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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晝不息:楊進添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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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致日不落部的人們

時間過得真快,距離一九七○年十二月我從外交部外交領事人員講習所第二期受訓結業,正式踏入外交工作領域開始,至今(二○二五年)已整整經過五十五個年頭。
回首我人生的這五十五年當中,除了兩年四個月在總統府工作,之後擔任總統府資政、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副董事長、資深顧問等職務,其餘四十二年多都在外交部任職。自從我退休之後,身旁常有人鼓勵我出書憶往,但時代局勢已然迥異,相較於被關注或鼓吹自身理念,我一直更認同「人生無非就是盡力做事、盡心做人」這樣的老派觀念,自認無需再多言,亦無出版書籍之必要。
然而,二○一八年起,邦交國頻頻與我國斷交,邦交國數目降到歷史新低(至二○二四年僅剩十二國),國內甚至出現「台灣真的需要邦交國嗎」、「就算沒有邦交國,台灣也不會完蛋」之類的評論,在尋求新戰略之際,卻輕忽邦交關係影響層面的態度,看在我這個外交老兵的眼裡,著實為國家外交前途感到憂心,又想到外交人員長期面臨的壓力,內心更是百感交集。
邦交國數目真的不重要嗎?思考這個問題之前,或許可以先思考另一個問題——何謂外交?
所謂外交,指的是運用一個國家有形無形、硬體軟體的力量,透過農業、經濟、文化、醫療、教育、科技、軍事等等管道,與其他國家進行互動,其目的是為了在國外營造一個有利於國家生存與發展的國際環境。而建立邦交國最重要的意義和實質影響,就是有外交關係的國家將會承認我國主權,且給予我國外交互惠和尊重,否則,不管政府再怎麼宣稱自己是一個主權國家,或自認與某些國家私下關係良好,在國際上還是難以施展。諸如我國長年無法用自己的國名參與體育賽事,以及在眾多國際醫療、金融會議上被排除等等,國人應該都感受深刻且同感委屈與無奈。
在中共處心積慮打壓之下,我國的外交工作可說是「全世界最難辦」。但再難辦還是要辦,身為外交人員沒有悲觀的權利,必須肩負起維護國家主權的任務,盡力爭取外交空間。因此,外交工作絕非僅僅穿著光鮮亮麗出席宴會,背後更有許多不為人知的運籌帷幄和酸甜苦辣。
以我個人經歷為例,第一個外派工作是到非洲賴索托。在賴國九年期間,除了要面對該國政府對農耕援助的各種要求,私底下更要提防中共對賴國的拉攏策動。當時賴國執政者刻意利用雙邊拉扯情勢,時而與我方靠近,時而放話靠攏中方,我國駐賴大使館館長期戰戰兢兢,我的老長官劉達人大使因此數年睡不安穩而患有失眠症。至於後來賴國突然宣布與我國斷交,則是另一段辛酸史。撤館過程中近乎被羞辱的種種,都令我深刻體認到:只要沒了邦交,對方將隨時視國際外交公約如無物,隨時會翻臉不認人。
一些年後,我擔任非洲司司長,得知部份同仁亦有為維護邦交關係而陷入險境的真實經歷。一九八九年起邦交國賴比瑞亞爆發內戰,當時駐賴比瑞亞的同仁們面臨非常狀況長達數年,期間更為守護大使館而在烽火中待了三個月。在沒水沒電、槍林彈雨的險惡環境下,同仁全靠喝雨水和挖野菜維生,儘管後來順利離開戰地,仍因長期處於屍橫遍野當中而留下創傷後遺症,須尋求宗教慰藉。
常有人形容外交部為「日不落部」,因為外交人員派駐世界各地,不管何時都有同仁在世界不同的角落辦公;我也常用「包山包海」形容外交人員的工作範圍,當國人在海外有需求,大小事都得設法協助。尤其在沒有邦交的國家,遇到突發急難事件,外交人員必須想方設法透過非正式管道協助國人解決問題,執行過程需要突破的關卡非三言兩語能夠言盡。
在我外派駐印尼代表處擔任代表那兩年,發生過幾起我國籍漁船與外籍漁工的海上糾紛事件,甚至引發海上喋血憾事。但印尼政府與我國沒有邦交,處理過程始終拒絕提供任何正式協助,我一方面不捨家屬焦急等待,一方面四處動用關係,雖然最後說動印尼軍方出面尋得漁船,但其中煎熬非外人所能體會。
身為外交人員,為國人效力絕對責無旁貸,有缺失之處亦應檢討反省甚至懲處,但令我感嘆的是,時下回應常缺少對執行人員的「尊重」與「理解」。
例如,埃及非我國之邦交國,我國在當地亦未設有辦事處,外交業務必須由駐約旦辦事處兼理。二○一一年埃及發生茉莉花革命,駐約旦同仁短時間內租到飛機前往開羅順利撤僑,儘管如此,依然被立委抨擊。又例如,二○一八年燕子颱風侵襲日本,後續引發關西機場接送車之假新聞和假消息,造成我的老同事蘇啟誠輕生。聽聞他在遺書中表明「不想受到羞辱」、「不願承受莫須有的罪責」,我心痛萬分,不敢相信錯誤輿論竟帶走一個認真負責又質樸勤懇的外交官。
李白《送友人》:「青山橫北郭,白水繞東城。此地一為別,孤蓬萬里征。浮雲遊子意,落日故人情。揮手自茲去,蕭蕭班馬鳴。」是一首情意深長的詩,我曾引用書寫致贈駐台離任使節,藉以表達送別之情與祝福之忱。
回首自己駐外生涯,何嘗不似李白此詩中所述,征程萬里、流轉如飄蓬。然而自己始終抱持著「此心安處是吾鄉」的情懷,隨境應機、安於所處;也因此於各駐地所經所歷,都留下深厚的情感與難以抹滅的記憶。
在此人生走到晚年之際,原只盼安靜度日,但是往日的雪泥鴻爪,卻每每因國內外局勢變遷的攪動,從記憶深處流淌而出。幾經思考,決定趁著記憶清晰將經歷整理成書,留下個人外交經驗予後人參考。
二○二三年春天,我在內人純純的陪同下,開始接受謝祝芬小姐的採訪,由我口述、祝芬整理撰文。期間我與內人皆曾確診新冠肺炎而隔離一段時日,後又身體抱恙住院數次,加上事件時間久遠,我和純純、祝芬三人必須分別透過各種方式查找比對,因此本書花費的時間遠比想像中來得久;同時,祝芬也訪談幾位陪伴我經歷不同事件的老同事,透過不同人各自記憶的揉合,最終得以撰寫出五十五篇真實經歷。當然,內容並非只有辛酸,亦有許多溫暖可貴的外交故事。
回望前半生,縱有風雨險阻之蕭瑟,也得欣喜平常之安然,十分感謝老天的庇佑眷顧之恩。同時,特別要感謝在我職涯生旅中所有長官們的厚愛與提攜,讓我有機會踏遍五大洲,參與編寫中華民國外交史的一小部分;以及在我任職每個不同職務時的每一位同事,在共事路上的照顧扶持,謹致上誠摯的謝忱。
而今本書終於要出版了,最要感謝的是與我牽手逾半世紀共苦同甘的純純,沒有她在旁耐心與悉心的陪伴,本書恐難以誕生;還要感謝我們兩個貼心的女兒,甯貽與斯婷,一直做為我的後盾,以及純純的表妹靜惠(明星咖啡館第二代經營者)對於出版的支持。同時,也要感謝外交部及總統府老同事在本書出版過程的協助;還有好幾位接到我的電話,立刻幫助我回憶和重建現場的老朋友。而協助撰文、翻拍照片的祝芬與夫婿鄭超文,以及編輯出版的東美出版社更是這本書能夠問世的重要的推手,謝謝您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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