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長輩的薰陶
我在哥大讀博士的時候常去胡婆婆家，和胡適校長（胡公公）常有機會見面。我和匡政結婚後生美儀之前，在他們紐約市東八十一街家裡住了一年。胡公公是中國近代最傑出的哲學家和教育家，學問淵廣，博古通今。他非常平易近人，喜歡提攜後進，我從他那裡學到許多為人處事的原則。他教我很多研究的奧祕，例如選擇題目、尋找資料、綜結知識、創新構思以及如何善用時間、追求卓越、流暢寫作和積極完成等。
在和他的談話中，我領悟到他很多名言的真諦。例如「為學當如金字塔，要能廣大要能高」和「要怎麼收穫，先那麼栽」等。胡公公不但教我如何做學問，也教我如何為人處事，特別是如何與美國及其他國家的人交往。我們固然要保持發揚中華文化，但同時也要盡力增強英語說寫表達的能力，要吸收學習西方習俗理念，要能互相了解、增進友誼、共求世界大同。這些教導對我後來能在各項學會組織參與主流社會極有幫助。
胡婆婆雖然不會說英文，但她知事明理，在紐約過得很好。她常去朋友家打牌，每次帶一張紙出門，上面寫著朋友家的地址，可以用來叫計程車；另外也帶一張回家的紙。雖然朋友大多會接送，但她有備無患。
事實上胡婆婆也知道紐約的公共汽車路線。有一次她教我如何搭公車去一個地方，不坐公車的胡公公聽了很著急，怕這路線不對，輕輕用英文跟我說不要聽她的。我出門後照胡婆婆指點的方向去搭公車，居然順利到達。
胡婆婆對小輩非常關照，每次都給我們做很多好吃的菜，吃不完就分給大家帶回去。有一次她給我和匡政帶一鍋蘿蔔湯，裝在一個袋子裡帶回去。我們坐在公車最後一排，把這個袋子放在腳前。沒想到一個緊急剎車，那個鍋子就從袋子裡翻出來，沿著中間走道一直滾向司機位置。我們急忙起來盡量把蘿蔔撿起，用所有的紙巾手帕拚命擦地，但味道就沒有辦法了。當我們大致清理到車前端時，正好到站。我們臉紅耳赤，含糊地說了些道歉的話就匆匆下車了。這件事我們始終不敢告訴胡婆婆。
我真是非常幸運，能夠從三位我最敬佩的長輩（父親、傅校長和胡公公）受到直接教誨，這對我一生的思想行為有極大影響。此外，我也很有幸能受到很多位其他長者大師的教導，例如袁家騮和吳健雄院士夫婦，他們是華人科學家中的神仙眷侶。袁先生在紐約長島布魯克黑文國立實驗室（Brookhaven National Lab）工作，而吳院士是哥大物理系教授，我和她見面的機會較多。她在核子物理有世界頂級的成就，被稱為「中國居里夫人」。她的實驗室做核子物理最尖端的研究，規模極大。她親自對每一位研究人員給予個別的指導，幾乎晝夜不分。她潛心研究、熱誠教導的風格，給我很大的影響。
在實驗室之外，她則像平常人一樣，做家事，和朋友學生聊天，沒有任何架子，令人覺得如沐春風。除了以身作則，給我很多榜樣之外，吳院士也給我很多直接鼓勵。每次我得到一些對她來說應該是微不足道的獎譽時，她都會親筆寫賀函給我，這對我來說比獎譽本身更有意義，更有價值。她對匡政也極為愛護，一九八七年她在義大利帕多瓦（Padua）大學榮獲Elena Lucrezia Cornaro Piscopia獎章，紀念全義大利第一位女性獲得博士學位三百週年，那是一個極高的榮譽。因為匡政是一位醫師，吳院士回到紐約後便把那可貴的獎章贈送給她，讚揚鼓勵匡政熱忱的醫學服務，使我們萬分感動。
我在紐約以及台灣有幸跟很多父執長輩學習做人做事，包括梅貽琦校長、葉公超大使，和後文提到的吳大猷院長和李國鼎先生及大舅父張茲闓；他們給我很多啟發和指示。我在小學讀書時，曾經寫過一篇題目為「我最敬佩的人」的作文，我選擇了王雲五先生。他從小沒有進學校，可是努力自修讀書求學，寫了很多好文章，並且發明了「四角號碼」。後來我就讀台灣大學醫學院，他的幼子王學善是我最熟的同班同學，還是乒乓球雙打的夥伴，因此常常有機會和王雲五先生見面，才知道他每天清晨不到四點鐘就起床，到我們起床的時候，他已經寫了好幾千字。成功不是偶然的，這對我有很大的啟發。
前面說過，王世濬院士是父親的小學同學，又是我在哥大的老師，教給我很多生理學的學理知識和研究技術。王院士在神經生理學和藥理學領域是國際領先的學者，造就很多傑出的神經科學家，蔡作雍院士是他的博士學生，方懷時院士、彭明聰院士都在他研究室從事過合作研究。王夫人郭煥煒為人處事謙和溫厚，是紐約康乃爾大學醫學院護理教授，中華醫藥促進基金會（ABMAC）以她為名建立了一個基金，資助台灣護理人員赴美參加進階訓練或修習學位。他們的大女兒菲麗（Phyllis Wise）繼承父業，是一位傑出神經科學家，曾任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校長。王夫人建立了林王獎學金，紀念王院士和他的老師林可勝院士，這獎學金的目的是獎勵台灣傑出的神經、生理及藥理青年科學家出國深造。二○一五年四月，菲麗和我應李小媛之邀，在台北參加林王學術基金會首屆研討會。
我在哥大讀博士的時候常去胡婆婆家，和胡適校長（胡公公）常有機會見面。我和匡政結婚後生美儀之前，在他們紐約市東八十一街家裡住了一年。胡公公是中國近代最傑出的哲學家和教育家，學問淵廣，博古通今。他非常平易近人，喜歡提攜後進，我從他那裡學到許多為人處事的原則。他教我很多研究的奧祕，例如選擇題目、尋找資料、綜結知識、創新構思以及如何善用時間、追求卓越、流暢寫作和積極完成等。
在和他的談話中，我領悟到他很多名言的真諦。例如「為學當如金字塔，要能廣大要能高」和「要怎麼收穫，先那麼栽」等。胡公公不但教我如何做學問，也教我如何為人處事，特別是如何與美國及其他國家的人交往。我們固然要保持發揚中華文化，但同時也要盡力增強英語說寫表達的能力，要吸收學習西方習俗理念，要能互相了解、增進友誼、共求世界大同。這些教導對我後來能在各項學會組織參與主流社會極有幫助。
胡婆婆雖然不會說英文，但她知事明理，在紐約過得很好。她常去朋友家打牌，每次帶一張紙出門，上面寫著朋友家的地址，可以用來叫計程車；另外也帶一張回家的紙。雖然朋友大多會接送，但她有備無患。
事實上胡婆婆也知道紐約的公共汽車路線。有一次她教我如何搭公車去一個地方，不坐公車的胡公公聽了很著急，怕這路線不對，輕輕用英文跟我說不要聽她的。我出門後照胡婆婆指點的方向去搭公車，居然順利到達。
胡婆婆對小輩非常關照，每次都給我們做很多好吃的菜，吃不完就分給大家帶回去。有一次她給我和匡政帶一鍋蘿蔔湯，裝在一個袋子裡帶回去。我們坐在公車最後一排，把這個袋子放在腳前。沒想到一個緊急剎車，那個鍋子就從袋子裡翻出來，沿著中間走道一直滾向司機位置。我們急忙起來盡量把蘿蔔撿起，用所有的紙巾手帕拚命擦地，但味道就沒有辦法了。當我們大致清理到車前端時，正好到站。我們臉紅耳赤，含糊地說了些道歉的話就匆匆下車了。這件事我們始終不敢告訴胡婆婆。
我真是非常幸運，能夠從三位我最敬佩的長輩（父親、傅校長和胡公公）受到直接教誨，這對我一生的思想行為有極大影響。此外，我也很有幸能受到很多位其他長者大師的教導，例如袁家騮和吳健雄院士夫婦，他們是華人科學家中的神仙眷侶。袁先生在紐約長島布魯克黑文國立實驗室（Brookhaven National Lab）工作，而吳院士是哥大物理系教授，我和她見面的機會較多。她在核子物理有世界頂級的成就，被稱為「中國居里夫人」。她的實驗室做核子物理最尖端的研究，規模極大。她親自對每一位研究人員給予個別的指導，幾乎晝夜不分。她潛心研究、熱誠教導的風格，給我很大的影響。
在實驗室之外，她則像平常人一樣，做家事，和朋友學生聊天，沒有任何架子，令人覺得如沐春風。除了以身作則，給我很多榜樣之外，吳院士也給我很多直接鼓勵。每次我得到一些對她來說應該是微不足道的獎譽時，她都會親筆寫賀函給我，這對我來說比獎譽本身更有意義，更有價值。她對匡政也極為愛護，一九八七年她在義大利帕多瓦（Padua）大學榮獲Elena Lucrezia Cornaro Piscopia獎章，紀念全義大利第一位女性獲得博士學位三百週年，那是一個極高的榮譽。因為匡政是一位醫師，吳院士回到紐約後便把那可貴的獎章贈送給她，讚揚鼓勵匡政熱忱的醫學服務，使我們萬分感動。
我在紐約以及台灣有幸跟很多父執長輩學習做人做事，包括梅貽琦校長、葉公超大使，和後文提到的吳大猷院長和李國鼎先生及大舅父張茲闓；他們給我很多啟發和指示。我在小學讀書時，曾經寫過一篇題目為「我最敬佩的人」的作文，我選擇了王雲五先生。他從小沒有進學校，可是努力自修讀書求學，寫了很多好文章，並且發明了「四角號碼」。後來我就讀台灣大學醫學院，他的幼子王學善是我最熟的同班同學，還是乒乓球雙打的夥伴，因此常常有機會和王雲五先生見面，才知道他每天清晨不到四點鐘就起床，到我們起床的時候，他已經寫了好幾千字。成功不是偶然的，這對我有很大的啟發。
前面說過，王世濬院士是父親的小學同學，又是我在哥大的老師，教給我很多生理學的學理知識和研究技術。王院士在神經生理學和藥理學領域是國際領先的學者，造就很多傑出的神經科學家，蔡作雍院士是他的博士學生，方懷時院士、彭明聰院士都在他研究室從事過合作研究。王夫人郭煥煒為人處事謙和溫厚，是紐約康乃爾大學醫學院護理教授，中華醫藥促進基金會（ABMAC）以她為名建立了一個基金，資助台灣護理人員赴美參加進階訓練或修習學位。他們的大女兒菲麗（Phyllis Wise）繼承父業，是一位傑出神經科學家，曾任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校長。王夫人建立了林王獎學金，紀念王院士和他的老師林可勝院士，這獎學金的目的是獎勵台灣傑出的神經、生理及藥理青年科學家出國深造。二○一五年四月，菲麗和我應李小媛之邀，在台北參加林王學術基金會首屆研討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