巧看到阿標被兩個陌生人帶著，從機務段的辦公室走出來。我感覺怪怪的，去問總務課長。因為阿標喝酒會鬧事，曾經在新竹車站毆打憲兵，是由課長保出來的。我想，會不會是因為喝酒鬧事。課長回答說，他也不知道。當時我心裡開始覺得悶悶的。」
以上這段話，出自陳傳枝的訪談錄，說的是1951年的「新竹鐵路支部案」。當時他二十八歲，擔任火車司機。
「就在我第二趟火車出去，返回新竹時，我們的官長帶著七八個人，已經站在月台等我。官長上前告訴我，這些朋友要了解我的事情，將我帶到站長室，拿出一些手抄名簿，指出上面的人名，問我認不認識……。之後，那些人又說有事要請教我，要我跟他們走。」
那些人沒有拿出手銬。陳傳枝記得，兩位身材高大的陌生人走到他的身側，露出腰間的槍。然後，從兩側將他挾住，押上吉普車。
災難的預感 被出賣的滋味
在政治犯被捕的瞬間，那壓縮了萬般滋味的身心經驗裡，威脅與未知，往往跟「背叛」的感受疊合交織。課長推說不知道，官長帶著陌生人在月台指認他。穿著便衣或中山裝的人，是新來的統治者、情治單位派來的，他們不認得自己要逮捕的人，為了避免對方否認身份，機警逃逸，需要在地人指路，認人，也需要翻譯。陳傳枝「悶悶的」感覺，是災難的預感，也是被出賣的滋味。小說與劇作家蔡德本，1954年被捕的那個禮拜六，家裡來了三個人：一個穿警官制服的，自肩膀斜佩了一條皮帶，帶上懸掛著一把槍 ; 一個穿中山裝的外省人，無法辨識其身份與職業，只看得出他階級最高，負責發號施令。這兩個陌生人，是由一位當地刑警帶來的。蔡德本認得這個人，他姓許，是小學時高一屆的學長。
在政治犯遭遇的人性試煉裡，「出賣」是第一章。當我得到這個小小的發現，迎面灌下的，是一陣冷冽而清醒的哀傷。那些人，那些帶著「外面的人」來抓人的同事、同學或同鄉，或許並不了解事情的嚴重性，就好像郭松棻小說《月印》中，那個告密的妻，又好像電影「返校」中，那個告密的女學生。
告密者
《月印》這篇小說，銘記的是「罪」：一個少女由初戀的至貞至純，走向告密與背叛的罪。不同於陳映真筆下俊朗的革命少女，《月印》中的少女文惠，是一個被革命事業排除，孤寂而心生黑暗的少妻。陳映真的少女千惠，其形象，封存於1950年代「那截曲曲彎彎的山路上」，終究失敗卻不忘初衷，呼喚著「請硬朗地戰鬥去罷」。而郭松棻的少女文惠，其形象，則失落在「她逐漸感到，生活或許本來就是這樣寂寞的」心事裡。付出的青春無法兌換成世俗的幸褔，她也曾經想要趕上大家，趕上她的摯愛，趕上那吸納了丈夫身心的新人物，新思想，與新時代，「把病中那段空白的日子補回來」，但猜疑的心讓她等不及了，不由自主提早做了行動。她告發了丈夫的秘密。本以為可以把生活要回來，把丈夫抓回家，卻無法預料，這小小的告密行動，竟引致一連串的死亡。在那危險的關頭，要命的1950年代，被歷史選中的人並不知道自己的命運。在那大逮捕剛要啟動的歷史時刻，革命的參與者與旁觀者，還來不及覺察國家暴力的殘酷與速度，就硬生生撞上了它。直到1990年代，各種口述史與回憶錄出土了，身為後人的我們，在受難者的陳述中恍然驚覺，怎麼，被特務帶走的許多人竟然以為，自己「去一趟問話就會回來」。而那些告密的人，為「上面」指路的人，通常並不知道，這是會害死人的。葉石濤筆下的簡阿淘被捕的時候，帶著陌生人來扣門的工友驚慌地追著夜色裡的囚車，直說對不起，「對不起，我不知道他們是來抓你的。」
如果「返校」的劇本脫胎自《月印》，那麼，《月印》脫胎自哪裡？
二二八之後的臺灣大學，有過這樣一個青年：從新竹來到臺北，就讀工學院的機械系，參加了「民謠歌劇團」，與社團同學傳閱著「唯物史觀」、「新民主主義」、「共產黨黨史」、「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這大約是那無可迴避的「時代」下，某種「文青」或「革命青年」的典型吧。喜好文藝，尤其左翼文藝，擅長製作「壁報」，舉辦「唱片欣賞會」（請想像他們一邊放著黑膠唱片，一邊讀書，討論，爭辯，談戀愛的場景），剛經歷了二二八，對新來的政權感到幻滅，關心通貨膨脹、經濟生產、與土地的問題，在學習認識「祖國」的過程中，發現二戰結束之後戰爭並未結束，那撤退來臺的國民黨，就是「祖國」那場內戰的遺物，而臺灣不可避免地，正被捲入這場戰爭之中。身為被統治者，社團同學經常聚會討論「現階段國家狀態」，「土地」與「婦女」問題。而以上種種，在特務眼中盡是「附匪」的證據。民謠歌劇團是「匪黨外圍組織」，籌備演劇是「從事為匪活動」，傳閱書刊自然是「灌輸匪黨思想」。檔案中，黨的國家（正所謂「黨國」）指控他「終被吸收正式參加匪黨組織」，成立了「臺大工學院支部」，又說他在1950年的春天，先後於臺北水源地、臺大宿舍、新竹住家「秘密集會多次」，「希圖等待匪軍進犯臺灣時協助『接收』」。
遭政府無情利用的妒意
故事有點長，女主角還沒登場，男主角的名字，叫做傅煒亮。
1949年「四六事件」過後一個半月，臺灣省主席兼警備總司令陳誠頒布了戒嚴令。傅煒亮返鄉結了婚，在新竹開了一間「中興書店」，「因平素言行偏激，為老匪幹黎子松至該書店購書時察悉，歷次接近，果意向相投，黎乃乘機吸收參加『社會主義青年大同盟』」。特務有特務的文法，在檔案中，安全局的特務以惡狠狠的機械式語句，指控當時任教於「新竹縣立中學」的外省（廣東東莞）老師黎子松「利用教學機會，為匪宣傳，繼將匪黨書刊，供學生閱讀，企圖毒化學生思想。……假『讀書會』名義，舉行秘密會議，討論匪黨『土地法大綱』及『中共解放軍何時進攻臺灣』等問題……」當黨國以「共黨威脅」為理由，以戒嚴體制將社會層層封鎖覆蓋，卻禁止人民討論它，禁止老師與學生討論國家的前途與現狀。動員戡亂（1948-1991）與戒嚴令（1949-1987，金門馬祖則遲至1992年才解除戒嚴），將「戒嚴」這樣的「例外」變成常態，將「臨時」（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無限拖延成半個永恆，將「非常時期」化為「日常」，以三十八年以上的時間，將威權體制鞏固成國家體質。
檔案中提到，黎子松介紹了一個女學生去中興書店打工，並囑咐傅煒亮「予以教育，以備吸收入黨」。傅煒亮工作得非常積極，這引起了妻子的誤會與妒恨，「於愛恨交集之下，突向新竹憲兵隊秘密檢舉其夫涉有匪嫌」。在《月印》與「返校」中，「事件」就此成形，女人為愛情犯的罪，將戲劇推向高潮。然而檔案告訴我們，案子來了不會馬上偵破，必須繼續養。憲兵隊與當地「特高組」合作，「運用」了傅煒亮的妻子當作耳目，派人跟蹤監視，確認了他與黎老師的關係，進而在新竹縣立中學裡面埋了眼線（檔案裡的用詞是：密佈眼線），將黎老師組織的讀書會成員一一指認出來。內線並且還取得了傅煒亮密藏的「中國共產黨黨史題綱」、「二二八紀念論文」等等（多麼像似《月印》中，丈夫不准妻子去碰的那口箱子？小說這麼寫道：丈夫的內心居然還有自己不能參與的空間，文惠掃興之餘，也稍稍感到被欺負了似的）。
1950年11月，傅煒亮被捕，「並在其住宅搜獲收報機兩架及匪黨文件書籍等貳百餘件」。自妻子密告至全案「偵破」，歷時兩個多月，總共逮捕十一人。1951年12月19日，被捕十三個月後，傅煒亮與黎子松被槍決了，一個二十五歲，一個三十五歲。為了一場即將發生但始終沒有發生的戰爭，人民首當其衝，成為國家的敵人。
倘若我們將剔除了雜質的虛構，放回現實的混濁裡，將雜質還給歷史，則身為後人的我們，將記得更多層次不明，深淺不一的「出賣」。在「新竹鐵路支部案」中，可以讀到四種「奸細」。先是有人密報同事「平日言論左傾，似有重大匪嫌」，這密報者被情治單位收買了，成為「特種偵查人員」，刻意親近被偵查的對象：林礽階。情治單位並且還另外派人進行「外形偵查」，確認情報的真實性，過程中，順帶發現了一位姓陳的同事，曾經與林礽階密切交好卻漸行漸遠，於是又策動了陳的一位好友，去套陳的話，得知，林礽階曾經拿「匪書」給陳看，陳因害怕而疏遠，於是那線民又授命「說服陳某，曉以利害，並保障其工作與身份，使為內線，指示其與林礽階繼續接近，期能恢復關係……。」直到1950年12月中旬，「陳某趁林礽階下山之際，秘密偷啟林之皮箱，發現其中有四本匪黨書籍」。從接獲密報到「偵破」，前後歷時九個月。換句話說，告密者以同事與朋友的面貌，在他們身邊潛伏了九個月。這個案子逮捕了十二人，其中五人被判死刑。此外另有五個案外之人，只因與「匪諜」結拜兄弟，各判三年感訓。
回到傅煒亮的案子。檔案中，有一項名為「綜合檢討」的欄目，分析了本案的工作成效與疏失，其中有一條寫道，傅煒亮不顧妻子的嫉妒與指責，「一味盲目擴展匪黨組織，而忽略客觀事實與技術之運用」。從這段描述看來，二十五歲的傅煒亮不但傻氣，而且倔強，他跟女店員之間，似乎並未發生妻子介意的情感糾葛。這份報告將告密的妻視為全案偵破的關鍵：「此一內線偵監之得宜，為偵破本案之主要成就，頗值取法。」七十年後，翻開檔案，「頗值取法」這四個字，於今讀來鬼影幢幢，血跡斑斑。（後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