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之四
兒時歲月 所記一二
一九四二年（昭和十七年）四月三日，我出生在大稻埕港町。我的童年歲月，一直到初中時，家境連小康都談不上，只能說比「窮困」稍好一些而已──畢竟是「無片瓦之家」，而且三餐少有魚肉。
「小時候」，是一個既疏遠卻又親切的名詞，在人生回憶中，有其重要性，也有其不必談論之處。正如梁啟超在〈我之為童子時〉，一開筆即寫出：
我所愛之童子乎！汝若不知我為誰，問汝先生及汝父兄，或能告汝，汝欲聽我為童子時之故事乎？我大半忘記，所記一二，請以語汝。
至於我的童年生活，可說很單薄；如說「乏善可陳」，也確是實情──但自己卻又常喜好回味「大時代」下的兒時苦澀歲月。
排行老八，人稱老四
一九四二年〈昭和十七年，民國三十一年〉四月三日，我出生在大稻埕港町，是阿母的第八胎孩兒，但是家人稱呼卻是「老四」──從第八成了第四，是有緣故的。因為長男永發、老三永盛、老六永興夭折，老五永傳過繼給大伯，第六胎是長女秀卿，所以兄弟排次因而重整；老二永德成了老大、老四永昌成了老二、老七永昭居老三、我躍居老四、第五永泰、老么永旭，最後是小妹雲卿。
食指浩繁，一家人靠著經營雜貨維持生計，我的童年，自然堪以貧困形容。
二哥永昌後來不幸於二十九歲車禍身亡，略懂命理的老大永德以姓名學推論說永昌早逝，和永發、永盛、永興三位「無緣兄弟」一樣，是因名字取得太旺，發、盛、興、昌；加予「永」的久長期求，天所不容也。
我出生於已被捲進戰火下的台灣，彼時日軍在華南、南洋的侵略戰爭，敗象已露，我出生的前兩天，台灣總督府正式實施「陸軍特別志願兵制」，將台灣青年大量投入戰場。四歲那年，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於是我有三年七個月的「日本時代」，生為日本籍的台灣人--那時的烽火歲月、生活點滴，我都是日後從長輩口中才得知。殖民當局為了支援前線，徵收金屬物質、實施配給制度，每個家庭要維持起碼限度的溫飽都很難。
我一歲時，因戰時衛生條件不良，全島發生「天狗熱」〈登革熱〉，疫情嚴重，還好全家無事。二歲時接受種痘，這是日本政府對我做的唯一「社會福利」，彼時烽火連天，有此醫療照顧，算是難得。天花〈痘瘡〉在日據初期施虐全台，行種牛痘預防天花，是殖民政府推行的衛生政策。我目前收藏有關自己的證物，即是由台北市尹〈市長〉藤村寬太所發的「第一期種痘濟證」──依官方規定，假如警察要查看這份證件，卻拿不出來的話，必須重罰十圓。
有人好奇地問我：「怎麼可能將年紀那麼小時的證明文件保存完好至今？ 是否父母幫你存留下來？」 我只得笑著回話：「 我們兄弟姊妹， 就剩下這麼一張。」記得我是在小學時， 從抽屜中發現這張自己成長的紀錄， 而自行將它夾在書中，不然， 可能就被當廢棄物清掉了。
歹育飼，認鄰居做「契父」
不安定的時代，戰火中出生的小孩，營養自然不良，父母為我體弱多病「活不下來」而憂心不已。依台灣傳統習俗，「歹育飼」〈難以養育〉的孩子，需以「契子」身分，才能躲過劫數，有的是求神明「收養」，拜請城隍爺或土地公等神明收做契子，以求保佑；有的則請親戚或鄰居做「契父」，避開邪魔糾纏。身弱多病的我，由阿母央求隔壁鄰居開洗衣店的謝溪田，收為「契子」。
我和田叔、田嬸來往不多，僅只是以「契子」身分，每年過年被謝家邀去做客，而且必給我一個紅包賀歲；我入伍前，每一年必然會出席正月二日謝家晚餐，象徵我是謝家的一份子。後來，我覺得吃那頓晚餐，很不自在，就藉故不去了。
田叔、田嬸過世時，謝家的訃聞，也都將我列為家族一份子，以「義子」名義列名。
田叔被街坊鄰居稱為「洗衫田仔」，這是因他從事的行業而得名。記憶中，我從來沒有跟他交談過一句話；田嬸則不僅關心我，也幫我阿母照料不少家務事。阿母多產，生了一堆子女，又需要照顧家裡的生意，天天忙得不可開交，甚至坐月子都得下床洗衣，田嬸和租住樓上的麗英嬸都會分身幫阿母的忙。田嬸記憶力驚人，我們兄弟姊妹的農曆生日，阿母無法記得的，問她就清楚。
「分食」是台灣敦親睦鄰的優良傳統習俗，「好東西與人共享」的觀念，使「食」成為感情交融的媒介。
夏天，阿母煮了一鍋綠豆湯，冰涼後，吃了可以消暑降火，她總不忘要我們端一大碗送給田家分享；每逢祖先「做忌」，不論是「生日忌」或「死亡忌」，阿母必添加幾道「盛饌」祭拜，拜完後，用大碗公盛著滿滿米粉炒，再將白斬雞、雞卷、五花肉等鋪在上頭，送到謝家。田嬸收下後，也會將我家的大碗公改盛滿滿的白米回贈，還不忘囑咐我要跟阿母說聲「多謝」。謝家也不遑多讓，禮數往來是必然的，我家也會收到田嬸親手做的好菜；阿母也不忘歸還容器時，裝滿白米。
「分食」這種習俗，今日蕩然無存。現在的公寓大樓，對門的人都不相往來，更不要說樓頂樓下住何許人了。有句選舉口號「阿母招阿爸，樓頂招樓下」，一起去投給某某候選人，實在有夠諷刺。吃人一口，還人一斗；有一口之恩，一粒米飯之情，不能以「一斗」回報，總需「意思」回報吧！
童年歲月，時代記憶
童年歲月，經過美機轟炸、光復、二二八等歷史事件，某些時代場景大都是靠父老的言談，始能保留微小印象。等到中央政府遷台時，我已進了國民小學，開始懂事，因此日後讀史，才有「時代見證人」的感覺。
二二八事件發生時，我才六歲，不懂世事，但某些場景印象，記憶猶存。大哥永德、二哥永昌因曾在空軍松山機場當臨時雇員，被視為「中國兵」，而險些成了「台灣人」追打的對象。
大哥擁有一把日本軍刀，那是他的台北二中〈今成功高中〉日本老師被遣送返日時，贈送給他的紀念品；日據時代，教師都領有佩刀，表示尊嚴與權力。由於清鄉行動展開時，「家藏武器一律視為圖謀不軌」，是犯死罪的，大哥深怕惹事，將佩刀暗藏在面對李春生紀念教堂前庭的大榕樹下，不料鄰近有位小朋友大嘴巴，不斷地嚷叫：「教堂有人埋東西！」迫使大哥不得不連夜挖出，而後丟入淡水河中。
我家樓上的承租戶是一位空軍軍官王恆德，他是外省籍，好一段期間，恐招惹麻煩而足不出戶，他的妻舅帶了兩個友人，躲在我家屋頂上的小平台，自囚了好幾天。沒人想知道避難的原因，大家的心情低迷得很，阿爸一句話也不吭，他知道這是窩藏「人犯」，被當局查獲，是「知匪不報」，大罪難免；但是患難與共，自然予以庇護。我家住於港町中段，南端也就是街尾的文山茶行，負責人王添燈為二二八事件關鍵人物之一──他當時是省參議員，被推舉擔任「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宣傳組長，這位諤諤直言的民意代表，最後慘遭不測。王添燈被追拿時，港町進駐了不少阿兵哥，每人都荷槍實彈，穿梭街頭巷尾，我們兄弟被父母警告不得哭鬧，店鋪自然關門閂戶。王添燈被捕後，據說是被憲兵第四團給淋灑汽油，縱火焚身而死。
清鄉行動中，台北大橋處決了不少人，大哥偷偷跑去看。他回來說，淡水河水都染紅了。
小學上學途中，我不是走河堤，就是迪化街和延平北路擇一而行，印象中位於延平北路和南京西路口，偶會見到有人指著法主公廟附近說：「就是這裡啦！」話剛說完，見後方有人靠近，馬上鳥獸散──所謂「這裡」，當然說的是二二八事件的原爆點，緝查私煙的發生地點。
這些二二八事件「小故事」，在我成長過程中，偶爾會被提及。
七歲那年，阿爸帶我參觀台灣光復三週年的台灣省博覽會，至今記憶仍然鮮活，那次是坐著三輪車進城，去「城內」看熱鬧。我第一次進了「台灣最高的建築物」介壽館，這座日據時期的台灣總督府，曾被轟炸而毀損部分，經修復後做為蔣介石六十大壽的紀念建築物，乃有「介壽館」之名。當時到底上了第幾層樓，我印象有限，不過對於會場上「森林館」所展示的林業成果，我興趣十足──電動的登山小火車模型，載著成捆如鉛筆粗的樣本木材，在軌道上來往繞著飛奔，小模型有高山、隧道、森林、澗谷，十分壯觀，還會發出「嗚-嗚-」的聲響，這種「電動玩具」，在我幼小心靈，絕對是了不得的科技作品。
八歲，中央政府遷台。前一年我進去參觀的介壽館，變身為中華民國總統府，連行政院也擠進了這棟大樓──因為現今位於中山北路和忠孝西路口的行政院大廈，已先被台灣行政長官公署進駐，後改稱台灣省政府，它原來是日據時代的「台北市政府」。
公共衛生品質惡劣的年代，正是台灣經濟貧困的時期。我們家一如大多數台灣人的家庭，沒有浴室設備；一桶水擦身，就算洗了一趟澡，一個星期能去一次公共浴池沖熱水澡，是一種難得的享受。貴德街有家「清水池」公共浴池，離我家只要一分鐘就可以走到，但是，花錢洗澡是額外的負擔，去清水池路途顯得遙遠。國小生活，點滴回憶
在那個青黃不接的年代，不僅官署嚴重不足，連學校的教室也不夠。從大陸撤退來台的軍民，號稱「百萬」，一個小台灣要容納大中國不甘接受共產黨統治的「愛國志士」，必然是以小容大的沉重負擔，甚至還要扛起「反攻大陸、解放同胞」的以小搏大的神聖使命--被壓得喘不過氣來，理所當然。
國民學校的男生頭生頑癬、女生髮有頭蝨，是那個年代普遍的現象。記得班上超過八成的同學有砂眼，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為了幫助學童雙眼不致嚴重到失明，援助眼藥膏。不過每個班級分配有限，往往一條眼藥膏，排隊一個挨一個，接受老師撥開眼皮、擠出黃澄澄藥膏往眼睛一抹──一條眼藥膏點了全班同學，今日視之，不可思議。
手帕、衛生紙、口罩，是學校晨間檢查必要受檢的三樣東西，比課本、作業來得重要，忘了其中一項，就得挨打手心。
體罰，是家常便飯，輕重而已；集體處罰，絕不希罕，「操場跑十圈」、「百公尺跑道來往青蛙跳」……，一人犯錯，大家受災。班上有好幾個頑劣份子，時常出事，家長到學校來，不是交代老師處罰要「準節」〈有分寸〉，而是要求放手修理、嚴厲體罰，如此，孩子才會怕、才能聽話。
我被老師打手心，不是沒有，但非因頑皮，而是考卷發下來，以打幾下來補足達到滿分；考了九十五分，五個手心處罰是少不得的。「教不嚴，師之惰」，鍾老師如此嚴厲，大概是以我們這幾個「好學生」，做為激勵其他同學的方法--他們考了七、八十分，一個手心也不必被打。
惡補，是必然的。下課回到家已是六點，七點就得趕到「六館街」〈今南京西路底〉進行補習，地點是台北仁濟醫院院長張暮年的家，他的么兒張忠雄是我們的同班同學。補習，是課外的進修，自然要繳額外費用，數字多少，我不知道，因為我是免費的──鍾老師不好意思向我要，我是清寒學生。
太平永樂，對望較勁
課外補習，是競爭激烈的升學主義造就的現象，我們學校如此，其他學校也不遑多讓，各校多在比考上「三中」──建中、成功、附中三所名校的人數多寡，以爭取校譽。
大稻埕的學校不少，延平北路近大橋頭的太平國小和永樂國小，隔著延平北路對望，兩校原為一體。一八九八年，「大稻埕公學校」創立；一九○九年因開闢「太平通」〈今延平北路〉，校地分東、西畔校區；一九二二年，改稱「太平公學校」；西畔校區於一九三○年撥予新成立的「永樂公學校」。永樂國小的學生以迪化街子弟為多；而太平國小接納的學生大多數是延平北路的小孩。
太平、永樂，早年結怨頗深，應是受到野球〈棒球〉比賽和升學競爭的緣故。在一九六八年紅葉少棒隊擊敗日本和歌山隊受矚目之前，台北市國民學校的小學少棒比賽，已是全民運動，瘋「野球」行之有年。記得小學「永樂野球隊」勇奪冠軍遊街時，商家都會放鞭炮慶祝，我們也會高唱應援歌：「啦啦啦啦，凱旋歸；永樂、永樂，我們永樂……。」
我的母校永樂國小，校徽是一對鳳凰環抱「永」字，所以被稱為「兩隻鳥」，以前味全食品公司的商標模仿永樂校徽，後來日本設計師大智浩才將其改為代表五種味覺的五圓體。太平原是「和尚學校」，全校男生；而前稱大稻埕女子公學校的蓬萊國民學校，則專收女生，是大稻埕所謂「太平公，蓬萊媽」的緣由。我的母校則男女皆收，陰陽調和。
太平、永樂，兩校紛爭校譽，學生互搶風頭，難免成了「世仇」，兩校學生雖然不幹架，但對嗆互諷常有所聞--太平學生對著永樂同學叫著：「太平一枝槍，永樂漏屎症。」永樂學生也忍不住氣，對太平同學叫罵道：「永樂一隻鳥，太平死了了。」我的家庭成員，各有母校為太平、永樂，因認知都是系出同源的「大稻埕公學校」，所以從不爭論太平好或是永樂佳。
阿爸莊錫吉是「大稻埕公學校」的畢業生；大哥永德念的時候已是「太平公學校」；二哥以下，我們分發的都是「永樂國小」。太平和永樂在升初中的升學競爭中，考進省中的人數各有勝負；我畢業的那一屆，考進省立初中的人數贏了太平，鄉里傳為佳話。
太平國小比中華民國建國歷史還要早上十四年，歷史悠久，傑出校友不少，「台灣第一位雕塑家」黃土水就是讓該校引以為傲的畢業生，其他如民進黨第一任黨主席江鵬堅等也是太平的學生；和我相識的作家東方白、謝里法〈也是畫家、美術史研究者〉、林文義都是太平校友。
我是永樂國小畢業的，常以玩笑口吻說，永樂沒有太平那麼多的傑出校友，但有兩位傑出老師，值得一提，一是創作〈造飛機〉兒歌的音樂老師吳開芽；另一位是畫出大嬸婆、阿三哥等漫畫人物的美術老師劉興欽。小學的繪畫課很沒趣，美術老師將蠟果和瓶子放置於一塊花布上，擺在講桌，要我們先勾勒輪廓，再上蠟筆或水彩加色，幾堂課畫完老師打分數後，再調整蠟果、水瓶的位置，換了張紙繼續畫，從不講構圖、光影、色彩……等課題。五、六年級後，繪畫課就被導師「借」走了，改上跟升學有關的「本科」．畢竟聯招是不考副科的，所以我對美術老師一點印象都沒有，倒是低年級的劉興欽老師，經常有同學談論他，彼時在報紙、雜誌都可以看到他發表的漫畫──起初，他不用本名，而是用「象鼻子」做筆名。
六年的永樂國小生活，記憶還是有限，「吾校永樂，立在稻江……」這首校歌，一甲子後，我仍然可以整首唱出，沒有失憶，能如大師梁啟超所言，「所記一二」，頗感欣慰。
美援挹注，苦中作樂
解救水深火熱的大陸同胞，此等神聖使命，從小就被培養；反共之餘，親美也成了「基本教材」。美國第七艦隊協防台灣，讓台灣得以苟安，不懼對岸威者，開始「十年生聚、十年教育」的建設，「中美合作」的產品比比皆是；一個淨重二十二公斤的美援麵粉袋，比一個淨重一百公斤的砂糖麻布袋，來得更為重要，麵粉袋可以廢物利用做內衣、內褲，一條內褲不僅有淨重的標示，有的還有「中美」、「合作」字樣，分留於臀部兩旁，沒有人認為不雅，畢竟多數人皆是如此穿著。
大量美援挹注，童年歲月也感受到一些澤潤。「美國貨」就是一等貨色，即便是二手貨、二流品，只要能享用到，身價就不同了。
吃不好、穿不暖的日子，小時候是不會有感覺的，而今才有那種日子究竟是怎麼熬、如何忍的回想。烙印心中的童年歲月，沒有惆悵於心，畢竟每個記憶是苦中有樂，澀裡有甘。
「生活品味高，生活品質低。」會成為我的口頭禪，是因童年苦澀日子，沒有在記憶的軌跡中放空，「吃苦若吃補」的犧牲享受使我活得自在、過得自如，正因為我走過台灣脫胎換骨的年代，和台灣一起打拚，跟台灣一起成長！
兒時歲月 所記一二
一九四二年（昭和十七年）四月三日，我出生在大稻埕港町。我的童年歲月，一直到初中時，家境連小康都談不上，只能說比「窮困」稍好一些而已──畢竟是「無片瓦之家」，而且三餐少有魚肉。
「小時候」，是一個既疏遠卻又親切的名詞，在人生回憶中，有其重要性，也有其不必談論之處。正如梁啟超在〈我之為童子時〉，一開筆即寫出：
我所愛之童子乎！汝若不知我為誰，問汝先生及汝父兄，或能告汝，汝欲聽我為童子時之故事乎？我大半忘記，所記一二，請以語汝。
至於我的童年生活，可說很單薄；如說「乏善可陳」，也確是實情──但自己卻又常喜好回味「大時代」下的兒時苦澀歲月。
排行老八，人稱老四
一九四二年〈昭和十七年，民國三十一年〉四月三日，我出生在大稻埕港町，是阿母的第八胎孩兒，但是家人稱呼卻是「老四」──從第八成了第四，是有緣故的。因為長男永發、老三永盛、老六永興夭折，老五永傳過繼給大伯，第六胎是長女秀卿，所以兄弟排次因而重整；老二永德成了老大、老四永昌成了老二、老七永昭居老三、我躍居老四、第五永泰、老么永旭，最後是小妹雲卿。
食指浩繁，一家人靠著經營雜貨維持生計，我的童年，自然堪以貧困形容。
二哥永昌後來不幸於二十九歲車禍身亡，略懂命理的老大永德以姓名學推論說永昌早逝，和永發、永盛、永興三位「無緣兄弟」一樣，是因名字取得太旺，發、盛、興、昌；加予「永」的久長期求，天所不容也。
我出生於已被捲進戰火下的台灣，彼時日軍在華南、南洋的侵略戰爭，敗象已露，我出生的前兩天，台灣總督府正式實施「陸軍特別志願兵制」，將台灣青年大量投入戰場。四歲那年，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於是我有三年七個月的「日本時代」，生為日本籍的台灣人--那時的烽火歲月、生活點滴，我都是日後從長輩口中才得知。殖民當局為了支援前線，徵收金屬物質、實施配給制度，每個家庭要維持起碼限度的溫飽都很難。
我一歲時，因戰時衛生條件不良，全島發生「天狗熱」〈登革熱〉，疫情嚴重，還好全家無事。二歲時接受種痘，這是日本政府對我做的唯一「社會福利」，彼時烽火連天，有此醫療照顧，算是難得。天花〈痘瘡〉在日據初期施虐全台，行種牛痘預防天花，是殖民政府推行的衛生政策。我目前收藏有關自己的證物，即是由台北市尹〈市長〉藤村寬太所發的「第一期種痘濟證」──依官方規定，假如警察要查看這份證件，卻拿不出來的話，必須重罰十圓。
有人好奇地問我：「怎麼可能將年紀那麼小時的證明文件保存完好至今？ 是否父母幫你存留下來？」 我只得笑著回話：「 我們兄弟姊妹， 就剩下這麼一張。」記得我是在小學時， 從抽屜中發現這張自己成長的紀錄， 而自行將它夾在書中，不然， 可能就被當廢棄物清掉了。
歹育飼，認鄰居做「契父」
不安定的時代，戰火中出生的小孩，營養自然不良，父母為我體弱多病「活不下來」而憂心不已。依台灣傳統習俗，「歹育飼」〈難以養育〉的孩子，需以「契子」身分，才能躲過劫數，有的是求神明「收養」，拜請城隍爺或土地公等神明收做契子，以求保佑；有的則請親戚或鄰居做「契父」，避開邪魔糾纏。身弱多病的我，由阿母央求隔壁鄰居開洗衣店的謝溪田，收為「契子」。
我和田叔、田嬸來往不多，僅只是以「契子」身分，每年過年被謝家邀去做客，而且必給我一個紅包賀歲；我入伍前，每一年必然會出席正月二日謝家晚餐，象徵我是謝家的一份子。後來，我覺得吃那頓晚餐，很不自在，就藉故不去了。
田叔、田嬸過世時，謝家的訃聞，也都將我列為家族一份子，以「義子」名義列名。
田叔被街坊鄰居稱為「洗衫田仔」，這是因他從事的行業而得名。記憶中，我從來沒有跟他交談過一句話；田嬸則不僅關心我，也幫我阿母照料不少家務事。阿母多產，生了一堆子女，又需要照顧家裡的生意，天天忙得不可開交，甚至坐月子都得下床洗衣，田嬸和租住樓上的麗英嬸都會分身幫阿母的忙。田嬸記憶力驚人，我們兄弟姊妹的農曆生日，阿母無法記得的，問她就清楚。
「分食」是台灣敦親睦鄰的優良傳統習俗，「好東西與人共享」的觀念，使「食」成為感情交融的媒介。
夏天，阿母煮了一鍋綠豆湯，冰涼後，吃了可以消暑降火，她總不忘要我們端一大碗送給田家分享；每逢祖先「做忌」，不論是「生日忌」或「死亡忌」，阿母必添加幾道「盛饌」祭拜，拜完後，用大碗公盛著滿滿米粉炒，再將白斬雞、雞卷、五花肉等鋪在上頭，送到謝家。田嬸收下後，也會將我家的大碗公改盛滿滿的白米回贈，還不忘囑咐我要跟阿母說聲「多謝」。謝家也不遑多讓，禮數往來是必然的，我家也會收到田嬸親手做的好菜；阿母也不忘歸還容器時，裝滿白米。
「分食」這種習俗，今日蕩然無存。現在的公寓大樓，對門的人都不相往來，更不要說樓頂樓下住何許人了。有句選舉口號「阿母招阿爸，樓頂招樓下」，一起去投給某某候選人，實在有夠諷刺。吃人一口，還人一斗；有一口之恩，一粒米飯之情，不能以「一斗」回報，總需「意思」回報吧！
童年歲月，時代記憶
童年歲月，經過美機轟炸、光復、二二八等歷史事件，某些時代場景大都是靠父老的言談，始能保留微小印象。等到中央政府遷台時，我已進了國民小學，開始懂事，因此日後讀史，才有「時代見證人」的感覺。
二二八事件發生時，我才六歲，不懂世事，但某些場景印象，記憶猶存。大哥永德、二哥永昌因曾在空軍松山機場當臨時雇員，被視為「中國兵」，而險些成了「台灣人」追打的對象。
大哥擁有一把日本軍刀，那是他的台北二中〈今成功高中〉日本老師被遣送返日時，贈送給他的紀念品；日據時代，教師都領有佩刀，表示尊嚴與權力。由於清鄉行動展開時，「家藏武器一律視為圖謀不軌」，是犯死罪的，大哥深怕惹事，將佩刀暗藏在面對李春生紀念教堂前庭的大榕樹下，不料鄰近有位小朋友大嘴巴，不斷地嚷叫：「教堂有人埋東西！」迫使大哥不得不連夜挖出，而後丟入淡水河中。
我家樓上的承租戶是一位空軍軍官王恆德，他是外省籍，好一段期間，恐招惹麻煩而足不出戶，他的妻舅帶了兩個友人，躲在我家屋頂上的小平台，自囚了好幾天。沒人想知道避難的原因，大家的心情低迷得很，阿爸一句話也不吭，他知道這是窩藏「人犯」，被當局查獲，是「知匪不報」，大罪難免；但是患難與共，自然予以庇護。我家住於港町中段，南端也就是街尾的文山茶行，負責人王添燈為二二八事件關鍵人物之一──他當時是省參議員，被推舉擔任「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宣傳組長，這位諤諤直言的民意代表，最後慘遭不測。王添燈被追拿時，港町進駐了不少阿兵哥，每人都荷槍實彈，穿梭街頭巷尾，我們兄弟被父母警告不得哭鬧，店鋪自然關門閂戶。王添燈被捕後，據說是被憲兵第四團給淋灑汽油，縱火焚身而死。
清鄉行動中，台北大橋處決了不少人，大哥偷偷跑去看。他回來說，淡水河水都染紅了。
小學上學途中，我不是走河堤，就是迪化街和延平北路擇一而行，印象中位於延平北路和南京西路口，偶會見到有人指著法主公廟附近說：「就是這裡啦！」話剛說完，見後方有人靠近，馬上鳥獸散──所謂「這裡」，當然說的是二二八事件的原爆點，緝查私煙的發生地點。
這些二二八事件「小故事」，在我成長過程中，偶爾會被提及。
七歲那年，阿爸帶我參觀台灣光復三週年的台灣省博覽會，至今記憶仍然鮮活，那次是坐著三輪車進城，去「城內」看熱鬧。我第一次進了「台灣最高的建築物」介壽館，這座日據時期的台灣總督府，曾被轟炸而毀損部分，經修復後做為蔣介石六十大壽的紀念建築物，乃有「介壽館」之名。當時到底上了第幾層樓，我印象有限，不過對於會場上「森林館」所展示的林業成果，我興趣十足──電動的登山小火車模型，載著成捆如鉛筆粗的樣本木材，在軌道上來往繞著飛奔，小模型有高山、隧道、森林、澗谷，十分壯觀，還會發出「嗚-嗚-」的聲響，這種「電動玩具」，在我幼小心靈，絕對是了不得的科技作品。
八歲，中央政府遷台。前一年我進去參觀的介壽館，變身為中華民國總統府，連行政院也擠進了這棟大樓──因為現今位於中山北路和忠孝西路口的行政院大廈，已先被台灣行政長官公署進駐，後改稱台灣省政府，它原來是日據時代的「台北市政府」。
公共衛生品質惡劣的年代，正是台灣經濟貧困的時期。我們家一如大多數台灣人的家庭，沒有浴室設備；一桶水擦身，就算洗了一趟澡，一個星期能去一次公共浴池沖熱水澡，是一種難得的享受。貴德街有家「清水池」公共浴池，離我家只要一分鐘就可以走到，但是，花錢洗澡是額外的負擔，去清水池路途顯得遙遠。國小生活，點滴回憶
在那個青黃不接的年代，不僅官署嚴重不足，連學校的教室也不夠。從大陸撤退來台的軍民，號稱「百萬」，一個小台灣要容納大中國不甘接受共產黨統治的「愛國志士」，必然是以小容大的沉重負擔，甚至還要扛起「反攻大陸、解放同胞」的以小搏大的神聖使命--被壓得喘不過氣來，理所當然。
國民學校的男生頭生頑癬、女生髮有頭蝨，是那個年代普遍的現象。記得班上超過八成的同學有砂眼，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為了幫助學童雙眼不致嚴重到失明，援助眼藥膏。不過每個班級分配有限，往往一條眼藥膏，排隊一個挨一個，接受老師撥開眼皮、擠出黃澄澄藥膏往眼睛一抹──一條眼藥膏點了全班同學，今日視之，不可思議。
手帕、衛生紙、口罩，是學校晨間檢查必要受檢的三樣東西，比課本、作業來得重要，忘了其中一項，就得挨打手心。
體罰，是家常便飯，輕重而已；集體處罰，絕不希罕，「操場跑十圈」、「百公尺跑道來往青蛙跳」……，一人犯錯，大家受災。班上有好幾個頑劣份子，時常出事，家長到學校來，不是交代老師處罰要「準節」〈有分寸〉，而是要求放手修理、嚴厲體罰，如此，孩子才會怕、才能聽話。
我被老師打手心，不是沒有，但非因頑皮，而是考卷發下來，以打幾下來補足達到滿分；考了九十五分，五個手心處罰是少不得的。「教不嚴，師之惰」，鍾老師如此嚴厲，大概是以我們這幾個「好學生」，做為激勵其他同學的方法--他們考了七、八十分，一個手心也不必被打。
惡補，是必然的。下課回到家已是六點，七點就得趕到「六館街」〈今南京西路底〉進行補習，地點是台北仁濟醫院院長張暮年的家，他的么兒張忠雄是我們的同班同學。補習，是課外的進修，自然要繳額外費用，數字多少，我不知道，因為我是免費的──鍾老師不好意思向我要，我是清寒學生。
太平永樂，對望較勁
課外補習，是競爭激烈的升學主義造就的現象，我們學校如此，其他學校也不遑多讓，各校多在比考上「三中」──建中、成功、附中三所名校的人數多寡，以爭取校譽。
大稻埕的學校不少，延平北路近大橋頭的太平國小和永樂國小，隔著延平北路對望，兩校原為一體。一八九八年，「大稻埕公學校」創立；一九○九年因開闢「太平通」〈今延平北路〉，校地分東、西畔校區；一九二二年，改稱「太平公學校」；西畔校區於一九三○年撥予新成立的「永樂公學校」。永樂國小的學生以迪化街子弟為多；而太平國小接納的學生大多數是延平北路的小孩。
太平、永樂，早年結怨頗深，應是受到野球〈棒球〉比賽和升學競爭的緣故。在一九六八年紅葉少棒隊擊敗日本和歌山隊受矚目之前，台北市國民學校的小學少棒比賽，已是全民運動，瘋「野球」行之有年。記得小學「永樂野球隊」勇奪冠軍遊街時，商家都會放鞭炮慶祝，我們也會高唱應援歌：「啦啦啦啦，凱旋歸；永樂、永樂，我們永樂……。」
我的母校永樂國小，校徽是一對鳳凰環抱「永」字，所以被稱為「兩隻鳥」，以前味全食品公司的商標模仿永樂校徽，後來日本設計師大智浩才將其改為代表五種味覺的五圓體。太平原是「和尚學校」，全校男生；而前稱大稻埕女子公學校的蓬萊國民學校，則專收女生，是大稻埕所謂「太平公，蓬萊媽」的緣由。我的母校則男女皆收，陰陽調和。
太平、永樂，兩校紛爭校譽，學生互搶風頭，難免成了「世仇」，兩校學生雖然不幹架，但對嗆互諷常有所聞--太平學生對著永樂同學叫著：「太平一枝槍，永樂漏屎症。」永樂學生也忍不住氣，對太平同學叫罵道：「永樂一隻鳥，太平死了了。」我的家庭成員，各有母校為太平、永樂，因認知都是系出同源的「大稻埕公學校」，所以從不爭論太平好或是永樂佳。
阿爸莊錫吉是「大稻埕公學校」的畢業生；大哥永德念的時候已是「太平公學校」；二哥以下，我們分發的都是「永樂國小」。太平和永樂在升初中的升學競爭中，考進省中的人數各有勝負；我畢業的那一屆，考進省立初中的人數贏了太平，鄉里傳為佳話。
太平國小比中華民國建國歷史還要早上十四年，歷史悠久，傑出校友不少，「台灣第一位雕塑家」黃土水就是讓該校引以為傲的畢業生，其他如民進黨第一任黨主席江鵬堅等也是太平的學生；和我相識的作家東方白、謝里法〈也是畫家、美術史研究者〉、林文義都是太平校友。
我是永樂國小畢業的，常以玩笑口吻說，永樂沒有太平那麼多的傑出校友，但有兩位傑出老師，值得一提，一是創作〈造飛機〉兒歌的音樂老師吳開芽；另一位是畫出大嬸婆、阿三哥等漫畫人物的美術老師劉興欽。小學的繪畫課很沒趣，美術老師將蠟果和瓶子放置於一塊花布上，擺在講桌，要我們先勾勒輪廓，再上蠟筆或水彩加色，幾堂課畫完老師打分數後，再調整蠟果、水瓶的位置，換了張紙繼續畫，從不講構圖、光影、色彩……等課題。五、六年級後，繪畫課就被導師「借」走了，改上跟升學有關的「本科」．畢竟聯招是不考副科的，所以我對美術老師一點印象都沒有，倒是低年級的劉興欽老師，經常有同學談論他，彼時在報紙、雜誌都可以看到他發表的漫畫──起初，他不用本名，而是用「象鼻子」做筆名。
六年的永樂國小生活，記憶還是有限，「吾校永樂，立在稻江……」這首校歌，一甲子後，我仍然可以整首唱出，沒有失憶，能如大師梁啟超所言，「所記一二」，頗感欣慰。
美援挹注，苦中作樂
解救水深火熱的大陸同胞，此等神聖使命，從小就被培養；反共之餘，親美也成了「基本教材」。美國第七艦隊協防台灣，讓台灣得以苟安，不懼對岸威者，開始「十年生聚、十年教育」的建設，「中美合作」的產品比比皆是；一個淨重二十二公斤的美援麵粉袋，比一個淨重一百公斤的砂糖麻布袋，來得更為重要，麵粉袋可以廢物利用做內衣、內褲，一條內褲不僅有淨重的標示，有的還有「中美」、「合作」字樣，分留於臀部兩旁，沒有人認為不雅，畢竟多數人皆是如此穿著。
大量美援挹注，童年歲月也感受到一些澤潤。「美國貨」就是一等貨色，即便是二手貨、二流品，只要能享用到，身價就不同了。
吃不好、穿不暖的日子，小時候是不會有感覺的，而今才有那種日子究竟是怎麼熬、如何忍的回想。烙印心中的童年歲月，沒有惆悵於心，畢竟每個記憶是苦中有樂，澀裡有甘。
「生活品味高，生活品質低。」會成為我的口頭禪，是因童年苦澀日子，沒有在記憶的軌跡中放空，「吃苦若吃補」的犧牲享受使我活得自在、過得自如，正因為我走過台灣脫胎換骨的年代，和台灣一起打拚，跟台灣一起成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