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之一 台灣時期 1936－1962
1.日本時代到中國軍佔領的時代
戰爭改變了台灣人及台灣的命運。1894年的日清戰爭日本帝國大敗大清帝國，雖然戰爭發生在遠離臺灣的朝鮮及大清支那國，但是日清在1895年簽定馬關（下關）條約，大清支那國將台灣及澎湖群島的充分主權割讓給日本。因此，自1895年日本便開始統治台灣，台灣變成日本時代，台灣人由清國人變成日本人。
經過日本始政四十六年後的1941年，發生太平洋戰爭。日本突襲珍珠港（PearlHarbor,Hawaii），美國於是向日本正式宣戰。當時台灣是日本的領土，於是台灣被捲入太平洋戰爭的漩渦。台灣的政治、經濟以及社會全部被動員，台灣青年被送往南洋參與戰爭，台灣的少年工被送往日本內地參與飛機的製造與修復工作。當戰爭進入激烈階段時，美軍開始空襲台灣各城市，每日有好幾次的空襲警報，附近有防空壕就要躲避入防空壕裡，或是屋內桌子底下一直到警報解除。大部分住在城市的台灣人就舉家疏開到鄉下躲避空襲。1945年8月6日美國在日本廣島投下一顆原子彈，三日後又在長崎投下另外一顆。由於原子彈的毀滅性威力超過人類的想像，六日後的8月15日日本天皇宣佈投降。9月2日簽訂降伏文書。於是，台灣及台灣人的命運與歷史又再一次被改變了。太平洋戰爭主要是美國對抗日本國的戰爭，因此，1945年盟軍統帥DouglasMacArthur命令盟軍蔣介石將軍佔領台灣，接受日本軍的投降；同時美國佔領日本。戰爭的結果一定是戰勝國佔領戰敗國，因為太平洋戰爭是盟軍對抗日本國，所以戰後戰勝國開始分配佔領戰敗國日本的領土，中國被分配佔領台灣及北越地區，蘇聯佔領日本北方的四個島嶼、朝鮮半島北部及中國東北，而美國則佔領日本本土。1945年開始，台灣人變成被中國軍佔領的戰敗國的日本國民。1946年中國佔領軍政府用行政命令把台灣人集體視為中華民國籍的人。在當時台灣還是日本的領土，佔領國並沒有被佔領土地的主權，所以中國並沒有被佔領的台灣的領土主權；美國佔領國也沒有被佔領的日本領土的主權。所以，1946年中國佔領軍政府用行政命令把台灣人集體改變為中國籍是公然違反國際法的。日本於1951年與四十八個同盟國簽訂舊金山和約（TreatyofPeacewithJapan）簽約國中並不包含當時的中華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日本在簽訂條約中正式放棄對台灣的一切權利，但並無指定台灣主權的授受國。台灣變成被懸空割讓，台灣的國際地位變成未定，一直到現在還是未定。
1949年中華民國在中國被中國共產黨推翻，共產黨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蔣介石及其黨政軍逃亡及流亡到在當時還是日本領土的臺灣，一直到現在還在佔領與流亡台灣的狀態。
2.日本時代1895－1945
1935年4月21日新竹、台中州發生大地震。同年10月10日是日本在台灣始政四十年紀念博覽會開幕日，這是台灣有史以來空前絕後的博覽會，在台北舉行。1936年3月28日一架十四人座的航空運輸機由日本福岡機場飛抵臺北機場，這是內台航空富士號首航，開啟了台灣與日本的航空運輸時代。
就在這一年，1936年12月1日我出生在台灣台南市。父親從事蜜餞行業，製作李鹹、橄欖、果乾等。他常要去果園採買水果，然後踩著腳踏車將水果搬回家裡。母親是家庭主婦。家中我排行第三，上有大姐賢治（1933）和大哥自潻（1934–1999），下則有大弟自村（1938）、二弟武雄（1940–2007）、大妹鶴子（1942–1945）、二妹桂子（1945–1946）和三弟自隆（1949）。1941年3月，日治當局修正台灣教育令，將小學校、公學校與蕃人公學校一律改稱為國民學校。1943年我進入台南市寶公學校（今立人國小）就讀，直到1945年停戰，總共接受了兩年的日本教育。由於躲避空襲，最後一年的教育是很不正常的。
日治教育下，老師相當具有威嚴、權威。我們進入教室前，要先脫下鞋子。將鞋子整齊擺放在教室門口，然後打赤腳入座。老師是男性，我分不清楚是日本人老師還是台灣人老師。在學校學習讀寫日文以及柔道，放學後在家學習寫あいうえお，大姊賢治就坐在旁邊幫我削鉛筆。另外常常在學校的大禮堂內舉行一些我不知道的儀式。在儀式進行中，當眾人必須低頭閉目時，我偷偷望見台上有個全身穿著白色軍服的人士，他手套白色手套，腰間繫帶長劍，雙手捧著高貴綢布包覆的物品，在台上嚴肅地行走。無論台上的老師或台下的學生，都嚴肅地立正低頭。每次放學後，由學校回家，放下書包，將學生帽掛在牆上，叫一聲：「阿母！我回來了。」走進廚房後，就聞到煮飯、作菜的香味，這個情景使我永遠難忘。
這時候我兄弟姊妹共有六人，二妹和三弟尚未出生。有一天下午，大弟因為頭殼發癢到受不了，母親在屋外處理大弟的頭殼發癢問題，年僅三歲的大妹就獨自走到鄰居家去玩。當時很多家庭沒用固定的鍋灶，只用隨時可以移動的火爐。因為使用木炭燒飯菜，剛起火時濃煙滾滾，所以必須將火爐移到通風較佳的地方。鄰居的中年太太恰巧在他們家客廳煮土豆，一大鍋的土豆湯正沸騰著。有一些小孩子就在火爐旁邊玩耍，不知是什麼人打翻了整鍋沸騰的土豆湯，大妹全身幾乎被嚴重燙傷。
當我放學回家時，才得知道妹妹燙傷的事！可憐的她躺在床上呻吟，醫生為她抹了一些藥膏，母親用扇子不斷地為她扇風。雖然，經過母親與醫生的照顧，過了兩、三天後，妹妹就離開了人世。如此三歲的稚齡，卻由於人為的原因而天人永隔！
母親除了家事以外，還需照顧六個小孩，這負擔是非常沈重的。在鄉村的家庭結構中，通常是幾代人同住一起。除了有年長者可以幫忙照顧幼兒外，周圍的生活環境也比較安全。至於都市的家庭結構則不同，因為住屋受空間的限制，好幾代同堂的情形漸少。加上節育的知識與方法並不普遍，多子女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我在八歲的幼年，就親眼目睹死亡的現實；不久之後，又親身經歷戰爭的苦難。妹妹死後不久，我們舉家搬到另外一個房子，距舊宅步行約三十分鐘。這房子有一廳、一房、一個廁所。1944年10月12日開始，美軍轟炸機隊定期對台灣進行空襲。我們沒有防空壕可躲避，每次飛機來時，只好躲在桌子或床底下，除此之外，一切只有聽天由命。就在一個晴朗的日子裡，母親在煮飯，我在擦拭父親的腳踏車，忽然之間，天搖地動、轟隆作響，我們本能的潛入桌子底下。恐怖的轟炸聲後，出門一看，遍地烽火，濃煙佈滿天空，藍藍的天空瞬即化為灰暗。
逃難的人們，肩負包袱、手挽幼兒在街上慌亂地奔跑。這時，父親不在家，母親匆忙收拾一些重要的物件放入布袋內，帶著五個子女先逃到市內公園的草坪上。到了公園，發現已經有無數的人群聚集在草地上。一小群、一小群充滿驚慌臉孔的人們，各自站在自己搶救出來的家當旁邊。我們三個小兄弟留守著，母親、大姐和大哥則繼續趕回家搶救財物，父親也在此時趕回家。經過幾次來回搶救之後，大火終於延燒到我們住屋，屋頂燒掉、牆壁倒下⋯⋯，我們無家可歸了！
父親只好帶著全家七人，推著滿載家當的腳踏車，步行到鄉下的果園避難。在離開城市的路上，舉目所及，是無數受到戰火摧殘而著火倒塌的房屋。四歲的弟弟坐在腳踏車上，六歲的弟弟、八歲的我及大哥大姐走着走不完的路，到達果園時已經是夜深了。
就這樣開始了戰時的鄉村生活。二伯父的一家也逃來住在同一個果園內。由於物資非常缺乏，不但買不到米，魚肉類更不用說了。父親與二伯父向當地的日本軍隊購買殘留在鍋底的乾飯片，除了供兩家人食用外，剩下的就轉賣給一同避難的鄰居。我們是生長在都市的，對於鄉村的生活不知如何去應付。但是窮則生變，我們就種一些番薯與菜類，一家七口也就擠在一間房間裡。晚上，就在泥土地上鋪上一條一條的木板做為床鋪；白天，再將木板移開做為客廳。就在鄉村避難期間，母親生下了二妹。由於地面潮濕，又沒有蚊帳，一家八人全部染上瘧疾。美軍轟炸機隊進行的空襲，愈來愈密集，有時一天空襲好幾次，所以白天常常必須躲入防空壕。等到戰爭快結束的時候，我們的瘧疾，特別是小孩們，日形嚴重。有一回，我與哥哥各躺在床上發抖，母親拿（棉）被單往我們身上一層疊過一層，但是我們倆仍然冷得抖個不停。母親趕快煮沸水，讓我們喝下熱騰騰的開水，一直到熱退。可憐的我們，並沒有醫藥可治療，只能採取這種方法度過難關。空襲、物資缺乏、居住環境不良，加上傳染病為虐，這就是太平洋戰爭末期我們的生活寫照。
所幸，不久之後，1945年8月15日日本就宣佈無條件投降，恐怖的戰爭終於結束了，我們在庄腳的避難生活也就隨之過去。可是，我們的生活並沒有隨著改善。
1.日本時代到中國軍佔領的時代
戰爭改變了台灣人及台灣的命運。1894年的日清戰爭日本帝國大敗大清帝國，雖然戰爭發生在遠離臺灣的朝鮮及大清支那國，但是日清在1895年簽定馬關（下關）條約，大清支那國將台灣及澎湖群島的充分主權割讓給日本。因此，自1895年日本便開始統治台灣，台灣變成日本時代，台灣人由清國人變成日本人。
經過日本始政四十六年後的1941年，發生太平洋戰爭。日本突襲珍珠港（PearlHarbor,Hawaii），美國於是向日本正式宣戰。當時台灣是日本的領土，於是台灣被捲入太平洋戰爭的漩渦。台灣的政治、經濟以及社會全部被動員，台灣青年被送往南洋參與戰爭，台灣的少年工被送往日本內地參與飛機的製造與修復工作。當戰爭進入激烈階段時，美軍開始空襲台灣各城市，每日有好幾次的空襲警報，附近有防空壕就要躲避入防空壕裡，或是屋內桌子底下一直到警報解除。大部分住在城市的台灣人就舉家疏開到鄉下躲避空襲。1945年8月6日美國在日本廣島投下一顆原子彈，三日後又在長崎投下另外一顆。由於原子彈的毀滅性威力超過人類的想像，六日後的8月15日日本天皇宣佈投降。9月2日簽訂降伏文書。於是，台灣及台灣人的命運與歷史又再一次被改變了。太平洋戰爭主要是美國對抗日本國的戰爭，因此，1945年盟軍統帥DouglasMacArthur命令盟軍蔣介石將軍佔領台灣，接受日本軍的投降；同時美國佔領日本。戰爭的結果一定是戰勝國佔領戰敗國，因為太平洋戰爭是盟軍對抗日本國，所以戰後戰勝國開始分配佔領戰敗國日本的領土，中國被分配佔領台灣及北越地區，蘇聯佔領日本北方的四個島嶼、朝鮮半島北部及中國東北，而美國則佔領日本本土。1945年開始，台灣人變成被中國軍佔領的戰敗國的日本國民。1946年中國佔領軍政府用行政命令把台灣人集體視為中華民國籍的人。在當時台灣還是日本的領土，佔領國並沒有被佔領土地的主權，所以中國並沒有被佔領的台灣的領土主權；美國佔領國也沒有被佔領的日本領土的主權。所以，1946年中國佔領軍政府用行政命令把台灣人集體改變為中國籍是公然違反國際法的。日本於1951年與四十八個同盟國簽訂舊金山和約（TreatyofPeacewithJapan）簽約國中並不包含當時的中華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日本在簽訂條約中正式放棄對台灣的一切權利，但並無指定台灣主權的授受國。台灣變成被懸空割讓，台灣的國際地位變成未定，一直到現在還是未定。
1949年中華民國在中國被中國共產黨推翻，共產黨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蔣介石及其黨政軍逃亡及流亡到在當時還是日本領土的臺灣，一直到現在還在佔領與流亡台灣的狀態。
2.日本時代1895－1945
1935年4月21日新竹、台中州發生大地震。同年10月10日是日本在台灣始政四十年紀念博覽會開幕日，這是台灣有史以來空前絕後的博覽會，在台北舉行。1936年3月28日一架十四人座的航空運輸機由日本福岡機場飛抵臺北機場，這是內台航空富士號首航，開啟了台灣與日本的航空運輸時代。
就在這一年，1936年12月1日我出生在台灣台南市。父親從事蜜餞行業，製作李鹹、橄欖、果乾等。他常要去果園採買水果，然後踩著腳踏車將水果搬回家裡。母親是家庭主婦。家中我排行第三，上有大姐賢治（1933）和大哥自潻（1934–1999），下則有大弟自村（1938）、二弟武雄（1940–2007）、大妹鶴子（1942–1945）、二妹桂子（1945–1946）和三弟自隆（1949）。1941年3月，日治當局修正台灣教育令，將小學校、公學校與蕃人公學校一律改稱為國民學校。1943年我進入台南市寶公學校（今立人國小）就讀，直到1945年停戰，總共接受了兩年的日本教育。由於躲避空襲，最後一年的教育是很不正常的。
日治教育下，老師相當具有威嚴、權威。我們進入教室前，要先脫下鞋子。將鞋子整齊擺放在教室門口，然後打赤腳入座。老師是男性，我分不清楚是日本人老師還是台灣人老師。在學校學習讀寫日文以及柔道，放學後在家學習寫あいうえお，大姊賢治就坐在旁邊幫我削鉛筆。另外常常在學校的大禮堂內舉行一些我不知道的儀式。在儀式進行中，當眾人必須低頭閉目時，我偷偷望見台上有個全身穿著白色軍服的人士，他手套白色手套，腰間繫帶長劍，雙手捧著高貴綢布包覆的物品，在台上嚴肅地行走。無論台上的老師或台下的學生，都嚴肅地立正低頭。每次放學後，由學校回家，放下書包，將學生帽掛在牆上，叫一聲：「阿母！我回來了。」走進廚房後，就聞到煮飯、作菜的香味，這個情景使我永遠難忘。
這時候我兄弟姊妹共有六人，二妹和三弟尚未出生。有一天下午，大弟因為頭殼發癢到受不了，母親在屋外處理大弟的頭殼發癢問題，年僅三歲的大妹就獨自走到鄰居家去玩。當時很多家庭沒用固定的鍋灶，只用隨時可以移動的火爐。因為使用木炭燒飯菜，剛起火時濃煙滾滾，所以必須將火爐移到通風較佳的地方。鄰居的中年太太恰巧在他們家客廳煮土豆，一大鍋的土豆湯正沸騰著。有一些小孩子就在火爐旁邊玩耍，不知是什麼人打翻了整鍋沸騰的土豆湯，大妹全身幾乎被嚴重燙傷。
當我放學回家時，才得知道妹妹燙傷的事！可憐的她躺在床上呻吟，醫生為她抹了一些藥膏，母親用扇子不斷地為她扇風。雖然，經過母親與醫生的照顧，過了兩、三天後，妹妹就離開了人世。如此三歲的稚齡，卻由於人為的原因而天人永隔！
母親除了家事以外，還需照顧六個小孩，這負擔是非常沈重的。在鄉村的家庭結構中，通常是幾代人同住一起。除了有年長者可以幫忙照顧幼兒外，周圍的生活環境也比較安全。至於都市的家庭結構則不同，因為住屋受空間的限制，好幾代同堂的情形漸少。加上節育的知識與方法並不普遍，多子女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我在八歲的幼年，就親眼目睹死亡的現實；不久之後，又親身經歷戰爭的苦難。妹妹死後不久，我們舉家搬到另外一個房子，距舊宅步行約三十分鐘。這房子有一廳、一房、一個廁所。1944年10月12日開始，美軍轟炸機隊定期對台灣進行空襲。我們沒有防空壕可躲避，每次飛機來時，只好躲在桌子或床底下，除此之外，一切只有聽天由命。就在一個晴朗的日子裡，母親在煮飯，我在擦拭父親的腳踏車，忽然之間，天搖地動、轟隆作響，我們本能的潛入桌子底下。恐怖的轟炸聲後，出門一看，遍地烽火，濃煙佈滿天空，藍藍的天空瞬即化為灰暗。
逃難的人們，肩負包袱、手挽幼兒在街上慌亂地奔跑。這時，父親不在家，母親匆忙收拾一些重要的物件放入布袋內，帶著五個子女先逃到市內公園的草坪上。到了公園，發現已經有無數的人群聚集在草地上。一小群、一小群充滿驚慌臉孔的人們，各自站在自己搶救出來的家當旁邊。我們三個小兄弟留守著，母親、大姐和大哥則繼續趕回家搶救財物，父親也在此時趕回家。經過幾次來回搶救之後，大火終於延燒到我們住屋，屋頂燒掉、牆壁倒下⋯⋯，我們無家可歸了！
父親只好帶著全家七人，推著滿載家當的腳踏車，步行到鄉下的果園避難。在離開城市的路上，舉目所及，是無數受到戰火摧殘而著火倒塌的房屋。四歲的弟弟坐在腳踏車上，六歲的弟弟、八歲的我及大哥大姐走着走不完的路，到達果園時已經是夜深了。
就這樣開始了戰時的鄉村生活。二伯父的一家也逃來住在同一個果園內。由於物資非常缺乏，不但買不到米，魚肉類更不用說了。父親與二伯父向當地的日本軍隊購買殘留在鍋底的乾飯片，除了供兩家人食用外，剩下的就轉賣給一同避難的鄰居。我們是生長在都市的，對於鄉村的生活不知如何去應付。但是窮則生變，我們就種一些番薯與菜類，一家七口也就擠在一間房間裡。晚上，就在泥土地上鋪上一條一條的木板做為床鋪；白天，再將木板移開做為客廳。就在鄉村避難期間，母親生下了二妹。由於地面潮濕，又沒有蚊帳，一家八人全部染上瘧疾。美軍轟炸機隊進行的空襲，愈來愈密集，有時一天空襲好幾次，所以白天常常必須躲入防空壕。等到戰爭快結束的時候，我們的瘧疾，特別是小孩們，日形嚴重。有一回，我與哥哥各躺在床上發抖，母親拿（棉）被單往我們身上一層疊過一層，但是我們倆仍然冷得抖個不停。母親趕快煮沸水，讓我們喝下熱騰騰的開水，一直到熱退。可憐的我們，並沒有醫藥可治療，只能採取這種方法度過難關。空襲、物資缺乏、居住環境不良，加上傳染病為虐，這就是太平洋戰爭末期我們的生活寫照。
所幸，不久之後，1945年8月15日日本就宣佈無條件投降，恐怖的戰爭終於結束了，我們在庄腳的避難生活也就隨之過去。可是，我們的生活並沒有隨著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