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圭據點受害者調查報告
胡壯娥當時才13歲，被抓住後遭受很多日本侵略軍輪暴。幾天後，她忍無可忍，遂決定進行反抗。強盜似的日本兵，在她身上得到滿足，還拿了一根蘿蔔，塞進她的陰道，活活地將她撐死後，便將胡壯娥的屍體扔到一個水窖裡。
根據相關資料記載，1941年9月5日，日本侵略軍佔領了進圭村，修建了據點。進圭村有200多戶人家、800多人，世世代代以來居住在烏河流域拐彎處的北面坡地上。自從被日本侵略軍佔據之後，日本兵把一個村子從中間分成東西兩部份，把東邊的老百姓通通趕出村子，闢為戰略駐地。建立日軍作戰指揮部、電臺通訊部、偽軍隊部、醫療保健部、澡堂、廚房、軍馬飼養處、兵器庫、操場、關押抗日幹部和共產黨人的牢房、刑訊拷打的房間以及關押被抓婦女的地方，也就是被日本兵稱為「慰安所」的地方。還有更多的是日本軍隊中隊長、小隊長和大批士兵的住房。此外，在村子的西邊是為日本兵服務的維持會和與維持會有關聯的一應設施，還有商會店鋪、飯店、小百貨店。進圭村的老百姓被擠得沒有地方住，想投宿到周圍村子的親戚家，還是憂心安全的問題。因為進圭村是治安村，不怕日本軍隊的掃蕩屠殺和搶劫。也正因為這一點，在進圭村有親戚的老百姓也願意到進圭村來暫時居住，以保平安。所以當時進圭村的人口非常多，流動也比較大。不過流動居民要到進圭村居留，需要到日本軍隊隊部和維持會那裡辦理手續，領取良民證件等，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日軍佔據盂縣、陽曲縣、沁縣時，明目張膽地在光天化日之下到處抓「花姑娘」(註)逞慾。但是與在上海和武漢等大城市的調查情況不同，不管是在村子裡到處逞其暴行，還是把「花姑娘」抓住，強行拉到所謂的「慰安所」裡成為日本兵的「慰安婦」，這些日本兵都不用或者很少用「保險套」之類的防護措施。因為日本兵知道這裡的女人都是「良家婦女」，受封建思想的束縛，除自家的丈夫之外，再沒有別的男人。未出閣的閨女更是不用懷疑。日本人知道，即使不採取任何的措施也不會罹患性病之類的傳染病，他們對這裡的女人太放心了。
[註]：花姑娘，意指漂亮的女人。侯冬娥
─美貌蓋山西，卻招致橫禍（調查時間：1982年秋至1994年7月）
1982年2月，我因為工作需要，調到高莊村學校任教。10月，一次偶然的機會我認識了侯冬娥，她是一個非常可憐的老太太，聽說她曾兩次被日軍抓到據點做「慰安婦」。她在高莊村找過三個男人做丈夫，第一段婚姻是父母安排的，一開始她和第一任丈夫之間的關係還是很好的，結果就因為知道她曾被日軍逼迫成為「慰安婦」後，第一任丈夫覺得她「不乾淨」，戰後就領回了一個小老婆，把她拋棄了。在無法生存的情況之下，只好又找了村子裡的一個光棍成為她的第二任丈夫。但是第二任丈夫身體不好，不能經常下地勞動，生活也不算太好。儘管如此她別無所求，只盼望著她丈夫的身體好起來。因為日本人把她糟蹋得不能再為丈夫生兒育女，她還抱養了一個兒子，希望能陪伴她一輩子。可是命運偏偏捉弄她，只過了十幾年，她的第二任丈夫就去世了，於是她成了孤家寡人。她悲嘆自己的命運，本不打算再次嫁人，在農村，一個家庭沒有男人撐著，是要經常被鄰里欺負和看不起的。侯冬娥只能選擇再次嫁人。
我間接地知道了侯冬娥的苦難之後，就決心一定要走進她家，直接採訪她。
進門第一印象，她家的日子非常不好過。矮小的街門，院子的北面是三眼石窯洞，從家門走進去，兩邊是分開的堂屋，右邊是侯冬娥丈夫的哥哥李三小的住處，屋子裡沒有一件擺設的物品；左邊是侯冬娥和她丈夫李五白的住處。炕(註)上鋪著很破很破的一張草席片，炕頭有很小的兩捲舖蓋，地上只有一個木頭墩子當作小凳子，還有一個木頭紅櫃子，這也就是他們的全部家當。
那一年侯冬娥61歲，由於歲月不饒人，不僅體力大不如前，臉部也爬滿了歲月的痕跡而顯得年邁，但從秀氣的臉廓，可以看出她曾經是一個美貌的女人。丈夫李五白，70歲，高個子。原本應有一米八的身高，但他已嚴重駝背，頭上沒有長幾根頭髮，鼻子在戰爭年代染上梅毒爛掉後形成了一個黑深深的洞，要是不知道的人看見他這副怪樣子，真要嚇一跳。李五白的哥哥李三小，73歲，也是一個大個子，退伍軍人，早已失去勞動能力。這就是她的一家人，3個人加起來超過200歲。
我想問她在戰爭年代裡受害的事情，從家庭生活到鄰里親戚繞著彎子，到了最後，好不容易才繞到正題上。她認真地聽完我的來意後，苦笑了一下，對我說：「沒有用，說出來讓人笑話。」她把話題繞到另一方面，話起了家常。
一周後，我又一次來到侯冬娥家，同她話起了家常。說著說著又繞到戰爭年代的話題上，她非常警覺地又把話題扯回到鄰里糾紛的問題上面。眼看半天的時間又過去了，快到了中午，她看我非常焦急的樣子，苦笑了一下對我說：「你的心我明白，但是我自己不能說，不過我知道你是一個好人，你不會在背地裡說我的壞話。」她那樣說，意思是告訴我，她有許多話不便說，從這幾句話裡邊，我知道了她不敢隨便說出來的原因。我的心裡雖然感到遺憾，但是同時也感到這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不是一件隨隨便便就能告訴人的事情，我原來想得太簡單了。
從此以後，我時常到她家裡話家常，說一些老年人的苦悶。有的時候，談一些與她無關的戰爭年代的事情。說其他人的事情，只要不提起她，她會有聲有色地全部告訴我。從這一點看來，她的記憶力很好。對幾十年前戰爭中發生的事情記得非常清楚。就這樣，我一有時間就到她家去閒聊。她對我有了好感。說實在的，我和她交往，不是想探知她的隱私。她不告訴我自有她的道理，我也不便再繼續詢問。那時候我看到她總是不自覺起了憐憫之情，也總想為她盡些棉薄之力。就這樣，一直過了整整十年，1992年6月，我看到關於戰爭賠償的有關報導，立刻想到戰爭受害人侯冬娥，她終於有了訴苦申冤的好機會。我去她家向她報告了這一消息，她卻不相信。又過了二十幾天，我拿著北京來信，又一次來到侯冬娥的家，向她說明要為她申冤雪恨，洗刷背負了幾十年的恥辱。她聽了，依舊不相信。她說：「我十分相信你，就是不敢相信這一件事情。因為我知道，在20年前，中國和日本和好了。我們這些受盡苦難的人，當從收音機裡聽到中國和日本建立外交關係，還發表聯合公報的時候，心裡邊實在是難過極了。中日未建交的時候，也沒有一個人提起過可以為我報仇雪恨，現在兩個國家又好了，倒有人提起這件事了。我怎麼也不會相信有人再關心我們這些受過苦難的老百姓了。」
我再三地向她解釋，這是真的，中國和日本建立外交關係，邦交正常化是前提，好關係也要算清帳。正是有了外交關係，也才能有機會為她進行索賠。不管我如何向她解釋，她還是表示不認同。但是可以看出來，她的思想已經不像先前那麼死板，如果再進一步的話，她很可能願意說出歷史真相，為自己討回公道。
6月下旬某一天，我帶著妻子（因為我妻子和她是一個村子的人，從小就認識侯冬娥，小的時候一同在她的娘家村居住，後來又同在高莊居住，兩家的關係十分要好）一起到她家裡，三個人話了一通家常，倒是她自己先向我愛人提出了問題：「你丈夫說的能為我申冤報仇是不是真的？」當我愛人說這一切都是真的的時候，她竟然說不出一句話來。
停了好久，她才說：「我再考慮一下，咱們可以明天再談這一個問題嗎？」我完全可以理解她當時的心情，畢竟這件事情有了眉目，我答應她明天再來就起身離開了她家。臨走時，她突然拉住我的手說，明天一定要來啊！
第二天，我一個人到了她家。她就告訴我說，整整一個晚上都無法入眠。翻來覆去腦子裡盡是過去的事情。我給她一些安慰後告訴她：「可以把一切埋藏在心底的怨恨慢慢告訴我，不要著急。我會儘快為你寫好申訴書向日本政府討還公道。」
我剛剛說完，她的臉色一下子變得很難看，對我說，我從哪裡說起呀，我這可真是很難說的呀！還沒有說完一句話，她就泣不成聲了。我安撫著她，要她別哭，她說她不哭，她要說。但是還是忍耐不住，越忍越難忍，最後竟然號啕大哭起來。在這種情況下，我也忍不住，跟著她流起淚來。大半天過去了，她沒能說出一句完整的話，我拿著鋼筆，一動也沒有動。筆記本上沒有寫下一個字。我只好對她說，先安定一下情感，明天再談。
又過了一天，我再到侯冬娥家。她告訴我，要我放心，昨天該宣洩的眼淚都流光了，一夜好眠，今天覺得整個人是輕鬆的。這才將所有的事情娓娓道來。我一邊聽著，一邊記錄。經過一整天的交談，後來又經過多次時間上和情節上的回憶，進行了多次核對，整理出詳細的受害過程。
以下是根據侯冬娥的敘述整理的資料：
日本兵到處抓花姑娘，直接點名「蓋山西」
1921年3月，我出生在山西省盂縣西煙鎮雙表村的一個農民家庭。15歲那年，嫁到高莊村一個姓李的莊戶人家當媳婦。1939年下半年開始，日本兵就到我們的村子裡來搗亂。背著帶有刺刀的長槍，頭上戴著鐵帽子，兩隻耳朵還蓋著兩個黃皮片，一身的黃皮，穿著咚咚響的牛皮靴子。
燒殺搶掠，還在村子裡到處抓花姑娘。女人們東躲西藏，就怕見到日本兵。我是一名共產黨員，又是村婦救會主任，帶領全村的婦女參加抗日鬥爭，做軍鞋支援前線；藏糧食，不讓日本兵找到。同時也提醒姐妹們，要保護好自己，不能落到日本兵的手裡。日本兵掃蕩的時候，女人們夜裡睡山洞，白天也不敢回家，臉上還要抹上鍋底灰。就是這樣，還是沒有躲過日本兵魔爪。我有個綽號叫「蓋山西」，也不知哪個開玩笑幫我起的，意為我的美麗在山西是掛得上名號的，可是不知怎麼被日本人知道了。他們真的以為是蓋了山西呢。這一下沒有躲避的地方了，到了哪裡都覺得不安全。還是黨組織的力量大，給我指導藏身的地點，好幾次都是組織上的同志掩護了我。可是後來還是有人出賣了我。
1942年農曆八月初的一天，天剛濛濛亮，日本侵略軍駐進圭部隊在伊藤（當地人叫他紅臉）隊長的帶領下包圍了高莊村（進圭村距離高莊村只有20多裡的路程，很近）。首先來到偽村長的家裡，向他交待任務，要他立即把「蓋山西」叫來。這個偽村長一聽說要抓走我，心裡也不情願，嘴裡一邊答應一邊找了一個理由，出了大門避開日本人，找了一個村子裡的人，讓他趕快告訴我躲起來。然後他回到家裡，給日本兵做他們非常愛吃的黃米糕，（後來據很多人說，當時日本兵每一次到高莊村，都要吃偽村長做的黃米煮油糕）以拖延時間。
偽村長一邊做糕一邊告訴伊藤說，侯冬娥出門不在家裡。但這個紅臉隊長根本不理偽村長的話，他命令他的部下把偽村長年僅15歲的小女兒抓過來，伸手就扒去了小女兒的上衣，嚇得小姑娘臉色煞白，渾身發抖，扯著嗓子叫著她的爸爸，這個偽村長一下子明白了這些沒有人性的東西要在他的面前做什麼骯髒事。他不知所措，一下子橫在紅臉隊長和女兒中間，伸手抱住紅臉隊長的腰，最後跪在他的腳前央求，讓他們饒過他的女兒，他答應幫助日本兵去抓我。在日本兵的威逼下，他只好把我的住處和隱藏的地點都告訴了紅臉隊長，日本兵得意地笑了。
就在這一天晚上，這個偽村長的小女兒還是沒有躲過紅臉隊長的魔爪，被他強暴了。偽村長又恨又氣，險些上吊自殺。
藏身土豆窖仍被抓，孩子哭叫心如刀剮(‧中標‧)第二天早上，我聽到大門外不平常的響聲，知道自己家被日本兵包圍了，我雖然心裡害怕，但還是大著膽子悄悄地溜出屋，沿著牆根慢慢地往外移，用手抓住牆頭，翻身跳進鄰居家。落地後，掀開窖蓋，躲進一個土豆窖裡藏了起來。日本兵沖進我的家裡，看到我兩個月的女兒還在炕頭上哭，知道我沒有走遠，便四處查看。他們在院子裡找不到我，沿著牆，就向鄰居家裡來，到這鄰居的院落裡找，還是沒有。他們闖進鄰居李老太太的屋裡，問老太太見到我沒有。又把老太太推到院子裡，問我藏在什麼地方。其實老人也沒有看到我藏進她們家的土豆窖，她說不知道，立刻被日本兵打得躺倒在地上，他們還把老太太的衣服扒掉，故意羞辱老太太。
正當幾個日本兵折磨李老太太的時候，另一個日本兵看到了土豆窖被動過的痕跡，邊上還有我的小腳新鞋底印子，他們掀開蓋子，嘰哩哇啦地叫喊著讓我爬上來。我硬是不說話，也不往外走，一聲不哼地躲在土豆窖裡。日本兵折騰了很長時間，還是沒有辦法把我從土豆窖里弄出來，他們又不敢自己下到土豆窖裡去，怕我有防身的武器，和他們拼命。他們不想把我打死或者打傷，要的是活生生的一個女人。我在下面也非常害怕，同時也知道，如果上去就落到了日本兵的手裡，在心裡自己對自己說，絕不能上去，就在這僵持不下的時候，日本兵突然搬起兩塊大石頭向土豆窖裡「噗通、噗通」地扔了下來，緊接著有兩個日本兵就跳下土豆窖，站在我的面前。他們不由分說，一下來就把我的手抓住，往高處一舉，上面的日本兵就抓住了我的頭髮，一下子就把我扔在院子裡。此時此刻，我一點想法也沒有了，只是感覺到非常非常地害怕，渾身發抖，站也站不住，牙「噠、噠、噠」地上下直打架，在日本兵的拉扯下好不容易才站立起來。日本兵的刺刀就在脊背上，逼迫著我走出鄰居家的院子。我5歲的兒子從家裡哭喊著跑過來，但是看到日本兵那閃亮亮的刺刀頂在我背上的時候，他被嚇得站在那裡不動了，嘴裡一直喊著「媽媽、媽媽」。我的心裡一陣說不出地難過，忽然想到，這一次真的要離開兒子，離開我的家了。一時間甚至想到今天被日本兵抓走以後，還不知能不能再見到親人，就不顧一切地掙脫日本兵的手，向兒子站立的方向奔去。兒子看到我向他跑去，他也又一次地邁開腳步，向我跑來。但是沒有人性的日本兵橫端著刺刀逼近我剛滿5歲的兒子，一時間，剛剛往前跑的兒子又一動也不敢動了，兩隻圓溜溜的大眼睛直盯著閃亮亮的刺刀，一副非常害怕和可憐的樣子。我看到眼前將要發生的一切，也不敢再往前跑了，趕緊喊著我的兒子，讓他趕快回家，在家裡等媽媽回來。兒子聽了媽媽的話，還是看著那一把對著他眼睛的閃亮亮的刺刀，一步一步向家裡後退。我當時心裡好像有幾把刀子在剜著。
眼巴巴地看著兒子走回去了，又想到，我還沒有來得及給那還在炕頭睡覺剛滿兩個月的小女兒餵一口奶，就被日本鬼子用刺刀逼迫、用槍托打著，從家門前的大坡上一步一步地拖下來。我不想走，就故意放慢腳步，日本兵在後面又是推又是拉，鞋早就掉了，我也沒有發覺，裹腳布也散了，疼得動也不能動一下，日本兵只好架著抬到河槽裡。腳沒有了裹腳布就不能走動，坐在河槽裡的石頭上哭。幾個偽軍到大坡上撿來裹腳布和鞋子，為了拖延時間，我慢悠悠地裹著我的腳。紅臉隊長等得不耐煩了，抽出軍刀叫了一聲，還沒有等我完全穿好，就把我推上早先準備好的毛驢，並且用繩子綁在毛驢的背上，向進圭據點走去。慘遭輪番欺凌，想尋死卻放心不下家人
到了進圭村，日本兵把我放在維持會的院子裡。大部分的人都吃飯去了，只剩下兩個看守我。這兩個日本兵把我推到一間房子裡，鬆開捆綁我的繩子，手忙腳亂地剝了我的衣服褲子，我嚇得話也不會說，叫也不敢叫，任憑兩人輪番欺凌。這是我剛剛被抓到進圭據點的頭一天，晚飯前兩個日本兵就這樣把我欺負了，以後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難過。
晚飯後，有一個日本兵來叫我，說是要送到一個地方，走到半路又被那個接送的日本兵推到一間房子裡再一次欺負了。
從維持會的院子裡出來，下了坡，又上了坡。走了一段很長的街道。把我送到一間比較乾淨的房子裡，房子裡點著紅蠟燭，比家裡的大油燈亮。一眼看見那個紅臉隊長坐在椅子上，他衝著我笑嘻嘻地說了很多話，我聽不懂，不敢說話插嘴，也不敢抬頭看他，膽怯地站立在一張桌子跟前，紅臉站起身把我拉到他的身邊，我的心裡氣憤極了，但是也不敢反抗，任憑紅臉擺佈。他伸手在我的身上亂摸，要解開我的衣服的時候，不遠的地方忽然響起了哨聲，紅臉一陣緊張，就快步跑了出去。我想那哨聲是他們集合的信號，可以看到紅臉非常緊張的樣子。但是他馬上又返回來，我又害怕起來，看到他只是在我住的門上上了一把鎖，又派了一個偽軍哨兵在門前看住我，就又快步跑走了。
後來聽說日軍那天晚上剛剛得到情報，盂陽縣（盂縣和陽曲縣的合併縣)一個共產黨的縣委幹部，帶著通信員在距離進圭村據點5公里的宋莊村活動，不幸被日軍的當地密探知道，馬上報告給日軍，就在紅臉把我關進窯洞的時候，日軍集合隊伍到宋莊村，正好與剛剛在宋莊村工作完的共產黨縣委幹部遇到一起。這個幹部發現日本人，趕緊轉身往山頭上跑，日軍也發現了他們，在後面緊追不捨，在山頂上雙方開火。結果寡不敵眾，這個共產黨的幹部當場就犧牲在那座山頭上。他的通信員被俘，押回進圭據點，後來經不起日本兵的嚴刑拷打和威脅利誘，當了叛徒，在進圭據點當了一名漢奸，跟著日本人幹了很多的壞事。
紅臉隊長走後，我一個人被鎖在房子裡，心裡還是非常害怕，一點睡意也沒有。呆呆地坐著想白天發生的事，又氣又恨，心裡只想哭，又不敢哭出聲，只是悄悄地抹眼淚。在那時以前，已經被三個日本鬼子欺負，身心受創。要是那個紅臉隊長再回來，肯定還要下手逞慾。到了日本兵的手裡，就是身不由己，沒有一點辦法，受盡日本兵的野蠻欺侮，也沒有地方申冤。越想越怕，我真的不想再活下去了。心裡想，趁紅臉還沒有回來，尋死自殺還來得及。但是又一想，這是日本人的地方，死了也說不清，也不一定能有好的名聲。心裡想就是死也不能死在日本人的房子裡，怕人們笑話。再說，還有不懂事的兒子和剛剛兩個月的小女兒，如果死了沒有人來養活他們。還有年邁的母親和遠在前方打仗的丈夫（侯冬娥的丈夫在國民黨閻錫山的部隊當兵），我也不能拋下他們自裁。
為了他們，也得委屈地活下去吧。思前想後，想了許多許多，尤其對我的小女兒是最最不能放心的，已經一天的時間，沒有給女兒餵奶，奶水已經把兩個乳房脹得鼓了起來，撐得鑽心地痛，可憐餓壞了我的小女兒。我一整天沒有吃一口飯，肚子餓得厲害，又怕又餓又擔心，想睡覺也睡不著。坐上一陣，又歪下身子躺上一陣。一直到天快要亮的時候，紅臉隊長回來了，打開門，闖進來，沒有說一句話，只是笑了一下就把我推倒到床上，撕扯掉衣服、褲子，野獸般地把我壓在他的身體底下。
就這樣，在紅臉住的那個房子裡待了三個夜晚。每天晚上讓小兵送過去，很晚的時間紅臉才回到房裡，第二天早上再送回維持會的院子裡。到了吃飯的時候，就有人把飯送過來。白天也還有別的日本兵欺負我。在此期間，李莊村李生海家的閨女李秀梅，也被抓到那裡。在一次被帶出去的時候，還見到羊泉村李五小老婆劉林魚（後來叫萬愛花）被紅臉隊長用牛皮靴踢。還聽說有一個石家莊村的邢三妮，不過沒有見過面。還見過南峪村的路變林等受害者。
三天以後，紅臉隊長不要我了，我被放到一個比較大的房子裡，一共有五、六個女人，睡在一個大炕上。有東頭村的張小妮、李莊村的張二妮，還有侯莊村的侯雙秀和我自己，白天和晚上都不讓我們這些女人穿衣服和褲子，光著身體睡在日本兵搶回來的被褥裡，不管白天還是晚上，日本兵都會任意從一個被窩裡揪出一個女人來，供他們欺辱。有的時候同時跟著進來幾個日本兵，他們也沒有什麼忌諱，在大庭廣眾之下，畜生似的一起糟蹋我們姐妹們。
幾乎每天都是這個樣子。他們不讓我們隨便出門，門被反鎖著，平常派一兩個偽軍來站崗放哨，怕我們逃跑。
胡壯娥當時才13歲，被抓住後遭受很多日本侵略軍輪暴。幾天後，她忍無可忍，遂決定進行反抗。強盜似的日本兵，在她身上得到滿足，還拿了一根蘿蔔，塞進她的陰道，活活地將她撐死後，便將胡壯娥的屍體扔到一個水窖裡。
根據相關資料記載，1941年9月5日，日本侵略軍佔領了進圭村，修建了據點。進圭村有200多戶人家、800多人，世世代代以來居住在烏河流域拐彎處的北面坡地上。自從被日本侵略軍佔據之後，日本兵把一個村子從中間分成東西兩部份，把東邊的老百姓通通趕出村子，闢為戰略駐地。建立日軍作戰指揮部、電臺通訊部、偽軍隊部、醫療保健部、澡堂、廚房、軍馬飼養處、兵器庫、操場、關押抗日幹部和共產黨人的牢房、刑訊拷打的房間以及關押被抓婦女的地方，也就是被日本兵稱為「慰安所」的地方。還有更多的是日本軍隊中隊長、小隊長和大批士兵的住房。此外，在村子的西邊是為日本兵服務的維持會和與維持會有關聯的一應設施，還有商會店鋪、飯店、小百貨店。進圭村的老百姓被擠得沒有地方住，想投宿到周圍村子的親戚家，還是憂心安全的問題。因為進圭村是治安村，不怕日本軍隊的掃蕩屠殺和搶劫。也正因為這一點，在進圭村有親戚的老百姓也願意到進圭村來暫時居住，以保平安。所以當時進圭村的人口非常多，流動也比較大。不過流動居民要到進圭村居留，需要到日本軍隊隊部和維持會那裡辦理手續，領取良民證件等，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日軍佔據盂縣、陽曲縣、沁縣時，明目張膽地在光天化日之下到處抓「花姑娘」(註)逞慾。但是與在上海和武漢等大城市的調查情況不同，不管是在村子裡到處逞其暴行，還是把「花姑娘」抓住，強行拉到所謂的「慰安所」裡成為日本兵的「慰安婦」，這些日本兵都不用或者很少用「保險套」之類的防護措施。因為日本兵知道這裡的女人都是「良家婦女」，受封建思想的束縛，除自家的丈夫之外，再沒有別的男人。未出閣的閨女更是不用懷疑。日本人知道，即使不採取任何的措施也不會罹患性病之類的傳染病，他們對這裡的女人太放心了。
[註]：花姑娘，意指漂亮的女人。侯冬娥
─美貌蓋山西，卻招致橫禍（調查時間：1982年秋至1994年7月）
1982年2月，我因為工作需要，調到高莊村學校任教。10月，一次偶然的機會我認識了侯冬娥，她是一個非常可憐的老太太，聽說她曾兩次被日軍抓到據點做「慰安婦」。她在高莊村找過三個男人做丈夫，第一段婚姻是父母安排的，一開始她和第一任丈夫之間的關係還是很好的，結果就因為知道她曾被日軍逼迫成為「慰安婦」後，第一任丈夫覺得她「不乾淨」，戰後就領回了一個小老婆，把她拋棄了。在無法生存的情況之下，只好又找了村子裡的一個光棍成為她的第二任丈夫。但是第二任丈夫身體不好，不能經常下地勞動，生活也不算太好。儘管如此她別無所求，只盼望著她丈夫的身體好起來。因為日本人把她糟蹋得不能再為丈夫生兒育女，她還抱養了一個兒子，希望能陪伴她一輩子。可是命運偏偏捉弄她，只過了十幾年，她的第二任丈夫就去世了，於是她成了孤家寡人。她悲嘆自己的命運，本不打算再次嫁人，在農村，一個家庭沒有男人撐著，是要經常被鄰里欺負和看不起的。侯冬娥只能選擇再次嫁人。
我間接地知道了侯冬娥的苦難之後，就決心一定要走進她家，直接採訪她。
進門第一印象，她家的日子非常不好過。矮小的街門，院子的北面是三眼石窯洞，從家門走進去，兩邊是分開的堂屋，右邊是侯冬娥丈夫的哥哥李三小的住處，屋子裡沒有一件擺設的物品；左邊是侯冬娥和她丈夫李五白的住處。炕(註)上鋪著很破很破的一張草席片，炕頭有很小的兩捲舖蓋，地上只有一個木頭墩子當作小凳子，還有一個木頭紅櫃子，這也就是他們的全部家當。
那一年侯冬娥61歲，由於歲月不饒人，不僅體力大不如前，臉部也爬滿了歲月的痕跡而顯得年邁，但從秀氣的臉廓，可以看出她曾經是一個美貌的女人。丈夫李五白，70歲，高個子。原本應有一米八的身高，但他已嚴重駝背，頭上沒有長幾根頭髮，鼻子在戰爭年代染上梅毒爛掉後形成了一個黑深深的洞，要是不知道的人看見他這副怪樣子，真要嚇一跳。李五白的哥哥李三小，73歲，也是一個大個子，退伍軍人，早已失去勞動能力。這就是她的一家人，3個人加起來超過200歲。
我想問她在戰爭年代裡受害的事情，從家庭生活到鄰里親戚繞著彎子，到了最後，好不容易才繞到正題上。她認真地聽完我的來意後，苦笑了一下，對我說：「沒有用，說出來讓人笑話。」她把話題繞到另一方面，話起了家常。
一周後，我又一次來到侯冬娥家，同她話起了家常。說著說著又繞到戰爭年代的話題上，她非常警覺地又把話題扯回到鄰里糾紛的問題上面。眼看半天的時間又過去了，快到了中午，她看我非常焦急的樣子，苦笑了一下對我說：「你的心我明白，但是我自己不能說，不過我知道你是一個好人，你不會在背地裡說我的壞話。」她那樣說，意思是告訴我，她有許多話不便說，從這幾句話裡邊，我知道了她不敢隨便說出來的原因。我的心裡雖然感到遺憾，但是同時也感到這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不是一件隨隨便便就能告訴人的事情，我原來想得太簡單了。
從此以後，我時常到她家裡話家常，說一些老年人的苦悶。有的時候，談一些與她無關的戰爭年代的事情。說其他人的事情，只要不提起她，她會有聲有色地全部告訴我。從這一點看來，她的記憶力很好。對幾十年前戰爭中發生的事情記得非常清楚。就這樣，我一有時間就到她家去閒聊。她對我有了好感。說實在的，我和她交往，不是想探知她的隱私。她不告訴我自有她的道理，我也不便再繼續詢問。那時候我看到她總是不自覺起了憐憫之情，也總想為她盡些棉薄之力。就這樣，一直過了整整十年，1992年6月，我看到關於戰爭賠償的有關報導，立刻想到戰爭受害人侯冬娥，她終於有了訴苦申冤的好機會。我去她家向她報告了這一消息，她卻不相信。又過了二十幾天，我拿著北京來信，又一次來到侯冬娥的家，向她說明要為她申冤雪恨，洗刷背負了幾十年的恥辱。她聽了，依舊不相信。她說：「我十分相信你，就是不敢相信這一件事情。因為我知道，在20年前，中國和日本和好了。我們這些受盡苦難的人，當從收音機裡聽到中國和日本建立外交關係，還發表聯合公報的時候，心裡邊實在是難過極了。中日未建交的時候，也沒有一個人提起過可以為我報仇雪恨，現在兩個國家又好了，倒有人提起這件事了。我怎麼也不會相信有人再關心我們這些受過苦難的老百姓了。」
我再三地向她解釋，這是真的，中國和日本建立外交關係，邦交正常化是前提，好關係也要算清帳。正是有了外交關係，也才能有機會為她進行索賠。不管我如何向她解釋，她還是表示不認同。但是可以看出來，她的思想已經不像先前那麼死板，如果再進一步的話，她很可能願意說出歷史真相，為自己討回公道。
6月下旬某一天，我帶著妻子（因為我妻子和她是一個村子的人，從小就認識侯冬娥，小的時候一同在她的娘家村居住，後來又同在高莊居住，兩家的關係十分要好）一起到她家裡，三個人話了一通家常，倒是她自己先向我愛人提出了問題：「你丈夫說的能為我申冤報仇是不是真的？」當我愛人說這一切都是真的的時候，她竟然說不出一句話來。
停了好久，她才說：「我再考慮一下，咱們可以明天再談這一個問題嗎？」我完全可以理解她當時的心情，畢竟這件事情有了眉目，我答應她明天再來就起身離開了她家。臨走時，她突然拉住我的手說，明天一定要來啊！
第二天，我一個人到了她家。她就告訴我說，整整一個晚上都無法入眠。翻來覆去腦子裡盡是過去的事情。我給她一些安慰後告訴她：「可以把一切埋藏在心底的怨恨慢慢告訴我，不要著急。我會儘快為你寫好申訴書向日本政府討還公道。」
我剛剛說完，她的臉色一下子變得很難看，對我說，我從哪裡說起呀，我這可真是很難說的呀！還沒有說完一句話，她就泣不成聲了。我安撫著她，要她別哭，她說她不哭，她要說。但是還是忍耐不住，越忍越難忍，最後竟然號啕大哭起來。在這種情況下，我也忍不住，跟著她流起淚來。大半天過去了，她沒能說出一句完整的話，我拿著鋼筆，一動也沒有動。筆記本上沒有寫下一個字。我只好對她說，先安定一下情感，明天再談。
又過了一天，我再到侯冬娥家。她告訴我，要我放心，昨天該宣洩的眼淚都流光了，一夜好眠，今天覺得整個人是輕鬆的。這才將所有的事情娓娓道來。我一邊聽著，一邊記錄。經過一整天的交談，後來又經過多次時間上和情節上的回憶，進行了多次核對，整理出詳細的受害過程。
以下是根據侯冬娥的敘述整理的資料：
日本兵到處抓花姑娘，直接點名「蓋山西」
1921年3月，我出生在山西省盂縣西煙鎮雙表村的一個農民家庭。15歲那年，嫁到高莊村一個姓李的莊戶人家當媳婦。1939年下半年開始，日本兵就到我們的村子裡來搗亂。背著帶有刺刀的長槍，頭上戴著鐵帽子，兩隻耳朵還蓋著兩個黃皮片，一身的黃皮，穿著咚咚響的牛皮靴子。
燒殺搶掠，還在村子裡到處抓花姑娘。女人們東躲西藏，就怕見到日本兵。我是一名共產黨員，又是村婦救會主任，帶領全村的婦女參加抗日鬥爭，做軍鞋支援前線；藏糧食，不讓日本兵找到。同時也提醒姐妹們，要保護好自己，不能落到日本兵的手裡。日本兵掃蕩的時候，女人們夜裡睡山洞，白天也不敢回家，臉上還要抹上鍋底灰。就是這樣，還是沒有躲過日本兵魔爪。我有個綽號叫「蓋山西」，也不知哪個開玩笑幫我起的，意為我的美麗在山西是掛得上名號的，可是不知怎麼被日本人知道了。他們真的以為是蓋了山西呢。這一下沒有躲避的地方了，到了哪裡都覺得不安全。還是黨組織的力量大，給我指導藏身的地點，好幾次都是組織上的同志掩護了我。可是後來還是有人出賣了我。
1942年農曆八月初的一天，天剛濛濛亮，日本侵略軍駐進圭部隊在伊藤（當地人叫他紅臉）隊長的帶領下包圍了高莊村（進圭村距離高莊村只有20多裡的路程，很近）。首先來到偽村長的家裡，向他交待任務，要他立即把「蓋山西」叫來。這個偽村長一聽說要抓走我，心裡也不情願，嘴裡一邊答應一邊找了一個理由，出了大門避開日本人，找了一個村子裡的人，讓他趕快告訴我躲起來。然後他回到家裡，給日本兵做他們非常愛吃的黃米糕，（後來據很多人說，當時日本兵每一次到高莊村，都要吃偽村長做的黃米煮油糕）以拖延時間。
偽村長一邊做糕一邊告訴伊藤說，侯冬娥出門不在家裡。但這個紅臉隊長根本不理偽村長的話，他命令他的部下把偽村長年僅15歲的小女兒抓過來，伸手就扒去了小女兒的上衣，嚇得小姑娘臉色煞白，渾身發抖，扯著嗓子叫著她的爸爸，這個偽村長一下子明白了這些沒有人性的東西要在他的面前做什麼骯髒事。他不知所措，一下子橫在紅臉隊長和女兒中間，伸手抱住紅臉隊長的腰，最後跪在他的腳前央求，讓他們饒過他的女兒，他答應幫助日本兵去抓我。在日本兵的威逼下，他只好把我的住處和隱藏的地點都告訴了紅臉隊長，日本兵得意地笑了。
就在這一天晚上，這個偽村長的小女兒還是沒有躲過紅臉隊長的魔爪，被他強暴了。偽村長又恨又氣，險些上吊自殺。
藏身土豆窖仍被抓，孩子哭叫心如刀剮(‧中標‧)第二天早上，我聽到大門外不平常的響聲，知道自己家被日本兵包圍了，我雖然心裡害怕，但還是大著膽子悄悄地溜出屋，沿著牆根慢慢地往外移，用手抓住牆頭，翻身跳進鄰居家。落地後，掀開窖蓋，躲進一個土豆窖裡藏了起來。日本兵沖進我的家裡，看到我兩個月的女兒還在炕頭上哭，知道我沒有走遠，便四處查看。他們在院子裡找不到我，沿著牆，就向鄰居家裡來，到這鄰居的院落裡找，還是沒有。他們闖進鄰居李老太太的屋裡，問老太太見到我沒有。又把老太太推到院子裡，問我藏在什麼地方。其實老人也沒有看到我藏進她們家的土豆窖，她說不知道，立刻被日本兵打得躺倒在地上，他們還把老太太的衣服扒掉，故意羞辱老太太。
正當幾個日本兵折磨李老太太的時候，另一個日本兵看到了土豆窖被動過的痕跡，邊上還有我的小腳新鞋底印子，他們掀開蓋子，嘰哩哇啦地叫喊著讓我爬上來。我硬是不說話，也不往外走，一聲不哼地躲在土豆窖裡。日本兵折騰了很長時間，還是沒有辦法把我從土豆窖里弄出來，他們又不敢自己下到土豆窖裡去，怕我有防身的武器，和他們拼命。他們不想把我打死或者打傷，要的是活生生的一個女人。我在下面也非常害怕，同時也知道，如果上去就落到了日本兵的手裡，在心裡自己對自己說，絕不能上去，就在這僵持不下的時候，日本兵突然搬起兩塊大石頭向土豆窖裡「噗通、噗通」地扔了下來，緊接著有兩個日本兵就跳下土豆窖，站在我的面前。他們不由分說，一下來就把我的手抓住，往高處一舉，上面的日本兵就抓住了我的頭髮，一下子就把我扔在院子裡。此時此刻，我一點想法也沒有了，只是感覺到非常非常地害怕，渾身發抖，站也站不住，牙「噠、噠、噠」地上下直打架，在日本兵的拉扯下好不容易才站立起來。日本兵的刺刀就在脊背上，逼迫著我走出鄰居家的院子。我5歲的兒子從家裡哭喊著跑過來，但是看到日本兵那閃亮亮的刺刀頂在我背上的時候，他被嚇得站在那裡不動了，嘴裡一直喊著「媽媽、媽媽」。我的心裡一陣說不出地難過，忽然想到，這一次真的要離開兒子，離開我的家了。一時間甚至想到今天被日本兵抓走以後，還不知能不能再見到親人，就不顧一切地掙脫日本兵的手，向兒子站立的方向奔去。兒子看到我向他跑去，他也又一次地邁開腳步，向我跑來。但是沒有人性的日本兵橫端著刺刀逼近我剛滿5歲的兒子，一時間，剛剛往前跑的兒子又一動也不敢動了，兩隻圓溜溜的大眼睛直盯著閃亮亮的刺刀，一副非常害怕和可憐的樣子。我看到眼前將要發生的一切，也不敢再往前跑了，趕緊喊著我的兒子，讓他趕快回家，在家裡等媽媽回來。兒子聽了媽媽的話，還是看著那一把對著他眼睛的閃亮亮的刺刀，一步一步向家裡後退。我當時心裡好像有幾把刀子在剜著。
眼巴巴地看著兒子走回去了，又想到，我還沒有來得及給那還在炕頭睡覺剛滿兩個月的小女兒餵一口奶，就被日本鬼子用刺刀逼迫、用槍托打著，從家門前的大坡上一步一步地拖下來。我不想走，就故意放慢腳步，日本兵在後面又是推又是拉，鞋早就掉了，我也沒有發覺，裹腳布也散了，疼得動也不能動一下，日本兵只好架著抬到河槽裡。腳沒有了裹腳布就不能走動，坐在河槽裡的石頭上哭。幾個偽軍到大坡上撿來裹腳布和鞋子，為了拖延時間，我慢悠悠地裹著我的腳。紅臉隊長等得不耐煩了，抽出軍刀叫了一聲，還沒有等我完全穿好，就把我推上早先準備好的毛驢，並且用繩子綁在毛驢的背上，向進圭據點走去。慘遭輪番欺凌，想尋死卻放心不下家人
到了進圭村，日本兵把我放在維持會的院子裡。大部分的人都吃飯去了，只剩下兩個看守我。這兩個日本兵把我推到一間房子裡，鬆開捆綁我的繩子，手忙腳亂地剝了我的衣服褲子，我嚇得話也不會說，叫也不敢叫，任憑兩人輪番欺凌。這是我剛剛被抓到進圭據點的頭一天，晚飯前兩個日本兵就這樣把我欺負了，以後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難過。
晚飯後，有一個日本兵來叫我，說是要送到一個地方，走到半路又被那個接送的日本兵推到一間房子裡再一次欺負了。
從維持會的院子裡出來，下了坡，又上了坡。走了一段很長的街道。把我送到一間比較乾淨的房子裡，房子裡點著紅蠟燭，比家裡的大油燈亮。一眼看見那個紅臉隊長坐在椅子上，他衝著我笑嘻嘻地說了很多話，我聽不懂，不敢說話插嘴，也不敢抬頭看他，膽怯地站立在一張桌子跟前，紅臉站起身把我拉到他的身邊，我的心裡氣憤極了，但是也不敢反抗，任憑紅臉擺佈。他伸手在我的身上亂摸，要解開我的衣服的時候，不遠的地方忽然響起了哨聲，紅臉一陣緊張，就快步跑了出去。我想那哨聲是他們集合的信號，可以看到紅臉非常緊張的樣子。但是他馬上又返回來，我又害怕起來，看到他只是在我住的門上上了一把鎖，又派了一個偽軍哨兵在門前看住我，就又快步跑走了。
後來聽說日軍那天晚上剛剛得到情報，盂陽縣（盂縣和陽曲縣的合併縣)一個共產黨的縣委幹部，帶著通信員在距離進圭村據點5公里的宋莊村活動，不幸被日軍的當地密探知道，馬上報告給日軍，就在紅臉把我關進窯洞的時候，日軍集合隊伍到宋莊村，正好與剛剛在宋莊村工作完的共產黨縣委幹部遇到一起。這個幹部發現日本人，趕緊轉身往山頭上跑，日軍也發現了他們，在後面緊追不捨，在山頂上雙方開火。結果寡不敵眾，這個共產黨的幹部當場就犧牲在那座山頭上。他的通信員被俘，押回進圭據點，後來經不起日本兵的嚴刑拷打和威脅利誘，當了叛徒，在進圭據點當了一名漢奸，跟著日本人幹了很多的壞事。
紅臉隊長走後，我一個人被鎖在房子裡，心裡還是非常害怕，一點睡意也沒有。呆呆地坐著想白天發生的事，又氣又恨，心裡只想哭，又不敢哭出聲，只是悄悄地抹眼淚。在那時以前，已經被三個日本鬼子欺負，身心受創。要是那個紅臉隊長再回來，肯定還要下手逞慾。到了日本兵的手裡，就是身不由己，沒有一點辦法，受盡日本兵的野蠻欺侮，也沒有地方申冤。越想越怕，我真的不想再活下去了。心裡想，趁紅臉還沒有回來，尋死自殺還來得及。但是又一想，這是日本人的地方，死了也說不清，也不一定能有好的名聲。心裡想就是死也不能死在日本人的房子裡，怕人們笑話。再說，還有不懂事的兒子和剛剛兩個月的小女兒，如果死了沒有人來養活他們。還有年邁的母親和遠在前方打仗的丈夫（侯冬娥的丈夫在國民黨閻錫山的部隊當兵），我也不能拋下他們自裁。
為了他們，也得委屈地活下去吧。思前想後，想了許多許多，尤其對我的小女兒是最最不能放心的，已經一天的時間，沒有給女兒餵奶，奶水已經把兩個乳房脹得鼓了起來，撐得鑽心地痛，可憐餓壞了我的小女兒。我一整天沒有吃一口飯，肚子餓得厲害，又怕又餓又擔心，想睡覺也睡不著。坐上一陣，又歪下身子躺上一陣。一直到天快要亮的時候，紅臉隊長回來了，打開門，闖進來，沒有說一句話，只是笑了一下就把我推倒到床上，撕扯掉衣服、褲子，野獸般地把我壓在他的身體底下。
就這樣，在紅臉住的那個房子裡待了三個夜晚。每天晚上讓小兵送過去，很晚的時間紅臉才回到房裡，第二天早上再送回維持會的院子裡。到了吃飯的時候，就有人把飯送過來。白天也還有別的日本兵欺負我。在此期間，李莊村李生海家的閨女李秀梅，也被抓到那裡。在一次被帶出去的時候，還見到羊泉村李五小老婆劉林魚（後來叫萬愛花）被紅臉隊長用牛皮靴踢。還聽說有一個石家莊村的邢三妮，不過沒有見過面。還見過南峪村的路變林等受害者。
三天以後，紅臉隊長不要我了，我被放到一個比較大的房子裡，一共有五、六個女人，睡在一個大炕上。有東頭村的張小妮、李莊村的張二妮，還有侯莊村的侯雙秀和我自己，白天和晚上都不讓我們這些女人穿衣服和褲子，光著身體睡在日本兵搶回來的被褥裡，不管白天還是晚上，日本兵都會任意從一個被窩裡揪出一個女人來，供他們欺辱。有的時候同時跟著進來幾個日本兵，他們也沒有什麼忌諱，在大庭廣眾之下，畜生似的一起糟蹋我們姐妹們。
幾乎每天都是這個樣子。他們不讓我們隨便出門，門被反鎖著，平常派一兩個偽軍來站崗放哨，怕我們逃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