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的禮物】
獨守──婚後的處境
「兩人各歸各，不像夫妻」
一九○九年八月，在母親的催促下，魯迅結束了長達七年之久的留日生涯，回到故鄉。一別三年，魯迅終於歸來，這無疑給了朱安一絲希望，然而，魯迅的態度很快就讓她心涼了。
魯迅回紹興一個月後，就去杭州擔任了浙江兩級師範學堂的教員，一九一○年六月，他辭職回到紹興，就任紹興府中學堂教師，並兼任監學。辛亥革命後，他接受紹興都督王金發的委任，擔任山會初級師範學堂監督（校長），直至一九一二年二月離開紹興。也就是說，只有一年半的時間他們夫婦同處一個屋簷下。
這一時期魯迅沒有留下日記，我們所瞭解的都是他的社會活動，對於他的家庭生活知之甚少。一般的說法是，由於魯迅忙於學校的事情，所以他常住在學校裡，就是回家也總是很晚。據說他晚上總是獨自睡一屋。他於一九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寫給許壽裳的信中寫道：「僕荒落殆盡，手不觸書，惟搜採植物，不殊囊日，又翻類書，薈集古逸書數種，此非求學，以代醇酒婦人者也。」他白天教書會友，晚上用抄寫古籍來打發漫漫長夜，來代替他心目中的美酒和女人，這些應該都是事實。不過，即使再怎麼回避，畢竟還是要常常碰面，還要維持著夫妻的名分，這反而更令雙方痛苦。何況，周家和朱家的長輩們一定也會唇焦舌敝，勸說他們夫婦和好，希望他們多接觸，漸漸親密起來，而決不會坐視不管。
然而，這些努力顯然都白費了。據魯老太太多年後回憶，她發現「他們既不吵嘴，也不打架，平時不多說話，但沒有感情，兩人各歸各，不像夫妻。」她不明白，為什麼他們總是好不起來，於是問兒子：「她有什麼不好？」魯迅只是搖搖頭，說：「和她談不來。」魯老太太問他怎麼談不來，他的回答是：和她談話沒味道，有時還要自作聰明。他舉了個例子說：有一次，我告訴她，日本有一種東西很好吃，她說是的，是的，她也吃過的。其實這種東西不但紹興沒有，就是全中國也沒有，她怎麼能吃到？這樣，談不下去了。談話不是對手，沒趣味，不如不談……（1）
天天低頭不見抬頭見，魯迅也曾試圖跟朱安有所交流，可是朱安一開口，就讓他感到話不投機半句多，從此再也不願意跟她說話。他希望的是「談話的對手」，可是在他面前，朱安的自卑感太深了，她除了對丈夫唯唯諾諾，連連附和，又說得出什麼呢？其實，這也怪不得朱安，魯迅剛從日本回來，談的都是外面的事，都是朱安所不熟悉的，如果談些熟悉的事，也許不至於如此吧。
魯迅對母親所說的理由，或許也只是一種敷衍之辭。如果他對朱安的感情不是那麼淡漠的話，也不至於為了說錯一句話就反感。原指望魯迅回來後夫妻關係能改善，可是實際的情況是「兩人各歸各，不像夫妻」，這種日子無異於精神的苦刑，對彼此都是一種折磨。魯老太太眼看「他們兩人好像越來越疏遠，精神上都很痛苦」，可她也無能為力了。
這一時期魯迅屢次在信中向許壽裳訴說心中的苦悶，一再地表示對故鄉人事的不滿，希望老友能在外給他謀一個職位，在一九一○年八月十五日的信中他寫道：「他處可有容足者不？僕不願居越中也，留以年杪（年底）為度。」一九一一年三月七日的信中寫道：「越中棘地不可居，倘得北行，意當較善乎？」又七月三十一日信中再一次請求老友為其覓一職位：「僕頗欲在他處得一地位，雖遠無害，有機會時，尚希代圖之。」他在故鄉感覺到的只有憋悶，煩惱，他是下了決心要拋開故鄉的一切，決意去過一個人的生活—只要能離開，「雖遠無害」。
一九一二年初，魯迅終於如願以償，離開了令他失望的故鄉和家庭。二月，他離開紹興到南京臨時政府教育部擔任部員，五月初與許壽裳一同北上，就任北京教育部部員。從此，朱安又開始了長達七年的獨居生活。
魯迅到北京後，住在位於宣武門南半截胡同的紹興縣館，今天我們看到紹興會館儼然已經成了一個湫隘的大雜院，裡面搭建了很多小平房，住了幾十戶人家。當年的紹興縣館規模很大，原名山邑會館，係由紹興府轄的山陰、會稽兩縣在京做官的人出錢建立的，凡有同鄉舉人到京應試，或是同鄉官員到京候補都借住在這裡。魯迅先是住在會館西部的藤花館，後來移到東部的補樹書屋，這是個很安靜的院子，〈吶喊．自序〉中曾寫道：「相傳是往昔在院子裡的槐樹上縊死過一個女人的，現在槐樹已經高不可攀了，而這屋還沒有人住……」他在這裡過著近乎於獨身的寂寞生活，一直到一九一九年。
一個人在北京，魯迅與二弟周作人共同語言最多，通信也最勤，與三弟周建人、信子、芳子的通信也十分頻繁，日記中常有記載。不僅如此，他與東京的羽太家裡通信也很勤，羽太信子的母親羽太近、弟弟重久、妹妹福子都和他通過信。日記中多次有他匯款給羽太家的記錄，如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午後赴打磨廠保商銀行易日幣。赴東交民巷日本郵局寄羽太家信並日銀五十元……」一九一四年十二月九日：「晨至交民巷日郵局寄羽太家信，附與福子箋一枚，銀二十五圓，內十五元為年末之用也。」
魯迅日記裡給羽太家匯款的記載不少，使人覺得他與羽太家，特別是與羽太信子關係不一般，但這很可能是因紹興匯兌不便，周作人託大哥替他往岳家匯款。周作人作為羽太家的女婿，在紹興期間的日記裡，從沒有匯款給日本的記錄，這一點似也可證明。至於這錢究竟是誰出，當時三兄弟沒有分家，也就無所謂了。
相比於這濃濃的兄弟情，魯迅對朱安及其娘家人就顯得格外冷淡。他一個人在北京的這幾年裡，幾乎不與丁家弄朱家通信。倒是朱家人曾給他寫過信，可是他也沒回信。一次是一九一三年四月四日他收到朱安弟弟朱可銘的信：「四日，曇。上午得朱可銘信，南京發。」雖然日記中有朱可銘來信的記載，卻沒有魯迅回信的記載。一般來說，他收到信都會馬上回覆並記在日記裡，對朱可銘的信他卻置之不理。另一次是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他收到朱安的信：「二十六日……下午得婦來書，二十二日從丁家弄朱宅發，頗謬。」這是日記裡唯一一次記載收到朱安的信，朱安不識字，大概是託娘家人代筆的。朱安此信寫了什麼？有人做過一些猜測，下文中還會做一些分析，這裡先擱下不提。「得婦來書」，魯迅非但不感到高興，反而說她「頗謬」，可見其對這位舊式太太的反感。
魯迅除一九一九年返鄉接家人去北京之外，僅在一九一三年、一九一六年兩次回紹興探親。但在回鄉期間的日記裡，他隻字不提朱安。一九一三年六月二十四日至七月二十七日，他在紹興住了一個多月，可是看他的日記，彷彿根本不存在這樣一位太太。不過，字裡行間仔細體會，也能看出一些跡象。如七月二日的日記裡：「午前陳子英來。夜不能睡，坐至曉。」魯迅為什麼一夜不睡，坐到天亮？是不是在母親或族人的竭力勸說下，他被迫晚上來到朱安的房中，卻寧可獨自坐到天亮？又七月十一日那天記載：「下午朱可銘來。」這位小舅子上門，對魯迅而言也不是愉快的事吧？
至於一九一六年十二月魯迅回到紹興，主要是為母親祝壽。這年舊曆十一月十九日為魯老太太六十歲大壽，一連三天家中親朋滿座，連著兩天請來戲班唱戲，祭祖、祀神，賀客盈門，場面十分熱鬧。魯迅這次回家不到一個月，這期間他去了朱安娘家一次：「二十八日曇。……下午往朱宅。晚雨雪。夜陳子英來。」日記中沒有說明是否與朱安同去，他這次出於禮節拜訪了岳家，在朱家逗留的時間也不長。
從魯迅冷冷的態度中，我們能感受到朱安婚後的處境是很可悲的，後面的日子也越來越沒有了指望。據孫伏園說，有一次魯迅回紹興探親，朱安備席款待親友。席間朱安當著親友指責魯迅種種不是。魯迅聽之任之，一言不發，因此，平安無事。事後魯迅對孫伏園說：「她是有意挑釁，我如答辯，就會中了她的計而鬧得一塌糊塗；置之不理，她也就無計可施了。」（2）孫伏園沒有說具體的年份，大概不是一九一三年就是一九一六年。如果真的像孫伏園所說，那麼一向忍讓順從的朱安也終於爆發了，而這並不能挽回什麼，反而使兩人的關係更僵罷了。
自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九年，在這七年間，朱安以似棄婦非棄婦的不確定身分留守在周家新台門裡，沒有人知道，遭受這麼多年的冷落，她的心理是什麼狀態，她有什麼想法。
很多研究者指出，魯迅在北京紹興會館那些年埋頭抄古碑的生活，就像是個獨身者或苦行僧，精神上很頹唐。其實，朱安這種等於守活寡的日子一定也很難過，只是今天我們已聽不到她內心的聲音，也不知道她以何種方式排遣心底的苦悶。從有些親友的回憶可知，朱安在北京時，在閒下來的時間裡常常默默地一個人抽著水煙袋。沒有記載說她是什麼時候開始抽水煙的，很可能是婚後因為寂寞苦悶而養成了這種習慣。清代婦女吸煙相當普遍，金學詩《無所用心齋瑣語》中就描述過蘇州一帶官紳之家女子吸煙之狀。《秋平新語》記載靜海呂氏之妻作戲詠長煙袋詩，詩云：「這個長煙袋，妝台放不開；伸時窗紙破，鉤進月光來。」寫得夠幽默的。張愛玲《金鎖記》裡曹七巧的女兒長白是吸鴉片的，儘管時間已經是二十世紀了。
（1）俞芳〈封建婚姻的犧牲者—魯迅先生和朱夫人〉，《我記憶中的魯迅先生》，第一百四十三至一百四十四頁。
（2）〈朱安與魯迅的一次衝突〉，《魯迅研究月刊》一九九四年第十一期。
獨守──婚後的處境
「兩人各歸各，不像夫妻」
一九○九年八月，在母親的催促下，魯迅結束了長達七年之久的留日生涯，回到故鄉。一別三年，魯迅終於歸來，這無疑給了朱安一絲希望，然而，魯迅的態度很快就讓她心涼了。
魯迅回紹興一個月後，就去杭州擔任了浙江兩級師範學堂的教員，一九一○年六月，他辭職回到紹興，就任紹興府中學堂教師，並兼任監學。辛亥革命後，他接受紹興都督王金發的委任，擔任山會初級師範學堂監督（校長），直至一九一二年二月離開紹興。也就是說，只有一年半的時間他們夫婦同處一個屋簷下。
這一時期魯迅沒有留下日記，我們所瞭解的都是他的社會活動，對於他的家庭生活知之甚少。一般的說法是，由於魯迅忙於學校的事情，所以他常住在學校裡，就是回家也總是很晚。據說他晚上總是獨自睡一屋。他於一九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寫給許壽裳的信中寫道：「僕荒落殆盡，手不觸書，惟搜採植物，不殊囊日，又翻類書，薈集古逸書數種，此非求學，以代醇酒婦人者也。」他白天教書會友，晚上用抄寫古籍來打發漫漫長夜，來代替他心目中的美酒和女人，這些應該都是事實。不過，即使再怎麼回避，畢竟還是要常常碰面，還要維持著夫妻的名分，這反而更令雙方痛苦。何況，周家和朱家的長輩們一定也會唇焦舌敝，勸說他們夫婦和好，希望他們多接觸，漸漸親密起來，而決不會坐視不管。
然而，這些努力顯然都白費了。據魯老太太多年後回憶，她發現「他們既不吵嘴，也不打架，平時不多說話，但沒有感情，兩人各歸各，不像夫妻。」她不明白，為什麼他們總是好不起來，於是問兒子：「她有什麼不好？」魯迅只是搖搖頭，說：「和她談不來。」魯老太太問他怎麼談不來，他的回答是：和她談話沒味道，有時還要自作聰明。他舉了個例子說：有一次，我告訴她，日本有一種東西很好吃，她說是的，是的，她也吃過的。其實這種東西不但紹興沒有，就是全中國也沒有，她怎麼能吃到？這樣，談不下去了。談話不是對手，沒趣味，不如不談……（1）
天天低頭不見抬頭見，魯迅也曾試圖跟朱安有所交流，可是朱安一開口，就讓他感到話不投機半句多，從此再也不願意跟她說話。他希望的是「談話的對手」，可是在他面前，朱安的自卑感太深了，她除了對丈夫唯唯諾諾，連連附和，又說得出什麼呢？其實，這也怪不得朱安，魯迅剛從日本回來，談的都是外面的事，都是朱安所不熟悉的，如果談些熟悉的事，也許不至於如此吧。
魯迅對母親所說的理由，或許也只是一種敷衍之辭。如果他對朱安的感情不是那麼淡漠的話，也不至於為了說錯一句話就反感。原指望魯迅回來後夫妻關係能改善，可是實際的情況是「兩人各歸各，不像夫妻」，這種日子無異於精神的苦刑，對彼此都是一種折磨。魯老太太眼看「他們兩人好像越來越疏遠，精神上都很痛苦」，可她也無能為力了。
這一時期魯迅屢次在信中向許壽裳訴說心中的苦悶，一再地表示對故鄉人事的不滿，希望老友能在外給他謀一個職位，在一九一○年八月十五日的信中他寫道：「他處可有容足者不？僕不願居越中也，留以年杪（年底）為度。」一九一一年三月七日的信中寫道：「越中棘地不可居，倘得北行，意當較善乎？」又七月三十一日信中再一次請求老友為其覓一職位：「僕頗欲在他處得一地位，雖遠無害，有機會時，尚希代圖之。」他在故鄉感覺到的只有憋悶，煩惱，他是下了決心要拋開故鄉的一切，決意去過一個人的生活—只要能離開，「雖遠無害」。
一九一二年初，魯迅終於如願以償，離開了令他失望的故鄉和家庭。二月，他離開紹興到南京臨時政府教育部擔任部員，五月初與許壽裳一同北上，就任北京教育部部員。從此，朱安又開始了長達七年的獨居生活。
魯迅到北京後，住在位於宣武門南半截胡同的紹興縣館，今天我們看到紹興會館儼然已經成了一個湫隘的大雜院，裡面搭建了很多小平房，住了幾十戶人家。當年的紹興縣館規模很大，原名山邑會館，係由紹興府轄的山陰、會稽兩縣在京做官的人出錢建立的，凡有同鄉舉人到京應試，或是同鄉官員到京候補都借住在這裡。魯迅先是住在會館西部的藤花館，後來移到東部的補樹書屋，這是個很安靜的院子，〈吶喊．自序〉中曾寫道：「相傳是往昔在院子裡的槐樹上縊死過一個女人的，現在槐樹已經高不可攀了，而這屋還沒有人住……」他在這裡過著近乎於獨身的寂寞生活，一直到一九一九年。
一個人在北京，魯迅與二弟周作人共同語言最多，通信也最勤，與三弟周建人、信子、芳子的通信也十分頻繁，日記中常有記載。不僅如此，他與東京的羽太家裡通信也很勤，羽太信子的母親羽太近、弟弟重久、妹妹福子都和他通過信。日記中多次有他匯款給羽太家的記錄，如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午後赴打磨廠保商銀行易日幣。赴東交民巷日本郵局寄羽太家信並日銀五十元……」一九一四年十二月九日：「晨至交民巷日郵局寄羽太家信，附與福子箋一枚，銀二十五圓，內十五元為年末之用也。」
魯迅日記裡給羽太家匯款的記載不少，使人覺得他與羽太家，特別是與羽太信子關係不一般，但這很可能是因紹興匯兌不便，周作人託大哥替他往岳家匯款。周作人作為羽太家的女婿，在紹興期間的日記裡，從沒有匯款給日本的記錄，這一點似也可證明。至於這錢究竟是誰出，當時三兄弟沒有分家，也就無所謂了。
相比於這濃濃的兄弟情，魯迅對朱安及其娘家人就顯得格外冷淡。他一個人在北京的這幾年裡，幾乎不與丁家弄朱家通信。倒是朱家人曾給他寫過信，可是他也沒回信。一次是一九一三年四月四日他收到朱安弟弟朱可銘的信：「四日，曇。上午得朱可銘信，南京發。」雖然日記中有朱可銘來信的記載，卻沒有魯迅回信的記載。一般來說，他收到信都會馬上回覆並記在日記裡，對朱可銘的信他卻置之不理。另一次是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他收到朱安的信：「二十六日……下午得婦來書，二十二日從丁家弄朱宅發，頗謬。」這是日記裡唯一一次記載收到朱安的信，朱安不識字，大概是託娘家人代筆的。朱安此信寫了什麼？有人做過一些猜測，下文中還會做一些分析，這裡先擱下不提。「得婦來書」，魯迅非但不感到高興，反而說她「頗謬」，可見其對這位舊式太太的反感。
魯迅除一九一九年返鄉接家人去北京之外，僅在一九一三年、一九一六年兩次回紹興探親。但在回鄉期間的日記裡，他隻字不提朱安。一九一三年六月二十四日至七月二十七日，他在紹興住了一個多月，可是看他的日記，彷彿根本不存在這樣一位太太。不過，字裡行間仔細體會，也能看出一些跡象。如七月二日的日記裡：「午前陳子英來。夜不能睡，坐至曉。」魯迅為什麼一夜不睡，坐到天亮？是不是在母親或族人的竭力勸說下，他被迫晚上來到朱安的房中，卻寧可獨自坐到天亮？又七月十一日那天記載：「下午朱可銘來。」這位小舅子上門，對魯迅而言也不是愉快的事吧？
至於一九一六年十二月魯迅回到紹興，主要是為母親祝壽。這年舊曆十一月十九日為魯老太太六十歲大壽，一連三天家中親朋滿座，連著兩天請來戲班唱戲，祭祖、祀神，賀客盈門，場面十分熱鬧。魯迅這次回家不到一個月，這期間他去了朱安娘家一次：「二十八日曇。……下午往朱宅。晚雨雪。夜陳子英來。」日記中沒有說明是否與朱安同去，他這次出於禮節拜訪了岳家，在朱家逗留的時間也不長。
從魯迅冷冷的態度中，我們能感受到朱安婚後的處境是很可悲的，後面的日子也越來越沒有了指望。據孫伏園說，有一次魯迅回紹興探親，朱安備席款待親友。席間朱安當著親友指責魯迅種種不是。魯迅聽之任之，一言不發，因此，平安無事。事後魯迅對孫伏園說：「她是有意挑釁，我如答辯，就會中了她的計而鬧得一塌糊塗；置之不理，她也就無計可施了。」（2）孫伏園沒有說具體的年份，大概不是一九一三年就是一九一六年。如果真的像孫伏園所說，那麼一向忍讓順從的朱安也終於爆發了，而這並不能挽回什麼，反而使兩人的關係更僵罷了。
自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九年，在這七年間，朱安以似棄婦非棄婦的不確定身分留守在周家新台門裡，沒有人知道，遭受這麼多年的冷落，她的心理是什麼狀態，她有什麼想法。
很多研究者指出，魯迅在北京紹興會館那些年埋頭抄古碑的生活，就像是個獨身者或苦行僧，精神上很頹唐。其實，朱安這種等於守活寡的日子一定也很難過，只是今天我們已聽不到她內心的聲音，也不知道她以何種方式排遣心底的苦悶。從有些親友的回憶可知，朱安在北京時，在閒下來的時間裡常常默默地一個人抽著水煙袋。沒有記載說她是什麼時候開始抽水煙的，很可能是婚後因為寂寞苦悶而養成了這種習慣。清代婦女吸煙相當普遍，金學詩《無所用心齋瑣語》中就描述過蘇州一帶官紳之家女子吸煙之狀。《秋平新語》記載靜海呂氏之妻作戲詠長煙袋詩，詩云：「這個長煙袋，妝台放不開；伸時窗紙破，鉤進月光來。」寫得夠幽默的。張愛玲《金鎖記》裡曹七巧的女兒長白是吸鴉片的，儘管時間已經是二十世紀了。
（1）俞芳〈封建婚姻的犧牲者—魯迅先生和朱夫人〉，《我記憶中的魯迅先生》，第一百四十三至一百四十四頁。
（2）〈朱安與魯迅的一次衝突〉，《魯迅研究月刊》一九九四年第十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