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的野心》
第十八章 長刀之夜
雖然英國人成功地將沙皇的子民，從希瓦的奴役之中解救了出來，但他們在解救被布哈拉埃米爾囚禁的英國同胞時，卻表現得一敗塗地。他們為了說服納斯魯拉（Nasrullah）埃米爾釋放查爾斯・史多達特，做了不少努力（更不用說，俄羅斯人、突厥人，以及希瓦、浩罕汗國的統治者，也都為此出過力），但截至當時為止都沒有任何成果。這位可憐的英國軍官，此時已經在被關在那裡將近兩年了。他每天的命運，似乎都取決於納斯魯拉多變的心情，以及他當下對於英國在亞洲勢力的估算。因此，當他得知喀布爾降服於英國的消息之後，史多達特上校的待遇便突然獲得了改善。在那之前，他都被關在一座約六公尺深的地牢底部（當地人都稱那座地窖為「黑洞」），而且還得和另外三名罪犯，以及各種蟲鼠、和其他令人不悅的生物，一起待在同個空間裡；進出那座地牢的途徑，只有一條繩索。
現在的他終於離開了地牢，改為在埃米爾的警備首長的家中接受軟禁。然而這並不代表他的厄運就此結束了，因為埃米爾並沒有表現出要讓他離開布哈拉的樣子。關於他究竟為何會被埃米爾囚禁的這個問題，我們並沒有明確的答案，但有幾個可能的解釋。在這樣一個詭譎多變的地區裡，早在史多達特抵達布哈拉之前，關於他的傳言，早就無可避免地已在當地流傳開來了；那個傳言指出，他根本就不是什麼特使，而是一個英國間諜，被派來為英國人對布哈拉的進攻計劃先行鋪路。如果真是如此的話，那麼他看到的東西已經太多，因此不能讓他活著回去了。然而他之所以會引起納斯魯拉不悅，其實還有另一個原因。史多達特於一八三八年十二月十七日一抵達布哈拉之後，便犯了一個極度不妥的錯誤：他當時身穿全副軍裝，便騎著馬前去埃米爾的王宮呈交國書，而不是依照布哈拉的習俗，恭敬地下馬行走，這點讓當地的百姓都非常吃驚。
不巧的是，納斯魯拉當時正好也要返回宮中，因而在城裡主廣場的另一邊看見了上校和他的隨從。當時的史多達特，則依循英軍的慣例，在馬背上對納斯魯拉行了個禮。根據某個文獻的說法，納斯魯拉「對著他凝視了一段時間之後，便一言不發地走掉了」。此外，史多達特在初次覲見埃米爾時，又產生了一些誤會，因此很快便被丟入了鼠滿為患的地牢裡。
有些人認為，會發生這些事情，責任其實在史多達特自己身上；有些人還指控他太過傲慢、不夠敏銳。但即便真是如此，納斯魯拉對待他的方式也不太合理。史多達特和本恩斯、璞鼎查、波廷格以及羅林森不同，並沒有學過東方外交的那些奉承方式。一如他的一位同儕軍官所說的，「史多達特就是一名軍人，一個非常勇敢、意志堅定的男人。如果要攻城或守城，沒有人比他更適合。然而如果是外交任務，他就沒那麼適合了。」的確，他之所以會遭遇到這樣的命運，大部分責任，都要歸咎於那些挑選他進行這項棘手任務的人，尤其是駐德黑蘭的約翰・麥克尼爾爵士──麥克尼爾自己也曾經參與過這場大競賽，對東方人的規矩禮數暸若指掌。
儘管史多達特已經不用再被關在埃米爾那個恐怖的「黑洞」裡，被軟禁的待遇也相對舒適一些，但他並沒有理由感到樂觀。他知道，他能否獲准離開布哈拉，唯一的希望，就寄託於英國人從喀布爾派出的解救隊。我們之所以知道這點，是因為他曾托人將他寫給家人的字條偷偷帶出，而那些字條，最後也神奇地抵達了英國。他在其中一張字條中寫道：「除非我們的軍隊前來布哈拉，否則我可能永遠不會被釋放。」然而幾個月過去之後，依然沒有援兵前來的跡象，他一定經常感到非常絕望。不過事實上，他也只有退讓過一次而已。那是當他還被關在地牢裡的時候，有次行刑官沿著繩索爬下地牢，告訴他埃米爾已經下令，除非他皈依伊斯蘭，否則便要就地將他斬首。史多達特同意了，也因而保住了一條小命，不過當他離開地牢、前往警備首長的家中接受軟禁時，卻堅稱他的皈依行為是無效的，因為他是在極端的脅迫之下做出皈依行為的。
埃米爾曾不只一次表現出希望和英國人和解、一起對抗俄羅斯人的跡象，甚至還曾和駐在喀布爾的麥克諾滕通過書信討論此事，因而讓史多達特重新燃起了希望。然而當他聽到俄羅斯人在出征希瓦的路上所遭遇到的挫敗時，他又失去了希望。他抱怨，英國人的聲明似乎沒有任何意義，最後他們什麼也沒有做。此外，當外界開始發現，英國人並沒有打算派人前去布哈拉解救史多達特之後，這位上校的命運便再次惡化了。他再次被關進了牢裡，儘管這次不是那個可怕的地牢。雖然他的健康情形不斷惡化，但他在偶爾寫給家人的信件裡，仍然會表現出勇敢堅毅的樣子。他認為，納斯魯拉最後應該會逐漸意識到，英國人才能為他們提供對抗俄國人的最佳防護，而俄國人也遲早會把注意力轉到布哈拉。史多達特主張，屆時他可以和布哈拉進行協商，甚至說服埃米爾釋放奴隸，就像他聽說莎士比爾在希瓦的事蹟那樣。
倫敦和加爾各答的官員，當時則都在絞盡腦汁，思考該如何將他們的使節，從兇殘的埃米爾手中救出來。起初，麥克諾滕傾向從喀布爾派出一支軍隊，前去給布哈拉一記教訓，但總督奧克蘭勳爵卻反對讓英軍進一步入侵中亞地區。此外，阿富汗人對英國人、以及對他們扶植的魁儡統治者的敵意，此時也都在持續上升，因此麥克諾滕需要把他手上的所有軍力，拿來對付阿富汗可能出現的動亂。倫敦的內閣成員，也不太想要在亞洲另起戰事，因為他們在亞洲和其他地方，已經有夠多戰事要忙了。英國除了在阿富汗有不少負擔之外，在中國的第一次鴉片戰爭也已經打到了第二年，就連在自家附近，他們和法國、美國的關係，也都正在嚴重惡化。一個官階不算太高的英國軍官，在中亞一個偏遠城鎮裡所遭受到的苦難，在巴麥尊的優先事項清單裡，並不會排得太前面，但他們依然會持續透過外交手段，試圖藉由土耳其人和其他人的幫助讓布哈拉釋放史多達特，只不過最後都沒有成功。
史多達特的朋友們抗議道，英國政府已經無情地拋棄了他，任由他被一位邪惡暴君反覆無常地對待。他被迫皈依伊斯蘭教、放棄基督徒身分的消息，也讓他們變得更加憤慨。然而他們要求政府付諸行動的呼聲，卻沒有獲得太多注意；當一八四一年的冬季降臨時（那也是史多達特被納斯魯拉監禁的第三個冬季），他的前景看起來確實不太樂觀。然而那年十一月發生的一些事情，卻又再次讓他燃起了希望：曾經參與這場大競賽的英國軍官亞瑟・柯諾里上尉，騎著馬進入了布哈拉，準備進行這場由他一人扛起的解救任務。
柯諾里當時因為一些政府的官方事務，正在中亞四處旅行。他一直以來都夢想著，有朝一日要將希瓦、布哈拉、浩罕這三個彼此不合的圖厥斯坦汗國團結在一起，讓他們盡釋前嫌，並接受英國人的保護。他相信，這種安排不只能將基督教文明帶入這個野蠻的地區，還能讓該地區，和親英國的阿富汗一起成為北印度的屏障，以避免俄國人的入侵。如果能完全廢除突厥斯坦全境的奴隸制度，也能消除聖彼得堡介入該地區的藉口。從表面上看來，這似乎是個很吸引人的想法，而支持柯諾里的人也不在少數——尤其在倫敦，根本就很少有人真正了解中亞地區的政治。東印度公司監管部的成員，則對於他開放蒸汽船在奧克蘇斯河上航行的構想特別感興趣，因為如此一來，當地人便不只能接受基督教帶來的好處，也能在市集裡買到英國商品了。
然而，也有些人強烈反對柯諾里的這個偉大計劃；其中一位，便是亞歷山大・本恩斯爵士。從他自己和那些亞洲統治者交手的經驗來看，他不認為柯諾里能在這三個彼此不合的鄰國之間，促成任何形式的同盟關係。本恩斯問道，就算他真的成功了，「難道英國就要在距離自己國界好幾千公里遠的地方，為野蠻的遊牧民族提供保護嗎？」本恩斯堅稱，只有透過倫敦對聖彼得堡強力施壓，才能遏止俄羅斯在中亞的行動；光是透過幾個反覆無常、變化莫測的汗國之間脆弱的同盟關係，是不可能達到這個目的的。雖然本恩斯也是前進政策的支持者，但他其實不如許多人所想像的那樣鷹派，而且他也認為，光是英國出現在阿富汗這件事，就已經足夠「前進」了。
柯諾里並不是這麼容易就能被制止的人。他運用自己強大的說服力，漸漸地克服了所有的反對聲音。起初，總督奧克蘭勳爵對於讓他出發還有些遲疑，因為他認為，俄國人在前往希瓦路上遇到的挫敗，已經消除了俄羅斯人對該地區的立即威脅。循此他認為，對該地區進行不必要的涉入、或毫無必要地激起聖彼得堡做出報復性行動，都是沒有意義的。然而在來自倫敦、以及來自喀布爾的麥克諾滕的強大壓力之下，他最後還是同意了這場行動，但提出了一個重要的附帶條件。柯諾里必須要求這三個汗王，解決他們長久以來的分歧，並團結起來對抗俄羅斯人。他還得試著說服他們盡快廢除奴隸制度、引進其他人道主義的改革措施，藉此消除俄羅斯對他們發動進攻的一切藉口。但他絕不能答應他們英國人會提供保護，也不能承諾他們英國人會協助抵抗俄羅斯人。
他在一八四〇年的九月三日離開喀布爾，啟程前往希瓦；雖然他的任務內容已經大幅縮減，但他依然希望能夠改變中亞歷史的未來走向。他原本將會由亨利・羅林森陪同出發，但羅林森卻在最後一刻，因為阿富汗的其他地方有事需要他，因而未能陪同柯諾里前去；事後回看，羅林森可以說因此逃過了一劫。柯諾里前往希瓦的旅程一路平順，而且也受到了汗王的悉心接待，因為自從亞伯特和莎士比爾前來拜訪之後，他對英國人便非常尊敬。然而柯諾里提出的偉大計畫──一個自願聯合起來的中亞聯邦，以及全面性的社會改革，他卻不怎麼感興趣。汗王顯然不希望看到什麼聯盟，不論是和布哈拉或浩罕都一樣。此外，他似乎不再像之前那樣，害怕俄羅斯人會再次派出軍隊入侵他的汗國，因為他已經解放境內的奴隸了。失望的柯諾里，於是繼續前往浩罕，並在那裡受到了同樣熱心的接待。然而他依然未能引起浩罕汗王對於和鄰國結盟的興趣。不過這也難怪：當時的浩罕汗王，確實正準備要對布哈拉的埃米爾發動一場戰爭。
一如本恩斯和其他人所警告的，截至當時，柯諾里除了收集到關於中亞最新政治局勢的情報之外，並沒有取得任何。於是他只剩下一件事，能證明他這趟任務是有意義的，那便是讓不幸的史多達特獲得釋放。柯諾里待在浩罕的兩個月裡，勉強聯繫上了史多達特；當時的史多達特，正處於相對自由的狀態。史多達特設法讓柯諾里得知，埃米爾並不反對他拜訪布哈拉。他在給柯諾里的訊息裡還提到：「埃米爾最近對我愈來愈好了。我相信你在這裡也會獲得善待的。」這句話決定了柯諾里的命運。史多達特並不知道，他其實遭到了納斯魯拉的利用──其實納斯魯拉正在引誘他的同袍步入陷阱。因為埃米爾派出的間諜，當時一直都在跟蹤柯諾里；他相信，英國人當時正在和他的敵人們，也就是希瓦和浩罕的汗王進行串通，密謀推翻他的統治。
一八四一年十月，儘管希瓦和浩罕的汗王都警告他不要靠近布哈拉，但柯諾里依然啟程前往了這座神聖的城鎮，那裡位在浩罕西南方大約六百多公里的位置。他相信，他能將自己強大的說服力運用在埃米爾身上，讓史多達特重獲自由。這是場有勇無謀的冒險行動，但柯諾里和大多數參與過大競賽的人一樣，最不缺的就是膽量和勇氣。還有另一個不可忽略的因素，可能也影響了他的判斷，導致他甘冒如此之大的風險。就在他踏上這趟旅程的幾個月之前，柯諾里才剛被一位他希望能迎娶為妻的女性拒絕了。他當時因為這件事而受傷頗深，也可能就是因為這樣，才會不太在乎自己能否平安歸來。但不論事實為何，他在途經了塔什干之後（因為害怕被埃米爾和鄰國即將爆發的戰爭困住），於十一月十日進入了布哈拉。
歷經長期困苦、瘦得可憐的史多達特，一看見柯諾里便欣喜若狂。起初，埃米爾還禮貌地接待了初來乍到的柯諾里，但他的心情很快便出現了變化。由於他曾在幾個月之前，寄了封措辭友善的信給維多利亞女王，卻沒有獲得任何回應，因此他的態度變化，顯然也與此有關。他對於這個小失誤的理解是，如果那不是英國人刻意為之的怠慢（這也害他在宮中官員面前臉上無光），就是史多達特和柯諾里兩人只是假冒成女王的代表，但其實根本就是間諜的證據。後來巴麥尊（埃米爾當然沒聽過這號人物）終於寄來了一封信，告知埃米爾要給女王的信，已經被轉交給加爾各答提請注意了，但這依然沒有讓他的心情好轉。由於納斯魯拉堅信他的王國和英國一樣強大，因此對他來說，這種怠慢行為看起來就是英國人刻意為之的。如果史多達特和柯諾里知道，英方很快就會再寄出第二封信的話（這次是來自印度總督的信），他們或許就會更加感覺自己被長官背叛、遺棄了──因為在第二封信裡，不知道出於什麼原因，並沒有將他們兩人稱為英國使節，而是把他們稱為「個人旅行者」，並要求埃米爾立刻釋放他們。然而等這封信終於送到納斯魯拉手上時，也早就為時已晚、無法再為史多達特和柯諾里進一步造成傷害了。最後決定他們命運的，其實是從喀布爾傳到布哈拉的消息：英國人在阿富汗出事了。（未完）
《帝國的密令》
第四章 德皇威廉二世的聖戰
德國國內有許多人相當熱衷於威廉二世的偉大計劃，非常支持德皇煽動東方各部落及民族，共同對抗德國的敵人。在這些鷹派人士之中，最積極的當屬著名的東方學者馬克斯・馮・歐本海默，且當初就是他先提出了這個構想。數年以前，戰爭尚未開打之時，歐本海默在開羅透過外交工作掩護，替外交部的長官準備了一份秘密備忘錄，裡頭寫著德國軍隊或許能在戰時操控伊斯蘭武裝分子，並會帶來「莫大的效果」。有證據顯示這的確激發了威廉二世的靈感。毫無疑問的是，戰爭爆發時，柏林當局也找來了歐本海默，要他準備一個周全的計畫，說明如何對協約國發動恐怖行動，尤其是針對英國。
另一位支持德國將聖戰納入核心策略之中的倡議者則是赫爾穆特・馮・毛奇將軍，他是當時德國的參謀總長。他的伯父是曾擔任普魯士陸軍參謀長達三十年之久的老毛奇，名聲顯赫的老毛奇早在七十年還只是個上尉時就已經注意到，德國能在東方找到無限的機會。（譯按：老毛奇［Moltke the Younger］與小毛奇［Moltke the Younger］的名字很像，但全名不同，前者是Helmuth Karl Bernhard Graf von Moltke，後者則為Helmuth Johann Ludwig von Moltke，兩者相差四十八歲。）現在，毛奇將軍聲稱，德國可以利用「伊斯蘭狂熱主義」，在印度和高加索地區煽動暴力起義，以此打擊英國和俄國。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也替毛奇的主張背書，這位著名的探險家非常討厭英國和俄國，因此將自己對於東方的了解和在當地的經驗全部傳授給德國，任憑威廉二世自由運用。
德國另一位全心支持威廉二世野心的重要人物則是普魯士鋼鐵大亨奥古斯特・蒂森（August Thyssen），他非常渴望能看見印度和其出產的珍貴原物料脫離英國掌控。在戰爭剛開打時，蒂森發表了一份內容相當挑釁的備忘錄，說明由於德國的工業對自然資源有極大需求，因此德國必須永久併吞自然資源豐富的區域，包括盛產礦產和石油的高加索地區，且他主張德國可以穿越溫順的波斯，對印度發出「致命的一擊」。柏林大學土耳其歷史教授恩斯特・耶克（Ernst Jäckh）也是德國聖戰的擁護者之一。他是狂熱的擴張主義者，非常享受威廉二世對他的信任，不停鼓吹皇帝進行偉大的冒險，並保證東方的民族已經準備好要響應。
雖然有些軍隊高層對於耶克所言抱持懷疑的態度，但身為威廉二世親信的外交部卻是全力支持聖戰的策劃。先前提及的歐本海默和耶克為聖戰計畫的顧問，而主要負責人則是年輕時曾被派往東方擔任外交官的外交副大臣阿圖爾・齊默爾曼（Arthur Zimmermann），因此聖戰計畫也被稱為「齊默爾曼計畫」。（開戰兩年半之後，他升任為外交大臣。）德國駐君士坦丁堡大使康拉德・馮・旺根海姆也是聖戰計畫的要員，他的大使館建築相當宏偉，可以從高處眺望博斯普魯斯海峽的天際線，往東望去則是波斯、阿富汗和印度，因此這使館往後也成為德國發動聖戰的基地。
美國大使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多年之後回憶道，旺根海姆大使當初曾向他透露，「德國的最大目標就是煽動穆斯林世界。」摩根索表示，「當時，旺根海姆大使坐在辦公室，抽著一根巨大的黑色德國雪茄，向我坦承德國的策略就是煽動整個穆斯林世界起身對抗基督徒。」但是，旺根海姆也告訴摩根索，德國必須先設法讓當時還保持中立的土耳其加入德方，因為只有身為伊斯蘭哈里發的蘇丹有權發動聖戰。摩根索繼續寫道，因此，「威廉二世是否能成功統治世界，完全取決於旺根海姆的任務表現，」而任務內容就是確保土耳其會加入戰局，成為德國的盟友。此外，摩根索也表示，「旺根海姆相信，如果他成功達成此一任務，他多年來希望能成為德意志財政大臣的心願也就能夠實現。」
對於德國而言，發動聖戰的主要誘因之一是所費人力和金錢成本皆不高。只需要幾位積極的特務，再加上一些友好的親德部族，就能完成通常需要數個步兵兵團才能解決的任務。不過，要取得勝利，必須考慮周全，而德國人恰好非常擅長於制定計畫。在拉攏土耳其之後，德國當局必須找到適合的領導者，並針對特定任務進行訓練。由於齊默爾曼認為旺根海姆一定能成功將土耳其拉入戰局，這項工作也立即展開。雖然當時並沒有很多人知道，但齊默爾曼明白，在一九一四年八月二日，也就是德英雙方開戰的兩天前，旺根海姆與恩維爾帕夏率領的土耳其內閣親德派簽訂了秘密軍事同盟。雖然德國未能讓土耳其承諾加入德方並參戰，但也已經取得相當的進展。（譯按：帕夏［Pasha］是土耳其高官的頭銜，當時另外有兩位帕夏。）
事實上，德國當時並沒有想要催促土耳其加入戰局，因為歐洲的計畫才剛起步，且威廉二世的部下相信自己能迅速取得勝利，除非有任何意外，否則他們不需要土耳其的幫助。土耳其可以等到他們征服歐洲，準備好前進到東方之後再加入。另一方面，恩維爾同樣不希望土耳其必須立刻參戰。他需要三、四個月的時間來動員軍隊，讓人民先做好心理準備，因為土耳其人絕不會對這場戰爭抱有任何好感，他們長期以來都非常害怕俄國人覬覦自己的土地，尤其是君士坦丁堡和博斯普魯斯海峽等地方。況且，在克里米亞戰爭期間，許多英國人和法國人為了土耳其而犧牲，因此土耳其人大多都不討厭英、法兩國。再加上許多與德國人打過交道的土耳其人認為德國人太過專橫跋扈，如果一夕之間風雲變色，肯定會讓他們難以接受。
當時，英國造船廠正在為土耳其海軍製造兩艘軍艦，落成之後將會成為土耳其艦隊之中最為巨大且現代的艦艇，而費用是藉由公開呼籲後集結公眾募資而來。為了土耳其海軍的榮譽，以及為了對抗俄國的黑海艦隊，鄂圖曼帝國各層級的政府官員都接受了減薪。土耳其海軍已經啟程前往英國，準備接回軍艦，而在他們沿著博斯普魯斯海峽航行時，君士坦丁堡也特別將那些日子訂為「海軍週」，以歡迎新艦艇的到來。然而就在此時，英國海軍大臣溫斯頓・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突然宣布，要將兩艘土耳其新艦艇徵收為英國皇家海軍之用。諷刺的是，邱吉爾宣布的當天，德國和土耳其正好簽訂了秘密軍事同盟，雖然倫敦當局尚未發現兩國之間的協定，但這足以證明邱吉爾的決定非常正確。
新聞報導土耳其無法獲得新軍艦時，國內輿論既失望又憤怒。數千名將零用錢捐獻給船艦購買的中小學生上街遊行，抗議英國政府的行徑。雖然土耳其拿回了全部的款項，但隨後英國政府就發現了德國與土耳其的軍事同盟，因此英土兩國之間的關係來到史上最糟糕的狀況。對於恩維爾和親德派內閣而言，土耳其的輿論導向可說是老天給的大好機會，因為此刻土耳其民眾一定會欣然接受與德國之間的秘密條約。隨著國內輿情沸騰，恩維爾與他的親德同夥準備好要打出手上的王牌。
邱吉爾宣布徵用土耳其軍艦的一週後，德國巡洋艦格本號（Goeben）及布雷斯勞號（Breslau）受到英國海軍強力追擊，因此駛進博斯普魯斯海峽尋求庇護。而在後頭追捕的英軍艦隊則停留在土耳其水域之外，向當時仍是中立國的土耳其政府進行抗議。英國海軍要求土耳其依國際法拘留德國的船隻和船員，或是命令他們離開中立水域，自行面對英國皇家海軍。然而，土耳其的回應令英國震驚不已。土耳其宣布政府已經將這兩艘德國巡洋艦買下來，用以替代邱吉爾徵用的兩艘英製軍艦，且這兩艘德國巡洋艦立刻就冠上新的土耳其名字，德國船員也披上土耳其海軍制服、戴上氈帽。
這件事僅僅是個開頭，往後的一連串事件更是讓土耳其無可奈何地被拖進戰爭的泥淖。由於歐洲的計畫不如威廉二世手下原先預測的那麼順利，柏林當局認為是時候祭出東方的計策，但在土耳其內閣之中，還是有位高權重的成員認為土耳其應該要維持中立。旺根海姆和恩維爾已經等不及要將土耳其拉入德方，且當時溫和派的支持度正緩慢上升，因此兩人決定要採取激進的措施，讓溫和派不得不出手。
十月二十七日，戰爭開打後的兩個半月， 格本號和布雷斯勞號已重新命名為賽利姆蘇丹號（Sultan Selim）以及邁德里（Medilli）號，這兩艘巡洋艦帶著密封的命令，與蘇丹麾下其他海軍軍艦一起駛入黑海，他們徑直前往俄國奧德薩港（Odessa），在沒有宣戰的狀況下，開始發動砲擊，包括一艘俄國巡洋艦在內，土耳其的攻擊造成港口許多船隻沉沒、儲油槽起火。砲擊鄰近的俄國港口之後，蘇丹雇用的德國海軍將領就指揮軍艦回到位於博斯普魯斯海峽的土耳其基地。土耳其內閣溫和派非常震驚，海軍竟以他們的名義進行攻擊，其中四名立刻辭去了職務，而一手策劃整起行動的恩維爾則聲稱是俄國先行開火，但沒有任何人相信。雖然各方都要求恩維爾向俄國道歉，但一切都已經太遲了。俄國旋即向土耳其宣戰，並驅逐駐俄大使。此外，由於溫和派辭去內閣職務，親德派系從此完全掌控了土耳其的命運，恩維爾也毫無疑問成了國家的獨裁統治者。
十月三十日，英國和法國大使請求先行回國，並建議國民儘速離開土耳其，因為與土耳其交戰只是時間早晚問題。兩天後，英法駐土耳其大使將無法帶走的機密資料銷毀，搭上沿線只會經過中立國的火車離開君士坦丁堡，返回各自的母國。東方快車的終點站錫爾凱吉（Sirkeci）火車站陷入混亂，外國僑民都想儘快離開土耳其，因為據傳異教徒將會遭到大屠殺。當時，美國的摩根索大使協助英法兩國的撤僑工作，他還到車站送別兩國大使。後來，他寫道，「車站人滿為患，瀰漫既激動又恐懼的情緒。全副武裝的警察在那裡推著人潮向後，車站擠滿士兵、憲兵、外交官和土耳其官員，以及他們的行李，場面非常混亂。」人們心情暴躁，到處都有被打飛的帽子、撕破的衣服。摩根索大使還看到英國大使路易斯・馬勒爵士（Louis Mallet）「與一位多管閒事的土耳其人吵了起來，不過很快就吵贏了」，也看見法國大使「用力地搖晃一名土耳其警察」。
不是所有土耳其人都樂見於外國大使離去。許多人並不像恩維爾一樣盲目地崇尚德國，反而對未來感到不安，當中包括土耳其的大維齊爾，他一直以來都強烈反對土耳其參戰，更是不願加入德方。路易斯・馬勒爵士在前往車站、離開土耳其之前，還前往大維齊爾俯瞰金角灣（Golden Horn）的辦公室辭行。雖然大維齊爾名義上是整個國家權力最大、只需服從於蘇丹的宰相，但他和蘇丹如今都只是傀儡，恩維爾留下他們只是為了讓政權能夠體面一些。在最後，大維齊爾毫無保留地流著淚，懇求馬勒不要拋棄他和反對恩維爾的人們。絕望之中，他啜泣著用法語說：「不要走！」但局面已經無可挽回，四天之後，英國就對鄂圖曼帝國宣戰了。（未完）
第十八章 長刀之夜
雖然英國人成功地將沙皇的子民，從希瓦的奴役之中解救了出來，但他們在解救被布哈拉埃米爾囚禁的英國同胞時，卻表現得一敗塗地。他們為了說服納斯魯拉（Nasrullah）埃米爾釋放查爾斯・史多達特，做了不少努力（更不用說，俄羅斯人、突厥人，以及希瓦、浩罕汗國的統治者，也都為此出過力），但截至當時為止都沒有任何成果。這位可憐的英國軍官，此時已經在被關在那裡將近兩年了。他每天的命運，似乎都取決於納斯魯拉多變的心情，以及他當下對於英國在亞洲勢力的估算。因此，當他得知喀布爾降服於英國的消息之後，史多達特上校的待遇便突然獲得了改善。在那之前，他都被關在一座約六公尺深的地牢底部（當地人都稱那座地窖為「黑洞」），而且還得和另外三名罪犯，以及各種蟲鼠、和其他令人不悅的生物，一起待在同個空間裡；進出那座地牢的途徑，只有一條繩索。
現在的他終於離開了地牢，改為在埃米爾的警備首長的家中接受軟禁。然而這並不代表他的厄運就此結束了，因為埃米爾並沒有表現出要讓他離開布哈拉的樣子。關於他究竟為何會被埃米爾囚禁的這個問題，我們並沒有明確的答案，但有幾個可能的解釋。在這樣一個詭譎多變的地區裡，早在史多達特抵達布哈拉之前，關於他的傳言，早就無可避免地已在當地流傳開來了；那個傳言指出，他根本就不是什麼特使，而是一個英國間諜，被派來為英國人對布哈拉的進攻計劃先行鋪路。如果真是如此的話，那麼他看到的東西已經太多，因此不能讓他活著回去了。然而他之所以會引起納斯魯拉不悅，其實還有另一個原因。史多達特於一八三八年十二月十七日一抵達布哈拉之後，便犯了一個極度不妥的錯誤：他當時身穿全副軍裝，便騎著馬前去埃米爾的王宮呈交國書，而不是依照布哈拉的習俗，恭敬地下馬行走，這點讓當地的百姓都非常吃驚。
不巧的是，納斯魯拉當時正好也要返回宮中，因而在城裡主廣場的另一邊看見了上校和他的隨從。當時的史多達特，則依循英軍的慣例，在馬背上對納斯魯拉行了個禮。根據某個文獻的說法，納斯魯拉「對著他凝視了一段時間之後，便一言不發地走掉了」。此外，史多達特在初次覲見埃米爾時，又產生了一些誤會，因此很快便被丟入了鼠滿為患的地牢裡。
有些人認為，會發生這些事情，責任其實在史多達特自己身上；有些人還指控他太過傲慢、不夠敏銳。但即便真是如此，納斯魯拉對待他的方式也不太合理。史多達特和本恩斯、璞鼎查、波廷格以及羅林森不同，並沒有學過東方外交的那些奉承方式。一如他的一位同儕軍官所說的，「史多達特就是一名軍人，一個非常勇敢、意志堅定的男人。如果要攻城或守城，沒有人比他更適合。然而如果是外交任務，他就沒那麼適合了。」的確，他之所以會遭遇到這樣的命運，大部分責任，都要歸咎於那些挑選他進行這項棘手任務的人，尤其是駐德黑蘭的約翰・麥克尼爾爵士──麥克尼爾自己也曾經參與過這場大競賽，對東方人的規矩禮數暸若指掌。
儘管史多達特已經不用再被關在埃米爾那個恐怖的「黑洞」裡，被軟禁的待遇也相對舒適一些，但他並沒有理由感到樂觀。他知道，他能否獲准離開布哈拉，唯一的希望，就寄託於英國人從喀布爾派出的解救隊。我們之所以知道這點，是因為他曾托人將他寫給家人的字條偷偷帶出，而那些字條，最後也神奇地抵達了英國。他在其中一張字條中寫道：「除非我們的軍隊前來布哈拉，否則我可能永遠不會被釋放。」然而幾個月過去之後，依然沒有援兵前來的跡象，他一定經常感到非常絕望。不過事實上，他也只有退讓過一次而已。那是當他還被關在地牢裡的時候，有次行刑官沿著繩索爬下地牢，告訴他埃米爾已經下令，除非他皈依伊斯蘭，否則便要就地將他斬首。史多達特同意了，也因而保住了一條小命，不過當他離開地牢、前往警備首長的家中接受軟禁時，卻堅稱他的皈依行為是無效的，因為他是在極端的脅迫之下做出皈依行為的。
埃米爾曾不只一次表現出希望和英國人和解、一起對抗俄羅斯人的跡象，甚至還曾和駐在喀布爾的麥克諾滕通過書信討論此事，因而讓史多達特重新燃起了希望。然而當他聽到俄羅斯人在出征希瓦的路上所遭遇到的挫敗時，他又失去了希望。他抱怨，英國人的聲明似乎沒有任何意義，最後他們什麼也沒有做。此外，當外界開始發現，英國人並沒有打算派人前去布哈拉解救史多達特之後，這位上校的命運便再次惡化了。他再次被關進了牢裡，儘管這次不是那個可怕的地牢。雖然他的健康情形不斷惡化，但他在偶爾寫給家人的信件裡，仍然會表現出勇敢堅毅的樣子。他認為，納斯魯拉最後應該會逐漸意識到，英國人才能為他們提供對抗俄國人的最佳防護，而俄國人也遲早會把注意力轉到布哈拉。史多達特主張，屆時他可以和布哈拉進行協商，甚至說服埃米爾釋放奴隸，就像他聽說莎士比爾在希瓦的事蹟那樣。
倫敦和加爾各答的官員，當時則都在絞盡腦汁，思考該如何將他們的使節，從兇殘的埃米爾手中救出來。起初，麥克諾滕傾向從喀布爾派出一支軍隊，前去給布哈拉一記教訓，但總督奧克蘭勳爵卻反對讓英軍進一步入侵中亞地區。此外，阿富汗人對英國人、以及對他們扶植的魁儡統治者的敵意，此時也都在持續上升，因此麥克諾滕需要把他手上的所有軍力，拿來對付阿富汗可能出現的動亂。倫敦的內閣成員，也不太想要在亞洲另起戰事，因為他們在亞洲和其他地方，已經有夠多戰事要忙了。英國除了在阿富汗有不少負擔之外，在中國的第一次鴉片戰爭也已經打到了第二年，就連在自家附近，他們和法國、美國的關係，也都正在嚴重惡化。一個官階不算太高的英國軍官，在中亞一個偏遠城鎮裡所遭受到的苦難，在巴麥尊的優先事項清單裡，並不會排得太前面，但他們依然會持續透過外交手段，試圖藉由土耳其人和其他人的幫助讓布哈拉釋放史多達特，只不過最後都沒有成功。
史多達特的朋友們抗議道，英國政府已經無情地拋棄了他，任由他被一位邪惡暴君反覆無常地對待。他被迫皈依伊斯蘭教、放棄基督徒身分的消息，也讓他們變得更加憤慨。然而他們要求政府付諸行動的呼聲，卻沒有獲得太多注意；當一八四一年的冬季降臨時（那也是史多達特被納斯魯拉監禁的第三個冬季），他的前景看起來確實不太樂觀。然而那年十一月發生的一些事情，卻又再次讓他燃起了希望：曾經參與這場大競賽的英國軍官亞瑟・柯諾里上尉，騎著馬進入了布哈拉，準備進行這場由他一人扛起的解救任務。
柯諾里當時因為一些政府的官方事務，正在中亞四處旅行。他一直以來都夢想著，有朝一日要將希瓦、布哈拉、浩罕這三個彼此不合的圖厥斯坦汗國團結在一起，讓他們盡釋前嫌，並接受英國人的保護。他相信，這種安排不只能將基督教文明帶入這個野蠻的地區，還能讓該地區，和親英國的阿富汗一起成為北印度的屏障，以避免俄國人的入侵。如果能完全廢除突厥斯坦全境的奴隸制度，也能消除聖彼得堡介入該地區的藉口。從表面上看來，這似乎是個很吸引人的想法，而支持柯諾里的人也不在少數——尤其在倫敦，根本就很少有人真正了解中亞地區的政治。東印度公司監管部的成員，則對於他開放蒸汽船在奧克蘇斯河上航行的構想特別感興趣，因為如此一來，當地人便不只能接受基督教帶來的好處，也能在市集裡買到英國商品了。
然而，也有些人強烈反對柯諾里的這個偉大計劃；其中一位，便是亞歷山大・本恩斯爵士。從他自己和那些亞洲統治者交手的經驗來看，他不認為柯諾里能在這三個彼此不合的鄰國之間，促成任何形式的同盟關係。本恩斯問道，就算他真的成功了，「難道英國就要在距離自己國界好幾千公里遠的地方，為野蠻的遊牧民族提供保護嗎？」本恩斯堅稱，只有透過倫敦對聖彼得堡強力施壓，才能遏止俄羅斯在中亞的行動；光是透過幾個反覆無常、變化莫測的汗國之間脆弱的同盟關係，是不可能達到這個目的的。雖然本恩斯也是前進政策的支持者，但他其實不如許多人所想像的那樣鷹派，而且他也認為，光是英國出現在阿富汗這件事，就已經足夠「前進」了。
柯諾里並不是這麼容易就能被制止的人。他運用自己強大的說服力，漸漸地克服了所有的反對聲音。起初，總督奧克蘭勳爵對於讓他出發還有些遲疑，因為他認為，俄國人在前往希瓦路上遇到的挫敗，已經消除了俄羅斯人對該地區的立即威脅。循此他認為，對該地區進行不必要的涉入、或毫無必要地激起聖彼得堡做出報復性行動，都是沒有意義的。然而在來自倫敦、以及來自喀布爾的麥克諾滕的強大壓力之下，他最後還是同意了這場行動，但提出了一個重要的附帶條件。柯諾里必須要求這三個汗王，解決他們長久以來的分歧，並團結起來對抗俄羅斯人。他還得試著說服他們盡快廢除奴隸制度、引進其他人道主義的改革措施，藉此消除俄羅斯對他們發動進攻的一切藉口。但他絕不能答應他們英國人會提供保護，也不能承諾他們英國人會協助抵抗俄羅斯人。
他在一八四〇年的九月三日離開喀布爾，啟程前往希瓦；雖然他的任務內容已經大幅縮減，但他依然希望能夠改變中亞歷史的未來走向。他原本將會由亨利・羅林森陪同出發，但羅林森卻在最後一刻，因為阿富汗的其他地方有事需要他，因而未能陪同柯諾里前去；事後回看，羅林森可以說因此逃過了一劫。柯諾里前往希瓦的旅程一路平順，而且也受到了汗王的悉心接待，因為自從亞伯特和莎士比爾前來拜訪之後，他對英國人便非常尊敬。然而柯諾里提出的偉大計畫──一個自願聯合起來的中亞聯邦，以及全面性的社會改革，他卻不怎麼感興趣。汗王顯然不希望看到什麼聯盟，不論是和布哈拉或浩罕都一樣。此外，他似乎不再像之前那樣，害怕俄羅斯人會再次派出軍隊入侵他的汗國，因為他已經解放境內的奴隸了。失望的柯諾里，於是繼續前往浩罕，並在那裡受到了同樣熱心的接待。然而他依然未能引起浩罕汗王對於和鄰國結盟的興趣。不過這也難怪：當時的浩罕汗王，確實正準備要對布哈拉的埃米爾發動一場戰爭。
一如本恩斯和其他人所警告的，截至當時，柯諾里除了收集到關於中亞最新政治局勢的情報之外，並沒有取得任何。於是他只剩下一件事，能證明他這趟任務是有意義的，那便是讓不幸的史多達特獲得釋放。柯諾里待在浩罕的兩個月裡，勉強聯繫上了史多達特；當時的史多達特，正處於相對自由的狀態。史多達特設法讓柯諾里得知，埃米爾並不反對他拜訪布哈拉。他在給柯諾里的訊息裡還提到：「埃米爾最近對我愈來愈好了。我相信你在這裡也會獲得善待的。」這句話決定了柯諾里的命運。史多達特並不知道，他其實遭到了納斯魯拉的利用──其實納斯魯拉正在引誘他的同袍步入陷阱。因為埃米爾派出的間諜，當時一直都在跟蹤柯諾里；他相信，英國人當時正在和他的敵人們，也就是希瓦和浩罕的汗王進行串通，密謀推翻他的統治。
一八四一年十月，儘管希瓦和浩罕的汗王都警告他不要靠近布哈拉，但柯諾里依然啟程前往了這座神聖的城鎮，那裡位在浩罕西南方大約六百多公里的位置。他相信，他能將自己強大的說服力運用在埃米爾身上，讓史多達特重獲自由。這是場有勇無謀的冒險行動，但柯諾里和大多數參與過大競賽的人一樣，最不缺的就是膽量和勇氣。還有另一個不可忽略的因素，可能也影響了他的判斷，導致他甘冒如此之大的風險。就在他踏上這趟旅程的幾個月之前，柯諾里才剛被一位他希望能迎娶為妻的女性拒絕了。他當時因為這件事而受傷頗深，也可能就是因為這樣，才會不太在乎自己能否平安歸來。但不論事實為何，他在途經了塔什干之後（因為害怕被埃米爾和鄰國即將爆發的戰爭困住），於十一月十日進入了布哈拉。
歷經長期困苦、瘦得可憐的史多達特，一看見柯諾里便欣喜若狂。起初，埃米爾還禮貌地接待了初來乍到的柯諾里，但他的心情很快便出現了變化。由於他曾在幾個月之前，寄了封措辭友善的信給維多利亞女王，卻沒有獲得任何回應，因此他的態度變化，顯然也與此有關。他對於這個小失誤的理解是，如果那不是英國人刻意為之的怠慢（這也害他在宮中官員面前臉上無光），就是史多達特和柯諾里兩人只是假冒成女王的代表，但其實根本就是間諜的證據。後來巴麥尊（埃米爾當然沒聽過這號人物）終於寄來了一封信，告知埃米爾要給女王的信，已經被轉交給加爾各答提請注意了，但這依然沒有讓他的心情好轉。由於納斯魯拉堅信他的王國和英國一樣強大，因此對他來說，這種怠慢行為看起來就是英國人刻意為之的。如果史多達特和柯諾里知道，英方很快就會再寄出第二封信的話（這次是來自印度總督的信），他們或許就會更加感覺自己被長官背叛、遺棄了──因為在第二封信裡，不知道出於什麼原因，並沒有將他們兩人稱為英國使節，而是把他們稱為「個人旅行者」，並要求埃米爾立刻釋放他們。然而等這封信終於送到納斯魯拉手上時，也早就為時已晚、無法再為史多達特和柯諾里進一步造成傷害了。最後決定他們命運的，其實是從喀布爾傳到布哈拉的消息：英國人在阿富汗出事了。（未完）
《帝國的密令》
第四章 德皇威廉二世的聖戰
德國國內有許多人相當熱衷於威廉二世的偉大計劃，非常支持德皇煽動東方各部落及民族，共同對抗德國的敵人。在這些鷹派人士之中，最積極的當屬著名的東方學者馬克斯・馮・歐本海默，且當初就是他先提出了這個構想。數年以前，戰爭尚未開打之時，歐本海默在開羅透過外交工作掩護，替外交部的長官準備了一份秘密備忘錄，裡頭寫著德國軍隊或許能在戰時操控伊斯蘭武裝分子，並會帶來「莫大的效果」。有證據顯示這的確激發了威廉二世的靈感。毫無疑問的是，戰爭爆發時，柏林當局也找來了歐本海默，要他準備一個周全的計畫，說明如何對協約國發動恐怖行動，尤其是針對英國。
另一位支持德國將聖戰納入核心策略之中的倡議者則是赫爾穆特・馮・毛奇將軍，他是當時德國的參謀總長。他的伯父是曾擔任普魯士陸軍參謀長達三十年之久的老毛奇，名聲顯赫的老毛奇早在七十年還只是個上尉時就已經注意到，德國能在東方找到無限的機會。（譯按：老毛奇［Moltke the Younger］與小毛奇［Moltke the Younger］的名字很像，但全名不同，前者是Helmuth Karl Bernhard Graf von Moltke，後者則為Helmuth Johann Ludwig von Moltke，兩者相差四十八歲。）現在，毛奇將軍聲稱，德國可以利用「伊斯蘭狂熱主義」，在印度和高加索地區煽動暴力起義，以此打擊英國和俄國。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也替毛奇的主張背書，這位著名的探險家非常討厭英國和俄國，因此將自己對於東方的了解和在當地的經驗全部傳授給德國，任憑威廉二世自由運用。
德國另一位全心支持威廉二世野心的重要人物則是普魯士鋼鐵大亨奥古斯特・蒂森（August Thyssen），他非常渴望能看見印度和其出產的珍貴原物料脫離英國掌控。在戰爭剛開打時，蒂森發表了一份內容相當挑釁的備忘錄，說明由於德國的工業對自然資源有極大需求，因此德國必須永久併吞自然資源豐富的區域，包括盛產礦產和石油的高加索地區，且他主張德國可以穿越溫順的波斯，對印度發出「致命的一擊」。柏林大學土耳其歷史教授恩斯特・耶克（Ernst Jäckh）也是德國聖戰的擁護者之一。他是狂熱的擴張主義者，非常享受威廉二世對他的信任，不停鼓吹皇帝進行偉大的冒險，並保證東方的民族已經準備好要響應。
雖然有些軍隊高層對於耶克所言抱持懷疑的態度，但身為威廉二世親信的外交部卻是全力支持聖戰的策劃。先前提及的歐本海默和耶克為聖戰計畫的顧問，而主要負責人則是年輕時曾被派往東方擔任外交官的外交副大臣阿圖爾・齊默爾曼（Arthur Zimmermann），因此聖戰計畫也被稱為「齊默爾曼計畫」。（開戰兩年半之後，他升任為外交大臣。）德國駐君士坦丁堡大使康拉德・馮・旺根海姆也是聖戰計畫的要員，他的大使館建築相當宏偉，可以從高處眺望博斯普魯斯海峽的天際線，往東望去則是波斯、阿富汗和印度，因此這使館往後也成為德國發動聖戰的基地。
美國大使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多年之後回憶道，旺根海姆大使當初曾向他透露，「德國的最大目標就是煽動穆斯林世界。」摩根索表示，「當時，旺根海姆大使坐在辦公室，抽著一根巨大的黑色德國雪茄，向我坦承德國的策略就是煽動整個穆斯林世界起身對抗基督徒。」但是，旺根海姆也告訴摩根索，德國必須先設法讓當時還保持中立的土耳其加入德方，因為只有身為伊斯蘭哈里發的蘇丹有權發動聖戰。摩根索繼續寫道，因此，「威廉二世是否能成功統治世界，完全取決於旺根海姆的任務表現，」而任務內容就是確保土耳其會加入戰局，成為德國的盟友。此外，摩根索也表示，「旺根海姆相信，如果他成功達成此一任務，他多年來希望能成為德意志財政大臣的心願也就能夠實現。」
對於德國而言，發動聖戰的主要誘因之一是所費人力和金錢成本皆不高。只需要幾位積極的特務，再加上一些友好的親德部族，就能完成通常需要數個步兵兵團才能解決的任務。不過，要取得勝利，必須考慮周全，而德國人恰好非常擅長於制定計畫。在拉攏土耳其之後，德國當局必須找到適合的領導者，並針對特定任務進行訓練。由於齊默爾曼認為旺根海姆一定能成功將土耳其拉入戰局，這項工作也立即展開。雖然當時並沒有很多人知道，但齊默爾曼明白，在一九一四年八月二日，也就是德英雙方開戰的兩天前，旺根海姆與恩維爾帕夏率領的土耳其內閣親德派簽訂了秘密軍事同盟。雖然德國未能讓土耳其承諾加入德方並參戰，但也已經取得相當的進展。（譯按：帕夏［Pasha］是土耳其高官的頭銜，當時另外有兩位帕夏。）
事實上，德國當時並沒有想要催促土耳其加入戰局，因為歐洲的計畫才剛起步，且威廉二世的部下相信自己能迅速取得勝利，除非有任何意外，否則他們不需要土耳其的幫助。土耳其可以等到他們征服歐洲，準備好前進到東方之後再加入。另一方面，恩維爾同樣不希望土耳其必須立刻參戰。他需要三、四個月的時間來動員軍隊，讓人民先做好心理準備，因為土耳其人絕不會對這場戰爭抱有任何好感，他們長期以來都非常害怕俄國人覬覦自己的土地，尤其是君士坦丁堡和博斯普魯斯海峽等地方。況且，在克里米亞戰爭期間，許多英國人和法國人為了土耳其而犧牲，因此土耳其人大多都不討厭英、法兩國。再加上許多與德國人打過交道的土耳其人認為德國人太過專橫跋扈，如果一夕之間風雲變色，肯定會讓他們難以接受。
當時，英國造船廠正在為土耳其海軍製造兩艘軍艦，落成之後將會成為土耳其艦隊之中最為巨大且現代的艦艇，而費用是藉由公開呼籲後集結公眾募資而來。為了土耳其海軍的榮譽，以及為了對抗俄國的黑海艦隊，鄂圖曼帝國各層級的政府官員都接受了減薪。土耳其海軍已經啟程前往英國，準備接回軍艦，而在他們沿著博斯普魯斯海峽航行時，君士坦丁堡也特別將那些日子訂為「海軍週」，以歡迎新艦艇的到來。然而就在此時，英國海軍大臣溫斯頓・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突然宣布，要將兩艘土耳其新艦艇徵收為英國皇家海軍之用。諷刺的是，邱吉爾宣布的當天，德國和土耳其正好簽訂了秘密軍事同盟，雖然倫敦當局尚未發現兩國之間的協定，但這足以證明邱吉爾的決定非常正確。
新聞報導土耳其無法獲得新軍艦時，國內輿論既失望又憤怒。數千名將零用錢捐獻給船艦購買的中小學生上街遊行，抗議英國政府的行徑。雖然土耳其拿回了全部的款項，但隨後英國政府就發現了德國與土耳其的軍事同盟，因此英土兩國之間的關係來到史上最糟糕的狀況。對於恩維爾和親德派內閣而言，土耳其的輿論導向可說是老天給的大好機會，因為此刻土耳其民眾一定會欣然接受與德國之間的秘密條約。隨著國內輿情沸騰，恩維爾與他的親德同夥準備好要打出手上的王牌。
邱吉爾宣布徵用土耳其軍艦的一週後，德國巡洋艦格本號（Goeben）及布雷斯勞號（Breslau）受到英國海軍強力追擊，因此駛進博斯普魯斯海峽尋求庇護。而在後頭追捕的英軍艦隊則停留在土耳其水域之外，向當時仍是中立國的土耳其政府進行抗議。英國海軍要求土耳其依國際法拘留德國的船隻和船員，或是命令他們離開中立水域，自行面對英國皇家海軍。然而，土耳其的回應令英國震驚不已。土耳其宣布政府已經將這兩艘德國巡洋艦買下來，用以替代邱吉爾徵用的兩艘英製軍艦，且這兩艘德國巡洋艦立刻就冠上新的土耳其名字，德國船員也披上土耳其海軍制服、戴上氈帽。
這件事僅僅是個開頭，往後的一連串事件更是讓土耳其無可奈何地被拖進戰爭的泥淖。由於歐洲的計畫不如威廉二世手下原先預測的那麼順利，柏林當局認為是時候祭出東方的計策，但在土耳其內閣之中，還是有位高權重的成員認為土耳其應該要維持中立。旺根海姆和恩維爾已經等不及要將土耳其拉入德方，且當時溫和派的支持度正緩慢上升，因此兩人決定要採取激進的措施，讓溫和派不得不出手。
十月二十七日，戰爭開打後的兩個半月， 格本號和布雷斯勞號已重新命名為賽利姆蘇丹號（Sultan Selim）以及邁德里（Medilli）號，這兩艘巡洋艦帶著密封的命令，與蘇丹麾下其他海軍軍艦一起駛入黑海，他們徑直前往俄國奧德薩港（Odessa），在沒有宣戰的狀況下，開始發動砲擊，包括一艘俄國巡洋艦在內，土耳其的攻擊造成港口許多船隻沉沒、儲油槽起火。砲擊鄰近的俄國港口之後，蘇丹雇用的德國海軍將領就指揮軍艦回到位於博斯普魯斯海峽的土耳其基地。土耳其內閣溫和派非常震驚，海軍竟以他們的名義進行攻擊，其中四名立刻辭去了職務，而一手策劃整起行動的恩維爾則聲稱是俄國先行開火，但沒有任何人相信。雖然各方都要求恩維爾向俄國道歉，但一切都已經太遲了。俄國旋即向土耳其宣戰，並驅逐駐俄大使。此外，由於溫和派辭去內閣職務，親德派系從此完全掌控了土耳其的命運，恩維爾也毫無疑問成了國家的獨裁統治者。
十月三十日，英國和法國大使請求先行回國，並建議國民儘速離開土耳其，因為與土耳其交戰只是時間早晚問題。兩天後，英法駐土耳其大使將無法帶走的機密資料銷毀，搭上沿線只會經過中立國的火車離開君士坦丁堡，返回各自的母國。東方快車的終點站錫爾凱吉（Sirkeci）火車站陷入混亂，外國僑民都想儘快離開土耳其，因為據傳異教徒將會遭到大屠殺。當時，美國的摩根索大使協助英法兩國的撤僑工作，他還到車站送別兩國大使。後來，他寫道，「車站人滿為患，瀰漫既激動又恐懼的情緒。全副武裝的警察在那裡推著人潮向後，車站擠滿士兵、憲兵、外交官和土耳其官員，以及他們的行李，場面非常混亂。」人們心情暴躁，到處都有被打飛的帽子、撕破的衣服。摩根索大使還看到英國大使路易斯・馬勒爵士（Louis Mallet）「與一位多管閒事的土耳其人吵了起來，不過很快就吵贏了」，也看見法國大使「用力地搖晃一名土耳其警察」。
不是所有土耳其人都樂見於外國大使離去。許多人並不像恩維爾一樣盲目地崇尚德國，反而對未來感到不安，當中包括土耳其的大維齊爾，他一直以來都強烈反對土耳其參戰，更是不願加入德方。路易斯・馬勒爵士在前往車站、離開土耳其之前，還前往大維齊爾俯瞰金角灣（Golden Horn）的辦公室辭行。雖然大維齊爾名義上是整個國家權力最大、只需服從於蘇丹的宰相，但他和蘇丹如今都只是傀儡，恩維爾留下他們只是為了讓政權能夠體面一些。在最後，大維齊爾毫無保留地流著淚，懇求馬勒不要拋棄他和反對恩維爾的人們。絕望之中，他啜泣著用法語說：「不要走！」但局面已經無可挽回，四天之後，英國就對鄂圖曼帝國宣戰了。（未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