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錄自〈第四章 大膽衝撞制度—從中原到教育部〉
愛護稀有動物
我在中原大學服務這麼多年，對教育當然還是很感興趣，加上政務次長不需要公務人員資格，我很願意去幫他。李國鼎先生當時人在國外，我就用電話和他聯繫，他說這是個難得的機會，他會尊重我的決定。巧合的是，科技顧問組前任執行秘書、同時也是交大校友的吳伯楨身體復原了，正好可以回來接替我的工作，不會有青黃不接的問題，我最後就決定到教育部服務，6 月11 日宣誓就任。
教育部有三位次長，兩位常務次長負責學術和事務性的工作，一位政務次長負責政策相關事務，一般的公文我會先批掉，需要部長批示的公文我會先寫建議再上呈。他外面事情很多，部裡事情盡量都讓我管，算是放手讓我發揮，對我很信任。
因為柯先生紀小姐電視節目的關係，我當時也算政府裡面的明星，除了當政務次長，還擔任教育部發言人說明政策。李煥部長不大習慣上電視，大家覺得他有點神秘，有些人還誤以為我是部長。我一開始對記者也沒有防備，有次跟記者閒聊，我說我在上海小學五年級就學開始英語，我覺得很好，可是我也沒有講要實施；結果記者報導說教育部準備要開放小學教英語，最後李煥部長還自己出來澄清。
後來李煥部長私底下跟我說，雖然這是很好的事，可是我們現在還沒能力實施，政務次長講話要小心慎言，對記者也不要講太多個人意見，談教育部意見就好。但是他也沒有不讓我做發言人，基本上他同意我的觀念，有時候也需要透過我放個氣球，測試一下社會輿論風向。
例如以前有些人沒服兵役就偷偷出國留學，畢業後又不敢回來，怕被抓到要補役期，有一陣子社會就在討論重新開放高中畢業生出國留學。我認為如果高中畢業生已經先盡完服兵役義務，政府沒有理由禁止他們留學，當時卻一定要大學畢業，還要通過留學考，真的管太多了。而且有些人會用當廚師或護士的名義申請出國工作，實際上是去讀書，高中畢業生服完兵役想去留學卻不可以，這個真的講不通，出國唸書也沒什麼不好啊！
我是很講求理性思考的人，很多政府禁止的理由，仔細想想其實沒道理，後來也確實開放了，只是過猶不及，最後連國中生都可以留學。我大女兒後來到加拿大生活，她發現很多高中生不上學、整天都在外面混，像這些孩子還不夠成熟又沒有家長管，這樣真的不太好，所以我並不贊成「小留學生」。
總之，不管小學上英語課或者高中生出國留學，這些政策後來都做到了，只是我那時候講得太早了，雖然講的是個人意見也是實話，可惜先知通常都不受歡迎。有些記者說要好好保護我這個「稀有動物」，其實他們才不會保護我！
不再為頭髮哭泣
1971 年回國時，我的大女兒文薏已經6 歲，在中原服務期間二女兒文芯、三女兒文薆和小兒子慕光陸續出生。我常常覺得有點對不起文薏，因為臺灣就學環境跟美國很不一樣。比方在美國托兒所畫畫，畫什麼老師都說好棒，畫紅色樹葉也可以；但是在臺灣，樹幹一定要棕色，樹葉一定要綠色。還有一次小學考試，題目是用「橋、這座、天上、彩虹、像」組成一個句子，我女兒寫「這座橋像天上的彩虹」，雖然不是標準答案，老師也不應該說她寫錯了，後來她一直不大習慣臺灣的教學方式。
文薏的數學不算好，有一次我就說她是美國人，所以數學不好，可是為什麼這麼簡單的題目都不會？弄到她很難過地說：「對，我就是笨、我就是笨！」有陣子她也不太想上學。我真的要跟她說聲對不起，不應該傷她的心，就是因為從小被我罵她笨，才會不喜歡在臺灣讀書。
我到教育部的時候，文薏已經讀高二準備要考大學，隔年大學聯考她意外落了榜。有人問我女兒考上哪所大學？我回答沒考上，一開始他們還以為我亂講，後來居然還說：「證明大學聯考真的很公平！」聯考當然公平啊，可是很多人認為做官的都有問題，就算聯考也有內幕。我是真的清清白白，唯一我比別人多知道的，就是作文的題目，因為政務次長要先看過題目，同意之後再從兩個題目中挑選一個，但是我也不可能告訴我的女兒。
沒考上大學，原本文薏也沒那麼在乎，她說：「考不上無所謂，可是也不必全國都知道！」被媒體一渲染後，她連夜間部也不考了，就去唸了一年基督書院，後來出國唸服裝設計。聯考這件事，文薏也算是「被害人」，她深受其害的還有國、高中男生要剃光頭，女生也要剪成「清湯掛麵頭」的「髮禁」。
1986 年底有一次教育部行政會議，我提出臨時動議，我說美國的青少年每天早上最在乎的事情就是吹頭髮，想要展現自己的特點，美國人還有不同的髮色，臺灣人都是黑頭髮，又要剪成「清湯掛麵」或者剃光頭，女生和男生心情都很不好；而且我四個小孩，前兩個女兒到國中要剪頭髮的時候，都會大哭一場，希望第三個女兒不要再哭了。
部長原本覺得「有那麼嚴重嗎？」詢問其他同事，大家都認為解除髮禁很困難，來自教官和學校的阻力會很大。最後部長裁示，既然我有興趣，就交給我去推動。會後我就跟記者講，教育部要推動解除髮禁，我認為「教育的重點在於頭皮以下，不是頭皮以上！」記者也很同意我的看法。後來部長也有點緊張，我怎麼這麼快就宣布了？果然很多保守的人群起而攻之，一大堆人打電話到教育部罵人。
記得有位老太太打電話給我：「阮次長，我很喜歡你的柯先生紀小姐節目，可是這件事情你做錯了，以後國中生、高中生留個長髮，那跟酒家女有什麼分別呢？」我說：「謝謝提供建議，可是如果照您的看法，是不是要提倡現在開始纏小腳？這樣就更走不到酒吧去了！」她大概覺得我不可理喻，也沒話講，就掛掉電話了。
1987 年 1 月教育部跟省市教育廳局開會以後，決定不再用行政命令管制學生髮型，把決定權交還給學校。「髮禁」解除已經超過三十五年了，雖然現在有些私立學校希望繼續維持傳統，對於學生頭髮還是有些規定，但起碼不像當年那麼嚴格了。也因為我推動很多改革，很多人還以為我的後臺很硬：當時政壇流行一種說法，把陳履安、錢復、沈君山和連戰稱為「四公子」，很多人搞不清楚，還說不要得罪阮大年，因為我是四公子之一。我也懶得解釋，真的是哭笑不得。
愛護稀有動物
我在中原大學服務這麼多年，對教育當然還是很感興趣，加上政務次長不需要公務人員資格，我很願意去幫他。李國鼎先生當時人在國外，我就用電話和他聯繫，他說這是個難得的機會，他會尊重我的決定。巧合的是，科技顧問組前任執行秘書、同時也是交大校友的吳伯楨身體復原了，正好可以回來接替我的工作，不會有青黃不接的問題，我最後就決定到教育部服務，6 月11 日宣誓就任。
教育部有三位次長，兩位常務次長負責學術和事務性的工作，一位政務次長負責政策相關事務，一般的公文我會先批掉，需要部長批示的公文我會先寫建議再上呈。他外面事情很多，部裡事情盡量都讓我管，算是放手讓我發揮，對我很信任。
因為柯先生紀小姐電視節目的關係，我當時也算政府裡面的明星，除了當政務次長，還擔任教育部發言人說明政策。李煥部長不大習慣上電視，大家覺得他有點神秘，有些人還誤以為我是部長。我一開始對記者也沒有防備，有次跟記者閒聊，我說我在上海小學五年級就學開始英語，我覺得很好，可是我也沒有講要實施；結果記者報導說教育部準備要開放小學教英語，最後李煥部長還自己出來澄清。
後來李煥部長私底下跟我說，雖然這是很好的事，可是我們現在還沒能力實施，政務次長講話要小心慎言，對記者也不要講太多個人意見，談教育部意見就好。但是他也沒有不讓我做發言人，基本上他同意我的觀念，有時候也需要透過我放個氣球，測試一下社會輿論風向。
例如以前有些人沒服兵役就偷偷出國留學，畢業後又不敢回來，怕被抓到要補役期，有一陣子社會就在討論重新開放高中畢業生出國留學。我認為如果高中畢業生已經先盡完服兵役義務，政府沒有理由禁止他們留學，當時卻一定要大學畢業，還要通過留學考，真的管太多了。而且有些人會用當廚師或護士的名義申請出國工作，實際上是去讀書，高中畢業生服完兵役想去留學卻不可以，這個真的講不通，出國唸書也沒什麼不好啊！
我是很講求理性思考的人，很多政府禁止的理由，仔細想想其實沒道理，後來也確實開放了，只是過猶不及，最後連國中生都可以留學。我大女兒後來到加拿大生活，她發現很多高中生不上學、整天都在外面混，像這些孩子還不夠成熟又沒有家長管，這樣真的不太好，所以我並不贊成「小留學生」。
總之，不管小學上英語課或者高中生出國留學，這些政策後來都做到了，只是我那時候講得太早了，雖然講的是個人意見也是實話，可惜先知通常都不受歡迎。有些記者說要好好保護我這個「稀有動物」，其實他們才不會保護我！
不再為頭髮哭泣
1971 年回國時，我的大女兒文薏已經6 歲，在中原服務期間二女兒文芯、三女兒文薆和小兒子慕光陸續出生。我常常覺得有點對不起文薏，因為臺灣就學環境跟美國很不一樣。比方在美國托兒所畫畫，畫什麼老師都說好棒，畫紅色樹葉也可以；但是在臺灣，樹幹一定要棕色，樹葉一定要綠色。還有一次小學考試，題目是用「橋、這座、天上、彩虹、像」組成一個句子，我女兒寫「這座橋像天上的彩虹」，雖然不是標準答案，老師也不應該說她寫錯了，後來她一直不大習慣臺灣的教學方式。
文薏的數學不算好，有一次我就說她是美國人，所以數學不好，可是為什麼這麼簡單的題目都不會？弄到她很難過地說：「對，我就是笨、我就是笨！」有陣子她也不太想上學。我真的要跟她說聲對不起，不應該傷她的心，就是因為從小被我罵她笨，才會不喜歡在臺灣讀書。
我到教育部的時候，文薏已經讀高二準備要考大學，隔年大學聯考她意外落了榜。有人問我女兒考上哪所大學？我回答沒考上，一開始他們還以為我亂講，後來居然還說：「證明大學聯考真的很公平！」聯考當然公平啊，可是很多人認為做官的都有問題，就算聯考也有內幕。我是真的清清白白，唯一我比別人多知道的，就是作文的題目，因為政務次長要先看過題目，同意之後再從兩個題目中挑選一個，但是我也不可能告訴我的女兒。
沒考上大學，原本文薏也沒那麼在乎，她說：「考不上無所謂，可是也不必全國都知道！」被媒體一渲染後，她連夜間部也不考了，就去唸了一年基督書院，後來出國唸服裝設計。聯考這件事，文薏也算是「被害人」，她深受其害的還有國、高中男生要剃光頭，女生也要剪成「清湯掛麵頭」的「髮禁」。
1986 年底有一次教育部行政會議，我提出臨時動議，我說美國的青少年每天早上最在乎的事情就是吹頭髮，想要展現自己的特點，美國人還有不同的髮色，臺灣人都是黑頭髮，又要剪成「清湯掛麵」或者剃光頭，女生和男生心情都很不好；而且我四個小孩，前兩個女兒到國中要剪頭髮的時候，都會大哭一場，希望第三個女兒不要再哭了。
部長原本覺得「有那麼嚴重嗎？」詢問其他同事，大家都認為解除髮禁很困難，來自教官和學校的阻力會很大。最後部長裁示，既然我有興趣，就交給我去推動。會後我就跟記者講，教育部要推動解除髮禁，我認為「教育的重點在於頭皮以下，不是頭皮以上！」記者也很同意我的看法。後來部長也有點緊張，我怎麼這麼快就宣布了？果然很多保守的人群起而攻之，一大堆人打電話到教育部罵人。
記得有位老太太打電話給我：「阮次長，我很喜歡你的柯先生紀小姐節目，可是這件事情你做錯了，以後國中生、高中生留個長髮，那跟酒家女有什麼分別呢？」我說：「謝謝提供建議，可是如果照您的看法，是不是要提倡現在開始纏小腳？這樣就更走不到酒吧去了！」她大概覺得我不可理喻，也沒話講，就掛掉電話了。
1987 年 1 月教育部跟省市教育廳局開會以後，決定不再用行政命令管制學生髮型，把決定權交還給學校。「髮禁」解除已經超過三十五年了，雖然現在有些私立學校希望繼續維持傳統，對於學生頭髮還是有些規定，但起碼不像當年那麼嚴格了。也因為我推動很多改革，很多人還以為我的後臺很硬：當時政壇流行一種說法，把陳履安、錢復、沈君山和連戰稱為「四公子」，很多人搞不清楚，還說不要得罪阮大年，因為我是四公子之一。我也懶得解釋，真的是哭笑不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