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極盛時期的歐洲：1914年
生活在20世紀初的歐洲人，會覺察到他們所居住的歐洲大陸在世界上扮演著非常特殊的角色，一個與她的面積大小比例懸殊的角色。稠密且具備高技能的人群、高工業生產力、具有創造力的文化，以及近乎壟斷的現代軍事武力：這些特性使1914年的歐洲，能在全球具有威風凜凜的地位。歐洲人認為自己是「文明世界」；而在某種程度上，其他人也確實深受歐洲人做事方式的影響，因此未來世界終將歐洲化，似乎是一股必然的趨勢。
1914年時，歐洲人占世界人口的比例空前絕後。1現今出現在在亞洲、非洲與拉丁美洲的人口爆炸現象，早在1750年左右的歐洲就開始引爆。從1650年到1750年之間，歐洲的人口只成長了3%，但是後來歐洲人口就躍升超過兩倍：從1800年的1億8,800萬人，到1900年的4億100萬人。大批的歐洲人遷徙至世界各地。在1900年以前，一年有100萬人口移居到新殖民地，主要以美國和俄屬亞洲地區（Asiatic Russia）為主。此外還有很多「暫時移民」（temporary emigrants）：傳教士、軍人、教師，以及總公司設在歐洲，但世界各地設有分支機構的企業家。1914年時，共有1億歐洲人遷徙到北美洲，有4,000萬歐洲人遷徙到拉丁美洲，而非洲、亞洲和太平洋的歐洲移民則比較少。
歐洲與世界
無論如何，歐洲之所以能夠掌控1914年的世界，並不是因為她的人口數，而是因為她的力本論（dynamism）。法國詩人兼散文家梵樂希（Paul Valéry）寫道：「當全球大部分的地區依然恪守傳統的時候，這個位於亞洲大陸的小海角……赫然獨立於世。」
不論何時，凡是歐洲精神流瀉之處，個人就可以看見最極致的需求、最極致的成就、最極致的資本、最極致的產量、最極致的雄心、最極致的權力、自然界最極致的改觀，以及最極致的通訊與交易。
19世紀時，歐洲人已經變成地球上第一批將自己的自然環境，改變得幾乎讓人認不出來的民族。他們以蒸氣驅動的工廠、龐大的都市，以及火車旅遊那狂熱的節奏，取代了緩慢推移的農耕季節、平淡的農村生活，以及人們悠閒的踱步。在1914年時，雖然日本和美國的工業勢力高漲，但是歐洲在經濟上依然保有具決定性的領導地位。歐洲不但生產全球56%的煤（雖然單只有美國一國的產量就占38%），而且鐵與鋼的產量也占全世界的60%（美國的產量為32%），此外，歐洲的輸出物資也占全球的62%（但是美國只占14%）。身為一個歐洲人，代表你是生活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工業體系之中：不但歷史最悠久，而且依然保持龍頭老大的地位。
歐洲的商人、旅客與投資人
世界上其他國家正逐漸陷入以歐洲為中心的單一世界經濟。無論在什麼情況下，只要不是用簡單的以物易物來進行交易，歐洲人的貿易習慣就會發揮作用。因為政府承諾實施以固定匯率來自由交換貨幣與黃金的國際金本位制（international gold standard），所以很容易結算以某種貨幣出售，但以另一種貨幣付款的商品交易帳目。世界各國的公司，通常會將國際帳戶設在倫敦。這不但是因為自1821年起，就可以自由地以英鎊兌換黃金（大部分其他先進國家在1870年以後，也追隨英國人採用金本位制的作法），同時也因為英國擁有世界上規模最大、最便宜而且最有經驗的票據交換所、保險經紀人，以及貨運代理商，所以事實上倫敦已經逐步發展成穩定、統一的世界貿易體系中的重要都市。1914年時，美國公司的國外帳戶票據交換業務，有70%是在倫敦處理，而且英國商號的船舶噸數，占世界船舶噸數的70%。
自由的國際貿易是這種「古典自由」（classical-liberal）體系的頂石。從1860年到1879年這段短暫的時期內，世界主要的貿易國家幾乎都沒有徵收外國貨物的關稅，而且實際上幾乎沒有其他種類的貿易限制，少有政府規章規範將人與貨物從一個國家移往另一個國家的管理。
英國經濟學家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以懷舊之情回溯了1920年代，戰前以倫敦為中心的世界經濟。他回憶道：
倫敦的居民可以一面在床上啜飲早茶，一面打電話向全世界訂購自己所需數量的、品質適合的各種產品，而且理所當然地預期貨物可以早早送上門來；他可以在相同的時間，以相同的方式，將他的財富投入自然資源，以及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新事業，而且不費吹灰之力，毫不費事地分享他們預期的成果與利益；或者他可以根據自己的想像，決定將財富安全，繫於任一大陸的任一富裕城市市民的優良信譽上。
只要他願意，就可以立即使用便宜而且舒適的運輸方法，到達任何國家或氣候適宜的地方，不需要準備護照或辦理其他的正式手續。他可以為了方便而派遣僕人到附近的銀行取用貴金屬；只要身懷鑄幣就可以遠行外國，不必事先了解國外的宗教、語言或習俗；若略受干涉，他就會認為自己備受欺凌，而且大驚小怪。不過，最重要的是，他認為這種狀態是正常、必然而且永恆的，任何偏離這種狀況的事件，都是異常、令人憤慨並且可以避免的。
生活在20世紀初的歐洲人，會覺察到他們所居住的歐洲大陸在世界上扮演著非常特殊的角色，一個與她的面積大小比例懸殊的角色。稠密且具備高技能的人群、高工業生產力、具有創造力的文化，以及近乎壟斷的現代軍事武力：這些特性使1914年的歐洲，能在全球具有威風凜凜的地位。歐洲人認為自己是「文明世界」；而在某種程度上，其他人也確實深受歐洲人做事方式的影響，因此未來世界終將歐洲化，似乎是一股必然的趨勢。
1914年時，歐洲人占世界人口的比例空前絕後。1現今出現在在亞洲、非洲與拉丁美洲的人口爆炸現象，早在1750年左右的歐洲就開始引爆。從1650年到1750年之間，歐洲的人口只成長了3%，但是後來歐洲人口就躍升超過兩倍：從1800年的1億8,800萬人，到1900年的4億100萬人。大批的歐洲人遷徙至世界各地。在1900年以前，一年有100萬人口移居到新殖民地，主要以美國和俄屬亞洲地區（Asiatic Russia）為主。此外還有很多「暫時移民」（temporary emigrants）：傳教士、軍人、教師，以及總公司設在歐洲，但世界各地設有分支機構的企業家。1914年時，共有1億歐洲人遷徙到北美洲，有4,000萬歐洲人遷徙到拉丁美洲，而非洲、亞洲和太平洋的歐洲移民則比較少。
歐洲與世界
無論如何，歐洲之所以能夠掌控1914年的世界，並不是因為她的人口數，而是因為她的力本論（dynamism）。法國詩人兼散文家梵樂希（Paul Valéry）寫道：「當全球大部分的地區依然恪守傳統的時候，這個位於亞洲大陸的小海角……赫然獨立於世。」
不論何時，凡是歐洲精神流瀉之處，個人就可以看見最極致的需求、最極致的成就、最極致的資本、最極致的產量、最極致的雄心、最極致的權力、自然界最極致的改觀，以及最極致的通訊與交易。
19世紀時，歐洲人已經變成地球上第一批將自己的自然環境，改變得幾乎讓人認不出來的民族。他們以蒸氣驅動的工廠、龐大的都市，以及火車旅遊那狂熱的節奏，取代了緩慢推移的農耕季節、平淡的農村生活，以及人們悠閒的踱步。在1914年時，雖然日本和美國的工業勢力高漲，但是歐洲在經濟上依然保有具決定性的領導地位。歐洲不但生產全球56%的煤（雖然單只有美國一國的產量就占38%），而且鐵與鋼的產量也占全世界的60%（美國的產量為32%），此外，歐洲的輸出物資也占全球的62%（但是美國只占14%）。身為一個歐洲人，代表你是生活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工業體系之中：不但歷史最悠久，而且依然保持龍頭老大的地位。
歐洲的商人、旅客與投資人
世界上其他國家正逐漸陷入以歐洲為中心的單一世界經濟。無論在什麼情況下，只要不是用簡單的以物易物來進行交易，歐洲人的貿易習慣就會發揮作用。因為政府承諾實施以固定匯率來自由交換貨幣與黃金的國際金本位制（international gold standard），所以很容易結算以某種貨幣出售，但以另一種貨幣付款的商品交易帳目。世界各國的公司，通常會將國際帳戶設在倫敦。這不但是因為自1821年起，就可以自由地以英鎊兌換黃金（大部分其他先進國家在1870年以後，也追隨英國人採用金本位制的作法），同時也因為英國擁有世界上規模最大、最便宜而且最有經驗的票據交換所、保險經紀人，以及貨運代理商，所以事實上倫敦已經逐步發展成穩定、統一的世界貿易體系中的重要都市。1914年時，美國公司的國外帳戶票據交換業務，有70%是在倫敦處理，而且英國商號的船舶噸數，占世界船舶噸數的70%。
自由的國際貿易是這種「古典自由」（classical-liberal）體系的頂石。從1860年到1879年這段短暫的時期內，世界主要的貿易國家幾乎都沒有徵收外國貨物的關稅，而且實際上幾乎沒有其他種類的貿易限制，少有政府規章規範將人與貨物從一個國家移往另一個國家的管理。
英國經濟學家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以懷舊之情回溯了1920年代，戰前以倫敦為中心的世界經濟。他回憶道：
倫敦的居民可以一面在床上啜飲早茶，一面打電話向全世界訂購自己所需數量的、品質適合的各種產品，而且理所當然地預期貨物可以早早送上門來；他可以在相同的時間，以相同的方式，將他的財富投入自然資源，以及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新事業，而且不費吹灰之力，毫不費事地分享他們預期的成果與利益；或者他可以根據自己的想像，決定將財富安全，繫於任一大陸的任一富裕城市市民的優良信譽上。
只要他願意，就可以立即使用便宜而且舒適的運輸方法，到達任何國家或氣候適宜的地方，不需要準備護照或辦理其他的正式手續。他可以為了方便而派遣僕人到附近的銀行取用貴金屬；只要身懷鑄幣就可以遠行外國，不必事先了解國外的宗教、語言或習俗；若略受干涉，他就會認為自己備受欺凌，而且大驚小怪。不過，最重要的是，他認為這種狀態是正常、必然而且永恆的，任何偏離這種狀況的事件，都是異常、令人憤慨並且可以避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