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偷運彈藥驚魂記
那個時候，我們在北京沒有火藥或炸彈，能取得的最近地方是天津。我自願運送炸藥。身為女孩，我比男人更能掩人耳目，並且因為我是官員的女兒，更容易來去自如地穿梭往返。比起大多數人，鐵路局員工或是其他官員比較不會刁難我。
在董五的護送下，我立刻前往天津。我在國民黨天津的集會室裡和大夥討論，最後決定，我會帶兩只手提箱回北京，一箱空彈，一箱是炸藥。整個晚上，我熬夜策劃商討，反覆打包行李，並和董五演練一次我們的安排。首先，他穿上亞麻罩衫，頭戴軟布帽，喬裝成腳伕，在這身裝扮之下，他就能混進火車站那群腳伕裡面。等到我的黃包車停妥，他很快跑過來，抓起我的行李，如此一來就能避免被不認識的腳伕搬走，他們會懷疑裡面怎麼那麼重，到底裝了些什麼。同時間，還有兩名革命同志扮成警衛，在火車上來回走動，假裝不認識我，但密切注意我，若有什麼緊急狀況就上前幫忙。最大的難題，莫過於北京的通關檢查。我們必須想辦法讓行李箱在不被打開的情況下過關。此時，對革命感同身受的跨國友誼幫了我大忙。夏天時，哥哥和一位歐洲國家公使館的年輕外交官成為好友，他發現雖然這個朋友無法正式做出什麼支持行動，但非常能理解我們的目標。這個朋友有外交特權，想當然爾，不須經過通關檢查。於是他決定化同理心為行動，安排和我約在通關處協助我離開。
一切如計畫進行。董五在車站搬了我的行李，把我安置在火車包廂裡後就消失了，回來時他恢復宦官之家的傭人身分。另外兩名革命同志在走廊上來回巡視，時不時就往我這邊看。我還碰到朋友。他們開心歡呼地朝我走過來，在我的包廂裡坐下。我腳下放著一大堆炸藥，腦袋焦慮地不停思考，整趟旅程大部分的時間我必須強迫自己輕鬆談天。這可能是件好事，因為這讓我看起來更單純。只是這趟旅程感覺好漫長，就像某些噩夢，那些讓人討厭、五味雜陳的感覺和事件好像會不斷出現。
我們終於駛進北京城。我倚著窗戶，視線穿過人群，嚇到手足無措，現在就要面對整趟旅程最冒險的部分。但哥哥的朋友已經在等候了，他看起來溫和而冷靜，露出一抹微笑歡迎我—— 典型外交官該有的表情。我們熱情地向彼此打招呼，繼續走向通關口。路上，他以響亮的聲音和我說話，但一邊微微勾起嘴角偷偷告訴我，說他和我哥已安排好我儲放炸彈的安全地點，等到晚上就可以帶到國民黨總部。
我們像一陣微風般輕鬆過關，直奔第一個藏匿地點。傍晚，我再次拿起我的行李箱，帶回城裡中國人的區域。在那裡等我的革命同志原本歡天喜地的—— 幾個小時過去後，他們已經認定哪裡出錯了，差一點就對我放棄希望。大約有三個月的時間，平均一個星期兩次，我會拖著彈藥往返於天津、北京之間。在毫無困難的情況下，我完成一次次的運送工作，不免開始輕忽了這個任務的危險程度。最後，我們計畫所需的彈藥幾乎已經足夠了，我只需要再跑個兩、三趟即可，於是我決定跑一趟就好，如果我用更大一點的行李箱，就能帶回剩下的彈藥。天津和北京之間的火車幾乎全是特快車。天津是京奉鐵路上北京前最後的一個大站。如同往常，抵達北京前停的站很少。頭等艙還滿豪華的，包廂間由走廊連通，有值班的男僕伺候。
最後這一次運送，一如往常由董五引導我入內，但是我還來不及為這三個小時的車程安頓好，其中一位列車男僕就進到我的包廂，指著那個巨大的行李箱，說那太大了，不能當作手提行李，一定要經過檢查。想到自己可能會碰上什麼小麻煩，我以前就常給這名男僕打賞，這樣他會因為感謝而願意幫忙，但現在的情況看來，他可能害怕自己會丟掉工作，所以他堅定而有禮地要求我讓行李箱放到行李專用車廂。最後，我們各退一步達成協議，我說等列車長過來我就會拿過去放。
我害怕極了，任何一個陌生人只要隨便一扛，都會起疑，因為這行李至少將近七十公斤。連力大如牛的董五，在車站為我搬運時，腳步都有點不穩。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只希望自己能用口舌說服渡過這道難關，雖然還不知道該怎麼做。我站起來，希望裙子能遮掩住行李箱的大小，一邊等待列車長到來。我看見他靠近，鬆了口氣，因為我跟這位列車長很熟。他偶爾會告訴我一點關於他的生活，妻子和家庭的事。他一進到包廂，我立即熱情誠摯地向他打招呼，並問了他一大堆問題，像是他家人好不好等等的問題，使他分心，不會注意到我的行李箱……他那位好老婆近來可好？ 還有他可愛的小兒子呢？ 等等。列車長是個喋喋不休的老先生，看見我這麼關心他，他很高興，於是他開始跟我慢慢聊，一切彷彿永無止境。然後他突然想起自己還有工作，便趕緊退出包廂，也沒注意到我的行李箱。
那個男僕回來時我告訴他，列車長說可以放這裡，他不需要擔心有任何違法的疑慮，一切都沒問題。我才剛坐下來鬆口氣，過沒多久，另一個危險又出現了。這時，行李箱放置的地方，也就是我的腳下，發出嘶嘶的迸裂聲。現在我應該要說明自己對炸藥和爆炸物一無所知，但我擔心整個行李箱會發出更大的聲響，早晚會爆炸（通常會是較早）。面對緊張發問的我，天津的朋友起初開心地笑我傻，然後說只要我沒把行李掉落到地上，「炸彈就不會爆炸」—— 這只顯示出，在某些議題上，我的認知還不及今天一般的十歲小孩。現在我相信我的大限已經到了。炸彈已經準備爆炸，而我束手無策，只能等死神上門，我真的嚇到僵在那，但半晌的時刻內，我混亂的思緒開始演變為英雄式的想像。我想到家人和朋友會為我哀悼，那畫面既美好又淒涼，他們會說：「她好年輕就去世了」。我心裡浮現一個畫面，南方國民黨聽見我犧牲成仁的消息，孫中山先生會為我寫下紀念碑文：「鄭蘇梅，北京的愛國女子」。在此同時，那萬惡之源仍舊發出劈啪、砰砰的爆裂聲。然後彷彿是本能一般，我站出來面對死亡，而不是坐以待斃。我的手伸到下面，用力將巨大的行李箱抬到座位上，我隔著一點距離看著它，雙腳堅定站立，雙手交叉環抱，等待爆炸的時刻。幾秒鐘過後，什麼也沒發生，我開始注意到整件事情有點怪異。聲響還持續著，但聽起來不像是從行李箱發出來的。忽然之間，我感覺自己要高興得暈過去了，我看見座位下，一個管子冒出一小股蒸氣的煙霧，才知道剛剛那該死的聲音，全是來自散熱器。我立刻感覺雙腿一陣寒冷、虛弱，一瞬間我不知道自己該昏倒或是大吐一番。雖然我漸漸平靜下來，但抵達北京車站時，我的臉一陣灰綠，連要向我的外國友人打招呼都極為困難，他如常出現，總是擺出那副泰然自若的樣子。當然他也發現有些不對勁，但是他毫無表示，也沒問我，我們通過外國人專用出入口，沒有任何阻礙，接著我們直接前往那幢房子，那是我們的軍需品臨時堆積處。卸下了重任告一段落，我站起來和一位革命同志說話，突然間，我露出一抹微笑，閉上眼睛，整個人倒在地上昏厥過去。在那之後的兩個星期，我的身體狀況都不太好，我想是一直以來累積的壓力爆發，產生的影響。現在任務結束，又沒有新的刺激來支撐我，所以我便不支倒地。
由於北京越來越危險，朝廷的局勢也更加緊張不安。我的家人和其他負擔得起的人都逃到天津。所以後來，我也去那找我母親並休息了一陣子。對於我這陣子忙進忙出的事情，她肯定也起了疑心。假如她有問題問我，她就會用很不一樣的表情看著我。我決定誠實以對，告訴她所有的一切。起初，她嚇壞了，感到非常害怕。不過我仔細地向她解釋國民黨的目標與理想，最後她終於淚流滿面、羞怯地說，她願意做任何事情幫助我，她覺得我的工作很好，但是請我「務必、千萬要小心」。
是時候了，該落實我們的計畫，有所行動。我們在北京城前門附近租了另一幢房子，在那裡製造炸彈，一切就緒後，我們舉辦大型會議決定第一步的行動。
那個時候，我們在北京沒有火藥或炸彈，能取得的最近地方是天津。我自願運送炸藥。身為女孩，我比男人更能掩人耳目，並且因為我是官員的女兒，更容易來去自如地穿梭往返。比起大多數人，鐵路局員工或是其他官員比較不會刁難我。
在董五的護送下，我立刻前往天津。我在國民黨天津的集會室裡和大夥討論，最後決定，我會帶兩只手提箱回北京，一箱空彈，一箱是炸藥。整個晚上，我熬夜策劃商討，反覆打包行李，並和董五演練一次我們的安排。首先，他穿上亞麻罩衫，頭戴軟布帽，喬裝成腳伕，在這身裝扮之下，他就能混進火車站那群腳伕裡面。等到我的黃包車停妥，他很快跑過來，抓起我的行李，如此一來就能避免被不認識的腳伕搬走，他們會懷疑裡面怎麼那麼重，到底裝了些什麼。同時間，還有兩名革命同志扮成警衛，在火車上來回走動，假裝不認識我，但密切注意我，若有什麼緊急狀況就上前幫忙。最大的難題，莫過於北京的通關檢查。我們必須想辦法讓行李箱在不被打開的情況下過關。此時，對革命感同身受的跨國友誼幫了我大忙。夏天時，哥哥和一位歐洲國家公使館的年輕外交官成為好友，他發現雖然這個朋友無法正式做出什麼支持行動，但非常能理解我們的目標。這個朋友有外交特權，想當然爾，不須經過通關檢查。於是他決定化同理心為行動，安排和我約在通關處協助我離開。
一切如計畫進行。董五在車站搬了我的行李，把我安置在火車包廂裡後就消失了，回來時他恢復宦官之家的傭人身分。另外兩名革命同志在走廊上來回巡視，時不時就往我這邊看。我還碰到朋友。他們開心歡呼地朝我走過來，在我的包廂裡坐下。我腳下放著一大堆炸藥，腦袋焦慮地不停思考，整趟旅程大部分的時間我必須強迫自己輕鬆談天。這可能是件好事，因為這讓我看起來更單純。只是這趟旅程感覺好漫長，就像某些噩夢，那些讓人討厭、五味雜陳的感覺和事件好像會不斷出現。
我們終於駛進北京城。我倚著窗戶，視線穿過人群，嚇到手足無措，現在就要面對整趟旅程最冒險的部分。但哥哥的朋友已經在等候了，他看起來溫和而冷靜，露出一抹微笑歡迎我—— 典型外交官該有的表情。我們熱情地向彼此打招呼，繼續走向通關口。路上，他以響亮的聲音和我說話，但一邊微微勾起嘴角偷偷告訴我，說他和我哥已安排好我儲放炸彈的安全地點，等到晚上就可以帶到國民黨總部。
我們像一陣微風般輕鬆過關，直奔第一個藏匿地點。傍晚，我再次拿起我的行李箱，帶回城裡中國人的區域。在那裡等我的革命同志原本歡天喜地的—— 幾個小時過去後，他們已經認定哪裡出錯了，差一點就對我放棄希望。大約有三個月的時間，平均一個星期兩次，我會拖著彈藥往返於天津、北京之間。在毫無困難的情況下，我完成一次次的運送工作，不免開始輕忽了這個任務的危險程度。最後，我們計畫所需的彈藥幾乎已經足夠了，我只需要再跑個兩、三趟即可，於是我決定跑一趟就好，如果我用更大一點的行李箱，就能帶回剩下的彈藥。天津和北京之間的火車幾乎全是特快車。天津是京奉鐵路上北京前最後的一個大站。如同往常，抵達北京前停的站很少。頭等艙還滿豪華的，包廂間由走廊連通，有值班的男僕伺候。
最後這一次運送，一如往常由董五引導我入內，但是我還來不及為這三個小時的車程安頓好，其中一位列車男僕就進到我的包廂，指著那個巨大的行李箱，說那太大了，不能當作手提行李，一定要經過檢查。想到自己可能會碰上什麼小麻煩，我以前就常給這名男僕打賞，這樣他會因為感謝而願意幫忙，但現在的情況看來，他可能害怕自己會丟掉工作，所以他堅定而有禮地要求我讓行李箱放到行李專用車廂。最後，我們各退一步達成協議，我說等列車長過來我就會拿過去放。
我害怕極了，任何一個陌生人只要隨便一扛，都會起疑，因為這行李至少將近七十公斤。連力大如牛的董五，在車站為我搬運時，腳步都有點不穩。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只希望自己能用口舌說服渡過這道難關，雖然還不知道該怎麼做。我站起來，希望裙子能遮掩住行李箱的大小，一邊等待列車長到來。我看見他靠近，鬆了口氣，因為我跟這位列車長很熟。他偶爾會告訴我一點關於他的生活，妻子和家庭的事。他一進到包廂，我立即熱情誠摯地向他打招呼，並問了他一大堆問題，像是他家人好不好等等的問題，使他分心，不會注意到我的行李箱……他那位好老婆近來可好？ 還有他可愛的小兒子呢？ 等等。列車長是個喋喋不休的老先生，看見我這麼關心他，他很高興，於是他開始跟我慢慢聊，一切彷彿永無止境。然後他突然想起自己還有工作，便趕緊退出包廂，也沒注意到我的行李箱。
那個男僕回來時我告訴他，列車長說可以放這裡，他不需要擔心有任何違法的疑慮，一切都沒問題。我才剛坐下來鬆口氣，過沒多久，另一個危險又出現了。這時，行李箱放置的地方，也就是我的腳下，發出嘶嘶的迸裂聲。現在我應該要說明自己對炸藥和爆炸物一無所知，但我擔心整個行李箱會發出更大的聲響，早晚會爆炸（通常會是較早）。面對緊張發問的我，天津的朋友起初開心地笑我傻，然後說只要我沒把行李掉落到地上，「炸彈就不會爆炸」—— 這只顯示出，在某些議題上，我的認知還不及今天一般的十歲小孩。現在我相信我的大限已經到了。炸彈已經準備爆炸，而我束手無策，只能等死神上門，我真的嚇到僵在那，但半晌的時刻內，我混亂的思緒開始演變為英雄式的想像。我想到家人和朋友會為我哀悼，那畫面既美好又淒涼，他們會說：「她好年輕就去世了」。我心裡浮現一個畫面，南方國民黨聽見我犧牲成仁的消息，孫中山先生會為我寫下紀念碑文：「鄭蘇梅，北京的愛國女子」。在此同時，那萬惡之源仍舊發出劈啪、砰砰的爆裂聲。然後彷彿是本能一般，我站出來面對死亡，而不是坐以待斃。我的手伸到下面，用力將巨大的行李箱抬到座位上，我隔著一點距離看著它，雙腳堅定站立，雙手交叉環抱，等待爆炸的時刻。幾秒鐘過後，什麼也沒發生，我開始注意到整件事情有點怪異。聲響還持續著，但聽起來不像是從行李箱發出來的。忽然之間，我感覺自己要高興得暈過去了，我看見座位下，一個管子冒出一小股蒸氣的煙霧，才知道剛剛那該死的聲音，全是來自散熱器。我立刻感覺雙腿一陣寒冷、虛弱，一瞬間我不知道自己該昏倒或是大吐一番。雖然我漸漸平靜下來，但抵達北京車站時，我的臉一陣灰綠，連要向我的外國友人打招呼都極為困難，他如常出現，總是擺出那副泰然自若的樣子。當然他也發現有些不對勁，但是他毫無表示，也沒問我，我們通過外國人專用出入口，沒有任何阻礙，接著我們直接前往那幢房子，那是我們的軍需品臨時堆積處。卸下了重任告一段落，我站起來和一位革命同志說話，突然間，我露出一抹微笑，閉上眼睛，整個人倒在地上昏厥過去。在那之後的兩個星期，我的身體狀況都不太好，我想是一直以來累積的壓力爆發，產生的影響。現在任務結束，又沒有新的刺激來支撐我，所以我便不支倒地。
由於北京越來越危險，朝廷的局勢也更加緊張不安。我的家人和其他負擔得起的人都逃到天津。所以後來，我也去那找我母親並休息了一陣子。對於我這陣子忙進忙出的事情，她肯定也起了疑心。假如她有問題問我，她就會用很不一樣的表情看著我。我決定誠實以對，告訴她所有的一切。起初，她嚇壞了，感到非常害怕。不過我仔細地向她解釋國民黨的目標與理想，最後她終於淚流滿面、羞怯地說，她願意做任何事情幫助我，她覺得我的工作很好，但是請我「務必、千萬要小心」。
是時候了，該落實我們的計畫，有所行動。我們在北京城前門附近租了另一幢房子，在那裡製造炸彈，一切就緒後，我們舉辦大型會議決定第一步的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