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扛起「白種人的負擔」
老羅斯福的性格
老羅斯福勇敢、聰明、遊歷豐富，又有過目不忘的記憶力。他對他父親沒有參加美國內戰感到羞恥，但又認為父親是「我認識最好的人」，永遠「想得到父親死後的讚賞」。自從青少年時在潟湖射殺一隻鶴之後，他就愛上大量屠殺鳥類。他在哈佛讀書時曾想當自然科學家，動物學拿了九十七分，還得到拉丁榮譽學位，但他愛好戶外勝過顯微鏡。老羅斯福有氣喘病，所以他急於在體能上證明自己，熱中拳擊、划船、騎馬、健行、滑雪、露營和帆船。他不菸不賭，很少喝酒，對性似乎也沒多大興趣。他當過美國公務員委員會主席、紐約市警察局長、海軍部次長，在美西戰爭時擔任莽騎兵上校表現亮眼，任紐約州州長時又以打擊貪腐著稱，很早就享有盛名，再加上佐克茲在一九○一年那致命的一槍，讓他在四十二歲就成為史上最年輕的美國總統。他那無窮精力是他魅力的一部分，不但曾在白宮翻越椅子，還曾硬拖著一位大使陪他在冰雹天打網球。一九○七年元旦那天，他在白宮接待室連續和八千五百一十三個人握手。博物學家巴勒斯（John Burroughs）說，當老羅斯福走進房間，「就好像一陣強風把門吹開。」
上任不到幾個月，老羅斯福就對國會和全國人民提出一項艱巨的挑戰。他說：「美國人民必須打造和維持一支適當的海軍。不然就得永遠在政治和商業等國際事務上當二等的國家。」老羅斯福是影響力巨大但沒沒無聞的海軍軍官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著有《海權論》）最早的支持者和朋友，他比過去的總統都要了解國際海權政治。他擴張美國海軍一舉預示了美國將躍上全球舞台，讓世界政治成為所謂「美國人的世紀」。
甘迺迪（John Kennedy）很不解為什麼美國人對老羅斯福的評價這麼高，畢竟他沒有領導國家打過任何戰爭（但這種評價也適用甘迺迪本人）。老羅斯福在白宮不同於任何一位承平時期的總統，馬克．吐溫認為他是「美國史上最受歡迎的人物」，因為他「真誠激昂且樂觀進取」。但老羅斯福確實成就非凡，例如他因為促成《普茲茅斯條約》（Treaty of Portsmouth），結束了一九○五年的日俄戰爭，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也著手興建連接美洲東西兩片大洋的巴拿馬運河，讓美國軍艦不用再花九十天繞過荷恩角（Cape Horn）。
拉丁美洲一直譴責老羅斯福把巴拿馬從哥倫比亞獨立出來好興建運河，但其實巴拿馬已在五十年內造反了五十次，可說是創下國際關係的紀錄，一九○三年十一月是巴拿馬的第五十次造反，成為了獨立的國家。老羅斯福只是把「納許維爾號」（Nashville）戰艦派往科隆，不讓哥倫比亞軍隊利用美國經營的鐵路，而這是國際法允許的。整個巴拿馬政變只是因為「一名中國人的屁股」在巴拿馬市被流彈打到。加州參議員早川一會曾說巴拿馬運河是「我們光明正大偷來的」，但美國確實也付出很大的代價。一九一四年開鑿的巴拿馬運河是英語民族在二十世紀最大的民間工程，只是主要勞動力都來自英屬西印度群島，死亡率非常高。
在外交政策上，老羅斯福強烈支持門羅主義，尤其是在一九○二年反對德國染指委內瑞拉。雖然美國海軍戰爭學院（US Naval War College）舉辦的「藍軍」（美國）對抗「黑軍」（德國）的兵棋推演中，每次都是黑軍獲勝，但老羅斯福逼迫海軍加速武裝，當他在一九○九年卸任時，美國已成為世界強國。一位歷史學家敏銳地觀察道：「以流血和喪命的數量來說，美國崛起為強國的過程確實成本極低。」
老羅斯福的擴張主義也不是獨斷獨行。「在經過短暫軍政府統治，把這個島從濫權統治、不衛生、赤貧的西班牙殖民地變成健康、可以自我管理的新國家之後」，他在一九○二年五月讓古巴獨立。8他介入中美洲多數是不得已和被當地政府拜託的，正如他談到多明尼加共和國危機時說：「我就像已經吃飽的蠎蛇，實在沒胃口再去吞豪豬。」美國在整個二十世紀積極捍衛門羅主義，沒有讓中美洲成為強國的戰場，值得稱頌。
巴拿馬運河讓美國得以常態性的介入西印度群島和拉丁美洲的政治，維持穩定和保護財產權。正是在老羅斯福任內，加勒比海逐漸成為美國的內海。一九○四年十二月，老羅斯福發表「門羅主義推論」，保留美國介入西半球國家的「惡行與無能」的權利。他依此在一九○三年否認哥倫比亞對巴拿馬的統治權。按照「門羅主義推論」，美國光是在二十世紀的前二十五年，就在一九○六年介入古巴、一九○九年和一九一二年介入尼加拉瓜、一九一四年介入墨西哥、一九一五年介入海地、一九一六年介入多明尼加共和國、一九二○年介入瓜地馬拉、一九二四年介入宏都拉斯、一九二五年介入巴拿馬。這些有限度的介入通常是為了特定目的，例如推翻腐敗、不受歡迎或不民主的政權，且時間都不長，只有在海地持續了十九年。但自由派的學者對此極盡嘲諷，牛津聖約翰學院（St John’s College）的一名學者最近就寫道：「白人在拉丁美洲的負擔真是沉重。」但美國願意在其後院積極扮演警察角色，確實讓不少國家免於革命、內戰、剝削、流血和破產。
老羅斯福是貪婪的閱讀者。他在擔任總統兩年時被問到在白宮讀了哪些書，他竟列出一百一十四本，包括修昔底德、亞里斯多德、吉朋、托爾斯泰、斯考特、馬克．吐溫、莫里哀（都是原著）。他上任總統第一件事就是邀請一位黑人布克．華盛頓（Booker T. Washington）到白宮共進晚餐，但僅只一次，而這也是他對黑人解放運動的興趣極限。當時在南方，每年都有一百件私刑處死黑人的事件。
老羅斯福發起古怪的「簡化拼寫」運動，把u從美式拼寫中去掉，例如honour和colour變成honor和color，但他並不喜歡人家把他的名字拼寫成Rozevelt。老羅斯福也擅長創作名言錦句，例如他以西非諺語「說話輕柔但手拿大棒」形容他的南美洲政策；他用「巨富的壞蛋」來形容哈里曼等「強盜大亨」，用嚴厲的反托拉斯法案來對付摩根的北方證券信託。他樂觀地認為在資本、勞工和消費者三者之間可以達成「公平交易」。他還頗為抒情地用「嫉妒和傲慢是同一塊黑水晶的正反兩面」來描述這三者的衝突。
老羅斯福的進步共和主義在當時普遍貧窮的年代相當重要，尤其是在中西部農村。據統計：「在南方黑人區，每十個家庭就有七個生活在貧窮線以下，還有上千個過度擁擠的城鎮，移民人口快速成長但收入極低。」要讓這些物質匱乏的美國人能有社會秩序，一個致力於進步改革的總統就相當重要。
美國的總體財富巨大，但貧窮人口眾多，兩者的對比貫穿了一九○○年以來的美國史。這也許是美國經濟成功的動力之一，因為在美國社會，落於人後的代價很高，所以會激勵人們勤奮工作。而由於出了兩位羅斯福總統，這種代價才沒有高到讓美國人想去嘗試別種制度，因為別種制度只會更糟，會傷害美國作為資本主義引擎的世界地位。確實，在整個二十到二十一世紀，英美式的資本主義、自由企業、自由貿易和自由放任的經濟要比任何制度更加繁榮。
老羅斯福也是環保運動的先驅。他保留了國家公園禁止開發，也支持《肉品檢驗法案》和《純淨食品和藥品法案》。他完全有資格被刻在拉什莫爾山（Mount Rushmore），而他在一九○八年拒絕第三次競選連任既是美國的不幸，也是他自己的不幸。更不幸的是他在一九一二年再度出馬參選，因為他不滿自己指定的總統接班人塔夫脫（William Howard Taft）。老羅斯福代表「公鹿黨」參選造成共和黨選票分裂，當選的是三位候選人中最不起眼的威爾遜（Woodrow Wilson）。
第十三章 我是美國公民
解構主義的危險
在一九六○年代晚期，由於後現代主義哲學理論的推波助瀾，西方知識分子相信有某種「更偉大的真實」比簡單的真實更重要。儘管反證的事實比比皆是，但他們還是一心服膺這種理論。一九六七年，出生於阿爾及利亞的法國知識分子德希達（Jacques Derrida）出版了《書寫與差異》（Writing and Difference）及《論文法學》（Of Grammatology），提出了這個思潮的主要概念。作為「解構主義」和「後結構主義」之父，德希達開創了一九六○年代晚期的批判分析思潮，對西方哲學、人類學、文學、語言學和建築造成極惡劣的影響。
德希達主張語言有多重層次，有多重詮釋方式，所以話語並不是直接的溝通形式，文本的作者並不必然壟斷文本的意義。解構主義主張要把文字從語言結構中「解放」出來，文本的任何隻字片語都可以有無限多種詮檡，這就直接打擊到西方倫理道德的核心。德希達及其門徒很快就把解構主義運用在政治和倫理價值上，主張既有的倫理規範不過是一場大騙局。所有西方經典皆被貶為「只是死人和白人男性的意識形態」。如同澳洲歷史學家溫迪沙特爾（Keith Windschuttle）所說：「多重文化主義者要用『從性別出發』或『以非洲為中心』的角度重新編寫高等教育課程。」
一九六○到一九六四年間，德希達在巴黎索邦大學（Sorbonne University）教哲學，一九七○年代初在美國的耶魯大學、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和加州大學爾文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Irvine）教書。我們很難理解為什麼這些英語世界名校要歡迎這種實際上是他們智識上大敵的人物。德希達的作品晦澀複雜和刻意曖昧，習慣於「平鋪直敘的盎格魯―撒克遜思想風格」的英語世界哲學家都認為他是個欺世盜名之輩。一九九二年，包括世界知名的邏輯學家蒯因（W.V. Quine）在內的二十位哲學家，聯名抗議劍橋大學頒給德希達榮譽博士。最後投票表決，德希達贏了。反對者的票數為百分之四十，反對者之一的艾斯金―希爾（Howard Erskine-Hill）表示這種投票結果「是大學自殺的象徵」。
德希達和解構主義本身並沒有什麼大不了，但他的門徒在一九六○年代晚期開始大舉入侵西方教育體系，先是從大學的人文科系開始，後來又進入中等學校。這些知識分子認為西方社會根本沒有理性，抱持非常蔑視的態度。他們認為，凡是英語民族去到哪裡打仗（例如越南，後來是伊拉克）那就一定是英語民族不對。二○○一年九月十一日，西方文明在曼哈頓遭受物理性而非哲學性的攻擊，但德希達拒絕說這是恐怖行動，反而說「國際恐怖主義絕非能幫助我們理解此事的嚴肅概念」，但當時的紐約人一定能理解這個概念。
歷史學家派普斯（Richard Pipes）曾說後現代主義是「從法國新傳來的毒物」，它主張沒有東西是客觀的，沒有東西一定「是」什麼，而只能是「看來是」什麼。這種自焚式的概念很接近崇尚摧毀一切的虛無主義，但德希達從不承認自己是虛無主義者。在一九六○年代，英語世界各大學系所逐一淪陷到激進左派之手，他們牢牢掌握了教職任用權，直到歐洲各共產政權在一九八九年垮台後才改變。
從一九二○年代末到一九三七年去世這段時間，義大利共產主義知識分子葛蘭西（Antonio Gramsci），一直鼓吹要在西方體制內奪取「文化霸權」來推動馬克思主義。他相信唯有奪取智識和菁英階層的高地才能有效削弱英國、美國、法國這些資本主義國家，這在階級鬥爭中的重要性不亞於經濟因素。就算沒有發生金融和經濟危機，資本主義也可以從內部加以摧毀。葛蘭西也許是繼馬克思之後最重要的西方共產主義思想家，他把馬克思理論現代化以適用於二十世紀，其觀點在學術圈影響力最大。
許多科系和領域（例如社會學、英國文學和哲學）從一九六○年代起就被左派掌控，他們教授學生西方文化就是一系列反人類罪行。然後學生又變成老師，在學校繼續傳播這些迷思。凡是反對解構主義和後現代主義、主張經驗證據重要性以及從事實出發即可掌握真實的人，都被追求葛蘭西文化霸權的左派嘲弄和邊緣化。
在歷史學領域，後現代主義尤其流毒無窮。法國哲學家傅柯（Michel Foucault）的門徒宣稱歷史敘述只是被語言禁錮的敘事，而德希達已經證明語言無法提供意義，所以過去是不可知的，只能被創造出來。正如韋斯特（Patrick West）最近在《泰晤士報文學副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所指出：「根據後結構主義的相對主義者的說法，我們甚至無法確定猶太人大屠殺真的有發生過。」有些更激進的後現代主義者甚至呼籲要完全取消歷史學這門學科。很多有識之士認為，後現代主義者「不過是從前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對社會主義實驗失敗感到沮喪，遂遁入於麻木不仁的唯我論中。」
老羅斯福的性格
老羅斯福勇敢、聰明、遊歷豐富，又有過目不忘的記憶力。他對他父親沒有參加美國內戰感到羞恥，但又認為父親是「我認識最好的人」，永遠「想得到父親死後的讚賞」。自從青少年時在潟湖射殺一隻鶴之後，他就愛上大量屠殺鳥類。他在哈佛讀書時曾想當自然科學家，動物學拿了九十七分，還得到拉丁榮譽學位，但他愛好戶外勝過顯微鏡。老羅斯福有氣喘病，所以他急於在體能上證明自己，熱中拳擊、划船、騎馬、健行、滑雪、露營和帆船。他不菸不賭，很少喝酒，對性似乎也沒多大興趣。他當過美國公務員委員會主席、紐約市警察局長、海軍部次長，在美西戰爭時擔任莽騎兵上校表現亮眼，任紐約州州長時又以打擊貪腐著稱，很早就享有盛名，再加上佐克茲在一九○一年那致命的一槍，讓他在四十二歲就成為史上最年輕的美國總統。他那無窮精力是他魅力的一部分，不但曾在白宮翻越椅子，還曾硬拖著一位大使陪他在冰雹天打網球。一九○七年元旦那天，他在白宮接待室連續和八千五百一十三個人握手。博物學家巴勒斯（John Burroughs）說，當老羅斯福走進房間，「就好像一陣強風把門吹開。」
上任不到幾個月，老羅斯福就對國會和全國人民提出一項艱巨的挑戰。他說：「美國人民必須打造和維持一支適當的海軍。不然就得永遠在政治和商業等國際事務上當二等的國家。」老羅斯福是影響力巨大但沒沒無聞的海軍軍官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著有《海權論》）最早的支持者和朋友，他比過去的總統都要了解國際海權政治。他擴張美國海軍一舉預示了美國將躍上全球舞台，讓世界政治成為所謂「美國人的世紀」。
甘迺迪（John Kennedy）很不解為什麼美國人對老羅斯福的評價這麼高，畢竟他沒有領導國家打過任何戰爭（但這種評價也適用甘迺迪本人）。老羅斯福在白宮不同於任何一位承平時期的總統，馬克．吐溫認為他是「美國史上最受歡迎的人物」，因為他「真誠激昂且樂觀進取」。但老羅斯福確實成就非凡，例如他因為促成《普茲茅斯條約》（Treaty of Portsmouth），結束了一九○五年的日俄戰爭，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也著手興建連接美洲東西兩片大洋的巴拿馬運河，讓美國軍艦不用再花九十天繞過荷恩角（Cape Horn）。
拉丁美洲一直譴責老羅斯福把巴拿馬從哥倫比亞獨立出來好興建運河，但其實巴拿馬已在五十年內造反了五十次，可說是創下國際關係的紀錄，一九○三年十一月是巴拿馬的第五十次造反，成為了獨立的國家。老羅斯福只是把「納許維爾號」（Nashville）戰艦派往科隆，不讓哥倫比亞軍隊利用美國經營的鐵路，而這是國際法允許的。整個巴拿馬政變只是因為「一名中國人的屁股」在巴拿馬市被流彈打到。加州參議員早川一會曾說巴拿馬運河是「我們光明正大偷來的」，但美國確實也付出很大的代價。一九一四年開鑿的巴拿馬運河是英語民族在二十世紀最大的民間工程，只是主要勞動力都來自英屬西印度群島，死亡率非常高。
在外交政策上，老羅斯福強烈支持門羅主義，尤其是在一九○二年反對德國染指委內瑞拉。雖然美國海軍戰爭學院（US Naval War College）舉辦的「藍軍」（美國）對抗「黑軍」（德國）的兵棋推演中，每次都是黑軍獲勝，但老羅斯福逼迫海軍加速武裝，當他在一九○九年卸任時，美國已成為世界強國。一位歷史學家敏銳地觀察道：「以流血和喪命的數量來說，美國崛起為強國的過程確實成本極低。」
老羅斯福的擴張主義也不是獨斷獨行。「在經過短暫軍政府統治，把這個島從濫權統治、不衛生、赤貧的西班牙殖民地變成健康、可以自我管理的新國家之後」，他在一九○二年五月讓古巴獨立。8他介入中美洲多數是不得已和被當地政府拜託的，正如他談到多明尼加共和國危機時說：「我就像已經吃飽的蠎蛇，實在沒胃口再去吞豪豬。」美國在整個二十世紀積極捍衛門羅主義，沒有讓中美洲成為強國的戰場，值得稱頌。
巴拿馬運河讓美國得以常態性的介入西印度群島和拉丁美洲的政治，維持穩定和保護財產權。正是在老羅斯福任內，加勒比海逐漸成為美國的內海。一九○四年十二月，老羅斯福發表「門羅主義推論」，保留美國介入西半球國家的「惡行與無能」的權利。他依此在一九○三年否認哥倫比亞對巴拿馬的統治權。按照「門羅主義推論」，美國光是在二十世紀的前二十五年，就在一九○六年介入古巴、一九○九年和一九一二年介入尼加拉瓜、一九一四年介入墨西哥、一九一五年介入海地、一九一六年介入多明尼加共和國、一九二○年介入瓜地馬拉、一九二四年介入宏都拉斯、一九二五年介入巴拿馬。這些有限度的介入通常是為了特定目的，例如推翻腐敗、不受歡迎或不民主的政權，且時間都不長，只有在海地持續了十九年。但自由派的學者對此極盡嘲諷，牛津聖約翰學院（St John’s College）的一名學者最近就寫道：「白人在拉丁美洲的負擔真是沉重。」但美國願意在其後院積極扮演警察角色，確實讓不少國家免於革命、內戰、剝削、流血和破產。
老羅斯福是貪婪的閱讀者。他在擔任總統兩年時被問到在白宮讀了哪些書，他竟列出一百一十四本，包括修昔底德、亞里斯多德、吉朋、托爾斯泰、斯考特、馬克．吐溫、莫里哀（都是原著）。他上任總統第一件事就是邀請一位黑人布克．華盛頓（Booker T. Washington）到白宮共進晚餐，但僅只一次，而這也是他對黑人解放運動的興趣極限。當時在南方，每年都有一百件私刑處死黑人的事件。
老羅斯福發起古怪的「簡化拼寫」運動，把u從美式拼寫中去掉，例如honour和colour變成honor和color，但他並不喜歡人家把他的名字拼寫成Rozevelt。老羅斯福也擅長創作名言錦句，例如他以西非諺語「說話輕柔但手拿大棒」形容他的南美洲政策；他用「巨富的壞蛋」來形容哈里曼等「強盜大亨」，用嚴厲的反托拉斯法案來對付摩根的北方證券信託。他樂觀地認為在資本、勞工和消費者三者之間可以達成「公平交易」。他還頗為抒情地用「嫉妒和傲慢是同一塊黑水晶的正反兩面」來描述這三者的衝突。
老羅斯福的進步共和主義在當時普遍貧窮的年代相當重要，尤其是在中西部農村。據統計：「在南方黑人區，每十個家庭就有七個生活在貧窮線以下，還有上千個過度擁擠的城鎮，移民人口快速成長但收入極低。」要讓這些物質匱乏的美國人能有社會秩序，一個致力於進步改革的總統就相當重要。
美國的總體財富巨大，但貧窮人口眾多，兩者的對比貫穿了一九○○年以來的美國史。這也許是美國經濟成功的動力之一，因為在美國社會，落於人後的代價很高，所以會激勵人們勤奮工作。而由於出了兩位羅斯福總統，這種代價才沒有高到讓美國人想去嘗試別種制度，因為別種制度只會更糟，會傷害美國作為資本主義引擎的世界地位。確實，在整個二十到二十一世紀，英美式的資本主義、自由企業、自由貿易和自由放任的經濟要比任何制度更加繁榮。
老羅斯福也是環保運動的先驅。他保留了國家公園禁止開發，也支持《肉品檢驗法案》和《純淨食品和藥品法案》。他完全有資格被刻在拉什莫爾山（Mount Rushmore），而他在一九○八年拒絕第三次競選連任既是美國的不幸，也是他自己的不幸。更不幸的是他在一九一二年再度出馬參選，因為他不滿自己指定的總統接班人塔夫脫（William Howard Taft）。老羅斯福代表「公鹿黨」參選造成共和黨選票分裂，當選的是三位候選人中最不起眼的威爾遜（Woodrow Wilson）。
第十三章 我是美國公民
解構主義的危險
在一九六○年代晚期，由於後現代主義哲學理論的推波助瀾，西方知識分子相信有某種「更偉大的真實」比簡單的真實更重要。儘管反證的事實比比皆是，但他們還是一心服膺這種理論。一九六七年，出生於阿爾及利亞的法國知識分子德希達（Jacques Derrida）出版了《書寫與差異》（Writing and Difference）及《論文法學》（Of Grammatology），提出了這個思潮的主要概念。作為「解構主義」和「後結構主義」之父，德希達開創了一九六○年代晚期的批判分析思潮，對西方哲學、人類學、文學、語言學和建築造成極惡劣的影響。
德希達主張語言有多重層次，有多重詮釋方式，所以話語並不是直接的溝通形式，文本的作者並不必然壟斷文本的意義。解構主義主張要把文字從語言結構中「解放」出來，文本的任何隻字片語都可以有無限多種詮檡，這就直接打擊到西方倫理道德的核心。德希達及其門徒很快就把解構主義運用在政治和倫理價值上，主張既有的倫理規範不過是一場大騙局。所有西方經典皆被貶為「只是死人和白人男性的意識形態」。如同澳洲歷史學家溫迪沙特爾（Keith Windschuttle）所說：「多重文化主義者要用『從性別出發』或『以非洲為中心』的角度重新編寫高等教育課程。」
一九六○到一九六四年間，德希達在巴黎索邦大學（Sorbonne University）教哲學，一九七○年代初在美國的耶魯大學、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和加州大學爾文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Irvine）教書。我們很難理解為什麼這些英語世界名校要歡迎這種實際上是他們智識上大敵的人物。德希達的作品晦澀複雜和刻意曖昧，習慣於「平鋪直敘的盎格魯―撒克遜思想風格」的英語世界哲學家都認為他是個欺世盜名之輩。一九九二年，包括世界知名的邏輯學家蒯因（W.V. Quine）在內的二十位哲學家，聯名抗議劍橋大學頒給德希達榮譽博士。最後投票表決，德希達贏了。反對者的票數為百分之四十，反對者之一的艾斯金―希爾（Howard Erskine-Hill）表示這種投票結果「是大學自殺的象徵」。
德希達和解構主義本身並沒有什麼大不了，但他的門徒在一九六○年代晚期開始大舉入侵西方教育體系，先是從大學的人文科系開始，後來又進入中等學校。這些知識分子認為西方社會根本沒有理性，抱持非常蔑視的態度。他們認為，凡是英語民族去到哪裡打仗（例如越南，後來是伊拉克）那就一定是英語民族不對。二○○一年九月十一日，西方文明在曼哈頓遭受物理性而非哲學性的攻擊，但德希達拒絕說這是恐怖行動，反而說「國際恐怖主義絕非能幫助我們理解此事的嚴肅概念」，但當時的紐約人一定能理解這個概念。
歷史學家派普斯（Richard Pipes）曾說後現代主義是「從法國新傳來的毒物」，它主張沒有東西是客觀的，沒有東西一定「是」什麼，而只能是「看來是」什麼。這種自焚式的概念很接近崇尚摧毀一切的虛無主義，但德希達從不承認自己是虛無主義者。在一九六○年代，英語世界各大學系所逐一淪陷到激進左派之手，他們牢牢掌握了教職任用權，直到歐洲各共產政權在一九八九年垮台後才改變。
從一九二○年代末到一九三七年去世這段時間，義大利共產主義知識分子葛蘭西（Antonio Gramsci），一直鼓吹要在西方體制內奪取「文化霸權」來推動馬克思主義。他相信唯有奪取智識和菁英階層的高地才能有效削弱英國、美國、法國這些資本主義國家，這在階級鬥爭中的重要性不亞於經濟因素。就算沒有發生金融和經濟危機，資本主義也可以從內部加以摧毀。葛蘭西也許是繼馬克思之後最重要的西方共產主義思想家，他把馬克思理論現代化以適用於二十世紀，其觀點在學術圈影響力最大。
許多科系和領域（例如社會學、英國文學和哲學）從一九六○年代起就被左派掌控，他們教授學生西方文化就是一系列反人類罪行。然後學生又變成老師，在學校繼續傳播這些迷思。凡是反對解構主義和後現代主義、主張經驗證據重要性以及從事實出發即可掌握真實的人，都被追求葛蘭西文化霸權的左派嘲弄和邊緣化。
在歷史學領域，後現代主義尤其流毒無窮。法國哲學家傅柯（Michel Foucault）的門徒宣稱歷史敘述只是被語言禁錮的敘事，而德希達已經證明語言無法提供意義，所以過去是不可知的，只能被創造出來。正如韋斯特（Patrick West）最近在《泰晤士報文學副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所指出：「根據後結構主義的相對主義者的說法，我們甚至無法確定猶太人大屠殺真的有發生過。」有些更激進的後現代主義者甚至呼籲要完全取消歷史學這門學科。很多有識之士認為，後現代主義者「不過是從前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對社會主義實驗失敗感到沮喪，遂遁入於麻木不仁的唯我論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