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二月五日，七名男子在巴黎聚首，並在接下來的五天內，策劃了一場推翻暹羅專制體制的革命。成員包括三名軍校學生（其中包括鑾披汶．頌堪），一位法律系學生、一位理科學生、一位在倫敦執業的大律師，以及暹羅駐巴黎使團的一名副官。他們自稱「人民黨」（khana ratsadon），刻意使用當時曼谷媒體熱衷的泰語「人民」（ratsadon）一詞，以凸顯與統治者的對立。
這個團體的靈魂人物是才華洋溢的法學學生比里．帕儂榮，當時年僅二十七歲。他受法國法律傳統啟發，深刻體認到必須把國王置於憲法的框架之下。他在政治經濟學上的研習，則使他接受戰後歐洲流行的理念：國家是推動經濟成長、促進公平的有力工具。在巴黎會議上，他們確立了兩大目標：第一，把專制君主制轉型為君主立憲制；第二，以六點綱領為核心，運用國家力量推動經濟與社會進步，這套綱領正是曼谷媒體多年來討論議題的集大成，包括真正的獨立、公共安全、經濟規劃、平等權利（王室也不例外）、全民自由與普及教育。
這七人先在歐洲秘密招募學生，返國後又在暹羅本土繼續擴展勢力。他們最關鍵的支持者來自一批資深軍官，這些人多出身平民，早年曾赴歐洲軍校（特別是德國）受訓。軍方領袖披耶拍鳳．蓬帕育哈社那（Phraya Phahon Phonphayuhasena）回憶，他之所以加入，是因為「親眼見到當時政府高官與王公貴族恣意妄為，不願聽取平民的聲音」。
一九二〇年代末，媒體的焦點逐漸從批判專制統治的腐敗，轉向提出替代方案。越來越多文章向讀者解釋憲法與議會制度的益處，少數甚至公開討論共和主義。地下共產組織散發革命小冊子。隨著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大蕭條來襲，批判聲浪達到高峰。當商界請願要求紓困時，巴差提朴國王反諷道：「你們是想要政府像蘇維埃俄羅斯那樣搞五年計劃嗎？」早在一九二七年，他的政府就已將教授經濟學列為刑事犯罪。
當局一邊裁減官員、削減教育經費，一邊加重工薪階層的稅負，以維持收支平衡。雖然調查揭露多個部門貪腐，但真正受罰的往往只是基層小官。政府堅持維持金本位制，批評者認為此舉推高泰銖，嚴重打擊稻米出口，正好證明暹羅受制於外國勢力。一九三二年二月，巴差提朴甚至向軍官坦承：「金融戰爭的確艱難至極。連專家們都爭得面紅耳赤⋯⋯我從未歷經如此困境；因此，如果我犯了錯，誠然希望暹羅的官員與人民能予以寬恕。」怨氣已瀰漫至高層官僚。政府為此草擬了一部反布爾什維克法案，最後卻修訂用來壓制各種異議，重罪可判死刑。愈來愈多報社被勒令關閉，記者遭到恐嚇與威脅。移民法則將許多批評者驅逐出境。
一九三二年初，農民與商人接連請願，要求採取新的經濟政策；報章雜誌上充滿的討論國家興衰原因的文章；咖啡館裡則流傳政變謠言。教育大臣達尼．尼瓦（Dhani Nivat）王子甚至建議國王效法墨索里尼，透過法西斯式教育重建對專制政體的支持。但巴差提朴卻無奈地說：「如今連學童的父母都習慣詆毀國王，我想昔日國王的人氣與威望已不可能恢復。」
到一九三二年六月，人民黨已有百名成員，其中大約一半來自軍方。六月二十四日清晨，他們在短短三小時內逮捕了王家衛隊指揮官，拘捕約四十名王室成員與親信，並正式宣布推翻專制王室。民眾對專制的深切怨恨，保證了政變的成功。老百姓踴躍加入人民黨，工商與勞工團體也表示支持，各地紛紛來電聲援，反對聲音微乎其微。全城只發生一次輕微槍擊事件，無人喪生。比里隨即發布宣言，以經濟民族主義、社會正義、人文主義與法治為基礎，闡述革命正當性：
國王依然高居法律之上，任用無德無能的親信與諂媚者為官，漠視百姓的呼聲。官員濫權舞弊，在政府工程與採購中收受賄賂⋯⋯更讓王室血脈（phuak jao）的成員享有凌駕百姓之上的特權。他的統治毫無章法⋯⋯在這種王權專斷之下，國家既找不到出路，也無法復甦⋯⋯王室把百姓當作奴隸⋯⋯甚至如同畜牲，從未將其視為人類。
隨後，親王內閣遭解散，約一百名王室與保王派人士被逐出軍隊與高級官僚體系。六月二十七日，人民黨頒布新憲法，開宗明義宣告「國家最高權力屬於人民」，並設立由議會與「人民委員會」組成的新政府。
然而，政變的順利只是表象。六月二十四日當晚，國王與隨行人員還曾討論過「是否應當接受人民黨的要求，還是要抵抗」。軍方顧問甚至主張調動內陸部隊包圍首都，但國王否決了任何可能引發流血的方案，選擇與人民黨合作。但保王派則另組勢力，意圖奪回權力，他們謠傳革命是「共產黨」陰謀，並向西方使館遊說，希望外國介入這種「共產黨」惡行。前警察局長出資煽動人力車夫罷工，以在首都製造混亂。
人民黨封鎖了辦公室，開始攜帶配槍，並謹慎行事。他們就比里宣言中的煽動性言論，向國王致歉，並同意國王的提議，也就是現行憲法僅屬臨時性質，而且國王應參與起草永久版本。七十名臨時議會成員中，納入了二十五名高級官員；首屆政府也由八名高官組成。人民黨推舉人稱「曼諾」的披耶瑪諾巴功．尼蒂他達（Phraya Manopakon (Mano)Nithithada）出任首相，他曾是樞密院中少數非王室成員，妻子曾是皇后的侍女。這部「永久憲法」宣稱主權屬於人民，但由國王行使，並規定「國王之尊嚴神聖不可侵犯」，這是直接援引自一八八九年日本明治憲法的條文。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日頒布時，更被刻意包裝成國王賜予人民的恩典。
表面上看來一切順利，不過，接下來三年，舊勢力與新勢力之間展開了激烈角力。核心爭點有二：國王的財產，及其憲政地位。
曼谷媒體直言：「我國王室成員的財產總額，已超過暹羅全國的資本額。」他們呼籲新政府沒收王室與貴族的土地，用以救濟經濟。雖然政府沒有採納這個建議，但提出了遺產稅與繼承稅草案；比里則更進一步，推出經濟計劃大綱，主張推動全國土地在自願的前提下成為國有化。
這些舉措嚇壞了王室。巴差提朴在寫給親戚的信中說：「我真想好好收拾他們（人民黨），但又怕讓王子們受到波及⋯⋯我們在思考各種行動方案⋯⋯無論如何，我們一定會奮力一搏。」面對比里的經濟計劃，他發表一篇語帶輕蔑的長文，將比里比作史達林。起草「永久」憲法時，國王堅持要求由君王任命一半議員，並保有法律否決權，但在比里力阻下未能通過。國王於是轉而遊說曼諾與其他高官背離人民黨。最終，曼諾說服內閣，否決了比里的計劃，並派軍威嚇制憲議會。議會拒絕屈服後，曼諾乾脆解散議會，並聲稱該計劃違背「泰國傳統，帶有共產色彩」。比里被迫流亡，他在內閣中的支持者也遭到排擠。兩名保王派將領重掌要職，年輕的人民黨軍官則被調往外省。一部反共法案迅速通過，將任何提及「廢除私有財產」的理論都定為共產主義。
然而，曼諾的勝利曇花一現。一九三三年六月，人民黨中的年輕軍官再次發動政變，解散曼諾政府，並清洗更多保王派軍人。他們重新組建內閣，這次更為謹慎，任命披耶拍鳳為總理，並召回流亡的比里。
保王派再度散播有關社會動亂與外國干預的謠言，到了十月，有批保王派軍官（其中數人剛被清洗出軍隊）在前戰爭部長波瓦拉德（Boworadet）親王領導下發動武裝叛亂。他們計畫動員九支內陸駐軍包圍首都，但最終只有三支抵達，其他則臨陣退縮。首都駐軍堅定支持人民黨，商界與各組織也踴躍捐款支援。
雙方大多避免實戰，多數炮擊只是宣傳。人民黨透過廣播與傳單痛斥波瓦拉德勢力為「叛軍」和「匪徒」，叛軍則以空投傳單指責人民黨閹割國王權力。經數日炮火後，叛軍潰散，退回呵叻高原，幾天後，多數領袖開始逃亡，主要前往西貢。事件共造成二十三人死亡，兩百三十人被捕，其中兩名退役高級軍官遭到判刑和處決，一名王子被判終身監禁。在接下來的兩年裡，又發生了兩次反政變企圖。第一次事件後，兩名王室成員與其他十三名人遭到監禁。
國王在波瓦拉德叛亂爆發時已乘船南下避難。他雖未公開支持，但事後卻頒布大赦。人民黨認為他既參與了策劃，也提供了資金援助。後來發表的回憶錄也證實此事。經過漫長談判，國王同意返回曼谷，卻在三個月內以赴歐求醫為由離境。流亡期間，他拒絕簽署政府通過的法案，包括一項他認為將把王室財產局控制權移交政府，並將使國王受繼承稅約束的法案，以及將會削弱王室特權的新《刑法》。面對外界請其回國的呼聲，他要求對憲法進行重大修正，以強化王權，包括賦予他立法否決權。一九三五年三月，他人在歐洲，宣布退位。政府認定合法繼承人為巴差提朴國王的侄子，時年十歲、正在瑞士求學的阿南達．瑪希敦（Ananda Mahidol）親王。此後十六年間，泰國境內再無常駐的在位君主。
這個團體的靈魂人物是才華洋溢的法學學生比里．帕儂榮，當時年僅二十七歲。他受法國法律傳統啟發，深刻體認到必須把國王置於憲法的框架之下。他在政治經濟學上的研習，則使他接受戰後歐洲流行的理念：國家是推動經濟成長、促進公平的有力工具。在巴黎會議上，他們確立了兩大目標：第一，把專制君主制轉型為君主立憲制；第二，以六點綱領為核心，運用國家力量推動經濟與社會進步，這套綱領正是曼谷媒體多年來討論議題的集大成，包括真正的獨立、公共安全、經濟規劃、平等權利（王室也不例外）、全民自由與普及教育。
這七人先在歐洲秘密招募學生，返國後又在暹羅本土繼續擴展勢力。他們最關鍵的支持者來自一批資深軍官，這些人多出身平民，早年曾赴歐洲軍校（特別是德國）受訓。軍方領袖披耶拍鳳．蓬帕育哈社那（Phraya Phahon Phonphayuhasena）回憶，他之所以加入，是因為「親眼見到當時政府高官與王公貴族恣意妄為，不願聽取平民的聲音」。
一九二〇年代末，媒體的焦點逐漸從批判專制統治的腐敗，轉向提出替代方案。越來越多文章向讀者解釋憲法與議會制度的益處，少數甚至公開討論共和主義。地下共產組織散發革命小冊子。隨著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大蕭條來襲，批判聲浪達到高峰。當商界請願要求紓困時，巴差提朴國王反諷道：「你們是想要政府像蘇維埃俄羅斯那樣搞五年計劃嗎？」早在一九二七年，他的政府就已將教授經濟學列為刑事犯罪。
當局一邊裁減官員、削減教育經費，一邊加重工薪階層的稅負，以維持收支平衡。雖然調查揭露多個部門貪腐，但真正受罰的往往只是基層小官。政府堅持維持金本位制，批評者認為此舉推高泰銖，嚴重打擊稻米出口，正好證明暹羅受制於外國勢力。一九三二年二月，巴差提朴甚至向軍官坦承：「金融戰爭的確艱難至極。連專家們都爭得面紅耳赤⋯⋯我從未歷經如此困境；因此，如果我犯了錯，誠然希望暹羅的官員與人民能予以寬恕。」怨氣已瀰漫至高層官僚。政府為此草擬了一部反布爾什維克法案，最後卻修訂用來壓制各種異議，重罪可判死刑。愈來愈多報社被勒令關閉，記者遭到恐嚇與威脅。移民法則將許多批評者驅逐出境。
一九三二年初，農民與商人接連請願，要求採取新的經濟政策；報章雜誌上充滿的討論國家興衰原因的文章；咖啡館裡則流傳政變謠言。教育大臣達尼．尼瓦（Dhani Nivat）王子甚至建議國王效法墨索里尼，透過法西斯式教育重建對專制政體的支持。但巴差提朴卻無奈地說：「如今連學童的父母都習慣詆毀國王，我想昔日國王的人氣與威望已不可能恢復。」
到一九三二年六月，人民黨已有百名成員，其中大約一半來自軍方。六月二十四日清晨，他們在短短三小時內逮捕了王家衛隊指揮官，拘捕約四十名王室成員與親信，並正式宣布推翻專制王室。民眾對專制的深切怨恨，保證了政變的成功。老百姓踴躍加入人民黨，工商與勞工團體也表示支持，各地紛紛來電聲援，反對聲音微乎其微。全城只發生一次輕微槍擊事件，無人喪生。比里隨即發布宣言，以經濟民族主義、社會正義、人文主義與法治為基礎，闡述革命正當性：
國王依然高居法律之上，任用無德無能的親信與諂媚者為官，漠視百姓的呼聲。官員濫權舞弊，在政府工程與採購中收受賄賂⋯⋯更讓王室血脈（phuak jao）的成員享有凌駕百姓之上的特權。他的統治毫無章法⋯⋯在這種王權專斷之下，國家既找不到出路，也無法復甦⋯⋯王室把百姓當作奴隸⋯⋯甚至如同畜牲，從未將其視為人類。
隨後，親王內閣遭解散，約一百名王室與保王派人士被逐出軍隊與高級官僚體系。六月二十七日，人民黨頒布新憲法，開宗明義宣告「國家最高權力屬於人民」，並設立由議會與「人民委員會」組成的新政府。
然而，政變的順利只是表象。六月二十四日當晚，國王與隨行人員還曾討論過「是否應當接受人民黨的要求，還是要抵抗」。軍方顧問甚至主張調動內陸部隊包圍首都，但國王否決了任何可能引發流血的方案，選擇與人民黨合作。但保王派則另組勢力，意圖奪回權力，他們謠傳革命是「共產黨」陰謀，並向西方使館遊說，希望外國介入這種「共產黨」惡行。前警察局長出資煽動人力車夫罷工，以在首都製造混亂。
人民黨封鎖了辦公室，開始攜帶配槍，並謹慎行事。他們就比里宣言中的煽動性言論，向國王致歉，並同意國王的提議，也就是現行憲法僅屬臨時性質，而且國王應參與起草永久版本。七十名臨時議會成員中，納入了二十五名高級官員；首屆政府也由八名高官組成。人民黨推舉人稱「曼諾」的披耶瑪諾巴功．尼蒂他達（Phraya Manopakon (Mano)Nithithada）出任首相，他曾是樞密院中少數非王室成員，妻子曾是皇后的侍女。這部「永久憲法」宣稱主權屬於人民，但由國王行使，並規定「國王之尊嚴神聖不可侵犯」，這是直接援引自一八八九年日本明治憲法的條文。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日頒布時，更被刻意包裝成國王賜予人民的恩典。
表面上看來一切順利，不過，接下來三年，舊勢力與新勢力之間展開了激烈角力。核心爭點有二：國王的財產，及其憲政地位。
曼谷媒體直言：「我國王室成員的財產總額，已超過暹羅全國的資本額。」他們呼籲新政府沒收王室與貴族的土地，用以救濟經濟。雖然政府沒有採納這個建議，但提出了遺產稅與繼承稅草案；比里則更進一步，推出經濟計劃大綱，主張推動全國土地在自願的前提下成為國有化。
這些舉措嚇壞了王室。巴差提朴在寫給親戚的信中說：「我真想好好收拾他們（人民黨），但又怕讓王子們受到波及⋯⋯我們在思考各種行動方案⋯⋯無論如何，我們一定會奮力一搏。」面對比里的經濟計劃，他發表一篇語帶輕蔑的長文，將比里比作史達林。起草「永久」憲法時，國王堅持要求由君王任命一半議員，並保有法律否決權，但在比里力阻下未能通過。國王於是轉而遊說曼諾與其他高官背離人民黨。最終，曼諾說服內閣，否決了比里的計劃，並派軍威嚇制憲議會。議會拒絕屈服後，曼諾乾脆解散議會，並聲稱該計劃違背「泰國傳統，帶有共產色彩」。比里被迫流亡，他在內閣中的支持者也遭到排擠。兩名保王派將領重掌要職，年輕的人民黨軍官則被調往外省。一部反共法案迅速通過，將任何提及「廢除私有財產」的理論都定為共產主義。
然而，曼諾的勝利曇花一現。一九三三年六月，人民黨中的年輕軍官再次發動政變，解散曼諾政府，並清洗更多保王派軍人。他們重新組建內閣，這次更為謹慎，任命披耶拍鳳為總理，並召回流亡的比里。
保王派再度散播有關社會動亂與外國干預的謠言，到了十月，有批保王派軍官（其中數人剛被清洗出軍隊）在前戰爭部長波瓦拉德（Boworadet）親王領導下發動武裝叛亂。他們計畫動員九支內陸駐軍包圍首都，但最終只有三支抵達，其他則臨陣退縮。首都駐軍堅定支持人民黨，商界與各組織也踴躍捐款支援。
雙方大多避免實戰，多數炮擊只是宣傳。人民黨透過廣播與傳單痛斥波瓦拉德勢力為「叛軍」和「匪徒」，叛軍則以空投傳單指責人民黨閹割國王權力。經數日炮火後，叛軍潰散，退回呵叻高原，幾天後，多數領袖開始逃亡，主要前往西貢。事件共造成二十三人死亡，兩百三十人被捕，其中兩名退役高級軍官遭到判刑和處決，一名王子被判終身監禁。在接下來的兩年裡，又發生了兩次反政變企圖。第一次事件後，兩名王室成員與其他十三名人遭到監禁。
國王在波瓦拉德叛亂爆發時已乘船南下避難。他雖未公開支持，但事後卻頒布大赦。人民黨認為他既參與了策劃，也提供了資金援助。後來發表的回憶錄也證實此事。經過漫長談判，國王同意返回曼谷，卻在三個月內以赴歐求醫為由離境。流亡期間，他拒絕簽署政府通過的法案，包括一項他認為將把王室財產局控制權移交政府，並將使國王受繼承稅約束的法案，以及將會削弱王室特權的新《刑法》。面對外界請其回國的呼聲，他要求對憲法進行重大修正，以強化王權，包括賦予他立法否決權。一九三五年三月，他人在歐洲，宣布退位。政府認定合法繼承人為巴差提朴國王的侄子，時年十歲、正在瑞士求學的阿南達．瑪希敦（Ananda Mahidol）親王。此後十六年間，泰國境內再無常駐的在位君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