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書試閱

編輯前言

  本書內容基礎為汪精衛女婿何孟恆所編撰的未刊書稿《汪精衛.現代中國》。出版目的,在透過汪精衛的自述以及其周遭相關人士的言行事蹟,讓世人更能理解這位中國近代史上最受爭議的政治家與文人複雜的一生與理念。2019年精裝出版,首次刊出汪精衛「自傳草稿」及私人書信手稿。
  今次《汪精衛生平與理念:一手史料重構民國史》經精煉,僅保留謄錄文本與部分手稿原圖,並大幅補充何孟恆對汪精衛的回憶細節。內容包括下列部分:

第一、何孟恆《汪精衛.現代中國》文稿

  汪精衛的一生按時序記述,其中摘錄汪氏政治寫作、演說,並將何孟恆私人收集、以往未刊書信穿插其中。全文除了何氏的親身歷述外,前半部底稿來自他於1994年在方君璧兒子曾孟濟家中,所發現寫到1927年底的一份未完成手稿,雖無署名,但經過仔細分析後,何孟恆認定其:
  內容記敘汪氏出生以至寧漢分合為止,汪氏思想行動盡在其中,字跡潦草,有第一身自述,亦有第三身申述(其中偶有以法文詞語作為註解),考其內容極有可能為汪氏親筆(第一身),亦可能為汪氏口述,曾仲鳴為之筆錄(筆跡與汪氏書極為近似,曾亦效汪氏手書),無論如何,內容無疑為汪氏所認同。
  後半部再由何孟恆依據有關汪氏資料、言論及自身經歷加以寫成。他引用的主要材料包括張江裁的《汪精衛先生行實錄》、蔡德金的《汪精衛生平記事》、金雄白的《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還有部份當事者回憶錄,包括陳公博的《苦笑錄》,和陳昌祖未出版的Memoirs of A Citizen of Early XX Century China。除此之外,對汪精衛私人描述尤其著重他自撰的作品,如《南社詩話》、〈自述〉、〈秋庭晨課圖跋〉、私人書信、詩詞,另有汪氏長兄兆鏞所編的《山陰汪氏世系》等。
  作者何孟恆曾自謙曰:
  小子不敏,不足以言史,只是把史料連貫起來以供後人研究之。

第二、汪氏書信

  汪精衛與他人來往的書信五十封,其他相關人物的書信五封,都是何孟恆收集保存。本書依時序將原稿打字謄錄,並同時對收信人及書信背景加以介紹,由汪精衛研究專家、國立東華大學歷史系許育銘教授作簡要摘註。

第三、附錄

  所收錄者共分三類。第一類為「回憶汪精衛」,提供幾位曾與汪氏有鄴密切接觸者的回憶,包括汪文惺、何孟恆、陳公博兒子陳幹、朱培德兒子朱維亮,特別是他們對汪氏私底下的印象。第二類為「汪精衛親信」,介紹汪氏身邊親人密友,及其政治生涯中不同時期的幕僚或機要秘書,特別鄴重鮮見於其他史料的他們與汪精衛的私人關係。第三類為汪精衛雜著,以充實汪氏罕見的個人細節。
  全書凡例:
  .為便於閱讀,統一生僻異體字,如「?」改作「炮」,並依文意分段、補加標點。
  .書信按年月日排列;僅年可考者置於該年末,年月日不詳者列於全書信之末。
  .引文註釋依何孟恆手稿或最早出版本,無註者出自汪精衛「自傳草稿」。如有錯漏,敬請指正。
  .在腳註標示學者研究與「自傳草稿」記述之差異,供讀者參考比較。
  .正文中凡涉及日期,若為新曆,年月日一律以阿拉伯數字標示;若為舊曆,則沿用中文數字。凡屬引用或謄錄之文本,則悉依原稿書寫,不作改動。


序 | 王克文

  無論是否熟悉近代歷史,中國人對汪精衛這個名字,總帶著幾分好奇。這位在中日戰爭期間脫離抗戰陣營,出面與日本談和的國民黨領袖,在國、共兩黨的官方史書中早已認定為惡不赦的「漢奸」,但坊間的傳言揣測卻從未停息。最廣為流行的說法是汪氏與蔣介石存有默契,一主和一主戰,各為中國謀出路;另一種說法是蔣介石故意讓屬下替汪氏與日本牽線,然後過河拆橋,驅使汪氏成為日本傀儡,以除去黨內競爭對手;還有一種說法則是汪氏為了照顧淪陷區的百姓,不得不犧牲自己,用成立政府的方式去緩解日本佔領軍的壓迫。多年以來,有關汪氏的史料陸續公諸於世,從未能證實以上任何一種說法,卻也從未止住人們的猜想。
  眾說紛紜中,官方宣傳裏汪精衛「賣國求榮」的罪名,始終是難以服眾的。在當時的中外局面之下,對日談和不但不能「求榮」,而且必定「招辱」,寧可「招辱」而執意為之,背後必有其不得不為的考量,甚至「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勇氣和決心;至於「賣國」,且不說汪氏沒有送出任何未被佔領的國土,如果只是希望以談判的手段結束戰爭─即便是侵略戰爭─就叫賣國,則古往今來一切國際爭端,包括目前之烏克蘭和巴勒斯坦,均無從收拾。正因如此,大家心中總存著一絲疑惑,傳言揣測亦由是而生。
  可惜研究汪氏的專業學者,在矯正官方說法方面並未作出太多貢獻。這些年台港的史學著作的確慢慢放寬了尺度,汪氏的詩詞、年表也偶見重刊,但數量極少,影響似僅限於學界。西方有關這段歷史的研究,則在八十年代後轉向地方的淪陷與通敵現象,罕以汪氏為主題。絕大多數的汪氏傳記和汪政權書籍出自中國大陸,這些作品固然資料豐富,但往往分析薄弱,無法跳脫政治框框,卻主導著通俗文化和大眾印象。因此時至今日,中國人眼中的汪精衛,仍然一半來自耳語、一半附和口號。
  平心而論,汪氏在抗戰一年多後毅然主和,的確是想為瀕臨崩潰的中國尋求一線生機。抗戰伊始,中國實無長期作戰的準備與條件,戰前國民黨所謂「黃金年」,內憂外患、派系紛擾,國防和經濟建設都才剛剛起步,政治與軍事統一更無從談起,一旦日軍大舉入侵,不僅國、共角力繼續,各地軍頭的觀望自保也原形畢露,下級隊伍則兵匪不分、趁火打劫,荼毒百姓有時竟與敵人無異;地方官吏望風而逃,社會秩序隨之瓦解,許多城鎮日軍鐵蹄未至,卻也陷入無政府狀態;中共游擊武力逐漸活躍於敵後,並不能扭轉戰局。直到珍珠港事變之前,中國精疲力竭而奪不回一寸失地。那時的混亂、無助和恐慌, 如今已被國、共兩黨在戰後各自製造的神話「領袖英明、軍民一心、奮勇殺敵、迎接勝利」所掩沒,但如果記不得抗戰初期中國處境的艱困和惡劣,就無法理解為什麼在戰事最不利的關頭,談和可以成為沒有辦法之中的辦法。汪氏當年不得已而談和的嘗試,抗戰勝利之後自然證明是得不償失、多此一舉了,但果真如官方宣傳所稱,是「喪心病狂」嗎?用「賣國求榮」一筆抹殺當年委屈談和者的苦心,不僅健忘,而且殘忍。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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