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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回仲夏:夏夢的電影和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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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

盛夏探「夢」

夏夢之美,有口皆碑。「上帝的傑作」,原本乃電影《日出》中張喬治恭維、愛慕陳白露的台詞,卻成了夏夢實至名歸的永恆美譽。高挑身材、扮相宜古宜今之餘,夏夢穿起旗袍,更是國色天香,氣質優雅不凡。她的美麗,按照當代東方佳人的標準,也是一個難以逾越的典範。說到夏夢的美,再紛繁的形容,都只是錦上添花。然而,正是由於夏夢之美,讓人忘了她美貌之外的智慧。也因為是武俠小說大師金庸的夢裡人,夏夢更被賦予太多浪漫傳奇的戲說,至今紛紛擾擾。她對電影事業的執著和藝術魅力反而被忽視。

和夏夢合作《投奔怒海》的著名導演許鞍華曾經說過:夏夢的智慧比她的美貌更出眾。

本書試圖通過另一個角度,縱橫中國內地、香港,還有東南亞(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中、英文的文獻史料和檔案,結合客觀歷史背景,補以訪談和求證,整理了夏夢電影生涯的年代脈絡,並倚重於梳理夏夢作為演員(1950—1967)和監製(1979—1985)兩個年代的經歷,期待文思在感性與理性中得以兼容並蓄,再現夏夢作為一代電影人的藝術歷程。

夢縈銀河:演員夏夢

夏夢於1950年夏天簽約長城公司。作為香港「國語」電影界第一位新人,夏夢在長城公司的積極培養下,於1951年憑處女作《禁婚記》在香港和海外(新加坡、馬來亞)相繼公映後一炮而紅。其後,《孽海花》和《絕代佳人》兩部古裝巨製的成功,則奠定了她作為長城公司首席當家花旦的地位。1957年4月,作為香港左派電影界唯一的演員代表,夏夢到北京領取文化部頒授給《絕代佳人》的優秀影片榮譽獎,同時參加了第二屆中國電影工作者代表大會。同年歲末,《新寡》相繼在北京、上海、東北等地公映,並大受歡迎,獲得中國內地媒體和評論界的廣泛讚賞。北京之行和《新寡》的成功,成就了夏夢演員生涯的第二個巔峰,而《新寡》至今也是展現夏夢演技的最富代表性的作品。在1957到1958年間,夏夢分別入選香港《華僑日報》第一、第二屆香港「國語片」十大明星。1959年末,包括夏夢在內的「長城」六大明星受邀訪問新加坡,當地媒體冠以夏夢「大公主」的美譽;同時《長城畫報》舉辦的香港十大「國語片」明星選舉中,夏夢名列第一。「長城大公主」一說由此而來。1961年,夏夢當選香港十大賣座明星,同年在由澳門的《澳門日報》舉辦的香港十大明星選舉中高居榜首。而最讓人津津樂道的,當屬夏夢在1960—1965年間相繼主演了《王老虎搶親》《三看御妹劉金定》《金枝玉葉》《烽火姻緣》等四部與上海越劇界合作的戲曲片。這些影片獲得了巨大的成功,成就了其演員生涯中的另一類經典形象。

夏夢是長城公司的合約演員,1956年正式被借聘到鳳凰公司拍片。而那個年代,製片廠制度下的電影製作,一般都由導演選擇合適的劇本,然後和屬意的演員洽談。但是,自奠定了其影壇地位後,夏夢成為少見的可以選擇導演和劇本的演員,這是當年「長城」給予夏夢的「自主權」。

從一系列夏夢完成、未完成的作品中觀察,夏夢屬意的導演無疑是李萍倩和朱石麟。而朱石麟的劇本,似乎又是夏夢的首選。談到李萍倩和朱石麟的風格時,夏夢曾表示:

李萍倩比較明快,朱石麟則比較細膩,不太一樣。李萍倩比較喜歡用短鏡,而朱石麟則愛用推、拉,出來的效果也不一樣。推拉就是要慢一點,主要表達內心感情,李導演會讓你自由發揮,而朱導演則有他的想法,他希望演員按照他的想法來表達,兩個都很疼我呢!

雖然「長城」和「鳳凰」的正式合作始於1956年初拍攝的《新婚第一夜》和《新寡》,但是早在1952年末開拍《花花世界》時,「長城」便已和朱石麟有了初步合作 ── 劇本出自朱石麟之手。而1953年末開拍的《姐妹曲》,朱石麟更是第一次跨刀為「長城」編導。此外,夏夢曾主動找來福建傳統莆仙戲《團圓之後》的劇本,請朱石麟改編並導演了影片《同命鴛鴦》;時任文化部部長夏衍也為夏夢度身定造了《故園春夢》,並請來朱石麟導演。除了與「鳳凰」合作,夏夢還破例為龍馬公司拍攝了《香閨春情》(又名《關在屋子裡的人》)。此前,「龍馬」因費穆逝世已停產多年,導演兼經理人費魯伊是第一次掌鏡。而其電影風格,又是實驗性的藝術作品。這個選擇,或許也反映了夏夢的另一番藝術旨趣。此番通過多邊訪問得知,夏夢對自己的作品尚有部分指定的合作團隊。攝影師中,夏夢屬意董克毅父子或蔣錫偉;在造型和化妝上,早在1930年代業已成名於上海電影界的化妝大師宋小江,正是夏夢的不二人選;而談到服裝和造型設計,戲裡戲外,同事兼摯友馮琳無疑是夏夢最親密的夥伴。很多時候,夏夢作品裡的時尚造型和旗袍樣式,也都有夏夢自己的心血和巧思。從這裡,就可以看得出夏夢對自己電影形象經營的嚴謹和用心。

夏夢電影事業上的顯著變化發生在1964年。中國內地當時的政治氣候,已經對夏夢構成了直接影響。這可以通過夏夢的拍攝活動(非發行時間)來觀察。夏夢一般每年可以完成兩到四部作品。到了1964年,夏夢一整年裡沒有拍片。1965年末完成《白領麗人》後,拍攝工作再度停頓一年。1966年,當「文革」開始後不久,夏夢欲辭職而被挽留。

但是,「文革」極左勢力逐漸滲透到電影界,隨後又爆發了「五月風暴」事件,夏夢終於在1967年9月脫離影壇,並悄悄離開香港。1979年,重返電影界後的夏夢,再也沒有以演員的身份出現在電影中。

評價自己在過往電影中的表現時,夏夢常說「自然」是關鍵:

觀眾接受我是因為我自然,不「做戲」。不「做戲」看起來便不會僵硬了。我很relax(放鬆),我relax觀眾亦會看得舒服,我是「以不變應萬變」。

在香港電影資料館1999年的訪談中,夏夢也有類似的見解,她始終認為自己是「偶像派」,不是好演員,更無法活到老、演到老:

我覺得自己不是一個好演員,我只是自然,不作狀,可絕對稱不上是一個好演員。好演員嘛,要能演所有角色,我嘛,根本是很局限的。所以我說,年紀大了不能拍。好演員的話,是不應該受年齡限制的,可以拍到幾十歲,當了老太太還可以拍戲。像我這種,是等於歌星的偶像派。偶像派絕對受年齡限制的,到三十歲就要退下來了。好像馮寶寶,可以從五歲演到現在;另外芳芳啦,她們都是好演員。張艾嘉也很好,也是可以一直演下去的演員。其實,早在1982年,夏夢就曾有這麼一番感嘆:

你看像我這樣的年紀,還能演戲嗎?現在的特寫鏡頭,連一根頭髮般大小的皺紋也攝得一清二楚。古裝戲裡塗脂抹粉,可能會好一些,但是誰愛看你這個「老花旦」呢……你說演中年婦女,這個我也想過,但是戲路不對啊,我雖然是女人,但是缺乏一般中年女人的生活體驗。我很羨慕李香琴,她的生活經驗豐富,演技又好,甚麼角色都能演,演甚麼像甚麼。

同一篇訪談中,記者接著解釋說夏夢的外形,其實還是適合演三十歲上下女性的,夏夢回答得風趣之餘,也有條不紊地表達了自己的看法:

謝謝你,真要請你喝茶了!不過真的按照你的意見的話,就要趕跑全部觀眾了。(笑)我向來有個看法,劇中人和演出者兩者年紀相當最好。否則,寧可年紀小的演年紀大的,不要年紀大的演年紀小的。根據這個看法,你就很容易明白,為甚麼我不能再當演員了。

從夏夢的作品分析中可看出,夏夢的銀幕形象,以知性中產少婦最多。從演技成熟期的劇情片(如《望夫山下》《新婚第一夜》到《新寡》《關在屋子裡的人》等)中觀察,夏夢的內心戲尤其精彩。她善於把握當時中產女性的感情矛盾,以及在傳統與現代的碰撞中所產生的複雜心理變化,對人物的刻畫細緻而深入。至於塑造性格完美或捨生取義的理想化角色(如《絕代佳人》《逆旅風雲》《白領麗人》),夏夢也能拿捏得平和自然。談到喜劇,從《搶新郎》開始,到《甜甜蜜蜜》《夫妻經》等作品,夏夢的表演除了延續民國時期上海都市的節奏和韻味外,其夾著放肆的喜感中,卻是收放得宜的幽默。而越劇電影中,從《三看御妹劉金定》的皇家貴族到《烽火姻緣》的巾幗英雄,夏夢巧妙地結合了電影表情和正統戲曲功架,塑造了另一種表演風格。縱橫喜劇、悲劇和戲曲電影,夏夢可以說是揮灑自如,銀幕形象的塑造富有極強的感染力。

2012年6月9日,宴席上,當大家讚頌夏夢當年星光四射,氣質典雅時,夏夢帶著幾許玩笑的語氣說:「現在的明星都是鄰家女孩、鄰家男孩啦!觀眾的口味改變了,大家都喜歡如鄰家孩子般的明星了⋯⋯」2012年6月30日,第二次座談時,我打趣地問楊潔怎麼看姐姐的戲。楊潔性格直率,當著姐姐的面就開玩笑說:「我說夏夢的演技並不怎麼樣⋯⋯也就還可以吧。」楊潔是一副帶著玩笑的不屑,而一旁的夏夢先是望著妹妹點點頭,而後大家都笑了起來。

說到底,夏夢並非戲路最寬廣的演技派,但放在當年的香港「國語影壇」來說,她絕對是最有實力的人氣偶像派,也是偶像指數最高的實力派之一。1963年後急劇減產的趨勢,還有離開電影界的十二個年頭,真的並非夏夢刻意地蹉跎。中斷的流光,一去不返。作為演員時的未了心願,也只能任由杳如黃鶴,無影無蹤。

探夢「青鳥」:監製夏夢

夏夢覺得自己並非當導演的料子,但對她而言,演戲已經不再是「選項」。在夏夢看來,過去做演員相對比較被動,但做監製卻能化被動為主動。她滿懷抱負,有屬於自己的視野和展望,並有了當監製的念頭。因此,夏夢最後沒有回到長城公司,而是得到時任國務院僑辦主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廖承志的同意後,自組公司搞獨立製片,也就有了後來的「青鳥」和《投奔怒海》。

談到那時自組公司拍片,夏夢認為,這能夠讓自己在決策上擁有更廣闊的伸展空間,拍出既不盲目跟風、也不違背自己藝術良知和品位的作品。以下摘錄一篇採訪中所記錄的夏夢對影片《紅高粱》的看法,可以更立體地看出夏夢作為製片時權衡商業和藝術的理念取捨和策略:

「黃」(《黃土地》)劇的優點,「紅」(《紅高粱》)劇都具備。在「抓」觀眾感情方面,《紅高粱》更上一層樓,也更商業化。全片攝影和畫面,都給人以美的享受。劇中男女主角做愛,高粱被踏平,然後就拍高粱地,綠葉在風中搖曳晃動,給觀眾留下聯想的意境。因為,這種男女交歡的畫面是含蓄的、東方式的,洋為中用,西方人也會欣賞。

中國電影走向世界,得益於大陸的開放。沒有開放的政策,就沒有《紅高粱》。中國打開國門,編導人員和演員走出去,才能開闊視野,從西方吸取更多有益的東西。電影不是話劇,也不是廣播劇,劇中人不能老是說個不停,嘮嘮叨叨,唯恐觀眾聽不明白。《紅高粱》完全不是這樣,以影像為主,用合乎電影藝術規律的方式拍攝片子,揭示社會生活的內涵。這是一個重大進展。她說:「如果中國電影界仍然關閉大門,老拍歌功頌德的戲,總是一套激勵人心的對白,哪裡會有登上國際影壇的希望!」夏夢針對人們對《紅高粱》的爭論對記者說,對一部戲如何看,應當允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一部戲不可能贏得所有觀眾。有的戲,藝術家、知識分子喜歡;有的戲,工人農民喜歡。這是一種正常現象。我們不能妄自菲薄,中國電影應當走向世界;但中國又是農業社會,也不應當提倡所有片子都不顧一切地走向世界。還應拍一些大陸觀眾喜聞樂見的戲。

夏夢作為製片人,深知電影發行的奧妙。她為《紅高粱》在香港放映出謀劃策:「要吸取《老井》的教訓,切莫在所有影院一齊放映。不瞭解觀眾心理,一般化發行,上座率是不會高的。『紅』劇作為藝術片,選擇幾個影院放映幾個月,票房價值可能會好得多。」

在這樣的使命驅使下,夏夢創辦了「青鳥」。作為製片人,夏夢從題材、導演、劇本和起用新人等各方面積極運籌帷幄。創業之作《投奔怒海》曲折的籌拍歷程、堅定的品質追求,以及後來的空前成功,不僅為其在電影史上寫下傳奇,而且捧出了明星劉德華,也奠定了許鞍華作為著名導演的地位。《似水流年》,夏夢提攜了導演嚴浩。影片對海峽兩岸情感隔閡的刻畫,或許也折射出夏夢自己的家國情思和感懷。這兩部經典,都先後囊括了香港電影金像獎的多個獎項,實至名歸。夏夢後來還一度籌拍兩部作品:張愛玲的《第一爐香》和張賢亮當時極富爭議性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雖然最終未能成事,卻可以看出夏夢作為製片,對於題材選擇的獨到藝術眼光。

「青鳥」翱翔的實踐雖然不長,卻是轟轟烈烈、擲地有聲的。它再次為夏夢的電影事業留下了燦爛光輝的一筆,名留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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