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章
決定用田野生態學家來自我介紹
曾經有一段時間，我對生涯規劃陷入迷惘，那時我剛完成碩士學業，我的論文題目是「福山試驗林楠櫧林著生植物生物量與營養鹽之研究」，也就是研究福山植物園的附生植物，估算在這個附生植物生態豐富的低海拔潮濕森林中，附生植物的生物量跟營養鹽含量。（結果不出意料，附生植物在台灣東北部的森林中，生物量雖然只占全森林的百分之五，營養鹽卻高達整個森林枝葉層的五分之一，對森林生態系的養分循環十分重要。）
畢業後，我想趕快開始自給自足的生活，就去找了一份雜誌社的工作，這是一個報導自然與旅遊方面的出版社，叫做《大地地理雜誌》。我工作了幾個月後，覺得我比較想變成被訪問的那些生態學者，所以就辭職了。那時我的大學母校──成功大學生命科學系，開設了第一屆的博士班，於是我回到大學待過的「小草研究室」重新當學生。
因為碩士論文的主題，我對樹冠層相關的研究很有興趣，尤其是樹上的附生蘭。每週末我都會去逛花市跟苗圃老闆聊天，工讀的薪水都花在買蘭花，成了所謂的「狂蘭症患者」。等到讀博士要寫論文時，我提出想做最喜歡的豆蘭傳粉生態，但指導教授覺得這個題目太大，可能無法如期畢業，就勸我改題目。
當時我們研究室在南投的北港溪流域做植群調查，除了樹冠層生態以外，我其實對理論生態很有興趣，所以就提了一個博士論文企劃，主題是探討為什麼有些區域的植物多樣性比其他區域高，研究區域就設在埔里附近的北港溪上游流域。
然而我在大學時代並非主修生命科學相關科系，所以博士班期間被系上要求補修許多大學部的基礎課程，通常是實驗室或分子生物方面的學分。生命科學的研究範圍很廣，偏偏這方面就不是「我的菜」，所以書念得不是很甘願，臺北家中母親的健康也出了一些問題，此時我陷入人生的低潮。
那是一九九九年的九月二十一日凌晨，我還在用撥接網路看日本影集解悶的時候，忽然一陣天搖地動，我衝出租賃的頂樓小套房，站在陽臺上，看到整個天空閃耀一片白光，後來我才知道那叫做地光，聽說在大地震發生時偶爾會看到。
當晚就是造成中臺灣死傷無數的九二一大地震。地震後全台一陣兵荒馬亂，一直到清晨五點左右，震央在埔里附近的消息才從廣播裡放送出來。
隔了幾天，搜救團體挺進山區，才知道震央是在一個名為九份二山的小村落，震央有如被原子彈轟炸過一樣，山崩地裂，連平房都飛到幾百公尺外。我才想起地震發生前一天，我們小草研究室剛好在九份二山調查。向晚時分山間小路濃霧瀰漫，我們還跟一位在地的老農問路，沒想到才過了一天，這整個村落就從地圖上消失了。
而我的研究樣區也殘破不堪，研究計畫也被迫暫停了。
我思考了幾天，跟老師提出休學的提議，回到北部重新思考人生規劃，然後一邊準備林業技師的高等考試，一邊在林業試驗所當研究助理。二ＯＯＯ年的十二月我錄取了林務局（現在改制為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在臺東的職缺，於是隨身攜帶了幾盆小小的附生蘭寵物，前往臺東知本工作站報到。
在臺東實習期間，人生地不熟的我，每天傻傻的跟著前輩上山巡查違法占用地，不時與同事在下班後去海邊撿石頭、看海，過著悠哉的東臺灣生活。如果就這樣穩穩的從事林業工作一直到退休，好像也不是太糟。但生性好動的我似乎無法忍受穩定的生活，所以在臺東工作滿四個月之後，我就去申請福山植物園的職缺，但人算不如天算，後來被改派到高雄的扇平生態科學園。
扇平是一個好地方，但我任職時，我工作的地方是手機常收不到訊號，也沒有無線網路。還記得有一晚我獨自在山上，接到我弟的電話叫我打開電視，我看到新聞臺播放紐約的雙子星大樓上，插著一架冒著煙的飛機影像時，覺得我是在作夢吧？那是震驚世人的九一一恐怖攻擊。
雖然身處通訊不便的島國之南深山，我倒是在這裡完成了一篇附生植物的研究報告，並被刊登在《ＳＣＩ》所收錄的期刊上。記得那時還是到六龜郵局，將點陣印表機印出的稿件，以國際郵件寄到《Journal of Tropical Ecology》期刊編輯部。後來因為我的附生植物研究專長，我被「借到」福山植物園協助來訪的美國堪薩斯大學、附生植物生理生態大師克雷格˙馬汀（Craig Martin）教授，執行野外及室內的實驗研究。
我從克雷格教授身上學到很多做研究的方法，從題目發想、實驗設計、到研究報告的撰寫；他是一個對教學抱持著高度熱情的老師，在美國甚至有一門課是同時有上千人選修的生物通識課程，對象是大學裡的非本科生。能夠突破同溫層傳授專業知識且引起學生的興趣，我覺得他真的是很厲害的老師。二ＯＯ五年的三月春天，克雷格邀我到堪薩斯大學訪問三周，實地參與研究室的運行與美國的大學學術生活。更棒的是，克雷格願意提供獎學金，支持我到他的大學攻讀博士班，這將是我第一次在國外生活……不過，我放棄了這個大好機會。
我自覺心裡最想從事的研究，還是在熱帶雨林裡，探險五花八門的森林樹冠層，但以我當時薄弱的知識和資源是不可能做到的。留在克雷格的研究室攻讀博士雖然保險，但可預見的未來，我應該就會以「生理生態」的實驗為主，與浪漫的原始森林探險幻想一點也沾不上邊……
其實當時的我也不知道要怎麼做，才能靠近夢想。
二ＯＯ五年夏天，我申請了萊登大學的永續與生物多樣性碩士學程，我跟老公Brian辭去工作，貸款到荷蘭唸書。當時只是想出國見見世面，順便旅行（笑）。荷蘭的兩年求學生涯帶給我很大的文化衝擊，期間我遇見了阿姆斯特丹大學的揚˙沃夫（Jan Wolf）教授，他的博士論文就是在我夢想的中南美洲完成，也是「正港」的附生植物專家。我在兩年碩士學程結束後，在揚的指導下繼續攻讀阿姆斯特丹大學的博士學位。
最終我的博士論文也沒有如我所願，在什麼中美洲或新幾內亞的雨林中進行，而是在我的家鄉臺灣。隨著見識增長，我發現臺灣森林之原始多變，也完全不輸給國外的熱帶地區，在之後的篇章中會跟大家說明。六年後，二Ｏ一三年的九月，我終於回到阿姆斯特丹的百年小教堂口試，並拿到博士學位。
從一九九七年碩士畢業，想要再進一步深入樹冠層的研究，花了我十六年的時間去探索，我終於發現，我想要從事的研究類型是結合田野觀察、操作與資料分析，再利用生態理論去加以解釋，大抵可以稱之為田野生態學家（field ecologist）。
果然釐清自己想要變成的人，跟研究森林生態的過程一樣漫長啊！
決定用田野生態學家來自我介紹
曾經有一段時間，我對生涯規劃陷入迷惘，那時我剛完成碩士學業，我的論文題目是「福山試驗林楠櫧林著生植物生物量與營養鹽之研究」，也就是研究福山植物園的附生植物，估算在這個附生植物生態豐富的低海拔潮濕森林中，附生植物的生物量跟營養鹽含量。（結果不出意料，附生植物在台灣東北部的森林中，生物量雖然只占全森林的百分之五，營養鹽卻高達整個森林枝葉層的五分之一，對森林生態系的養分循環十分重要。）
畢業後，我想趕快開始自給自足的生活，就去找了一份雜誌社的工作，這是一個報導自然與旅遊方面的出版社，叫做《大地地理雜誌》。我工作了幾個月後，覺得我比較想變成被訪問的那些生態學者，所以就辭職了。那時我的大學母校──成功大學生命科學系，開設了第一屆的博士班，於是我回到大學待過的「小草研究室」重新當學生。
因為碩士論文的主題，我對樹冠層相關的研究很有興趣，尤其是樹上的附生蘭。每週末我都會去逛花市跟苗圃老闆聊天，工讀的薪水都花在買蘭花，成了所謂的「狂蘭症患者」。等到讀博士要寫論文時，我提出想做最喜歡的豆蘭傳粉生態，但指導教授覺得這個題目太大，可能無法如期畢業，就勸我改題目。
當時我們研究室在南投的北港溪流域做植群調查，除了樹冠層生態以外，我其實對理論生態很有興趣，所以就提了一個博士論文企劃，主題是探討為什麼有些區域的植物多樣性比其他區域高，研究區域就設在埔里附近的北港溪上游流域。
然而我在大學時代並非主修生命科學相關科系，所以博士班期間被系上要求補修許多大學部的基礎課程，通常是實驗室或分子生物方面的學分。生命科學的研究範圍很廣，偏偏這方面就不是「我的菜」，所以書念得不是很甘願，臺北家中母親的健康也出了一些問題，此時我陷入人生的低潮。
那是一九九九年的九月二十一日凌晨，我還在用撥接網路看日本影集解悶的時候，忽然一陣天搖地動，我衝出租賃的頂樓小套房，站在陽臺上，看到整個天空閃耀一片白光，後來我才知道那叫做地光，聽說在大地震發生時偶爾會看到。
當晚就是造成中臺灣死傷無數的九二一大地震。地震後全台一陣兵荒馬亂，一直到清晨五點左右，震央在埔里附近的消息才從廣播裡放送出來。
隔了幾天，搜救團體挺進山區，才知道震央是在一個名為九份二山的小村落，震央有如被原子彈轟炸過一樣，山崩地裂，連平房都飛到幾百公尺外。我才想起地震發生前一天，我們小草研究室剛好在九份二山調查。向晚時分山間小路濃霧瀰漫，我們還跟一位在地的老農問路，沒想到才過了一天，這整個村落就從地圖上消失了。
而我的研究樣區也殘破不堪，研究計畫也被迫暫停了。
我思考了幾天，跟老師提出休學的提議，回到北部重新思考人生規劃，然後一邊準備林業技師的高等考試，一邊在林業試驗所當研究助理。二ＯＯＯ年的十二月我錄取了林務局（現在改制為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在臺東的職缺，於是隨身攜帶了幾盆小小的附生蘭寵物，前往臺東知本工作站報到。
在臺東實習期間，人生地不熟的我，每天傻傻的跟著前輩上山巡查違法占用地，不時與同事在下班後去海邊撿石頭、看海，過著悠哉的東臺灣生活。如果就這樣穩穩的從事林業工作一直到退休，好像也不是太糟。但生性好動的我似乎無法忍受穩定的生活，所以在臺東工作滿四個月之後，我就去申請福山植物園的職缺，但人算不如天算，後來被改派到高雄的扇平生態科學園。
扇平是一個好地方，但我任職時，我工作的地方是手機常收不到訊號，也沒有無線網路。還記得有一晚我獨自在山上，接到我弟的電話叫我打開電視，我看到新聞臺播放紐約的雙子星大樓上，插著一架冒著煙的飛機影像時，覺得我是在作夢吧？那是震驚世人的九一一恐怖攻擊。
雖然身處通訊不便的島國之南深山，我倒是在這裡完成了一篇附生植物的研究報告，並被刊登在《ＳＣＩ》所收錄的期刊上。記得那時還是到六龜郵局，將點陣印表機印出的稿件，以國際郵件寄到《Journal of Tropical Ecology》期刊編輯部。後來因為我的附生植物研究專長，我被「借到」福山植物園協助來訪的美國堪薩斯大學、附生植物生理生態大師克雷格˙馬汀（Craig Martin）教授，執行野外及室內的實驗研究。
我從克雷格教授身上學到很多做研究的方法，從題目發想、實驗設計、到研究報告的撰寫；他是一個對教學抱持著高度熱情的老師，在美國甚至有一門課是同時有上千人選修的生物通識課程，對象是大學裡的非本科生。能夠突破同溫層傳授專業知識且引起學生的興趣，我覺得他真的是很厲害的老師。二ＯＯ五年的三月春天，克雷格邀我到堪薩斯大學訪問三周，實地參與研究室的運行與美國的大學學術生活。更棒的是，克雷格願意提供獎學金，支持我到他的大學攻讀博士班，這將是我第一次在國外生活……不過，我放棄了這個大好機會。
我自覺心裡最想從事的研究，還是在熱帶雨林裡，探險五花八門的森林樹冠層，但以我當時薄弱的知識和資源是不可能做到的。留在克雷格的研究室攻讀博士雖然保險，但可預見的未來，我應該就會以「生理生態」的實驗為主，與浪漫的原始森林探險幻想一點也沾不上邊……
其實當時的我也不知道要怎麼做，才能靠近夢想。
二ＯＯ五年夏天，我申請了萊登大學的永續與生物多樣性碩士學程，我跟老公Brian辭去工作，貸款到荷蘭唸書。當時只是想出國見見世面，順便旅行（笑）。荷蘭的兩年求學生涯帶給我很大的文化衝擊，期間我遇見了阿姆斯特丹大學的揚˙沃夫（Jan Wolf）教授，他的博士論文就是在我夢想的中南美洲完成，也是「正港」的附生植物專家。我在兩年碩士學程結束後，在揚的指導下繼續攻讀阿姆斯特丹大學的博士學位。
最終我的博士論文也沒有如我所願，在什麼中美洲或新幾內亞的雨林中進行，而是在我的家鄉臺灣。隨著見識增長，我發現臺灣森林之原始多變，也完全不輸給國外的熱帶地區，在之後的篇章中會跟大家說明。六年後，二Ｏ一三年的九月，我終於回到阿姆斯特丹的百年小教堂口試，並拿到博士學位。
從一九九七年碩士畢業，想要再進一步深入樹冠層的研究，花了我十六年的時間去探索，我終於發現，我想要從事的研究類型是結合田野觀察、操作與資料分析，再利用生態理論去加以解釋，大抵可以稱之為田野生態學家（field ecologist）。
果然釐清自己想要變成的人，跟研究森林生態的過程一樣漫長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